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月亮

第33章 杯

　　杯在最早時是用以飲酒及盛放羹湯的器皿，其作為茶具，恐怕已是唐以後的事。我幼逢喪亂，漂泊西南，在其地僻遠且貧的貴州，連記憶都是貧陋的。比方說，家中裝飯盛湯喝水用的都是粗瓷碗，隻有大小不同，印象中並無杯的存在。

　　當時飲酒飲茶所用也都是碗。我家緊鄰就是一片酒鋪，沿著櫃台坐喝的顧客，用小碗飲酒，下酒物有花生、豆腐幹和茴香豆。父親在家飲酒也是用碗，體積小些而已。至於飲茶，縣城裏的店家、士紳宅子和官衙府第，以及戲園子裏，都用帶托盤有蓋子的“蓋碗”，仍不用杯。一般苦勞工農就都兩手捧著大碗牛飲。

　　第一次見到且使用陶土燒製的杯已經是入川以後的事了。抗戰勝利次年遷渝，才看見細致的瓷杯。那時住在南岸的海棠溪向家坡，是國府貿易委員會還京前在渝舊址，我們家住的就是原該會委員長的官邸，可以說是自有記憶以來父親生前分配到的最好的公家房子。貿易委員會是闊衙門，委員長官府留下一批高級器皿自也不是意外。器皿除了整套瓷器外，還有玻璃杯，那也是平生首度見到。

　　玻璃原係西方產物，用來製杯輸入中國，便成了舶來品。從清末民初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在一般人心目中，凡是舶來的日常用品都代表一種不凡的身價，而用這種東西的人也就有了不同凡俗的高級身份了。崇洋心理，人皆有之，原因是自己不行，這並無可厚非。但是，如果不知發憤圖強，迎頭趕上，而一味崇洋到底，就另當別論了。

　　六十年代以前，大凡是個有骨頭的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具有幾分崇洋心理的。說是“正常”現象，大約並不過分。至於無骨崇洋，雖屬可悲，卻有一提之必要。此種心態的外射，便是跟任何洋人、洋事、洋物攀上關係以炫耀自己的“挾洋自重”。比方說：與國人說話不時來點聳肩、攤手的洋架子小姿態是一種；在國人麵前愛夾吐幾個全無必要的簡單英文詞語，或總說“如果在美國就如何如何”是一種；在公眾場合故意展讀洋文書報是一種；前數年大陸青年講時髦，戴著連廠牌標貼也不拿掉的太陽鏡而作美不自勝狀是一種；而用高玻璃杯沏茶，不幸也是一種。

　　玻璃杯是洋人用來喝冷飲料的器物，我們卻倒行逆施，放茶葉其中而以沸水沏之，也隻好任由洋人搖頭苦笑，冷嘲熱諷了。誰是有此種匪夷所思(crazy idea)創意的始作俑者，雖然已無從稽考，我對這個事情可始終抱有“打破砂鍋”的態度和興味。試想：香茗一杯在手，徐徐啜呷，齒頰留香，神清氣爽，本是優雅閑適的大享受。卻不假中式茶具以興，偏要用玻璃杯，高不可攀、滑不溜唧、無把無托，既不易掌握，又燙手炙唇，難於啜飲，除了可以解釋成“庸人自擾”之外，實在找不出合理答案，於是乎我就歸之為一種崇洋心理的現象了。

　　有事實為證：明知此法荒唐愚蠢，竟無人提出異議或痛斥其非，而百人摹之，千人效之，萬人從之，就默認了下來。如果不是因為它是一隻代表了真、善、美，象征著高度科技文明的洋玻璃杯，誰會甘願受苦受罪而樂此不疲？當年台北有一類崇尚西俗的行為派文化人，在居家休閑納福時刻，也絕不放棄分秒可以表現講求效率、積極振作精神的機會，西裝革履、打了領帶，端坐室中以示現代文明。這跟在玻璃杯中注入沸水沏茶，大約可說是一種心情、兩樣表陳。

　　近十多年來，台灣在經濟上的騰躍猛晉，把物質生活的水平推展到了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般人的崇洋心理已被樂觀的自信漸然取代，生活素質在觀念上進步了多少我不敢說，也不確知。但至少以玻璃杯沏茶的現象不似當年那麽彰彰在目了。時下在奢靡浮囂的氣氛中，居然有人意識到“土”的可愛，至少有茶藝館的出現不讓咖啡店專美，至少教育了有限的人，讓他們知道用玻璃杯沏茶必須等待熱度減退之後方可牛飲的粗糙。

　　用杯喝茶既如上述，飲酒方麵又如何？

　　如果把飲酒一事視為一種藝術性的文化活動，平心而論，西洋人是較之我們精致進步，同時也多彩多姿的。且拋開酒的種類名目不說，飲時所用器皿，便十分講究，某一類酒使用某一種杯是有一定的。不幸的是，我們崇洋效學西方的結果，總不是整批全套，而係斷章取義，或任選一二。比方說，大量製造汽車、進口汽車而不建停車場，以及不用小口大肚專為飲白蘭地用的玻璃杯飲用白蘭地；不是像洋人淺斟慢飲享受此酒，而是用沏茶的玻璃杯滿斟之後連連幹杯，等等等等。

　　洋人還有一種杯，是烹調時用來量計調味料的“量杯”。依區區之見，此物最宜向國人推廣，除了供廚房烹飪之用外，不時量量自己的文化水平，也是好的。在飲茶飲酒方麵若能做到有模有樣、中規中矩，就功德圓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