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13章 辱罵和恐嚇也是戰鬥

　　《三國演義》第九十三回下半回寫“武鄉侯罵死王朗”，三國曆史上沒有這回事，又是羅貫中虛構出來的。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今浙江嵊縣）人，歸順曹操前曾任會稽（今浙江紹興）太守，曹丕稱帝拜為司空，曹叡即位升任司徒。在擔任司空期間，他和時任司徒華歆、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仆射諸葛璋等人，都先後給蜀漢丞相諸葛亮寫過信，勸其審時度勢，上順天命，下從人心，舉蜀國之地降魏。諸葛亮不為所動，作《正議》一文駁斥勸降理由，表達了以弱勝強，統一天下的信念。這些事都記載於《諸葛亮集》，《三國誌》本傳裴鬆之注詳加引述，以葆忠貞。那以後，王朗於太和二年（228）病逝於洛陽，生前從未參與過對蜀作戰，更未在兩軍陣前與諸葛亮發生對罵。羅貫中僅就一點勸降影子，就把王朗移花接木到諸葛亮的首次北伐事件當中，讓他作魏軍主帥曹真的軍師，在祁山陣前勸諸葛亮“倒戈卸甲，以禮來降”，結果反被諸葛亮當場罵得又羞又怒，倒於馬下而死。文學不等於曆史，羅貫中如此虛構非但不足為怪，抑且活泛可讀，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從中還可以看出，辱罵儼若一種心理戰手段，可以產生奇特作用。

　　《孫子兵法》第一篇《計篇》，即已強調“兵者，詭道也”，指出為“將”五要之一就在智計。第三篇《謀攻篇》又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這些文字裏，雖然並沒有直接列舉“詭道”智計，但像諸葛亮罵死王朗那種辱罵，分明合乎“不戰而屈人之兵”一說，堪稱一種“謀攻之法”。事實上，中外古今的軍事對抗和政治鬥爭當中，不隻是辱罵，還包括恐嚇在內，都經常成為一種心理戰的具形選擇。其間也有一些猝發性的辱罵和恐嚇，盡管沾不上“謀攻”的邊，但隻要出自軍事上或政治上的敵對行動，同樣能見人見事，凸顯出戰鬥色彩。這方麵，三國人物多有高手，也多有好例，值得後人仔細咀嚼。

　　“建安七子”中有個陳琳，擅長寫章表書記，曹丕《與吳質書》評價他的“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官渡之戰前，他在袁紹麾下作幕僚，袁紹命他撰寫檄文聲討曹操。這篇檄文被後人題作《為袁紹檄豫州》，收錄於《文選》卷四十四，與後來唐初駱賓王撰寫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異曲同工，都以辱罵得痛快淋漓著稱於世。就檄文性質而言，肯定是一篇遵命文章，屬於職務行為，而非個人專利。但誠如明人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陳記室集題辭》中所說，陳琳“為袁本初草檄詆操，心誠輕之，奮其怒氣，詞若江河”，“後世即有善罵者，俱不及也”。其“善罵”表現在，從曹操祖父曹騰罵起，稱其“與左悺、徐璜（漢末擅權宦官，左稱‘左回天’，徐稱‘徐臥虎’），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次罵操父曹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然後罵到曹操頭上，指其“贅閹遺醜，本無懿德，狡鋒協，好亂樂禍”。這樣查三代，罵三代，極盡人格侮辱之能事以後，才洋洋灑灑，真真假假，或誇大其辭，無限上綱；或無中生有，肆意詆毀，曆數曹操的樁樁罪行，斑斑劣跡。其宗旨，就是要給曹操政治上定性：“曆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從而“布告天下”，追隨袁紹起兵討賊，建立“非常之功”。借用當今的話說，這篇以“罵”名世的檄文，實質上是袁紹集團在官渡之戰前公開發布的罪行榜、聲討書和動員令，兵馬未動而先打宣傳戰，意欲在心理上先將曹操逼到死角。

　　據裴注引《典略》說，這篇檄文傳到曹操手裏時，他的頭風痛老毛病正巧發作了，是臥在病榻上麵讀的。讀罷居然翻身而起，興奮地說：“此愈我病！”盡管這樣的心理效應恰與袁紹期望相反，但檄文之罵對於曹操心理刺激之深之巨，殊非常人所能想象。其後經官渡之戰，曹操打敗了袁紹，進而占領冀州，陳琳歸降曹操。曹操對陳琳說：“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陳琳趕緊謝罪。幸好曹操這位政治家確有寬懷大度的一麵，“愛其才而不咎”，留下他在身邊擔任司空軍謀祭酒，掌管記室，相當於現今的文字秘書。對這段“罵”的前後因果，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檄移》中評論道：“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實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釁，激然露骨。敢矣攖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倘若轉換為辱罵袁紹，陳琳不但本人必死，勢必還會禍連於三族。

　　無獨有偶，半個世紀後，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造司馬氏的反，也使用了辱罵手段。時在正元二年（255）正月，有慧星長數十丈，起於吳、楚之分，劃過西北方向的夜空。毌丘儉、文欽“以為己祥”，“遂矯太後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在仿造的太後詔令中，他們曆數司馬師的11條大罪，不乏惡語相加。如罪一“盛年在職，無疾托病，坐擁強兵，無有臣禮”，罪二“為臣不忠，為子不孝”，罪四“權勢自在，無所領錄”，罪五“有無君之心”，罪六“不顧大義”，罪八“不奉法度”，幾乎將封建宗法綱常倫理固有的各項罪名都扣到司馬師頭上了，有的罪名還是從不同角度反複加重。不忠不孝就類於禽獸，在封建社會深入人心，雖然尚未明指司馬師類於禽獸，但婦孺皆知其理，等於已經說了。到第十一罪，更由政治、品德牽扯到生理，抓住司馬師新割眼瘤未愈，罵為“天不長（助長）惡，使目腫不成”，也夠刻毒的了。其用意，仍同袁紹當年令陳琳草檄罵曹相似，就是要多向度地把司馬師罵絕搞臭，從而廣泛地造成輿論，以使自己從心理上盡可能地取得將吏士民的認同響應，而置對方於心理劣勢，輿論劣勢。這一場“謀攻”，一度部分奏效，母丘儉、文欽得以“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今安徽壽縣），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擁眾五六萬插旗割據於一時一地。另一方麵，司馬師也承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壓力，擔心朝廷內外反對者甚多，萬一用兵戰敗，將會難以收拾。猶豫再三方決計出兵，親征淮南，以母丘儉被殺，文欽逃往東吳為最終結果，平定這場叛亂。

　　曹操也曾罵過劉備。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率軍攻漢中，陽平（今陝西勉縣西北）一戰殺死曹軍大將夏侯淵。曹操聞訊極為震怒，親自率軍入漢中，直抵陽平關欲與劉備決戰。劉備卻駐軍山頭之上，憑借險峻地勢，森嚴壁壘，拒不與曹操決出一個你死我活。劉備間或也挑逗一下，派遣養子、時任副軍中郎將劉封出麵挑戰，重要將領都不出營。曹操氣得不行，大聲嗬罵：“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須來，令擊之！”所謂“黃須”，指他的四子曹彰。曹彰與其兄曹丕、曹植雅好文學不同，“少善射禦，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一向以衛青、霍去病作為榜樣。此前一年（218）代郡烏桓人造反，曹彰以北中郎將職銜，代理驍騎將軍，率部北征，所向皆破，北方悉平。曹操在長安召見凱旋而歸的曹彰，曹彰不伐己功，功勞盡歸諸將。由於曹彰的須發微黃，曹操持著他的黃須誇獎：“黃須兒竟大奇也！”如今抬出“黃須兒”，無非想從心理上刺激劉備，促其在曹彰到來以前就決戰。殊不知罵了“賣履舍兒”，稱了劉備的“爺爺”（自稱“汝公”，猶如罵了劉備“孫子”），仍如400年前項羽罵劉邦一樣，傳承“高祖之風”的劉備心理承受能力極強，堅決不上當，堅持不應戰。從三月圍到五月，曹操心理上先拖垮了，決計撤軍北還。正是在此背景下，他傳出了“雞肋”的口號，引發楊修自作聰明，搶先收拾行裝，招致殺身之禍。很可能，當時曹操的心氣不舒，也是殺楊修的一個偶然因素。

　　同在這一年，龐德罵關羽，另是一種情況。龐德原為西涼馬騰、馬超父子麾下的一員勇將，建安十六年（211）隨馬超逃到漢中，依附張魯；二十年（215）曹操進入漢中，收降張魯，龐德也隨眾歸降。曹操素聞龐德驍勇，一來就拜為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二十四年（219）關羽攻襄樊，龐德率領所部參戰，駐守樊城南。他的堂兄龐柔在蜀中，樊城諸將頗疑之，他表明態度說：“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與關羽戰場交鋒，龐德一箭射傷了關羽額頭。他常騎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曹軍主將曹仁派他駐防到樊北十裏，恰逢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平地水深五六丈，造成水淹七軍之慘，龐德隻好帶領餘眾避水上堤。關羽引水軍乘船攻擊，亂箭從四麵射向堤上，龐德被甲持弓，奮力抗擊，從黎明一直力戰到午後，矢盡又以短兵相接。他告勉將士：“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至最後身邊隻剩下將士三人，仍彎弓傅矢，乘小船欲投奔曹仁。不幸船翻被俘，兀自立而不跪。關羽對他說道：“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龐德怒目圓瞋，斥罵關羽道：“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終不屈被殺，與七軍主將於禁跪地乞降，適成鮮明對照。方其時，罵聲已經成為他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他就運用這一武器，壯烈地展開最後的鬥爭，直到殺身成仁。沒有任何預謀，但卻正氣凜然，浩氣長存。

　　吳質的罵也無預謀，從中凸顯的本質，卻與龐德的罵決意不可以相提並論。吳質其人，在建安時期躋身主流文人之間，以才學通博深得曹丕以及諸侯禮愛。他政治押寶押在曹丕身上，替曹丕出主意修理死對頭楊修，送曹操出征獨自痛哭流涕以博取眷愛，都使曹丕將其視為第一號心腹，多次寫信全都寫得情文並茂。曹丕一登上皇帝寶座，就破格提拔他任北中郎將，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黃初五年（224）吳質從任所入京朝見，曹丕特為破例，詔令上將軍及特進以下官員都到吳質住所聚會，並撥出專款設置酒宴。酒酣耳熱之際，吳質意欲盡歡，針對上將軍曹真身體肥胖，中領軍朱鑠身體瘦弱，他故意召來倡優當場表演說肥瘦。曹真仗著是曹氏本親，官職又尊顯，生氣地責問吳質：“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在座的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也批評吳質，曹真趁勢拔刀瞋目，聲言“俳敢輕脫，吾斬爾”，罵起座來。吳質怎麽服得這個軟，當即案劍責罵道：“曹子丹，汝非屠幾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朱鑠實在看不過，起身說：“陛下使吾等來樂卿爾，乃至此邪？”吳質掉頭嗬叱他：“朱鑠，敢壞坐！”朱鑠也是一個急性子，麵子上過不去，旋轉身就拔劍斬地，大家不歡而散。這其間，吳質比曹真更是恃勢驕橫，惡語傷人，連皇親國戚、官高於他的曹真也沒有放在眼裏，當麵辱罵人家是屠案上的肥肉。通過這樣一場權貴高層內部的特殊戰鬥，可以讓人看到吳質之類的無行文人一旦有了“最高”一人的權勢作為冰山，將會怙威肆行到什麽地步。然而就是這樣的匪類，在專製帝王庇護之下卻能固寵至尊，難道不值得後人深省嗎？

　　吳質辱罵曹真表現出來的怙威肆行當中，顯然含有恐嚇的成分。辱罵不一定都是恐嚇，恐嚇也不一定都要用到辱罵，三國時期的第一個軍閥董卓便習慣於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對文武官員進行恐嚇，以達到特定政治目的。初平元年（190）關東諸侯聯兵討董卓，他打算放棄洛陽，遷都長安。司徒楊彪以“遷都改製，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為由，發表了勸阻意見，董卓當即臉紅筋脹地申斥道：“楊公欲沮國家計邪？……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保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這一番夾槍帶棒的話，嚇得在場的公卿臣僚莫不恐怖失色。太尉黃琬小心翼翼地懇請董卓“重思”，他當即“罷坐”，拂袖而去；並且當天就命令司隸官員參奏楊彪和黃琬，撤了兩個人的職，致令無人再敢勸阻。如其意願遷都長安後，董卓築郿塢，召見文武百官。他預設帳幔聚眾宴飲，席間突然傳令帶出數百名誘降來的北地俘虜，“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者之，未死，偃轉（橫七豎八倒在）杯案間”。如此凶殘地殺人取樂，實則是威懾、警告眾人，直嚇得“會者皆戰栗，亡失匕箸”，而董卓本人卻飲食自若。在董卓一類擅權肆虐者的手裏，恐嚇既是戰鬥利器，又是馭人謀略，不管花樣上如何變幻，意圖達到的政治目標始終隻有一個，那就是從心理上摧垮要對付的人，壓迫其服服帖帖地畏從於己，以利自己隨心所欲，倒行逆施。

　　當過董卓的“義子”，又因私通董卓的侍婢反叛董卓，殺死董卓的呂布，也曾憑借實力恐嚇過別人。建安二年（197），反複無常的呂布先被曹操打敗，逃跑到徐州投奔劉備。不久，袁術與劉備相攻，許諾送給他二十萬斛軍糧，他趁著劉備領軍在外，偷襲下邳，打了守將張飛一個措手不及，把劉備老婆、孩子都俘虜了。袁術卻以呂布未能捉住劉備為借口，不肯兌現許諾的軍糧，呂布一氣之下，又將劉備迎回來“遣屯小沛”，而自號徐州牧。袁術派大將紀靈率領三萬步騎進攻劉備，劉備向呂布求救，呂布便帶了一千步兵、二百騎兵赴小沛調解。呂布的兵雖然少，但他久以“飛將”聞名，紀靈一聽說他趕來了，即自“斂兵不敢複攻”。呂布在小沛城外安屯下來，邀紀靈和劉備都到他的軍營，設宴促使他們“相逢一笑泯恩仇”。呂布對紀靈說：“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鬥，但喜解鬥耳。”他叫人在營門正當中舉一隻戟，聲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鬥。”言罷彎弓搭箭，一射正中戟的小支，諸將皆驚，一迭連聲地稱讚“將軍天威也”。第二天，邀集衝突雙方再次歡會，然後就罷兵而去。這一出“轅門射戟”故事，表麵上言辭溫軟，波瀾不興，骨子裏卻充滿了恐嚇意味。一則呂布素來稱“飛將”，二來呂布當眾顯“天威”，三還加上是在呂布軍營當中，紀靈倘若給臉不要臉，準沒有好果子吃，所以隻好強賠笑臉，引軍退去。一定意義上，這也可以叫做“不戰而屈人之兵”。呂布當年恐嚇人的手法和效果，無論於古今中外，均不少見。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親自率軍南下，輕取荊州，窺視江東，也對孫權先展開了心理戰，派人送去了一封恐嚇信。方其時，曹操53歲，打遍中原無敵手，全沒有把26歲的孫權小子放在眼裏，滿心以為也會像劉琮一樣，恐嚇一下便會心驚膽裂，望風歸降。他信裏寫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華麗的外交語言，每一句都包含著威懾力量。所謂“奉辭伐罪”，亮出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堂皇旗號，分明喻示孫權隻有效法“劉琮束手”的一條出路。揚言有“八十萬眾”，雖屬誇大炫耀之辭，但實有的大約30萬人馬，也確實比東吳當時能調集的幾萬人馬強大得多了。“會獵”雲雲，暗藏著400年前劉邦打著會獵雲夢的幌子，一舉擒拿韓信的當朝典故，曆史的經驗教訓彼此都決不會忘記。所以這封恐嚇信一到，孫權“以示群臣，莫不響震失色”，一度在孫權集團高層引發出了強烈的心理地震。連張昭那樣的孫氏“三朝元老”和顧命重臣，也勸孫權屈膝“迎之”，其他諸多大臣亦是“降”聲一片，弄得孫權既猶豫，又失望。若不是魯肅獨抗大流，反對投降，建議孫權召回周瑜定大計，這一段曆史真不知道是什麽樣子。以恐嚇為核心內容的這類心理戰能夠產生一定作用，因而當年曹操要用，百代以下的中外後人也愛不釋手。

　　三國後期司馬師、司馬昭兄弟平定淮南之戰，就是成功運用恐嚇心理戰，輔助軍事行動克敵製勝的成功例證。先是正元二年（255）魏將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擁眾造反，時任大將軍專擅朝綱的司馬師接受時任中書侍郎鍾會，以及河南尹王肅、尚書傅嘏的謀略建議，“統中外軍討之”。當時母丘儉率其所部據守壽春（今安徽壽縣），文欽率其所部在外為遊兵，合計擁眾五六萬人。司馬師親自坐鎮汝陽（今河南汝南）指揮主力部隊，派監軍王基統領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同時命令鎮南將軍諸葛誕統領豫州諸軍，從北麵進逼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遵統領青、徐兩州諸軍，“出於譙（郡治在今安徽亳縣）、宋（今山東、安徽、江蘇接壤地帶）之間，絕其歸路”。這樣至少三、四倍於叛軍的優勢兵力，構成了合圍態勢，他卻“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母丘儉、文欽“進不得鬥，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心理上被擾亂了。

　　淮南將士的家鄉多在北方，麵對優勢兵力的合圍態勢，心理尤其恐懼，導致“眾心沮散，降者相屬”，僅剩一些淮南新附農民兵還在為母丘儉、文欽賣命。這是軍事實力和用兵謀略合構成的心理恐嚇，部分起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其效能不亞三五萬將士。

　　司馬師隨之走出了第二步，派遣時任兗州刺史鄧艾統領泰山諸軍萬餘人挺進挑戰，“示弱”誘敵，自己則率主力部隊迅速跟進。文欽中計，夜襲鄧艾，天明才發現重兵掩至了，趕緊落荒而逃，投奔東吳保命。當天母丘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途中同小弟母丘秀、孫兒母丘重一起被殺，不久傳首京師，夷滅三族。

　　參與剿滅母丘儉、文欽叛亂的諸葛誕，與蜀漢諸葛亮、孫吳諸葛謹同為東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但三人分在三國，各奉一主，均居顯位。因這次參與東征有功，升任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未久又進封高平侯，食邑3500戶，轉為征東大將軍。但他眼見母丘儉等人累被夷滅，懼不自安，便傾出家財收結眾心，厚養死士數千人。同時以築城備寇為名，要求朝廷增兵10萬給他守壽春，私心意圖“保有淮南”。當時司馬師已死，司馬昭繼任大將軍錄尚書事，對諸葛誕產生了疑心，於是采納長史賈充的獻策，於甘露二年（257）五月征調諸葛誕入京任職司空。把封疆大吏調入京城作官，既可能是提拔重用，又可能是削權閑置，甚至有奪命之險。諸葛誕明白自己屬於後一種類型，接詔“愈恐，遂反”。他聚眾10餘萬人，奪揚州，據壽春，並派長史吳綱帶著他的幼子諸葛靚“至吳求救”。東吳積極響應，派大將全懌、全端、唐谘和降將文欽一起，率三萬精兵進入壽春，並封諸葛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

　　當年六月，司馬昭親自統領中外諸軍26萬餘眾，布置鎮南將軍王基、安東將軍陳騫等率部對壽春“四麵合圍”。諸將多希望強行攻城，速戰速決，司馬昭堅持認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令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製也。”所謂“以全策縻之”，亦即千方百計地困死他，震懾他，消耗他，削弱他，最終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勝利。26萬餘眾的大軍壓境，“四麵合圍”大半年，“城中震懼，不知所為”。到甘露三年（258）正月，諸葛誕、文欽、唐谘率眾突圍，都被打回城中去，戰場遺留的“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城內口糧耗竭，“降出者數萬口”。文欽素來與諸葛誕有過節，至此又主張“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諸葛誕對他疑心加重，將其殺死。文欽之子文鴦、文虎逾城投降，司馬昭不僅不殺，還封他們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這就使城內的人更想保命求活，加上日益饑困，諸葛誕、唐谘智力窮盡，走投無路。司馬昭又用反間計，恐嚇說“吳中怒（全）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逼使全懌、全端都率部投降。至二月“四麵進兵，同時鼓噪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諸葛誕也落得了與母丘儉同樣的下場。半年恐嚇，一朝全勝，淮南由是平定。

　　對於辱罵和恐嚇，三國時人袁渙自有儒家後學的態度。劉備之任豫州刺史時，曾舉袁渙為茂才。其後，袁渙避地江、淮間，曾先後為袁術和呂布所用。呂布與劉備翻臉的時候，要他代寫一信去“詈辱”劉備，再三強之，他都不答應。呂布大怒，拔劍恐嚇他說：“為之則生，不為則死！”袁渙顏色不變，笑著回答呂布：“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複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複罵將軍，可乎？”一席話說得呂布自感慚愧，便沒有再強迫他。呂布白門樓喪身之後，袁渙歸順曹操，曆任沛南部都尉、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郎中令、行禦史大夫事等職，“時人服其清”。曹丕聽說他拒呂布之事，問他堂弟袁敏道：“渙勇怯何如？”袁敏回答：“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如今看，袁渙對於呂布的恐嚇，的確表現得威武不能屈，對於辱罵的理解也合儒學的道理——前一方麵值得學習，後一方麵也可借鑒。隻不過尚須補充一點，那就是，無論古今中外，上至帝王將相，下至皂隸草民，采用辱罵和恐嚇手段進行戰鬥，決然不會都遵從儒家學說，因而決然不宜踐行“本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