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7章 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是天意注定，還是曆史巧合，三國時期的“三大戰役”東吳參與兩次，兩次決勝都用了火攻。前一次公元208年，周瑜任吳軍統帥，在赤壁之戰中火燒曹軍戰船，取得了以少勝多的戰績，粉碎了曹操乘取荊州之勢而吞並江東的計劃。北宋元豐五年（1082）七月，著名文學家蘇軾寫了一首《念奴嬌·赤壁懷古》，極力歌讚周瑜。特別是下闋寫道：“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八百多年前從容指揮火燒赤壁、殲滅強虜的周瑜形象，恍然若在目前，隻覺英氣逼人。後一次公元222年，陸遜任吳軍統帥，在夷陵之戰中火燒蜀軍連營，同樣取得了以少勝多的戰績，粉碎了劉備欲為關羽報仇而誓滅孫吳的美夢。盡管後人沒有寫出與蘇詞相頡頏的壯詞歌讚其人其事，但將“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移用過來，顯然同樣地適用於陸遜。前有周瑜，後有陸遜，中間還有魯肅、呂蒙，都是孫權所倚重的年輕統帥，儒雅統帥。曹操麾下的張遼、徐晃，劉備麾下的關羽、張飛，勇武雖然過之，綜合素質均不能及。孫權稱帝之初，曾經總結過他的建功立業之道，在於“用眾力”和“用眾智”，謂為“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他所用的“眾力”和“眾智”，固然包括了文臣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武將程普、黃蓋、韓當、蔣欽等人，但主要是周、魯、呂、陸四位英才。

　　周瑜（175-210）字公瑾，廬江舒縣（今安徽廬江縣西南）人，與孫策同年而小一個月，有總角之交，後來孫權“兄事之”。興平二年（195）帶兵迎孫策，孫策大喜說：“吾得卿，諧矣。”隨攻揚州刺史劉繇的領地，連破橫江、當利（均在今安徽和縣東）、湖孰、江乘（均在今江蘇句容北），進入曲阿（今江蘇丹陽），協助孫策部眾發展到了數萬人，孫策要他“還鎮丹陽（今安徽宣城）”。袁術“欲以瑜為將”，周瑜看出袁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今安徽桐城）長”，以便能“假塗東歸”。在居巢，他結識了臨淮東城（今安徽定遠）人魯肅（172-217）。魯肅字子敬，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以賑窮弊、結士人為務。周瑜請他助軍資，他家有兩倉糧食，每倉儲米三萬斛，當即贈與一倉米，二人結為知交。建安三年（198）周瑜重歸孫策，魯肅同行，不料祖母去世，隻得扶祖母靈柩回東城去安葬。孫策委周瑜為中護軍，領丹陽太守，一起攻破皖城，分納二橋為妻。建安五年（200）孫策死，他“將兵赴喪”，從此留在了東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北歸的魯肅當時聽了另一友人的建議，打算到巢湖投奔鄭寶，周瑜立即寫信去說“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的道理，勸其投奔江東歸孫權。又向孫權推薦魯肅，稱其“才宜佐時”。魯肅來吳後，“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

　　從此，周、魯同心共輔孫權，成為股肱。

　　赤壁之戰前，周瑜常統兵在外打仗，屢建軍功。建安十三年（208）孫權征江夏，討黃祖，他任前部大督，對克敵製勝起了重要作用。而魯肅常在孫權身邊出謀劃策，勸孫權放棄追求“桓文（偏霸）之功”，努力成就“高帝（一統）之業”。孫權雖然推說“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但也並沒有介意張昭認為魯肅“謙下不足”，“年少粗疏，未可用”的“訾毀”，反而“益貴重之”。待劉表一死，魯肅又主動請命“吊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孫權“即遣肅行”。魯肅不辱使命，便宜行事，經夏口，轉南郡（治江陵，故城在今湖北江陵東北），一直趕到當陽長阪“徑迎”劉備，“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並力”。見到諸葛亮，馬上表明“我子瑜（亮兄諸葛瑾字）友也”，套上近乎，“即共定交”。劉備正自巴不得，即派諸葛亮為使，跟魯肅前往東吳見孫權，結成孫、劉聯盟。裴鬆之判言，“劉備與權並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一點兒也沒有虛誇。這些事表明，周瑜與魯肅作為知交，同為儒將，智勇雙全並駕比肩，布伍用兵以周瑜為上，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戰略眼光、運籌能力和應對水平卻是魯肅勝過一籌。

　　魯肅回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複命，恰逢風雲突變，曹操送來了“會獵於吳”的心理戰書，東吳群臣響震失色。當年接受孫策托付遺命的元老重臣張昭等人，“皆勸權迎之”，亦即效法劉琮，降順曹操，僅魯肅“獨不言”。待孫權起身更衣，他追到宇下，對孫權說：“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他以己設喻，力陳“肅可迎操也，如將軍不可也”的理由，懇請孫權“早定大計”。猶豫未決的孫權豁然開朗，慨歎“諸人持議，甚失孤望”，隻有“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當時周瑜“受使至鄱陽（今江西波陽）”，魯肅建議孫權速召還。周瑜一回到柴桑，即對孫權作了政治分析和軍事分析，指出曹操“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孫權“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指出曹操有四大“用兵之患”，“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他主動請纓，“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多賴魯肅和周瑜出以忠心，洞明形勢，力挽狂瀾，才促成了孫權下定聯劉抗曹的決心。於是任周瑜為都督，魯肅為讚軍校尉，以吳軍為主，聯合劉備的部隊，共同取得了赤壁之戰的重大勝利。對這次勝利，裴鬆之也有評論：“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瑜使鄱陽還，但與肅暗同，故能共成大勳。”我認為，平實一些說，當是軍事指揮周瑜功第一，戰略建言魯肅功第一。

　　赤壁之戰中和赤壁之戰後，一些相關的故實，彰顯出了周瑜和魯肅各自的風采。孫權決計抗曹後，委派的統軍都督實為兩人，亦即周瑜為左督，程普為右督。在最早追隨孫堅、孫策的將領中，“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周瑜人稱“周郎”，時年三十四歲，老字輩的“程公”“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然而，小字輩的“周郎”卻性度恢廓，“折節容下，終不與校”。程普終於感動了，“自敬服而親重之”，並對他人說：“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三國演義》將周瑜矮化成為氣量狹小的典型，讓諸葛亮“三氣”而死，簡直是過分汙辱斯人了！他的軍事指揮才幹也得到了敵手的欽佩，據本傳引《江表傳》說，曹操在“瑜之破魏軍”以後，表示輸在周瑜手裏，“孤不羞走”。而魯肅勝後“先還”，孫權舉行了盛大歡迎儀式，“大請諸將迎肅”，魯肅“將入閣拜”，孫權又“起禮之”。孫權問魯肅：“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魯肅趨進答道“未也”，眾皆愕然。及就坐，他才不緊不慢地舉起鞭子解釋：“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征肅，始當顯耳。”

　　孫權一聽，撫掌歡笑。周瑜的氣度寬宏，風流儒雅，才華橫溢，魯肅的思度宏遠，心胸敞亮，誌氣高邁，殊非尋常人等可及。

　　赤壁之戰後，周瑜任偏將軍，領南郡太守，駐節江陵。當時劉備在劉琦死後已領荊州牧，駐節公安，聯合的雙方實際上對峙。建安十五年（210），周瑜到京口（今江蘇鎮江）麵見孫權，建議趁劉備前來完成政治聯姻，“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扣留在吳，從而與關羽、張飛分開。這樣“各置一方”，再讓他去對付關、張，那就“大事可定”。但孫權顧慮曹操重振實力，擔心劉備難以“卒製”，沒有采納這一個方案。他又提出另一個方案，趁曹操赤壁“折衄”尚未緩過氣來，讓他和奮威將軍孫瑜“俱進取蜀”，得蜀後兼並漢中張魯，結援西涼馬超，然後留孫瑜鎮蜀，他則回師前據襄陽，進逼曹操，“北方可圖也”。孫權同意了，周瑜立即回江陵準備行裝，不料路途中病逝於巴丘（今湖南嶽陽），時年36歲。噩耗傳到柴桑，孫權素服舉哀，悲慟地說道：“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大有其今後“國有疑難我問誰”之慨。19年後稱帝，仍在感慨“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對於三國前期東吳政權的交替、穩定、發展和鞏固，周瑜起著砥柱中流的作用，他人無以替代。徜若他未曾英年早逝，他所念念不忘的“取蜀”大計得以實行，那麽孫、劉聯盟能不能維係下去，三國分峙會不會終究成形，容當另是一說。

　　周瑜病困時，上疏孫權說，“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孫權即拜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周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但魯肅與周瑜雖是多年至誠知交和親密戰友，戰略眼光和鬥爭策略卻有差異，他堅定地主張和維護孫、劉之間的戰略結盟。他不讚成扣留劉備的意見，反而力勸孫權，把荊州南郡借給劉備，即所謂“借荊州”。他如此主張，實際上是從實際出發。因為赤壁之戰後，孫權集團占有的荊州隻有江北南郡、江夏兩郡，江南長沙、桂陽、武陵、零陵四郡都為劉備集團所控製，要拿過來雙方勢必會兵戎相見，坐讓曹操集團漁利。倒不如把南郡暫借給劉備，把他推到直接麵對襄陽曹軍的一線，事實上變成一道隔離帶，讓吳軍可以收縮西部防線，集中優勢力量在東部圖強。而且名曰“借”，今後一旦形勢改變了或者條件適宜了，隨時可以收回來。這樣做，既維護了孫、劉聯盟，又減輕了孫吳壓力，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對孫吳最為有利。用魯肅勸孫權的話來說，那就是“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盡管後來的事態反複表明，孫權並沒有充分領悟魯肅這一戰略建言的深遠意義，但當時是“即從之”了。曹操作為一個高出孫權，更高出劉備的戰略家，當即就看出了其間的厲害，因而“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這與當初劉備聞言失箸相較，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魯肅接任後，從江陵移師陸口（今湖北嘉魚西南陸溪口），“恩威大行”，擴充軍備，部眾從四千餘人發展到一萬多人。他治軍嚴整，“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深得孫權賞識，升任漢昌太守、偏將軍。建安十九年（214）跟隨孫權攻破皖城（今安徽潛山），又升任橫江將軍。回鎮陸口，防地與關羽留守荊州之地臨界，免不了發生邊界摩擦，魯肅以大局為重，“常以歡好撫之”。但他並不像《三國演義》寫的那樣，老實有餘，勇毅不足，在關羽麵前流於怯懦，總被戲弄，而是臨危有靜氣，處事不糊塗。

　　建安二十年（215）劉備已得益州，孫權派諸葛瑾出使成都，討還荊州。劉備耍賴不答應，孫權怒不可遏，即派呂蒙出兵奪取了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劉備自然輸不起，親自從成都趕到公安（今屬湖北），督令關羽奪回三郡。孫權針鋒相對，也親自趕到陸口督戰，令魯肅屯兵益陽（今屬湖南）抗擊關羽。雙方劍拔弩張，惡戰一觸即發。為了挽救行將破裂的孫、劉聯盟，魯肅表現出了政治家風度，主動邀請關羽會晤。諸將疑恐有變，紛紛勸阻。魯肅胸有成竹地說：“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幹命？”毅然決然出席會晤。他與關羽都駐兵馬於百步開外，帶單刀相會。關羽先發製人，說劉備烏林之役“戮力破魏”有功，“豈得徒勞無一塊壤”，指責魯肅“欲收地”。魯肅義正辭嚴，指出劉備是“私獨飾情，愆德隳好”，“貪而棄義，必為禍階”，麵斥關羽是“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反而“負恃強眾以圖力爭”，必然不能得逞。說得關羽啞口無言，不好動武。《三國演義》所寫的“單刀赴會”，抬關羽而壓魯肅，不足為信。結果是這場仗未能打起來，雙方講和，割湘水為界，孫權占有江東四郡，劉備占有江西三郡。客觀上固然有曹操攻漢中，劉備不得不退保益州的原因在，但魯肅大義凜然，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魯肅如此盡心竭力地維護孫、劉聯盟，確如王夫之《讀通鑒論》所評，做到了“守之終身而不易”。

　　建安二十二年（217）魯肅病逝，時年四十六歲。孫權為他舉哀，並且親自送葬。諸葛亮也表示哀悼。吳國史誌《吳書》評述說，“肅為人方正，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陳（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本傳中裴注照引，說明裴鬆之心目中的魯肅，正是這樣令人景仰。後來孫權對陸遜談到他對周瑜、魯肅、呂蒙三個人的評價，稱魯肅初次“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赤壁之戰前魯肅獨言不可迎曹，“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來勸借荊州給劉備，“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孫權“忘其短而貴其長”，常將魯肅比方為東漢初年的大功臣鄧禹，可見倚重之深。直到稱帝時，孫權還特別對公卿們提到“昔魯子敬嚐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接替魯肅出任東吳西部戰線主帥的是呂蒙。呂蒙（178-219）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人。與周瑜、魯肅出身世族富家，自幼博學多識不同，他出身貧賤，粗野無文，十幾歲便跟隨姐夫鄧當投到孫策麾下參與征戰。那時他就有“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的英勇氣概，孫策“奇之，引置左右”，鄧當死後即任他為別部司馬。孫權統事後，“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建安十三年（208）跟隨孫權西征黃祖，黃祖令都督陳就率領水軍堵截，呂蒙作先鋒奮勇爭先，“親梟就首”，大呼猛進，奪得首功。孫權論功行賞，擢升呂蒙為橫野中郎將。實踐中屢建軍功，孫權倍加關愛，對他和蔣欽說“宜學問以自開益”。呂蒙推辭說：“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複讀書。”孫權就用自己“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開益”，以及“（漢）光武（劉秀）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曹操“老而好學”作例子，苦口婆心地指導呂蒙“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呂蒙聽進去了，從此“篤誌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從一介武夫變成了一位儒將。

　　魯肅代周瑜前往陸口就任的時候，途經呂蒙駐地，“意尚輕蒙”。呂蒙問魯肅“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魯肅竟說“臨時施宜”。呂蒙認為“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當即替魯肅謀畫了“五策”。魯肅大為驚奇，“越席就之”，拊其背說：“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日學識英博，非複吳下阿蒙！”特地拜見了呂蒙母親，然後“結友而別”。後來孫權對陸遜評說呂蒙，還作出了“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的高下之分。

　　從用兵打仗看，孫權所說確有依據。赤壁之戰中，呂蒙協助周瑜、程普“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戰功卓著。其後雙方爭奪南郡，周瑜派甘寧“前據夷陵（今湖北宜昌東）”，曹仁分兵圍攻夷陵，甘寧“困急”而求救。周瑜兵力不足，不少將領都反對分兵救援，呂蒙卻建議留下淩統留守大營，保其“能十日守”，自己則隨周瑜“解圍釋急”。又出險道設伏計，周瑜全部采納了。結果取得了“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的完勝，因功擢升為偏將軍。建安十六年（211）跟隨孫權到東線抗禦曹操，孫權打算在濡須口（今江蘇無為）夾水設塢，不少將領都說“上岸擊賊，洗腳入船，何用塢為”，隻有呂蒙支持。他分析道：“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入水，其得入船乎？”孫權稱“善”，遂得“備禦甚精”。十八年（213）曹操率軍來攻，相距月餘不能下，隻好退去。曹操委任朱光為廬江太守，在皖城（今安徽潛山）大開稻田，並且派間諜到鄱陽（今江西波陽）招誘內應。呂蒙對孫權說：“皖田肥美，若一收孰（熟），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於是有十九年（214）孫權親征皖城之戰。孫權問攻城方法，好多人主張作土山，呂蒙認為土山“必曆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援必至，不可圖也”，必須“四麵並攻”，速戰速決。孫權依計攻皖，甘寧督攻在前，呂蒙精銳繼之，拂曉發動進攻，食時即已破城。這一仗打得幹淨利落，生俘朱光及其參軍董和，虜還部眾達三萬多人。曹操大將張遼引軍來援時，半道得知皖城已失，隻好退轉去。在魯肅逝世後，東吳將領不乏優秀者可以繼任，但唯有呂蒙最能讓孫權放心。

　　呂蒙作為一個傑出軍事家，戰略關注與周瑜接近，主要著眼於有利東吳的現實軍事利益，而不像魯肅那樣，更加重視相對長遠、相對全麵的大局把握。魯肅主持西線軍務時，他就密陳過意見，認為關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複，不可以腹心待”，應當“於（東吳）強壯時圖之”。孫權曾打算北取徐州，他認為不妥，“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孫權“尤以此言為當”。因而他一繼魯肅擔任漢昌太守，主持西線軍務，便著手實施“取羽”計劃。他深知關羽勇武驕矜，不宜力攻，便決定縱其驕氣，伺其疏漏，準備智取。第一步，初到陸口時，表麵上做出比魯肅還魯肅的友好姿態，“倍修恩厚”，麻痹關羽。第二步，關羽北上樊城與曹魏作戰，“留兵將備公安、南郡”，他看穿了關羽是對自己不放心，害怕自己趁機進攻公安、南郡，便“以治疾為名”返回建業（今江蘇南京），以進一步誘惑關羽放鬆軍備。第三步，把兵不厭詐進行到底，在建業放出“病篤”的假消息，暗地裏卻向孫權建議，由當時尚不知名的陸遜代理他的職務，讓關羽誤以為吳中已無人可派。關羽果然上當，把留守兵力抽調樊城，造成了後方空虛。第四步，趁關羽在樊城獲勝，一麵讓陸遜出麵祝賀關羽，一麵由自己潛至尋陽（今湖北黃梅縣西南），率領精兵藏在大船中，搖櫓的士兵全都穿著白色的商人服裝，“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完成所謂“白衣渡江”。公安守將傅士仁、南郡守將糜芳望風投降，關羽還一無所聞。

　　第五步，入城後嚴明軍紀，對關羽及其將士家屬皆予撫慰，秋毫無犯。並讓將士家屬們給從征的親人傳信，讓他們知道“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從而導致了“羽吏士無鬥心”。終於俘獲關羽父子，“荊州遂定”，實現了孫堅、孫策、孫權父子垂三十年全取荊州的心願。如此不戰而屈人之兵，全麵彰顯仁義之師，在整個三國曆史時期別無二致。至此，三國鼎立格局也才最終確立，時在公元219年。

　　呂蒙居功至偉，孫權拜他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呂蒙固辭金錢，孫權不許。他原本真正有病，帶病完取荊州後，封爵儀式尚未舉行，就一病不起了。孫權把他迎接到公安，安置在內殿，千方百計治療搶救，甚至於懸賞千金，招募“能愈蒙疾者”。孫權每天都隔著壁縫觀察病情，見他稍能下食就高興，顧左右言笑，病勢稍一加重就憂悶，夜不能寐。一度有所好轉，群臣交相慶賀。但終於不治，“年四十，遂卒於內殿”。臨終前，呂蒙遺囑把“所得金寶諸賜”全部上交府藏，沒有留給三個兒子，喪事也是務求簡約，表現出了上下五千年罕有能及的道德風範。陳壽評論他“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矣”，說得過於簡略。

　　呂蒙早已推薦陸遜接替自己。陸遜（183-245）字伯言，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本名議，後稱遜。他出身在江東一個世族大家。21歲時，被孫權召入幕府，曆行東、西曹令史（相當於今秘書），出為海昌（今浙江餘杭東南）屯田都尉，代理縣令。那裏土地貧瘠，又遇連年幹旱，他開倉賑濟貧民，勸督農桑，被縣民稱為“神君”（見《世說新語》引《吳書》）。當時會稽一帶山越人暴動，陸遜召兵討平，“所向皆服”，收集部曲兩千餘人。鄱陽（今江西波陽）地區的“賊帥”尤突作亂，他又去討平。兩次軍事行動，初露軍事才能，升任定威校尉。孫權把孫策女兒許配給他，從此他有了“國戚”身份，成為孫權心腹之一。他建議剿撫並用，收服山越人，“取其精銳”以利“圖遠”。孫權納其策，用為帳下右部督。陸遜討伐丹陽郡“賊帥”費棧，以少勝多，一戰而建功，俘獲的山越人“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還駐蕪湖。會稽太守淳於式舉報他“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陸遜麵見孫權，卻稱淳於式為“佳吏”。孫權說，人家告你狀，你去稱讚他，為什麽？陸遜說淳於式之所以告我，是“意欲養民”，出發點是好的；我若挾私報複，就會擾亂聖聽。孫權讚賞他“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更加信任了。

　　建安二十四年（219），呂蒙為麻痹關羽，稱病回到了建業。陸遜往見呂蒙，暢述己見：“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誌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擒）製。下見至尊，宜為好計。”呂蒙正需要一個心氣相通、見識一致的人出麵代己，便向孫權推薦道：“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複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孫權原本就信任陸遜，如今又得呂蒙厚薦，當然是深信不疑，立即召見陸遜，拜為偏將軍、右部督，讓他到陸口代替呂蒙主持西線的軍務。陸遜果然不負重托，“外自韜隱”做得來天衣無縫，讓關羽讀過他的卑辭頌揚書信之後，判定這個“書生疏遲”，小菜一碟，於是“意大定，無複所嫌”。關羽一調走留守部隊，陸遜當即又“內察形便”，捕捉到了稍縱即逝的“取羽”良機，向孫權“陳其可禽（擒）之要”。於是才有了呂蒙“白衣渡江”，陸遜與其同為前部，連克公安、南郡。陸遜領軍乘勝前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關羽軍無鬥誌，不敢南下收複失地，隻好向西逃跑。十一月逃至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被吳軍包圍，被迫豎起假降之旗。關羽帶領十餘騎突圍，於臨沮（今湖北遠安北）被俘，所部土崩瓦解。陸遜揮師西進，一直打到秭歸（今屬湖北），斬獲招納夷、漢兵將“凡數萬計”。第一次出任將帥，便取得了周瑜、魯肅未能完成的全占荊州大勝，陸遜升任為右護軍、鎮西將軍，晉封婁侯。

　　兩年後爆發吳、蜀夷陵之戰，陸遜受命任大都督，假節，率五萬人抗禦劉備。劉備十萬大軍壓境，勢不可當，陸遜采取了敵進我退的辦法，主動讓出不利於作戰的三峽地帶。公元222年正月，蜀軍連營數百裏，前鋒推進到夷陵，多次平地挑戰，山穀設伏，陸遜都不中套應戰。隨軍將領多是孫策舊將，或為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陸遜案劍宣布：麵對強敵“而不相順，非所謂也。仆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複得辭？軍令有常，不得犯矣！”顯示馭軍有方，當威必威。又上疏孫權，說明夷陵為“國之關限”，必能保全；劉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這一次看似強大，實“不足為慮”，懇請孫權“不以為念”。雙方相持了半年之久，陸遜看準蜀軍已“兵疲意沮，計不複生”，方才果斷地決定敵疲我打，以火攻破敵，速戰速決。當年六月實施火攻，燒毀蜀軍四十餘營，斬蜀將張南、馮習及五溪蠻首領沙摩柯，降蜀將杜路、劉寧，蜀軍死者數萬，連劉備本人也差點兒當了俘虜。這一仗打得比赤壁之戰還要漂亮，作為中國曆代戰史上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之一，陸遜的名字與之一起鐫刻於青史。

　　夷陵之戰大奏凱歌後，孫權加拜陸遜為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為江陵侯，位秩之高已經超過先前周瑜、魯肅、呂蒙。那一年他39歲，當時應該算人到中年，而不是《三國演義》所謂“孺子”。

　　人到中年而重任在肩，陸遜必須麵對的頭等大事，是如何對待和處理破裂了的孫、劉聯盟，以有利於北抗曹魏。劉備逃到永安住下來，東吳宿將重臣徐盛、潘璋、宋謙等人交章上表，“競言備必可禽（擒），乞複攻之”。孫權征求陸遜的意見，陸遜和朱然、駱統一致認為，“曹丕大合士眾，外托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力主放劉備一馬，把進至巫峽的吳軍撤回來。曹丕果然於222年九月三路南征，如果吳軍未及時終止對蜀戰事，撤回西進軍隊，勢必三方受敵，難以收拾。

　　得知曹丕南下，不甘慘敗的劉備迅即致書陸遜：“賊今已在江陵，吾將複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陸遜回書答道：“但恐軍新破，創痍未複，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惟算，欲複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一信打消了劉備趁火打劫的妄想。

　　第二年四月劉備死後，劉禪即位，諸葛亮秉政，重新實行“與權連和”的老方針。舉凡時事所宜，孫權都委托陸遜直接與諸葛亮溝通；還特別刻了一枚孫權印章放在陸遜那裏，每次給劉禪、諸葛亮寫信，都先送陸遜斟酌“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這一切表明，陸遜走上三國曆史主劇場的年歲雖然較周、魯、呂為晚，但他卻後來居上，兼有三人之長，而少三人之短，是三國中、後期一位眼光、魄力、才幹、功業、修養決不亞於蜀漢諸葛亮，甚或有所過之的卓越戰略家、政治家和軍事家。

　　陸遜坐鎮荊州20餘年，西聯蜀，北抗魏，成就了孫、劉聯盟的最佳時期，吳、蜀之間再也沒有兵戎相見。而北向用兵，他還有兩次出色表現。一次在孫吳黃武七年（228），魏國大司馬曹休率領十萬大軍入皖，陸遜任吳軍大都督迎戰。陸遜自為中路，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在夾石（今安徽懷寧、桐城間）大破魏軍，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凱旋班師途經武昌時，孫權詔令用禦蓋以覆陸遜，榮耀莫比。第二年，又拜陸遜為上大將軍、右都護，尊顯莫比。另一次在孫吳嘉禾三年（234），孫權大舉三路伐魏，他自率主力擔任中路圍合肥，孫韶、張承為東路略廣陵，陸遜、諸葛瑾為西路攻襄陽。魏明帝曹叡親自遣軍迎敵，魏軍大出，吳軍中、東路不敵而退。隻有西路獨進，有被魏軍包圍的危險，諸葛瑾相當緊張。陸遜卻鎮定自若，一邊派士兵去種蘿卜和大豆，一邊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令魏軍不辨虛實，不敢貿然圍攻。他讓諸葛瑾秘密地準備好了舟船，自己又率軍佯攻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他才不慌不忙地整理部伍，登船而去，敵軍也不敢出城來追趕。回軍的路上，還順便攻擊了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等處的魏軍，“斬首獲生凡千餘人”。有勇有謀，超越眾人之上。曹魏方麵懾於陸遜的聲威，再不敢大舉入侵荊州，荊州賴以相對安定。

　　陸遜雖然常年領軍駐節在外，但他總不忘保國安民，對吳國政事也很關心。稱帝以後的孫權逐漸熱衷峻法嚴刑，他逆鱗上疏批評：“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

　　他主張效法漢初劉邦，輕法便民，用黃老無為之術治理國家，與民休養生息。他強調“國以民為本，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建議孫權“興利改作”，輕徭薄賦，“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他身為將帥，還認為好戰有害，“治亂討逆”固然“須兵為威”，更當注重“農桑衣食，民之本業”，宜於盡量少動幹戈。對孫權勞師動眾，征夷州，圖遼東，他都明確表示不讚成，指其違悖“當須民力，以濟時務”。對孫權在朝廷內實行特務統治，重用呂壹之類的奸佞，任其誣害忠良，他也憂心如焚。這些言和行，不但周瑜、魯肅、呂蒙未曾有，而且方之蜀漢諸葛亮，乃至前前後後曆代稱美的治世良臣，也是了不起的。其中不少的仁政建議，孫權采納了，推動了吳國相較於魏、蜀兩國，一段時期內相對寬仁。如王夫之所說：“自漢末以來，數十年無屠掠之慘，抑無苟繁之政，生養休息，唯江東也獨。”（見《讀通鑒論》卷十）所以赤烏七年（244），孫權讓陸遜代顧雍為相，下詔獎諭他為“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然而，有些意見也得罪了這位獨裁帝王，龍顏一變就是另一種遭際。由於孫權在太子問題上不講禮法，陸遜三番四次上疏建言“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孫權竟然翻臉不認人，“累遣中使責讓遜”。公忠體國而橫遭“責讓”，陸遜為相還不足一年，就“憤恚致卒”了。時年63歲，“家無餘財”，足見清正。

　　這樣一位卓越的戰略家、政治家、軍事家，在生時尊榮超過周瑜、魯肅、呂蒙，臨死時卻比周瑜、魯肅、呂蒙淒涼，十足以宣示後人，封建專製皇權桎梏下的傑出人才是難以維護獨立人格，讓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發揮的，甚至生存權利也是握在獨裁帝王手裏的。陳壽撰述《三國誌》，三國前期、中期、後期的帝王、將相、人傑、奇才多矣，除三曹（曹操、曹丕、曹叡）、三劉（劉焉、劉備、劉禪）、一孫（孫權）單列紀傳而外，隻給諸葛亮和陸遜兩人單獨立傳，並且隻稱陸遜一人為“社稷之臣”，可見何等仰慕他的瑰偉人生。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德、才、能、績綜合評估當稱三國第一人的人，也逃不出封建專製皇權扼殺的命運，千古之下，怎不令人扼腕歎息？

　　自陸遜屈辱而死之後，曾經坐斷東南、睥睨曹劉的孫吳集團，盡管也出過陸遜之子陸抗那樣的傑出儒將，但已是江河日下，再也沒有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那種時之俊傑、國之棟梁的人才接力，再也避免不了國運之衰微的必然歸宿。相比較而言，吳國還是稍好一些的，所以最後亡國。魏國的三曹一代不如一代，曹氏旗號下的文臣武將也是這樣，所以終究易幟司馬氏。蜀漢諸葛亮之後，隻有一個降將薑維算得上一流人才，其餘的人縱不昏暗、貪殘，也是二流、三流，所以最先亡國。有人說，三國歸根結底是“人謀”競爭，竊謂“人謀”出自人才，因而歸根結底，當是人才競爭。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麽，從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大英才身上，特別是陸遜身上，引出的史鑒難道僅止於當時國家的興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