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離東北風塵際,
漂泊西南天地間。
——杜甫
一
我是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七日在北平出生的。但是,四歲未足,就在盧溝橋第一聲槍響劃破了抗戰序幕的那一年,便離別了故鄉。盧溝橋的槍聲雖然並沒有在我潔白如初雪的記憶郊原留下痕跡,但那一聲無情的、強詞奪理的槍聲,卻侵略了我的童年,擊碎了完好如夢的幸福歲月,雪崩一般地迸散成點點斑斑喪亂流離恓惶的冰花淚雨了。
戰火,啟明了一個大時代,也照亮了我一雙單純無邪的眼睛,把燃燒著罪惡的火影烙印在瞳仁上。炮聲、炸裂聲、憤怒的呐喊聲、軍號聲、馬嘶聲、哭嚎與呻吟悲泣聲,化作血與淚凝成的音符,譜入黃河長江,由澎湃咆哮的江河之水奏鳴著,自中華民族本位文化的腹髒,向四方滾瀉。華北、華東、東南、華中、華南、西南——沉鬱時代悲愴的命運交響曲啊,透過耳膜,湧進億萬人的心田。從有記憶起,我從來沒有過太平兒童拍著手歡愉地初唱生命中許多美好事物的經驗。我不是初唱小狗、小貓、小羊、小鳥、小溪、小花小草;也不是初唱春風、燕子、星星、月亮、太陽、青山和碧海。我沒有在意識上感受過那般和悅、可親、明亮、清麗,又複溫暖的東西。我所初唱的是槍和炮、子彈和刺刀以及那個我毫無概念,又複陌生遙遠的東西——戰爭。
我還記得——永遠記得,我有生以來第一支會唱的歌曲,沒有任何人正式教導我,那是聽一人唱、十人唱、百人唱、千人唱、萬人唱、千百萬、億萬人唱,於是乎漸然耳熟,而終竟朗朗上口的《流亡三部曲》。歌聲自鬆花江流瀉,越過長白山、大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展向慍怒的長江。那是不需要人刻意教授,隻要是熱血沸騰的胸膛就一定容納得下、而被認同的民族命運悲歌;你就會自然而然引吭高唱的。這樣的經曆,如今想來,真的很難分辨是幸與不幸了。一個知識方萌、對生活一切猶是愚、連善與惡最基本的概念尚不成雛形的孩子,在從未經理性過濾平衡過的環境裏,竟接受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濃烈激揚的感情輸血,這個事實,確乎讓我惶惑、緊張,也不知所以地感動著。於是,也就是處在這樣的心態下,一半被動,一半自發地,我接受了這個時代。於是,我開始成長。
《流亡三部曲》的歌聲有時像夏日風雷暴雨,有時像曠野秋聲,有時像寒月下裂岸驚濤,有時又像黑夜裏逐浪海潮,一遍又一遍地掃推著,把我們推入龐雜的流亡人潮中,也就跟雨腳或浪頭的水花一樣,不斷往前灑落。當抗戰進入第二個年頭,當更多的家園化為灰燼,當更多同胞妻離子散,當更多的血渠橫流,當更多屍骨堆山的時候,父親帶著我們,輾轉入黔,到了西南高原之上。
二
父親的工作單位——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七七”抗戰之前,就把所藏重要文物前後分成三批,向後方疏散了。最精華的一批,共有大鐵箱八十具,就由父親押運護送,最後到了貴州安順縣。
為了安全,古物存放在安順縣城南十裏的華嚴洞。但是,顧慮到我們兄弟的教育問題,家便安頓在城裏。
安順是當時貴州省的第二大城。其實,除了省垣貴陽市外,也就是最大的縣城了。所謂第一大縣,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仍是相當落後的。是一個老式的有傳統格局的縣城:一個城樓矗立在城中心——安順人叫它“大十字”,自大十字向東、南、西、北延伸出四條馬路直抵四個城門,整個縣城就被石頭城牆牢牢包在裏麵。在城的東方,有一條石板砌的大斜坡與東大馬路交銜,叫做東門坡。從北平像一朵流雲漂泊出來的莊家,就在那條長長的石板斜坡上暫棲下來,一住便五年。在那裏,我們雖然是異鄉客,卻脫離了流亡的人潮,看不見一張張被死亡恐懼撕扯捏扭了的麵孔,看不見在湖南長沙時翅膀上塗了兩塊紅點的大鐵鳥在空中下蛋的情景,也聽不見轟轟的鐵鳥怪異啼吼,聽不見隆隆的炮彈炸裂聲,聽不見驚呼悲號的人聲,也看不見漫天燃燒得比晚霞還紅、還令人激動的大火了。
東門坡,就像一條自盤古以來一直臥在西南高原上的古龍,安安順順地棲伏在安順縣城的東方。
我們的小住屋,是租賃的一座四合院有小閣樓的東廂房。西廂房的房客也是外鄉人,姓徐。籍貫江蘇徐州。徐家大小四口,徐先生在東門坡上的陸軍醫院任職,是內科醫生。徐太太在家操持內務,幾乎足不出戶。他們的一雙兒女,哥哥叫大綬,屬猴,跟大哥同庚;妹妹大彩,跟我們莊家老二老三年紀相若。我們每天玩混在一起,不能算青梅竹馬的總角情誼,但是,如果“患難之交”四個字可以用在兒童身上的話,我們也真是當之無愧的“同是天涯淪落人”。
院底坐北朝南的正房朱門裏,住的是房東,姓汪,外邊人都稱他“太爺”。汪太爺是一位十分清臒的中年人,蓄了八字胡須,下巴頦上栽了一綹短髯。一張窄小白淨的臉掩藏在烏黑發亮的絲綢瓜皮帽下,相當英奕,五官也就顯得格外突出了。夏天的時候,我們全家都下鄉到華嚴洞去,見不著汪太爺;春秋天也很少見到他,因為我們白天都在學校,而晚飯以後大人是不許我們再出去的;冬天晝短,仿佛更不易見到汪太爺了。我們在難得的時間看見的他,總是穿了東大馬路上最大的綢緞莊“益生昌”師傅精心量裁的團花青緞長袍,一雙鑲滾緞邊的黑布鞋,鞋底雪白。整個的形象,簡直跟父親閣樓書房架上那本《阿Q 正傳》裏豐子愷畫的趙太爺一樣。我那時並不懂得紳士這個名詞,不過,總是覺得像汪太爺那樣少見的人,有一種特殊神秘的威儀,是與我們十分不同的。這樣的感覺,也許多少跟那兩扇終年長關的大紅朱門有關。一對黃銅大虎頭門環鑲嵌在門上,更增添了莊嚴的氣勢了。我們孩子總喜歡沒事去摸摸那兩隻吊睛長牙的虎頭,拉拉掛懸在虎口內的大銅環。門裏春秋是深沉的,寂闃得似乎是很久無人住的鬼屋一樣。我雖然很少看見汪太爺出門,卻對他何時回府的消息很是熟悉。總是在深夜了,有時被噩夢驚醒猶自盜汗,有時小便脹了卻又不敢起床的時候,聽見汪太爺回府。先是一連串的提抽喉中積痰聲、幹咳聲,繼之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鼻頭向地上擤鼻涕的嘶咻聲,再繼之以雙腳為了彈抖掉鞋上灰塵重重踹地的聲音,最後,這一切便由一聲濃濁的、嚴厲厚實的叫門聲承托起來;少頃,就聽見朱門開啟及關闔聲,於是一切又都沉寂下去了。
那個由防滑石板鋪的小四合院也就是我們遊戲的天地。我們玩的遊戲有跳房子、滾鐵環、跳繩、飛畫片、彈玻璃球、踢毽子、擲沙包和捉迷藏。有時也用竹筷撐起洗米菜用的籮篩,係了細麻繩,牽進屋裏,躲在窗後伺機捕捉貪吃篩下稻米的麻雀。我們幾個小孩子,除了上學以外,就樂嗬嗬地生活在認為完全屬於自己的那個小天地裏,周而複始地,毫不疲厭地玩著那幾種遊戲。不過,那樣的快樂日子一年到頭最多隻有一半。不要忘了那是有名的“天無三日晴”的地方,一年內降雨天總在二百天以上。夏季降雨最多,雷電交加,大雨傾盆瀉下,一轉眼的工夫院子裏滿是積水,高有半尺左右。這時屋內滴漏處處,全家忙著挪床移桌,臉盆、水桶、盛湯用的大碗,都用來接水。湫愁一室,捂著耳朵眯著眼看閃電聽雷聲,在一種異樣的心情下,偶然會勾回一些在長沙湘江邊躲警報,在又隘又泛土潮味的防空洞內看翅膀上塗了兩個大紅點的鐵鳥在空中下蛋的依稀記憶來。一陣亂風吹斷了掛在簷前的水簾,打落在紙糊的窗上。感到鑽進窗縫裏涼習的風直刺胸口時,才又從遙遠的湘江邊嶽麓山腰回到東門坡上來。
這種少有的悵惘心懷,就在雨漸小時被母親的使喚聲衝淡了。我們把屋外簷下的水缸推出去接雨水,等接滿了一缸時,投入明礬,待塵雜下澱,上麵的清水就用來洗滌器皿,可以省掉一點買水的日用。當然,最開心的也就是雨歇天青的時刻了,趕快用舊報紙疊成紙船,船底上抹了桐油,去院中在積水退消前放船,想象著我們坐船初到武漢時寬闊江麵上大小船隻往來的情景。這樣就往往把一兩個無聊之極的小時打發掉了。
其實,那一方小院也並不完全是我們孩童的世界。每年稻穀收割後莊稼人向地主納租的時候,這小院就熙攘得有一種“大事”的感覺了。擔挑了穀子來的農家漢子,坐在院裏抽著旱煙管,籮筐內起尖的堆高的稻穀黃澄澄的散漫著金色。大家一邊拭著滿頭臉的汗水,一邊閑談著莊稼,恭候地主出來驗租。朱門啟處,汪太爺穿戴得齊整,手中捧了水煙袋跨出高門檻,院子裏的喧雜聲忽然靜止下去。這時,替太爺收租辦事的先生便捧著賬簿恭敬地走近請太爺過目租冊。不過,汪太爺經常並不親手查翻,隻是吹燃紙媒,呼嚕著水煙袋,大約聽了幾分鍾,便交代辦事的先生一些話,徑自退回朱門之內去了。辦事先生這時才逐擔驗收,驗畢的就讓挑了進朱門去。當然,我也看見過辦事先生舉手毆打甚至腳踢欠租農漢的場麵,也總是奇怪為什麽那麽粗壯結實的農漢會被瘦弱又有一口黃牙的先生百般淩侵,居然堅不還手。我還更天真地替那瘦弱的先生擔心過,萬一農漢抓起長年用得發亮棕黃的扁擔來打,該怎麽辦。當然,我也常羨慕並懷疑汪太爺家裏怎麽能一年吃得完那麽幾十挑的稻穀。
秋天的盛事過去之後,院子裏就是開春後清明掃墓的“大事”了。汪家總是準備一院子的祭供用的東西,雇了後生來擔挑。有兩年我們也被邀同去。第一次在墳地覺得生死的妙異,第一次在墳地進食,也第一次經驗了在同一個地方有人歡笑也有人哀戚的奇怪事。不過,這些都並不是我覺得掃墓所帶給我的興奮。我最高興的是看人在墳場放風箏,大鯉魚、長龍、蜈蚣、蝴蝶、老鷹、八卦……在空中一忽兒扶搖直上,一忽兒滾翻栽跌。除此之外,四處尋找墳頭土洞裏的蟋蟀,或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把沒人祭掃的墳前的殘碑推倒抓蟋蟀也是開心事。仰望著天上各式各樣的風箏,覺得有一股欲與風箏在空中飄舞的衝動,那樣浪漫的想順著長線攀得最高最遠的風箏,不停地向更高更遠處飛升,完全陶醉在春風裏。忘記了屋漏,忘記了湘江邊所見翅膀上塗了兩個紅色圓點的大鐵鳥,忘記了爸媽常有的喟歎,忘記了人間的一切不愉快和煩心。當然,連《流亡三部曲》都從我心裏遁逸而去了。
其實,我期待每一個春天的來臨,並不全是因為清明時節可以捉蟋蟀,或是放風箏讓我有一種接近自然的快欣。到底在墳地中的感受會使我有些黯淡的不甚明了的對死亡的憎惡。而我最熱切地期盼著春天來到的動力,是學校每年一度的春季遠足。那種興奮在老師宣布了遠足日期地點的一刻便開始高漲,一直到遠足前夕臨睡時雙眼都久久無法合閉。一大早被父母叫醒,帶了水瓶幹糧,在清晨薄寒中趕去學校集合。全班整隊後,兩人一排,踏著齊步走上東門坡,向城外行去。我們一路上反複唱著那首《新中國的主人翁》歌曲,縱情地唱,快樂地唱,仿佛有所深感地唱:
特隆咚,
特隆咚,
我們是勇敢的兒童,
新中國的主人翁,
新中國的小先鋒。
走呀!走呀!向前走,
天真活潑的小朋友,
握緊拳頭,張開了口,
趕走瘋狂的日本狗,
趕走瘋狂的日本狗,
中國才有翻身的時候。
歌聲在胸腔中跳躍,歌聲在春風裏波蕩,把尾巴留在東門坡,歌聲遂向城外無盡延伸。
三
東門坡不但在有歌的春晨醒來,春天也把東門坡裝點得喜氣洋洋。坡兩旁住家大門上滿貼的春聯,盡管是在戰時的後方,仍然像是女兒出嫁時的鮮麗蓋頭。整條東門坡就跟一掛長之又長的鞭炮一樣,喜慶的氣氛自坡底一直爆放到坡頂上去。賣茨藜(一種呈錐形有軟刺的野果,剝掉軟刺可以生吃,有一股甜中微酸的清新)和蠶豆的青苗和花苗婦女,沿街歇擔市易。她們穿戴的齊整的頭飾和層層疊疊刺繡編織的帽邊、裙邊和衣襟,閃爍繽紛地似乎吸去了春陽中所有的青春活力和色彩。健康而紅潤的臉龐上綻放著歡笑,把茨藜上的軟刺熟巧地剝去後用竹簽穿成串,插在草把上。她們剝蠶豆的技巧也是令人驚異讚歎的,一隻豆莢在食指、小指與無名指中那麽一折,隨著清脆的嗶啪聲,鮮嫩如新玉的蠶豆便跳彈出莢,在籮筐中向著碧藍的天空,仿佛一群活潑的兒童疊起羅漢來,倒了,再疊,終而越疊越高。她們說笑著,總是有些斂赧地半低著頭,便不時露出一截淨純細滑白柔的頸項來。在她們的附近,站立著賣飲水的年輕力壯少年,雙手交疊在胸前,不時跟年輕的苗女調笑著。她們抓兩把茨藜給少年換一兩口飲水,有時也低首在明澈如鏡的桶水中照影,整理發角和頭飾。
賣花的、賣菜的、賣粗藍布的、賣剪刀的、賣鹽巴的、剃頭的——當這些人越來越多時,東門坡上的人聲就更使人有溫暖的感受了。當這樣的人語市聲在低緩地進行著時,一串嘚嘚的馬蹄聲忽自坡頂滾落下來,那是馱了煤塊進城的馬隊。馬脖子上係掛著一串銅鈴,清脆地伴和著蹄聲,敲在堅硬的石板上,這支春之奏鳴曲就在溫煦的陽光中隨著春風吹揚,自西南高原之巔向四方飛揚飄散。散入湘江、散入長江、散入黃河、散入中原,讓淪陷區及前方苦難的同胞也有短暫的慰舒,同時帶給他們新的希望和大後方民眾的無限祝福。
春天是豐富的季節,也是使人鬆懈的季節。這也正是土匪圖謀打家劫舍的好季節。
土匪攻城總是在靜靜的夜裏,他們吹牛角的嗚嗚聲經常斷續可聞。這時,縣裏保安隊就沿街敲起了破鑼,嘶啞地叫喊著土匪攻城的警報。於是,家家戶戶都吹熄了油燈,嚴閉門窗。父親在這時總是讓我們兄弟穿了衣服上床,躺著不要出聲。他也一定會用那枝藤條手杖橫斜著頂在臨院那扇窗後,再推了飯桌去頂牢大門。保安隊員快速馳往城邊的雜遝聲像洪水自坡上瀉過,不久,稀疏的槍聲便會自城邊上傳來。而在經過一陣令人窒息怵惕的時間後,槍聲漸漸沉寂,終於鑼聲再起,宣告土匪潰退,第二天清早我們就可以跑到大十字去看掛在城門樓前蓬發垢麵、脖子上淤血還未幹的土匪首級了。這時候,我就會不十分經意地勾回在長沙時的若幹斷憶來——從嶽麓山敵機轟炸警報解除後跟大人渡過湘江返回市區的所見:支離破碎的屍體、掛在樹上或傾斜的電線杆上的斷肢內髒和被炸彈碎片削掉的頭顱。不過,我是那般專注地看著土匪首級的興趣與好奇,卻是在長沙時所沒有的。我可以用孩童特有的足以明察秋毫的銳眼,審視土匪首級咧著的嘴中參差不整暴突的牙齒,幾乎可以數清牙齒的顆數;也曾比較過土匪首級的大小及頭發的長短,而並不覺得仰起的脖項有酸疲感。當然,我也一丁點兒恐懼感也沒有。我的恐懼隻是當躺在床上諦聽土匪吹牛角號,繼之以東門坡上保安員持槍馳往城邊的腳步聲和破鑼聲,伴和著自己狂烈的心跳的時候,才隨著冷汗沁滲出來。在那個時刻,我也很努力想搜求記憶中在長沙跟隨大人躲警報時有無此種類似感覺,卻一切都悠邈不清了。這種經驗是否意味著成長,我也並不了解。對此,也許有一個可以言之成理的解釋——是母親說的。她常說:當年在長沙躲警報到後來幾乎是每天的常事了。每天蒸一大籠饅頭,裝在一隻黑色的大皮袋裏(這隻皮袋一直帶到了台灣,在台中霧峰早期歲月中我還見過),帶了我們兄弟渡過湘江到嶽麓山去。這跟土匪攻城隻不過至多一年一次相比較,後者自然是帶有更濃厚更刺激的新鮮感的。不過,現在回想這段往事,確乎覺到時間流逝對人產生影響的可怕。我在貴州西南高原上既已隔絕了炮聲火影,那以前在逃難行列中的經驗,本來由於記憶方萌,都是模糊片斷,而被動亂中這段短暫的粗安給包裹起來,便漸漸消失遺忘了。如果時間可以療傷,和平安定真可以撫平動亂殘暴在人心裏刻下的銘誌,這恐怕是很久很久以後,至少是在有生之年不易親驗的事了。這情形就跟我們看見漢魏遺留下來的石碑,過去的當時所發生的事皆已杳杳,有關的個人對於我們來說早已無關重要。重要的是碑上所刻下的曆史真實,千年萬世億萬代都難湮滅。如果說我有這樣的感覺才是我成長的明證,那麽,我可以說,我的童年是使我覺得驕傲和具有深長的曆史意義的。我個人能記憶多少與正確與否,都並非重要,重要的是,有千百萬人也在這個時期跟我一樣經曆了這樣巨大的變動,我們不能否認千百萬人的經驗的事實,於是,我的童年就將永遠存入史冊。當我在太平的地方太平時刻回憶這段經驗時,我會毫不覺得在安順縣城大十字城門樓前有趣地觀看懸掛著的土匪首級是令人羞愧的事,正因為那也是我童年真實曆史的一頁上的一段話語。我的整個童年,使我了悟戰爭的殘暴、無理、野蠻,也憎恨一切那樣的事實與作為;相反地,使我去擁抱和平、安樂、自由、平等的現實和理想。
四
在安順五年的流浪歲月裏,我的確感受到有過一段相當和平、快樂和自由的日子。那段日子,就是當夏天開始,父母帶了我們到南門外的華嚴洞去度暑假的時候。
我們的愉快假期自離家步行到南城門口一家賣“破酥包子”的小店開始。那家小店的店主,也是異鄉人——大概是由於異鄉人終歸是少數的緣故吧,我在記憶中也一直記得最清楚。父親向他買包子時,也總會跟他說些閑話。他有一次拍著大哥、三弟和我的頭頂說:“好好讀書吧,將來回老家去做個好人,做個有用的人過好日子。”我那時完全不明了他所說的究竟意涵著什麽。可是,現在想想,回老家安居樂業,做個良民,那是如何沉痛無奈的一種心聲,是遠久以來中華民族老百姓世代的一聲長長不斷的喟歎啊!
一出南門,熱風迎麵吹來,滿嘴破酥包子香美的感覺爬上興奮的神經,就被熱風點燃,提升超拔,卷入了開闊的原野,直向天邊青山,山頂的白雲就被推動,載沉載浮地浮流起來了。夏天的成熟氣息有令人窒脹的激動,於是我們就呼嘯著狂奔向前,仿佛要抓住天邊的白雲了。
城南十裏,遠近盡是農田。行至約五裏處,就到了“平地泉”。那是路邊由地裏冒出的一股泉水所積成的一個小塘。水並不深,但甘洌無比,也清澈見底。我們常在塘邊捉蝌蚪,也會惡作劇地棄之於地,看那些軟弱的小生命無力地掙紮,最後再將它們扔回泉裏。父親也喜歡平地泉,並寫了一詩:
城南十裏路回環,
平地清泉水一灣;
北望青峰迎馬首,
華嚴洞口讀書山。
馬首山是父親命名的。站在平地泉畔就能看見全貌,的確像一隻昂揚的馬頭。讀書山就是華嚴洞所在的後山,並不高,滿山是小灌木叢。華嚴洞因華嚴宗的寺廟而得名,自從故宮古物存放此處之後,就暫跟善男信女了斷因緣了。除了住持和尚外,裏外都是政府派來保護古物的特務連官兵,老百姓是不許去的。官兵們在洞口依山築了營房,也在低凹一點兒的平地整出一個小操場,豎了旗杆和籃球架。我們家整個夏天都住在“薈詩寮”裏,那原是一大間供香客休憩及平時廟內和尚進修吟詩雅集的地方。從薈詩寮的窗口望下去,通往洞口的百級石階和操場都看得一清二楚。晚上和清晨,躺在寮裏,一聲聲的暮鼓晨鍾,糅合著山裏令人沉潛和靖忘懷的潮潤清涼氤氳,炮火聲、大鐵鳥轟轟的怪鳴聲、呐喊聲、呼號聲、土匪攻城的牛角號聲、破鑼聲、東門坡上的人語市塵聲,都被濾篩一空。鼓聲和鍾聲過去,士兵們在操場集合點名報數的口令聲就會尾隨而至。不久,官兵們繞著場子齊步唱歌的宏大聲音,就自洞外向後山、向平地泉、向貴州高原以外的遠方蕩漾開去: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全國武裝的弟兄們,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前麵有英雄的義勇軍,
後麵有全國的老百姓,
咱們中國軍隊勇敢前進!
把他消滅,把他消滅!
殺!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一二三——四!
歌聲低沉地一遍一遍傳散,童年記憶方萌時那些片段動蕩的日子又忽然回到身邊來。華嚴洞的世外之感一下子又被驚詫愕錯所麻痛了。那是怎樣的一種戰爭與和平無情的交感啊!
沿著讀書山向深處行,經過大寨,就到了煙水漫漫柳影幽幽的二橋湖了。柳條上的蟬鳴叫得人心躁意亂,叫得人耳塞。但是,如果真的有一種聲音能使你耳塞而可以不再去聽到世界上任何不忍卒聞的聲音,在蟬唱和炮火聲、土匪攻城的牛角號聲、呐喊聲、呼號聲……等之間,我倒寧可要蟬唱,至少那是極其自然,而且是帶了歡欣來謳詠生命美好的積極調子。在那樣的時代,竟然蟬唱也會給我某種程度聞雞起舞的鬥誌和激昂慷慨的豪情,不免一下子就會脫口唱出《新中國的主人翁》那支曲子,熱血又滔滔沸騰了。
山居兩月,盛夏已去,當蟬聲漸消,我們對於過久的寧和終又覺得意興蕭索的時候,就回到城裏的東門坡去。
開學以後,在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包書。教科書的紙質太差,連封麵也糟薄易破,父親就教我們用舊報紙把封皮加包起來,母親給我們一小碗剩飯,權當糨糊。
第一天上課會散發出無比巨大的誘惑力,真是不可思議。大家都巴望著跟同學交換整個暑假的見聞。特別是我們兄弟,華嚴洞山居的經驗是全校任何其他學生所沒有的。特務連連長給我的兩粒子彈殼,黃銅擦得耀眼懾人的晶亮,那更是同學們所欽羨的對象了。這時,在學校裏,三幕兒童歌舞劇《名利網》也正在準備排演。歌舞劇的主題是勸人向善,拋棄名利,好好做人。一個人扮演大蜘蛛,站在舞台中央;雙手向上雙腿岔開,手腳上係了麻繩代表蛛網;另外的十幾個男女生就扮成蝴蝶、蜜蜂、蜻蜓、蒼蠅、蚊子,代表爭名逐利的人,最後一一觸網而斃。我當時完全不知名利之為何物,但是很喜歡那出歌舞劇——那出我一生最先看的而且親自上台表演過(蜻蜓)的歌舞劇。一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部分唱詞。當蜘蛛唱完“名作緯,利作經,織一個網兒式樣新;意拙拙,功夫深,黏住世上投機人”之後,我展翅觸網,被蜘蛛抓住,便放悲聲唱道:“不得了!不得了!投入網中怎麽好!身上酸痛心頭跳,一切希望都勾銷!”這首歌詞,當我智力完全發展之後,就跟兒時讀過背過的許多詩詞一樣,都變化成我的行為思想的酵素,對我的人生哲學及為文風格起了相當巨大的主導作用。我的童年,如果僅就這一方麵而言,也是相當健碩美好,令人滿意的。
這樣的動亂中偏安的日子,在經過四個寒暑之後,終又受到了戰爭氣息的吹襲。一九四四年,暑假自華嚴洞回到東門坡後,一連串的令人悸惶而又不知何以應付的事件迭起。從父母口中及老師口中,以及他們的表情上,可以感受到低沉空氣的壓力。雖然東門坡上一切如常,賣水的青年、賣茨藜的賣蠶豆的苗女、坐在長條凳上賣醬馬肉的、賣鹽巴的、賣糍粑的、賣菜的、剃頭的、賣辣椒粉的都在,連馱煤的馬隊也都仍一早自坡上噠噠噠噠,叮叮當當敲打著石板滑下來,東門坡上卻多了一種人——過境上火線的團隊,一批批來,一批批去。坡的兩側民房廊前簷下橫七豎八地躺著不知自哪裏開來的老弱殘兵。一晚上呻吟聲驚得我們無法睡覺。汪太爺深夜返家叫門的聲音也聽不見了。傷寒、霍亂、痢疾,一夜之間就會奪去七八人甚至十人的命,死屍用草席裹了抬到城外棄置,連挖坑埋蓋的時間都沒有。於是,野狗烏鴉噬啃死屍和死屍詐鬼的話語便開始在東門坡上傳散,大人當然更不讓我們在不必要外出的時候出去了。我們躲在窗後,用手指捅破窗紙偷看院子裏的情況。開飯的時候,夥夫抬了兩籮筐紅棕色的糙米飯放在院角,院子中央就地放置許多搪瓷盆,盆內是湯水,隻有稀少的菜葉和豆芽漂浮在表麵。六個人一盆,就地蹲食。士兵們隨身帶著自用的搪瓷碗和筷子,裝了飯後靜待長官的“開動”令。一聲令下,大家猛力扒飯入口,仿佛猴子一樣鼓脹了兩腮一碗吞下,然後惶急地奔向院角的籮筐再搶第二碗。力弱患病的,才吃了半碗,籮筐早翻了底。盡管長官命令士兵不許向老百姓乞討糧食,但是,入夜以後,大膽的饑餓者顧不了長官的命令,偷偷地輕敲民戶乞食。我仍舊記得來我們家敲門的第一個人。母親先是怕施舍之後反陷對方於不義,猶疑了一會兒。後來打門打得緊了,乞喚聲也急切了,終於到廚房拿了剩飯菜來應門。一個瘦弱高大的士兵站在那裏,滿臉胡髭,身上泛著糗腐的惡味,顫抖的雙手捧著一隻缺了口的搪瓷飯碗。母親把飯菜倒下去的時候,對方出其不意地跪了下去。“謝謝大娘!”他操著北方口音說,頭低了,從懷裏掏摸出一雙布鞋的鞋底來,說是親娘手製。一路風霜,鄉關萬裏,如今將赴戰場,此後生死不知,算是回報母親對他的漂母之恩吧。
一批團隊過去,就會留下十來具二十具死屍。收屍以後縣裏的清潔衛士隊加上陸軍醫院的特殊協調助理,派人來用藥水洗地,然後遍撒石灰粉。白白厚厚,不像雪那麽給人祥和安靜晶潔的感覺。火爆、刺眼、嗆鼻,令人厭惡。
這樣紛亂而不尋常的日子,讓我們小孩子覺得難受極了。院子裏不準也不能去玩,好像四處張布著看不見的天羅地網。過了一陣子,聽說
大綬得了霍亂,徐醫生忙著醫院裏的病人,也沒有很多剩餘的時間看顧診治自己的孩子。大綬得病以後,院子裏的恐怖氣氛似乎更濃了。一天晚上,我們剛睡下,聽見徐醫生來打門。父親母親還沒睡,就去應門。門剛一開,徐大媽出其不意地自徐醫生身後搶了出來,跌在母親胸懷,擠壓出“大綬死了”四個字,就哀嚎大哭起來。我躺在床上,僵直地不敢動,驚嚇得渾身冷汗,喉嚨發癢,眼角也仿佛要撕裂開來。大綬死了以後,大彩差不多不出來跟我們玩了。即使沒有團隊過境,院子裏也沒有撒了厚厚白白一層石灰,她也很少出來。我們兄弟的玩興忽然小了下去。
在這段時間,家裏忽然多了一些大哥哥大姐姐的客人,都是母親所教的黔江中學和豫章中學兩校的高中學生。他們跟母親談話的表情和內容非常嚴肅。我聽見什麽“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這樣的話,也不甚明了,隻意識到跟打鬼子有關。不久,就偶然聽見母親對父親說:“某某當青年軍去了。”父親點點頭,沒有表情。
那年初冬時分,團隊過境得更緊密了。東門坡上殘雪處處,寒風吹得整條斜坡都肅殺發抖起來。人們行走得也似乎比往常毛躁倉促,麵上的表情也凝重。馱煤的馬隊來得少了,東門坡上顯得格外異樣,完全沒有在夏天一場雷電交加的豪雨之後,那般大海蛟龍昂首振尾的氣勢,也不像春暖時候,或秋高氣爽當天空像陰丹士林長袍下擺一樣的青色,風一揚吹,給人整條坡就像祥龍淩空飛去的感覺了。
我們的學校——國立黔江中學附屬小學,也因為最大的一批團隊過境借住而停了課。團隊開拔的那天,大雪紛飛,全校集合列隊歡送。寒風肆意對著臉吹襲,但是我們都奮力唱出自己的聲音,拉大了嗓子,用熱情的歌曲把衝灌進嘴巴的寒風頂出去:
年紀小,誌氣高,
身體強,本領好。
我們,是在炮火下長大,
我們,要做民族的小英豪。
……
戰士們踏著步,一排一連地肩著槍走去。他們高唱著《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一遍一遍,一部一部地唱。地上的積雪被踐踏得成了泥漿,歌聲是那麽圓渾有力地匯成一條河對著雪花和寒氣滾滾向前。
隆冬,當鬼子向貴州猛撲,軍壓獨山的時候,政府派了大批軍用卡車來把存於華嚴洞內的文物撤走。我們倉促離別了東門坡,向川東而去,開始了我童年另一階段的漂流歲月。
五
入川以後,終點是巴縣一品場附近的山窩,叫做“石油溝”的地方。那裏原是資源委員會轄屬單位開采天然煤氣遺棄的舊址。故宮的文物堆放在一個大倉庫裏,我們家就在坑口頭上的一間簡陋的草屋安頓下來。
門前有一道小河,兩岸全是茂密的通天楠竹,又粗壯又高直。隔了河,一座山就像屏風聳地而起。山頂上有一塊巨大的岩石,狀似一隻臥著的水牛,當地人叫它“飛仙岩”,父親卻名其為“臥牛石”。從臥牛石再往深處走,經過一片亂林,就到了一座寺廟。古鬆巨柏參天,陰涼極了。我們家背後也是山,不過沒有對麵臥牛峰高。總之,四麵環山,跟外界完全隔開,環境幽靜得比安順華嚴洞還要殷實厚重。晚上可以聽得清清楚楚河水淙淙流瀉的聲音。飛仙岩上飄落的晨鍾會將你敲醒。啼鳥處處,真是世外桃源、人間仙境,美好得沒有空暇去回想戰亂中的任何片斷。
由於住在百分之百的山窩裏,學校離得太遠,我們都輟學了。於是就從父親逃難下來所剩的有限書冊中選些來讀:唐詩宋詞、《水滸》(還是上海中華書局景印貫華堂原本的線裝七十一回本,後來一直帶到台灣。我在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寫碩士論文那年,父親給了我,現藏酒蟹居)、《三國》、《兒女英雄傳》、《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都是那時半猜半讀、似懂非懂自己念的。除了自學書冊以外,我們也開始學畫畫。山居無事,古物由於怕在箱裏受山間潮濕空氣侵害,特別是書畫立軸卷冊,必須擇好天開箱取出曬晾。父親押運護送的八十箱文物,本屬故宮菁華,而這時便總先把菁華中的精品拿出來。上自唐代李氏父子,五代荊、關、董、巨,兩宋馬氏父子及範寬、夏珪,元朝的趙(孟)、倪(瓚)、吳(鎮)、黃(子久),下迄明清以降的著名文人畫,使我們借曬晾工作之便,大飽眼福。以前在華嚴洞中深藏的稀世國寶,在窮鄉遠村的山窩裏展現,這是多麽難得的美盛大事呀!
觀畫之不足,父親就請他的同事劉峨士先生教我們習畫。劉先生是北平藝專畢業的,戰亂到了貴州安順,在軍醫院混了一名差事。與父親結識之後,父親覺得他太埋沒了繪事才藝,就把他拉到故宮博物院戰時駐黔辦事處,補了一名科員。劉先生對於教導我們幾個毛孩子並無興趣,隻讓我們看他怎麽作畫。從展紙、研墨、濡筆、握筆、換筆、下筆、勾勒、皴染,到著色、題款、用印,整個過程都包括在內。三弟對繪畫最有才分,也最有興趣,劉先生事後便對他特別指導啟蒙,而他果然成了今日頗負盛名的畫家。
我自己雖然對繪畫不似三弟那樣熱衷,而且才分也談不上,不過,幾乎每日瀏覽古畫的結果,卻對我此後的精神生活發生了極廣泛的影響。第一,古畫上的風景與詩作,與當時的生活環境非常吻合。青山、鬆林、古寺、小橋流水、幽竹、茅舍、飛瀑,不但在畫上,且都是實景。山雨掃來,煙靄彌漫,竹動樹搖,這完全跟元代高克恭畫的《雨山圖》及《林巒煙雨》一樣。我們在秋天攀爬上飛仙岩,沿著山徑小路走向那座寺廟,其景其情不正與巨然的《秋山間道》所繪的相若嗎?情景合一,這樣的感受強牢地攀盤在我心上,成了我以後獻身文學及創作文學的一股清新親切的情感之泉。第二,有些古畫,畫的是一則曆史故事,父親便會和顏悅色不厭詳煩地逐一解釋給我們聽。像宋代李公麟所繪的《免胄圖》,是唐代大將軍郭子儀以德威仁愛,招降回紇大軍的故事;像元代薩都剌畫的《嚴靈釣台》,是關於漢代學士嚴光助光武中興之後,辭官謝祿,歸隱水涯,漁樵終老的故事。又如《袁安臥雪》、《清溪漁隱》、《富春山居》……文人畫,都透露出一種以節操為重、利祿可棄、慎獨清欲的教示,這就跟在安順黔江中學附小所表演的歌舞劇《名利網》一樣,對我往後成人的人生哲學產生了一定深遠重大的影響。
那年(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的消息終於傳到了這偏遠的巴渝山窩。我們小孩子並沒有感到什麽特殊的意義,隻是覺得似乎今後不必再大搬家了。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對大搬家是帶有相當濃厚的好感的。坐汽車、坐火車、坐船,都是生活中那樣永遠新鮮、特殊、過癮的事。而當我們聽說不久就會遷到重慶市以後,平靜清寡的心湖上又開始蕩起漣漪,急不可待地想乘船大江東去,要親自證實故宮所藏宋代大畫家夏珪名作《長江萬裏》手卷上的山川風景了。
但是,大人們在聽到勝利消息之後的反應卻比我們孩子歡狂多了。父親接到當天政府自渝正式打來的電報後,高興得緊抓住母親的手,同時把我們兄弟四人叫到身邊,用潮潤的眼睛看著我們,良久無語。他們伸出溫暖的手蓋覆在我們頭頂上,終於以微顫的聲音和著笑容說:“孩子們,勝利了。我們就快回家了。”
那天下午,父親差工友何永賢到十幾裏外的龍岡鄉買了幾瓶米酒和一大長串鞭炮回來。母親下廚弄了幾樣小菜,把同事、工友,以及保護古物的特務連胡連長都請來,大家笑著拍手看那掛鞭炮炸完。吃著菜喝著酒,一直嚷嚷到上燈,一直說到我們孩子不支就在人語喧嘩燭火通明之下睡去。
冬天,父親奉命去重慶洽談次年古物移運陪都的事。他給大哥、三弟和我每人帶回一雙皮鞋,那已經是我們在到了安順之後從來沒再穿過的了。整個的冬天,雖然外麵是寒冷的,但是家中的氣氛卻異常溫暖。父親也不似在安順時經常獨飲澆愁,有時脾氣十分暴躁的樣子了,總是不時哼起他年輕時在北平聽過的老歌。而母親也終於自箱子裏找出在逃難到長沙時所買的玉屏簫和笛,吹練起生疏許久的昆曲來。她一支一支一遍一遍地吹,十隻手指那麽輕巧地躍動著,我第一次發現母親有如此的才藝與心情。那一雙手,仿佛一夕之間減去了千斤的重量。
第二年(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們終於離開了石油溝。當汽車開過那條引橋,我仰頭望山頭上的臥牛石,仍然那麽安詳地伏著。而竹林也靜靜的,山也是靜靜的。我想飛仙岩再往深處山裏的那座寺廟,那些古鬆龍柏,應該也是靜靜的。我聽見幾聲山杜鵑的啼叫自山裏幽遠處過來,小河的流水淙淙也依舊。不知為什麽,我當時忽然有一種難言的悵惘,而這種感覺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這也許與雖是短短一年半,但卻是絕對不染一點兒塵雜的清和也沒有特別興奮的生活有關。那一年半,一定是我一生中因為沒有任何不悅及醜惡的介入而最自由最逍遙的一段日子。這是一段沒有殘酷、沒有血淚、沒有驚恐、沒有悲慘、沒有不平、沒有逃避、沒有痛苦、沒有遺憾也沒有雜念的真正幸福單純的日子。而我正在向這段完美的日子告別。隨著抗戰的結束,我的漂泊生涯也已告結束。更重要的是,我的童年也結束了。我開始向過去告別,展開在我前麵的是一條通往充滿希望、理想,也更富挑戰性的新世界的大路。就在汽車轉彎,飛仙岩忽然自我視野中展翅飛去,消逝無影蹤的時候,一股成熟的情感冉冉自心底浮升起來。我有一種激動,不知是歡愉抑或是悲哀的激動。我一下子想起了許久許久未唱的那首《我們在炮火下長大》的歌曲,我並沒有張開口唱,但歌聲卻在腦海中洶湧回蕩:
年紀小,誌氣高,
身體強,本領好。
我們,是在炮火下長大,
我們,要做民族的小英豪。
我那年十二歲。我想,我是在戰亂中長大了。
跋
這篇文章在《聯合文學》月刊和《聯合報》副刊刊出以後,收到了兩位讀者的來信,對於文中《大刀進行曲》的歌詞部分提出了指正。一位是作家小民女士,另一位是台灣《自立晚報》台中辦事處的方培敬先生。小民女士記憶所及跟我記得的歌詞略有出入,方先生的Version就跟我的有較大的出入了。方先生說,他在抗戰初期參加了“抗敵後援會”的兒童歌詠團,常到豫東商丘各縣戰地醫院去演話劇、唱抗戰歌曲以慰受傷國軍官兵,故他自認“對抗戰歌曲記憶較深”。我認為他的記憶的可信性是應該比小民女士和我自己記憶的可信性大得多的。
現在,為存真起見,就以他們兩位提供的歌詞為底本,把我文中《大刀進行曲》的文字校勘如下: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全國武裝的弟兄們: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前麵有東北的義勇軍,
後麵有全國的老百姓,
咱們跟他們前進,勇敢前進。
看準了敵人,
把他消滅,把他消滅!
衝呀!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殺!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日補誌
(載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台灣《聯合報》副刊及
一九八五年七月台灣《聯合文學》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