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6章 隆中一對，天下三分

　　《三國誌》為三國人物作紀立傳，紀傳主人公合計437人，除稱王稱帝者曹操、曹丕、曹叡、劉焉、劉備、劉禪、孫權七人而外，將相公卿中隻有蜀漢諸葛亮和東吳陸遜二人單列一傳（附及子孫、他人），異常明顯地卓爾不群。《諸葛亮傳》中，主要記述了他的隆中對策、使吳聯孫、北伐曹魏三大平生行事，兼及其他零星事跡。

　　這三大平生行事貫穿一條主線，隆中對策是他初登政治舞台所作的戰略策劃，借他的用語當叫做“人謀”；而使吳聯孫和北伐曹魏，則是他踐行這一“人謀”所為的兩大實事，可以對應套用稱為兩大“人為”。陳壽的評語，將他譽為“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主要就著眼於這三大行事。

　　諸葛亮字孔明，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出生於徐州琅邪郡陽都縣（今山東沂水縣），黃巾起義爆發那一年他隻有4歲。15歲的時候（195年），跟隨叔父諸葛玄遷徙荊州；兩年後諸葛玄死，17歲的他便結廬隆中（今湖北襄樊西），過起了“躬耕隴畝”的隱居生活。這期間，他一麵潛心讀書，努力通悉兵書戰策、天文地理，一麵四處遊學，結識了潁川（今河南中、南部）石廣元、徐元直，汝南（今河南上蔡一帶）孟公威等名士。石、徐、孟三人讀書務求精熟，諸葛亮卻“獨觀其大略”，透露出卓犖不凡的個性。他身高八尺（約合今1.86米），平素好為《梁父吟》，經常自比為管仲、樂毅，當時人大多並不認同，唯有徐元直和博陵（今河北蠡縣南）崔州平相信他不是吹牛皮。他還得到了老一輩的襄陽名士龐德公、司馬徽的賞識，龐德公將他比作“臥龍”；沔南（今湖北沔陽）名士黃承彥也看中了他，主動招他作女婿。後來他在《出師表》裏追述青年時期的這段人生曆程，概括為“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究其實，“苟全性命於亂世”確是實情，“不求聞達於諸侯”則有點口是心非。一個經常自比為管仲、樂毅的人，哪裏能夠像龐德公、司馬徽那樣，長久耐得住隱居的寂寞？在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的時候，諸葛亮就時不時地“抱膝長嘯”，並對三人說：“卿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而三人“問其所誌”，他卻“笑而不答”。那三人猶自能當相當現今省級、地級的高官，他豈不能夠出將入相，位極人臣？爾後孟公威思念鄉裏，打算北歸謀求進步，諸葛亮批評他說：“中國饒（多的是）士大夫，遨遊（飛黃騰達）何必故鄉邪？”裴鬆之一眼看透，此言“為公威計者可也”，如果“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裴鬆之引用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話，道破諸葛亮“高吟俟時，情見乎言，誌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他要“遊步中華，騁其龍光”，必不甘於“沉翳”。他如果“委質魏氏，展其器能”，定非陳群、司馬懿之類人物“所能頡頏”，何況其餘的人。他並不擔心“功業不就，道之不行”，而是有著自己明確的政治選擇。裴鬆之認為，諸葛亮“雖誌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禦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讚宗傑，以興微繼絕克複為己任故也”。這句話有三層意思：一、東漢政權己風雨飄搖，注定覆滅了，不值得去知不可為而為之，勉力收拾爛攤子，跟著殉葬；二、曹操是篡漢國賊，自己要忠於漢室正統，不應該為區區名利去投順於國賊；三、要等待出現漢室宗親人傑，輔佐其效法光武中興，實現漢王朝又一次興滅繼絕。這就是諸葛亮抱定的誌趣，他這位“臥龍”，一直都在等待時機。

　　時機終於來了。經徐庶（元直）推薦，劉備三顧茅廬，來請他出山。其時為建安十二年（207），諸葛亮隱居隆中，已經有10年之久，年屆27歲。而劉備時年已屆47歲，從河北狼狽逃竄到荊州來依附劉表，也已經有8年之久。劉表讓他屯駐在新野（今河南新縣），表麵上照顧同姓宗親，實際上讓他看守北大門。在新野小城一住六七年，騎馬征戰慣了的劉備髀裏肉生，經常為“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悲傷得慨然流涕。好在有時間進行反思，痛感多年無所成就，就因為身邊雖有虎將關羽、張飛、趙雲跟著東拚西殺，卻沒有高明謀士出謀劃策，從而滋生了求賢的渴望。一方麵求賢若渴，一方麵“待時鳳翔”，自然容易一拍即合。但諸葛亮仍然要慎投明主，硬是擺足了架子進行試探，讓劉備一再枉顧，兩人才坐到一起。劉備懇切地說：“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誌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這就定下了“計將安出”的主題詞，諸葛亮的回答，便成了著名的《隆中對》。

　　諸葛亮的隆中對策，首先運用天時、地利、人和的傳統理論，對全局戰略形勢作了精辟分析，並特別強調“人謀”的重要。所謂“人謀”，意謂政治、軍事鬥爭中當事人的謀略，最高層級為戰略謀劃。他從董卓以來軍閥競起、列強紛爭的“當代史”切入主題，舉劉備曾經攪和其間、至“今”記憶猶新的曹操與袁紹逐鹿中原，“遂能克紹，以弱為強”作為論據，提出了“非唯天時，抑亦人謀”的中心論點。借用現代話語，“天時”涵納了諸般客觀條件，“人謀”則是戰略謀劃為主導的主觀能動性建構。兩者相比較，“人謀”更具決定性作用。當時的那個當“今”天下，曹操“已擁百萬之眾”，軍事實力儼然處於霸主的地位，又“挾天子而令諸侯”，政治優勢也獨一無二，所以諸葛亮認為“此誠不可與爭鋒”。而“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天時、地利和人和也有獨家優勢，所以諸葛亮認為“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這無異於告訴劉備，既定的形勢十分嚴峻，向北“爭鋒”或向東“圖”地都是辦不到和不可取的，唯一可能的有利選擇僅存在於荊州、益州。

　　他進而指出，“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地緣政治的要衝地位罕與倫比，曆來都是“用武之地”。但“其主不能守”，人不和造成了地難盡其利，“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就看劉備是否“有意”奪到手裏。益州的地利也很明顯，軍事上是“險塞”，經濟條件上更有“沃野千裏”，漢“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但其主“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內外上下的人際現狀都有利於劉備攫為己有，也看其是否“有意”。條分縷析，明白無誤，不利方麵和有利方麵對照鮮明，天下大勢恍若擺到了劉備目前。

　　分析全局性戰略形勢隻是“人謀”的前提和基礎，更重要的，劉備更渴求弄醒豁的，在於如何適應形勢，規劃出一套圖謀進取的可行性方案。因而接下來，諸葛亮就整體推出了他的對策，是為“隆中對策”。他建議劉備充分利用自己“帝室之胄”的正統身份，搶奪政治優勢話語權，以期“信義著於四海”。以之為依憑，第一步在政治上“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軍事上壯大自己的實力，不失時機地奪取荊州、益州，建立根據地。第二步，一旦“跨有荊、益”，就要千方百計地“保其岩阻”，用好地利，同時在外交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政上“修政理”，力求本固基牢。第三步，才是捕捉形勢變化的有利時機，待到“天下有變”，從荊州、益州兵出兩路揮師北伐。如果這樣三步走，就“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如此實在而又誘人的戰略策劃，劉備當是第一次聽到，渾如撥雲見青天，當即便通盤接受下來。從此，劉備集團實現了戰略思想和行動路線的根本性突破，蜀漢政權建立以後也大體以之作為基本國策。

　　諸葛亮的《隆中對》，大致描繪出了曹、劉、孫三家紛爭，魏、蜀、吳三國鼎峙的三國曆史基本走向和總體格局，對劉備集團絕處逢生尤其具有轉折性的戰略意義。在對策當年，北方霸主曹操正集中優勢力量北伐烏桓，掃滅袁紹的殘餘勢力；江東孫權剛鞏固了六郡根據地，正準備西征黃祖，奪取荊州；荊州的劉表，益州的劉璋都還依仗地利形勝，儼然一方偏霸之主；漢中的張魯，西涼的韓遂、馬超也都各占一方，韓遂、馬超尤有東進爭雄之勢；唯有劉備勢孤力薄，寄人籬下。三分趨向，並未顯形，甚至假設性都還不存在。諸葛亮既對天下大勢了若指掌，決不可能不顧及這些。但他正是通過眼光獨到的多方比較，看出了促成天下三分的可能性，從而選擇合乎他的“翊讚宗傑，以興微繼絕克複為己任”誌趣的劉備作為“明君”，經由隆中對策，邁出了施展才幹、匡濟天下的第一步。可以說，除了諸多錯綜複雜、與時俱變的“天時”條件交相發生作用而外，他的構劃隆中對策的“人謀”，以及後來踐行隆中對策的“人為”，在促進天下三分的曆史合力中充當了主導動力。古今中外的曆史進程詭異多變，個別傑出人物的促導作用不可否認，諸葛亮之於三國曆史進程便起了促導作用。唐人杜甫詩謂“諸葛大名垂宇宙，萬古淩霄一羽毛”，估價自是拔得過高了，但在三國時期的政治家群裏，像他這樣卓越的戰略理論家和戰略實踐家的確屈指可數。

　　屈指可數不等於數不出來，東吳的魯肅即是一個，促成天下三分同樣功不可沒，甚或略有過之。早在隆中對策前八年，魯肅初次見孫權，就已明確反對孫權追求“桓文（偏霸）之功”，積極鼓吹孫權建立“高帝（一統）之業”。他分析道：“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無自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當時的劉備正從河北逃往荊州，故未入魯肅法眼。他給孫權提供的戰略策劃，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占領荊州，第二步雄踞整個長江統域，第三步“圖天下”。與《隆中對》相比較，第一、三兩步極為相似，第二步則明顯不同，是南北對峙而不是三分天下。魯肅200年構劃南北對峙，與諸葛亮207年構劃三分天下，都從自身服務的集團本位出發，把一統天下當作終極目標，而以南北對峙或者三分天下作為爭取實現終極目標進程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過渡環節，共同實質都在追求國家統一和曆史前進，迥然異於其先、其時、其後那些偏安性的中分天下和偏霸性的裂土割據。到208年孫吳集團西征黃祖之際，魯肅和周瑜、甘寧等人意見一致，都想奪取荊州，漸窺巴蜀。魯肅更高於他人之處在於，他善於因時應變，實事求是地調整戰略，當年劉表一死，曹操南下，他就率先提出“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創新戰略方針。這一見深慮遠的機變“人謀”，獲得孫權的采納，他又主動要求，出使荊州，“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並力”，這才引出了諸葛亮使吳聯孫。如果沒有魯肅這位建立孫、劉抗曹聯盟的創意人和推動者，隆中對策就還難以找到現實突破口，三分之勢未必能夠較快形成。

　　諸葛亮的精明處在於，充分重視魯肅建議的突破價值，及時抓住送上門的、稍縱即逝的轉運良機，主動向劉備提出“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並膺命使吳。方其時，孫權擁軍在柴桑，已收到了曹操聲稱“會獵於吳”那封恐嚇信，或降或戰尚在猶豫未決之間，諸葛亮出使並不輕鬆，甚至還有危險。萬一孫權選擇了降曹，他就可能自投羅網，變成孫權進獻曹操的一件禮物。這是他第一次辦外交，既要不失風度，還要避免壞的可能性，爭取好的可能性，他表現出了大智大勇。

　　針對孫權的心理疑結，諸葛亮也如曹操一樣，打起了心理戰。開門見山就說：“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把孫、劉、曹三方定位在同一平台上。進而分析三方形勢，首先肯定了“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無異於暗示孫權正處於“威震”之列。其次說劉備，避而不談兵弱力微、倉皇逃命、走投無路，徑直說成僅止由於“英雄無所用武”，才暫時“遁逃至此”，給促進結盟預留了地步。然後他重點放在孫權身上，要其“量力而處之”：要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早與之絕”，要麽“案兵束甲，北麵而事”。這些話暗藏機鋒，劉備未作後一種選擇，所以彰顯“英雄”本色，那麽孫權你呢？最後不露聲色地批評孫權，“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擊中了對方心理要害。由此掌握了對話主動權，孫權果然循著他的話題指向問：“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見孫權入彀，諸葛亮引而不發，進一步激將道：“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複為之下乎！”無異於刺激孫權，你若選擇降曹，非唯趕不上劉備“英雄”蓋世，抑且及不得田橫“守義不辱”。孫權怎麽能甘心當狗熊？當即慷慨表明態度：“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製於人。吾計決矣！”於是乎，對話第一個回合，就取得了滿意效果，既激成孫權決計聯劉抗曹，又讓他知道了劉備是其唯一可供選擇的和相互地位平等的戰略合作夥伴。

　　進入對話第二個回合，孫權承認了劉備的戰略合作夥伴地位，又提出“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的疑問。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結盟抗曹的可行性，諸葛亮必須正麵回答，讓孫權切實放心。接著孫權的話茬，他首先擺出劉備集團的軍事實力，“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運用數字說服人，實際有無那麽多一時也難以核查。其次說曹操集團，盡管聲勢浩大，氣焰逼人，但一是“遠來疲弊”，已成“強弩之末”，犯了兵法大忌；二是“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將士眾多的優勢難敵“不習水戰”的劣勢；三是“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人和根基也十分脆弱。這就告訴了孫權，貌似強大的來犯之敵實際是紙老虎，並不可怕。然後給孫權集團打氣鼓勁，信心十足地說：“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並且作出前景預測：“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隆中對策謀劃的就是“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孫權也有先前的魯肅獻策墊底，共同追求、共同利益很容易達致共同語言，一聽諸葛亮說“成敗之機，在於今日”，孫權自然“大悅”。再加上周瑜歸來，所作的形勢分析和軍事分析更給孫權吃了定心丸，對是否聯劉抗曹握有最終決定權的孫權終於下定了決心，“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公”。諸葛亮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對結成孫、劉聯盟，並力抗禦曹操，奪取赤壁之戰的勝利，作出了他個人的突出貢獻。

　　如果說，在隆中縱論天下，提出一整套富於遠見卓識的戰略規劃，嶄露出了諸葛亮的政治家、戰略思想家的眼光、智慧和才識，那麽這一次使吳聯孫，就在其基礎上進一步顯示出了他的外交家、戰略實踐家的膽識、銳敏和才幹。隆中對策對於劉備集團絕處逢生具有的轉折性戰略意義，主要還是認識上的和願景上的，並且單屬於劉備集團；而使吳聯孫，則是從理論層麵進入實踐層麵，在政治上和前途上，對於劉備集團起死回生產生了轉折性戰略意義，並且影響到了盟友孫權集團和敵人曹操集團，對於最終形成三國也有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隻要承認諸葛亮的三分天下策劃與魯肅的南北對峙策劃都不是滿足割據分裂，而是尋求統一之路，就應當相應承認，諸葛亮不愧為中國曆史上一個順應曆史大勢，積極進取向上的傑出人物。像《三國演義》那樣，硬讓他未卜先知，舌戰群儒，手搖鵝毛扇，披發借東風，反而妖化了和矮化了這位傑出人物，心欲揚之實則抑之。

　　赤壁之戰至夷陵之戰的15年間，正是三國鼎立之勢最終形成，三方核心人物占據曆史舞台演出係列活劇的主要曆史階段，波譎雲詭的謀爭力鬥，使得孫、劉聯盟反複遭受衝擊。從《三國誌》相關人物傳的記載看，孫、劉雙方都謀求占領荊州，以期在地緣政治上居於有利於己的地位，決定了彼此間又有聯合又有鬥爭，有時候鬥爭還會很激烈，你死我活，互不相讓。相比較而言，孫權集團最初把荊州南郡借給劉備集團，劉備進占益州以後又討還荊州，略占得住理一些。而劉備一再耍賴，關羽一再耍橫，孫權作為另一方的最高權力者，雖然氣得大罵“猾虜”，牙根發癢，仍然比較克製忍讓。倒是蜀漢最高權力者劉備，號稱仁德信義行天下，卻很有些乃祖劉邦言而無信、慣於耍賴的政治無賴遺風，不僅自己耍賴，而且縱容其兄弟般的二號人物關羽耍橫。

　　對劉備耍賴，關羽耍橫，諸葛亮要麽當過幫手，要麽緘默無視，不免反映出他這一位封建政治家的局限性。作為隆中對策的創意人，孫、劉聯盟的促成者，在踐行隆中既定路線的過程中，他本該把顧全聯孫抗曹大局在有利雙方的前提下放在第一位，把本集團的利益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下放在第二位，但他並沒有始終一貫地堅持這樣做。更講大局的是東吳魯肅，不管孫權怎樣責怪他，前之周瑜、後之呂蒙怎樣力主奪荊州，他都始終盡力維護孫、劉聯盟。後來演變為孫、劉火並，聯盟破裂，荊州靠戰爭方式而非和平方式歸屬孫權集團，魯肅已經去世了，在生的諸葛亮也不能左右，主要責任固然在劉備、關羽和孫權、呂蒙，但諸葛亮多少也有點責任。起碼在《先主傳》和《諸葛亮傳》裏，看不到任何一點他在荊州問題上堅持維護隆中路線的文字。

　　失荊州前夕，關羽發動襄樊之戰，確曾有一點《隆中對》中“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的影子。然而實踐業已證明，那一次揮師北伐，並沒有具備《隆中對》中“天下有變”、形勢有利的充要條件，因而一方麵北方宿敵未改，另一方麵東南麵盟友化敵，招致腹背受敵，連荊州命根子也喪失幹淨。荊州既失，關羽亦死，劉備悍然興師伐吳，完全、徹底地置隆中路線不管不顧。當是時，連趙雲等人也能犯顏強諫：“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當因眾心，早圖關中。”然而，業已身為丞相的諸葛亮，仍然選擇了緘口不言。無論有多少其他因素使然（《一片疑雲留永安》將就此略作探究），為貫徹隆中路線，他都不應該取這種態度。

　　結果夷陵之戰蜀漢輸得極慘，比曹操的赤壁失利慘得多，弄得來元氣大傷，再也沒有一絲一毫實現《隆中對》預設的“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終極目標的可能性。後來孫、劉雙方修複了聯盟關係，蜀、吳之間再沒有發生大的衝突，各自才能“內修政理”，北抗曹魏，重新維持鼎立之勢。正、反對比，足見孫、劉聯盟之於隆中路線，猶如心髒一樣重要。在此問題上，諸葛亮做得不及魯肅好，實在不隻是他個人的遺憾，而是關係到蜀漢生死存亡。

　　章武三年（223）劉備死後，諸葛亮作為托孤重臣，統攬了蜀漢軍政大權，“事無巨細，鹹決於亮”。蜀漢的元氣大傷，他本該著重致力《隆中對》中說的“內修政理”，安定社會，發展生產，逐步恢複元氣，以待“天下有變”。然而，他並沒有這樣辦，而是選擇了“用兵不戢，屢耀其武”。如果說，建興三年（225）親率三路軍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雲南、貴州北部），對於穩定後方確有必要，那麽建興五年（227）至建興十三年（234）的“五出祁山”（《三國演義》寫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漢中，出兵抵禦也算進來了），揮師北伐，就比關羽當年發動襄樊之戰更缺“天下有變”依據了。這樣做，很可能有其隱情，那就是劉備托孤給他開出了條件，他不得不兌現承諾（《一片疑雲留永安》對此有具體探討），但他也可以拖著不照辦。可以拖卻不肯拖，至少部分地表明，他認為可以揮師北伐了。其實那是“天時”既缺，“人謀”亦誤，堪稱諸葛亮主政用權的最大錯誤。因為從“天時”看，曹魏集團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仍為三國翹楚，北伐所向的關中地區又是易守難攻，而蜀漢戰線拉得過長，補給異常困難，連年用兵勢必很快耗盡國力，窮兵黷武無異於自取失敗。從“人謀”看，戰略判斷就誤入迷途了，戰術運用上又“慮多決少”（《晉書·宣帝紀》司馬懿的話），不敢用奇，不願重用能人（如魏延），反而誤用親信（如馬謖），更導致了勞師動眾，铩羽而歸。其結果，對自己是“誌決身殲軍務勞”，五十四歲便病逝於軍營了，對蜀漢是“運移漢祚終難複”，國力消耗太多，在他死後不足30年蜀國就滅亡了。

　　實事求是地重新評價諸葛亮，他的從政起點隆中對策非常高，三國人物除魯肅外無人能及，稱得上閃亮登場；而三國鼎立之勢形成，大體上如其指劃，連魯肅也無可比擬，尤其顯示戰略策劃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古及今，如此卓越的戰略思想家，並不是曆朝曆代都能冒出一個的，因而備受百代景仰（當然還有他的忠誠）。在《三國誌》裏，戰略策劃被稱為“人謀”（發明權也許真在諸葛亮），那是人的智慧的最高示現，因為總括全局，視通長遠，而一般“智能之士”、“智計之士”縱然聰明，未必達得到同一層級。流被於後世，啟發人們不要陶醉於“智能”、“智計”，為國家、民族計還應重視戰略策劃。

　　而任何“人謀”，都必須經由“人為”才能彰顯、弘揚固有價值，“人為”不限於“人謀”創意人。諸葛亮作為隆中對策的創意人，不僅智慧超群，而且還能夠付諸實踐，這使他比某些會想、會說、會寫而不會做的思想家勝過不止一籌。使吳聯孫，則是他踐行隆中對策的樣板之作，典範之作，生平功業的巔峰之作。既付諸“人為”，就牽連到了方方麵麵，主觀因素、客觀因素總會交相發生作用，通盤接受而未充分領悟的劉備就采取了實用主義態度，需要時遵行隆中路線，不合“聖聰”時就另搞一套了。諸葛亮本人，或者受其製約和影響，或者政治權要人物當久了發生形勢誤讀、策略誤判，或者二者乃至更多者兼而有之，後來也有些“人謀”自違，“人為”失範，終於走向“長使英雄淚滿襟”。這一點，該為之惋惜，也該引出曆史性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