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10章 縱無鑽反骨纂，亦有死罪

　　《三國演義》寫魏延，第五十三回甫一出場，就被諸葛亮指認“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喝令斬之。幸得劉備阻止，魏延才保住性命，但仍受到諸葛亮的嚴厲警告：“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到了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預伏錦囊計”，果然讓楊儀、薑維、馬岱依計行事，斬殺了“日後反西川”的魏延。這個故事傳播之廣，影響之深，傳沿之久，其他故事罕能匹敵。

　　數百年以來，多少人也被認為長著“反骨”，經權勢者定為“叛逆”，加以貶謫、放逐、幽囚、殺害，至親好友跟著遭難。多少人亦曾考鏡史實，辯證原委，力圖為魏延辨誣，洗清罪名，平反冤屈。到時下為止，雖蓋棺猶無定論，見仁見智狀態仍會延續下去。

　　細讀《三國誌》，所謂“反骨”雲爾，於魏延、於諸葛亮均不存在，全屬編造。魏延在荊州投效劉備，“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升任牙門將軍。劉備當了漢中王，“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殊不知劉備卻“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使“一軍盡驚”。關羽鎮荊州，魏延鎮漢中，分別負責保衛東、北兩道“國門”，可見何等倚重。劉備當時大會群臣，問詢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雲何”。魏延從容答道：“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劉備十分欣賞，在場眾人也“鹹壯其言”。後來的實踐證明，魏延並非說大話，吹牛皮，謀略、武勇兼備，獨當一麵鎮守住了“北大門”，比關羽更不負重任。因而劉備稱帝，進拜他為鎮北將軍。後主建興元年（223），又封他為都亭侯，尊榮勝過了當時還在世的趙雲諸將。這十幾年間，諸葛亮與他從無任何過節，決然無關乎什麽“反骨”不“反骨”。

　　諸葛亮揮師北伐，魏延一直是重要將領，參與始終。建興五年（227）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230）魏延奉命攻入羌中（今甘肅南），大破魏將郭淮的部隊，因功升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這其間，魏延那種“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的特出性格凸顯出來，不經意間給他播下招禍種子。他“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他提議由他率領五千精兵出子午穀，偷襲長安，諸葛亮自率主力部隊從斜穀殺入關中，預計不出二十天兩軍即可會合，“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但一生唯謹慎的諸葛亮卻認為“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平取隴右，“製而不許”。魏延因之而認為諸葛亮的膽子太小，並“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這就難免會得罪諸葛亮。

　　他的“性矜高”，更容易得罪奸邪小人，諸葛亮的親信楊儀便是一個。諸葛亮病危之時，“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薑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薑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魏延對這種安排極為不滿，認為諸葛亮死了，“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不該“以一人死廢天下事”，“吾自當率諸軍擊賊”。退一萬步說，縱然要退軍，也不該“為楊儀所部勒”，自己隻作個斷後將領。於是待楊儀未發，他搶先率領所部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同時與楊儀互相指責為“叛逆”，上表給劉禪，弄得一天中“羽檄交至”。雙方鬧得發生了兩軍對壘，魏延手裏沒有丞相的臨終遺命，占不住理，失去人心支持，隻好與其子數人往漢中逃亡。楊儀派馬岱追殺，斬之，“致首於儀”，楊儀居然“自踏”魏延的頭顱，叱罵其“庸奴，複能作惡不”，並夷魏延三族。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魏延本人誠然有過錯，但並不是反叛蜀漢。陳壽在其本傳中特意寫到，“原（推究）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不便背叛”而視為“叛逆”誅殺，並且株連三族，沒有充分證據說是諸葛亮遺命主使，但一時的權勢者楊儀恃權報複，借機殺人，當是確實無疑的。

　　類似於指人“腦後有反骨”，三國時期另有其事。建安九年（204）孫權在江東，已經取得初步討平山越人的勝利，打算進一步用兵，擴大地盤。某一日大會僚屬，座中的江東名士沈友，發表了一些批評性意見，惹惱孫權，孫權當場就“令人扶出”，並說“人言卿欲反”。這沈友自幼聰穎，名士華歆稱之為“沈郎”，讚歎“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他“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且“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口辨十分敏捷。時人稱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不愧為一個難得的英才。開初孫權禮聘沈友到麾下，聽其“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聽得“斂容敬焉”。沈友與周瑜、魯肅一樣，陳述過“荊州宜並之計”，孫權也采納了。然而沈友不同於周瑜、魯肅，更名士風流，獨立特行，“正色立朝，清議峻厲”，乃至於“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孫權擔心沈友“終不為己用”，便揪住會上發言批評那麽一條小辮子，以“人言卿欲反”五字定罪，把沈友殺掉了。沈友時年29歲，裴注全文引《吳錄》記載，不勝其惋惜。

　　沈友的遭遇，比魏延的遭遇更具典型性，也更帶普遍性。在封建專製集權的社會結構當中，君臨天下的帝王者流無論相對開明還是專斷獨裁，總是至高無上，唯我獨尊，一切以他的意誌為轉移。倘若像獻帝劉協、後主劉禪那樣淪為傀儡，也會有一個曹操或諸葛亮似的實際最高統治者，代行帝王權力。文武臣屬隻要不是董卓或曹操，就得遵守基本的封建君臣關係，以君為綱，懷著尊崇、敬畏、感戴的心情，把盡忠守分作為最高的政治準則。在帝王眼裏，不管臣屬是何等人才，一概工具、用具而已。用具、工具統稱“器”，如《易·係辭上》所說，“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帝王用人才曆來講究“用人如器”。古、今漢語都有“器重”這個詞，詞義為重視，其實就是從“器”的本義用具、工具引伸出來的。“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其實就是說劉備重視這個人才，把他視為一個頗為有用的人才工具。人才工具終究屬於“器”，有用時或者喜歡時，可以當作寶貝；一旦無用了，不為己用了，或者不喜歡用了，隨意閑置、拋棄或毀損，都在帝王一念之間。孫權對沈友正是這樣做的，起先視之如寶貝，“禮聘”其人，“敬”重其言；一俟認定“不為己用”了，就聽信讒言，“誣以謀反”，讓其掉腦袋猶如割韮菜。“用人如器”的觀念深層，隱藏著一條“鐵血法則”：說你有“反骨”你就有“反骨”，沒有也有；要你掉腦袋你必掉腦袋，不掉不行。這一條“鐵血法則”貫穿曆代封建王朝，因襲不變，非唯帝王們奉為天賦皇權，用得得心應手，抑且各級權勢者也會逐層仿效，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施於不順己意的人，就好比楊儀殺魏延那樣。

　　將“鐵血法則”加諸臣屬，決非僅限於長了“反骨”一個由頭，而是但憑權勢者的“聖聰”獨斷。袁紹殺田豐，就不是因為後者對他懷有貳心，而是由於對他太忠，由忠而切諫，由諫而致禍。田豐其人為河北名士，天姿瑰傑，博覽多識，權略多奇，“以王室多難，誌存匡救”，接受袁紹“卑辭厚幣”的禮聘，出任為別駕。他曾經獻策，幫助袁紹討平公孫瓚。建安五年（200）曹操攻袁紹，他又建議趁機襲擊曹操的後方，“紹辭以子疾，不許”，痛惜失去了一次爭霸中原的“難遇之機”。官渡之戰前，袁紹要大舉南下，田豐出來諫阻：“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誌，悔不及也。”袁紹非但不接受，反而因為“豐懇諫”而“怒甚”，給其加上“沮眾（擾亂軍心，削弱鬥誌）”的罪名，“械係”於大牢。結果官渡一戰，袁紹果然大敗。有人對田豐說，你的分析都應驗了，“君必見重”。田豐卻說：“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袁紹一回來，就對左右說：“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下令殺掉田豐。一個忠心耿耿的傑出人才，就隻為主子袁紹“內多忌害”，猜疑將會為其“所笑”，成為刀下冤死之鬼。

　　與袁紹相比，曹操之重用人才，超出不止一個檔次。然而，“用人如器”，器重時確實推重，損毀時毫不手軟，崔琰便是一個極突出的例子。崔琰其人誌節高雅，尚武事，習儒學，曾經師從漢末大儒鄭玄治學。建安十年（205）曹操占領冀州後，將崔琰辟為別駕從事，對其說：“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初次見麵的崔琰對答道：“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幹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險，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其正氣凜然，直言批評，頓時使曹操“改容謝之”，在場“賓客皆伏失色”。十三年（208）曹操擔任丞相，征崔琰為東曹椽（丞相屬官，掌管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事務），當麵誇獎道：“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為時表率）者矣！”十九年（214）曹操西征隴右，留曹丕鎮鄴，特命崔琰傅之。曹丕好田獵，常“變易服乘”外出打獵，崔琰就引經據典，正顏強諫，終於教曹丕認錯改過。二十一年（216）曹操受封魏王，初建魏國，又拜崔琰為尚書（掌奏章事，位雖不高實權甚大）。一段時間內，曹操為立不立曹植為王太子而猶疑不決，下令以保密方式談意見。隻有崔琰把意見明寫在笏板上，表態說：“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曹丕）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曹植是他兄長的女婿，他不薦曹植，卻保曹丕，直令曹操“貴其公亮”，將他升為中尉（比二千石武職官員，主管治安）。

　　崔琰曾經向曹操推薦過一個人，叫楊訓。其人才幹雖不足，但清貞守道，獲得曹操禮辟為官。曹操稱魏王以後，楊訓為感恩，發出表章“稱讚功伐，褒述盛德”，頗有趨附拍馬之嫌。此事本來與崔琰無關，殊不知有些人譏笑楊訓“希世浮偽”，牽扯上崔琰，責備他“所舉”不當。崔琰從楊訓那裏要來表章底稿，仔細看過，給楊訓寫信評說道：“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他的本意在於“譏論者好譴嗬，而不尋情理”，卻不料惹翻了那些人，竟然誣告此信是在“傲世怨謗”。曹操或許正被楊訓的馬屁拍得高興，一看崔琰此信並沒有肯定表章內容，隻說“省表（即看過表章了）”，隻認為“事佳耳”，便抓住這三個字做文章。曹操火冒三丈地說，“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意謂崔琰勉強評為“事佳”也極其輕慢。進而深文周納，上綱上線，把“會當有變時”定性為“意指不遜”，大逆不道，不由分說地“罰琰為徒隸”。所謂“徒隸”，就是施以髡刑（剃去頭發），令服賤役。過了些日子，曹操派人去察看，想了解崔琰屈服不屈服，告饒不告饒，卻發現崔琰“辭色不撓”，照舊在“通賓客，門若市人”。於是乎一硬到底，將崔琰賜死。就是那麽一封信，幾個字，曹操就搞了一次“莫須有”式文字冤獄，把他曾經誇為“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的傑出人才的寶貴生命給剝奪了。這真應了一句俗話：“用人就用人，不用人就屙尿淋。”當初誇崔琰，那是把他當作一個稱心如意的工具在用；如今殺崔琰，則是將他視為一個廢舊礙眼的用具在砸——全憑喜怒，因時而異。雖百代以下，嗅到從中散發出的鐵腥氣和血腥味，仍然難免毛骨悚然。

　　受到崔琰冤死牽連的，還有曹操集團的元老重臣毛玠。毛玠也是名士出身，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兗州牧時，他就進獻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兩大政略，為曹操爾後半輩子明確“經遠之慮”，確定“樹基建本”，以成“霸王之業”的總路線和總方針，立下首倡之功。後來他與崔琰同為東曹掾，並典選舉（亦即考察、舉薦官員），“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曹操當時歎服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複何為哉？”再以後，他在奉公守職，清正廉潔，撫助孤貧，選立太子等一係列表現上，都以“雅亮公正，在官清恪”著稱，曹操多次讚譽他“有古人之風”，“此古所謂國之司職，我之周昌也”。魏國初建時，毛玠即擔任尚書仆射，仍主管選舉事宜。那時候沒有中組部長、人事部長，尚書仆射職之所司，就如同身兼今之兩大部長。他在任內“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營造出一種“吏潔於上，俗移乎下”的良好風氣。但僅止由於“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就惹得“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幸得桓階、和洽等“進言救玠”，他才保全了一條性命，“免黜”而“卒於家”。究其實，“內不悅”連“思想罪”都算不上，充其量給他安個“情緒罪”。如此作踐人，真是名副其實的“用人如器”，權勢者如曹操者流想怎麽樣就怎麽樣，孤即真理，其奈孤何？

　　孔融另是一個類型。他是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餘歲時，曾登門拜謁名士李膺，自告門者：“我，李君通家子孫也。”李膺一見孔融，便究問道：“高明父祖，嚐與仆周旋乎？”他說：“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人皆奇之，讚為“異童子”。太中大夫陳煒後至，聽同坐者說過後，驟加評判道：“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孔融應聲回擊：“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李膺大笑，麵向他說：“高明長大，必為偉器。”16歲那年，他救助掩護反對宦官、避禍逃亡、遭受通緝的清流名士張儉，事泄後與兄長孔褒爭擔死責，因之而名震遠近。經舉薦，曆任北軍中侯，虎賁中郎將，任北海相時38歲。

　　任上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事，做過一些實事。但在軍閥割據，混戰連年的漩流當中，他的長處無從發揮，短處卻暴露無遺。

　　從任北海相到作青州刺史，“連年傾覆，事無所濟”，夾在袁紹父子、公孫瓚、曹操之間漂來蕩去，最後“僅以身免”。建安元年（196）追隨曹操到了許都，任將作大臣，遷少府，位居九卿之列，方才過上安生日子。

　　作為曹操座上賓之一，孔融的文人迂腐秉性、辯給口才和幽默氣質有增無減，不識時務也不自約束。他以“建安七子”的班首立名，按作家天性，與曹操“推平生之意”，時有狎侮。曹操製訂禁酒令，他寫信去調侃說：“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故意唱反調。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鄴城，讓曹丕納了袁熙之妻甄氏為妻，他又給曹操寫信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曹操以為孔融的學問淵博，語出於書傳所紀，自己沒見到過，後來見了麵，便請教出處。孔融答道：“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弄得曹操很沒有麵子。對於建都於許，是否殺太尉楊彪，孔融也發表過不合曹操意願的意見。如裴注所引《漢紀》所說，“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到建安十三年（208），終於“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列舉了孔融四條“罪行”，定為“大逆不道，宜極重誅”（見《後漢書·孔融傳》），將孔融下獄棄市，時年56歲。其二子年方8歲，也覆巢之下沒有完卵，死於滿門抄斬。昨日座上賓，翻成今日階下囚和刀下鬼，孔融誠然也有太不檢點之責。但文人清狂，哪裏就嚴重到了“大逆不道”？真是羅織罪名，肆意拔高，不該死也得死。所以千百年以來，夾著尾巴做人成了一道祖傳政治防身術，誰若違背了，縱然形同孔融那樣的一代著名作家，也會落得家破人亡。

　　不僅是曹操那種嗜殺之君如此施為，而且連劉備那種“仁德”之主也難超越，隻不過程度有差異罷了。劉備在中原逐鹿當中敗多勝少，妻妾子女三次當俘虜，先前的兒女一個都沒有存活下來，阿鬥是在荊州所得。在甘夫人生阿鬥之前，人到中年的劉備害怕“繼嗣”無人，收養了“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劉封作養子。

　　建安十六年（211）劉備入蜀時，劉封年20餘歲，“有武藝，氣力過人”。後隨諸葛亮、張飛入蜀增援，“溯流西上，所在戰克”，因功被封為副軍中郎將。二十四年（219）劉封升職為副軍將軍，與孟達、申耽、申儀一起鎮守上庸（今湖北竹山縣）。關羽圍襄樊，連續招令劉封、孟達“發兵自助”，劉、孟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為由，“不承羽命”。其後關羽覆敗，劉備開始“恨之”。再其後，劉封與孟達不和，孟達率部降魏。魏文帝曹丕派遣夏侯尚、徐晃率軍配合孟達，向劉封發動進攻。孟達寫信勸降，首先給劉封講了“勢利所加，改親為仇，況非親親”的道理，接著指出劉備已“慮定於內，疑生於外”，“亂禍”必興於“廢立之間”，然後勸劉封“智貴免禍”，“早定良計”。劉封拒絕投降。申氏兄弟背叛了劉封，劉封隻好“破走還成都”，受到劉備嚴厲斥責。“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製抑，勸先主因此除之”。劉備心領神會，立即下狠手，將劉封“賜死”。此時此際，劉封追悔莫及：“恨不用孟子度之言！”當初收養子是為“繼嗣”，如今殺養子亦為“繼嗣”，劉封再有功，再守忠，也逃不脫工具作用發揮完了，便形同礙事廢“器”，必須“除之”的下場。這其間，諸葛亮的點子和劉備的決策，都暗含著疑生“反骨”的因子，劉封縱然並無“反骨”，亦注定了死路一條。

　　縱無“反骨”，亦有死罪，最強烈也最集中地反映在三國後期的曹魏名將鄧艾身上。鄧艾（197-264）字士載，義陽郡棘陽縣（今河南新野東北）人，出身貧賤，小時候替人當過放牛娃。從軍後由於口吃，不能作幹佐，當了一個稻田守叢草吏。由於在淮南屯田當中開渠、積糧、著論、建言有功，獲得司馬懿賞識，逐步升遷做到太守，並且參與軍事行動。在對蜀漢薑維、東吳諸葛恪的屢次用兵當中，鄧艾智勇雙全，功績卓著，魏嘉平元年（249）即已封侯為將，威震一方。到景元四年（263），他已受封鄧侯，任征西將軍。當時已經專擅曹魏軍政大權的大將軍司馬昭布置三路軍馬大舉伐蜀，指令鄧艾率三萬軍馬，從甘鬆、遝中方向攻薑維。按照司馬昭本意，是要把滅蜀大功給予他的親信鍾會，所以鍾會統兵十萬，主攻漢中，而鄧艾所部和另外一路諸葛緒所部都隻是側翼配合。但鍾會久攻劍閣（今四川劍閣東北）不下，糧草難濟，打算先後退一步。鄧艾卻主張抓住蜀漢軍隊薄弱環節，趁其劍閣、涪城（今四川綿陽東）難以雙全兼顧，“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襲取涪城而直下成都。諸葛緒不肯協調作戰，時年66歲的鄧艾就斷然地孤軍獨進，身先士卒，排難破險，奔襲700多裏而直抵江油，逼使守將馬邈投降。又攻諸葛亮之子諸葛瞻拒守的綿竹，力戰而破之，乘勝進軍雒城（今四川廣漢北），於是成都在望。當年十一月，走投無路的後主劉禪遣使奉璽，“詣艾請降”。鄧艾兵不血刃地進入成都，劉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60餘人自縛雙手，車載棺材，到鄧艾軍營門外投降。鄧艾替他們解去繩索，燒掉棺材，表示接受投降並寬宥他們。以此為標誌，由劉備、諸葛亮等人艱苦創業，立國43年的蜀漢政權正式宣告滅亡，鄧艾居功至偉。同年十二月，朝廷下詔褒獎他“兵不逾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加封他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幾曾想，功高蓋世之日，也就是功高震主之時。鄧艾出於公忠之心，建議司馬昭“因平蜀之勢以乘吳”，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給他，預作順流伐吳的準備；同時“發使告以利害”，迫吳“歸化”，爭取“不戰而定”。又建議暫時不把劉禪送到魏都洛陽，以免給人留下“流徙”印象，而是先封劉禪為扶風王，爵其子為公侯，以誘使吳主孫休“畏威懷德，望風而從”。他還不懂得，這樣的軍國大事如何處置，必須遵循“主先臣後”、“主倡臣和”（近人林彪私下總結）的潛規則，切不可臣先、搶先，主未倡而臣已倡，主有倡而臣不和，不經意間表現出比主高明。兩條建議雖然都不錯，但卻搶了先，立刻使猜忌成性的司馬昭對他倍增猜忌，指派監軍衛瓘曉喻鄧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隻可惜鄧艾仍不通竅，不但不趕緊向司馬昭認錯請罪，反而還上書辯解，引《春秋》之義說“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自己“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奸佞之徒立即趁機構陷，誣指鄧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司馬昭也立即下手令，命監軍衛瓘逮捕鄧艾，檻車囚還。次年（264）正月間，鍾會與薑維真的合謀造反，被亂兵殺死。鄧艾的部下追趕囚車，想迎鄧艾回成都，衛瓘即派田續追殺鄧艾；鄧艾的兒子鄧忠與他一起在綿竹西遇害，“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可憐橫刀勒馬、功勳第一的鄧大將軍，竟如此落得“反逆”罪名，魂無歸處。

　　鄧艾死後第二年（265），司馬昭之子司馬炎正式取代曹魏政權，建立起西晉王朝，建元泰始。為此而大赦天下，詔令中仍說：“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隻不過“被書之日，罷遣人眾，束手受罪”，比那些“求生遂為惡者”有所“不同”而已，所以準許“立後，令祭祀不絕”。泰始三年（267），議郎段灼主動上疏，為鄧艾辨誣，明確認為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實屬天大冤案。他強調指出，鄧艾“功名以（已）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其“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並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至今令“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因此他建議，西晉王朝“宜收屍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然而，殺鄧艾的頭號凶手就是司馬炎的老子司馬昭，兒子怎麽會否定老子？封建專製帝王踐行“鐵血法則”的心傳經典，曆來就是不管你是怎樣的功臣良將、英才逸傑，一概無非用“器”而已，孤家想把你怎麽著就怎麽著，孤家永遠正確，你拿孤家怎麽辦？段灼的上疏說了還是白說，司馬炎仍然不理不睬。又過了六年，他才假巴意思地下詔說：“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湣之。其以嫡孫郎為郎中。”勉強承認了有功，“反逆”罪名照舊扣在鄧艾頭上，唯有公道存於民心。

　　三國帝王中，殺錯了人、整錯了人偶爾有點悔愧之意的，隻有孫權一人而已。他晚年也與曹操相似，猜忌嗜殺，在朝廷內外實行特務統治。特務頭子呂壹把持典校職司，在他縱容下誣害過不少忠良，左將軍朱據即為受害者之一。朱據為人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厚而常不足用。有一回，朱據部曲應當收受三萬緡，被王遂詐取了。呂壹懷疑是朱據本人實取，便嚴刑拷問當事人，把人打死了，朱據可憐死者無辜，厚棺斂葬。呂壹憑此就誣告朱據，說他厚葬是為了封口，掩蓋自己收緡之實。孫權相信呂壹，多次責問朱據，弄得朱據百口莫辯，“藉草待罪”。數月後，經典軍吏劉助發現為王遂所取，如實報告孫權，孫權才感悟道：“朱據見枉，況吏民乎？”可是到赤烏九年（246），時已升任驃騎將軍的朱據卷入二宮構爭，擁護太子，違忤孫權意旨，即被貶為新都郡丞，近似於從相當於現今軍隊三總部主官一下子降為縣級芝麻官。而且人還未到任，賜死詔書就追趕到了，朱據死年50歲。

　　同樣是為立太子的事，不但太子太傅吾粲“下獄死”，而且連東吳第一社稷之臣，時任丞相、上大將軍的陸遜也被孫權派宦官多次“責讓”，致令時年63歲的陸遜“憤恚”而死。（詳見《生子當如孫仲謀》）到太元元年（251），行將就木的孫權才對陸遜之子陸抗說道：“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較之於其他帝王者流，孫權能作出這麽一點自我批評，算得上難能可貴了。但人已死了，這麽一點自我批評抵得過生命的價值嗎？不去追究“用人如器”的偽善，“鐵血法則”的殘酷，而僅憑著帝王者流一星半點的解脫表白，就輕易地感恩戴德和粉飾淡忘，能對得住那麽多的冤屈者嗎？如果不擯棄那個專製體製，人才的價值，又怎能得到真正尊重和充分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