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5章 生子當如孫仲謀

　　赤壁之戰煙消雲散五年後，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再一次親自率軍進攻東吳，兵至濡須口（今安徽無為），孫權也親自率軍到交戰一線迎戰。那一年，曹操58歲，孫權31歲，兩位年齡相差27歲的風雲人物第一次在戰場正麵對壘。曹軍先出擊，作油船夜攻水中沙洲。孫權派水軍圍攻，俘獲曹軍3000餘人，對方溺水而死者“亦數千人”。於是孫權轉為主動的進攻，數次挑戰，曹軍都“堅守不出”。孫權便親自乘坐大船來觀曹軍營寨，曹操令“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孫權臨危不亂，“因回船，複以一麵受箭，箭均船平，乃還”。這一場亂箭戰，被《三國演義》移花接木，添枝加葉，改造成了諸葛亮“草船借箭”，實際上孫權才有此作為。其後，他又親乘輕便船從濡須口進入曹軍水寨，企圖引曹軍出戰。

　　曹營將領請戰，曹操不許，令嚴密戒備，弓弩不得妄發。孫權船行五六裏，回轉船頭時還奏響了軍樂，公然挑戰，氣概鷹揚。曹操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情不自禁喟歎道：“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雙方“相拒月餘”，孫權寫信對曹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有一紙附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居然對曹操開展心理戰。曹操聽懂了弦外之音，不願重蹈赤壁覆轍，對諸將說“孫權不欺孤”，下令撤軍而去。這一次較量，凸顯出了孫權的後生可畏，曹操當是口服心服。

　　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生於漢靈帝光和五年（182），為孫堅次子。在《三國誌》裏，《吳主傳》裴注引《江表傳》說，他誕生時就“方頤大口，目有精光”，使孫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孫堅死後，長兄孫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他“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15歲任陽羨長，既而又“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時人劉琬稱讚他在四兄弟中特別突出，不僅“形貌奇偉，骨體不恒”，而且“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在長兄身邊“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孫策本“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出自真心地看好這個二弟，請會賓客的時候常對孫權說：“此諸君，汝之將也。”建安五年（200）孫策遇刺，臨終前把張昭等人召到麵前說：“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又叫孫權佩上印綬，殷切寄言：“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當天夜裏他就死了，時年26歲。而孫權，時年隻有18歲，便承擔父兄遺業。爾後半個多世紀實踐證明，孫策對孫權的評價基本上是正確的，孫權也沒有辜負乃兄的臨終遺命。

　　18歲匆促上台，接手統領一個軍事割據集團，孫權的駕馭能力麵臨嚴竣考驗。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方麵，人和處於突出位置。原先跟過孫堅、孫策的江東英豪，以及北方來的賓旅寄寓之士，多少有些看不起這個毛頭小子，因而“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好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處於中堅地位的“老人”（資格老，而非一定年紀老）還甘願保駕護航，維持住了大局穩定。客觀上，中原地區的曹操正與袁紹打過官渡之戰，還在繼續爭奪北方一統控製權，不大抽得出手來向江東地區用兵。孫權足下的江東六郡，西北部還隔著劉表統治的荊州，曹操縱然決意用兵，也頗近於勞師襲遠。所以孫策剛死時，盡管動過因喪伐吳的念頭，卻最終采納了孫策舊部、時任朝中侍禦史的張紘“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仇棄好，不如因而厚之”的意見，反而表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這樣的天時、地利，也給孫權帶來了改善人和態勢的難得機遇，讓他比較從容地度過難關。孫權抓住了這種機遇，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委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軍，很快使“寄寓之士，得用自安”。他又不失時機地“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或經人推薦，或聞訊自來，諸如魯肅、諸葛瑾等都投到孫權麾下，受到禮用，他網羅的人才比孫策時更多了。

　　於是進一步分兵遣將，討伐“不從命”者，廬江太守李術成為第一個討伐對象。李術本是孫策用的人，孫策一死，他不服孫權，反而聲稱“有德見歸，無德見叛”。孫權大怒，一麵上表曹操，曆數李術的罪過，請曹操不要救援，一麵舉兵圍攻李術所據守的皖城（今安徽潛山）。一攻破“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頗顯曹操似的嗜殺烈風。懷柔與殺伐並舉，孫權的雄主風範很快展現出來，領袖地位得以確立。

　　孫權占有的江東六郡，指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廬江，在漢末屬於揚州刺史部，地域包括今之上海、浙江西北部、江西大部和安徽、江蘇的南部，大約為後來吳國領土的四分之一。六郡屬縣多深山險地，長期都被山越人占據。所謂山越，即秦漢時期說的百越，是已半漢化的少數民族。山越人依循血緣關係群居，擁“宗帥”自立，組成若幹“宗部”、“宗伍”，大者數萬家，小者數千戶，憑山踞險對抗官府，拒絕納稅服役。麵對長期積聚起來的民族矛盾，孫權先實行“鎮撫”政策，收效不大。建安八年（203）孫權西征黃祖，已圍夏口（今湖北武漢），由於丹陽、豫章、廬陵三郡的山越人重新暴動，被迫放棄指日可待的軍事勝利，回軍鎮壓。他派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今江西波陽），蕩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今江西德興），相繼告捷。隨即委任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今江西永修），別部司馬韓當為樂安長，周泰為宜春（今江西廬陵）長，呂蒙為廣德（今安徽廣德）長，讓他們鎮撫那些山越人多、難以治理的縣。韓當在樂安“山越畏服”，周泰在宜春“食其征賦”，逐步見到成效。又派南部都尉賀齊率軍征剿不服鎮撫的建安（今福建建甌）、漢興（今福建莆城）、南平（今福建南平）等縣的山越人，“斬首六千級，名帥盡擒，複立縣邑”。建安十年（205），重派賀齊討平上饒（今屬江西）的山越人，並且分置建平縣（今屬福建）。三年間剿撫並用，暫時削弱了山越人的反抗，孫權既穩定了後方，又擴大了地盤。

　　內部人和，後方穩定，地盤擴大後，孫權便積極西進，征討江夏太守黃祖。其所以選定黃祖作為首攻目標，一是為了報父仇，因為獻帝初平三年（192）孫堅“征荊州，擊劉表”時，“為祖軍士所射殺”。二是黃祖部將甘寧投奔孫權後，建言奪取荊州以“漸規（窺）巴蜀”，而奪取荊州當“先取黃祖”，並且宜於搶在曹操南下前起兵。這個意見與魯肅不謀而合，孫權從戰略發展出發，決計打敗黃祖。建安十二年（207）親自率軍“西征黃祖”，因母親病故，隻是“虜其人民而還”。十三年（208）再次親自率軍西征，呂蒙、淩統、董襲等將領銳不可當，攻克江夏（今湖北武漢），“遂屠其城”。黃祖突圍而逃，被騎士馮剛“追梟其首”，孫吳軍隊“虜其男女數萬口”。這一次又屠城，與八年前在皖城同出一轍，表明孫權在本性上與曹操一樣殘忍，把私敵、政敵與無辜民眾混在一塊，不惜濫施殺戮。但撇開這一劣跡，僅從他的戰略眼光、決策能力、軍事才幹看，的確與劉表兒子有雲泥之別。占領江夏後，孫權尚未來得及繼續西進，曹操就率軍南下奪取荊州，並且窺視江東了，孫權又麵臨更大的考驗。

　　赤壁之戰前後的孫權，才26歲，卻表現得相當出色。當年五十三歲的曹操氣焰正熾，全然沒有把子侄輩的孫權放在眼裏，以為恐嚇一下便會望風歸服。他給這個毛頭小子寫了一封信，說“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孫權“得書以示群臣，莫不響震失色”，張昭等人多勸“迎之”。獨魯肅不言，待“權起更衣”，“追於宇下”，勸其“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孫權當即表示：“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他接受魯肅建議，從鄱陽召還周瑜，一起確定了抗擊曹操的方略。孫權當眾表明了“與老賊勢不兩立”的態度，並且拔刀砍座前奏案說道：“諸將吏敢複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有拒有納的主見，不屈不撓的氣概，決戰決勝的意誌，在三國眾多風雲人物中，稱得上罕有匹敵。適逢時年47歲的劉備，派諸葛亮來洽談聯合抗曹事宜，孫權慨然拍板結成軍事聯盟。於是派“（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盡管他沒有親臨西線戰場抗曹，但決策拍板，他的作用無可替代。如果他像劉琮一樣地“束手”迎曹，無論是魯肅、周瑜，還是劉備、諸葛亮，全都拿他沒辦法，“鼎足之形成”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說孫、劉聯軍能夠在赤壁以弱敵強、以少勝多了，甚至於三國曆史也將無從出現了。非唯此也，而且他還“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今均屬安徽）”，在東線發動軍事策應。五年後曹操與他在濡須口正麵對壘，發出“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喟歎，分明已經另眼相看，把他視作了比劉備更強的一個紛爭敵手。

　　古往今來，任何政治、軍事結盟都是暫時從權的謀略選擇，不可能牢不可破，存續期間也注定時起波折，乃至發生衝突、破裂。孫、劉聯盟自不例外，又有聯合，又有鬥爭。赤壁之戰後，劉備上表請準孫權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孫權也承認了劉備領荊州牧的地位，並“進妹固好”，雙方的聯盟進入“蜜月期”。但奪取荊州、“漸規（窺）巴蜀”已是孫吳既定方針，孫權將南郡借給劉備，隻是為了構成犄角之勢，共同抗禦曹操。他曾遣使去試探劉備，提出要共取巴蜀，卻被劉備以“宗室被攻，而不能自救，無麵目以立於天下”為借口拒絕了，於是明白了文的一手達不到目的。改用武的一手，派兵向西推進，劉備又部署關羽、張飛等率軍阻攔，仍然難以企及巴蜀。其後劉備自己“西圖璋”，留關羽鎮守荊州，孫權氣不忿大罵劉備“猾虜乃敢挾詐”。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取代劉璋，占據益州後，他派諸葛瑾出使討還荊州諸郡，劉備不答應，竟說：“吾方圖涼州（今甘肅、寧夏一帶，漢末治所在今甘肅清水縣北），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對劉備借地不還，充當“老賴”，孫權怒斥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拖延時間）”。於是委派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意欲強行接管，又被關羽趕了回來。一而再，再而三受騙受辱，孫權不得不兵戎相見，派呂蒙、魯肅率眾分頭進軍，自駐陸口（今湖北蒲圻）節度諸軍，很快攻占了三郡。劉備慌忙從成都引兵東下公安（今屬湖北），又令關羽進至益陽（今屬湖南），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迫近決戰。恰值曹操領兵入漢中，劉備害怕益州有失，違心地遣使求和。孫權也講究有理、有利、有節，令諸葛瑾回報，雙方才“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百代以下平心而論，孫劉相比較，孫權更有戰略家氣度，更顧聯合抗曹大局，而劉備則器宇太狹小，不講誠信。後來孫、劉聯盟一度破裂，終至引發了夷陵之戰，主要責任當在劉備和他的拜把兄弟關羽。

　　對曹操一方，孫權一直審時度勢，實行又抗爭、又隱忍的兩手策略。繼建安十八年（213）濡須口之戰以後，十九年（214）他曾兩度親冒矢石，率軍北進。第一次親征皖城，以呂蒙、甘寧為將督眾攻城，一舉攻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取得小勝。第二次親征合肥，未能攻下，撤軍路上與部將淩統、甘寧反被“魏將張遼所襲”，差點當了俘虜。幸虧淩統、甘寧等“以死捍權”，近侍穀利又緊隨馬後，著鞭“以助馬勢”，駿馬越過津橋，他才免去厄運。二十一年（216）冬曹操複攻濡須，次年春孫權即派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借以換得喘息機會。

　　二十四年（219）十月，還遣使上書曹操，稱說天命，勸其稱帝，曹操哂之為“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同年十二月襲取荊州，俘獲關羽、關平父子，又向曹操獻關羽人頭，同時進獻貢奉。曹操遂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孫權這樣卑躬稱臣，目的就是進一步換取曹操歡心，以便減少北方壓力，讓他能夠放開手足去“盡取荊州”，並且得到曹操承認。這決不是真心臣服，而是一種能屈能伸的權謀，終於讓他在建安八年（203）首次西征黃祖的十六年後，有效地占領了朝思暮想的整個荊州，成倍地擴張了孫策開辟的割據領土。以小屈換大伸，表明在“與天下爭衡”方麵，他比乃兄更有能耐。

　　不僅對父執輩的曹操如此，而且對同一輩的曹丕，孫權也能忍辱謀國。公元220年曹丕稱帝，次年劉備也稱帝，孫權卻不肯跟風稱帝。相反地，他告誡部屬：“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並提出“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的問題，要求部屬務必以國之“危辱”為大，己之“遺名”為小，切實做到“且深警戒，務崇其大”。身教重於言教，他在以身垂範。所以曹丕一稱帝，他就遣使“稱藩”，將原先被關羽俘獲、後來轉到東吳的曹魏宿將於禁一並遣還。曹丕封他為吳王，東吳君臣以為“不應受魏封”，他寬解道：“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爾，複何損邪？”遣使稱謝，曹丕又趁機索要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鬥鴨、長鳴雞等奇珍異物，東吳群臣認為“非禮也，宜勿與”，他也照給不誤。他把“彼所求者”比作“瓦石”，把“江表元元”比作“愛子”，問大家“方有事於西北”之際，難道不應該借用“瓦石”，代替人“欲擊”之的“愛子之頭”嗎？看得出，對於大是與小非，大得與小失，孫權把握得相當準確，原則性和靈活性哪一樣都不缺少。這樣果如所願，迷惑了曹魏政權，避免了兩麵受敵，使他得以全力對付蜀漢入侵，為陸遜在夷陵之戰中大獲全勝提供了政治保證。

　　然而，孫權的卑躬稱臣，也有他的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線，那就是決不能讓曹魏政權卡住脖子，弄得全然沒有動彈餘地。他“外托事魏，而誠心不款”，集中表現在“任子”事件上。所謂“任子”，就是人質，讓王子作人質。孫權打敗劉備後不久，“魏乃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並征任子”。一旦王太子孫登作了人質，曹魏政權就隨時可以拿他性命進行要挾，孫吳從此將無寧日，因而孫權“辭讓不受”。曹丕惱羞成怒，遂於魏黃初三年（222）九月三路出兵，直逼洞口（在今安徽和縣）、濡須和南郡，孫權趕緊調兵遣將分頭抵禦。但那時東吳境內“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他又不得不“卑辭上書，求自改厲”。其“卑辭”甚至寫到，“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今廣東、廣西一帶，治在今廣東番禺），以終餘年”。曹丕卻毫無緩解餘地，回書威脅說：“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孫）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孫權被逼到死角，隻好撕破臉改元黃武，“臨江拒守”。

　　雙方軍隊水、陸交戰，互有勝敗，打到十一月仍未決勝負。孫權當機立斷，於十二月派遣太中夫鄭泉前往永安城，向劉備求和。次年四月劉備死，又“遣立信都尉馮熙聘於蜀，吊備喪”，重新恢複了中斷五年的孫、劉聯盟。此前一個月，吳將朱桓擊敗了魏將曹仁，“魏軍皆退”。如此反複地鬥智鬥力，孫權終於由被動轉為主動，安然立於不敗之地。“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224）乃絕”。陳壽評讚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可以說當之無愧。

　　在靈活運用軍事、外交手段，逐步開疆拓宇的同時，孫權與曹操相似，相當重視發展生產，以足食強兵。自建安七年、八年（202、203）以降，他便推行屯田製度，設置了典農校尉、典農都尉、屯田都尉係列職官進行管理。東吳屯田也分軍屯、民屯兩種，屯田兵耕戰結合，屯田民專事耕種，免除徭役。屯田區域分布於大江南北，各個屯田基地規模大小不等，例如皖城的屯田兵有數千家，而毗陵（今江蘇武進）的屯田民則達數萬口。江東田多土少，多用牛耕，耕作技術優於北方。黃武五年（226）陸遜的駐防地域穀少，上表請孫權詔令諸將增廣農畝，拓廣屯田。孫權答複說：“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父子“親自受田”耕種，並將駕車的牛改用作耕牛，非唯當世獨一份，抑且古今罕見。同時還下令“寬息”，以減輕由於“軍興日久，民離農畔”造成的困難，有利於屯民樂業。類似的減賦、免賦令，黃龍三年（231）、赤烏三年（240）又下達過，的確不是偶一作秀。還注意興修水利，例如黃龍二年（230）築東興堤，遏巢湖水，赤烏十三年（250）開鑿堂邑塗塘（今江蘇六合互梁堰）。又開鑿幾條運河，既溝通了內河航運，也方便灌溉。所以在孫權統治期間，東吳境內的農業生產運行比較良好，西對蜀、北對魏大仗小仗時斷時續，都能得到比較充足的軍糧供應，向東南方向拓展領土也能賴以得到支撐。自嘉禾六年（237）撫越將軍諸葛恪平定山越，到赤烏五年（242）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征討珠崖、儋耳（今海南島），東吳領土覆蓋了當今中國華東、華南地區，總麵積約相當於四個當年的江東六郡。

　　廣積糧，大拓土，緩稱帝，同樣建都今之南京的孫權雖未提出這個口號，事實上成了元末朱元璋“廣積糧、高築牆、緩稱王”的老師。曹丕、劉備相繼稱帝後，他盡管也可跟風，卻“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踞之”。黃武二年（223）四月，“群臣勸即尊號”，他仍“不許”。他對群臣袒露心跡說，西有劉備，北有曹丕，過早稱帝會促使曹魏“速發”，造成“與西俱至，二處受敵”的局麵，希望大家理解他的“低屈之趣”。其後不久劉備就死了，魏黃初七年（226）曹丕也死了，蜀漢的二世皇帝劉禪和曹魏的二世皇帝曹叡不僅年輕得多，而且平庸無能，孫權儼然變成了三國君主“老大”。

　　在吳、蜀聯盟業已恢複的背景下，諸葛亮在公元228、229年的兩年內三次北伐，魏、蜀兩國忙於攻守，自顧不暇，東吳解除了“二處受敵”的潛在威脅。至此才水到渠成，孫權於公元229年四月“即皇帝位”，改元黃龍。當年五月，蜀漢派衛尉陳震充當特使，來祝賀孫權“踐位”，孫權當即表態，滅魏以後“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屬吳，兗、冀、並、涼四州屬蜀，司州之土以函穀關為界。並且締結盟約：“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雙方則“各守分土，無相侵犯”。這在我國曆史上，當是第一個正式互不侵犯條約，現實意義不容低估。它標誌著，魏、蜀、吳三國關係從此進入了一個敵、我、友相對分明的新階段，孫權發揮了主導性作用。

　　大局的改變，客觀上導致了孫權心理態勢、行為方式的改變，“存不忘亡、安必慮危”逐漸成為過去時，“老大”自居、好大喜功逐漸成為現在時，突出反映在兩件事情上。其一為，黃龍二年（230），即其稱帝第二年，時年四十八歲的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夷洲即今之台灣省，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島，“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仙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孫權的主觀願望，顯然在於效法秦始皇，興師動眾有所過之。但“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僅）得夷洲數千人還”。這也是歪打正著，在中華民族國家發展史上，第一次有大陸人到達了台灣島，並帶回了數千當時台灣土著民。其二為，嘉禾元年（232）十月，本屬魏的遼東太守公孫淵遣使稱臣，並獻貂馬。孫權大喜過望，旋於次年正月詔封公孫淵為燕王，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三月又派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為特命全權代表，“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自丞相顧雍以下，舉朝大臣“皆諫”，以為公孫淵稱臣之舉不可相信，“寵待太厚”了，“權終不聽”。果不其然，公孫淵將張彌等人都殺了，“送其首於魏”討好，隨去的兵士、資財全占為己有。孫權聞之大怒道：“朕年六十（虛歲實為五十二歲），世事難易，靡所不嚐，近為鼠子所前卻，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複臨萬國！”打算親自乘船渡海征討公孫淵，幸得尚書仆射薛綜等切諫，方才忍氣作罷。《吳主傳》注者裴鬆之嚴厲抨擊孫權“愎諫違眾”，這件事做得“非唯暗塞，實為無道”，點中了死穴。

　　從主觀上看，孫權的本性原本就是多重組合，隻不過稱帝以前居安思危，處存慮亡，將剛愎、暴虐、猜疑的惡劣根性時常掩抑著而已。建安九年（204）以“人言卿欲反”的莫須有之罪，殺掉時年29歲，“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的名士沈友，赤壁之戰前拒絕接受張昭等人的降曹意見，斫案以示決絕，以及用兵兩次“屠城”，都透露出他實有曹操之負麵。時移勢易，自充“老大”，自然霸氣盡顯，封建帝王多會有的“性多嫌忌，果於殺戮”就會任其泛濫無餘。他在皇權獨尊下實行特務統治，設置校事、察戰兩職，任用奸佞親信以監視文武官員。校事呂壹秉“性苛慘，用法深刻”，仗恃孫權的恩眷寵信“漸作威福”，竟至“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使“無罪無辜，橫受大刑”，連丞相顧雍都遭無故舉罪而軟禁起來，江夏太守刁嘉被誣幾至受誅。太子孫登屢次進諫，孫權都拒不采納，“大臣由是莫敢言”。文武官員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上大將軍陸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潘濬甚至想假借宴會襲殺呂壹。盡管呂壹終因陷害左將軍朱據，惡行敗露伏誅，孫權終不肯廢除特務職事。處死呂壹後，孫權作出引咎自責的姿態，派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向他們“問時事所當損益”，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功臣宿將都推說“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陸遜、潘濬“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對此，孫權非但不深自反省，反而下詔責備諸臣未能如管仲諫諍齊桓公那樣地對他。奸佞受寵，特務橫行，造成了忠良緘口，無辜遭罪，以前那種君臣和諧、上下同心的局麵一去不複返，東吳盛極時已寓伏衰亡。

　　比特務統治，誣陷忠良更嚴重的，是皇權獨斷，株連清洗。封建專製政體從來都靠血緣宗法關係作維係，皇權繼承人立嫡以長，就是這條紐帶上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如果任意違反，難免亂象叢生。孫權222年稱王、229年稱帝的時候，都遵循皇權禮法，立長子孫登為王太子和皇太子。孫登於赤烏五年（242）早逝，次子孫慮更先之亡故，他便立三子孫和為皇太子，又封四子孫霸為魯王。

　　這樣做也維持了長少之序，原本無可厚非，但他偏愛孫霸，竟讓魯王與太子同處一宮，同等待遇，就人為地製造出了宮廷矛盾。一部分大臣認為“禮秩宜異”，他又輕率地詔令二子分宮，各置僚屬。孫霸覬覦皇太子位份，私下裏拉幫結派，培植死黨。循禮還是循私，擁長還是擁少，朝內朝外的文官武將分成了兩派。眼看孫霸謀奪太子位的野心越來越昭然，擁長派的時任丞相陸遜、太常顧譚、太子太傅吾粲等多次陳述長少之義，力主禮不可奪。孫權卻聽信擁少派的全寄、楊竺“譖訴日興”，將吾粲下獄誅殺，將顧譚流放到僻遠的交州（今廣東番禺）。

　　長少爭鬥愈演愈烈，使孫權深感“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他就產生了“改嗣之規”。赤烏九年（246），不問是非曲直，先幽閉了太子孫和。擁長派的朱據、屈晃、陳正、陳象等上書“固諫不止”，“權大怒，族株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還派宦官去責備陸遜，致令功勳卓著的陸遜憂憤成疾而死。到赤烏十三年（250），進一步廢除太子孫和，群臣由於進諫遭到誅殺或流放的多達數十人，“眾鹹冤之”。同時又將孫霸賜死，擁少派的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也以“陰共附霸，圖危太子”治罪，寄、安、奇盡誅，“流竺屍於江”。然後改立少子孫亮為太子，孫亮當時才十歲，“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繼承人這樣換來換去，親生兒子或廢或殺，株連誅、放的大臣好幾十個，致令吳國大傷元氣，都是孫權仗恃皇權獨斷專行惹的禍。所以裴鬆之拿晚年孫權與袁紹、劉表進行比較，抨擊他“既以（已）立和而複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

　　廢孫和、殺孫霸、立孫亮兩年後，太元二年（252）夏四月，孫權死，時年71歲。死後28年間，吳國經曆了孫亮、孫休、孫皓三個後嗣之主，於公元280年被西晉所滅，三國分峙的曆史由茲劃上了句號。縱觀孫權的一生行狀，早年、中年不愧為一代雄略之主，韜略和功業僅次於曹操，劉備不能比並；晚年則是一個昏暴帝王，昏過了袁紹，暴過了曹操，劉備沒有他這樣的毛病。假若曹操晚於他，未必還會興歎“生子當如孫仲謀”。南宋詞人辛棄疾一再謳歌“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生子當如孫仲謀”，也隻是敬佩他“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有感於趙氏小朝廷的無作為而發。撇開“生子”的寄托，隻看孫權的一生，判若兩人實為一人，豈止是封建帝王才可以引為鑒戒？扯遠了，不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