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17章 “神醫”在權杖下死去

　　中國民間廣為人知的第一“神醫”，很可能不是先秦的扁鵲，而是三國的華佗。那也靠了《三國演義》。第七十五回上半回寫“關雲長刮骨療毒”，替關羽刮骨療毒的便是華佗。他“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又“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待華佗“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關羽便大笑而起，對眾將說道：“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華佗也稱讚關羽：“某為醫一生，未嚐見此。君侯真天神也！”演義至此，羅貫中特地獻上一首詩：“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唯關將，聖手能醫說華佗。”數百年間傳唱不衰，華佗的“神醫”之名，遠逾於曆代醫學巨擘，杏林高手。其實並沒有這樣一件事。關羽攻襄樊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此前大約十一年，華佗就已被曹操殺掉了。盡管如此，華佗確有其人，確有其技，《三國誌》和《後漢書》都把他的事跡列入《方技傳》或《方術傳》。

　　華佗字元化，又名旉，漢末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生卒年不詳，大約在2世紀中葉至3世紀初葉。他“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尤其“精於方藥”，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以及針灸、按摩莫不擅長。據兩史本傳記載，華佗在曆年的從醫實踐中，認真吸納前人成果，融入自身經驗，在許多方麵都有所創新。凡治病用藥，他精通藥理，配伍處方“不過數種”，從不搞藥物拚湊大包圍。而且手一抓就準，用不著稱量。憑針灸施治，也“不過數處”。如果“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如現代醫學所指稱的腫瘤、淤積之類，他就用自創方法實施手術治療。他發明了麻沸散，讓患者以酒服下，“醉無所覺”，然後“刳破腹背，抽割積聚”。這種中醫中藥麻醉術，自主創新於1700多年以前，不僅領先中華，而且領先世界，是他對中華醫學作出的最大貢獻。如果疾病病灶在腸胃，華佗也能夠“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再敷上他特製的“神膏”，四五天之內傷口便會愈合，一個月左右病人就能完全康複。諸如此類在全身麻醉的狀態下進行的腫瘤摘除、腸胃切除手術，當世非常了不起，迄今仍然不簡單，因而醫學界尊稱華佗為“外科鼻祖”。

　　兩史本傳中，列舉了華佗多方位的施治效例，有的甚或近乎神奇。廣陵太守陳登得過一種病，成天胸膈阻悶，麵色發赤，吃不下飲食。華佗望、聞、問、切後，斷定他的腸道長了寄生蟲，便給他配了湯藥，服藥後果然吐出不少蟲來，隨即病除人康。一位姓李的將軍妻子患病，痛苦不堪，請華佗診治。華佗診斷為妊娠期間身體受傷，胎兒沒有生下來所致。李將軍承認妻子確曾受傷，但又據實堅持說“胎兒去矣”，不肯相信。華佗說，從脈象可以斷定，“胎未去也”。李將軍依然不信，及至百餘日後妻子病勢加重了，才又請華佗來。華佗把脈後說：“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複歸，必燥著母脊。”紮針用藥後，李妻果然有了欲產不能的感覺。華佗又指出，這是由於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必須探手入產道取出。當場指導一個女人探取之，果然取出一個死胎，“但其色已黑”。還有兩個府衙小官吏，一個叫倪尋，一個叫李延，“俱頭痛發熱，所苦正同”。華佗給他們診治，卻認定“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有人問為什麽用藥不一樣，華佗解釋“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倪、李分別服藥後，次日一早即已健起如常了。東陽人陳叔山的小兒子“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求治於華佗，華佗診斷為“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用藥四物女宛丸，十天即病除。諸如此類，堪稱高明，現代的名醫也很難達到。

　　華佗不隻是醫術全麵精深，而且還十分重視健身養生，把體育運動與預防疾病結合起來。他在先秦以來前人“導引”術的基礎上，發明了一套“五禽之戲”，用以“除疾，兼利蹄足”。其一為虎戲，四肢撐地，前後各躑躅三遍，再引腰忽前忽後，然後仰身向天，四肢返伏撐地，向前行七遍，向後行七遍。其二為熊戲，先正身仰躺，用雙手抱膝抬頭，再左捶地七遍，右捶地七遍，然後蹲在地上，用手左右推地各七遍。其三為鹿戲，其四為猿戲，其五為鳥戲，亦各有其法（參見《太上老君養生訣·五禽》）。其要領就在，模仿虎的撲動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轉頭頸，猿的伸腳縱跳，鳥的展翅飛翔等動作，連成一套活動全身關節、肌肉、筋脈的健身體操。他對弟子吳普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這些話，說得唯物而辯證，既精辟又精彩，現代某些醫學專家或體育專家，未必能在百字以內說明白。吳普照著他的方法堅持作“五禽之戲”，活到了九十餘歲，仍然“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曹操與華佗算是同鄉，他有頭風病，“每發，心亂目眩”，相當痛苦，自然要找華佗診治。華佗用針灸施治，時常是針到痛除，“隨手而差（愈）”。但頭風痛相當地頑固，治表難治裏，不免反複發作。華佗對曹操說：“此近（短時間內）難濟，恒事（長期堅持）攻治，可延歲月。”曹操當時正逐鹿中原，不時率軍出征作戰，怎麽能做到“恒事攻治”？他便仗恃手中的權柄，要讓華佗留在他身邊“專侍”，成為專職私人醫生。華佗走南轉北，普濟眾生慣了，又怎麽能安於“專侍”？加上久離家鄉，思歸心切，便以回鄉“取方”為由，提出告假“暫還”。回到家裏後，又托辭妻子生病，需要照顧，一而再、再而三地請求推遲返回曹操身邊的期限。曹操多次寫信去催，並命令郡縣官員督促成行，華佗就是不肯再轉來。曹操大怒，派人前往實地調查。行前規定了兩手：“若妻信（果真）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如果有虛詐，立即“收送之”。結果一查就露餡，華佗被逮捕下獄，麵臨死罪。荀彧為他說情：“佗術實工，人命所縣（懸），宜含（包涵）宥（寬恕）之。”曹操不同意，憤然道：“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華佗的生命於是被剝奪，其時大約在建安十三年（208）南征荊州之前。

　　華佗臨死前，把他平生醫學結晶的一卷書托付給獄吏，強調說：“此可以活人。”但獄吏知道他是曹操“欽點”的重犯，畏懼刑法苛嚴，遭株連而禍及己身，無論如何不敢接受。華佗也明白茲事體大，後果嚴重，便不勉強獄吏，帶著無限遺憾而“索火燒之”。這一燒，華佗一生那麽珍貴的醫道醫術、醫方醫案，竟然大都化作了灰燼，未能遺傳下來。對中華醫學，對中華文明，這是無可挽回的、異常重大的損失！損失的造成，不該怪華佗，而該怪濫用政治強權，從精神到肉體把華佗消滅的三國第一政治家曹操。

　　華佗被消滅以後，曹操的頭痛未除，竟然還說：“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耳！”居然倒打一耙，誣指華佗是“欲以自重”，故意“不為我斷此根”。專製獨裁的封建帝王就是這樣一個邏輯，你那些醫道醫術隻能為“我”所用，為“我”服務，否則我就要把你從人間幹淨、徹底地一抹了之。直到後來他的愛子倉舒病重了，他才感歎“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但他的追悔，僅止限於“令此兒強死”，絕然未曾念及天下蒼生。完全可以說，曹操一生殺了那麽多的人，最不該殺的就是“神醫”華佗，因為殺一華佗遠不僅限於具體個人而已，他殺掉的還有一份中華醫學的珍貴的成果。

　　幸而任何政治強權的毀滅力或破壞力總是有限的，與華佗同時的另一位醫學泰鬥張機，逃過了曹操或者別的政客、軍閥的屠刀。張機字仲景，南陽涅陽（今河南鄧縣東北）人，大約生活於漢末和平元年（150）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之間。從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九年（204），中原地區的戰亂頻仍，死人遍野，引發了瘟疫流行，張氏宗族200餘人在不到十年間死去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死於傷寒發熱。漢代及其以前所稱的傷寒，並不限於由傷寒杆菌引起的腸傷寒病，還包括了霍亂、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在內的急性傳染病，傳染性和死亡率都相當高。自幼博覽群書，精心研習醫道的張機其人，在悲痛之餘，進一步刻苦鑽研《內經》、《陰陽大論》等古代醫學典籍，積極吸納東漢以前眾多醫家的醫方醫案，結合自己的從醫實踐，集中精力專攻傷寒病以及其他內科、外科、婦科雜病的病理、診斷、治療和用藥。積數年之功，到東漢末年終於撰成了《傷寒雜病論》十六卷，涵納傷寒和雜病兩大部分內容。流傳到晉代，醫學家王叔和又加以編輯整理，演變成了《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書。

　　《傷寒雜病論》是中華醫學發展史上，在臨床醫學領域曆史最悠久、影響最巨大的一部經典名著。它係統地總結了迄張機本人為止，曆代中醫對於傷寒和雜病的診斷經驗和治療經驗，形成一個相當完備的醫理、醫藥體係。在辯證施治方麵，張機歸納出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八綱”，闡明要首先分析確定是陰症還是陽症，再辨明表裏，再辨明虛實，再辨明寒熱。還歸納出望色、聞聲、問症、切脈“四診”，強調要綜合望、聞、問、切所得，構成辨明病症的診斷過程。處方用藥，他十分重視針對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條件，采取不同的配伍方案和治療方法。他所總結歸納的發汗、催吐、下瀉、解毒等治療方法，都已被後世中醫奉為準繩。除了內服方劑外，張機這部著作中，還介紹了針、灸、溫熨、藥摩、浸足乃至人工呼吸的具體方法，並且提倡要既重治療，又重預防，養生有法，勞逸適度。自宋代以降，官辦醫學校將《傷寒雜病論》列為必讀教材，中醫學界將張機尊為“醫聖”，將《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奉為“醫經”。《傷寒雜病論》還傳播至朝鮮、日本、東南亞諸國，時至當代，日本還有研究《傷寒論》的專業性團體。張機和華佗渾如雙子星座，輝耀在三國時期彌漫著殺氣的中原夜空，比當世諸多政客、軍閥者流更令人懷想。

　　與醫學研究並駕齊驅，數學研究也卓有成就。在兩漢時期，數學研究不是純理論研究，而是總與經濟社會實際需要密切結合。一是適應天象觀測、天文曆算的需要，在武帝年間，出現一部《周髀算經》，演繹蓋天說，運用竿標測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揭示了勾股定理。二是適應田畝算計、土地測量、粟米交換、比例分配、倉庫體積、土方計算、賦稅攤派的需要，在和帝年間，出現一部《九章算術》，展示了分數計算法、比例計算法、開平方、開立方、二次方程和聯立一次方程解法，還提出了負數概念和正負數加減法。到曹魏景元四年（263），數學家劉徽注解《九章算術》，寫成了《九章算術注》一書。他指出，《九章算術》中記載的古代按圓周率等於3的數值計算圓麵積，得出的並不是圓麵積，而是圓內接正六邊形的麵積。西漢劉歆計算出圓周率數值為3.1547，東漢張衡計算出圓周率數值為3.1622，仍不準確。劉徽把圓內接正六邊形邊數依次加倍，從十二邊形、二十四邊形、四十八邊形、九十六邊形直至一百九十二邊形，求得的圓周率數值為3.1416，這是中國古代數學研究圓周率的一項重要成果。他還認為圓內接正多邊形的邊數越多，就越趨近於圓周，已暗合了現代數學中的極限概念。南北朝時期，祖衝之（429-500）計算出圓周率數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精確到七位數字，就是在劉徽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取得的。中亞數學家阿爾卡西在1427年把圓周率數值推進到16位數字，比劉徽和祖衝之晚了1000年。

　　三國時期科學技術成就突出的另一領域，是機械製造。扶風（今陝西興平東南）人馬鈞卓立於其間，最負盛名。馬鈞字德衡，出身貧寒，青少年時期未曾讀過太多的書。他主要通過社會生產實踐，精心鑽研機械原理，經由多方麵生產工藝上的自主創新，成為一個“巧思絕世”的機械製造家。在古代中國，絲織業發展很早，手工機械逐時改進。西漢時期陳寶光妻首創的一種織綾提花機，由120綜（一綜控製一組經線）、120躡（連動操縱綜的踏板）組成，要60天才能織成一匹綾，效率甚低。到三國初期，已改進到60躡或50躡，操作仍然不太方便。馬鈞進一步進行設備改革，減至12躡，將織綾效率提高了四、五倍。農業生產離不開引水灌溉，馬鈞又在前人創製的用來吸水灑路的翻車基礎上，改進發明了一種專司提水灌田的翻車，亦即傳衍後世的龍骨水車。這種提水翻車結構極巧妙，鏈接的唧筒猶如龍骨相銜，能夠連續不斷地將水提上來，婦孺都可以操縱，效率數倍於當時其他的提水機具。傳播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一直到20世紀中期，仍在廣大農村普遍應用著。

　　民間機械製造家聲名既響，引起了官方注意，給了他一個給事中官職。魏青龍三年（235）八月，在位皇帝曹叡下詔，命令馬鈞製造指南車。指南針作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早就應用於行軍作戰，指示方向。前人為之已曾造過司南車，史籍當中有記述，隻是製作方法沒有傳存下來。馬鈞相信有其事，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卻認為屬於古人“記言之虛”，與他爭論不休。甚至拿馬鈞的名字進行嘲諷，說什麽“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馬鈞素來口吃，爭不過他們，便回之以“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他運用差動齒輪機械的構造原理，憑實踐說話，很快就造出了指南車。其形構為雙輪單轅車，車上立著一個木人，車一啟動，木人就會手指向南方；依靠齒輪的引動作用，無論行車的方向怎樣改變，木人所指始終向南。後來有人獻給曹叡一套百戲塑型，形製十分精致美觀，可惜不能動，隻能作擺設。曹叡要馬鈞使之動起來。馬鈞就用木質材料雕鑿製成原動輪，置於平地上，借助水力使輪旋轉。又分別作出女樂舞象，可以讓木人擊鼓吹簫；作出山嶽形狀，可以讓木人跳丸擲劍，攀繩倒立；作出百官行署，舂磨鬥雞等動作形象，真是千百變化，稱為“水轉百戲”。從此後，天下服其巧。

　　由民間廁身官場，馬鈞的天下“名巧”聲譽大增，但同時，他的自主科技創新能力也遭到不少限製，權要不支持他就做不成。他見到據說是諸葛亮所改進的連弩，發現其“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認為可以再加以改進提高，使之連續發射的功能更強。他實際試驗，用輪動機械連續性發射數十塊磚瓦，已能飛到數百步遠。於是進一步設想，依此原理而放大製作一種新型攻城武器——轉發式發石機，預計可以一次性懸掛數十塊大石，以機鼓輪引動發射，“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殊不知，這一設想卻遭到尚書仆射裴秀嘲笑，以為他是異想天開。找到馬鈞辯難，馬鈞“口屈不對”，裴秀就到處說他的小話。文學家傅玄批評裴秀：“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那意思就是，你自己不懂技巧之事，卻去攻訐馬鈞，必定謬以千裏。傅玄又找到安鄉侯曹羲，曹羲也像裴秀一樣，不以為然。傅玄就苦口婆心地說：“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不妨讓他試一試，免得“以言抑人異能”，導致“不世之巧無由出”。曹羲領悟了，便去向其兄武安侯曹爽（就是那個與司馬懿一起當過顧命大臣的人）推薦，殊不知曹爽一口就否定了。因曹爽這一否定，馬鈞的試驗終成泡影，那種先進的攻城武器未能在三國時期出現。

　　對比一下造“水轉百戲”和試製轉發式發石機，成與不成，都決定於曹氏王侯的一念一言。傅玄為馬鈞未能獲準試製轉發式發石機痛惜不已，感慨係之地發過一通議論：“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張衡）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鬆之顯然與傅玄同心相應，所以他在《三國誌·方技傳》無隻言半語提及馬鈞的狀況下，特別插入一段長達一千三百餘字的補注，等於為馬鈞立傳，並把傅玄的所行所言傳播於世。

　　從中看得出，科學技術要“見用於時”，“有益於世”，從先秦的公輸般、墨翟開始，就是一個好傳統。那時候科學文化領域呈現百家爭鳴局麵，諸侯們的政治幹預度較低，因而他們能夠各擅所能，各逞其長。但自從秦始皇開創中央專製集權以後，獨裁政治淩駕於科學文化之上，科技創新的自主可能性就大為降低了，以皇權利益為核心的經濟、政治、軍事、社會需求成為科學技術之毛必須依附的皮，服務於這種實用之外還得加上一個服從於這種實用。

　　而權大就是準則，皇權高於一切，帝王將相的政治權勢實際上在強暴科學技術。帝王將相需要的，允許的，哪怕僅止是“水轉百戲”，都賴之而生成了。帝王將相未上心的，不認可的，哪怕實用性強到轉發式發石機，也極可能落得“不果試”的境遇。連有一官半職的張衡、馬鈞尚且如此，其他科技能人巧士的命運自可想見。

　　2000餘年間，中國人決不比歐美人缺少自主創新能力，對於人類文明的創新貢獻也決不限於通常所說的“四大發明”，科學技術演進史卻有不少扭曲和阻滯發生，根子正在其間。

　　諸葛亮就比馬鈞幸運得多了。他貴為丞相，在劉備死後統攬蜀漢軍政大權，搞點科技小發明，小革新，自然容易心想事成。按照《三國誌》本傳所說，他“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連弩不是新發明，而是技術小革新，“損益”就是減一減，加一加，有所改進。蜀漢軍隊北伐所用的連弩取名“元戎”，以鐵製箭，杆長八寸，一次能連續發射十支，就是改進而成的遠程武器。1964年曾在四川郫縣（今屬成都）出土一件銅弩機，製作於蜀漢景耀四年（261），號稱“十石弩”，弓張力達到260多公斤，要用腳踏機械才能夠張開，在當時無疑相當精良了。馬鈞所謂“巧則巧矣，未盡善也”的連弩，大概就是這類“十石弩”，他說預期效率可以提高五倍。至於木牛流馬，近人劉仙洲教授認為，木牛就是成都平原直到近現代仍在廣泛使用的雞公車（類似北方獨輪小車，都靠手推）。

　　還有人說，流馬也是一種木製運輸工具，輪子多達四個。但據裴注引《諸葛亮集》，諸葛亮曾分別就木牛和流馬的形製、功能作過說明，如木牛“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勒牛禦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行二十裏，而人不大勞”，流馬“形製如象”之類，似乎雞公車對應不上。木牛流馬載物重，能製動，意味著可能不單靠人推（人推不動“一歲糧”）人拉，還運用了杠杆原理或齒輪原理，以減輕人的體力負擔。缺實證，姑存疑。值得注意的是，本傳標明的“皆出其意”四字，包含著連弩和木牛流馬是諸葛亮設計的，或者由他授意試製成功的兩層意思，兩種可能。無能是哪層意思，哪種可能，諸葛亮結合軍事需求，注重改進遠程武器和運輸工具，都是難能可貴的。倘若馬鈞在他的麾下效力，定然能夠發揮出更多聰明才智，做出更大貢獻。

　　孫吳位居長江中下遊，東南兩部分瀕臨大海，壯大水軍和發展經濟都需要造船，因而造船業特別發達，造船的工藝技術水平也相當高。其造船基地分布在東南沿海，主要有侯官（今福建閩侯）、永寧（今浙江溫州）、番禺（今廣東廣州）等處，設置典船都尉專門負責管理。一是造軍艦，二是造商船，數量多，船體大，製造工藝相當先進。從細部看，兩漢以來廣泛使用的櫓、舵、帆、錨，以及帆櫓並用、風力與人力結合，都有長足的發展，適航性能和航行速度都走在當時世界前列。從大觀看，最大的作戰巨艦可載3000士兵，上下五層，雕鏤彩飾，壯麗非凡。商船“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約500噸以上）”（見《太平禦覽》卷二六九）。吳黃龍二年（230），孫權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軍一萬餘人，從章安（今浙江臨海東南）啟程，從台州灣出海，沿海岸線航經今福州、泉州，再橫渡台灣海峽，然後在今台灣省的台南、嘉義一帶登陸，到達當時的夷洲，揭開了大陸人與台灣土著民溝通的曆史新篇章。嘉禾二年（233），賀達又受命率眾10000餘人，駕船100餘艘，穿東海、黃海、渤海北上，到達了當時的遼東和高句驪（今朝鮮）。赤烏五年（242），聶友和陸凱還受命率領30000將士，經南海遠航到達珠崖、儋耳（今海南島）。這都標誌著，孫吳時期的造船術和航海術，都居當時世界一流。

　　孫吳的手工製造業也頗發達。武昌（今湖北鄂州）地區為冶鑄業中心，主要生產兵器。據陶弘景《刀劍錄》記載，黃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建康（今南京）以金銀製造業聞名，孫皓曾“使尚方以金銀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精妙絕倫。會稽（今浙江紹興）的銅鏡製造業冠蓋一時，以高浮雕技術表現神話傳說或曆史故事的畫像鏡，稱得上美輪美奐。最了不起的是青瓷製造業，在漢代釉陶的基礎上，無論造型、釉色或燒製工藝，吳青瓷都標誌著中華瓷走向成熟。1954年在南京市趙崗的吳赤烏十四年（251）墓出土的青瓷虎子（盛尿器皿），1958年在南京市北京路的吳甘露元年（265）墓出土的青瓷熊燈和一對青瓷臥羊，反映出當時的統治者們連某些日常生活用品，也換成了精美的青瓷製品。發展到唐代，今浙江紹興、餘姚燒製青瓷的窯稱為“越窯”（紹興、餘姚為古越地），工藝水平進一步提高，但其基礎就是吳之青瓷。

　　在在都表明，三國時期科學技術的一切成果，莫不服務於和服從於彼時彼際的經濟、政治、軍事、社會需求，特別是軍國統治者的現實需求，得失生滅皆決於斯。對此既不宜全盤肯定，也不宜全盤否定。從好的一麵來看，注重與實際需求結合起來，畢竟是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要源頭和基本途徑，不管帝王將相們主觀意向是否及此，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終究賴以存活並且創建出了不少的輝煌。從壞的一麵而言，帝王將相們無論政治上、軍事上多麽卓越，甚至高明得比諸葛亮還諸葛亮，隻要是讓科學技術局限在服務於，特別是服從於他們的皇權實用的框架以內，實用就難免畸重畸輕，有存有廢，科學理論研究更難免相對薄弱。因此，科學技術的發展遭到扭曲和阻滯，乃至連人也遭到毀滅，就注定將是不可避免的。華佗的遭遇，馬鈞的遭遇，無不令人扼腕歎息。更何況，如《三國誌·方技傳》和《後漢書·方術傳》所示，在帝王將相以及漢儒者流的心目中，科學技術隻不過是巫術、相術同類的方技、方術，根本就沒有生產力地位。讀史取鑒，不應當隻記取長精神的層麵，還應當記取存教訓的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