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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0
周恩來透露：“田中首相訪華的待遇，和尼克鬆是一樣的。”
田中的“添了麻煩”引起周恩來的不滿。日方條約局局長撞在了周恩來的“槍口”上。
求大同，存小異，兩國外長絞盡腦汁找不到合適的措辭。周恩來說：“讓我想想吧。”
毛澤東說：你們到北京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周恩來給田中手書“言必信，行必果”。
田中角榮順應曆史潮流，決定盡快恢複中日邦交。周恩來給田中傳話：“隻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麵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中美關係的突破，在當時被世界輿論譽為“尼克鬆衝擊波”。在“尼克鬆衝擊波”的影響下，西方國家同中國的關係發生重大變化。
其中，受“尼克鬆衝擊波”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同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了。
日本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長期追隨美國，對新中國采取敵視的政策。1956年周恩來曾對日本朋友指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上有困難，困難不僅在內部，而且更大的困難是由於外來的幹涉和壓力。”
周恩來所說的“外來幹涉和壓力”就是來自美國。美國和日本在1951年簽訂了《美日安全條約》。條約允許美國軍隊無限期、無限製地駐紮在日本。
然而，就在日本政府還在頑固追隨美國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政策時，美國政府突然改變對華政策，來了個漂亮的“越頂外交”，事先一點也未和日本政府通氣，完全把日本撇在一邊。這使得日本方麵普遍感到有被“出賣”、“愚弄”之感，忠心耿耿追隨美國的佐藤政府更是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不要錯過最後一班車”成為日本國內當時的流行語。輿論界紛紛要求早日恢複中日邦交，日本政界、經濟界和友好人士，爭先恐後地前往中國訪問，為推進中日關係正常化積極活動。
對中日關係，周恩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非常重視。從20世紀50年代初打開中日兩國民間交往的大門，“以民促官”，到60年代中日雙方互設貿易代表機構，開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關係每前進一步，都包含周恩來的精心指導和培育。在他的總理外交生涯中，他接見最多的外賓要算是日本客人了。
尼克鬆訪華後，周恩來密切關注日本政壇的變化，抓住時機，積極推動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1972年上半年，當日本社會黨、自民黨、民社黨和公明黨人士訪問中國時，周恩來都對他們表示：中日兩國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對立下去，應該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恢複中日邦交三原則來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5月15日，周恩來接見日本公明黨第二次訪問團二宮文造副委員長等人。當時，佐藤內閣倒台的跡象明顯，田中有可能成為日本新一任首相。周恩來對二宮文造等人說：如果（日本）一位現任首相準備解決日中關係問題，親自到中國來談，當然我們不好拒絕。有這樣勇氣的人來，我們怎麽能拒絕呢？從原則來講就是，新的日本政府如果不敵視中國，不阻撓恢複中日邦交，而是繼續日中友好，努力恢複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現在大家所說的三原則。這樣的政府，也就是不繼續佐藤路線的政府，我們願意接觸。你們拜會田中時，可以把我的意思傳過去。二宮文造回到東京後，把周恩來的話帶給了田中。
1972年7月7日，尼克鬆訪華4個月後，在日本國內的一片譴責聲中，曾追隨美國對中國采取敵視政策的日本佐藤內閣垮台，田中角榮接任日本首相。田中在接任日本首相、組成新內閣的當天就發表聲明：“在動蕩的世界形勢下，應該加速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
對田中首相的聲明，周恩來非常重視，迅速作出反應。
在田中發表講話的第二天，周恩來召集外交部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研究田中講話，商討推進中日關係問題。
7月9日，周恩來在歡迎也門政府代表團的宴會上致詞，特意拐彎提到：“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麵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
第二天，周恩來在接見法國外交部長舒曼時又表明：“日本在對華關係上出現了新氣象，這是戰後27年來日本政府第一次這樣做。我們對田中政府這樣做沒有理由不歡迎。”
周恩來的表態，在日本引起巨大反響，對田中政府也是一個鼓舞。
周恩來的表態是及時的，同時也是需要膽略和眼光的。
1972年，中國國內極左思潮的幹擾還沒有清除。盡管已經接待了尼克鬆訪華，但是，對是否應當立即實現與日本關係的正常化，有些人還有不同意見。有人提出：佐藤是自民黨的人，田中也是自民黨的人，而且在佐藤內閣時期曾擔任過通產大臣，田中主動表示實現中日邦交的舉動是否可靠？是否迫於國際國內壓力的權宜之計？有的人認為，應當等到日本國內左派執政時再恢複中日邦交；也有人認為，跟日本當權派來往，會影響日本左派和人民的革命情緒，等等。
對此，周恩來指出：（一）我們外交行動的方針是爭取當權派。因為如果我們跟一個國家沒有外交關係，沒有往來，我們就無法接近群眾。跟上層來往就是要跟他的當權派來往，而且要跟當權派的頭子來往，否則就不能解決問題。這裏有一個問題，上層和人民有矛盾，上層的外交來往總還要保持一定的外交關係吧，跟人民的來往是民間的來往。不要把兩條路線搞得太密切了，要分開一點，外交歸外交，民間往來歸民間往來。（二）上層往來還是按原則辦事，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必須要有原則性，才能允許可能範圍內的靈活性。（三）我們搞上層統一戰線幾十年的曆史有兩條經驗：一是當我們跟資產階級決裂的時候，容易犯“左”傾錯誤，把它看成鐵板一塊，隻有鬥爭，沒有聯合，反對一切；二是當我們跟資產階級聯合的時候，容易犯右傾錯誤，隻有聯合沒有鬥爭。
周恩來還說：如果等到日本的左派執政再恢複中日邦交，那得等到什麽時候呀！這樣中國就沒有幾個國家可以建交了，隻能跟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建交了。這不是我們自己把自己孤立起來了嗎？
在周恩來看來，中日建交的時機已經到了他常說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地步了。外交如戰場，戰機稍縱即逝。
為了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來還派肖向前出任空缺多年的中日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駐東京首席代表，並派該處原首席代表孫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團訪問日本。
周恩來還指示孫平化抓住時機，向田中本人轉達他本人對田中訪華的邀請，並且傳話：“隻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麵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7月16日，來中國訪問的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對周恩來說：“田中的決心很大，他要以自己的雙手恢複中日邦交，我認為是可以信任的。”
周恩來回答說：“田中首相來或派大臣來，北京的機場是開放的。”
周恩來還明確告訴佐佐木更三：“田中首相訪華的待遇，和尼克鬆是一樣的。”
佐佐木更三回去後向田中轉達了周恩來的話。
7月22日，田中接見了在東京的孫平化和肖向前。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孫平化向田中轉達了周恩來對他訪華的邀請。
田中派出了兩位日本式的“基辛格”。周恩來質疑“正統”。田中感歎：“周恩來這個人，真是通情達理。”
就田中本人來說，中國的極左思潮也使他在對華政策的最後決斷上產生顧慮。他也擔心中國會計較他在佐藤內閣擔任過通產大臣，因而對他沒有足夠的信心。
為探明中國方麵的態度，田中派他的好朋友、公明黨委員長竹內義勝訪華。
7月27日，竹內義勝帶著田中內閣關於與中國建交的設想匆匆來到中國。
竹內義勝是受田中委派、帶著田中內閣的設想來和中國領導人具體商談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的。因此，他的角色無疑就是第一位日本式的“基辛格”。
7月27日至29日，周恩來花了三個晚上約10來個小時與竹內義勝進行了三次會談。
在頭兩次會談中，竹內義勝介紹了他來華前田中與他所談的問題，周恩來聽了後詳細回答了竹內義勝提出的問題，並詳細介紹了中國在中美關係及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對於田中內閣提出的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正統政府，周恩來提出了質疑：我們對“正統”二字不太理解。我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竹內義勝說：“正統”就是你們所說的“合法”。
周恩來說：中國有這樣一種解釋，“合法”的反義詞是“非法”。中國人民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蔣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聯合國也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把蔣介石集團趕出去了。也就是說，國際組織也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合法的，蔣介石政府是非法的。
竹內義勝說：我們也是這樣理解的。
周恩來說：公明黨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問題。不知道田中內閣的法律專家說“正統”二字是否有別的意思。我為什麽要問“正統”二字是什麽意思呢？因為在漢語中有“正統”就有“偏安”。
周恩來還詳細講述了中國曆史上有關正統和偏安的政治演變。
竹內義勝說：“我回去以後，一定建議田中今後講話時要用‘合法政府’這個詞。”
針對《東京新聞》所傳日本外務省官員宣稱“日台條約已經解決了結束戰爭的問題”，周恩來指出：締結日台條約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這個條約無視中國的存在，同一個逃到台灣的蔣介石政權締結條約結束戰爭狀態，是非法的、無效的，應當廢除。
周恩來還堅持要把結束戰爭狀態和中日複交三原則這兩個問題寫入聯合聲明。
在第三次會談中，周恩來把兩天來雙方所談的意見歸納為八條：（一）中日聯合聲明公布之日起，結束中日戰爭狀態；（二）日本要充分理解中國提出的恢複中日邦交三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兩國建交，互派大使；（三）中日建交，既符合兩國人民的長期願望，也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四）雙方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中日兩國之間的爭端通過和平方式加以解決，而不以武力相威脅；（五）反對霸權主義，不稱霸；（六）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七）中國政府放棄戰爭賠償要求；（八）雙方分別簽訂通商、航海、航空、郵政、漁業等協定。
以上八條，實際上就是以後田中訪華、中日恢複邦交時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的基本內容。
考慮到田中內閣可能麵臨的困難，除上述八條外，周恩來還提出三個問題作為口頭默契：一是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二是聯合聲明公布後，日本從台灣撤出其使領館，並采取有效措施，使蔣介石集團的使領館從日本撤走；三是日本的團體和個人戰後去台灣投資和經營的企業，在台灣解放時予以適當照顧。
在同竹內義勝舉行的三次會談前，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日聯合聲明要點（草案）》及三點口頭默契。
竹內義勝仔細地記錄了周恩來的談話。用他自己後來回憶的話說：“寫著寫著，感到吃驚，手都發抖，心想複交可以實現了，高興得眼淚都流出來。”竹內義勝的這一記錄後來被日本政界稱為“竹內筆記”。
竹內義勝回到東京後，把自己的記錄給了田中和大平外相。田中看後很興奮，同時感慨地說：“周總理這個人，真是通情達理。這樣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實現了。”
8月11日，大平外相約見孫平化，正式向中方轉達了田中首相希望訪華的意願。
周恩來接到孫平化的報告後，當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有關負責人研究決定，授權姬鵬飛外長於8月12日對外宣布：周恩來總理歡迎並邀請田中首相訪華，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進行談判。
8月15日，田中會見孫平化、肖向前，表示感謝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至此，田中訪華的事基本確定下來了。
然而，田中對竹內義勝帶回去的周恩來提出的關於中日聯合聲明內容的八條建議及三點口頭默契，還沒有正式表態。
就在田中會見孫平化的同一天，竹內義勝托孫平化轉告中國政府，說：他與田中、大平談話時的感覺是，田中、大平對周恩來提出的八條意見沒有異議。對於三條口頭默契，他們似乎傾向於把前兩點索性寫入聯合聲明，免得國會將來審查時懷疑有什麽秘密協定。至於第三點，大平希望日本與台灣斷交後，能在台灣設置一個民間機構，處理日台之間的經濟貿易問題。
但是，這隻是竹內義勝的感覺，不是田中的正式答複。
9月9日，日本日中備忘錄貿易辦事處負責人古井喜實等訪問中國。古井喜實是受田中內閣的委托，把日本政府關於聯合聲明的意見轉告中方，並進一步征求中方的意見。
9月12日、20日，周恩來同廖承誌一起，兩次接見古井喜實，對日方提出的聯合聲明草案提出意見。他說：前言三點，大致可用，文字待雙方會談時再商定。正文八條，我們也基本同意。但對結束戰爭狀態的提法，對恢複邦交三原則的表態，以及如何處理日台關係，我們雙方還有距離，某些文字也有待進一步斟酌。所有這些，可以在首腦會談中進行磋商，求得圓滿解決。
會談中，周恩來還引用“飲水不忘挖井人”的話，對長期致力於日中之間半官方貿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謝。
9月19日，周恩來得到消息，日本自民黨副總裁、日本政府特使椎名悅三郎在台灣宣稱：日本將“同中華民國的曆來關係包括外交關係在內照過去原樣保持下去”。
這一天，日本自民黨代表團一行在自民黨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會長小阪善太郎的率領下，作為田中訪華的先遣隊，正在中國訪問。前幾天，周恩來剛剛接見過古井喜實一行。
周恩來連夜再次邀集代表團的主要成員以及隨團而來的日本外務省中國課課長橋本恕談話，把椎名悅三郎的談話轉告給他們，並嚴正重申：中方對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絕無改變餘地”。
小阪善太郎等聽後，都嚴肅聲明：中日兩國恢複邦交後，不可能同時還和台灣保持外交關係，我們全團都抱這個見解。
小阪善太郎還說：田中首相的為人是可以信任的。他來中國後，一定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
周恩來表示：希望小阪善太郎先生把今天晚上我們的談話報告田中首相，我也將報告毛澤東主席。
同一天，周恩來還電告在東京的肖向前，要他就椎名悅三郎的談話事約見日本外相大平，要求對方澄清此事。
在原則問題上，周恩來毫不妥協。
此時的周恩來已經發現患上了癌症。為了準備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會談，周恩來抱病堅持工作，事無巨細，晝夜操勞。當年參與準備工作的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回憶說：
為使工作萬無一失，總理指定我、喬冠華、廖承誌、韓念龍等組成日本組。總理白天接見外賓，那時到中國訪問的日本朋友特別多，夜晚將我們找到西花廳或釣魚台開會研究中日建交問題，或帶我們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處開會，向主席匯報。周總理事事向毛主席報告，使“四人幫”無隙可乘。在主席那裏決定了大政方針後，回來後又同我們一起研究、安排，事無巨細，總理一一過問，一一想到。他常說：“外交授權有限，外交無小事。”這時他已是74歲的高齡，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這樣帶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甚至20個小時。
田中訪華在即，為了讓全黨、全國人民理解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義，周恩來還親自修改並批發了《外交部關於接待田中首相訪華的宣傳提綱》。他在修改時加寫：“中日邦交恢複後，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基礎上，將進一步發展中日經濟交流。我們同日本幾大財團的貿易會有所增加，我們同日本友好商社的來往也將繼續保持。所有這一切，都是符合中日兩國人民利益的。”《宣傳提綱》還針對當時的極左思潮，回答了人們思想中存在的一些疑問，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後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
田中的“添了麻煩”引起周恩來的不滿。日方條約局局長撞在了周恩來的“槍口”上。求大同，存小異，兩國外長絞盡腦汁找不到合適的措辭。周恩來說：“讓我想想吧。”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時30分，北京首都機場。一架來自日本的DC-8專機徐徐降落。
艙門打開，日本國首相田中角榮走下飛機。已經等候多時的周恩來走近舷梯。中日兩國總理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這是戰後日本首相首次訪問中國。隨同田中訪華的還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等人。
田中一行被安排在釣魚台國賓館下榻。
中午吃過飯後，周恩來和田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次首腦會談。
周恩來首先問候田中：“你也沒有休息一下，吃了飯就來了。”
田中說：“中午的茅台酒好喝。”
周恩來說：“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頭，疲勞的時候喝一點能起振奮作用。如果你覺得茅台酒好喝，我們送一點給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
周恩來的話把大家說得哈哈大笑，緊張的氣氛一下子變得輕鬆起來。
周恩來回顧了田中執政40多天以來的情況，說：“首相閣下在外交上以這樣高速度地進行，這在日本曆史上也是很少見的。我很欣賞首相閣下9月21日宣布訪華日期時跟記者所講的，一定要使會談取得成功，而且肯定會取得成功。我們以這樣的心情歡迎首相閣下來訪問。”
周恩來的讚歎是由衷的。剛剛執政一個多月，就毅然摒棄佐藤內閣的對華政策，把促進日中友好、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張付諸行動，田中確實表現了政治家的勇氣和果決精神。
田中也表示了對周恩來的敬意。他說：“盡管從我的願望來講，希望加緊實現日中兩國邦交正常化，但根據以往的曆史經驗，如果時機不成熟，這種願望也是不容易實現的。但周總理馬上對我這個願望表示了歡迎，並邀請我到中國來訪問。也就是說，周總理馬上抓住了這個時機，配合了我的願望，做出了表示，所以我們才能迎接這個日子。我原來心裏想，到中國來恐怕是不容易的。今天我能這麽快到中國來訪問，感到喜出望外。”
接下來的會談是坦率的。
田中首先提出：希望在29日發表聯合聲明，這樣可以不用在日本國會通過。
田中還開門見山地表明，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要謀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需要自動結束與台灣的關係。但要避免因此在自民黨和國會內引起混亂。第二，不要因為台灣地位的變動，引起東亞形勢發生變化而使蘇聯有機可乘。
關於聯合聲明，田中要大平具體談一下。
大平接著說：田中首相不顧政治生命和個人安危，下決心訪華，以解決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大業，這是具有曆史性意義的，因此一定要取得成功。在建交問題上，有兩大問題：第一，我們充分理解中國提出的複交三原則，對中方所說的“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以廢除”，我們無任何異議，也不要求貴國改變這種見解。可是從日本的立場來說，這個條約已經過日本國會的批準。日本作為條約當事國，是負有責任的。假如日本完全同意中方的見解，那就等於日本政府在過去20多年內一直欺騙國會和國民，日本政府一定會受到批評。所以我們的態度是，實現邦交正常化，與此同時日台條約即告終了。希望中方理解我們這一立場。第二，關於日本和第三國的關係問題，即日美關係對日本的存在具有重大意義。我們的立場是在維持日美現存關係的情況下，謀求日中邦交正常化。這次帶來的聯合聲明草案，既充分考慮了貴方的意見，同時也反映了我們上麵所談的立場。我們希望通過同貴國的商談，搞出一個可行的聯合聲明。
大平說完後，周恩來談了七點意見：
（一）中日兩國恢複邦交是雙方的“大同”，也是第一位的原則。根據這條原則，其他問題總是好解決的。
（二）田中首相組閣以後，多次提到要站在充分理解中國方麵提出的恢複中日邦交三原則的立場上。在此基礎上我們自會照顧日本政府所麵臨的某些局部困難。
（三）田中首相講得很清楚，日本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一恢複，日蔣條約就自行失效了，日台外交關係也就中斷，我欽佩你們的果斷。
（四）同意從政治上解決問題，一些曆史方麵的問題不要拘泥於法律條文。因此同意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而不采取條約形式，以後可以再締結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友好條約。
（五）聲明中要指出，中日友好不排他。對第三國關係，日美安全條約問題，我們雖有意見，但可以不觸及它。這是你們的事。
（六）聯合聲明中要宣告結束戰爭狀態。你們用了“確認”戰爭狀態結束的措辭，我們不完全同意，因為這樣寫法可被理解為從締結舊金山和約後，中日戰爭狀態已經結束。我們請兩位外長用用腦子，寫出一句雙方都能同意的話。
（七）聲明中要寫上你們理解恢複中日邦交三原則。
周恩來既堅持了原則，又體諒了日方的難處。
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歡迎田中首相一行。
周恩來在致詞中讚揚田中訪華“揭開了中日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同時也指出：“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
周恩來最後指出：“促進中日友好，恢複中日邦交，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現在是我們完成這一曆史性任務的時候了。”“中日兩國人民應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周恩來的講話博得陣陣掌聲。
周恩來講完後，田中起來致答詞。
但是，田中講話中有一句話引起了參加宴會的中方人員的不快與反感。
田中說：“這次訪問，我是由東京直飛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兩國不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著長達2000年豐富多彩的交往曆史。然而，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係經曆了不幸的曆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田中用“添了很大的麻煩”來描述日本過去幾十年對中國的侵略及其損害，當場就引起很多與會中方人員的不滿。當翻譯把最後一句話翻譯出來後，宴會廳裏開始出現低低的議論聲。
當時參加宴會的姬鵬飛回憶說：“周總理和我們在座的中國同誌對‘添了麻煩’這句話十分反感，會場氣氛一下子由熱烈變得冷清。”
第二天上午，中日雙方舉行外長會談，具體討論聯合聲明的內容。
日方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的發言再次給中日談判帶來了陰影。
高島益郎首先發言，對日方方案作了說明。他提出了四點意見：（一）不同意中方方案所說的“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宣告結束”。因為這樣會讓人覺得日台條約從一開始就是無效的。（二）中方提出的複交三原則，應當分開寫，第三條“日台條約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必須予以廢除”不能上。（三）關於台灣問題，根據舊金山條約，日本已經放棄了對台灣的一切權利，現在沒有必要對此再作法律上的認定。（四）關於戰爭賠償問題，蔣介石在締結日台條約時已宣布放棄戰爭賠償，因此沒有必要再寫入聯合聲明中。
高島益郎發言的核心，是從什麽時候算日中之間結束戰爭狀態和如何處理戰爭賠償問題，是以1952年締結的日台條約為依據呢，還是由中日聯合聲明宣布之日起才算數？如果中方接受高島益郎的說法就等於承認日台條約是有效的，從而間接否定我們在中日複交三原則中“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的原則。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則問題。
姬鵬飛外長在會上對我方的草案作了說明，並表示不能同意高島益郎的觀點。
會後，姬鵬飛把高島益郎的發言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聽了後很生氣。
外交談判往往是關係到國家的根本利益，有時激烈的交鋒是難免的。
26日下午，周恩來與田中舉行第二次首腦會談。會談一開始，周恩來對田中的“添了很大的麻煩”和高島益郎的發言提出批評。
周恩來說：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遭受了重大的損害，而侵略戰爭的結果也給日本人民帶來災難。中國解放後，毛主席一再強調，要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我們做了很多工作。田中首相表示對過去的不幸過程感到遺憾，並表示要深刻的反省，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但是，用“添了很大的麻煩”來表述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中國人民是通不過的，這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感。因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添了很大的麻煩”。
周恩來進一步指出：在中國，有人不慎把水濺到了女孩子的裙子上，也可以說給你“添了很大的麻煩”。這是一種輕微的道歉。
田中解釋說：從日文來說，“添了麻煩”是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之意，而且包含著保證以後不重犯、請求原諒的意思。可能是日語“添麻煩”一詞與漢語的含意不一樣。如果中方覺得不合適，可以按照中國的習慣改。
針對高島益郎上午的發言，周恩來說：“我非常欣賞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說的這樣一句話：恢複中日邦交應從政治上解決，而不要從法律條文上去解決。從政治上解決，比較容易解決問題，而且照顧雙方。如果隻從條文上去解釋，有時很難說通，甚至發生對立。”
“（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說，就要同蔣介石斷交，日台條約就自然失效。如果把舊金山條約、日台條約都拿來作根據，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我們說，隻有在你們充分理解我們提出的複交三原則的基礎上，才能照顧你們麵臨的一些困難，而不是相反。日台條約在於你們同台灣之間，但這個事實是當時美蔣關係造成的。這次在公報中可以不提這個字眼，但不能讓我們承認這個條約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於中國是從今天才算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這是我們根本不能接受的。”
在這番充分的說理後，周恩來話鋒一轉，嚴厲批駁高島益郎關於戰爭賠償的說法。他說：“你們條約局局長上午在外長會談中的發言，我認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說蔣介石已在日台條約中宣布放棄要求賠償的權利，所以這次聯合聲明中就不必再提賠償問題了。這個說法使我們感到詫異。當時蔣介石已逃到台灣，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戰爭損失的主要在大陸。我們放棄賠償要求，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出發，不要使日本人民因為賠償負擔而受苦。你們條約局局長對我們不領情，反而說蔣介石已說過不要賠償，這個話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條約局局長居然說出這種話來，使我們感到吃驚。我們在複交三原則的基礎上照顧日本政府的困難，日本也應該照顧我們的立場。”
周恩來的話入情入理，簡明扼要地闡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田中對此表示完全理解。在周恩來發言後，田中立即說：“我明白了。中國把恩怨置之度外，從大處著眼，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處理問題，日本應坦率地評價中國的立場。
關於如何表述兩國間結束戰爭狀態，也是會談中的焦點問題。雙方提供的草案中，對這個問題的表述還有較大距離。中方草案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狀態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結束。”日方草案的表述是：“日本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此確認，日本國和中國間的戰爭狀態已經結束。”這一表述的潛台詞是，這個問題在日台條約中已經解決，此次隻是確認而已。由於我們認為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因此對日方的表述難以接受。周恩來在第一次會談中曾要兩國外長動動腦子，想出一句雙方都能接受的話。兩國外長主持的聲明起草小組再三斟酌，也沒有找到令雙方滿意的措辭。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說：讓我考慮考慮。經過一番考慮，周恩來用“不正常狀態”來代替原來正文中“戰爭狀態”。這個建議使中日雙方都感到滿意。
會談中，田中還含蓄地表示，日本有一部分人有一種疑慮，擔心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會不會輸出革命。對此，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國不會輸出革命，也絕不會稱霸。
兩國外長根據兩國首腦會談的精神，主持聯合聲明起草小組，就有關分歧問題緊鑼密鼓地協商聯合聲明的具體措辭。到9月27日下午，中日雙方在幾個主要的問題上都達成了一致，剩下的隻是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了。
毛澤東說：你們到北京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周恩來給田中手書“言必信，行必果”。
9月27日晚上8時30分，毛澤東在他的書房會見了田中一行。
毛澤東的談話風趣幽默，一下子讓田中一行放鬆了許多。
毛澤東：怎麽樣？吵架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吵是吵了，但基本上解決了問題。
毛澤東：吵出結果來就不吵了嘛。
周恩來：兩國外長很努力。
田中：是的，兩國外長很努力。
毛澤東：（對大平）你把他（姬鵬飛）打敗了吧？（眾笑）
大平：沒有。我們是平等的。
周恩來：他們倆正好同歲。
毛澤東：噢。（指姬鵬飛）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後代。
周恩來：周文王姓姬，姓他（姬鵬飛）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澤東：他（姬鵬飛）是個醫生。是外科還是內科？
姬鵬飛：內科。
毛澤東：（對田中）你有病，請他去治。（眾笑）
田中：這次周總理對我們照顧得很好。我們進行了圓滿的會談。
毛澤東：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問題怎麽解決的？
田中：我們準備按照中國的習慣來改。
毛澤東：一些女同誌不滿意啊！年輕人認為“添了麻煩”這種說法是不充分的，通不過的。因為在中國，這是在往婦女裙子上灑了水之後使用的語言。
……
毛澤東的風趣幽默讓田中一行近距離感受到一個偉人的魅力。談話始終在輕鬆活躍的氣氛中進行。
毛澤東說：你們到北京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主要是一個蘇聯，一個美國。他們不太放心了，曉得你們在那裏搗什麽鬼啊？
田中說：我這次也到美國和尼克鬆總統進行了會談。美國也承認日本來訪問中國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發展趨勢的。
毛澤東說：現在彼此都有這個需要，這也是尼克鬆總統跟我講的。
毛澤東還問中日聯合聲明什麽時候發表，周恩來回答說：今天晚上可以共同研究定稿。除中日文外，還要翻譯成英文，然後才能發表。
經過充分協商，9月28日淩晨3點，中日聯合聲明終於最後定稿。
中日雙方有分歧的幾個問題最後是這樣解決的：
關於複交三原則，前言中明確寫上了日本方麵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複交三原則。同時，為照顧日方的困難，“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這一條不再寫入聲明內，而采用日本外相談話的形式宣告該條約的結束。
關於“添了麻煩”的問題，在聲明中寫入了“日本方麵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代替了“添了很大的麻煩”。
關於戰爭狀態結束問題，正文第一條將原稿“戰爭狀態的結束”改寫為“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但在前言中保留“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的句子。這樣就能作比較靈活的理解，雙方的意願都照顧到了。
關於台灣問題，寫入正文第三條，並根據日方意見，采用中國與荷蘭建交時的辦法，即中國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對此表示充分理解。但同時必須寫上日本堅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條。這第八條要求是必須實施開羅宣言，而開羅宣言又規定台灣歸還中國。這樣的寫法實際上排除了“台灣地位未定論”。
關於第三國關係的問題，采納“中日友好不針對第三國”的提法，以取代日方草案中關於“中日友好不應該損害任何一方同其他友好國家關係”的提法。
9月28日下午，周恩來和田中等人舉行最後一次會談。雙方表示同意兩國外長定稿的聯合聲明。
鑒於在日台關係問題上，還有一個日方在聯合聲明發表後采用對外發表談話的形式宣告與台灣斷交的問題，周恩來對田中說：“明天發表建交的聯合聲明後，大平外相根據田中首相的指示，準備對記者發表一個講話，聲明日本政府將跟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對此我們表示歡迎。這證明你們這次來是守信義的，這是我們兩國和平友好的良好開端。我們重建邦交，首先要講信義，這是最重要的。我們總是說，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中國有句古話說：‘言必信，行必果’。你們這次來表現了這個精神。”
說完，周恩來用毛筆親筆書寫了“言必信，行必果”這6個字，送給田中。
田中說：“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礎，就是日本舊憲法裏的一句話‘信為萬事之本’。”
說完，田中也在紙上寫下了這6個字。
9月29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周恩來、姬鵬飛和田中、大平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聲明文本上簽字。
簽字儀式結束後，大平外相立即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台條約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可認為該條約已經完結，日台間的“外交關係”也不能維持，駐台灣的原日本大使館處理善後事宜後將予關閉。
眾多的中外記者見證了這一曆史性的時刻。
從7月7日田中聲明到9月29日中日聯合聲明簽署，中間隻用了82天。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般速度，令世界震驚。
從這一天起，中日關係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田中的“添了麻煩”引起周恩來的不滿。日方條約局局長撞在了周恩來的“槍口”上。
求大同，存小異，兩國外長絞盡腦汁找不到合適的措辭。周恩來說：“讓我想想吧。”
毛澤東說：你們到北京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周恩來給田中手書“言必信，行必果”。
田中角榮順應曆史潮流，決定盡快恢複中日邦交。周恩來給田中傳話：“隻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麵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中美關係的突破，在當時被世界輿論譽為“尼克鬆衝擊波”。在“尼克鬆衝擊波”的影響下，西方國家同中國的關係發生重大變化。
其中，受“尼克鬆衝擊波”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同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了。
日本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長期追隨美國，對新中國采取敵視的政策。1956年周恩來曾對日本朋友指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上有困難，困難不僅在內部，而且更大的困難是由於外來的幹涉和壓力。”
周恩來所說的“外來幹涉和壓力”就是來自美國。美國和日本在1951年簽訂了《美日安全條約》。條約允許美國軍隊無限期、無限製地駐紮在日本。
然而，就在日本政府還在頑固追隨美國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政策時，美國政府突然改變對華政策，來了個漂亮的“越頂外交”，事先一點也未和日本政府通氣，完全把日本撇在一邊。這使得日本方麵普遍感到有被“出賣”、“愚弄”之感，忠心耿耿追隨美國的佐藤政府更是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不要錯過最後一班車”成為日本國內當時的流行語。輿論界紛紛要求早日恢複中日邦交，日本政界、經濟界和友好人士，爭先恐後地前往中國訪問，為推進中日關係正常化積極活動。
對中日關係，周恩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非常重視。從20世紀50年代初打開中日兩國民間交往的大門，“以民促官”，到60年代中日雙方互設貿易代表機構，開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關係每前進一步，都包含周恩來的精心指導和培育。在他的總理外交生涯中，他接見最多的外賓要算是日本客人了。
尼克鬆訪華後，周恩來密切關注日本政壇的變化，抓住時機，積極推動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1972年上半年，當日本社會黨、自民黨、民社黨和公明黨人士訪問中國時，周恩來都對他們表示：中日兩國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對立下去，應該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恢複中日邦交三原則來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5月15日，周恩來接見日本公明黨第二次訪問團二宮文造副委員長等人。當時，佐藤內閣倒台的跡象明顯，田中有可能成為日本新一任首相。周恩來對二宮文造等人說：如果（日本）一位現任首相準備解決日中關係問題，親自到中國來談，當然我們不好拒絕。有這樣勇氣的人來，我們怎麽能拒絕呢？從原則來講就是，新的日本政府如果不敵視中國，不阻撓恢複中日邦交，而是繼續日中友好，努力恢複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現在大家所說的三原則。這樣的政府，也就是不繼續佐藤路線的政府，我們願意接觸。你們拜會田中時，可以把我的意思傳過去。二宮文造回到東京後，把周恩來的話帶給了田中。
1972年7月7日，尼克鬆訪華4個月後，在日本國內的一片譴責聲中，曾追隨美國對中國采取敵視政策的日本佐藤內閣垮台，田中角榮接任日本首相。田中在接任日本首相、組成新內閣的當天就發表聲明：“在動蕩的世界形勢下，應該加速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
對田中首相的聲明，周恩來非常重視，迅速作出反應。
在田中發表講話的第二天，周恩來召集外交部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研究田中講話，商討推進中日關係問題。
7月9日，周恩來在歡迎也門政府代表團的宴會上致詞，特意拐彎提到：“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麵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
第二天，周恩來在接見法國外交部長舒曼時又表明：“日本在對華關係上出現了新氣象，這是戰後27年來日本政府第一次這樣做。我們對田中政府這樣做沒有理由不歡迎。”
周恩來的表態，在日本引起巨大反響，對田中政府也是一個鼓舞。
周恩來的表態是及時的，同時也是需要膽略和眼光的。
1972年，中國國內極左思潮的幹擾還沒有清除。盡管已經接待了尼克鬆訪華，但是，對是否應當立即實現與日本關係的正常化，有些人還有不同意見。有人提出：佐藤是自民黨的人，田中也是自民黨的人，而且在佐藤內閣時期曾擔任過通產大臣，田中主動表示實現中日邦交的舉動是否可靠？是否迫於國際國內壓力的權宜之計？有的人認為，應當等到日本國內左派執政時再恢複中日邦交；也有人認為，跟日本當權派來往，會影響日本左派和人民的革命情緒，等等。
對此，周恩來指出：（一）我們外交行動的方針是爭取當權派。因為如果我們跟一個國家沒有外交關係，沒有往來，我們就無法接近群眾。跟上層來往就是要跟他的當權派來往，而且要跟當權派的頭子來往，否則就不能解決問題。這裏有一個問題，上層和人民有矛盾，上層的外交來往總還要保持一定的外交關係吧，跟人民的來往是民間的來往。不要把兩條路線搞得太密切了，要分開一點，外交歸外交，民間往來歸民間往來。（二）上層往來還是按原則辦事，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必須要有原則性，才能允許可能範圍內的靈活性。（三）我們搞上層統一戰線幾十年的曆史有兩條經驗：一是當我們跟資產階級決裂的時候，容易犯“左”傾錯誤，把它看成鐵板一塊，隻有鬥爭，沒有聯合，反對一切；二是當我們跟資產階級聯合的時候，容易犯右傾錯誤，隻有聯合沒有鬥爭。
周恩來還說：如果等到日本的左派執政再恢複中日邦交，那得等到什麽時候呀！這樣中國就沒有幾個國家可以建交了，隻能跟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建交了。這不是我們自己把自己孤立起來了嗎？
在周恩來看來，中日建交的時機已經到了他常說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地步了。外交如戰場，戰機稍縱即逝。
為了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來還派肖向前出任空缺多年的中日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駐東京首席代表，並派該處原首席代表孫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團訪問日本。
周恩來還指示孫平化抓住時機，向田中本人轉達他本人對田中訪華的邀請，並且傳話：“隻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麵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7月16日，來中國訪問的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對周恩來說：“田中的決心很大，他要以自己的雙手恢複中日邦交，我認為是可以信任的。”
周恩來回答說：“田中首相來或派大臣來，北京的機場是開放的。”
周恩來還明確告訴佐佐木更三：“田中首相訪華的待遇，和尼克鬆是一樣的。”
佐佐木更三回去後向田中轉達了周恩來的話。
7月22日，田中接見了在東京的孫平化和肖向前。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孫平化向田中轉達了周恩來對他訪華的邀請。
田中派出了兩位日本式的“基辛格”。周恩來質疑“正統”。田中感歎：“周恩來這個人，真是通情達理。”
就田中本人來說，中國的極左思潮也使他在對華政策的最後決斷上產生顧慮。他也擔心中國會計較他在佐藤內閣擔任過通產大臣，因而對他沒有足夠的信心。
為探明中國方麵的態度，田中派他的好朋友、公明黨委員長竹內義勝訪華。
7月27日，竹內義勝帶著田中內閣關於與中國建交的設想匆匆來到中國。
竹內義勝是受田中委派、帶著田中內閣的設想來和中國領導人具體商談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的。因此，他的角色無疑就是第一位日本式的“基辛格”。
7月27日至29日，周恩來花了三個晚上約10來個小時與竹內義勝進行了三次會談。
在頭兩次會談中，竹內義勝介紹了他來華前田中與他所談的問題，周恩來聽了後詳細回答了竹內義勝提出的問題，並詳細介紹了中國在中美關係及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對於田中內閣提出的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正統政府，周恩來提出了質疑：我們對“正統”二字不太理解。我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竹內義勝說：“正統”就是你們所說的“合法”。
周恩來說：中國有這樣一種解釋，“合法”的反義詞是“非法”。中國人民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蔣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聯合國也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把蔣介石集團趕出去了。也就是說，國際組織也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合法的，蔣介石政府是非法的。
竹內義勝說：我們也是這樣理解的。
周恩來說：公明黨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問題。不知道田中內閣的法律專家說“正統”二字是否有別的意思。我為什麽要問“正統”二字是什麽意思呢？因為在漢語中有“正統”就有“偏安”。
周恩來還詳細講述了中國曆史上有關正統和偏安的政治演變。
竹內義勝說：“我回去以後，一定建議田中今後講話時要用‘合法政府’這個詞。”
針對《東京新聞》所傳日本外務省官員宣稱“日台條約已經解決了結束戰爭的問題”，周恩來指出：締結日台條約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這個條約無視中國的存在，同一個逃到台灣的蔣介石政權締結條約結束戰爭狀態，是非法的、無效的，應當廢除。
周恩來還堅持要把結束戰爭狀態和中日複交三原則這兩個問題寫入聯合聲明。
在第三次會談中，周恩來把兩天來雙方所談的意見歸納為八條：（一）中日聯合聲明公布之日起，結束中日戰爭狀態；（二）日本要充分理解中國提出的恢複中日邦交三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兩國建交，互派大使；（三）中日建交，既符合兩國人民的長期願望，也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四）雙方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中日兩國之間的爭端通過和平方式加以解決，而不以武力相威脅；（五）反對霸權主義，不稱霸；（六）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七）中國政府放棄戰爭賠償要求；（八）雙方分別簽訂通商、航海、航空、郵政、漁業等協定。
以上八條，實際上就是以後田中訪華、中日恢複邦交時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的基本內容。
考慮到田中內閣可能麵臨的困難，除上述八條外，周恩來還提出三個問題作為口頭默契：一是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二是聯合聲明公布後，日本從台灣撤出其使領館，並采取有效措施，使蔣介石集團的使領館從日本撤走；三是日本的團體和個人戰後去台灣投資和經營的企業，在台灣解放時予以適當照顧。
在同竹內義勝舉行的三次會談前，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日聯合聲明要點（草案）》及三點口頭默契。
竹內義勝仔細地記錄了周恩來的談話。用他自己後來回憶的話說：“寫著寫著，感到吃驚，手都發抖，心想複交可以實現了，高興得眼淚都流出來。”竹內義勝的這一記錄後來被日本政界稱為“竹內筆記”。
竹內義勝回到東京後，把自己的記錄給了田中和大平外相。田中看後很興奮，同時感慨地說：“周總理這個人，真是通情達理。這樣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實現了。”
8月11日，大平外相約見孫平化，正式向中方轉達了田中首相希望訪華的意願。
周恩來接到孫平化的報告後，當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有關負責人研究決定，授權姬鵬飛外長於8月12日對外宣布：周恩來總理歡迎並邀請田中首相訪華，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進行談判。
8月15日，田中會見孫平化、肖向前，表示感謝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至此，田中訪華的事基本確定下來了。
然而，田中對竹內義勝帶回去的周恩來提出的關於中日聯合聲明內容的八條建議及三點口頭默契，還沒有正式表態。
就在田中會見孫平化的同一天，竹內義勝托孫平化轉告中國政府，說：他與田中、大平談話時的感覺是，田中、大平對周恩來提出的八條意見沒有異議。對於三條口頭默契，他們似乎傾向於把前兩點索性寫入聯合聲明，免得國會將來審查時懷疑有什麽秘密協定。至於第三點，大平希望日本與台灣斷交後，能在台灣設置一個民間機構，處理日台之間的經濟貿易問題。
但是，這隻是竹內義勝的感覺，不是田中的正式答複。
9月9日，日本日中備忘錄貿易辦事處負責人古井喜實等訪問中國。古井喜實是受田中內閣的委托，把日本政府關於聯合聲明的意見轉告中方，並進一步征求中方的意見。
9月12日、20日，周恩來同廖承誌一起，兩次接見古井喜實，對日方提出的聯合聲明草案提出意見。他說：前言三點，大致可用，文字待雙方會談時再商定。正文八條，我們也基本同意。但對結束戰爭狀態的提法，對恢複邦交三原則的表態，以及如何處理日台關係，我們雙方還有距離，某些文字也有待進一步斟酌。所有這些，可以在首腦會談中進行磋商，求得圓滿解決。
會談中，周恩來還引用“飲水不忘挖井人”的話，對長期致力於日中之間半官方貿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謝。
9月19日，周恩來得到消息，日本自民黨副總裁、日本政府特使椎名悅三郎在台灣宣稱：日本將“同中華民國的曆來關係包括外交關係在內照過去原樣保持下去”。
這一天，日本自民黨代表團一行在自民黨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會長小阪善太郎的率領下，作為田中訪華的先遣隊，正在中國訪問。前幾天，周恩來剛剛接見過古井喜實一行。
周恩來連夜再次邀集代表團的主要成員以及隨團而來的日本外務省中國課課長橋本恕談話，把椎名悅三郎的談話轉告給他們，並嚴正重申：中方對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絕無改變餘地”。
小阪善太郎等聽後，都嚴肅聲明：中日兩國恢複邦交後，不可能同時還和台灣保持外交關係，我們全團都抱這個見解。
小阪善太郎還說：田中首相的為人是可以信任的。他來中國後，一定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
周恩來表示：希望小阪善太郎先生把今天晚上我們的談話報告田中首相，我也將報告毛澤東主席。
同一天，周恩來還電告在東京的肖向前，要他就椎名悅三郎的談話事約見日本外相大平，要求對方澄清此事。
在原則問題上，周恩來毫不妥協。
此時的周恩來已經發現患上了癌症。為了準備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會談，周恩來抱病堅持工作，事無巨細，晝夜操勞。當年參與準備工作的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回憶說：
為使工作萬無一失，總理指定我、喬冠華、廖承誌、韓念龍等組成日本組。總理白天接見外賓，那時到中國訪問的日本朋友特別多，夜晚將我們找到西花廳或釣魚台開會研究中日建交問題，或帶我們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處開會，向主席匯報。周總理事事向毛主席報告，使“四人幫”無隙可乘。在主席那裏決定了大政方針後，回來後又同我們一起研究、安排，事無巨細，總理一一過問，一一想到。他常說：“外交授權有限，外交無小事。”這時他已是74歲的高齡，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這樣帶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甚至20個小時。
田中訪華在即，為了讓全黨、全國人民理解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義，周恩來還親自修改並批發了《外交部關於接待田中首相訪華的宣傳提綱》。他在修改時加寫：“中日邦交恢複後，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基礎上，將進一步發展中日經濟交流。我們同日本幾大財團的貿易會有所增加，我們同日本友好商社的來往也將繼續保持。所有這一切，都是符合中日兩國人民利益的。”《宣傳提綱》還針對當時的極左思潮，回答了人們思想中存在的一些疑問，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後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
田中的“添了麻煩”引起周恩來的不滿。日方條約局局長撞在了周恩來的“槍口”上。求大同，存小異，兩國外長絞盡腦汁找不到合適的措辭。周恩來說：“讓我想想吧。”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時30分，北京首都機場。一架來自日本的DC-8專機徐徐降落。
艙門打開，日本國首相田中角榮走下飛機。已經等候多時的周恩來走近舷梯。中日兩國總理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這是戰後日本首相首次訪問中國。隨同田中訪華的還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等人。
田中一行被安排在釣魚台國賓館下榻。
中午吃過飯後，周恩來和田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次首腦會談。
周恩來首先問候田中：“你也沒有休息一下，吃了飯就來了。”
田中說：“中午的茅台酒好喝。”
周恩來說：“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頭，疲勞的時候喝一點能起振奮作用。如果你覺得茅台酒好喝，我們送一點給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
周恩來的話把大家說得哈哈大笑，緊張的氣氛一下子變得輕鬆起來。
周恩來回顧了田中執政40多天以來的情況，說：“首相閣下在外交上以這樣高速度地進行，這在日本曆史上也是很少見的。我很欣賞首相閣下9月21日宣布訪華日期時跟記者所講的，一定要使會談取得成功，而且肯定會取得成功。我們以這樣的心情歡迎首相閣下來訪問。”
周恩來的讚歎是由衷的。剛剛執政一個多月，就毅然摒棄佐藤內閣的對華政策，把促進日中友好、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張付諸行動，田中確實表現了政治家的勇氣和果決精神。
田中也表示了對周恩來的敬意。他說：“盡管從我的願望來講，希望加緊實現日中兩國邦交正常化，但根據以往的曆史經驗，如果時機不成熟，這種願望也是不容易實現的。但周總理馬上對我這個願望表示了歡迎，並邀請我到中國來訪問。也就是說，周總理馬上抓住了這個時機，配合了我的願望，做出了表示，所以我們才能迎接這個日子。我原來心裏想，到中國來恐怕是不容易的。今天我能這麽快到中國來訪問，感到喜出望外。”
接下來的會談是坦率的。
田中首先提出：希望在29日發表聯合聲明，這樣可以不用在日本國會通過。
田中還開門見山地表明，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要謀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需要自動結束與台灣的關係。但要避免因此在自民黨和國會內引起混亂。第二，不要因為台灣地位的變動，引起東亞形勢發生變化而使蘇聯有機可乘。
關於聯合聲明，田中要大平具體談一下。
大平接著說：田中首相不顧政治生命和個人安危，下決心訪華，以解決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大業，這是具有曆史性意義的，因此一定要取得成功。在建交問題上，有兩大問題：第一，我們充分理解中國提出的複交三原則，對中方所說的“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以廢除”，我們無任何異議，也不要求貴國改變這種見解。可是從日本的立場來說，這個條約已經過日本國會的批準。日本作為條約當事國，是負有責任的。假如日本完全同意中方的見解，那就等於日本政府在過去20多年內一直欺騙國會和國民，日本政府一定會受到批評。所以我們的態度是，實現邦交正常化，與此同時日台條約即告終了。希望中方理解我們這一立場。第二，關於日本和第三國的關係問題，即日美關係對日本的存在具有重大意義。我們的立場是在維持日美現存關係的情況下，謀求日中邦交正常化。這次帶來的聯合聲明草案，既充分考慮了貴方的意見，同時也反映了我們上麵所談的立場。我們希望通過同貴國的商談，搞出一個可行的聯合聲明。
大平說完後，周恩來談了七點意見：
（一）中日兩國恢複邦交是雙方的“大同”，也是第一位的原則。根據這條原則，其他問題總是好解決的。
（二）田中首相組閣以後，多次提到要站在充分理解中國方麵提出的恢複中日邦交三原則的立場上。在此基礎上我們自會照顧日本政府所麵臨的某些局部困難。
（三）田中首相講得很清楚，日本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一恢複，日蔣條約就自行失效了，日台外交關係也就中斷，我欽佩你們的果斷。
（四）同意從政治上解決問題，一些曆史方麵的問題不要拘泥於法律條文。因此同意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而不采取條約形式，以後可以再締結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友好條約。
（五）聲明中要指出，中日友好不排他。對第三國關係，日美安全條約問題，我們雖有意見，但可以不觸及它。這是你們的事。
（六）聯合聲明中要宣告結束戰爭狀態。你們用了“確認”戰爭狀態結束的措辭，我們不完全同意，因為這樣寫法可被理解為從締結舊金山和約後，中日戰爭狀態已經結束。我們請兩位外長用用腦子，寫出一句雙方都能同意的話。
（七）聲明中要寫上你們理解恢複中日邦交三原則。
周恩來既堅持了原則，又體諒了日方的難處。
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歡迎田中首相一行。
周恩來在致詞中讚揚田中訪華“揭開了中日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同時也指出：“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
周恩來最後指出：“促進中日友好，恢複中日邦交，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現在是我們完成這一曆史性任務的時候了。”“中日兩國人民應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周恩來的講話博得陣陣掌聲。
周恩來講完後，田中起來致答詞。
但是，田中講話中有一句話引起了參加宴會的中方人員的不快與反感。
田中說：“這次訪問，我是由東京直飛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兩國不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著長達2000年豐富多彩的交往曆史。然而，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係經曆了不幸的曆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田中用“添了很大的麻煩”來描述日本過去幾十年對中國的侵略及其損害，當場就引起很多與會中方人員的不滿。當翻譯把最後一句話翻譯出來後，宴會廳裏開始出現低低的議論聲。
當時參加宴會的姬鵬飛回憶說：“周總理和我們在座的中國同誌對‘添了麻煩’這句話十分反感，會場氣氛一下子由熱烈變得冷清。”
第二天上午，中日雙方舉行外長會談，具體討論聯合聲明的內容。
日方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的發言再次給中日談判帶來了陰影。
高島益郎首先發言，對日方方案作了說明。他提出了四點意見：（一）不同意中方方案所說的“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宣告結束”。因為這樣會讓人覺得日台條約從一開始就是無效的。（二）中方提出的複交三原則，應當分開寫，第三條“日台條約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必須予以廢除”不能上。（三）關於台灣問題，根據舊金山條約，日本已經放棄了對台灣的一切權利，現在沒有必要對此再作法律上的認定。（四）關於戰爭賠償問題，蔣介石在締結日台條約時已宣布放棄戰爭賠償，因此沒有必要再寫入聯合聲明中。
高島益郎發言的核心，是從什麽時候算日中之間結束戰爭狀態和如何處理戰爭賠償問題，是以1952年締結的日台條約為依據呢，還是由中日聯合聲明宣布之日起才算數？如果中方接受高島益郎的說法就等於承認日台條約是有效的，從而間接否定我們在中日複交三原則中“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的原則。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則問題。
姬鵬飛外長在會上對我方的草案作了說明，並表示不能同意高島益郎的觀點。
會後，姬鵬飛把高島益郎的發言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聽了後很生氣。
外交談判往往是關係到國家的根本利益，有時激烈的交鋒是難免的。
26日下午，周恩來與田中舉行第二次首腦會談。會談一開始，周恩來對田中的“添了很大的麻煩”和高島益郎的發言提出批評。
周恩來說：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遭受了重大的損害，而侵略戰爭的結果也給日本人民帶來災難。中國解放後，毛主席一再強調，要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我們做了很多工作。田中首相表示對過去的不幸過程感到遺憾，並表示要深刻的反省，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但是，用“添了很大的麻煩”來表述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中國人民是通不過的，這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感。因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添了很大的麻煩”。
周恩來進一步指出：在中國，有人不慎把水濺到了女孩子的裙子上，也可以說給你“添了很大的麻煩”。這是一種輕微的道歉。
田中解釋說：從日文來說，“添了麻煩”是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之意，而且包含著保證以後不重犯、請求原諒的意思。可能是日語“添麻煩”一詞與漢語的含意不一樣。如果中方覺得不合適，可以按照中國的習慣改。
針對高島益郎上午的發言，周恩來說：“我非常欣賞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說的這樣一句話：恢複中日邦交應從政治上解決，而不要從法律條文上去解決。從政治上解決，比較容易解決問題，而且照顧雙方。如果隻從條文上去解釋，有時很難說通，甚至發生對立。”
“（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說，就要同蔣介石斷交，日台條約就自然失效。如果把舊金山條約、日台條約都拿來作根據，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我們說，隻有在你們充分理解我們提出的複交三原則的基礎上，才能照顧你們麵臨的一些困難，而不是相反。日台條約在於你們同台灣之間，但這個事實是當時美蔣關係造成的。這次在公報中可以不提這個字眼，但不能讓我們承認這個條約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於中國是從今天才算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這是我們根本不能接受的。”
在這番充分的說理後，周恩來話鋒一轉，嚴厲批駁高島益郎關於戰爭賠償的說法。他說：“你們條約局局長上午在外長會談中的發言，我認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說蔣介石已在日台條約中宣布放棄要求賠償的權利，所以這次聯合聲明中就不必再提賠償問題了。這個說法使我們感到詫異。當時蔣介石已逃到台灣，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戰爭損失的主要在大陸。我們放棄賠償要求，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出發，不要使日本人民因為賠償負擔而受苦。你們條約局局長對我們不領情，反而說蔣介石已說過不要賠償，這個話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條約局局長居然說出這種話來，使我們感到吃驚。我們在複交三原則的基礎上照顧日本政府的困難，日本也應該照顧我們的立場。”
周恩來的話入情入理，簡明扼要地闡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田中對此表示完全理解。在周恩來發言後，田中立即說：“我明白了。中國把恩怨置之度外，從大處著眼，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處理問題，日本應坦率地評價中國的立場。
關於如何表述兩國間結束戰爭狀態，也是會談中的焦點問題。雙方提供的草案中，對這個問題的表述還有較大距離。中方草案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狀態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結束。”日方草案的表述是：“日本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此確認，日本國和中國間的戰爭狀態已經結束。”這一表述的潛台詞是，這個問題在日台條約中已經解決，此次隻是確認而已。由於我們認為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因此對日方的表述難以接受。周恩來在第一次會談中曾要兩國外長動動腦子，想出一句雙方都能接受的話。兩國外長主持的聲明起草小組再三斟酌，也沒有找到令雙方滿意的措辭。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說：讓我考慮考慮。經過一番考慮，周恩來用“不正常狀態”來代替原來正文中“戰爭狀態”。這個建議使中日雙方都感到滿意。
會談中，田中還含蓄地表示，日本有一部分人有一種疑慮，擔心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會不會輸出革命。對此，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國不會輸出革命，也絕不會稱霸。
兩國外長根據兩國首腦會談的精神，主持聯合聲明起草小組，就有關分歧問題緊鑼密鼓地協商聯合聲明的具體措辭。到9月27日下午，中日雙方在幾個主要的問題上都達成了一致，剩下的隻是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了。
毛澤東說：你們到北京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周恩來給田中手書“言必信，行必果”。
9月27日晚上8時30分，毛澤東在他的書房會見了田中一行。
毛澤東的談話風趣幽默，一下子讓田中一行放鬆了許多。
毛澤東：怎麽樣？吵架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吵是吵了，但基本上解決了問題。
毛澤東：吵出結果來就不吵了嘛。
周恩來：兩國外長很努力。
田中：是的，兩國外長很努力。
毛澤東：（對大平）你把他（姬鵬飛）打敗了吧？（眾笑）
大平：沒有。我們是平等的。
周恩來：他們倆正好同歲。
毛澤東：噢。（指姬鵬飛）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後代。
周恩來：周文王姓姬，姓他（姬鵬飛）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澤東：他（姬鵬飛）是個醫生。是外科還是內科？
姬鵬飛：內科。
毛澤東：（對田中）你有病，請他去治。（眾笑）
田中：這次周總理對我們照顧得很好。我們進行了圓滿的會談。
毛澤東：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問題怎麽解決的？
田中：我們準備按照中國的習慣來改。
毛澤東：一些女同誌不滿意啊！年輕人認為“添了麻煩”這種說法是不充分的，通不過的。因為在中國，這是在往婦女裙子上灑了水之後使用的語言。
……
毛澤東的風趣幽默讓田中一行近距離感受到一個偉人的魅力。談話始終在輕鬆活躍的氣氛中進行。
毛澤東說：你們到北京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主要是一個蘇聯，一個美國。他們不太放心了，曉得你們在那裏搗什麽鬼啊？
田中說：我這次也到美國和尼克鬆總統進行了會談。美國也承認日本來訪問中國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發展趨勢的。
毛澤東說：現在彼此都有這個需要，這也是尼克鬆總統跟我講的。
毛澤東還問中日聯合聲明什麽時候發表，周恩來回答說：今天晚上可以共同研究定稿。除中日文外，還要翻譯成英文，然後才能發表。
經過充分協商，9月28日淩晨3點，中日聯合聲明終於最後定稿。
中日雙方有分歧的幾個問題最後是這樣解決的：
關於複交三原則，前言中明確寫上了日本方麵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複交三原則。同時，為照顧日方的困難，“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這一條不再寫入聲明內，而采用日本外相談話的形式宣告該條約的結束。
關於“添了麻煩”的問題，在聲明中寫入了“日本方麵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代替了“添了很大的麻煩”。
關於戰爭狀態結束問題，正文第一條將原稿“戰爭狀態的結束”改寫為“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但在前言中保留“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的句子。這樣就能作比較靈活的理解，雙方的意願都照顧到了。
關於台灣問題，寫入正文第三條，並根據日方意見，采用中國與荷蘭建交時的辦法，即中國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對此表示充分理解。但同時必須寫上日本堅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條。這第八條要求是必須實施開羅宣言，而開羅宣言又規定台灣歸還中國。這樣的寫法實際上排除了“台灣地位未定論”。
關於第三國關係的問題，采納“中日友好不針對第三國”的提法，以取代日方草案中關於“中日友好不應該損害任何一方同其他友好國家關係”的提法。
9月28日下午，周恩來和田中等人舉行最後一次會談。雙方表示同意兩國外長定稿的聯合聲明。
鑒於在日台關係問題上，還有一個日方在聯合聲明發表後采用對外發表談話的形式宣告與台灣斷交的問題，周恩來對田中說：“明天發表建交的聯合聲明後，大平外相根據田中首相的指示，準備對記者發表一個講話，聲明日本政府將跟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對此我們表示歡迎。這證明你們這次來是守信義的，這是我們兩國和平友好的良好開端。我們重建邦交，首先要講信義，這是最重要的。我們總是說，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中國有句古話說：‘言必信，行必果’。你們這次來表現了這個精神。”
說完，周恩來用毛筆親筆書寫了“言必信，行必果”這6個字，送給田中。
田中說：“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礎，就是日本舊憲法裏的一句話‘信為萬事之本’。”
說完，田中也在紙上寫下了這6個字。
9月29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周恩來、姬鵬飛和田中、大平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聲明文本上簽字。
簽字儀式結束後，大平外相立即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台條約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可認為該條約已經完結，日台間的“外交關係”也不能維持，駐台灣的原日本大使館處理善後事宜後將予關閉。
眾多的中外記者見證了這一曆史性的時刻。
從7月7日田中聲明到9月29日中日聯合聲明簽署，中間隻用了82天。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般速度，令世界震驚。
從這一天起，中日關係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