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11章 一片疑雲留永安

　　蜀漢章武二年（222）六月，劉備在其悍然發動的討吳戰爭中慘遭敗績，狼狽逃回到夔門內的魚複（今重慶奉節東）才停下來。他將魚複改名永安，竟窩在那裏，不肯回成都。章武三年（223）春，他染上痢疾，既而轉雜他症，終至一病不起。當年二月將諸葛亮從成都召來永安，四月臨終前，向諸葛亮和李嚴托孤，慘淡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曆程。這就是曆史上極著名的永安托孤；因為新莽末年公孫述據蜀稱帝期間，托名白龍獻瑞而自號“白帝”，曾將魚複城改稱白帝城，所以永安托孤又被習稱為白帝托孤。後來的民間述聞以及戲曲傳唱，卻將托孤本事改造了，變成劉備隻向諸葛亮一人托孤，或者用趙雲替換李嚴，變成所謂“文托臥龍，武托子龍”。但無論怎麽改造，主題渲染隻有一個，那就是劉備與諸葛亮肝膽相照，親密無間，國事、家事盡行托付，形成一段忠信佳話傳唱不衰。

　　然而，真是那樣的嗎？與諸葛亮一同領受托孤遺命的李嚴，自從劉備死後，當世就沒有當過一天顧命大臣，後世又被長期掩沒，鮮為人知，就構成了一個疑團。《三國誌》的記述異常簡略，另是一個疑團。《先主傳》裏僅止提到：

　　先主病篤，托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

　　《諸葛亮傳》文字稍多，也隻是說：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李嚴傳》則寫道：

　　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

　　參酌三傳，劉備為什麽要托孤給諸葛亮、李嚴兩人？諸葛亮聽了劉備哪些話，為什麽會“涕泣”？李嚴既受命同“輔少主”，並且“統內外軍事”，為什麽事後並未當此重任，卻“留鎮永安”？疑團滾滾，聚合成雲，簡直叫人輕易看不透，異常費思量。連善於把諸如孫堅討董卓時“梟其都督華雄”六個字敷演成為關羽“溫酒斬華雄”洋洋灑灑一篇故事的《三國演義》，第八十五回寫到此事，也筆墨收斂，跡近照抄《諸葛亮傳》：

　　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

　　“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王。”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哭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

　　羅貫中顯然讀出了陳壽的微言大義，才對諸葛亮的如此誠惶誠恐，悚懼失態，將“涕泣”作了傳神發揮。要破解托孤疑雲之謎，我認為，決不能忽視這樣的細節。

　　其實，對於劉備話裏暗藏的機鋒，前賢早已經點破。裴鬆之注《三國誌》，完成於劉宋永嘉六年（429），距劉備托孤隻不過206年。他注托孤一事，隻引用了晉人孫盛一段評語；而晉繼魏立，孫盛與三國曆史相去未遠，所見所識當比他的前人、後人更加清醒。

　　他說的是：

　　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可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誌，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托孤之謂！幸值劉禪暗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孫盛的評語，首先指出了劉備那些話分明在試探，既違道義，亦非信順，因而“亂孰甚焉”。其次揭穿了劉備那樣做決不能表明“委付之誠”，對真正信托的“忠賢”根本不該有“若斯之誨”，對並非“忠賢”之徒說那種話適足以“啟篡逆之塗（途）”，因而實屬“詭偽之辭，非托孤之謂”。再其次“幸值”雲雲，從正反兩麵剖析後果，指斥劉備如此這般運用權謀，“不亦惑哉”。這些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精當評語，裴鬆之顯然引為同調，所以隻引孫評作注。可歎千百年以降，治三國史、說三國事的人多矣，對這條裴注竟然視若未見，總把劉備當作仁德信義的標本，把諸葛亮當作忠貞節義的楷模，把托孤故事向著理想願景演繹，以至將那片疑雲幻化成了一片彩雲。

　　孫盛的評語有事理依據嗎？有。早在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踐行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道，陸續鏟除八個異姓王之後，即已刑白馬盟誓，約定“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劉邦死後，呂後篡權，雖然封了呂姓王，對於這條約定仍不免心存忌憚，以之告誡呂產、呂祿。待呂後一死，周勃、灌嬰等聯手誅滅諸呂，廢除諸呂所立的少帝，都以這條約定為旗幟而正名分，明確宣稱“非劉氏，不當立”。

　　（《史記·呂後本紀》）漢武帝劉徹死後，身為外戚、官居大將軍、大司馬的霍光，與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禦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同領遺詔，輔佐八歲的太子劉弗陵繼位，是為昭帝。霍光統攬朝政大權，既沒有封王，更沒有代之。昭帝在位十三年，於元平元年（前74）早逝，沒有子嗣，霍光就奏請皇太後同意，奉迎武帝的孫子昌邑王劉賀進京，擬擁立為帝。但劉賀在主持劉弗陵喪事期間，暴露出了種種劣跡（遠非劉禪那種“不才”），霍光又自承考察不細之責，奏請皇太後同意，由皇太後親自出麵在未央宮承明殿廢掉了昌邑王。其後霍光與其他大臣鄭重合議，選擇流落民間的武帝曾孫、時年十八歲的劉詢繼位，是為宣帝。霍光領受武帝托孤之重任，輔昭立宣，確保了劉氏皇權，促成了“昭宣中興”，成為西漢麒麟閣名臣之首。（《漢書·霍光傳》）

　　西漢末年，王莽專權，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受封安漢公猶自數四“固讓”，博得了“謙恭”令譽；到孺子嬰居攝元年（公元6年），他就撕去偽裝，成為“攝皇帝”，安眾侯劉崇立即認定他“必危劉氏，天下非之”，引眾以攻之。劉崇雖因之而招致了“謀逆”之罪，但其反王莽之舉說明，白馬盟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深入人心。（《資治通鑒·漢紀二十八》）延及東漢近兩百年間，托孤遺命亦不鮮見，擅權的外戚無人敢於異姓稱王；直到獻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進爵為魏王，才又一次破壞了這一條明規則。即便如此，建安二十五年（220）魏代漢興，還上演了劉協三次奉璽禪讓，曹丕三次上書辭讓的政治諧戲，足見劉備確實毫無“托孤”之“誠”。所謂“輔之”、“自取”，貌似有兩種選擇，實隻有一種選擇。倘若諸葛亮稍一思維短路，就會落到“天下共擊之”的篡逆境地，與王莽、曹操無異。清代康熙年間擔任過都察院左副都禦史（相當於現今的監察部副部長）的巫山人傅作楫，寫過一首七言律詩《永安宮》，三、四兩句“嗣子不才君可取，老臣如此罪當誅”，就深得個中三昧。後來人傅作楫尚且一語中的，當事人諸葛亮能不一眼看穿？劉備的話何等陰刻，何等險惡！他聽得毛骨悚然，如臨深淵，隻好選擇當場“涕泣”，“汗流遍體，手足失措，哭拜於地”，甚至於“叩頭流血”，發誓以死效忠。

　　劉備要的就是這樣一種效果。他喜怒不形於色，話語綿裏藏刀（若是針，也是見血封喉的毒針），陰險權詐的風格異於曹操。這是他的政治品質，也是他的政治權謀。之所以要做得如此之詭異偽善，歸根結底出自於他的政治考量，那就是要不惜手段地維護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這一個劉氏江山，使之能夠二世、三世傳承不衰。夷陵敗後不回成都去，執意窩在遠離蜀漢都城的魚複，並且將魚複改名為“永安”，奧秘正在其間。作為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他就是要避開都城人事的繁瑣喧囂，挑選這樣一個地處夔門之內，大江之濱，兩百年前曾為同屬偏霸之帝的公孫述白龍獻瑞的形勝之地，耳目清靜、心氣平和地尋思謀劃蜀漢政權永安之道。當其初，他並沒有大限將盡的不良預期，而是還想重振雄風，有所作為，甚而還打算再一次伐吳。攘外必先安內，他當時的主要著眼點，還在如何繼續貫徹著重依靠“地頭蛇”的既定方針，得心應手地駑馭歸屬他的兩大利益集團。由於入蜀後最受信的法正已於建安二十五年（220）病故，益州新臣的另一代表人物許靖也於章武二年（222）去世，確定一個益州新臣利益集團的新掌門人，成為當時人事調整的重中之重。蟄居永安兩個月之際，他便選中了輔漢將軍李嚴，特意將其召到永安，委以尚書令重任。自東漢以來，朝內雖設三公，卻事歸尚書台，尚書令掌管樞要大權，實權常在三公之上。蜀漢官製因襲成例，劉備始稱漢中王，第一任尚書令就給了法正；如今又給李嚴，無疑是要李嚴成為法正第二。殊不知天不假年，李嚴出任尚書令僅四個月，劉備就一病不起，逼使他不得不在臨終前作出托孤的安排，於章武三年（223）二月把諸葛亮也召來永安。

　　既要重用李嚴，使其成為法正第二，為什麽又不好事做到底，托孤就托給李嚴一人，還要加上個諸葛亮呢？隱匿未顯的深層原因，仍然在於如何維護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這一個劉氏江山上。

　　以宗法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封建專製王朝，皇權繼承從來就是一個命脈攸關的重大課題，稍一不慎就有可能招致禍亂。對劉備來說，這個普遍性課題又具有特殊性。他從24歲投入戎馬生涯，到當年63歲，已經闖蕩天下四十年，顛沛流離，甘苦備嚐。在逐鹿中原期間，他的妻妾兒女三次被敵方俘虜，重逢後又怎樣了史書都沒有記載。在《三國誌》裏，《後主傳》稱劉禪“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據以倒推轉去，其生年應是建安十二年（207），即劉備敗於長阪坡的前一年。《二主妃子傳》又稱，“先主甘皇後，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由之可以確認，劉備的原配夫人，繼娶正室，以及她們所生的兒女，都在離亂中“數喪”無存了。而到益州後，納宗親劉瑁寡妻為後，穆皇後所生子魯王劉永時年九歲，梁王劉理時年七歲，都可能成為皇位競爭者。按劉備本意，他要傳位給劉禪；為此，他在三年前即已接受諸葛亮的建議，將生性“剛猛”，頗有戰功，“易世之後終難製禦”的養子劉封“賜死”。但如果他不在了，縱然劉憚當上了二世皇帝，也可能坐不穩。因為劉永、劉理的生母穆皇後健在，貴為皇太後，穆皇後之兄吳壹時任車騎將軍，封縣侯，極有可能外戚擅權。吳壹原本是劉璋姻親，與益州新臣利益集團淵源甚深，如果隻將劉禪托付給李嚴，吳壹、李嚴等一旦聯手，輕則將劉禪弄成劉協似的傀儡，重則隨時可能廢掉。軍事上不會打仗，政治上卻會打仗的劉備，必然要為劉禪計深遠，以防患於未然。要防患於未然，必然要營造出荊州舊部與益州新臣兩大利益集團均衡配置，相互製約的有效機製。臨終托孤，在蜀漢上層統治集團內部進行人事再組合和權力再分配，曆史性地成為劉備一生最後一件重大戰略決策。荊州舊部中，關羽和張飛全都死了，領軍人物非諸葛亮莫屬。

　　自陳壽以降，幾乎所有人都說劉備對諸葛亮信托無貳，其實就從《三國誌》的記載看，對之便大可懷疑。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直到赤壁之戰前後，困迫潦倒的劉備視諸葛亮的確如魚得水，連關、張忌妒他也要製止。但自從有了龐統等人，麾下文武人才漸次增多了，這種獨尊性就有所減弱，盡管仍然倚之為股肱，卻已經是謀臣第一而不再唯一。一占據益州，用人權重偏到了益州新臣“地頭蛇”方麵，對諸葛亮的倚重度和信任度又進一步下降了，若幹現實便是本質的外化。

　　從建安十九年（214）劉備領益州牧，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稱漢中王，諸葛亮的地位和作用就一直不如法正。諸葛亮在荊州即已任軍師將軍，在益州又加了個“署左將軍府事”（相當於今之中央辦公廳主任），身邊還有個益州新臣、掌軍中郎將董和與他“並署”。其間“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充當了一個留守主任、後勤部長的次要角色，《先主傳》和《諸葛亮傳》都絕無一字提及他還有別的任何作為。法正則成了蜀漢第一政治明星，“為蜀郡太守，揚威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建安二十二年（217）劉備出征漢中，獻策的和“從行”的都是法正。其人政治品質極壞，“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複，擅殺毀傷己者數人”。一些人找到諸葛亮，請他向劉備報告，抑製法正的威福，他也隻好曉之以“法孝直為之（劉備）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態度。劉備一當漢中王，又“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寵信備至；第二年，時年47歲的法正病故，劉備竟“為之流涕者累日”。另一個益州新臣，憑老資格做逍遙官的許靖，先任左將軍長史（相當於今之中央秘書長），後為漢中王太傅（三公之首），也位在諸葛亮之上，諸葛亮章武元年（221）任丞相後“皆為之拜”。

　　諸葛亮是在法正死去一年以後，才升職為丞相，錄尚書事的，並非像《三國演義》寫的那樣一直就位居劉備一人之下，淩駕眾人之上。而且，當了丞相後，劉備決意要興師伐吳，包括趙雲在內的“群臣多諫”，謁誠勸阻，他也不讚成如此破壞聯盟之舉，卻三緘其口不肯發表意見。如果劉備仍像以前那樣倚重他和信任他，主臣之間親密無間，他怎麽會取這種態度？劉備從猇亭敗退永安後，他才對人感歎道：“法孝直若在，則能製主上，令不東行；就複東行，必不傾危矣！”這番話明確地透露出一個信息，諸葛亮心知肚明，入蜀之後“謀主”地位已由法正取代了，從來伴君如伴虎，他隻能夠明哲保身，夾緊尾巴做人。聯係到這些前因變化來看，劉備用詭偽之辭對他進行試探，就毫不足怪了。

　　諸葛亮一生唯謹慎，尤其大事不糊塗。法正當紅時，彼此“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卻決不與其爭一日之短長，七八年間安心當他的辦公廳主任。如今法正不在了，劉備拔擢李嚴作尚書令，分明是給他另設置一個政治克星。作為三國時期傑出政治家之一，彼時彼際的諸葛亮，對劉備的處心積慮必定能洞若觀火。他的忠貞品格不容隨便顛覆，但他既不是天生的完人，也不是《三國演義》所異化的妖人，更不是民間述聞所美化的神人，而是一個置身政治漩流當中而足智足謀，頗善於從容應對的戰略家和實幹家。一直以來，要麽踵武管仲、樂毅，要麽效法王莽、曹操，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既然選擇了前者，他就一方麵必須審視大體，顧全大局，以身垂範，公忠體國，另一方麵還要上對劉備及其後嗣，下對各種政治勢力，在矛盾的渦漩和激流中順勢而為。劉備那番試探性的話，本身就有兩麵性，亦即既期望他做管仲、樂毅，又害怕他當王莽、曹操，人雖將死，言猶不善。劉備是在用權謀，諸葛亮也隻能以權謀對權謀，委曲求全地順著劉備的期望走，充分表現誠惶誠恐，誓死效忠，否則就必然會遭到“當誅”之禍。縱然是這樣做了，劉備對他仍沒有完全放心，不但讓李嚴同他一起接受托孤遺命，還加封李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把軍事統帥權交給了李嚴。對此，諸葛亮也隻能忍辱負重，全盤接受。

　　我說諸葛亮是在以權謀對權謀，決不是主觀臆斷，信口雌黃，而是依據托孤後事，從蛛絲馬跡中尋取出了真相。《三國誌·李嚴傳》曲筆寫到，“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是誰讓李嚴“留鎮永安”的？付之闕如。詳情度理，決不會是劉備的旨意，因為李嚴既然“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就該與諸葛亮一道回到成都去，那樣才能履任用權。排除了劉備，唯一可能的就隻有諸葛亮，而不可能出自李嚴本人自願。劉備臨終硬給蜀漢統治集團高層“摻砂子”，把軍事統帥權授給益州新臣的新掌門人李嚴，毫無疑問，是要削弱荊州舊部的領軍人物諸葛亮所掌握的相權，以避免諸葛亮以後形成大權獨攬。諸葛亮決不願意再受“法正第二”製約，更何況李嚴武將出身，以後會不會變成“董卓第二”也很難逆料，所以一捱到劉備既逝之後，就不再投鼠忌器，而是該出手時就出手，趁著局麵未定，動用實權先發製人，強迫李嚴就範。那時在永安，諸葛亮身邊有趙雲、向朗等荊州舊部將領支持，新進的李嚴卻孤掌難鳴，收拾下來相當容易。諸葛亮一石二鳥，既壓了李嚴的勢，又破了劉備的招，終於成為這場權力鬥爭的最大贏家。至於李嚴，尚未出頭便被壓住了，“留鎮永安”將近四年，形同現今一個軍分區司令，實際上被晾起來了。直到蜀漢建興四年（266），始得“移屯江州（今重慶市渝中半島及其周邊）”，仍然遠離權力中心。李嚴始為劉備意中人，既為劉備犧牲品，在這場意外卷入的權力鬥爭當中淪為最大輸家，不僅他本人難以預料，而且連劉備也預料不到。

　　依照《三國誌》提供的史料，永安托孤的後續鬥爭，竟然遷延了九年之久。李嚴這個人，素來就“以才幹稱”，應該說劉備並沒有選錯。早在建安十八年（213），他就在劉璋麾下擔任護軍，受命領兵在綿竹抗拒劉備，他卻率眾歸順了劉備。其後近十年，曆任裨將軍、犍為太守、興業將軍、輔漢將軍，在地方上屢建軍功。章武二年（222）八月，劉備突然把他召到永安去，委以尚書令重任，對他實屬意外之寵。由地方而至中央，從官階提升上看雖然尚有別於現今所謂“火箭幹部”，畢竟招致了某些“中央大員”，特別是荊州舊部官員們的忌恨。侍中廖立就“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遊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唯其如此，諸葛亮收拾李嚴，令其“留鎮永安”，就具備了“組織基礎”。但李嚴也是一個折而不撓的人，好不容易熬到“移屯江州”後，他並沒有韜光養晦，而是力圖有所作為。更築江州大城，成為重慶曆史上繼秦代張儀江北嘴築江州城後，改在渝中半島上築城之始。其間曾經籌劃鑿通浮圖關，貫通兩江（今長江、嘉陵江）水，被諸葛亮製止住了。又要求擴大江州都督管轄範圍，還要求為其子李豐加封更大的官，諸葛亮均未同意。

　　但諸葛亮對李嚴也多次示好，通過後主劉禪，於建興元年（223）封李嚴為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226）轉為前將軍，八年（230）升遷為驃騎將軍，並在給孟達的信裏稱讚李嚴“部分如流，趨舍罔滯”，領導能力非常強。李嚴投桃報李，同樣示好於諸葛亮，寫信勸其“宜受九錫，進爵稱王”。諸葛亮回信則說，“與足下相知久矣”，“今討賊未效”，還不是“坐自貴大”的時候，待“滅魏”後“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見裴注引《諸葛亮集》）。表麵上毫無芥蒂，實際上待下狠手。建興九年（231）春二月諸葛亮兵出祁山伐魏，令李嚴“催督運事”。至六月，“值天霖雨，運糧不繼”，諸葛亮隻好退兵。如果雙方果真是“相知久矣”，溝通說明“運糧不繼”的客觀原因，就可以相安無事了。然而，李嚴卻趁機上表劉禪，謊稱“軍糧饒足”，誣告諸葛亮“軍偽退”，有異誌。諸葛亮隨即還以顏色，老賬新賬一起算，也上表劉禪，曆數李嚴“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少，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情狹誌狂”的諸般罪過，終於將李嚴貶為庶人，“廢徒梓潼郡（郡治在今四川省梓潼縣）”。至此，那場政治鬥爭才以李嚴身敗名裂畫上最後一個句號，三年後李嚴病死在那裏。

　　當年孫盛評永安托孤，引博弈設喻，批評劉備“亂孰甚焉”。其實劉備在用權謀，諸葛亮也在用權謀，用權謀就好比博弈中的布局投子。曆來的政治家都要用權謀，都要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進行權謀博弈，在同一政治目標下，不同權謀的布局投子固然確有忠奸善惡美醜之分，但主要的是高下優劣長短之別。劉備一心一意為著維護他那個劉氏江山，諸葛亮矢誌不移效忠那個劉氏江山，他們的政治目標應該說是同一的，因而他們之間的矛盾可以化解，共同找到利益平衡點。臨終的劉備，集40年政治功力，在那場博弈中發揮出了超一流水平。他的一箭三雕宇宙流布局，主旨在於確保劉禪的皇權繼承，如其所願地平安實現了。為此既要控製住以諸葛亮為領軍人物的荊州舊部利益集團，又要安撫住以李嚴為新掌門人、背後還有太後和外戚的益州新臣利益集團，這兩大主旨實現的必要條件也基本上構成了——因此，死可以瞑目。諸葛亮也是超一流高手，他的博弈仿佛意識流布局，先是以退為進、忍辱負重地成功應對劉備突然襲擊的惡性試探，既則以攻為守、先發製人地一石二鳥，僅在涕泣、咳唾間，便將托孤二人變作托孤一人。僅止犧牲了一個李嚴，未流一滴血，未殺一個人，劉備和諸葛亮就獲得了雙贏，蜀漢的皇權交替也賴之獲得了平穩過渡，委實堪稱代價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或許正由於這個緣故，千百年以來，善良的後人總將永安托孤當作一段膾炙人口的曆史佳話，口頭傳，台上演，而忽略了它當年曾有的詭偽惑亂，燭光斧影。

　　然而，利隻是一麵，弊是另一麵。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對於蜀漢政權而言，還是對於諸葛亮個人來說，那場政治鬥爭遺留的禍根都日益地顯現出來。最突出的就是人事上的矛盾。直接當事者李嚴，僅是其間不會缺少的一個代表，兩大利益集團無不涉足其間。前有法正的壓抑，後有李嚴的威脅，對諸葛亮不能不會刺激至深。他擔任丞相始於章武元年（221），永安托孤後，建興元年（223）受封武鄉侯，“開府治事”，隨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裴注據《蜀記》引晉人郭衝說，“亮刑法竣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鹹懷怨歎”。盡管裴鬆之認為“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但郭衝的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陳壽總評諸葛亮，早已指出他“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惡無纖而不貶”。他製定《蜀科》等一係列法令、律例，不僅要治民，而且也要治官。考察一下被他削職、放逐、殺頭或者授意殺頭的文武官員當中，除了一個親信馬謖是因為失街亭而揮淚斬之的以外，其餘的功臣宿將無一不是各具才幹，但對諸葛亮又不那麽畢恭畢敬。

　　依照《三國誌》本傳中陳壽的評語，荊州舊部的大將魏延“以勇略任”，謀臣廖立“以才拔進”，益州新臣的李嚴、彭羕、來敏也都各自不凡，但都或因事、或因言違忤了諸葛亮而遭致不測。平心而論，這些人縱然確有某種過錯，也沒有大到非除之而後快那種地步，所以今人寫劇欲為魏延平反。

　　諸葛亮治蜀十一年間，政由己出，“刑法竣急”的背後還搞了“以我劃線”。他實際上害怕再出現法正，再出現李嚴，因而把對他個人的尊崇依附放在第一位，作為“賢”的評估標準；把才幹特長放在第二位，作為“賢”的參考條件，另外搞了一條打著他的個人印記的，摻雜親親疏疏成分的“任人唯賢”路線。他在《出師表》中推薦的七個文武“賢才”，除張裔一人來自益州新臣，其他的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陳震、蔣琬六人均為荊州舊部，而且這些人大多隻能“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從來不敢“徇功妄動”。另外一些人，諸如謹小慎微的董和、言過其實的馬謖、狷狹忌刻的楊儀也都充斥其間。相反地，不但上述那些分屬兩大利益集團的功臣良將先後遭致不測，而且就連一身是膽、敢於直諫的宿將趙雲，終其一生也沒有得到重用。如此這般的畸重畸輕，與刑法竣急攪纏不清，必不可免地會加劇“君子小人鹹懷怨歎”。蜀漢後期越來越人才匱乏，倘若不為尊者諱，應當承認諸葛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千百年以來，多有人指出諸葛亮的知人善任不及劉備，同時又忽視了這樣一些深層背景，未嚐不是一憾。

　　另一大遺患出在國事上。魏、蜀、吳三分鼎峙局麵既成，蜀漢最弱小，理當憑借巴蜀天險休生養息，勵精圖治，待到國富兵強再謀對外擴張。諸葛亮本人更如陳壽所評，“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本應趁大權在握，充分施展“理民之幹”，努力把小而弱的蜀漢打造成小而強的蜀漢。但他卻反其道而行之，“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繼建興三年（225）三路南征，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雲南北部、貴州西北部）之後，又於建興五年（227）至十二年（234）的八年間“五出祁山”（《三國演義》寫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漢中也算上了）。這五次揮師北伐，再加上一次北上抗敵，除去229年第三次北伐攻占武都（今甘肅成縣）、陰平（今甘肅文縣西北）而外，其他均以失敗或撤退告終。長線出擊，糧運艱難，連年用兵，耗費靡繁，嚴重削弱了蜀漢民力和國力，實在得不償失。諸葛亮本人，也因為軍務勞頓，食少事煩，積勞成疾，於建興十二年（234）八月病逝於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陝西眉縣西南）的軍營內。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究竟由於什麽？不排除諸葛亮從政久了，年紀大了，睿智明略不如從前了，對形勢作出誤判，盲目出兵以圖建功。但更有可能，或者說是很大程度上，是由劉備托孤遺命逼出來的。根據何在？一是《出師表》寫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請注意這個字）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弩鈍，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此（請注意這個字）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二是《後出師表》寫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更請注意這兩個字）臣以討賊也。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對勘兩《表》，再明白不過，劉備臨終交辦的頭等“大事”，不能狹隘地隻解釋為輔佐劉禪，而是集中在解決“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遺留問題，要諸葛亮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實現“興複漢室，還於舊都”。縱或明知不可為，他也不得不為之，否則難免於政敵“托付不效”的攻訐。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曆史的悲劇，與諸葛亮的人格道德關係並不大。

　　由此聯想到，成都武侯祠清人趙藩所撰寫的那副楹聯：“能攻心即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其上聯分明指向諸葛亮連年北伐，而下聯分明關涉諸葛亮刑法竣急，有褒有貶，亦褒亦貶，頌揚和推崇之際，隱含多少惋惜和批評。設若諸葛亮九泉有靈，不知當作何感想？我姑且大膽揣測，除了公開嚴以律己，引咎自責，私下可能會對老伴說，根子還在永安托孤。是耶非耶，需要和可以“深思”的人，何止而今而後區區“治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