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學校的長廊上,兀自享受著午後冬陽的溫藹時刻,我的學生戴健笑吟吟向我走來。
“老師,請吃糖。”她從黃色的紙袋內取出一條小巧、包裹精美的糖,輕輕放在我掌心上。
“是有……?”我調侃著且也開懷地笑問。
起先是輕度的錯愕,隨即淺淺笑開:“不是啦!你們才講那一套。這是我們美國小孩子吃的東西,我已經很久沒有吃了。嚐嚐吧?”她接著告訴我,是為了要破開一張二十元大鈔,才去書店內的糖果部想出這個解決辦法。
我望著掌心上的糖,跟阿斯匹靈藥片大小幾乎一樣。白、黃、粉、綠、青、紅間隔著,十二片一疊緊緊地包在亮麗的玻璃紙裏。戴健眯起那對湛碧美好的眼睛,仿佛一個五六歲小女孩熱切地對單純的期待試探著。卻又改了口:“不是考試,您下次告訴我喜歡不喜歡吧!”
我正擬解開糖衣,待要說什麽,她已然道了再見,調皮地學小女孩揮手,便朝長廊另一端走去了。陽光自廊柱間的拱門如春天的細雨般飄灑進來,被柱影斜切成的一方方地麵,仿佛迤邐的油菜田奪目地鋪展在我眼前。我取了一片淺綠色的糖放在舌尖上,淡淡香甜混和著清爽的酸味,好像嬰兒把帶有輕微奶酸的手指探入我口裏,幽幽緩緩地漫散開了。
在戰時的貴州,我的童年幾乎是無糖的日子。我說無糖,是指沒有今天各式精致包裹好賞心悅目的糖果。在安順縣城裏,連潔淨幹爽的白砂糖都沒有。日常調味用的是濕濕黏黏的紅糖,帶著原始的苦澀。小孩子吃的糖有兩種,其一是把紅糖熬化凝鑄的“瓦兒糖”,圓圓的如柿餅厚薄大小,粗糙堅硬,顏色似巧克力,狀似瓦片而得名。我們通常買了放入荷包,要吃的時候就敲下一塊含著或索性嚼碎。另一種比較“高級”的,是販子在街邊攤上用糖漿畫成的人形或小動物,比“瓦兒糖”亮麗許多。當賣糖的從草把子上取下遞到你手中時,多有一分溫暖而神遊思馳的幸福感受。因此,常是不忍吃食的。
抗戰後期入川,住在巴縣窮鄉的山窩子裏。附近隻得民房數家,日用品必須到三十裏外的場集去采購。當然,連“瓦兒糖”也看不見,真是名副其實的無糖歲月了。那年父親因公務去渝,回來的時候帶給我們兄弟四人些許包裹精美的花生奶糖。糖衣顏色不同,上麵印有“奴家糖”(nugget)字樣。我們每人分到數粒,如獲至寶。我是用了多久把糖吃完的已不複記憶。但我每吃一粒,都極為小心地剝下糖紙,在享受幸福美感的同時,把完整的糖紙攤平在桌上,細細撫壓,再夾放在書頁裏。三年之後輾轉到了台灣,仍然珍惜地保存著。
漸長之後,對於吃糖果的興味便慢慢減退,而終至完全消失了,這時已跨入青年。我想,孩童對於糖果的嗜愛,恐怕正因為甜味總帶給人積極、興奮、美好的幻想快意使然。無論窮富,不分地域種族,古往今來,孩童都是愚無邪的。在他們的心靈世界,世上一切都親切、圓融、可愛。是這種人之初真善的本性,使得孩童們要去偏愛最足以代表如此感覺的甜味吧!大約那甜味便是想象中幸福的代言了。即使實存環境並不美好,甚至可怕,當一個孩童嚐到一粒糖果的一刹那,我相信一定即刻會被幸福的快感擁抱住。我自己童年的印象經驗便正複如是。而且,越是實存環境不盡如意,這樣的感受也越是強烈。
一九八一年春,我隨友訪問大陸。幾度飛行,機上乘務員小姐都笑臉迎人地用托盤放了紙包的糖果,供客人取用。自西安飛往成都那次,我們乘坐的是又舊又小的俄製螺旋槳飛機。客艙與駕駛艙之間隻隔了一條厚厚的帷幔。途中當飛機越過秦嶺之後,乘務員小姐用托盤盛了滿盤的糖果自幔後走出來,輕啟朱唇道:“請各位吃點糖果。成都快要到了。”
我拿了兩粒糖。在把其一糖衣剝下的同時,自窗口向下看望,秧田和菜花田黃綠棋布在大平原上,我看到了吃“瓦兒糖”的童年。不知為什麽,我的手指竟也似孩童時一般把糖衣小心翼翼完整地脫下,攤平在腿上,左右正反以指尖輕撫緩熨。解識春風無限恨,白發星星舊時情。當年父親自渝返巴散給我們“奴家糖”的往事,竟與眼前的景象忽然重疊起來了。我沒有吃那粒剝下包紙的糖,怔癡望著,突然之間,一陣酸楚,心口緊塞,竟然熱淚盈眶了。
那次旅行回來以後,每當在超級市場行經糖果攤架時,總難免駐足投目良久。童年和那年的回憶便會浮現。尤其是到了萬聖節的晚上,歡樂的兒童沿街逐戶“索取”糖果的時候,我就會深沉地感到,即使在迥異的環境中,對孩子們來說,糖果在他們單純心眼裏,可能永遠象征著幸福、快樂、親切和可愛的一切。永遠期盼著,幻想著,他們對生活的基本感覺也大概就是如此,於是在甜甜的期盼和幻想中不知不覺地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