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9章 文人自賤始無行

　　中國的文學批評史上，最早的一篇專門性的理論文章，一般都認為當數曹丕的《典論·論文》。該文破題就寫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並且舉出班固藐視傅毅作例證。他還認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文人相輕”事出有因。他能夠理解，卻不讚同文人“不自見之患”。在《與吳質書》中還寫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作為一位封建帝王，又兼詩人、文學批評家，應該說，曹丕道出了人所未言，點中了搞文學的文人們的一處死穴，百代千秋仍然具備警示價值。不過他的主業畢竟是封建帝王，寫詩、作論僅止為業餘愛好而已，這些批評並不等於政治評價。而文人們曆來隻有一部分寄興文學，按照孔、孟以來的“入世”傳統，大多數文人，尤其是所謂“智計之士”，總會攪和到政治當中去，有些還變成了文人政治家（或者政客）。三國人物不乏其例。

　　先秦文人通稱為“士”。春秋戰國時期的王綱解紐，諸侯割據，戰亂不斷，與三國時期頗為相似。然而又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時候的“士”還是一個受尊重的社會階層，諸子百家各宣其說，爭鳴共存，“士”們多能堅守相對獨立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訴求。經曆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被封建皇權政治閹割過的儒、法、道學說逐步淪為專製統治術的解說辭，賴以存身的“士”們也相應地逐步淪為專製統治術的衛道士。不是靠立說揚名立萬，而是憑做官求榮至顯，順理成章地變成“士”們的基本選擇，於是形成了“士大夫”群體。“士大夫”群體再也不是先前那個社會階層，而是逐步變成了一個不少成員業已人格去勢的，總體結構常在趨時變異的，那樣一個專製集權體製內的附庸性階層。

　　這個階層的人兼有雙重身份：既是官僚文人，又是幫閑文人。這種雙重身份，決定了他們既要遵從專製集權體製內的明規則，恪守封建宗法正統的“三綱五常”，無條件效忠君主，又要接受專製集權體製內的潛規則，人身依附於君王主子，幫閑、幫忙乃至於幫凶。專製集權體製原本就是一口政治汙穢大染缸，除了一部分確實追崇孔孟，能夠人格自律的正人君子，相當多的“士大夫”和候備“士大夫”都難免人格異化，染上奴性、俳優病毒。魏明帝時期做過縣令的李康，寫過一篇《運命論》，把自賤文人稱作“希世苟合之士”。他抨擊這類人“俯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以窺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卻以辱為榮，“脈脈然自以為得”。文人自賤作為這種社會曆史的惡性產物，連“治世”尚且不免屢見不鮮，到了三國這種“亂世”自然更為五花八門，層出不窮。

　　從三國前期到三國中期，賈詡的權謀智計，對於北方地區的軍閥混戰，甚至當時曆史的走向，都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先後投靠董卓、李傕、郭氾、張繡和曹操，到曹丕稱帝後官至太尉，爵封魏壽鄉侯，活到77歲才壽終正寢。生前為張繡獻計智勝曹操，其後又勸張繡審時度勢，歸順曹操，以及建安十六年（211）為曹操獻計離間韓遂、馬超，戰而勝之，他的形勢分析和謀略運用都極精明，堪稱為奇才。但他這樣地屢次易主，從必效忠，始終如一都是以“家與身俱全”作為利益準則，為之不惜讓千萬人頭落地。

　　早在漢初平三年（192）三月董卓伏誅，追隨董卓的涼州將士驚惶恐懼，“校尉李傕、郭氾、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裏”的特殊關頭，時任討虜校尉的賈詡即主動地阻止他們說：“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一言而逆轉大勢，直接促成李、郭等鋌而走險，收眾十萬，一個月後就攻陷長安，趕走呂布，殺掉王允，屠戮士民達萬餘人。接下來李、郭等人連年混戰，荼毒長安，進一步造成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的空前慘狀，古都長安珍積400年的簡策帛書也毀損殆盡。李傕等要給賈詡論功封侯，他隻是輕描淡寫地推辭道：“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裴鬆之特為此事作注，一針見血地評論道：“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遭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賈詡為了“救”自己以及李、郭一幫主子的“命”，竟不惜幫凶助惡，主謀成惡，其殘賊大罪真是令人發指，其人品卑賤真是無以複加！千百年以來，如此一言而禍國殃民，他真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反麵教員！曹操集團的另外一個“智計之士”劉曄，也具備“佐世之才”。

　　他出身於劉姓皇室宗親的一個分支，不僅擅謀略，還有幾分豪氣。20多歲時，揚州地區的部曲首領鄭寶、張多、許乾等人聚眾割據，鄭寶尤為霸道，打算脅迫劉曄出麵倡導，“驅略百姓越赴江表”。適逢曹操派使者來到揚州，劉曄立即去拜謁使者，邀其來家作客。又邀來鄭寶，乘其不備而殺之，然後詐言“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將鄭寶隨從全都嚇走了。投靠曹操後，從司空倉曹掾升任主簿，一直做到行軍長史兼領軍，成為親信智囊之一。建安二十年（215）征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曹操產生了“速還”之念，他卻主張“不如致攻”。曹操采納了他的建議，一戰而“漢中遂平”。

　　曹丕於黃初元年（220）稱帝，封劉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分析蜀、吳形勢，劉曄仍然頭頭是道，但又處處希迎曹丕旨意。曹丕想伐蜀，朝臣內外皆說“不可”，他竟當起兩麵派來了。單獨入朝見曹丕，他總說“可伐”；出與朝臣言，他又改說“不可伐”。中領軍楊暨為“帝之親臣”，持不可伐之議最堅決；他敬重劉曄，每次同劉曄交換意見，劉曄都講的不可伐之意。有一回，楊暨“切諫”反對伐蜀，曹丕責以“卿書生，焉知兵事”。楊暨就說：“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於是曹丕召劉曄來對質，“帝問曄，終不言”。事後單獨見曹丕，他說“伐國”是“大謀”，用兵是“詭道”，自己是為了保密才不說“可伐”的。單獨見楊暨，又責備楊暨不懂釣“大魚”要先“縱而隨之”，等到“可製而後牽”的道理，宣稱“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教訓人家“不可不精思”。他這樣巧舌“應變”，首鼠兩端，終於引起他人“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的非議和抨擊，也引起了曹丕的懷疑，試驗了幾次，就真相大白。劉曄降職大鴻臚，失意發狂，終竟“以憂死”。裴注引《傅子》批評他說：“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如今看，劉曄與賈詡大不一樣，他是盡忠而幫閑、幫忙，幫得過了頭，既養成了刻意揣摩，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學會做逢人說人話，逢鬼說鬼話，自以為靈巧變通，其實挺愚蠢可笑的俳優，落入了人格分裂、喪失自我的泥淖。裴鬆之為他惋惜，我認為，可憐、可哂亦複可悲，難以一語了之。

　　如果說，賈詡出壞主意，劉曄做兩麵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麽，華歆作過惡事，就是自覺地為虎作倀。年輕時，他與邴原、管寧一起遊學，三人結為朋友，時人稱譽三人為“一龍”，華歆為龍頭，邴原為龍腹，管寧為龍尾。據《世說新語·德行》記述，華歆曾與管寧一起在園中鋤菜，發現菜地有片金，管寧視之若瓦石，照舊揮鋤不顧，他卻拾起來掂了又掂，然後才擲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讀書，偶有乘軒冕者從門外經過，管寧讀書如故，華歆卻停止讀書跑出去佇足觀望。由這兩件小事情，管寧看出華歆希慕財寶和權勢，便與他在席子上割劃開來分坐，當麵聲明“子非吾友也”。成語“管寧割席”，即本於此。

　　華歆以後出仕為官，跟從過董卓、袁術、孫策、孫權，官渡之戰時投效曹操，由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為侍中，一直做到尚書令，頗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後給其父親伏完寫信，“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事狀泄密，曹操派時任尚書令的華歆為副手，隨同禦史大夫郗慮進宮去強迫漢獻帝廢除伏皇後。華歆帶兵入後宮收伏皇後，伏皇後“閉戶藏壁中”，出身文人的華歆竟抓住伏皇後的頭發把她拖到外殿。當時傀儡皇帝劉協也在外殿，與郗慮同坐，恐懼不安。伏皇後披頭散發，赤足跣行，哭泣著對劉協說：“不能複相活邪？”劉協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時！”掉頭問郗慮：“郗公，天下寧有是邪？”結果是將伏皇後下於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兩個皇子一並鴆殺。（事見《後漢書·皇後紀》）身為副手的華歆如此冷酷無情，心狠手辣，無非是要掙表現，凸顯自己比郗慮更能堅決貫徹曹操的“最高指示”，從而用伏皇後母子的鮮血進一步“染紅”自己的“頂子”。果不其然，他在曹操、曹丕治下都官運亨通，進一步由禦史大夫升任為相國、司徒，生封安樂鄉侯，死諡敬侯，直活了75歲。如華歆之類文人，從來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隻追求現世安樂，並確認助紂為虐能有好報。

　　許攸另是一種文人。年輕時，他與袁紹、曹操相友善，算得上老朋友。漢初平年間（190-193），他隨袁紹在冀州，常在坐中發表議論。建安四年（199）袁紹消滅公孫瓚領四州後，他與田豐、荀湛“為謀主”，成為這位老朋友的“智囊”之一。但“許攸貪財”，袁紹不能滿足他過度的欲求，他竟在次年官渡之戰的緊急關頭，自發性地背叛了厚待他十年之久的袁紹，改換門庭，投奔到另一位老朋友曹操的麾下。曹操一聽說許攸來了，顧不得穿鞋，打著赤足就出門迎接，一見麵就拍著巴掌眉開眼笑地說道：“子遠（許攸的字），卿來，吾事濟矣！”果然許攸帶來一份極珍貴的“見麵禮”，向曹操獻計，派出輕兵偷襲烏巢，燒毀袁軍囤積的軍糧，“不過三日，袁氏自敗”。曹操依計行事，迅速扭轉了不利形勢，最終取得官渡之戰的重大勝利。

　　烏巢一役中，曹軍俘獲了袁軍大將淳於仲簡，割掉他的鼻子計功。曹操見到淳於仲簡，問他“為何如是”，仲簡答以“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操壯其言，“意欲不殺”。許攸卻在旁邊燒陰火，陰陽怪氣地說道：“明旦鑒於鏡，此益不忘人！”於是乎，一位老同事，就因此一言而被殺掉了。曹操進而打敗袁紹，占據冀州後，許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每在席間，他總愛發人來瘋，直呼曹操小名炫耀說：“阿瞞，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曹操當麵給他留麵子，答謂“汝言是也”，實已“內嫌之”。其後隨同曹操出鄴城東門，許攸顧謂左右說：“此家（曹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終於使曹操忍無可忍，將許攸收係下獄，誅殺無赦。曹操如何性忌，如何嗜殺，姑且置於不論，許攸身死口閉，確屬咎由自取。他那樣貪財，背友，叛主，誇功，辱人，實在把太多的“文人無行”積聚於一身，自古及今非常典型。

　　楊修也有相似之處。論文學才華，他在建安文人群體中雖非一流，亦頗知名。據裴注所引《典略》記載，“自魏太子（曹丕）已下，並爭與交好”。曹植尤其對楊修愛重有加，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那篇著名的《與楊德祖（楊修的字）書》，就反映出把他引為“同好”的旨趣。而楊修的回信，雖然也文辭俊茂，對“建安七子”中人有所評論，但通篇流露出對曹植的諛美之意，文品和人品都差一籌。正因為如此，他不安心於做個作家（盡管當時沒有作家協會，沒有專業作家），而把聰明才智用於政治押寶。曹植的文學才情冠絕當世，詩、賦援筆立成，華彩在曹丕之上，曹操也有詩人氣質，一度打算立曹植為太子。楊修時任丞相府主簿，相當於今之貼身秘書，窺探到了曹操的這一政治意向，便在同為文學朋友的曹氏兄弟之間作出了傾斜性選擇，與丁儀、丁廙兄弟一起充當了曹植的“羽翼”。一方麵，他仍然不忘敷衍曹丕，送給曹丕王髦劍什麽的。另一方麵，則盡心竭力地替曹植邀寵造勢。曹操要召見子輩問事，楊修就幫曹植“豫作答教十餘條”，使曹植總能搶先答對，博得歡心。殊不知次數多了，曹操不免“怪其捷”，推問出了真相。為考察曹丕和曹植的應對處事能力，有一次，曹操命二子各出鄴城一門，又密令門吏不準開門。楊修預先教曹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於是曹植殺死了門吏得以出門，而曹丕卻“不得出而還”。

　　楊修的政治投資多在曹植方麵，引發曹丕的不滿，於是用車載廢簏，內藏朝歌長吳質，入府商量對策。楊修知道了，立即向曹操舉報。曹丕害怕了，又問吳質怎麽辦。吳質說：“何患？明日複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複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曹丕依計而行，楊修果然上當，再次去舉報，查驗卻無人，“太祖由是疑焉”。曹操雖有詩人氣質，但他更是一個政治家，出牌總要講政治規則，終究選中曹丕作繼承人。楊修的寶押錯了，卻仍不懂得夾緊尾巴做人，反而在曹操眼皮底下賣弄小聰明，另搞政治投機。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曹操攻漢中不利，打算退兵，出的口令為“雞肋”。官屬不知其意，楊修卻收拾行裝，別人問他為什麽，他說“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殊不知聰明自誤，惹怒曹操，新賬、老賬一起算，以惑亂軍心、交構（結黨營私）諸侯罪名將他處死。近因在露才揚己，犯了幫閑不能顯得比主子高明之忌，遠因和根子卻在擁植抑丕，政治押寶押錯了，到頭來淪為政治犧牲品，誠然可悲，亦屬自取。

　　楊修與孔融的好朋友禰衡，是一個另類文人，“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年遊曆許都，有人建議他去認識名士陳群、司馬朗，他狂傲地說“吾焉能從屠沽兒耶”。人又問他“荀文若、趙稚長雲何”，他竟答以“文若可借麵吊表，稚長可使監廚請客”，抓住荀儀容秀、趙肚腹大的生理特征，隨口侮辱人格。他隻瞧得起孔融和楊修，常稱“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當時禰衡年“始弱冠，而融年四十”，足見他何等不尊重人。好在孔融豁達愛才，多次向曹操舉薦他。

　　曹操也愛才，欲見之，他卻“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

　　曹操因之而懷忿，但因其才名，不欲殺之。聽說禰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大會賓客，閱試音節”，當然也寓含羞辱的意思。禰衡去了就惡搞，不慌不忙地當著曹操的麵脫光外衣內褲，祼身而立，再穿上鼓史衣褲，“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曹操仍然寬容，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事後連孔融也批評他，你禰衡該作一個大雅君子，“固當爾邪（怎能這麽搞呢）”。孔融再向他轉達曹操愛才之意，他答應去見，去了居然“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言語悖逆，吏請收治，曹操又一次容忍，對孔融說道：“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遂遣人騎送之。

　　到了荊州見劉表，禰衡老毛病不改，“坐而大號”。人問他為什麽大哭，他說“坐者為塚，臥者為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意謂在座者都實為“屍塚”。劉表先也包涵了，對他“甚禮賓之”，但他毫無感恩的情愫，“複侮慢於表”，導致劉表把他送到黃祖那裏。在黃祖那裏，禰衡對於“善待”照舊不領情，竟至當眾罵黃祖為“死公”，終被殺死，時年二十六歲。這些行狀詳見《後漢書·文苑傳》，《三國誌》裴注附於《荀彧傳》。《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鋪寫“禰正平祼衣罵賊”，把他樹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正氣英雄，未免失之誤讀、誤導。禰衡的無行表現出了另外一種人格自賤，那就是目中唯“我”，狂悖無度，既憤世、傲世，又要擠進名利場、權勢場中去混，兼具文化黑客和政治俳優的雙重性，由肆意辱人而自辱、自毀，實在不足為訓。

　　彭羕與禰衡既有相似處，又有明顯不同。他“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沒有幾個人看得上眼。劉璋治蜀時期，由於狂傲得罪的人多，被眾人謗毀，曾被髠（剃去頭發）降為徒隸。劉備入蜀後，他“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龐統跟他素無交往，他一去就徑直倒臥龐統床上，“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經龐統、法正聯名推薦，他得到劉備賞識，受命“宣傳軍事，指授諸將”。

　　劉備領益州牧，提拔他作治中從事。彭羕從社會底層一個徒隸之人，“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認為他“心大誌廣，難可保安”，多次在劉備麵前加以貶抑。劉備也看出彭羕毛病深沉，有所疏遠，外放他出任江陽（今四川瀘州市）太守。

　　彭羕對遠離政治中心極不順心，就去見馬超，言談間罵劉備“老革荒悖”。古代以革為兵，所以有“兵革”之稱，罵“老革”就如同稱“老兵油子”。又煽動馬超謀反，說“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馬超寄身於劉備籬下，常懷危懼，聞言大驚，默然不答，事後立即具表告發了。彭羕被捕下獄，在獄中寫信給諸葛亮，奴顏婢膝地乞憐求饒。他把劉備以前厚待自己比喻為“分子（父親恩惠分給兒子）之厚”，說自己“一朝狂悖”，“負我慈父，罪有百死”。又為自己對馬超說的“內外之言”進行狡辯，說成本意在“共討曹操”，栽誣馬超為“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還極言吹捧諸葛亮為“當世伊、呂”，哀請其“明仆本心”，給條生路。前後對比，一朝得意時何等氣勢淩人，一旦失意時仍然膽大包天，既惡攻當今主子，又策反西涼降將，而下獄後醜態百出，判若兩人，傲氣蕩然無存，媚骨斑然可見，分明另是一種無行文人典型。盡管被殺時年僅37歲，劉備、諸葛亮痛下殺手夠嚴夠狠，但他終究是自賤招禍，不值得憐憫。

　　彭羕的四川老鄉張鬆，同樣是個賤骨頭，隻不過表現形式不一樣。這個人生得身材短小，其貌不揚，但識達精果，確有才幹，一貫放蕩不治節操。在劉璋治下，其兄張肅任廣漢太守，他擔任別駕從事，那是一個跟隨州牧、刺史出行的重要職務，可見頗受信任。劉璋曾派他出使拜見曹操，曹操瞧不起他的形容猥瑣，不甚禮遇。楊修把曹操所撰兵書拿給他看，他瀏覽一遍便能諳誦，認為是個異才，建議曹操辟用，未獲采納。張鬆進身失意，取道荊州回益州，不期然間受到了劉備殷勤款待。歡宴當中，劉備探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眾寡，以及諸要害道裏遠近，張鬆都逐一詳細解答。他還畫出一幅蜀中地圖山川處所圖送給劉備，使其盡知益州虛實，主動積極地叛主資敵，成為間諜。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兵征討漢中，劉璋擔心會順道取蜀，內懷恐懼。張鬆獻計說，劉備是“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並且“善用兵”，最好請劉備入蜀來幫忙。劉璋不曉得他已成為劉備間諜，依計而行之，結果造成引狼入室。第二年，劉備以曹操征吳，曹將樂進進犯荊州為借口，向劉璋索要“萬兵及資實”，揚言欲“東行”。張鬆以為劉備真要回荊州，趕緊去信說：“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生怕劉備不取益州。張肅知道了，懼怕禍患株連自身，即向劉璋告發了。於是劉璋收斬張鬆，與劉備翻臉，劉備獲得了取蜀由頭。張鬆的背叛行徑，固然談不上賣“國”，但至少是出賣本集團的主權，以換取自己飛黃騰達的最大效益，政治品質十分惡劣。

　　無行文人如果掌握了軍政大權，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鍾會即是一個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團太傅鍾繇的老幺兒，從小就敏慧夙成，及壯更博覽群書，精練名理，才華出眾，聲譽鵲起。從正始年間（240-249）步入仕途，曆任秘書郎、尚書、中書侍郎等一係列清要之職，高貴鄉公曹髦即位當年（254）受爵為關內侯。曹髦被誅後，他在政治上認清門庭，積極投靠司馬氏，受到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的青睞。從正元二年（255）隨司馬師征討反司馬氏的母丘儉、文欽，“典知密事”，出謀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馬昭獻策，鎮壓反司馬氏而造反的諸葛誕，他所受“親待日隆”，被司馬昭目為自己的“子房（張良）”，進封陳侯，官任太仆。但他寧放著九卿之位的太仆不當，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馬昭的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猶如今之機要秘書。這其間，他不遺餘力地幫助司馬氏打擊反對派，由於他的點水或使壞，當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呂安都被當作“思想犯”，肉體被消滅。

　　景元四年（263）司馬昭部署三路伐蜀，鍾會作為親信，以鎮西將軍頭銜都督關中諸軍事（相當於今之總指揮），率十萬餘人充當主力，而鄧艾、諸葛緒則各率三萬人作偏師配合。進軍途中，他向司馬昭密告諸葛緒畏縮不前，導致諸葛緒被撤職治罪，其部三萬人悉歸自己麾下。鄧艾滅蜀建立首功，他又與監軍衛瓘、將軍胡烈等人串通一氣，誣告鄧艾欲反，造成鄧艾父子被逮捕，囚車押送回京，路上被殺。而鍾會本人卻是“自謂功名蓋世，不可複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很快與蜀漢降將薑維聯手，圖謀擁兵造反，割據一方。隻可憐造反不成，被殺死於亂軍中，時年40歲。在鍾會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如他一類文人的人品邪惡，詭計多端，助紂為虐，殘人以逞，一旦軍政大權在握，就演變成陰謀家、野心家的人性裂變。謬種流傳，綿延未絕，“文革”殷鑒不遠，康生、張春橋等輩都有鍾會的心傳，善良的人們能不警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