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會秘事

十七、陪都時期的杜月笙

　　說完了袍哥，現在我們要來說說青幫和洪門了。要說青幫當然首先不能不說杜月笙。因為杜月笙盡管在青幫中的輩分並不高，但在陪都時期，他已是幫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了。

　　“八・一三”上海淪陷後，蔣介石帶信給上海青幫三巨頭，希望他們不要給日本人做事，離開上海去重慶或者香港都可以。黃金榮說年紀大了，就留在上海，但保證不當漢奸；張嘯林態度曖昧，但投靠日本人的傾向已十分明顯；隻有杜月笙響應蔣介石的號召，離開上海他時期更正麵些。去香港。日本人在對杜月笙幾次勸降失敗後，對他已防範甚緊。怕他出走，日本人派兵駐守楊樹浦和十六浦，監視租界碼頭。盡管如此，杜月笙還是從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溜走了。1937年11月26日晚，他輕裝簡從，隻帶一個仆役，在法租界碼頭登上法輪“阿拉密司”號，和宋子文、俞鴻均一道，離開上海去了香港。

　　杜月笙雖然遠在香港，卻和蔣介石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因為他是國民黨“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委員。

　　1939年11月，他留在上海的門徒徐�丞專程從上海到香港帶給他一張紙條。紙條是一個叫徐寄？的人寫的。紙條上隻有短短的一行字：“高決反正速向渝洽”。紙條上的“高”指的是汪偽政權的高宗武。高宗武何許人也？他是汪偽政權的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由於他和日本前首相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同學，而犬養毅又是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的活躍人物，所以高自然成為汪日之間最合適穿針弓[線的人。他親自參與了“汪日密約”的談判。但當他得知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比21條還賣國時，他的良心感到很大的不安。在愛國人士黃溯初的說服開導下，他決心棄暗投明，但不知如何動作。黃溯初的同鄉好友徐寄�建議找杜月笙，於是有了這張紙條。

　　杜月笙得到這個消息後，馬不停蹄地飛往重慶，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給了他八個字的指示：“從速返港，秘密進行。”杜月笙回到香港後立即將黃溯初接到香港，詳細了解情況。並積極布置已回到上海的徐采丞安排高宗武出走。隨即他又二飛重慶，向蔣介石報告策反準備。蔣介石寫了一封親筆信，叫杜月笙帶給高宗武。並囑杜月笙一定要將高宗武、陶希聖接到香港。

　　陶希聖是汪偽政權的宣傳部長。當時陶也處在極度危險中。他不讚成汪日密約，拒絕在密約上簽字後稱病不出，引起汪精衛、周佛海的懷疑。據說李士群、丁默村的特務機關極斯斐爾路76號已經發出了對他的暗殺令。

　　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在徐采丞的安排下登上美國輪船“胡佛總統號”。與此同時，陶希聖也幾經變換車路登上這艘美輪，二人一同秘密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隨後高宗武的妻子將秘密攝製的汪日密約底片帶來香港。

　　16天以後，《大公報》香港版全文公布《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汪日密約），向全國人民揭露了汪偽政權的賣國嘴臉，給汪偽政權以沉重的打擊。蔣介石為此獎勵杜月笙20萬元，以資酬勞。

　　再說杜月笙到達香港後，留在上海的張嘯林公開投敵，出任“新亞和平促進會”負責人，並一心想當上海市長或浙江省主席。杜月笙離滬前，曾語重心長地勸說過他，但張嘯林充耳不聞。以至杜離開上海也不敢驚動他。張嘯林賣國投敵後，軍統迅速將他列入“鋤奸名單”，鐵血鋤奸隊的隊員大多是杜月笙的徒弟。

　　杜月笙到底是江湖中人，當戴笠決定除掉張嘯林後，他又心神不安。一方麵，他不能阻止戴笠的行動，更不希望由其弟子親手殺掉相交二三十年的把兄；另一方麵，他又為張嘯林自食其果萬分痛心。

　　軍統對張嘯林的暗殺行動一共進行了三次。第一次發生在1939年11月15日。那天晚上，張嘯林和另一個漢奸到更新舞台去看京劇《玉堂春》，包了最好的幾個包廂。戲唱到一半，機槍聲大作，張嘯林包廂被掃得血肉橫飛。結果，張嘯林沒有死。原來，他因臨時有事，沒有來更新舞台看戲。第二次是1941年夏天，鋤奸隊決定在張嘯林的汽車過馬路等待紅燈時向他開槍。一切都計算得很精確了。不巧，張的汽車還沒有停穩，沉不住氣的槍手便開槍了。張的司機拚命踩油門，飛車逃脫，讓張嘯林又撿到一條命。

　　張嘯林躲過這兩次暗殺之後，深居簡出，公館內外警備森嚴。為了加強警衛，張嘯林決定招收一些槍法極準的保鏢。軍統得知這一消息，就叫杜月笙的徒弟林懷布去應聘。林懷布槍法極好，有百步穿楊之功，可以舉槍打下天上的飛鳥。由於是杜月笙的徒弟，張嘯林深信不疑，將他收下。一天，張嘯林的學生、杭州錫箔局局長吳靜觀來華格臬路拜訪張嘯林，祝賀他即將出任浙江省長。林懷布趁機和張的保鏢們發生衝突，在樓下大吵大鬧。張聽見吵鬧，從三樓伸出頭來大聲斥責林，林賭氣說，“我不幹了！”張說，“不幹了，叫他交槍走人！”林掏出腰間手槍，張以為他是交槍，不料林順手就是一槍，子彈不偏不倚擊中張嘯林頭部，張立即氣絕身亡。杜月笙在香港得到這個消息後說，“張嘯林是我的兄弟，卻被我的徒弟殺了。雖是罪有應得，想起來總是對不起他。”

　　緊接著，在杜月笙的遙控指揮下，他的徒弟說動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的廚師朱升源，朱在警衛森嚴的虹口傅公館內用斧頭劈殺了曾經是杜月笙的朋友的傅筱庵。

　　1941年初夏，杜月笙第三次來到重慶。這一次是為“人民行動委員會”的事。戴笠要搞“人動會”，希望得到杜月笙的支持，邀請杜月笙來陪都商談。杜月笙對“人動會”興趣很大，前麵說了，出於陪都袍哥和青幫、洪門的反對，他隻當了個副主任。於是杜月笙對“人動會”的事便采取應對態度。他本來打算應付完“人動會”的事就回香港的，但怎麽也沒想到，他竟回不去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敵手。與此同時，上海的英租界也被日軍侵入。這時杜月笙正在陪都。他心急如焚。香港和上海的英法租界內有他的家人和許多學生、朋友，他得想法將他們救出來。

　　從重慶派飛機去香港營救他們顯然已不可能。這時，他居然想出一個誰也不敢想的辦法：利用日本人對他還抱一絲幻想的機會，讓他的駐滬私人代表徐采丞向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提出請求，要求“梅”機關同意徐包一艘船到香港將這批人接回上海法租界，以便杜月笙履行戰亂中照顧保護他們的諾言。加之徐采丞和日本駐滬陸軍部長川本關係很好，“梅”機關居然同意了這一計劃。徐采丞於是包了一艘船從香港接回耆宿名流和杜的蘇州同鄉300多人。1942年2月，杜月笙的夫人沈玉蘭也飛來重慶。自此，開始了杜月笙近五年的陪都生活歲月。

　　杜月笙來到重慶後，不像其他青洪幫頭目，既不發展組織，也不收門徒，他的主要精力在政壇和經商。

　　杜月笙經商的內容中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做毒品生意。他成立了一個“港濟公司”。公司在重慶、香港兩地設有辦事處。港濟公司的總經理是杜月笙的青幫兄弟顧嘉棠，杜居幕後指揮。

　　做毒品生意需要很多錢，杜月笙就拉潘昌猷入夥。潘昌猷是銀行巨頭，有的是錢。做毒品生意還需要保證押運安全，他又和戴笠合作。一邊有潘昌猷出錢，一邊有戴笠保駕，杜月笙販運毒品如魚得水。港濟公司開張第二年，收入即達3000萬法幣。

　　這件事讓孔祥熙知道了，他就給財政部打招呼，不再發給港濟公司運輸批文。沒有財政部的批文，戴笠也不敢發貨。杜月笙急需打通孔祥熙的關節。戴笠和孔祥熙的關係不好。杜月笙就想到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就是重慶人稱“範傻兒”的範紹增。孔祥熙來渝後，範紹增將他在國府路新建成的花園洋房“範莊”讓他和顧祝同住，深獲孔的好感。範的第三戰區第八十八軍軍長職位就是這樣來的。

　　杜月笙和範紹增是老朋友了，他給範紹增送去一張500萬的銀票，要範以此去遊說孔祥熙。範紹增拿著500萬銀票去見孔，果然說服了孔祥熙，財政部終於發給了港濟公司運輸批文。

　　有了財政部的批文，杜月笙的幾十車煙土在戴笠派遣的武裝特務的押送下，浩浩蕩蕩從重慶出發，經過貴州、廣西，在鎮南關向買家交貨。此次販毒，獲利頗豐，範紹增分得100萬，其餘巨款由杜月笙和戴笠平分。而出資的潘昌猷則成了冤大頭。他不但沒有得到一分利潤，杜月笙連本金也沒還給他。

　　港濟公司除販賣毒品外，還偷運軍火和工業原料到上海、南京。當時，滬寧地區已被日本人占領，軍火和工業原料是國民政府明令禁止的禁運物資，將這些東西販運到淪陷區可是殺頭的罪。可是杜月笙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為什麽呢？有人說他是得到蔣介石的默許。大後方急需棉紗、布匹，這些物資都控製在滬寧地區的日本商人手裏，杜月笙向蔣介石建議，和日本商人做生意，“不應因小失大”，蔣介石同意了杜月笙的建議，對杜的行為睜隻眼閉隻眼，聽任杜月笙和日本商人“互通有無”。

　　杜月笙不僅和日本商人做生意，還和日本特務機關往來。比如他就曾和汪偽特務機關交涉，達成國民黨特工和汪偽特務在上海互不暗殺的諒解。後人對他周旋於中、日、汪三方褒貶不一。有人說他是在做地下工作、刺探情報，有人則說這是在和日偽勾勾搭搭，腳踏兩支船。這個情況蔣介石好像也是知道的。杜月笙並沒有受到懲罰，似乎也說明他得到了蔣介石的默許。

　　杜月笙在陪都一邊為蔣介石效力，和國民黨軍政上層打得火熱，一邊大發國難財。他在市區的臨江門買樓房，在南岸汪山修別墅，以及和潘昌猷、範紹增豪賭的錢，都來自港濟公司。

　　1942年，胡宗南還邀請他去西北訪問。在西安，杜月笙被奉為上賓。原來胡宗南是希望他去西安投資。杜月笙也給足了胡宗南麵子。由他牽線搭橋，上海大亨劉鴻生在西安籌建了西北毛紡廠。

　　1945年夏天，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再次召見杜月笙。蔣介石對他說，抗戰就要勝利了，東南亞需要布置。他要杜月笙去那裏預先布置，杜月笙答應了，後來卻因故未能成行。

　　1945年秋，杜月笙隨著“還都”浪潮從重慶輾轉回到他的上海老巢。抗戰八年，他別離上海也整整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