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月亮

第11章 給魯智深先生的一封信

　　智深先生台鑒：

　　提筆給您寫這封信之前，我的確躊躇了一段時間，來考慮一個先決問題：究應用哪種文體來寫？白話呢？還是咬文嚼字，來上一大堆的之、乎、者、也、矣、耶、歟、焉、哉、夫……呢？先是以為，既然您生在有宋一代，少說也七八百年了，為了對您表示禮敬起見，該用您所熟悉的，當時通行的書信體。然則，終覺我自己距離那個時代，已是極其遙遠的了。生而為現代人，仍以我們現在通用的文體來寫才好，才對。這樣，您也可以勉為其難，跟上時代，總不能讓自己永遠停留在一個三從四德的時代吧！因此，對於我信中所用的詞匯、語法和觀念，您如有疑難之處，請移玉下山，乘華航飛機來台灣台北市南港區胡適紀念館跟胡適先生請教(下榻圓山大飯店，順便暢遊寶島，了解一下民生樂利的情形)。適之先生是我們景仰的白話運動主將，一代導師。相信他那樣具有新思想，開風氣之先的儒雅學者，一定會樂意為您解惑的。當然，您或許也知道，在台灣，有的大學中國文學係的教授中，十年前(現在是否如此我不確知)竟也仍有規定研究生於撰寫論文時，非用之乎者也不可，開倒車的糟老夫子們，這豈非問道於盲？但是，您得明白，我們現在在台灣，大學入學考試閱卷，已經進步到用電子計算機了，夫子們隻能掩麵垂淚，仰天太息，自知歲月無情，不能“文起八代之衰”了。

　　其實，哪個國家，哪個朝代，哪個社會，沒有顢頇的衛道之士？就連有宋一代，那具有現代頭腦，卻生不逢時的王拗相公安石先生，一力要“砸破冰塊”，搞出新點子，很有乘了破冰船向北極探險的豪勇，不是也栽在一大批如冰山般的老頑固手裏了嗎？

　　話說遠了。智深先生，我對您真由衷地心儀已久了。自從小學時期，一知半解第一次手捧著未經標點的古本《水滸》起，到現在不惑之年，可以讀英文翻譯本的《水滸傳》，您的那種爽朗厚實，心直口快的個性，實話實說，毫無保留的作風，一向讓我傾慕而複感慨萬千。我們的社會，太缺少像您這樣有正義感，單刀直入的“粗”人了，而太多想做、學做“及時雨”宋公明那樣的“細”人了。唯因大家都明哲保身，靠後站，您反而成為“不曉事”的了。大家都打太極拳，誰也不願像您那樣莾撞，先罵一聲“直娘賊”，然後掄起那六十二斤重的家夥，讓別人“先吃我三百禪杖”的。不談別的，偷著啖肉吃酒的出家人，現在仍多的是(十餘年前，我在台灣一個寺廟參觀，就曾親耳聽見方丈內傳出收音機廣播流行歌曲“妹妹我愛你”的音樂，而居然還有和尚跟著哼唧的)，這都不合“三皈五戒”的，但是，誰又像您那般明目張膽，在山下大嚼蒜泥香肉，豪飲數壇之後，“吃不了兜著走”，懷中猶揣了一隻狗腿，重返佛門五台山，發揮大乘佛法精神，去普度眾“僧”呢？出家人不打誑語嗎？話說得好，您餓得頭暈眼花，可是“瓦官寺”的三個住持老和尚，就昧著佛心，瞞著一大鍋粟米粥，不把予你吃哩！

　　金聖歎先生認為您是一百單八個梁山好漢中，“心地厚實”，“論粗魯處有些粗魯，論精細處他也甚是精細”的“上上人物”，確是持平之論。說起來，您比起貴友，“一片天真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個入得他眼”(金批)，總是濁氣上升，手持兩把大斧，總是“殺得興起”，不問青紅皂白，死心塌地效忠大哥宋江的李逵，委實高出太多了(聖歎先生竟也把李逵歸為上上人物，並且說“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未免太抬愛——這也是我們現社會一大毛病了，太對您不公了。未免使真的大丈夫氣短，無地自容了)。老實說，我們的社會需要的，不是是非不辨、有勇無謀、四肢發達而頭腦簡單、一片天真爛漫如黑旋風那樣的人，而是需要像您，粗中有細、敢作敢為、有膽有識、機智又兼具幽默感的人。智深先生，我不懂奉承，也不善阿諛，我是實話實說，這也就是我說對您“心儀已久”的緣故。

　　智深先生，對於您的為人，我向素很敬佩。您路見不平，挺身而出，爭在一個“義”字，固是大丈夫英雄本色，然則，在行“義”的作為(處理)與程度上，似仍有其分際原則。關於這一點，我以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後進知識分子的身份，願冒大不韙，誠懇地提出來，希望可以跟您心平氣和地研究研究。倘若在觀點上及措辭上有瀆冒之處，還望海涵則個。同時，我願敬備上好洋酒，好大肥狗，請您開開洋葷，以為謝罪。

　　“義”，是我們中華文化曆來重視的傳統。改朝換代，忠臣孝子，不但旨在將其發揚光大，且善惡、忠奸、是非據以辨，社稷借以立，人心得以係，道德憑以張，風氣據以振。然則，至少有兩方麵，我認為在勵行倡導上，有其值得注意之處。第一，行“義”的對象，大者如國家、民族，細者如個人，倘若“義”的觀念根本不存在於某一民族文化中，具體些說，倘若為一社會中人生活行為所排斥或闕如，我們是否仍有講“義”的必要？比方說，美利堅合眾國，這個我已經生活了十多年的社會，功利、現實，人們的日常詞匯中並沒有“義”這個字。美國人講“是非”，但“是非”僅據有無現實利益而定。我們認為“義”與“不義”，對他們來說，是迂闊可笑，不可思議，毫無價值與意義的。就拿參加越戰來說吧，成千上萬山姆大叔子弟，大批的現代武器和經濟援助投入了越南戰場，難道是因為仗“義”而為之的麽？不是的！那隻是懼於共產主義的蔓延，怕遲早燒到家門，破壞了美國人世界上最優裕生活而被動使然的。參戰數年，死傷無計，經濟上發生了危機，國內反戰浪潮日日高漲，投機的政治家終於抓住民心，棄友撤軍而去，這才造成了目前史無前例的每天成百成千上萬的舟民大逃亡！請問，義在何處？俗語說，對牛彈琴，牛是不能欣賞的，美國人現實膚淺的文化，對於我們陳義過高的“義”的觀念，就像隻能接受酸甜肉、炸春卷一類中國菜，而無法領略蝦子海參，油爆雙脆那樣的美味一樣，是不能吸收的。對於這樣的對象行“義”，是一種莫大的浪費和不智之舉。您以為然否？

　　第二，關於“義”的伸張程度問題。基本上，“義”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是我們先講情，其次講理，再其次講法的人治社會的產物。就拿跟您有直接關係的一些小事件來打比方吧，那地痞惡戶，自稱“鎮關西”的鄭屠，欺壓善良，把那姓金的老兒和姑娘父女弄得忍氣吞聲，暗中啼哭，是不該、是混賬、是該揍，甚至該殺、該剮、該下油鍋、該槍斃、該坐電椅、該受絞、該……但是，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無論如何，您不能就替天行道，擅自主張，提起“醋砵兒大小拳頭”一拳打得人家“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卻便似開了個油醬鋪，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二拳“打得眼棱裂縫，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紅的、黑的、紫的都綻將出來”；而“又一拳打在太陽上，卻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鈸兒、鐃兒一齊響，口裏隻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三拳頭就把活人打成嗚呼哀哉了。人心是大快了，您是行了義了，可是，出了人命了。既出了人命，你又“溜之乎也”了，這就不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作為，很是“不義”了。您果真要行義，該做該為的是，充分發揮您“提轄”的職權，把嫌疑犯鄭屠，受害人金氏父女，連同人證，一發帶到公堂，由府尹升堂發落才是。我給您舉個例子，台北西門町電影院黃牛猖獗，但是，不能因此每個要買票的觀眾就擅自行義，揪扭黃牛亂打呀！黃牛該由警伯處理，但是警伯端的不能就地行義，拳打腳踢，否則，這就是“人身侵犯”、“動用私刑”了！智深先生，您官拜提轄，應該以身作則，不能以身試法。雖說您動機並無不當，卻不可自行處理的。再用您回到五台山，強迫打坐的小和尚開葷吃狗肉的事來說，您自己不忌葷腥，這也罷，大不了破了清規；小和尚是否“口是心非”，真裝蒜而對香噴噴的狗肉掩鼻捂口，這也罷；但您卻不該硬把狗腿往他們嘴裏塞的！

　　我們要的是法治，以法為準，情與理其次。社會既已發展到了民主、法治，就不能單靠人人行義來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了。人人行義，是人治，不是法治；是“亂”而非“治”。也許您會辯說，有宋一代，沒有什麽民主及法治一套名詞概念，何況您動機並無不善。但是，您該知道，開封府尹，龍圖閣大學士青天大人包拯，可並沒有一己專斷噢！

　　我才疏學淺，因感而發，您是直人，希望不會把我的話當做人身攻擊，大罵“直娘賊”才是。我要強調的一點是，“義”不可廢，但行“義”務必依法。在一個開放、健全、民主的社會裏，是不能不講“法”的。

　　即頌

　　近安

　　後學莊因敬上

　　一九七九年八月

　　又及：酒宜少飲，酩酊大醉滋事尤應忌。失態不說，傷身損氣，是百害而無一益的。再者，狗肉也別再吃了。世界上好東西何止千百，您為什麽不一一嚐試呢？美國人對狗，有時候比對自己親老親娘親子還好。您這嗜好如不戒掉，切勿貿然坐飛機來美。他們持槍亂殺，您那六十二斤重的家夥是敵不過不到二兩重的一粒小小子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