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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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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
十幾年精心建立起來的外國專家工作被“衝”得七零八落，周恩來火了：“外國專家局你們不要，我要！”
1973年三八節，周恩來逐個向外國專家賠禮道歉。春雷陣陣，重新撥正外專工作的航向。
十幾年精心建立起來的外國專家工作被“衝”得七零八落，汪洋中的一條船，周恩來盡一切所能保護這群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過特殊貢獻的外國專家。
1971年12月31日晚上，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周恩來在此會見並宴請了在京的外國專家。
這是林彪事件後的第一個新春，這是一次久違了的會見和宴請。
對於在中國的外國專家以及外國專家工作者來說，周恩來此舉的意義非同尋常。當周恩來舉杯向他們祝酒時，他們一個個眼含熱淚。
此情此景，周恩來也心潮澎湃，思緒萬千。他想起了還被關押在監獄中的愛潑斯坦、丘茉莉、柯魯克……文化大革命以來外國專家工作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極左傾向和做法，以及在華外國專家的種種遭遇，一幕一幕地在腦海中閃過。
在中國的外國專家，這是一個為中國教育、科技、文化出版和對外宣傳事業作出了貢獻的特殊群體。50年代，中蘇合作的黃金歲月，以蘇聯專家為主體的在華外國專家隊伍曾達數千人。
作為領導共和國經濟建設、常為人才匱乏而苦惱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深知外國專家的特殊作用。他們不僅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各方麵的建設，而且在被帝國主義封鎖的年代裏還是我們了解世界的窗口，是聯絡各國人民友誼的紐帶和橋梁。因此，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周恩來就一直親自抓外國專家的工作。1954年，周恩來提議成立專家工作局（後改名為外國專家局），作為專家工作統一管理的辦事機構，並製定了一係列外專工作的方針政策。周恩來還建議出版《專家工作通訊》，交流專家工作經驗，並親筆給這個刊物題寫了刊名。還是在1954年，周恩來親自批準，在北京的西北郊建起了一所綠樹掩映的園林式賓館，專門接待外國專家，取名為友誼賓館。
周恩來還多次對從事外專工作的領導同誌說：在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下，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適當聘請外國專家幫助工作是必要的。既然我們把他們請來了，就應該把人家當作朋友看待，以禮相待，主動作好團結工作。外國專家遠離本國來到我國，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困難很大，一定要熱情相待，適當照顧，使他們安心工作。
為了體現黨和國家對外國專家的關心，每逢重大節日，周恩來總是親自出麵，宴請全體在北京的專家及其家屬。有時還利用各種聯歡場合與專家們親切會見和交談，表達我們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關心和感謝。
有一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部分外國專家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參加遊園活動，當他們看到歡騰活躍的場麵時，情不自禁地自動走上舞台載歌載舞。恰在此時也來到現場的周恩來見此情景，也興高采烈地登台和外國專家們一起歌唱。事後，周恩來又和外國專家們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許多外國專家至今都還記得這樣動人的一幕：1960年，當時的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突然撤走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周恩來指示各有關單位對這些專家要熱情相送，舉行歡送儀式，對專家可能超重的行李要破例放行。後來，周恩來又在人民大會堂為這些專家舉行告別宴會。宴會上，神情凝重的周恩來動情地對專家們說：“雖然我們要分開了，但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永恒的，我們一定會再見麵的。”說完，周恩來舉起酒杯一一跟這些專家碰杯。在場的所有專家眼裏湧出了淚花。
平易近人、細致周到的周恩來在外國專家的心中也留下了珍藏在心底的美好回憶。許多在中國的外國專家由此和周恩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成了老朋友。馬海德醫生的夫人蘇菲女士說：“我們有什麽事，隻要找到周總理，他不會過夜處理。”有的專家說：“和周總理說話，我們總是不自覺地忘了他是總理。”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起來後，十幾年精心建立的外專工作被衝得七零八落，處境艱難的周恩來也無法把握外專工作的航向。各級外專工作部門被奪權，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很多外國專家出於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崇敬，出於對理想主義的追求，也被卷進這場“革命風暴”，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踉蹌爬起，有的暈頭轉向、不知所措……
與許多中國人一樣，這些外國專家也積極地投身這場運動。戴妮絲，1936年與中國旅法畫家李風白結成夫妻、50年代初隨丈夫來到中國的法國共產黨員。她回憶說：她當初就是因為對毛澤東充滿敬佩之意才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她認為毛澤東“有勇氣抨擊自己領導的政黨，目的也許是通過文化革命為這個黨洗滌灰塵，使黨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於是，“我們有決心為革命的新發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犧牲。”英籍作家韓素音在回憶她“文革”經曆的《鳳凰再生》一書中也談到：“毛（澤東）的品質，毛的遠見，他對中國以及世界曆史的影響吸引了我，使我著了迷。我決心去理解他，理解所發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幾年，我要擺脫這種迷戀是不可能的。”
風暴的衝擊也就罷了，更險惡的是明知外專工作是周恩來一直在抓，但中央文革一夥別有用心，借外專工作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他們誣蔑外專工作是“崇洋媚外”、“裏通外國”，把曾積極投身於“文化大革命”的外國專家打成“特務”、“國際間諜”、“五一六分子”，或批鬥，或抓進監獄。
在外國專家遭到迫害的同時，他們的家屬子女也受到株連。
德國專家米勒的兒子和女兒畢業後，成了分配上的“老大難”，連當工人的資格都沒有。
法國專家西蒙和伊霍雷娜的女兒莫妮克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戀愛的盛大節日”，興衝衝地從巴黎趕回中國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結果因為帶了一本普通的法國愛情小說被冠以“帶回淫穢書籍”的罪名投入監獄關押三年之久。
很快，這些革命熱情高漲的外國專家就被極左思潮打得暈頭轉向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心謹慎、沒有什麽極端行為的戴妮絲也受到了如瘟疫般的對待。她回憶說：“同事們都和外國人保持距離，躲著我們，甚至漸漸地發展到不和我們講話了。他們像拋一塊骨頭一樣把工作扔到我們的桌子上，然後扭頭就走。”
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裏，周恩來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盡一切努力，關懷和保護著這群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過很大貢獻的外國專家。
英國專家露絲·史密斯，1922年就加入了英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過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1936年她忍痛告別親友和孩子，參加由69個國家的反法西斯戰士組成的聞名世界的國際縱隊。新中國成立後，她來到向往已久的中國，應聘在新華社擔任英文改稿工作。她博學多才，工作勤勤懇懇，一篇篇凝結著她心血的英文電訊，通過電波飛往世界各地。
文化大革命中，史密斯因為對一些極左做法表示了不滿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昔日親密無間的同事一夜之間變得是那樣的冷漠和敵意，沒有人和她說話，哪怕是工作上的交談。史密斯發現自己如同生活在一座冰窖中。
無奈之下，史密斯於1968年被迫離開她所熱愛的中國回到英國。史密斯是含著眼淚離開的，臨走時她說：“雖然我在這裏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我回去不會說中國的壞話。”然而，當我們的同誌送她到機場時，吝嗇得連聲“再見”也沒有說。
周恩來是事後才得知此事的。他指示有關單位一定要把史密斯請回來。1971年5月，正是史密斯80大壽之際，新華社駐倫敦記者受周恩來委托，帶著蛋糕專程訪問了史密斯，並邀請她回中國工作。史密斯激動地說：“這一天終於盼來了，我要立即飛到北京去，在中國戰鬥到我生命的最後一息。”
當史密斯告別在英國的親友再度踏上中國的土地時，她感動得哭了起來。這眼淚是為周恩來的關懷而流的。
日本專家橫川次郎也是親身體會到周恩來關心和保護的人。
橫川次郎解放前就在東北人民政府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又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四川省農業廳工作，1961年調國家外文出版發行局日文組擔任改稿工作，1968年到《中國畫報》社擔任日文改稿工作。
有一次，日文翻譯組組長告訴他，以後改稿由中國人自己幹，要他不要像過去那樣用紅筆改稿，隻用鉛筆標出作為參考。但是，由於我們自己改的稿日本人看不懂，兩三個月後，翻譯組組長又找到橫川次郎說，還是像過去一樣由他來改稿。此時，橫川次郎的妻子橫川辰子請假回日本探親去了，第二年春準備回中國時，發現準假條和北京市公安局發放的出入境證件遺失了。橫川次郎找單位及有關部門幫助解決，但都被拒絕了。這等於要趕他回日本。
走投無路時，一位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訴他：此事寫信給周總理才能解決。於是，橫川次郎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敘述了事情的經過，並表示他本人把中國視為“第二祖國”，願意留下來工作，但如果一定要他回日本，請準許他夫人來北京一趟，因為他本人年紀大了，無力一人整理行李。
僅過了幾天，單位專家科的負責人把橫川次郎叫到辦公室說，上級來了指示，並當場念給橫川次郎聽：“請即將橫川辰子接回北京，繼續從事原來的工作。”
這是典型的周恩來批示。橫川次郎後來總是激動地說：“是周總理救了我的命。”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周恩來關心和保護的外國專家還有很多。
美國進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國家喻戶曉，也是毛澤東的老朋友。1965年，斯特朗80大壽時，周恩來還前往上海祝賀。這位曾熱情謳歌“文化大革命”的老太太後來也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極度的苦悶之中。她的幾個同是外國專家的好友被打成了“國際間諜”遭逮捕，她的一個侄孫要從美國來看她也被中國方麵拒絕。為此，她給周恩來寫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邊去見她的侄孫。最終，斯特朗心情憂鬱，患病住進了醫院。大概是性格倔強的老太太為了對所遭受的一切的抗議，她拒絕進食和治療。周恩來趕到醫院對她作耐心的勸導後，她才答應與醫生配合。周恩來還指示通知讓斯特朗的侄孫前來中國。
1970年3月28日，斯特朗病危，周恩來百忙中趕到協和醫院探望。在聽取了醫務人員的匯報後，周恩來指示：斯特朗女士為中國人民貢獻了自己的一切，你們要克服困難，耐心細致，盡一切努力積極設法搶救，以延長她的生命。
盡管周恩來盡了最大努力保護外國專家盡可能地少受到傷害，但是，由於在那特殊的年月中，周恩來自己的處境也異常艱難，他的話也並不是全部管用。有些人他想保也未必能保得住。
著名醫生馬海德，文化大革命前在衛生部所屬的皮膚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說成是“國際特務”，不讓他進行研究工作了，也不讓他給患者看病，而是讓他給研究所燒鍋爐。患者指名要馬海德看病，造反派說：“你讓國際特務給你看病？”因此，馬海德閑在家裏，直到1969年，在周恩來的過問下，雖然分配到了阜外醫院工作，但仍然不能正常工作。
有一次，周恩來見到馬海德。當得知馬海德還不能正常工作時，周恩來當著衛生部負責人劉湘屏的麵說：馬海德是我們的老同誌，他很熟悉中國的情況。
周恩來的意思是讓劉湘屏解決一下馬海德的問題。但是，劉湘屏卻推托說：“我剛到衛生部，不了解情況”。
劉湘屏與江青一夥勾得很緊，全不把周恩來的話當回事。
馬海德工作的事就被拖了下來。馬海德回憶說：“這以後，我更倒黴了，劉湘屏連麵都不見了。”
一個國務院總理說的話，國務院的一個部長竟不放在眼裏，今天看來是難以置信的事。然而在那個特殊的年月中卻又是確確實實的、見怪不怪的事。
也因為周恩來的處境艱難，盡管周恩來作了很大努力，但愛潑斯坦、丘茉莉、柯魯克、夏庇若等周恩來熟知的外國專家還是被冠以“國際間諜”、“國際特務”的罪名而遭到逮捕被投進監獄。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黨史通訊》1987年第6期刊載的《全國冤假錯案的複查與平反》一文披露：“據調查‘，文革’初期，全國有外國專家410人。其中以‘特務嫌疑’、‘搜集情報’、‘間諜活動’等罪名拘留、逮捕、驅逐出境的17人，被審查、批鬥的8人，使他們受到不應有的待遇和侵害。”
對於那些暫時被關押的外國專家，周恩來時刻在關注著他們。
1970年，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作家斯諾訪問中國。周恩來會見斯諾夫婦時談到了愛潑斯坦和丘茉莉，並說他們在幾個月內就會出來。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愛潑斯坦和丘茉莉直到1973年1月才被放出來。這也可見周恩來當時的處境。
1971年9月13日，蒙古溫都爾汗的那團烈火宣告了林彪集團的覆亡。周恩來抓住這個契機大力批判極左思潮，開始在各個領域撥亂反正。
林彪集團覆亡後第一個新春，周恩來就把在京的外國專家請到人民大會堂，表明周恩來已經把撥正外國專家工作的航向的事情擺上了議事日程。這也就是這次接見和宴請的最大意義。雖然那還是嚴寒的冬季，但周恩來的這個舉動卻給了在中國的外國專家以春天的希望。
嚴冬即將過去，春天就要來臨。
有關部門在涉外活動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觸外國人，甚至連外語也不敢講。周恩來接連發表講話，作出批示，重新撥正外專工作的航向。
這種春天的氣息，在監獄中的愛潑斯坦也感受到了。在後來的回憶中，愛潑斯坦把當時這種春的氣息比喻為“像是在隧道盡頭出現了一縷亮光”。他說：
“我在獄中受到的待遇從1971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進步，這可能是秦城監獄進行清查整頓的結果。審訊不那麽嚴厲了，要求我們交代的壓力雖未停止，但減輕了。同過去形成對照的是—我不知道出於何種理由—我被告知，我有進步，也許不會在獄中關押多久了。”
“這時，夥食也忽然好起來了，開飯時給得更多，態度也不那麽粗暴了。我已經習慣於少量的配給，也讚成儉樸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得太多使腸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說‘：我不要這麽多！’看守馬上訓斥我‘：別不相信黨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來了，體重也增加了，而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爸爸）有一封寫給我的信（請周總理轉交）我是收到了的，不管是誰拆開了信，這封信是經總理準許才能交給我們雜誌社轉給我的。信上說，我母親日趨衰弱，再見我一麵也許是她唯一的希望了。我心裏難過極了，放聲大哭（我成年以來的第一次），要求監管人員允許我給美國打電話，他們可以監聽；或者，準許我去美國探親，我可以住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住地（中國剛恢複在聯合國的席位），每天去醫院探視母親，晚上回到住地，過一段時間我仍回中國的監獄。監管人員聽了我的要求，但回答是‘不行’。（我能想像讓我赴美將引起外交上的麻煩，但讓我打個電話應該是辦得到的。）不過，他們準許我寫信，此後我就不斷地寫信給爸爸和媽媽（直到她病故）。另外，還準許我匯錢的請求，由《中國建設》雜誌社把我結存的工資換成外匯，寄到美國去。這件事很快辦成了，第一次寄了1000美元。這樣的事情在當時是很罕見的，隻有國家高層領導發話才能辦到。”
“後來我才了解到，這一切都是周恩來關懷我們的結果。”
的確，林彪事件後，周恩來開始著手撥正外國專家工作的航向。
實際上，從1970年開始，周恩來就開始了這方麵的努力。
1970年11月20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科教組、外交部、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單位有關人員參加的外語教學改革座談會。
會上，周恩來聽取了高校同誌的匯報，他特別關心在中國的外籍教師的處境。當聽說許多外籍教師在學校裏處於被閑置和隔離狀態，中國師生不敢和他們交往甚至不敢和他們講話時，周恩來說：同外國朋友的來往如何改進，是時候了，該提到日程上了。他指示要把這個問題作為一件事，同外交部研究一下，盡快解決。
一個星期後，即11月27日，周恩來在新華社報送的《關於出版外文參考資料的請示報告》上批示：“近來外賓、專家和友好人士苦於無外文消息可看。”“我報紙所登有限，且無反麵或外電材料，故無法滿足需要。一九六八年一四九號通知屬於臨時性質，不能長此不加恢複近於與世隔絕。”
周恩來批示中提到的一四九號通知規定不允許外國人訂閱《參考消息》。由此可見，對於切斷外國專家的消息來源是專門發過文件的。
12月3日，在國務院業務組會議上聽取公安部負責人關於召開全國第十五次公安工作會議的匯報時，周恩來又一次談到了在華的外國專家問題，再次批評有關部門在涉外活動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觸外國人，甚至連外語也不敢講。他說：現在在中國的外國人，除了外交人員、國際組織和僑民之外，還有許多在新華社、廣播局、外文局、中央編譯局和高等院校工作的外國專家，要專門研究如何對他們做工作。對外國人要一分為二，不要因為個別人有問題就“一顆老鼠屎壞一鍋湯”，連《參考消息》也不讓他們看，連外國語也不敢講了。
1971年5月30日、31日，周恩來在有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及外事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就外事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各種錯誤傾向提出批評。他說：要警惕對內對外的大國沙文主義，首先是住在我們自己家裏的外賓問題。美國乒乓球隊來到中國，我們當作客人歡迎，可是對於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的外國朋友，反而不理人家，比一比，我們怎麽能夠不作自我批評？
然而，極左思潮像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林彪事件後，有些外國專家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仍沒有得到改變。
德國醫學專家漢斯·米勒，1933年就到了延安。毛澤東親切地接見了他，當他伸出雙手與毛澤東緊緊相握時，他的命運從此與中國革命的命運緊密地連在了一起。那年，他才24歲。在隨後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作為醫學專家隨我軍南征北戰，華北、東北等各個戰場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又隨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對於這樣一位為中國革命作出了特殊貢獻的外國專家，有關部門根據他自己的請求，批準他加入了中國國籍，還將他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米勒工作所在單位北京積水潭醫院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黨委和院領導一夜之間成了“走資派”，昔日不學無術的人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到處橫衝直撞，不可一世。性格耿直、不願隨波逐流的米勒被“造反派”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沒有人理他，沒有人跟他說話，他成了單位多餘的人。他的家屬也因他受到牽連，他的兒子和女兒畢業後找不到工作，連當工人的資格都沒有。
更讓米勒寒心的是，他的活動受到監視，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
一次，他得知老戰友馬海德受到迫害，想到他家去安慰安慰。途中，米勒發現自己身後遠遠地跟著“造反派”，自己處於被監視之中。
還有一次，被迫深居簡出的米勒在北海公園附近散步，被一群青年學生當成帝國主義的“特務”扭住送往派出所。米勒解釋說：“我是中國人。”青年學生說：“中國人有你這樣的高鼻子嗎？”
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最悲憤的事莫過於他勤勤懇懇地工作而又不被信任了。尤其是對一個有外國血統的知識分子。
極度苦悶的米勒想到了返回德國。醫院一位主管外事工作的也是一位老幹部，他非常同情米勒，在了解到米勒決心返回德國後，勸米勒留下來，並建議米勒可以寫信給周總理反映他的困難情況。
這個建議在米勒的心頭燃起了一縷希望的亮光。米勒在戰爭年代就見過周恩來，新中國成立後，在重大節日的活動中，米勒和周恩來也常有接觸。他對周恩來非常崇敬。隻是他擔心周恩來日理萬機，自己的信總理能不能看到？
米勒抱著試一試的態度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訴說了他對中國的感情和自己目前的處境，並請求他批準自己返回德國。
周恩來收到了米勒的信。從字裏行間，周恩來看到了一個有外國血統的共產黨員對中國的熱愛，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必須采取有力措施，扭轉外專工作的航向。
米勒的情況不是個別的。這一時期，不斷有反映外國專家情況的信件送到周恩來的辦公桌上。
1973年2月2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報送的一份《專家工作簡報》放到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
《簡報》反映了外國專家對我們的外專工作的一些意見，並列舉諸如對外國專家放任自流，以致出現不健康傾向的事例。同時也反映了外國專家要求關心他們的業餘生活的願望。
周恩來抓住時機，在《簡報》上批示，要求外交部、中聯部、新華社、廣播局、外文局、北京市委、北京外國語學院等單位組成調查小組，分別“找專家及其家屬作個別談話，了解他（她）們的生活情況、工作情況，特別是思想政治情況”，“並提出政策和措施，使他們在中國工作，有所進步”。
北京市委派林參加調查小組，並具體解決米勒的問題。林勒的家裏做工作，傳達周恩來的關懷。曾30餘次到米米勒最終放棄了回德國的要求，決定繼續留在中國工作。
聽說外國專家局要撤銷，周恩來發火了：“外國專家局你們不要，我要！”“要向外國專家公開承擔責任，以挽回影響。不要怕這樣做又要犯右的錯誤！”
就在周恩來正在為撥正外國專家工作的航向而努力時，周恩來忽然得到外國專家局要撤銷的消息。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外國專家局一直由外交部代管。由於業務並不很對口，專家問題又比較難辦，外交部感到是一個負擔。1973年初，外交部打算撤銷外國專家局，成立一個專家小組，由外交部領事司管理。為此，外交部向國務院遞交了一個報告。有關部門沒有把這個報告送周恩來，而是直接退回給了外交部，準備實施。
周恩來得知後，吃驚之餘大為震怒。
1973年3月4日晚，周恩來把外交部、中聯部等11個涉外單位的30多位負責人召集到中南海國務院會議廳。
晚10時，周恩來準時來到會議廳，略顯蒼白的臉色非常嚴肅。
“今天到會的都是負責外事的幹部，主要討論外國專家工作問題。”周恩來沒有寒暄，話語直奔主題。
周恩來問：“撤銷外專局是怎麽回事？”
有關負責人對事情的原委作了解釋。
周恩來批評說：“怎麽能這樣呢？國務院的一個局，我當總理的不知道，怎麽就給撤銷了？我在1月31日的《專家工作簡報》上發現專家工作有問題，還在2月2日要有關單位改進。可是，我一麵去向專家承認錯誤，你們一麵卻甩手不管，撂挑子。外專局，你們不要，我要！”
“對外國專家的管理工作隻能加強，不能削弱，更不能因為怕麻煩而撒手不管。外國專家不是僑民，不宜劃歸領事司管嘛！怎麽能把專家工作和護照簽證搞在一起呢？這個問題外交部核心小組再討論一下，通不過，再找我。”
周恩來的手有點顫抖。與會者還不知道，自1973年1月以來，周恩來大量便血。因為工作太忙，一直沒能住院治療。
在一陣批評之後，周恩來語氣稍稍和緩了一點，他就外專工作和外專政策存在的有些問題作了針對性的闡述：要批判林彪一夥搞的形式主義的東西，對職工要進行思想教育，加強組織紀律性。要允許同專家交朋友、同外國人來往嘛！不能動輒說人家裏通外國。在這個問題上，要繼續肅清極左思潮。外國專家要求參加政治活動，既要一視同仁，又要遵循自願的原則，注意不要強加於人。對於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專家，要享有中共黨員的一切政治待遇。過去，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在這些方麵幹擾破壞正確方針政策的落實，引起專家對我們的不滿、隔閡。現在，一定要主動地自我批判這些錯誤，要向外國專家公開承擔責任，以挽回影響。不要怕這樣做又犯了右的錯誤。
周恩來的這些話，給當時風雨飄搖的外專工作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支撐。當時的背景下，許多外專工作者心有餘悸，他們擔心自己做了工作得不到肯定也就罷了，就怕被戴上“裏通外國”、“右傾”等一些帽子。
接著，周恩來向各單位逐一詢問了外國專家的工作和生活情況。
有人匯報說：英國專家勞埃德因為對跳“忠字舞”、搞早請示晚匯報的一套做法看不慣，給學校提了意見而被批鬥，並被解聘後回國。回國後，勞埃德精神失常，也找不到工作。
周恩來當即表態說：這是我們的錯誤。應該把他接回來，向他賠禮道歉，有病我們要負責治好。
在聽取北京大學外事處負責人匯報時，周恩來對美國教師葉文茜一家的情況特別地關注。
葉文茜是北京大學英語係的教師，美國加州人。大學畢業後，葉文茜嫁給了在美國工作的華人葉渚沛，從此她的命運便與中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1950年，葉渚沛回國，葉文茜衝破一切阻力隨丈夫來到北京。上大學時葉文茜專攻文學，愛好戲劇和詩歌，到中國後被聘為北京大學英語係教師。葉渚沛也是位傑出的科學家，他的時間幾乎全部放在實驗室和辦公室，家庭事務和三個孩子的生活全壓在了葉文茜的肩上。不通漢語的葉文茜同時挑起了專家和家庭主婦兩副擔子，很不容易。
與別的外國專家不同，由於丈夫是中國人，葉文茜既是外籍專家，同時又是中國人的家屬。這樣一種雙重身份並沒有給她帶來什麽榮譽和待遇，倒常常使她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有些外國專家應當享有的待遇，卻由於她是中國媳婦而不把她看作是純粹的“外國專家”，沒有她的份；有些中國同胞能享受的待遇，卻因為她是外國人，中國人也不把她看作自己的同胞，自然也沒她的份。葉文茜成了有關部門可以管又可以不管的邊緣人物。
到了文化大革命，葉文茜的這種雙重身份更是給她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折磨。有人說她是“裏通外國”，有人懷疑她是“國際特務”。昔日熟悉的人們都離她遠遠的，不敢與她說話。1971年，葉渚沛去世後，葉文茜獨自帶著三個孩子，支撐著一個家，日子更是艱難。
更使葉文茜傷心的是，自己的血統和基因，還株連到孩子。她的三個孩子由於有著外國人的長相，也被打入“另冊”，當兵上大學這樣的好事自然輪不到，就連進個工廠當個一般工人都很難。
他的大兒子葉良俠30多歲了，在勞動中與工廠的一名女工建立了感情。然而，這本來很正常的青年男女戀愛卻引來了一場軒然大波：單位領導怕沾上涉外婚姻的麻煩，堅決反對；女方父母強迫女兒離開工廠，送到河南農村躲起來了。一對美好姻緣就這樣硬生生地給拆散了。
……
聽著聽著，周恩來忍不住了，他激動地說：“荒唐！一個中國人和外國人結婚有什麽錯？為什麽搞得這麽緊張？何況葉良俠是中國的孩子嘛！不能因為他長得像外國人就歧視他。”
說到這裏，周恩來當場指示北京大學外事處的負責同誌：“這個問題要解決，要盡快把那個女孩子找回來。可以多做做女孩子家長和工廠的工作，如果有顧慮，就說是我講的。”
在聽取各涉外單位外國專家工作和生活情況的匯報時，周恩來問得非常仔細，並不時地在紙上記著。從了解到的情況看，外國專家工作存在的問題，比預想的要嚴重得多。
三八婦女節就要到了。這時，一個獨到的工作方案、一個大力糾左的舉措，從周恩來心底噴湧而出：“今年三八節就要著重抓外國專家工作，到時把所有專家和他們的家屬都請來，我們得承認錯誤，這樣才能主動。”
周恩來話音未落，會場早已是一片掌聲。
1973年三八節，周恩來逐個向外國專家賠禮道歉。對外國專家來說，周恩來這次講話如同陰雲密布的天空中一聲滾滾而過的春雷。
1973年3月8日，一個令在華外國專家永世難忘的日子，一個在外國專家的記憶裏永不褪色的日子。
初春的北京，雖然外麵還是春寒料峭，但此時人民大會堂三樓宴會廳卻是春意融融。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中聯部、外交部、外國專家局在這裏聯合舉行慶祝三八婦女節茶話會。以往這類茶話會，隻邀請外國女專家和外國專家夫人參加，這次茶話會破例了，當時在京的外國專家、專家夫人和他們的子女全部被邀請出席。
出席茶話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周恩來、蔡暢等，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等也出席了會議。
當外國專家看到他們日夜思念的周恩來親臨茶話會時，不禁為之歡呼雀躍；而當他們看到冷眼旁觀的江青等人時，心頭又不禁掠過絲絲陰影。
在同一個大廳，冷暖兩股政治氣流同時交匯在外國專家的心頭。
在這之前，周恩來自林彪事件以來大力批判極左思潮的努力受到壓製，自從周恩來提出“要批透極左思潮”的意見以來，江青集團已多次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發難。
然而，周恩來仍然以他那堅忍不拔的毅力和特殊的鬥爭方式，向極左思潮開戰。
茶話會開始後，周恩來作了長篇講話。他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極左思潮泛濫，外國專家工作受到嚴重幹擾，一些專家及其家屬受到不公正、不禮貌、非同誌式待遇的情況提出批評，並向外國專家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說：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的負責人，我負更多的責任。對於已經回國的專家，如果他（她）們願意回來，中國政府將誠懇歡迎他（她）們，以彌補我們未照顧好他（她）們的過失。
一個大國總理，這樣坦誠的態度，使在場的專家及其家屬們無不為之感動。以往一切的怨氣和委屈，刹那間煙消雲散。
接著，周恩來逐個舉例說明一些專家及其家屬受到不公正、不禮貌、非同誌式待遇的情況，並賠禮道歉。
史密斯坐在周恩來的旁邊，周恩來坦誠地向大家談到她的遭遇，來龍去脈，講得很清楚，並動情地說：“這樣一個英國同誌，我們是對不住她的。”
史密斯的臉上露出了理解和感動。
周恩來談到受到不公正待遇、已經離開中國的勞埃德、雷克夫婦，對他們的現狀表示關心，並表示：歡迎他們再一次來中國，以彌補我們沒有照顧好他們的過失。
周恩來向被誣陷入獄、前不久才獲得自由的柯魯克、愛潑斯坦、丘茉莉、夏庇若等賠禮道歉，並內疚地說：讓你們受苦了。
……
大廳裏安靜極了。專家們大多眼含淚水，一些女專家和專家的夫人們不時掏出手絹，擦拭流出眼眶的熱淚。
周恩來還向專家們說明：“我們的工作中存在某些錯誤的做法，但並不意味著我們黨的政策變了。我們的黨沒有變，我們的國際主義精神沒有變。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是分不開的，中國共產黨從曆史上就有國際主義的傳統。”
周恩來指著坐在旁邊的蔡暢說：“蔡暢同誌是我國婦女的傑出代表。長期以來，她經常同外國朋友來往，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蔡暢同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在談到今後的外國專家工作時，周恩來說：“毛主席最近批評了不敢同外國人交往的錯誤傾向。我們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有關部門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觀念，增進與外國朋友的友好往來。”
講話快要結束時，周恩來充滿豪情地對專家們說：“今後我們一視同仁，像一家人生活，好不好？”
“好！”專家們報以熱烈的掌聲。
“三八婦女節是婦女解放的節日，我們來個男女革命朋友一道解放，幹杯！”周恩來端起酒杯，向在場所有的專家致意。
專家們都沒有馬上去端酒杯，而是使勁地鼓掌。熱烈的掌聲一浪高過一浪，經久不息。
結束講話後，周恩來端著酒杯，挨桌轉圈，向每一桌宴席的專家及家屬敬酒碰杯。
在米勒一家麵前，周恩來握住米勒的手：“我非常高興你繼續留在中國，把這些年的不愉快統統忘掉吧！”
米勒激動地說：“請周總理放心，我已經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
在日本專家添田秀平麵前，周恩來首先用日語向他問候。添田秀平連忙用中國話向周恩來問好。添田秀平5歲的孩子武人也來了，周恩來撫摩小武人的臉頰，親切地說：“多可愛的孩子，叫什麽名字啊？”
小武人有點怕生，低著頭不說話。倒是巴西專家的孩子星海毫不怯場，拿著倒滿茅台酒的酒杯要跟周恩來幹杯，引來大家一陣開懷大笑。
在葉文茜一家的桌前，周恩來指著魁梧英俊的葉良俠問葉文茜：“這就是你的大孩子吧？”
“是的，總理好。”葉良俠趕忙替母親回答，並向周恩來深深鞠了一躬。
“你的情況我都知道了，已經讓他們幫助你解決。來，為你的生活美滿、全家幸福，幹一杯！”周恩來舉杯致意。
葉文茜一家感動地喝下了這杯盛滿深情的酒。
……
當周恩來挨桌向專家及其家屬們敬酒時，坐在主人席上的江青等人冷冷地坐著，沉默不語。
對於這次茶話會的情況，當時的新聞媒體未作報道。掌管新聞宣傳大權的姚文元也不會讓媒體報道這樣一次他們看來是極度右傾的會議。
然而，消息是封鎖不住的。周恩來的這次講話在外國專家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令他們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和舒暢。他們底下悄悄地議論著、憧憬著。
華西蒙說：“隻要能把革命推向前進，周總理讓我去坐牢，我也心甘情願。”
柯魯克說：“現在我對革命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國。”
馬海德說：“我沒有聽到比這更好的講話，大家聽了之後氣消了，很服氣。這個講話闡明中國共產黨人國際主義精神非常完整，很有說服力。”
專家們還紛紛寫信告訴自己的親朋好友，讓他們也分享這份喜悅。
周恩來講話中提到的新西蘭專家雷克，這時已離開中國回到新西蘭。柯魯克寫信將周恩來的講話告訴雷克夫婦。中國駐新西蘭大使也約見了雷克，向他轉達了周恩來講話的精神，歡迎他重返中國工作。
雷克夫婦激動不已，他們寫信給周恩來，表示十分感謝周恩來的盛情，盡管他們不能立即來華工作，但他們決定把孩子送到中國來，讓她們為中新兩國人民的友誼而工作。
對於在中國的外國專家來說，1973年3月8日，是一個任何時候回憶起來都會令他們激動不已的珍貴日子。這個日子，連同周恩來這個偉大的名字，都深深地鑲嵌在他們的生命裏。
對於外國專家工作者來說，周恩來的那次講話，猶如陰雲密布的天空中滾滾而過的一聲春雷。
1973年三八節，周恩來逐個向外國專家賠禮道歉。春雷陣陣，重新撥正外專工作的航向。
十幾年精心建立起來的外國專家工作被“衝”得七零八落，汪洋中的一條船，周恩來盡一切所能保護這群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過特殊貢獻的外國專家。
1971年12月31日晚上，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周恩來在此會見並宴請了在京的外國專家。
這是林彪事件後的第一個新春，這是一次久違了的會見和宴請。
對於在中國的外國專家以及外國專家工作者來說，周恩來此舉的意義非同尋常。當周恩來舉杯向他們祝酒時，他們一個個眼含熱淚。
此情此景，周恩來也心潮澎湃，思緒萬千。他想起了還被關押在監獄中的愛潑斯坦、丘茉莉、柯魯克……文化大革命以來外國專家工作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極左傾向和做法，以及在華外國專家的種種遭遇，一幕一幕地在腦海中閃過。
在中國的外國專家，這是一個為中國教育、科技、文化出版和對外宣傳事業作出了貢獻的特殊群體。50年代，中蘇合作的黃金歲月，以蘇聯專家為主體的在華外國專家隊伍曾達數千人。
作為領導共和國經濟建設、常為人才匱乏而苦惱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深知外國專家的特殊作用。他們不僅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各方麵的建設，而且在被帝國主義封鎖的年代裏還是我們了解世界的窗口，是聯絡各國人民友誼的紐帶和橋梁。因此，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周恩來就一直親自抓外國專家的工作。1954年，周恩來提議成立專家工作局（後改名為外國專家局），作為專家工作統一管理的辦事機構，並製定了一係列外專工作的方針政策。周恩來還建議出版《專家工作通訊》，交流專家工作經驗，並親筆給這個刊物題寫了刊名。還是在1954年，周恩來親自批準，在北京的西北郊建起了一所綠樹掩映的園林式賓館，專門接待外國專家，取名為友誼賓館。
周恩來還多次對從事外專工作的領導同誌說：在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下，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適當聘請外國專家幫助工作是必要的。既然我們把他們請來了，就應該把人家當作朋友看待，以禮相待，主動作好團結工作。外國專家遠離本國來到我國，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困難很大，一定要熱情相待，適當照顧，使他們安心工作。
為了體現黨和國家對外國專家的關心，每逢重大節日，周恩來總是親自出麵，宴請全體在北京的專家及其家屬。有時還利用各種聯歡場合與專家們親切會見和交談，表達我們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關心和感謝。
有一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部分外國專家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參加遊園活動，當他們看到歡騰活躍的場麵時，情不自禁地自動走上舞台載歌載舞。恰在此時也來到現場的周恩來見此情景，也興高采烈地登台和外國專家們一起歌唱。事後，周恩來又和外國專家們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許多外國專家至今都還記得這樣動人的一幕：1960年，當時的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突然撤走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周恩來指示各有關單位對這些專家要熱情相送，舉行歡送儀式，對專家可能超重的行李要破例放行。後來，周恩來又在人民大會堂為這些專家舉行告別宴會。宴會上，神情凝重的周恩來動情地對專家們說：“雖然我們要分開了，但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永恒的，我們一定會再見麵的。”說完，周恩來舉起酒杯一一跟這些專家碰杯。在場的所有專家眼裏湧出了淚花。
平易近人、細致周到的周恩來在外國專家的心中也留下了珍藏在心底的美好回憶。許多在中國的外國專家由此和周恩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成了老朋友。馬海德醫生的夫人蘇菲女士說：“我們有什麽事，隻要找到周總理，他不會過夜處理。”有的專家說：“和周總理說話，我們總是不自覺地忘了他是總理。”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起來後，十幾年精心建立的外專工作被衝得七零八落，處境艱難的周恩來也無法把握外專工作的航向。各級外專工作部門被奪權，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很多外國專家出於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崇敬，出於對理想主義的追求，也被卷進這場“革命風暴”，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踉蹌爬起，有的暈頭轉向、不知所措……
與許多中國人一樣，這些外國專家也積極地投身這場運動。戴妮絲，1936年與中國旅法畫家李風白結成夫妻、50年代初隨丈夫來到中國的法國共產黨員。她回憶說：她當初就是因為對毛澤東充滿敬佩之意才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她認為毛澤東“有勇氣抨擊自己領導的政黨，目的也許是通過文化革命為這個黨洗滌灰塵，使黨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於是，“我們有決心為革命的新發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犧牲。”英籍作家韓素音在回憶她“文革”經曆的《鳳凰再生》一書中也談到：“毛（澤東）的品質，毛的遠見，他對中國以及世界曆史的影響吸引了我，使我著了迷。我決心去理解他，理解所發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幾年，我要擺脫這種迷戀是不可能的。”
風暴的衝擊也就罷了，更險惡的是明知外專工作是周恩來一直在抓，但中央文革一夥別有用心，借外專工作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他們誣蔑外專工作是“崇洋媚外”、“裏通外國”，把曾積極投身於“文化大革命”的外國專家打成“特務”、“國際間諜”、“五一六分子”，或批鬥，或抓進監獄。
在外國專家遭到迫害的同時，他們的家屬子女也受到株連。
德國專家米勒的兒子和女兒畢業後，成了分配上的“老大難”，連當工人的資格都沒有。
法國專家西蒙和伊霍雷娜的女兒莫妮克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戀愛的盛大節日”，興衝衝地從巴黎趕回中國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結果因為帶了一本普通的法國愛情小說被冠以“帶回淫穢書籍”的罪名投入監獄關押三年之久。
很快，這些革命熱情高漲的外國專家就被極左思潮打得暈頭轉向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心謹慎、沒有什麽極端行為的戴妮絲也受到了如瘟疫般的對待。她回憶說：“同事們都和外國人保持距離，躲著我們，甚至漸漸地發展到不和我們講話了。他們像拋一塊骨頭一樣把工作扔到我們的桌子上，然後扭頭就走。”
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裏，周恩來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盡一切努力，關懷和保護著這群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過很大貢獻的外國專家。
英國專家露絲·史密斯，1922年就加入了英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過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1936年她忍痛告別親友和孩子，參加由69個國家的反法西斯戰士組成的聞名世界的國際縱隊。新中國成立後，她來到向往已久的中國，應聘在新華社擔任英文改稿工作。她博學多才，工作勤勤懇懇，一篇篇凝結著她心血的英文電訊，通過電波飛往世界各地。
文化大革命中，史密斯因為對一些極左做法表示了不滿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昔日親密無間的同事一夜之間變得是那樣的冷漠和敵意，沒有人和她說話，哪怕是工作上的交談。史密斯發現自己如同生活在一座冰窖中。
無奈之下，史密斯於1968年被迫離開她所熱愛的中國回到英國。史密斯是含著眼淚離開的，臨走時她說：“雖然我在這裏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我回去不會說中國的壞話。”然而，當我們的同誌送她到機場時，吝嗇得連聲“再見”也沒有說。
周恩來是事後才得知此事的。他指示有關單位一定要把史密斯請回來。1971年5月，正是史密斯80大壽之際，新華社駐倫敦記者受周恩來委托，帶著蛋糕專程訪問了史密斯，並邀請她回中國工作。史密斯激動地說：“這一天終於盼來了，我要立即飛到北京去，在中國戰鬥到我生命的最後一息。”
當史密斯告別在英國的親友再度踏上中國的土地時，她感動得哭了起來。這眼淚是為周恩來的關懷而流的。
日本專家橫川次郎也是親身體會到周恩來關心和保護的人。
橫川次郎解放前就在東北人民政府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又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四川省農業廳工作，1961年調國家外文出版發行局日文組擔任改稿工作，1968年到《中國畫報》社擔任日文改稿工作。
有一次，日文翻譯組組長告訴他，以後改稿由中國人自己幹，要他不要像過去那樣用紅筆改稿，隻用鉛筆標出作為參考。但是，由於我們自己改的稿日本人看不懂，兩三個月後，翻譯組組長又找到橫川次郎說，還是像過去一樣由他來改稿。此時，橫川次郎的妻子橫川辰子請假回日本探親去了，第二年春準備回中國時，發現準假條和北京市公安局發放的出入境證件遺失了。橫川次郎找單位及有關部門幫助解決，但都被拒絕了。這等於要趕他回日本。
走投無路時，一位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訴他：此事寫信給周總理才能解決。於是，橫川次郎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敘述了事情的經過，並表示他本人把中國視為“第二祖國”，願意留下來工作，但如果一定要他回日本，請準許他夫人來北京一趟，因為他本人年紀大了，無力一人整理行李。
僅過了幾天，單位專家科的負責人把橫川次郎叫到辦公室說，上級來了指示，並當場念給橫川次郎聽：“請即將橫川辰子接回北京，繼續從事原來的工作。”
這是典型的周恩來批示。橫川次郎後來總是激動地說：“是周總理救了我的命。”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周恩來關心和保護的外國專家還有很多。
美國進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國家喻戶曉，也是毛澤東的老朋友。1965年，斯特朗80大壽時，周恩來還前往上海祝賀。這位曾熱情謳歌“文化大革命”的老太太後來也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極度的苦悶之中。她的幾個同是外國專家的好友被打成了“國際間諜”遭逮捕，她的一個侄孫要從美國來看她也被中國方麵拒絕。為此，她給周恩來寫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邊去見她的侄孫。最終，斯特朗心情憂鬱，患病住進了醫院。大概是性格倔強的老太太為了對所遭受的一切的抗議，她拒絕進食和治療。周恩來趕到醫院對她作耐心的勸導後，她才答應與醫生配合。周恩來還指示通知讓斯特朗的侄孫前來中國。
1970年3月28日，斯特朗病危，周恩來百忙中趕到協和醫院探望。在聽取了醫務人員的匯報後，周恩來指示：斯特朗女士為中國人民貢獻了自己的一切，你們要克服困難，耐心細致，盡一切努力積極設法搶救，以延長她的生命。
盡管周恩來盡了最大努力保護外國專家盡可能地少受到傷害，但是，由於在那特殊的年月中，周恩來自己的處境也異常艱難，他的話也並不是全部管用。有些人他想保也未必能保得住。
著名醫生馬海德，文化大革命前在衛生部所屬的皮膚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說成是“國際特務”，不讓他進行研究工作了，也不讓他給患者看病，而是讓他給研究所燒鍋爐。患者指名要馬海德看病，造反派說：“你讓國際特務給你看病？”因此，馬海德閑在家裏，直到1969年，在周恩來的過問下，雖然分配到了阜外醫院工作，但仍然不能正常工作。
有一次，周恩來見到馬海德。當得知馬海德還不能正常工作時，周恩來當著衛生部負責人劉湘屏的麵說：馬海德是我們的老同誌，他很熟悉中國的情況。
周恩來的意思是讓劉湘屏解決一下馬海德的問題。但是，劉湘屏卻推托說：“我剛到衛生部，不了解情況”。
劉湘屏與江青一夥勾得很緊，全不把周恩來的話當回事。
馬海德工作的事就被拖了下來。馬海德回憶說：“這以後，我更倒黴了，劉湘屏連麵都不見了。”
一個國務院總理說的話，國務院的一個部長竟不放在眼裏，今天看來是難以置信的事。然而在那個特殊的年月中卻又是確確實實的、見怪不怪的事。
也因為周恩來的處境艱難，盡管周恩來作了很大努力，但愛潑斯坦、丘茉莉、柯魯克、夏庇若等周恩來熟知的外國專家還是被冠以“國際間諜”、“國際特務”的罪名而遭到逮捕被投進監獄。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黨史通訊》1987年第6期刊載的《全國冤假錯案的複查與平反》一文披露：“據調查‘，文革’初期，全國有外國專家410人。其中以‘特務嫌疑’、‘搜集情報’、‘間諜活動’等罪名拘留、逮捕、驅逐出境的17人，被審查、批鬥的8人，使他們受到不應有的待遇和侵害。”
對於那些暫時被關押的外國專家，周恩來時刻在關注著他們。
1970年，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作家斯諾訪問中國。周恩來會見斯諾夫婦時談到了愛潑斯坦和丘茉莉，並說他們在幾個月內就會出來。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愛潑斯坦和丘茉莉直到1973年1月才被放出來。這也可見周恩來當時的處境。
1971年9月13日，蒙古溫都爾汗的那團烈火宣告了林彪集團的覆亡。周恩來抓住這個契機大力批判極左思潮，開始在各個領域撥亂反正。
林彪集團覆亡後第一個新春，周恩來就把在京的外國專家請到人民大會堂，表明周恩來已經把撥正外國專家工作的航向的事情擺上了議事日程。這也就是這次接見和宴請的最大意義。雖然那還是嚴寒的冬季，但周恩來的這個舉動卻給了在中國的外國專家以春天的希望。
嚴冬即將過去，春天就要來臨。
有關部門在涉外活動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觸外國人，甚至連外語也不敢講。周恩來接連發表講話，作出批示，重新撥正外專工作的航向。
這種春天的氣息，在監獄中的愛潑斯坦也感受到了。在後來的回憶中，愛潑斯坦把當時這種春的氣息比喻為“像是在隧道盡頭出現了一縷亮光”。他說：
“我在獄中受到的待遇從1971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進步，這可能是秦城監獄進行清查整頓的結果。審訊不那麽嚴厲了，要求我們交代的壓力雖未停止，但減輕了。同過去形成對照的是—我不知道出於何種理由—我被告知，我有進步，也許不會在獄中關押多久了。”
“這時，夥食也忽然好起來了，開飯時給得更多，態度也不那麽粗暴了。我已經習慣於少量的配給，也讚成儉樸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得太多使腸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說‘：我不要這麽多！’看守馬上訓斥我‘：別不相信黨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來了，體重也增加了，而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爸爸）有一封寫給我的信（請周總理轉交）我是收到了的，不管是誰拆開了信，這封信是經總理準許才能交給我們雜誌社轉給我的。信上說，我母親日趨衰弱，再見我一麵也許是她唯一的希望了。我心裏難過極了，放聲大哭（我成年以來的第一次），要求監管人員允許我給美國打電話，他們可以監聽；或者，準許我去美國探親，我可以住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住地（中國剛恢複在聯合國的席位），每天去醫院探視母親，晚上回到住地，過一段時間我仍回中國的監獄。監管人員聽了我的要求，但回答是‘不行’。（我能想像讓我赴美將引起外交上的麻煩，但讓我打個電話應該是辦得到的。）不過，他們準許我寫信，此後我就不斷地寫信給爸爸和媽媽（直到她病故）。另外，還準許我匯錢的請求，由《中國建設》雜誌社把我結存的工資換成外匯，寄到美國去。這件事很快辦成了，第一次寄了1000美元。這樣的事情在當時是很罕見的，隻有國家高層領導發話才能辦到。”
“後來我才了解到，這一切都是周恩來關懷我們的結果。”
的確，林彪事件後，周恩來開始著手撥正外國專家工作的航向。
實際上，從1970年開始，周恩來就開始了這方麵的努力。
1970年11月20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科教組、外交部、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單位有關人員參加的外語教學改革座談會。
會上，周恩來聽取了高校同誌的匯報，他特別關心在中國的外籍教師的處境。當聽說許多外籍教師在學校裏處於被閑置和隔離狀態，中國師生不敢和他們交往甚至不敢和他們講話時，周恩來說：同外國朋友的來往如何改進，是時候了，該提到日程上了。他指示要把這個問題作為一件事，同外交部研究一下，盡快解決。
一個星期後，即11月27日，周恩來在新華社報送的《關於出版外文參考資料的請示報告》上批示：“近來外賓、專家和友好人士苦於無外文消息可看。”“我報紙所登有限，且無反麵或外電材料，故無法滿足需要。一九六八年一四九號通知屬於臨時性質，不能長此不加恢複近於與世隔絕。”
周恩來批示中提到的一四九號通知規定不允許外國人訂閱《參考消息》。由此可見，對於切斷外國專家的消息來源是專門發過文件的。
12月3日，在國務院業務組會議上聽取公安部負責人關於召開全國第十五次公安工作會議的匯報時，周恩來又一次談到了在華的外國專家問題，再次批評有關部門在涉外活動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觸外國人，甚至連外語也不敢講。他說：現在在中國的外國人，除了外交人員、國際組織和僑民之外，還有許多在新華社、廣播局、外文局、中央編譯局和高等院校工作的外國專家，要專門研究如何對他們做工作。對外國人要一分為二，不要因為個別人有問題就“一顆老鼠屎壞一鍋湯”，連《參考消息》也不讓他們看，連外國語也不敢講了。
1971年5月30日、31日，周恩來在有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及外事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就外事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各種錯誤傾向提出批評。他說：要警惕對內對外的大國沙文主義，首先是住在我們自己家裏的外賓問題。美國乒乓球隊來到中國，我們當作客人歡迎，可是對於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的外國朋友，反而不理人家，比一比，我們怎麽能夠不作自我批評？
然而，極左思潮像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林彪事件後，有些外國專家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仍沒有得到改變。
德國醫學專家漢斯·米勒，1933年就到了延安。毛澤東親切地接見了他，當他伸出雙手與毛澤東緊緊相握時，他的命運從此與中國革命的命運緊密地連在了一起。那年，他才24歲。在隨後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作為醫學專家隨我軍南征北戰，華北、東北等各個戰場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又隨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對於這樣一位為中國革命作出了特殊貢獻的外國專家，有關部門根據他自己的請求，批準他加入了中國國籍，還將他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米勒工作所在單位北京積水潭醫院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黨委和院領導一夜之間成了“走資派”，昔日不學無術的人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到處橫衝直撞，不可一世。性格耿直、不願隨波逐流的米勒被“造反派”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沒有人理他，沒有人跟他說話，他成了單位多餘的人。他的家屬也因他受到牽連，他的兒子和女兒畢業後找不到工作，連當工人的資格都沒有。
更讓米勒寒心的是，他的活動受到監視，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
一次，他得知老戰友馬海德受到迫害，想到他家去安慰安慰。途中，米勒發現自己身後遠遠地跟著“造反派”，自己處於被監視之中。
還有一次，被迫深居簡出的米勒在北海公園附近散步，被一群青年學生當成帝國主義的“特務”扭住送往派出所。米勒解釋說：“我是中國人。”青年學生說：“中國人有你這樣的高鼻子嗎？”
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最悲憤的事莫過於他勤勤懇懇地工作而又不被信任了。尤其是對一個有外國血統的知識分子。
極度苦悶的米勒想到了返回德國。醫院一位主管外事工作的也是一位老幹部，他非常同情米勒，在了解到米勒決心返回德國後，勸米勒留下來，並建議米勒可以寫信給周總理反映他的困難情況。
這個建議在米勒的心頭燃起了一縷希望的亮光。米勒在戰爭年代就見過周恩來，新中國成立後，在重大節日的活動中，米勒和周恩來也常有接觸。他對周恩來非常崇敬。隻是他擔心周恩來日理萬機，自己的信總理能不能看到？
米勒抱著試一試的態度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訴說了他對中國的感情和自己目前的處境，並請求他批準自己返回德國。
周恩來收到了米勒的信。從字裏行間，周恩來看到了一個有外國血統的共產黨員對中國的熱愛，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必須采取有力措施，扭轉外專工作的航向。
米勒的情況不是個別的。這一時期，不斷有反映外國專家情況的信件送到周恩來的辦公桌上。
1973年2月2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報送的一份《專家工作簡報》放到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
《簡報》反映了外國專家對我們的外專工作的一些意見，並列舉諸如對外國專家放任自流，以致出現不健康傾向的事例。同時也反映了外國專家要求關心他們的業餘生活的願望。
周恩來抓住時機，在《簡報》上批示，要求外交部、中聯部、新華社、廣播局、外文局、北京市委、北京外國語學院等單位組成調查小組，分別“找專家及其家屬作個別談話，了解他（她）們的生活情況、工作情況，特別是思想政治情況”，“並提出政策和措施，使他們在中國工作，有所進步”。
北京市委派林參加調查小組，並具體解決米勒的問題。林勒的家裏做工作，傳達周恩來的關懷。曾30餘次到米米勒最終放棄了回德國的要求，決定繼續留在中國工作。
聽說外國專家局要撤銷，周恩來發火了：“外國專家局你們不要，我要！”“要向外國專家公開承擔責任，以挽回影響。不要怕這樣做又要犯右的錯誤！”
就在周恩來正在為撥正外國專家工作的航向而努力時，周恩來忽然得到外國專家局要撤銷的消息。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外國專家局一直由外交部代管。由於業務並不很對口，專家問題又比較難辦，外交部感到是一個負擔。1973年初，外交部打算撤銷外國專家局，成立一個專家小組，由外交部領事司管理。為此，外交部向國務院遞交了一個報告。有關部門沒有把這個報告送周恩來，而是直接退回給了外交部，準備實施。
周恩來得知後，吃驚之餘大為震怒。
1973年3月4日晚，周恩來把外交部、中聯部等11個涉外單位的30多位負責人召集到中南海國務院會議廳。
晚10時，周恩來準時來到會議廳，略顯蒼白的臉色非常嚴肅。
“今天到會的都是負責外事的幹部，主要討論外國專家工作問題。”周恩來沒有寒暄，話語直奔主題。
周恩來問：“撤銷外專局是怎麽回事？”
有關負責人對事情的原委作了解釋。
周恩來批評說：“怎麽能這樣呢？國務院的一個局，我當總理的不知道，怎麽就給撤銷了？我在1月31日的《專家工作簡報》上發現專家工作有問題，還在2月2日要有關單位改進。可是，我一麵去向專家承認錯誤，你們一麵卻甩手不管，撂挑子。外專局，你們不要，我要！”
“對外國專家的管理工作隻能加強，不能削弱，更不能因為怕麻煩而撒手不管。外國專家不是僑民，不宜劃歸領事司管嘛！怎麽能把專家工作和護照簽證搞在一起呢？這個問題外交部核心小組再討論一下，通不過，再找我。”
周恩來的手有點顫抖。與會者還不知道，自1973年1月以來，周恩來大量便血。因為工作太忙，一直沒能住院治療。
在一陣批評之後，周恩來語氣稍稍和緩了一點，他就外專工作和外專政策存在的有些問題作了針對性的闡述：要批判林彪一夥搞的形式主義的東西，對職工要進行思想教育，加強組織紀律性。要允許同專家交朋友、同外國人來往嘛！不能動輒說人家裏通外國。在這個問題上，要繼續肅清極左思潮。外國專家要求參加政治活動，既要一視同仁，又要遵循自願的原則，注意不要強加於人。對於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專家，要享有中共黨員的一切政治待遇。過去，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在這些方麵幹擾破壞正確方針政策的落實，引起專家對我們的不滿、隔閡。現在，一定要主動地自我批判這些錯誤，要向外國專家公開承擔責任，以挽回影響。不要怕這樣做又犯了右的錯誤。
周恩來的這些話，給當時風雨飄搖的外專工作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支撐。當時的背景下，許多外專工作者心有餘悸，他們擔心自己做了工作得不到肯定也就罷了，就怕被戴上“裏通外國”、“右傾”等一些帽子。
接著，周恩來向各單位逐一詢問了外國專家的工作和生活情況。
有人匯報說：英國專家勞埃德因為對跳“忠字舞”、搞早請示晚匯報的一套做法看不慣，給學校提了意見而被批鬥，並被解聘後回國。回國後，勞埃德精神失常，也找不到工作。
周恩來當即表態說：這是我們的錯誤。應該把他接回來，向他賠禮道歉，有病我們要負責治好。
在聽取北京大學外事處負責人匯報時，周恩來對美國教師葉文茜一家的情況特別地關注。
葉文茜是北京大學英語係的教師，美國加州人。大學畢業後，葉文茜嫁給了在美國工作的華人葉渚沛，從此她的命運便與中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1950年，葉渚沛回國，葉文茜衝破一切阻力隨丈夫來到北京。上大學時葉文茜專攻文學，愛好戲劇和詩歌，到中國後被聘為北京大學英語係教師。葉渚沛也是位傑出的科學家，他的時間幾乎全部放在實驗室和辦公室，家庭事務和三個孩子的生活全壓在了葉文茜的肩上。不通漢語的葉文茜同時挑起了專家和家庭主婦兩副擔子，很不容易。
與別的外國專家不同，由於丈夫是中國人，葉文茜既是外籍專家，同時又是中國人的家屬。這樣一種雙重身份並沒有給她帶來什麽榮譽和待遇，倒常常使她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有些外國專家應當享有的待遇，卻由於她是中國媳婦而不把她看作是純粹的“外國專家”，沒有她的份；有些中國同胞能享受的待遇，卻因為她是外國人，中國人也不把她看作自己的同胞，自然也沒她的份。葉文茜成了有關部門可以管又可以不管的邊緣人物。
到了文化大革命，葉文茜的這種雙重身份更是給她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折磨。有人說她是“裏通外國”，有人懷疑她是“國際特務”。昔日熟悉的人們都離她遠遠的，不敢與她說話。1971年，葉渚沛去世後，葉文茜獨自帶著三個孩子，支撐著一個家，日子更是艱難。
更使葉文茜傷心的是，自己的血統和基因，還株連到孩子。她的三個孩子由於有著外國人的長相，也被打入“另冊”，當兵上大學這樣的好事自然輪不到，就連進個工廠當個一般工人都很難。
他的大兒子葉良俠30多歲了，在勞動中與工廠的一名女工建立了感情。然而，這本來很正常的青年男女戀愛卻引來了一場軒然大波：單位領導怕沾上涉外婚姻的麻煩，堅決反對；女方父母強迫女兒離開工廠，送到河南農村躲起來了。一對美好姻緣就這樣硬生生地給拆散了。
……
聽著聽著，周恩來忍不住了，他激動地說：“荒唐！一個中國人和外國人結婚有什麽錯？為什麽搞得這麽緊張？何況葉良俠是中國的孩子嘛！不能因為他長得像外國人就歧視他。”
說到這裏，周恩來當場指示北京大學外事處的負責同誌：“這個問題要解決，要盡快把那個女孩子找回來。可以多做做女孩子家長和工廠的工作，如果有顧慮，就說是我講的。”
在聽取各涉外單位外國專家工作和生活情況的匯報時，周恩來問得非常仔細，並不時地在紙上記著。從了解到的情況看，外國專家工作存在的問題，比預想的要嚴重得多。
三八婦女節就要到了。這時，一個獨到的工作方案、一個大力糾左的舉措，從周恩來心底噴湧而出：“今年三八節就要著重抓外國專家工作，到時把所有專家和他們的家屬都請來，我們得承認錯誤，這樣才能主動。”
周恩來話音未落，會場早已是一片掌聲。
1973年三八節，周恩來逐個向外國專家賠禮道歉。對外國專家來說，周恩來這次講話如同陰雲密布的天空中一聲滾滾而過的春雷。
1973年3月8日，一個令在華外國專家永世難忘的日子，一個在外國專家的記憶裏永不褪色的日子。
初春的北京，雖然外麵還是春寒料峭，但此時人民大會堂三樓宴會廳卻是春意融融。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中聯部、外交部、外國專家局在這裏聯合舉行慶祝三八婦女節茶話會。以往這類茶話會，隻邀請外國女專家和外國專家夫人參加，這次茶話會破例了，當時在京的外國專家、專家夫人和他們的子女全部被邀請出席。
出席茶話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周恩來、蔡暢等，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等也出席了會議。
當外國專家看到他們日夜思念的周恩來親臨茶話會時，不禁為之歡呼雀躍；而當他們看到冷眼旁觀的江青等人時，心頭又不禁掠過絲絲陰影。
在同一個大廳，冷暖兩股政治氣流同時交匯在外國專家的心頭。
在這之前，周恩來自林彪事件以來大力批判極左思潮的努力受到壓製，自從周恩來提出“要批透極左思潮”的意見以來，江青集團已多次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發難。
然而，周恩來仍然以他那堅忍不拔的毅力和特殊的鬥爭方式，向極左思潮開戰。
茶話會開始後，周恩來作了長篇講話。他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極左思潮泛濫，外國專家工作受到嚴重幹擾，一些專家及其家屬受到不公正、不禮貌、非同誌式待遇的情況提出批評，並向外國專家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說：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的負責人，我負更多的責任。對於已經回國的專家，如果他（她）們願意回來，中國政府將誠懇歡迎他（她）們，以彌補我們未照顧好他（她）們的過失。
一個大國總理，這樣坦誠的態度，使在場的專家及其家屬們無不為之感動。以往一切的怨氣和委屈，刹那間煙消雲散。
接著，周恩來逐個舉例說明一些專家及其家屬受到不公正、不禮貌、非同誌式待遇的情況，並賠禮道歉。
史密斯坐在周恩來的旁邊，周恩來坦誠地向大家談到她的遭遇，來龍去脈，講得很清楚，並動情地說：“這樣一個英國同誌，我們是對不住她的。”
史密斯的臉上露出了理解和感動。
周恩來談到受到不公正待遇、已經離開中國的勞埃德、雷克夫婦，對他們的現狀表示關心，並表示：歡迎他們再一次來中國，以彌補我們沒有照顧好他們的過失。
周恩來向被誣陷入獄、前不久才獲得自由的柯魯克、愛潑斯坦、丘茉莉、夏庇若等賠禮道歉，並內疚地說：讓你們受苦了。
……
大廳裏安靜極了。專家們大多眼含淚水，一些女專家和專家的夫人們不時掏出手絹，擦拭流出眼眶的熱淚。
周恩來還向專家們說明：“我們的工作中存在某些錯誤的做法，但並不意味著我們黨的政策變了。我們的黨沒有變，我們的國際主義精神沒有變。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是分不開的，中國共產黨從曆史上就有國際主義的傳統。”
周恩來指著坐在旁邊的蔡暢說：“蔡暢同誌是我國婦女的傑出代表。長期以來，她經常同外國朋友來往，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蔡暢同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在談到今後的外國專家工作時，周恩來說：“毛主席最近批評了不敢同外國人交往的錯誤傾向。我們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有關部門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觀念，增進與外國朋友的友好往來。”
講話快要結束時，周恩來充滿豪情地對專家們說：“今後我們一視同仁，像一家人生活，好不好？”
“好！”專家們報以熱烈的掌聲。
“三八婦女節是婦女解放的節日，我們來個男女革命朋友一道解放，幹杯！”周恩來端起酒杯，向在場所有的專家致意。
專家們都沒有馬上去端酒杯，而是使勁地鼓掌。熱烈的掌聲一浪高過一浪，經久不息。
結束講話後，周恩來端著酒杯，挨桌轉圈，向每一桌宴席的專家及家屬敬酒碰杯。
在米勒一家麵前，周恩來握住米勒的手：“我非常高興你繼續留在中國，把這些年的不愉快統統忘掉吧！”
米勒激動地說：“請周總理放心，我已經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
在日本專家添田秀平麵前，周恩來首先用日語向他問候。添田秀平連忙用中國話向周恩來問好。添田秀平5歲的孩子武人也來了，周恩來撫摩小武人的臉頰，親切地說：“多可愛的孩子，叫什麽名字啊？”
小武人有點怕生，低著頭不說話。倒是巴西專家的孩子星海毫不怯場，拿著倒滿茅台酒的酒杯要跟周恩來幹杯，引來大家一陣開懷大笑。
在葉文茜一家的桌前，周恩來指著魁梧英俊的葉良俠問葉文茜：“這就是你的大孩子吧？”
“是的，總理好。”葉良俠趕忙替母親回答，並向周恩來深深鞠了一躬。
“你的情況我都知道了，已經讓他們幫助你解決。來，為你的生活美滿、全家幸福，幹一杯！”周恩來舉杯致意。
葉文茜一家感動地喝下了這杯盛滿深情的酒。
……
當周恩來挨桌向專家及其家屬們敬酒時，坐在主人席上的江青等人冷冷地坐著，沉默不語。
對於這次茶話會的情況，當時的新聞媒體未作報道。掌管新聞宣傳大權的姚文元也不會讓媒體報道這樣一次他們看來是極度右傾的會議。
然而，消息是封鎖不住的。周恩來的這次講話在外國專家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令他們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和舒暢。他們底下悄悄地議論著、憧憬著。
華西蒙說：“隻要能把革命推向前進，周總理讓我去坐牢，我也心甘情願。”
柯魯克說：“現在我對革命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國。”
馬海德說：“我沒有聽到比這更好的講話，大家聽了之後氣消了，很服氣。這個講話闡明中國共產黨人國際主義精神非常完整，很有說服力。”
專家們還紛紛寫信告訴自己的親朋好友，讓他們也分享這份喜悅。
周恩來講話中提到的新西蘭專家雷克，這時已離開中國回到新西蘭。柯魯克寫信將周恩來的講話告訴雷克夫婦。中國駐新西蘭大使也約見了雷克，向他轉達了周恩來講話的精神，歡迎他重返中國工作。
雷克夫婦激動不已，他們寫信給周恩來，表示十分感謝周恩來的盛情，盡管他們不能立即來華工作，但他們決定把孩子送到中國來，讓她們為中新兩國人民的友誼而工作。
對於在中國的外國專家來說，1973年3月8日，是一個任何時候回憶起來都會令他們激動不已的珍貴日子。這個日子，連同周恩來這個偉大的名字，都深深地鑲嵌在他們的生命裏。
對於外國專家工作者來說，周恩來的那次講話，猶如陰雲密布的天空中滾滾而過的一聲春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