崩潰邊緣

第六章 這種幻覺有豐富的想象力

　　如果我在之前已經做好了工作，那麽接下來的這章將使你相信四個論述。第一，精神病是人類經曆的合理正常的部分，在正常人群中每30個人就有1個人受到影響。第二，嚴重的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和情感精神病——由大腦中認知與情緒的嚴重分裂所組成。第三，對個人來說，這些分裂的後果是極其糟糕的。它們多數出現在青壯年身上，經常導致自殺，讓人失去親密的關係和保護自己的能力。沒有人能想象除了真正地死亡外，還有什麽能比精神病更嚴重地損害社會成功。第四，這些分裂傾向在人格上不是獨立的，和其他人格因素一樣，這是由基因遺傳下來的。

　　這四個論點，綜合在一起，成為一個讓人感興趣的難題。如果有易患精神病的基因變體，如果精神病的複製成功在這種生活結果上有嚴重影響，那麽為什麽會有那些基因存在於人類種族裏呢？為什麽自然選擇這隻有力的手沒有將它們從基因庫中逐出？從進化的觀點看，易患精神病的基因變體好像一個有標記的炸彈，準備通過摧毀攜帶它們的個體的功能，來炸毀自己和周圍的基因達到生物遺忘。

　　如果精神病是非常少見的證據最近才出現，或者限製在一些非常偏遠的小群體中，那麽我可以找到很簡單的辦法來解決這個難題。答案如下：精神病潛在的基因變體是在其他地方或他人身上最近出現的危險突變體。因為這些突變體沒有一直表現它們的影響——也就是說，炸彈並沒有一直變壞——它們有時可以經過下一代人，並且自然選擇是緩和逐漸地改變基因，所以還沒來得及清除它們。但是它會這樣做。

　　這個故事的問題是精神病的分布並沒有證實它。精神病對所有古代文明來說是眾所周知的，且持續至今。據觀察，在每個人群中，對精神病的研究都曾有相當類似的比率。此外，與它相關的基因變體卻沒發現記錄。僅有一份羥色胺輸送監察基因（serotonin transporter regulatory gene）的短譯本記錄了在68%人口中的發現了這種對精神障礙負有責任的基因。這僅僅是對近期的、稀少的、危險的突變體的簡單概括。

　　我認為沒有一個單獨的基因可以對精神病的危險負責。而是幾十個基因一起決定了我們在正常精神質分布中的位置，並且處於兩端的人是很危險的。可能這就是對我們難題的回答；因為沒有基因能單獨地解釋超過很小一部分精神病的危險，沒有哪個單個基因能夠作為罪魁禍首被挑選出來。

　　不幸的是，這個答案也不起作用。自然選擇影響遺傳複雜的特征就像它影響單個基因控製的特征一樣不可更改。隻要基因變體是顯著地與負麵特征相聯係，即使它隻決定與許多其他基因結合的特征，那麽自然選擇最終將把它清除。基因學家很清楚自然選擇怎樣清除對基因庫的影響。讓我們再次以高度作為多基因的特征為例。想象一個矮的、有頸的生物，它的進化史開始於從一種特殊樹種的低樹枝上獲取它所有的食物。讓我們驚訝的是，所有的這種樹都一樣高。因為有很多基因影響這種有頸生物的高度，在我們想象實驗的開始，這是高度在群體數量中的一個正常分布。最初，最高的個體最接近食物，將會吃的很好並且不會繁殖矮的個體，高個的父母將會有更多的後代。這是直接選擇，它將不可避免地提高動物的平均高度直到恰好與所尋覓的食物高度一致。

　　一旦達到這個平均高度，對任何一個高個子的生物來說都沒有優勢了，因為俯下身子和伸長脖子一樣都能取得食物。這個群體的平均高度將保持一致。但是，在高度分布極端的個體身高就成為障礙，它們在基因庫中的代表將會減少。這是穩定選擇，它對群體的影響是為了保持特征的平均一致，同時拉動鍾形曲線縮小與平均值的差距。事實上，如果沒有其他選擇力量，所有的樹都處於同一高度，並且群體的數量也很大，那麽到最後，所有的個體將依照控製高度的基因處於相同的高度。鍾形曲線將非常窄，任何殘餘的高度變種是由於環境而不是基因影響。

　　讓我們將這個邏輯應用於精神質的人格中心軸。回憶我的討論，這可以分解為情感型精神質和分裂型精神質這兩個子中心軸。我認為有一點情感型精神質是好的。畢竟，情緒是有用的，它們指導我們達到合適的生活目標。同樣地，有一點分裂型精神質也是好的，正如關注於意識內的創造或發散思維能力是非常寶貴的。那麽對這兩個特征有一個最佳水平，都在0以上，但顯然低於在精神病人身上所發現的標準。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直接選擇依靠移動人群的平均數以達到最佳水平。但是，圍繞在這個最佳水平的非常顯著的基因變體也被發現了，這種基因變體是使得人類生活如此豐富的事物之一，也是解釋精神病持續的原因。我們知道在分布的一個極端，就有負麵的影響。因此問題變成：為什麽穩定選擇不縮小精神質的鍾形曲線，或者降低到0或降到沒有精神病出現的點？為什麽在人群中仍然有許多人有高精神質基因型？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為什麽瘋狂對我們更有利呢？

　　我們回到這本書的重要問題上來。這個問題在一般術語中，在引言裏，早已提出了，但我們沿著這條路已了解的東西允許我們更精確地闡述它。在引言中，我討論了莎士比亞的回答。他用特修斯宣告：

　　瘋子、情人和詩人

　　全都是幻想造的。

　　那就是說，強調精神病的特征也在強調詩人的想象力。這些特征的本質就是用豐富的想象力來明確地區分。但豐富的想象力是一把雙刃劍，就像它對精神病的可怕影響一樣，在創造性方麵也會使人受益。這些有益影響的選擇優勢可以抵消精神病的選擇劣勢。因此，高精神質基因型仍然循環存在於人口中。這可以解釋為什麽我們仍然有瘋狂的能力。在這章，我們將看到莎士比亞的想象力是多麽的有遠見。

　　◆

　　有一個悠久的文化傳統，時不時地複興，它將瘋狂與創造性的天才相聯係。這種見解有很強的直觀感染力，並且很容易找到似乎適合這種形象的個體例證。但是，產生的直覺將被誤信，奇聞軼事也無法證明什麽。畢竟，創造性思維的心理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證明，無論我們怎樣將它傳奇化，它始終令人失望地作為與精神病特征相反的典範；自我訓練、堅韌、組織、冷靜和強烈的自我形象。這是創造成就的謎題，它是熾熱的靈感飛騰，還是陳腐的加爾文派的定量分配的辛勞？或者兩者皆有？為了用科學的方法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掌握對精神病和創造性特征之間聯係的統計研究。

　　這種研究已經進行了，並且結果非常一致。無論存在什麽其他特征，在思維中常有火花的觸覺。凱·瑞德菲爾德·加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研究了關於所有出生於1705至1805年之間的英國和愛爾蘭詩人的傳記和自傳材料。她非常注意躁狂症或抑鬱症的征兆，與情緒、精力和工作的方式的細微跡象。雖然加米森教授事先知道了假設並尋找證據，但這並不是合適的可控研究。她做出的診斷不能獨立地被證實。確實，它們不能，因為所有有問題的人在有意義的精神病醫生診斷存在前就已經去世。但是加米森依然知道她所要尋找的，並且為她的結論提供足夠的證據。

　　她發現精神問題顯著的高發生率。36個詩人中有6個進入了精神病院，還有兩個自殺。超過一半的詩人顯示了情緒失調的強有力的證據，無論雙相或單相，很多都包括明顯的精神病症狀。大部分的詩人有精神障礙或自殺的家庭史。綜合起來，結果認為18世紀英國詩人處於雙相障礙的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0-30倍，自殺是5倍，監禁在瘋人院至少是20倍。當你思考它時，僅僅是很有吸引力的希望。

　　在隨後的研究中，加米森教授將她的研究擴展到了在世的創造者。她得到了47位在他們的領域獲得重要獎項或榮譽的詩人、作家和視覺藝術家的合作。因為她這時從事當代人口工作，除了她自己的診斷，她還可以記錄這些被試從他們內科醫生那裏得到的診斷和治療並優先用於研究。

　　這些被試中的38%曾經接受過情感障礙的治療。29%服用過抗抑鬱藥或鋰，或者住院治療。詩人和劇作家比率最高：與20%左右的小說家、傳記家和藝術家相比，55%的詩人和63%的劇作家有過情緒失調的診斷。甚至這與總群體的同類比率相比，也是很高的，如果我們考慮那些符合診斷標準的人同類比率可能是6%，如果我們隻考慮那些確實得到藥物治療的人，那就更少了。這再一次意味著，詩人有至少10倍的幾率患情感障礙。

　　這些結果隨後已經被美國權威的愛荷華州作家工作室成員南希·安德瑞森（NancyAndreasen）的調查證實了。再次針對在世的專業作家，安椎森教授能設計出並能控製標準的診斷會談。她的研究非常有價值，因為包括了對控製組在年齡、性別和受教育程度上的匹配，但不涉及創作藝術。讓人感到震驚的是，她發現80%的作家符合情感障礙的診斷，而控製組僅有30%。但控製組的數字也是高得讓人吃驚。這可能反映出所抽取的控製組的社會群體的一些東西，或是診斷標準過於寬鬆，但作家和控製組的差異是非常顯著的。

　　所有的研究都局限在創作作家和一些視覺藝術家，他們都是相對的小樣本。他們不能證明創造性的一些東西，相反，發言權、名望、高智商或有壓力的職業，這些都與精神障礙緊密相聯。所需要的是許多專業中知名人士的大樣本，可以與精神病的比率相比。

　　阿羅爾德·路德維格（Arnold Ludwig）教授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他《偉大的代價》一書的報告中提供了這一樣本。他收集了關於1004位知名人士的傳記材料。知名的標準是這些人在1960至1990年間發表傳記，並被《紐約時報書籍評論》所評論。雜誌的年代和選取是隨意的，但它們提供了研究的樣本框架。所選擇的每一個知名人士，路德維格專心地記錄了他們生平事跡的信息，包括所在領域、家庭史、健康（包括精神疾病）、性別特征和行為如自殺，酒精中毒和藥物上癮。這個巨大的任務讓他查閱了2200本不同的傳記。

　　這個研究當然也受到了一定的限製。診斷標準是由路德維格自己提供的，而不是由獨立的內科醫生，盡管內科醫生對知名人士的診斷可能記錄在傳記裏。此外，沒有獨立的非知名人士作為控製組，所以除了與大群體的比率進行對比外，我們不能看到知名人士比例的影響，這點不讓人滿意，因為知名人士不能與大群體在智力、受教育程度或壓力上相匹配。但是，因為大樣本，可以對創作職業和由其他原因出名的知名人士進行直接對比，研究也提出了其他類型的問題，這也是很寶貴的。

　　路德維格發現在他所選擇的知名人士中59%的人一生都有一種精神病障礙。與大群體的相關對比是很難做到的，因為他的標準是很寬鬆的，並且一般群體研究使用這種寬鬆的標準有時報告出來的比率也幾乎這麽高。但是，在職業之間的比較是具有建設性的。當與在觀察創作工作所得到的數據進行對比：詩人87%、小說家77%、劇作家74%、音樂家60%-68%和視覺藝術家73%，那麽在商業（49%）、考察探險（27%）、公共事務所（35%）、自然科學（28%）和軍隊（30%）中精神障礙的普遍性就變得暗淡失色了。在創作工作中危險的增加是非常清晰的，與所有其他工作的42%相比，創造藝術平均有73%的危險。

　　路德維格從類別上也打破了精神障礙，這個分析揭示出創造專業的比率並沒有局限在任何一個單一的精神病症狀上。創作工作者比其他領域的知名人士有較高的抑鬱比率（50%與24%）、躁狂症（11%與3%）、嚴重焦慮（11%與5%）和自殺（15%與5%，與大約1%的美國一般群體相比）。路德維格的研究也允許考慮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礙。由加米森和安德瑞森討論的研究表明沒有證據證明精神分裂症和創造性之間的聯係。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這一證據。加米森具體研究情感障礙，安德瑞森的樣本隻有30人。任何精神分裂症的缺失可能僅僅反映了樣本的局限性。與之相對，路德維格的樣本應該足夠大以記錄精神分裂症和創造性之間的聯係。

　　不幸的是，當處理來自不同時期的傳記材料，特別是當精神病診斷不像今天這麽嚴密時，給精神分裂症建立一個清楚的診斷不是件容易的事。當時描述的案例如精神分裂症可能更多的是以嚴重的躁狂症、精神病性抑鬱或精神情感障礙為特征。為了避免畫一條清晰界線的困難，路德維格對被試出現任何類似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記分，包括妄想和幻覺的正麵症狀，要明白的是這比目前構想的精神分裂症的範圍稍微寬一些。

　　類似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和其他障礙表現出相似的方式。樣本中的總體普及率是5%。創作藝術（7%）比其他職業（3%）要高，特別集中在詩人（17%）、散文家（7%-8%）、劇作家（6%）、作曲家（10%）、還有可能讓人吃驚的是運動員（11%）。這在探險家、軍隊幹部和公務員中沒有出現。

　　障礙進行嚴格診斷。

　　低（52%），在創作作家中最高（90%）。

　　名人士的人有精神病和相關障礙的危險增多。這證實了我的懷疑，一旦你在創作精英中尋找精神病特征，你能找到讓人印象深刻的名單。在詩人裏，我們有波德萊爾（Ba-udelaire）、羅伯特·布魯克（RobertBrooke）、拜倫（Byron）、科爾裏奇（Coleridge）、艾略特（T。S。Eliot）、濟茲（Keat）、希爾維亞·普萊斯（Sylvia Plath）、蒲伯（Pope）、羅伯特·洛厄爾（Robert Lowell）、以斯拉·龐德（Ezra Pound）、雪萊（Shelly）、代蘭·托馬斯（Dylan Thomas）、坦尼森（Tenny-son）、沃特·惠特曼（WaltWhitman）。在散文家和劇作家中，名單不能不包括巴裏（J。 M。 Barrie）、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諾埃爾·考沃德（Noel Coward）、查爾斯·狄肯（Charles Dickens）、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

　　Borromini（ ·迪、）zanneιC（尼讚、斯）

　　奇瑞科（Di Chirico）、高更（Gaugin）、戈雅（Goya）、坎迪斯基（Kandinsky）、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莫迪格裏阿尼（Modigliani）、芒奇（Munch）、畢加索（Picasso）、傑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

　　那就是錯誤的。事實上，一旦名單像這樣開始，就很難避免一個結論，那就是大部分西方文化的真作是由處於瘋狂邊緣的人所創作的。這個結論似乎可以證實增強創造性可以補償人類基因庫中存在的精神病人格這一假說。盡管一些附加說明如下。

　　第一是所有研究所選擇的樣本是基於在創作活動中取得的卓越成就，比如獲獎、在作家群體中有聲望的，或有傳記出版的。這種研究並沒有證明精神病特征和創造能力之間的聯係與精神病特征和創造認知之間的聯係一樣多。這可能反映當代西方文明選擇授予價值的重要事物。畢竟，我們生活在浪漫主義運動的影子下，創造卓越的極端模式是在他們的思想中加入豐富的情緒和不一致性。明顯地，這種文化價值使我們傾向於精神病特征的認知，如果我們生活在文藝複興時期，或古希臘，像他們那樣非常強調平衡、自然主義和完美主義的形式，不得不問創造性和瘋狂之間有聯係的觀點是否會有所不同。包含亨德爾（Handel）和米開朗基羅在內的名單似乎不讚成這樣，但這個觀點是值得考慮的。

　　一項研究通過從接近問題論及這個問題的另一方式。魯斯·理查德（Ruth Richard）和她的同事不是選取創作者與尋找精神病的證據，而是選取精神病人並尋找創造性的證據。特別是，他們采用了患有嚴重或不嚴重雙相障礙的被收養者為樣本，把他們與控製組進行年齡、性別和社會經濟地位的配對，並對他們在創造性量表上打分。這些量表不是基於大眾所讚同的標準而是基於真正生活活動的重大創造性的證據，無論它是否是吸引人的領域。例如，某人在化學工業中引入新產品，創辦了專業公司，並且在二戰中發現走私炸藥給丹麥抗敵組織的途徑，在生活創造性上就記高分就像被認可的舞蹈指導。這個量表利用了創造性的核心，這在跨時代和文化裏是很重要的，比推崇成就更有意義。這個研究發現那些有情感障礙的人的總體創造性得分比控製組的高，但隻有很微小的一點。

　　這些結果是有提示性的，但不能完全解決我們的難題。這是因為我在前麵回顧的研究所提出的第二個附加說明。一些著名的人能夠使他們的精神質變成巨大的曆史性的創造性。但是，他們的數量，即使在幾個世紀裏達到成百上千，但與百萬平民相比就不顯著了，對這些平民來說精神病是整體混亂的、可怕的、不可挽救的弊害。為了從精神病的蕁麻中采到藝術的鮮花需要不尋常的智力和訓練，但有精神質的大部分人不具有這些。相反，精神病折磨他們以致他們很早去世。事實上，甚至在逃到藝術創作上的很少一部分人中，提高再次成功也並不明顯，盡管這些人很有文化吸引力，但他們反複無常，不能維持社會關係，有較高英年早逝、死於暴力的危險。討論我所描述的創造性足以彌補任何水平的精神病，這可能過於浪漫化了。精神病對這些人來說似乎確實太可怕了。

　　盡管對這個傳言有另外的歪曲。我一直嚐試解釋基因不是精神病基因。它們是精神質基因。那就是說基因產生潛在的人格類型，特征之一是危險的精神病。正如我們從雙胞胎研究中所得到的，僅僅隻有半數帶有精神質基因型的人變成了精神病。另一半攜帶所有相同基因的人卻沒有那種情況。那麽，我們需要尋找的，不是在精神病人生活中補償受益的證據而是在精神病人的健康親人中補償受益的證據。這些人很有可能將基因遺傳下去。

　　精神病人親屬的早期證據可能來自赫斯騰（Heston）在1966年對精神病父母所生的雙胞胎的研究，這些雙胞胎被新的家庭收養了。赫斯騰對自然培養的問題感興趣，所以他主要關心的是雙胞胎是否會顯示基因的特點變成精神病，或者是因為他們環境的原因仍然保持很好。事實上他發現了對基因因素強有力的證據。但是，在另一個研究中，如果雙胞胎中的一個變成了精神病，另一個雙胞胎隻有50%的機會變成精神病，盡管是同卵雙胞胎帶有所有相同的基因。赫斯騰注意到健康的雙胞胎通常成為成功的非傳統的人物，特別集中在追求創造的人中。就好像精神質基因型引導你進入了一個馬路的交會點，在這裏，你要扔一個硬幣：往前的路，通向成功的生活；向後的路，瘋狂在那裏等你。

　　這個觀點緊接著由雷克雅未克（冰島首都）基因研究所的喬伊·拉伍·卡爾森（Joy Love Karlsson）所證實，他對冰島的精神病分布做了辛苦工作。冰島是一個跨時間研究基因血統的理想地方。人口很少——200000人左右——在時間上是穩定的，並且它離任何地方都很遠，很少有人移進或移出。有非常完好的人口統計學記錄，隻有一家精神病院，使得追蹤精神病家庭成為一件相對容易的事。

　　抑鬱得分也較高。這些人獲得了大部分的補償受益，我們不得不假設是因為他們獲益於精神質的更積極特征，沒有陷入長期混亂的情況。

　　所有的結果認為與精神病相聯的基因使精神病人的親屬獲益了創造性，而不是精神病人。最後的研究排除了在關係中教養的作用解決了這個問題。托馬斯·麥克尼爾（Thomas McNeil）研究了丹麥被試中創造成就的比率，這些被試在出生幾個月內離開親生父母被其他人收養。他把他們按創造成就分為高、中、低三個範圍。他發現不僅高創造組的精神病比率最高，而且他們親生父母的精神病比率也較高。與之相對的是，沒有證據證明他們的養父母中精神病增加的情況。

　　◆

　　那在精神病人格裏什麽是增強創造性的特征呢？對情感障礙來說，關鍵是導致持續高昂情緒的能力。我們已經知道舒曼怎樣利用他高昂的情緒作出一首讓人驚訝的樂曲，並且他不是唯一的個案。據說亨德爾僅用了24天就寫出了《彌賽亞》。他進入了恍惚狀態，忘記了吃飯和睡覺，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中。他的情緒在這時處於躁狂的邊緣，“我認為我看到了上帝的麵孔”，這是當他的女仆發現他淚流滿麵地坐在地上時他所說的。事實上，他創造了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凱·加米森對在世的藝術家和作家的研究揭示了他們中的大多數經常使用“亢奮”的時期來推進他們的工作。這些情緒改變傾向於以一個片斷的形式出現並且有很多情感困擾的症狀，比如早醒、焦躁不安、性欲的改變，要麽熱情與精力或焦慮與恐懼的增加，或兩者都有。這些情緒經常會增加工作的產量。正如一個人指出，“我有寫作的熱情，並且我自己精力充沛地投入到新任務中”。另一個人描述了在一段時期可以得到的強烈的創作流：“工作將幾乎是流動的，好像一個媒介，而不是創作者。”加米森研究的8%或9%的創作作家和藝術家報告了這種情緒片斷，並且90%感覺它們是必要的或對他們的工作是很重要的。還有，他們是正確的，因為加米森揭示了情緒起伏後出現了創作力的高漲，並且和情緒一樣，創作力在春夏季的月夜比在冬季高。

　　輕躁狂對創作性作品似乎更重要，有以下三個理由：第一，它適合想象的速度和範圍，所以對創作的獨創性很重要。美國詩人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在他躁狂發作時，狂怒地寫下和修改了“一種歪曲的才華”，同時將他自己與阿基裏斯（Achilles）、亞曆山大（Alexander）、哈特·克萊恩（Hart Crane）、希特勒和耶穌聯係起來。洛威爾描述了在一次躁狂發作時的思維狀態：

　　在我被關起來的前一個晚上我跑遍了布魯明頓的所有大街尖叫著反對魔鬼和同性戀者。我相信我隻要站在高速路的中間張開雙臂就能阻止汽車和讓它們的馬力無效……布魯明頓代表喬伊斯的英雄和基督的重生，印第安那州代表邪惡、意外、土著印第安人。我懷疑我是聖潔幽靈的化身。

　　躁狂抑鬱詩人瑟奧多·柔伊斯科（TheodoreRoethke）的想象變化更生動形象：

　　突然我知道怎樣進入我周圍事物的生命裏。我知道作為樹、草的葉片甚至兔子是什麽感覺……一天我經過一個餐廳突然我知道了作為一頭獅子是什麽感覺。我走進餐廳對掌櫃說，“給我一塊牛排。不要煮它。就這樣拿給我”。所以他給我生牛排後我就開始吃起來。

　　輕躁狂幫助創造性作品的第二個特征是它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以驅動工作，甚至在沒有直接獎勵時也是如此。寫作、繪畫和作曲都是獨自完成的職業，缺少在其他領域中的直接反饋，如運動和社會互動，讓我們保持動力、集中和愉快。任何反饋都將在數年後出現，而這個人卻在做另外完全不同的事了，更多時候是沒有反饋的。為了通過一件困難的和衰弱的任務取得成功，一周接著一周，非常孤獨，沒有任何外界的肯定，一個人不得不維持非理性的滿腔熱情。事實上一個人不得不處於這樣一種情緒中，即使從生活中多數其他活動的觀點來看，這也是一種反常的情緒。在數月內沒有回報的關係裏，一個人不應該以滿不在乎的愉快來爆發，或不應該堅持似乎沒有任何經濟效益結果的活動。情緒係統的調節功能應該慢慢地把我們從這些事中帶出來。但想象作品的創造者不得不保持超常的、幾乎不合理性的、快樂的情緒才能成功，他必須創作很多。心理學家迪恩·凱士·西蒙頓（Dean Keith Simonton）揭示，在任何其他文化領域裏，大部分知名創作者與想象創作者之間的區別並不是他們一直優秀地工作。想象創作者也創作了很多，他們創作得越多，作品中的一些成就越有可能卓越。舒曼的輕躁狂幫助了他，就像莫紮特和亨德爾，也和畢加索的情況一樣。畢加索在他的有限人生中創作了1400幅繪畫作品。

　　這與輕躁狂在創造性上的第三個相關功能有關。我們已經看到抑鬱者對他們能取得的成就有更悲觀看法，但是，客觀地說，這種看法比樂觀的人所做出的評價更準確。也就是說，抑鬱者是悲觀者也是智者，因此我們大部分正常人都高估了自己的前途。現在承擔一個重要的想象性的任務需要不尋常的膽大妄為。親愛的讀者，如果你渴望成為一個作家、詩人、演員、藝術家、導演或音樂家，那麽無論你怎樣說服自己，你必須相信下麵的話是真的。你不得不相信你能使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做一些困難的事，這會使你的同伴非常感興趣，他們將為此而讚揚你。但我恐怕要告訴你，你幾乎確定是錯的。我這樣說純粹基於統計的理由。大量的準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演員從不對任何事都了如指掌。這不是意味著他們沒有好好地嚐試，而是意味著在一些規範的常識上，他們可能不明智地跟隨著他們所想的去做。這是一種輕躁狂可能引起的良性蠢笨。舉舒曼的例子就夠了，他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亢奮情緒無窮創作的樂趣：

　　我們要達到的目標不再是目標了，我們渴望、努力奮鬥和瞄準的甚至越來越高，直到死亡時閉上眼睛，暴雨衝刷身體，靈魂躺在墳墓裏安眠。

　　那麽，我曾表明，情感型基因的積極麵，是幫助創作的一麵，是引起持續亢奮情緒的能力。但是，這個描述有問題。情感型基因的大部分常見臨床特征不是輕躁狂，而是抑鬱。通過回顧藥物柱形圖表裏的人口數據，低落大大超過亢奮，因為隻有一小部分因為抑鬱而接受治療的人曾經知道躁狂或輕躁狂狀態。抑鬱對創造性來說是很糟的，因為它會減慢想象，減少問題解決，削弱視野。如果抑鬱是情感型基因最常見的結果，那麽可以肯定的是基因類型的網狀結果應該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

　　這可能誤導了看事情的方式。情感型基因，正如我在第4章說明的，負有使人的情緒從中心螺旋形地離開的責任。當它們這樣做，它們得到了自己的動力，並且從當前的外部信號分離。這得到了臨床醫生的注意，主要是當精神低落，或偶爾變得亢奮以至於變得危險時。大部分時候，溫和的亢奮沒有引起注意。的確，數以百萬計的長期抑鬱症患者幾乎沒有誰知道對構造缺點的補償方式。他們終生憂鬱，沒精打采，焦慮。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而言，我猜想，他們有幾百萬帶有同樣情感型基因的表兄弟姐妹，但他們卻從未有過精神問題，因為他們用這樣的方式管理他們的生活，這種方式是精神一直高漲但幅度不高。很多其他人隻是曾經報告情緒在低落的方向失調，不是因為沒有亢奮，而是亢奮的出現對他們來說不是失調而是生活過得很充實。創作性作家當他們不能創作時就會有低落的時候，但這是對陽光明媚的補償。基因型必須承認兩種可能性，因為那是情緒係統建立的方式。情感型基因使情緒有一點刹車。它不會預計當它進行時情緒會以哪種方式工作。我隻能假設隨著時間的進化，亢奮已經平衡了低落。

　　◆

　　分裂型基因從不同的方式加強了創造。正如我們在前麵的章節裏知道的，就所關注的創造性而言，分裂型基因的關鍵貢獻是發散思維能力。這在想象結構上培養了非常顯著的原創性，正如羅夏墨跡測驗和其他材料顯示的研究。另一個例子，科菲（J。 A。 Keefe）和馬伽洛（P。 A。 Magano）研究精神分裂病患者使用的一個測試，被試必須想出平凡的物體新穎的用法。對用法的總數和原創性記分。對一些不相關的或模式化的東西，分數從0到1分；對稀少的用法（比如，一雙鞋，將鞋帶係在一起像扔阿根廷臘腸一樣扔出去）記2分；對超過物體本身帶有的有超級想象內容的（比如，眼鏡，去掉鏡片，裝上小水杯，作為長尾小鸚鵡的水盤），記3分。有意義的是，盡管這些被試很小，近期在住院，在研究時也沒有最糟的多疑症狀，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這個任務上的得分比控製組高得多。

　　有趣的是，證實了在創作專業中的健康個體與精神分裂症患者有部分重疊的情況。不僅是他們在新用法任務測試中得分高，盡管他們確實如此。他們潛在的認知結構也似乎相似。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當給他們提供幾個信號時他們比普通人體驗到更寬範圍的刺激。那麽一些材料從他們以為忽略了的錯誤答案進入到意識裏。他們也被證明在人格測試的一些具體方麵像精神分裂症。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試問卷是由許多設計來測驗各種臨床問題傾向的人格量表所組成的量表組。盡管藝術家和建築師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在精神分裂症量表上得分較高。同樣的能力躍過思維，產生不同的結果。

　　在《仲夏夜之夢》裏，詩人想象的特修斯的描述讀起來就像是在描述精神分裂症的特點，這種特點（我們所看到的）合並了創作的原創性和瘋狂傾向。莎士比亞的直覺似乎被證實了：

　　詩人的眼睛，激揚一轉，

　　就掃視了人間天上，天上人間；

　　正如幻想人不可思議的事物的

　　具體呈現，詩人的筆管

　　給它們形狀，使如煙的無，

　　化作棲身有地的有。

　　那麽，我們有人格維度——精神質——這有助於創造。我將它分為兩種在一定程度上獨立的子維度：情感型精神質，這主要通過情緒起作用，分裂型精神質，這主要通過發散思維起作用。這兩部分以不同的方式幫助創造性。可能這兩者結合的威力更大，提供了輕躁狂的驅動與力量，和分裂型的原創思維。這是出現在許多成功創作者傳記分析裏的模式。

　　這些精神質和加強它們的基因是一柄雙刃劍；這些特征使它們受到祝福也使它們受到可怕的詛咒。平衡是全部。隨著進化的時間，我們假設積極可以平衡消極。但在人類水平，是否能達到平衡是難於計算的事。因為精神質，我們很多似乎最幸運的同伴實際上走向了可怕的刀口。

　　者在他們的生命裏經常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最後他們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專業階層和管理階層。就我們知道的，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了知名的創作者。他們能做到這些是因為情感型基因型，像任何基因一樣，打開了不同的路，一些好的，一些壞的，但是它允許而且強迫個別的天才選擇它們中的幾個，跳躍在它們之間作為他的循環。

　　這與分裂型基因型是相對的。這裏再一次說，基因分布打開了幾條路，盡管在會合處的選擇很少是可逆的。多數社會的研究顯示一旦一個人爆發過精神分裂症，個人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恢複機會是不容樂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傾向於在社會階層裏漂泊，最終以經常不能給自己提供生活保證結束。克雷佩林再一次用他選擇的專業術語達到目標；精神分裂症不是周期性的想象，而是思維不可逆的和提前衰退之一。這可能誇大了這件事；相當數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確實回到完全正常的功能，但大多數卻不能，至少在西方社會。這不是意味著在知名人士中沒有分裂型基因。那些避免了精神病的人正是從基因型中獲得好處的人。赫斯頓的雙胞胎研究對這個說法是有意義的；患病的雙胞胎病得非常嚴重，沒有積極的體驗，就像健康的雙胞胎非常的成功和有創造性。在雙相雙胞胎裏，你更有可能發現兩個雙胞胎有消極和積極特征的混合。因此我總結，對情感型，基因型的代價和益處經常是由同一個人感受的，就像對分裂型，榮譽經常給一個兄弟，而痛苦則由另一個兄弟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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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這章的證據給莎士比亞的假設增加了科學的重量。在瘋狂和創造性裏確實有共同的根基。它屬於一種精神質——豐富的想象力——並且它一定程度上由基因決定。因此我們應該對莎士比亞精明仔細的先見之明表示感謝，這引導我們最終回答了我們的基礎性問題，在人類中為什麽會有瘋狂的行為？在人類種族中之所以會有瘋狂的行為是因為它是正常人認知的極端形式，並且極端形式存在於人口分布的兩端，因為它們產生好的和壞的兩種結果。好的結果是常見的創造性，壞的結果則是精神病。這是一把雙刃劍。

　　但是，故事到這裏並沒有結束。因為幾百年前，這是人類的一瞬間，沒有記錄也沒有書籍，因此也沒有作家，也沒有錄製音樂。那麽無論坦尼森和舒曼的祖先在做什麽，他們也沒有參加文學沙龍和音樂學會。通過大多曆史了解，人們是狩獵聚居者。從我們對那些留存至今的狩獵聚居社會的了解，我們可以假設沒有足夠的經濟剩餘來支持任何領域的特殊專家，至少是所有的創作專家，每個人關注的是更多生存的現實工作。

　　這對我在這章提出的創造性獲益的說法是一個問題。我在這章提到的所有易患精神病的創作者都來自取得經濟飛越發展的西方社會的資產階級階層。他們和他們的同類人享受的創造性獲益可能是一個生活優勢，但在農業和工業時代卻是富裕的奢侈。現在，社會的基本需求由少數的高效益生產者提供，這讓剩下的我們有時間追求更神秘的事物，可能我們著迷於那些事物恰好是因為我們已經解決了一些實際的難題。但是除非創造性在人們僅僅能糊口時也是一種優勢，否則創造性獲益的言論必然失敗。這是因為人們的基因庫改變得非常緩慢，幾乎沒有足夠的時間以反映當代生活的條件。它必須反映我們狩獵聚居祖先的適應情況。對工作中創造性獲益的言論，創造成就必須對他們就像對我們一樣有價值。為什麽應該這樣卻是顯而易見的：你不能吃一首詩，用一首古老的曲子來嚇唬食肉動物，或擠在一件雕塑作品周圍取暖。應該致力於研究這個問題。如果它指出創造性不是對所有社會都重要，那麽創造性獲益的言論就應該重新思考。如果它指出創造性對所有社會都很重要，就會講出一些關於人是什麽樣的很有趣的事。這些正是我現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