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8章 生前鑽萬人敵纂，身後鑽武聖人纂

　　中國曆史上，極為個別的出類拔萃專門人才曾被尊稱為“聖”，例如“醫聖”張仲景，“棋聖”嚴子卿，“詩聖”杜甫，“茶聖”陸羽。然而，最高層級的“聖人”是孔子，他作為春秋時期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說創始人，在其身後儒學被尊奉為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大背景下，榮膺“大成至聖先師”的殊榮，至今仍有國際性深遠影響。他的再傳弟子孟子，則被尊為“亞聖”。與這些文化巨人大不一樣，三國時期的蜀漢名將關羽，身後也被尊為“聖人”，並且以其“武聖人”獨尊地位，與“文聖人”孔子一般高，足以令人驚歎莫名。

　　關羽（公元？-219）字雲長，河東解縣（今山西運城）人。年輕時愛管閑事，路見不平就要一聲吼，拔刀挺身相助。因為殺了本縣的縣令及其妻弟，出逃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結識了當地人張飛。適逢同為涿郡人的劉備招兵買馬，他便同張飛一起投奔了劉備，參與鎮壓黃巾起義。劉備作了平原相，就讓他倆當別部司馬，分統部曲。《三國誌》本傳說，劉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三國演義》演繹為“桃園結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隻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而到了稠人廣坐場麵，他倆又充當衛士角色，“侍立終日”，不講待遇。開初那些年劉備名微眾寡，勢單力薄，在徐州被呂布打敗而投曹操，他倆都追隨左右，“不避艱險”。經過十幾年周旋，直到建安四年（199）劉備脫離曹操，跑到徐州打出反曹旗號，關羽才第一次單獨守下邳（今江蘇邳縣南），代理太守職務。

　　建安五年（200）曹操東征，劉備慘敗，丟下了關羽北投袁紹，關羽被曹軍俘虜，帶回許都。那時候曹操逐鹿中原，廣羅人才，看中關羽的勇猛善戰，極想把他收到麾下，便破格給了他一個偏將軍頭銜，禮遇十分優渥。但關羽不為所動，流露出了“無久留之意”，曹嚐派張遼前去試探。關羽告訴張遼：“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張遼如實回報曹操，曹操感歎道：“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當年二月，袁紹發兵十萬南下與曹操決戰，派大將顏良與劉備一起作先鋒圍攻白馬（今河南滑縣東）。四月，曹操派張遼和關羽作先鋒，反擊袁軍。兩軍遭遇，關羽望見顏良的麾蓋，立即策馬當先，“刺顏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白馬解圍之後，曹操即時上表，封關羽為漢壽亭侯，而且重加賞賜。關羽實踐了“立效以報曹公”的諾言，“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奔往袁軍營中尋找劉備。曹軍一些將領要求追殺他，曹操說：“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這一段特殊經曆，經過《三國演義》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濃墨重彩的鋪陳渲染，就變成了預約三事、掛印封金、千裏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會古城主臣聚義係列故事，其實好多故事原本是沒有的。其中，封漢壽亭侯，也不像後人所想象的那般顯赫。按東漢爵位製度，承秦爵二十等封列侯（原稱“徹侯”，避漢武帝諱改），“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見《後漢書·百官誌》）。亭侯是最低等級的侯爵（後諸葛亮為武鄉侯，鄉侯比亭侯也隻高一等）；十裏一亭，十亭為鄉，亭侯受祿有限。但封為亭侯畢竟也不容易，曹操肯表封關羽亭侯，的確表現愛才心切。而關羽對於一切封賞既不心動，也不帶走，一心一意忠於劉備，的確屬於古人不可多得的忠義行為，值得後人稱美。

　　回到劉備身邊後，從脫離袁紹，依附劉表，直至赤壁之戰的八年期間，關羽都沒有見諸史籍的突出事跡。但他的忠義，定然加固了同劉備名為主臣、實如兄弟的特殊關係，即便在劉備請出諸葛亮，自詡如魚得水後，他在劉備集團穩為二號人物的特殊地位也從來無人可以挑戰。借孫、劉聯盟之勢，劉備成為赤壁之戰的最大贏家，占領江南諸郡，封拜元勳，關羽位居第一拜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獨自分兵坐鎮江北。劉備西取益州，又“拜羽董督荊州事”；所謂“董督”就是統領，主管，諸葛亮實際作他的副手。軍師中郎將龐統在蜀身亡，劉備急召軍師將軍諸葛亮帶領張飛、趙雲入蜀增援，於是，關羽更是位居方麵，獨當起了劉備集團一半基業。

　　位益尊，權益重，留下的人全都必須唯命是從，就使他先前並不十分顯露的驕矜自大之氣凸顯出來，滋長成為驕傲狂妄，目中無人。建安十九年（214）馬超向劉備“密書請降”，率軍自漢中直抵成都，成都守軍驚恐失措，十天後，劉璋便向劉備投降。劉備封馬超為平西將軍，關羽認為他“舊非故人”，私心不悅，迅即寫信給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諸葛亮明白關羽驕氣淩人，也不好批評，隻能進行精神賄賂，回信答稱“孟起（馬超的字）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漢初）黥（布）、彭（越）之徒，當與益德（張飛的字）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關羽一向以美髯見稱，號稱“美髯公”，因而諸葛亮以“髯”字代稱。關羽覽信大喜，硬以為自己真是曠絕古今，獨一個的超一流名將，得意忘形到把信拿給賓客傳看，以滿足虛榮心。究其實，他與張飛難分出高下，曹魏主要謀士之一的郭嘉早對曹操說過：“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

　　另一謀士劉曄也說過：“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陳壽評價他們，同樣相提並論：“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關羽既缺乏自知之明，又為了抬高自己，貶低馬超，竟連一同起事的“兄弟”張飛也不惜搭上，實在有悖於義。其後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稱漢中王，拜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諸葛亮有此前車之鑒，甚至擔心關羽遙聞黃忠同列，“恐必不悅”，劉備隻好說“吾當自解之”。可見除了劉備，無人再敢招惹關羽。

　　關羽從建安十六年（211）劉備入蜀開始，就“董督”荊州，前後曆時八年之久，毛病日益深沉。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地當軍事要衝，曆來都是四戰之地。魏、蜀、吳三方分峙局麵漸趨形成，荊州更加成為三方必爭的樞紐之地，關羽如何履行“董督”重責，無疑至關重要。按照“隆中對策”以來的既定方針，他理當盡力維護與東吳的睦鄰友好，但一直以來，他都缺乏這種必不可少的戰略認知，老是配合劉備耍賴，充當黑臉角色。幸虧當時東吳的西線主帥魯肅堅定維護孫、劉聯盟，軟、硬兩手運用適度，小衝突才沒有演變成為大翻臉。即便如此，關羽還是不明智，悍然得罪了孫權。建安二十年（215）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後不久，孫權曾遣使麵見關羽，提出讓關羽女兒同自己兒子結婚，再搞一次政治聯姻。當初劉備都可以上門迎娶孫夫人，這一次，關羽卻不識大體，不顧大局，揚言“虎女豈能嫁犬子”，辱罵來聘的使者，拒絕許婚。孫權一壁頭碰得鼻青臉腫，怒不可遏，自然加緊了奪取荊州的步伐，待呂蒙取代魯肅主持軍務，就演出了“白衣渡江”那幕活劇。其間的原因固然多種多樣，但關羽如此得罪盟友，已經給他留下禍根，不僅遭到了丟失荊州、喪失性命的現實報應，而且導致孫、劉聯盟一度破裂。

　　對盟友尚且如此蠻橫無理，因小失大，對部屬，對位居己下的同一集團中人，勢必就更加不可一世，輕慢無度了。其結果，造成了他在集團內部人緣太差，一旦有事便抽底火。關羽攻襄樊，以及敗走麥城時，幾次要求近在上庸（今湖北竹山縣）的劉備義子、副軍將軍劉封和宜都太守孟達“發兵自助”，劉封、孟達都“不承羽命”。呂蒙、陸遜襲取荊州時，素遭關羽輕侮的劉備妻弟、南郡太守糜芳和將軍傅士仁，也相繼拱手投降，獻出江陵、公安，斷了關羽退路。眾叛親離到這種程度，也隻能叫做“種豆得豆，種瓜得瓜”。民間述聞都說關羽“大意失荊州”，究其實，被呂蒙、陸遜麻痹，把原先留守江陵、公安後方的部隊調往襄樊前線，使後防空虛，給了呂蒙“白衣渡江”可乘之機，大意確有一些，卻決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驕狂自大，剛愎自用，外失盟友，內失人緣，自己播下了敗亡惡果。

　　不過，是非功過不能互掩，關羽確實頗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就任前將軍未久，他便抓住劉備占領漢中的有利時機，主動發兵進攻樊城，把曹魏大將曹仁圍困在城內。當時曹操剛從漢中敗退到長安，聽說曹仁危急，立刻派另一大將於禁率領七軍馳援。時值大霖雨，連下十幾天不斷，引起漢水暴漲，決堤泛溢，將不及逃避的七軍悉數淹沒。於禁帶著極少僥幸獲生者避到高處，關羽乘大船趕到，迫使於禁俯首投降。曹魏勇將龐德力戰不屈，船覆被俘，仍立而不跪，大罵拒降，被關羽殺掉。關羽趁水勢，進一步把樊城圍困得水泄不通，曹仁及其數千將士幾乎成了甕中之鱉。關羽又派出一支部隊，把魏將呂常據守的襄陽包圍起來。一時間，關羽的威名響震華夏，曹操治下的梁、郟、陸渾（今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郡縣長吏相繼反水，接受關羽的節製。曹操相當恐慌，擬議從許都遷徙到洛陽。幸得司馬懿、蔣濟等人獻策，認為“關羽得誌，孫權必不願也”，可以派人去向孫權許諾“割江南”作為封地，換取孫權出兵“躡其後”，達到“樊圍自解”，才沒有倉皇遷都。

　　曹魏的離間拉攏，正遇上孫吳方麵呂蒙、陸遜已經著手襲取荊州，於是一拍即合，兩麵夾攻關羽。呂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不戰而降，江陵、公安迅速落到孫吳手中，關羽背後已無依托。正麵襄樊戰場上，曹魏名將徐晃率領的援軍也趕到了，關羽不能克，隻好求自保，“引軍退還”。這一次北伐大仗，是關羽平生作為主帥，親自策劃、親自指揮、親自上陣打的第一次大仗，開局確實所向披靡，將他的威名推到了頂峰。隻可惜，頂峰也是命運轉捩點，一旦腹背受敵，後退無路，便跌落到穀底。當年十一月敗走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於臨沮（今湖北遠安北）被俘，與子關平一同被殺。英雄末路，比四百多年前的項羽敗走烏江猶自不如，一生的結尾打上了一個悲劇句號。

　　關羽被俘遇難後，孫權把他的首級送給曹操，曹操下令厚葬。劉備一聽到噩耗，就“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誰也勸阻不住。張飛自然要從征“伐吳”，“當率軍萬人，自閬中（今屬四川省南充市所轄縣級市）會江州（今重慶市中心城區）”。臨到發兵前，“其帳下將張達、範強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也以悲情結局走完了生命曆程。這些情況都說明，關羽之死影響巨大，牽連到了鼎峙紛爭的三大集團。最大的影響在於宣告孫、劉聯盟破裂，蜀、吳之間爆發了夷陵之戰，三國曆史進入另外一個格局。劉備戰敗之後死在永安城，雖然與關羽之死、張飛之死不是自然意義上的同年同月同日，但從曆史風雲變幻看，確可以看作社會意義上的同年同月同日。盡管如此，在劉備生前，並沒有給予關羽任何一種超常哀榮。直到後主景耀三年（260）秋九月，即關羽身後41年，才被追諡為壯繆侯。同時受追諡的還有張飛、馬超、龐統、黃忠，關羽除了名列第一，沒有任何特殊。其後20年，即西晉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國曆史結束，時年48歲的陳壽開始整理三國史事，編撰《三國誌》，仍然隻是將關羽同張飛、馬超、黃忠、趙雲並列一傳，而沒有像對諸葛亮和陸遜那樣單獨列傳。在總評裏，還總是把關羽和張飛拉在一起說，既讚揚他倆“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並有國士之風”，又尖銳批評“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這樣的評語，在《三國誌》中，充其量隻能算中上檔次。

　　身後開始受欽敬追捧，是在南北朝期間，距關羽之死已過300年。這300年中，取代三國實現一統的西晉王朝非常短暫，公元316年就被東漢以來入居內地的非漢民族推翻，司馬氏後人司馬睿向南逃跑，在三國時分屬蜀、吳兩國而版圖略小的範圍內建立了東晉政權。東晉政權維持到420年，又被劉裕所取代，晉換為宋，是為南朝之始。南朝曆經宋、齊、梁、陳四個小王朝，由漢族軍閥、世族相繼主控，所占領土漸次縮小得不及三國東吳，苟延殘喘至589年陳被隋滅，遂告終結。而在中原地區和東北、西北、西南地區，早在西晉未亡將亡時，氐族人李特已於303年建立成政權，匈奴人劉淵也於304年建立漢政權。從西晉末到劉宋初的130餘年間，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以及漢族不同分支、不同世係的人建立的割據政權多達20餘個，其中的前、後二趙，前、後、西三秦，前、後、南、北四燕，前、後、南、北、西五涼以及成、夏政權實體，史稱“五胡十六國”。分治紛爭到439年，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統一了北方地區，是為北朝之始。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劉宋軍隊北伐，初勝終敗，從此確立了北強南弱、北盛南衰的基本格局。曆經東、西二魏和北齊、北周，延續到581年周禪於隋，北朝方告終結。自秦滅六國，漢代秦興，形成大一統的中華民族國家垂400多年，像這樣的由好幾個族群長時期割據分治，交錯紛爭，非唯前所未有，抑且連400餘年後的“五代十國”也不好相提並論。新現實矛盾萬端，必不可免地會拷問當時人，促使他們作出反應。

　　南朝的統治階層是漢族人，他們早就習慣了把其他民族視為夷、蠻、戎、狄的“非我族類”，當時統稱作“胡”。曆史性地看，並不宜過分責備他們，他們沒有學過曆史唯物主義，不懂得民族平等，總是把漢族當成“中國”老大。他們以後的一千多年，漢族人老講“五胡亂華”，甚至時至當今，一些號稱尊奉曆史唯物主義的文化界人和官場中人，口頭上會講反對大漢族主義，骨子裏仍然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彈著那種老調。所以說，不宜過分責備南朝人。但他們積弱既久，有心驅“虜”，無力回天，便把“恢複中華”的精神訴求寄托於英雄崇拜，從距他們最近的三國曆史尋找英雄。這樣的精神寄托與正統觀念摻合起來，他們由自認南朝政權才是漢族中央政權的正統承續，認定唯有蜀漢政權才是先前的同序正統，因而舍同在江東的東吳周瑜、陸遜於不顧，選中了蜀漢關羽、張飛作為英雄偶像。

　　那時候，主要著眼點多在“萬人敵”，因而常將驍勇善戰的關羽、張飛合在一起追捧，也有特別崇拜關羽一人的。據《宋書》、《南史》記載，諸如劉宋時的勇將薛彤、高進之，蕭齊時的勇將桓曆生、蔡道貴，都被人比作“關張”；而劉宋時的勇將安都單騎突入敵營斬叛將魯爽，則被人比作關羽斬顏良，陳時名將蕭摩訶更以“關羽再世”自我稱許和為人稱道。與此相映成趣，據《北史》等史籍記載，前秦的勇將王飛、鄧羌，北魏的勇將楊大眼、薛延伯等，同樣以關羽作比，並不認為“非我族類”。如此奇妙，似不可理解實可理解，就同爾後唐、宋、元、明、清1400餘年一樣，漢族統治階層往往越衰弱時越推崇關羽，少數民族統治階層卻是入主中華後備加講究推崇關羽，儼然成為一種中國傳統特色。統治思想融入了民間，得到廣泛的認同，宋、元以降關羽就成了中華多民族所共認的第一名將。

　　與族群精神寄托催生的英雄崇拜幾乎同時，都有民俗化選擇的佛、道兩大宗教，先後把關羽請進自己的教門供奉，佛教在其間起著導夫先路的作用。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關羽生前的福禍交集之地荊州江陵一帶，神祠尤其昌盛。《宋書·陸法和傳》記載，陸法和得到神靈相助，虜獲任約，傳說將神靈與關羽相連。唐人董侹撰《貞元重建廟記》，不僅認定這件事，而且還說在陳廢帝光大年間（567-568），佛教天台宗四祖智凱從天台山來到當陽玉泉山，坐禪於喬木之下，夜夢關羽顯靈。傳說智凱為弘揚佛法，在玉泉山修建顯烈廟安置關羽，從此關羽護佑一方，成為佛寺護法伽藍，《三國演義》所寫的關羽玉泉山顯靈即由傳說演繹而成。民間還流傳另外一個說法，說是佛教禪宗五祖弘忍之徒神秀，因為作偈輸給了慧能，便於弘忍圓寂後另立禪宗北派，以與慧能的禪宗南派對立。神秀在當時玉泉山立廟，供關羽為護法伽藍，聲勢大振。從此以後，禪宗和天台宗都爭奉關羽，南北各地的佛寺寶刹多以關羽為護法神，曆朝積代，達到了“中原有地皆修祠，故土無人不薦香”的地步。

　　道教尊奉關羽雖比佛教晚，但後來居上，層次更高。集中表現於，借用皇權來凸顯關羽，把關羽抬到凡人難及的尊崇地位。唐、宋帝王都尊道，唐太宗李世民詔稱“朕之本係，起自柱下（指李耳，即老子）……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見《唐大詔令集》），唐高宗李治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已開追尊非皇室人為王為帝之先河。宋代國勢虛弱，先後受北方遼、金侵淩欺辱，政治上、精神上都有借古喻今，宣揚義勇的需要，皇權需求與宗教靈應結合起來，關羽竟成為不二人選。宋哲宗趙煦首封關羽為顯靈王，宋徽宗趙佶又先後封關羽為崇寧真君、武安王和義勇武安王，神號和王號由茲附於關羽一體。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宋高宗趙構依樣畫葫蘆，加封關羽為壯繆義勇王，宋孝宋趙昚則改封關羽為英濟王。蒙古人入主中原，接受漢文化，同樣要彰顯義勇精神，元文宗圖貼睦爾來了一個大湊合，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創下關羽王銜諡號的新高。明神宗朱翊鈞更升了一級，萬曆十八年（1590）封關羽為協天護國忠義帝，自茲稱“關帝”；萬曆四十二年（1614）封關羽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從茲稱“關聖”。其間不動聲色地發生一種微妙變化，就是“忠義”取代了“義勇”。其政治背景在於，當時明王朝由盛轉衰，內憂、外患積重難返，皇權亟需“伏魔”、“護國”。而在道教體係中，伏魔大帝、關聖帝君又稱為蕩魔真君，與華光大帝、趙公元帥、溫瓊元帥並稱為“護法四元帥”。他既是武神，又是財神，還具備司命祿、佑科舉、祛病除災、驅邪避惡、誅伐逆亂、糾察冥司、庇護商賈招財進寶的法力，因而受到廣泛膜拜。

　　清代滿族帝王雖然不信奉道教，但從入關前開始，就從皇權的根本利益出發，自覺地認同集忠義節氣於一體的關羽。清世祖福臨與蒙古族諸汗結為兄弟，就明確地宣示：“亦如關羽之與劉備，服事唯謹也。”因此，順治元年（1644）便將關羽封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他們還認為，滿族帝王入主中原多賴關聖帝君的神佑，應與孔子同樣尊崇，故以孔子為“文聖”，關羽為“武聖”。清聖祖玄燁於康熙四十二年西巡途中，特意拜謁關羽祖籍山西解州關帝廟，題賜“義炳乾坤”匾額。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胤禎別出心裁，又追封關羽的遠祖、祖父、父親為公爵。自乾隆以降，曆嘉慶、道光兩代，關羽的諡封增加到了二十六個字——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羽讚宣德關聖大帝，顯赫到了登封造極。帝號無以複加了，清文宗奕乃在鹹豐五年（1855）追封關羽遠祖為光昭王，祖父為裕昌王，父親為成忠王。清承明製，祭關聖大帝列入國家祭典，連清廷皇宮也供奉著關羽神位。

　　族群、宗教與皇權三位一體，糾葛互動，深層的文化根基在於儒家思想。孔子宣仁講義，孟子說得更為明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照孟子所說，儒家思想最高的道德行為準則就是“仁義”，二者既可合言，又各有其涵蘊。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或者“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章句上》），就揭示了“仁”主要側重於規範人的精神訴求，“義”主要側重於規範人的行為趨向。

　　孟子還說，“仁之實”突出反映在如何“事親”，“義之實”突出反映在如何“從兄”（《孟子·離婁章句上》）。自漢代“獨尊儒術”，經漢儒改造過的儒術政治、人倫指導思想“三綱五常”，本源都在其間。用以看三國名將，實事求是地就“義”講“義”，曹魏的張遼、徐晃，蜀漢的趙雲、薑維，孫吳的周瑜、陸遜等人，都可以與關羽一較高下強弱；但他們沒有“從兄”這一條，再加上魏、吳不算“正統”，所以都沾不上邊。張飛雖然有“從兄”這一條，並且同屬一個陣營，但沒有“身在曹營心在漢”，敗走麥城不屈死那樣的特殊經曆，因而也歸於淘汰之列。唯有關羽的畢生行為趨向，可以充當“義”的樣板詮釋符號，故爾他成了不二人選。與孔子相附，孔子主要是精神師表，詮釋了“仁”，理所當然算“文聖人”；而關羽則被捧為行為楷模，詮釋了“義”，順理成章地罩上了“武聖人”光環。正由於這個緣故，千百年以來，特別是明、清以降，統治中國的思想文化核心主題一個是“文聖人”孔子代表的“仁”，一個是“武聖人”關羽代表的“義”，而且“武聖人”關羽及其代表的“義”更廣泛、更深遠地影響民間。

　　其所以更廣泛、更深遠地影響民間，從清代到民國，還不能忽視幫會的介入和作用。清初的不少前明遺民，抱著狹隘而又執著的族群偏見和正統觀念，竭盡誌力地追求“反清複明”，天地會和白蓮教就是其中的兩大幫會組織。清末民初的革命黨人陶成章在《教會源流考》中說，天地會又稱“洪門”，“因明太祖年號洪武，故取以為名”；“亦稱漢留，始倡者為鄭成功等人”。其起源還有別的幾種說法，曆來眾說紛紜，迄今還不能獨取一說。但陶成章說的“凡所謂三合會、三點會、哥老會等，以及種種之諸會，亦無非天地會之支派”，其活動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群眾基礎相當深厚，曆來既有革命性又有破壞性卻是可以相信的。其中的哥老會俗稱“袍哥”，發端於四川，流布於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陝西、甘肅等省區，蹤影遍及全國，頗能代表天地會的會規和習俗。

　　從清初到民末，袍哥組織紮根於社會各個階層，上至軍閥政要、富紳巨賈，下至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依不同社會身份分別歸屬仁、義、禮、智、信五大堂口，以開山立堂、歃血盟誓、義結金蘭的方式糾結為幫會。各個袍哥堂口共同供奉的主神，就是“武聖人”關羽。袍哥開山堂要燒三把半香，一把香表示效法春秋時期的羊角哀、左伯桃結為生死之交，二把香表示效法三國時期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三把香表示效法北宋的梁山一百零八將，另外半把香表示對於隋末唐初的瓦崗寨結義英雄單雄信拒不投唐，臨刑前隻有秦叔寶一人到法場哭祭送別的追懷。開山立堂儀式開始後，正、副龍頭大爺要率全堂哥弟望空遙拜，讚《迎聖令》：“恭迎聖駕，鑾衛遙臨；桃園千古，帝君一人。恭維聖帝，萬世人傑；大義參天，於今為烈！”經過一係列儀式之後，各歸位次，香長還要傳《漢留道令》：“天下袍哥是一家，漢留大義總堪誇；結成異姓同胞日，香堂盛開棠棣花。”十分明顯，袍哥崇拜關羽，高舉的旗幟正寫著“義”字。袍哥的“義”自然包含了忠義、仁義、節義，但精要在於俠義，亦即所謂“江湖義氣”。這“江湖義氣”，曆來遠不隻是袍哥講，而是天地會之類的幫會一概都講。從清初到民末的兩百多年間，幫會組織比宗教、皇權更具社會滲透性，因而“江湖義氣”也更具民間親和力，江湖“關聖人”並不完全等同廟堂“關聖人”。

　　生前“萬人敵”的關羽，演變為身後“武聖人”的關羽，脈絡大體上理清楚了。顯而易見，由族群、宗教、皇權合力打造出來的“武聖人”關羽，盡管閃現著三國曆史上的那一個具體的“萬人敵”關羽的影子，但二者之間決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原型與再現關係。同樣是後來打造，廟堂版的“武聖人”關羽，也與江湖版的“武聖人”關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異性，因為幫會對廟堂從來就是有即有離，相同的話語用辭涵義並不完全一致。族群也好，宗教也好，皇權也好，曆朝曆代的統治階層那樣熱衷於打造“武聖人”關羽，把他神聖化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至舉世無匹的狀態，排除其間固有的特殊利益成分，應該說，時至於今乃至於百代以後，諸如精忠報國、取義成仁、勇武剛毅、誠信勁節之類的道德行為激勵，仍不失為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在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的基準線上，江湖與廟堂都可以保持心氣相通。

　　然而，曆代封建統治階層多曾因襲傳沿的那種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灌輸臣民的是一套，放縱自身的是另一套的虛偽根性和醜惡作派，又常使“義”字旗號蒙塵或汙損。一個殷鑒未遠的史例，距今不過百把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逃往西安避難，途經山西時，晉商“日德昌”商號承擔起了全部費用，還送給他們不菲的旅資，事後慈禧賜匾“急公好義”嘉獎。但隨之而來，清政府和地方官加重了對晉商的“公義”攤派、侵吞和私相勒索、占取，致使一部分晉商相繼倒閉，其中包括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家民營銀行“日升昌”商號。惡風流弊，非止一端。江湖版同樣帶著不少先天缺陷，迄今猶存的哥們義氣就與俠肝義膽、見義勇為並不同一，拉幫結夥、恃強淩弱、掌紅吃黑、逼良助惡更與帝王將相者流的類似行徑出自一轍，充其量小巫見了大巫。對所有負麵存在，關羽都不能擔負責任，隻能由崇拜“武聖人”的人善加鑒別。

　　有媒體宣稱，“武聖人”崇拜傳衍到當今，業已波及160個國家和地區，國內關帝廟業已發展到數以萬計。其中檔次最高、規模最大者，在關羽的祖籍山西運城解州，被譽為“關廟之祖”，“武廟之冠”，每年九月間都要舉辦“關公文化節”，按照民間方式舉行隆重祭祀。當地還打算，效法山東曲阜給“文聖人”孔子製作標準像，也給“武聖人”關羽製作標準像。我無法核實報道內容是否確切，也無心對於相關舉措略陳芻見，我竭誠尊重信仰的自由。但就我所知，如今遍及城鄉的關廟香火繁盛，不少人甚至把關羽塑像請進了商廈、酒樓、吧廳和私宅供奉起來，祈禱的主旨卻大都是神佑招財進寶、走運升官，而不是什麽忠義仁勇。我還從曆史事實得出一個印象，即便在把關羽神聖化到登峰造極地步的大清王朝，“武聖人”也沒有滿足廟堂和江湖基本的願望。因而我認為，把關羽請下“聖壇”，讓他恢複三國時期那個“萬人敵”關羽的真實形象，更有利於今人和後人學他什麽，不學他什麽。順便提一句，孔子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