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整理書架,無意中翻弄到架上嶽父大人的《何凡文集》。隨手翻看,翻到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寫的《小學生與大書包》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所寫的是抽象的概念,意在幼小學生所學習的課業問題。約而言之,嶽父大人認為小學生所學的內容才是當前國民教育值得重視的問題,而不在於討論小學生身上所背負的書包的大小、顏色及式樣。近四十年了,令人感慨。
說起書包,我幼小時因值抗戰,後方民生艱困,上學實際上並無今日的“書包”一物。所用乃一塊比較粗硬的布(俗稱“包袱皮”),把書包在布內,免得遺失或弄破。該時鉛筆一物,已經被公認是侈奢的寵兒,很難見到。誰要是從身上的口袋內掏出一支鉛筆來,那簡直太令人豔羨了。今日之鋼筆根本沒有,即使有,也僅是蘸水鋼筆,自來水筆實屬罕見稀客。父親當時身上總別插著他青年期赴國外購買得的一支“派克”牌自來水筆,每當他取出使用時,四周觀看的人的眼神嘴角都顯出難言的欣羨。實際上,學生日常所用的是毛筆。毛筆有銅筆帽,故攜帶也比較安全方便。除了帶墨及硯以外,多半的學生用銅製墨盒,內中放置絲棉一塊,先把磨好的黑墨汁倒在絲棉上,俟絲棉吸取足夠用的墨汁,就成為學生每日攜帶上學的學業用具了。墨盒當然比土製的硯台方便,也靚麗得多,打開即可使用不說,還便於攜帶,不會像帶硯台往往弄得狼狽不堪。那時的小學生,課本很薄,也沒有所謂的課外參考書籍,除了習字簿與作文簿外,就隻有課本了。這情況不似時下台灣小學生大書包內的豐富多彩。
抗戰後期入川,才有了書包。那時的書包,是手提式的。包是布料製,頂上有兩隻耳朵提帶,就跟時下仕女所用的紙製“瞎拚(Shopping)袋(bag)”一樣。書包是有了,但鋼筆、鉛筆仍闕如,還是毛筆當家。自然,參考書及其他時下小學生書包中的寵物是不存在的。那時也沒有“便當”(可能今天台灣的小學生也很少捎帶“便當”了),午飯是放在食盒內的。搪瓷製食盒仿佛蒸籠,高高疊放三層,兩側有提鉤,穿上便可捎帶旅行了。總的來說,書包仍是相當“單純”的東西,無有小收音機、電玩、藥品一類附件。
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由渝複元還(南)京。到了肩負斜掛帆布書包時,已經是渡海遷台的時候了。那時,除了正式的帆布書包外,還有人以日本方式,用一根狀似皮帶的帶子,把書冊疊為一疊,然後以帶子綁提了。時序進入五十年代以後,美軍專用的帆布行軍包大為流行,中學生都以挎背一袋包為榮。那樣的書包體積不若中式學生專用書包的笨重龐大,內裝三五冊書本及便當盒一個,大小正好。但,最重要的及最令學生中意的,是美軍軍用行軍包上有一條帆布帶,可以將包係在胯骨及腰間。斯時如果再足踏單車,便風光無限了。
五十年代我上大學,書包基本上已被學生棄用。大學男生隻把書冊及筆記本以手托承在胯骨左近。讀理、工科的更將黑市盜版英文書的封麵故意露在外麵,而女生則捧抱於胸前。六十年代我初至美國,方才見到美國學生背在背上如馱夫馱負竹筐竹簍般的帆布書包。書包顏色不等,可謂五顏六色,然大小皆一(美國人一向喜用所謂的“標準式”Standard size,門、窗、信紙信封、馬桶、爐灶……皆然,不似中國人在這些方麵愛搞特立獨行)。最近兩三年來,當年中國學生肩負斜掛的那種標準式書包不知是何緣故,又在學生當中流行起來了。美國人崇新善變,不論在哪一方麵大都如此。但,不管怎麽說,我注意到美國學生的書包裏,並不似中國學生那般隻置放了仿佛與個人前途息息相關的書冊,外國人對不帶書包的學生,也並不似中國人看視不帶書包的學生那樣的輕蔑不屑。一般地說,美國人重視思考,他們不鼓勵學生以書包的厚重分量來衡論一個青年。讀死書、死讀書,而在其他方麵一無特長的青年,並不為別人看好。
從我自己的成長過程中所得到的對於“書包”一物的感受,那僅僅是學生實際上需用的一種工具而已,此物本身並沒有任何尊貴特異的意義。但是,對一般的中國人來說,則似乎視書包為一個學生的基本成其為學生的必然條件。如果一個學生身無書包,旁人會覺得那根本不可思議。不管書包內貯放的究竟是什麽,至少書包可被視為一個青年學生器識品德的標識。一個瘦小的學生倘若背負著過重的一個大書包,在旁人眼中,似乎並不容易覺得那是過分了,大家覺得那真是“有出息”的好現象,因為書包本身似乎已經顯展出背負的人的似錦前程來,令眾人豔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