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4章 從賣草鞋到做皇帝

　　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曹操置身於三國群雄之間，麵對的各種風雲人物可謂多矣，沒有幾個人他看得上眼。唯獨對劉備，他曾青梅煮酒，從容言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時在建安四年（199），劉備暫棲許都，寄身曹操樊籬之下。

　　劉備正在吃飲食，猛一聞言，驚嚇得連筷子都掉到地上。千幸萬幸適逢雷震，趕緊對曹操解釋：“聖人雲‘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極乖巧地掩飾過去。劉備對曹操，同樣也視為勍敵。後來建安十六年（211）將入蜀時，他對龐統說：“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這些話表明，劉備與曹操對抗，是把“每與操反”當作既定策略，“寬”、“仁”、“忠”都是這一策略的基本構件，所以他與曹操形成兩種類型。

　　劉備字玄德，東漢桓帝延熹四年（161）生於涿郡涿縣（今河北涿州市），比曹操晚生六年。從家譜上看，他是西漢景帝劉啟第八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具有劉姓皇室血統。但他家這一支係，早在西漢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由於劉勝之子劉貞“坐酎金失侯”，就走向敗落了，祖父劉雄、父親劉弘都隻做過縣級小官。父親早死後，劉備成為孤兒，更淪落到跟隨寡母“販履織席為業”的境地，體驗到了底層生活。盡管如此，皇室血統的少年劉備貧不喪誌，曾在舍旁一株高五丈餘、形如傘蓋的桑樹下與同宗諸小兒做遊戲，以樹為喻說：“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同宗劉元起從小看其大，認為“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便在劉備十五歲那年，資助劉備與己子劉德然一起求學，拜在涿郡大儒盧植的門下。遼西漢子公孫瓚也在同門求學，與劉備意氣相投，劉備事之如兄。求學歲月裏，青年劉備“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不期然間與青年曹操頗相近似。然而，體貌和心性卻又與曹操大相徑庭。他身高七尺五寸，魏尺一尺合今0.242米，七尺五寸約為1.815米，算得上高大魁偉；加之“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很有些異相。日常“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陰鷙藏於城府，也能不怒自威。加之“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儼然成了團夥“老大”。中山郡（在今河北唐縣、定縣一帶）富商張世平、蘇雙來到涿郡販馬，“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劉備得到了第一桶政治獻金，就用來招合徒眾，開始建立武裝力量。

　　黃巾起義爆發那一年，劉備二十四歲，他與結義兄弟河東解縣（今山西運城）人關羽、同郡人張飛一起拉起一支鄉勇，投入到涿郡校尉鄒靖麾下，參與征討黃巾。作戰中有功，受任安喜（今河北定縣東）尉，盡管隻是一個相當於今縣公安局長的芝麻官，終究以之為契機，登上了漢末逐鹿中原的政治舞台。隻不過開始便不順暢，大規模的黃巾起義一度走向低潮後，東漢王朝決定裁減一些官員，毫無根基的劉備自然在裁減之列。負責考察裁減官員的督郵（郡級監察主官，相當於今地級市人事局長兼監察局長）到達安喜縣，住在傳舍裏，劉備登門求見，督郵卻稱病不見，硬讓劉備吃了閉門羹。年輕氣盛的劉備豈甘受辱，一怒之下就率領吏卒衝入傳舍，把督郵拉下床綁起來，拖到外麵，縛於樹上，揮動鞭子痛打了一頓，然後將自己的印綬掛在督郵的脖子上，棄官揚長而去。《三國演義》將“怒鞭督郵”轉接到張飛頭上，究其實，這種一怒之下不管不顧的豪舉，正合乎劉備豪俠的本性。隻不過隨著政治曆練日積月累，他將“喜怒不形於色”修煉得爐火純青，輕易不再震怒而已。

　　那以後，劉備自知名微而眾寡，又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隻好盡量委曲求全，依附軍閥勢力求得寄身之地。先後擔任下密（今山東昌邑縣東）丞、高唐（今山東禹城東南）尉等縣屬小官以後，打黃巾餘部受挫，隻得去投奔做了中郎將的昔日同窗好友公孫瓚，在其麾下當了個別部司馬（相當於今團級參謀）。東奔西突，仰人鼻息，劉備總沒有自己的地盤。一直到獻帝初平四年（193），曹操為報父仇而東征陶謙，時任徐州牧陶謙向時任青州刺史田楷告急，田楷為公孫瓚所署，公孫瓚委劉備任平原（今山東平原縣西）相，隨田楷救援陶謙，他的政治生涯才意外地得到了一次轉機。劉備當時部下隻有千餘人，加上田楷的人馬，都不是曹操的對手，幾次交鋒都以失敗告終。幸好呂布偷襲曹操的“後院”兗州，曹操被迫撤軍，徐州才得以保全。陶謙表劉備為豫州刺史，給了他4000丹楊兵，讓他屯駐在小沛（漢代沛縣別稱，今屬江蘇），他便脫離了公孫瓚。次年陶謙病死，劉備又代領徐州牧，生平第一次據有一州之地，步入了漢末軍閥行列。這一步，劉備足足走了10年，他該作一個政治家了。

　　然而，意外得到徐州的劉備，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卻露出一股政治暴發戶所特有的衝勁。他既不懂得利用皇室宗親身份，爭取摸到“皇帝牌”，又不曉得利用徐州固有的軍事地理優越地位，招賢納士，保境安民以培固根基，而是仗恃關羽、張飛之勇，與同樣缺乏政治家眼光的袁術、呂布爭衡於徐州、豫州之間。建安元年（196）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劉備留張飛鎮守下邳（今江蘇邳縣南），親率主力與袁軍在盱眙、淮陰地區（今屬江蘇）一帶對峙。當時呂布被曹操打敗，投靠劉備，寄居在徐州，袁術寫信勸呂布偷襲下邳，許諾資給軍糧作酬報。呂布果然引軍東下，攻占下邳，張飛逃掉了，劉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全都成了呂布俘虜。劉備與袁軍再戰失利，“饑餓困踧，吏士相食”，隻好向呂布“請降”。適逢袁術說話不算話，運糧不繼，呂布與之翻臉，把妻子還給劉備，讓劉備重任豫州刺史，屯軍小沛，一起與袁術對抗。同年九月，袁術派紀靈率步騎三萬進攻劉備，劉備趕緊向呂布求救。呂布親率步騎千餘人趕往下邳，在城西南邀劉備、紀靈共飲，當著雙方麵說：“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約定轅門射戟，“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鬥”，結果一箭射中戟支，促成雙方罷兵。劉備在小沛擴充軍備，發展到一萬多人，引起呂布不安，呂布又派兵打敗了劉備。走投無路的劉備隻好逃往許都，投奔曹操，曹操給了他一個“豫州牧”的虛銜。曹操增益了劉備兵力，讓他東擊呂布，劉備仍然被呂布部將高順打敗，妻子第二次成為呂布的俘虜。直到建安三年（198）曹操親自東征，擒殺呂布，劉備才複得妻子。這四年，劉備的政治地位是提高了，但在軍事上屢戰屢敗，屢次被迫屈身投靠自己的敵人，日子過得並不風光。

　　從戰爭學會戰爭，從政治學會政治，四年的“學費”也沒有白交，挫折和屈辱成為劉備的一筆財富，使他玩弄權術心機的本領日益嫻熟起來。呂布被擒後，被縛上白門樓見曹操，對曹操說：“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布，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矣。”曹操動了心，但又猶疑未決。呂布即對劉備說：“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一貫“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的劉備卻對曹操說：“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一句話就斷送了呂布性命。呂布死到臨頭，方才明白：“是兒最叵信者！”翻譯成現代白話，呂布說的是“這小子是個最不講信義的人”。匹夫之勇的呂布隻曉得自己救過劉備，因而斥責劉備“最不講信義”，卻不懂得政治家劉備最看重的乃是根本利害，殺他呂布既給自己除掉了一個對手，又削弱了更大對手曹操可能因為收降呂布而增強的力量，對於劉備最有利。

　　曹操自不會放心劉備，留下部將車胄作徐州刺史，帶著劉備回了許都。在許都，兩個政治家都是陽一套，陰一套，展開權術心機角力。曹操表麵上對待劉備極其親厚，表舉他任左將軍，拜關羽、張飛為中郎將，並且與劉備“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實則除了青梅煮酒論英雄麵對麵地進行試探，還派人暗中監視。劉備對此心知肚明，除了聞雷失箸、隨機應變的上佳表演而外，尤其厲行韜光養晦，低調自保。他閉門謝客，成天在後院種菜，大作平庸自安之秀。暗地裏，劉備卻加入了董承等人謀殺曹操的“衣帶詔”小集團，時刻準備伺機一博。捱到建安四年（199）冬，袁紹欲襲許都，袁術打算經徐州北上依附袁紹，劉備窺見了曹操忌諱二袁合流的心思，趁機請纓阻擊袁術。曹操同意了，劉備立馬離開許都，擺脫了曹操控製。及至曹操後悔，已經鞭長莫及。劉備一到徐州，就打出了奉“衣帶詔”以討“國賊”的政治旗號，殺掉車胄，與袁紹建立南北呼應關係。盡管由於實力不濟，二占徐州並沒有站穩腳跟，但從此與曹操公開決裂，成為勢不兩立的政治夙敵，畢竟提升了劉備的形象。

　　當是時，袁、曹之間的官渡之戰即將爆發，曹操先要掃清側翼。建安五年（200）正月，“衣帶詔”謀泄，董承等人均被夷三族，隨即率軍進攻劉備。劉備一戰即敗，連忙棄眾逃跑，經青州北投袁紹，他的妻子和關羽等人都被曹操俘獲。官渡之戰開始後，袁紹先派劉備同顏良一起擔任先鋒，二月圍白馬（今河南滑縣東），四月顏良被關羽斬殺，劉備落荒而逃。其後隨文醜追擊曹軍，文醜又中計被殺，劉備也隻全得性命。適逢汝南（郡治在今河南息縣）黃巾餘部劉辟等叛曹應袁，袁紹改派劉備率兵與劉辟會合，改掠許下以擾亂曹操後方，關羽乘間回到了劉備身邊。劉備被曹仁打敗，再去見袁紹，已經意識到袁紹不是曹操對手，“陰欲離紹”，便建議袁紹讓他去“南連荊州牧劉表”。名為袁紹找援手，實為自己金蟬脫殼，避免與袁紹死在同一船上。劉備到汝南，收編了黃巾餘部龔都等，部眾聚集數千人。曹操派蔡陽進攻劉備，劉備殺死了蔡陽。官渡之戰一結束，曹操便率軍親征劉備，劉備自知不是對手，舍棄了汝南逃往荊州，投靠劉表。劉表雖“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今河南新縣）”，卻也“疑其心，陰禦之”。

　　在新野一住六七年，劉備如蛟龍困於涸澤，好不淒涼。至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已基本統一北方，他仍然寄人籬下。回憶自二十四歲起兵，南征北戰二十多年，從縣吏混到州牧，兩占徐州又兩失徐州，妻子三次被虜，自己反複仰承公孫瓚、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等人鼻息，到如今四十七歲，“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禁不住“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這六七年，確是劉備政治生涯的一個低穀，足以使他英雄氣短。但同樣是這七年，又給了劉備一個間隙期和緩衝期，使他在東奔西跑、逃命要緊之餘，可以相對從容地進行自我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改弦更張，重新崛起。其間最大的收益，一是收攬人心，二是網羅人才，“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尤其是三顧茅廬，尋訪到了良輔諸葛亮，從根本上大幅度提升了戰略謀劃的檔次，終於抓住赤壁之戰的絕佳良機，開拓出了新的局麵。

　　劉備三顧茅廬請得諸葛亮出山輔佐，在他的政治生涯當中，無疑是一個具有突破意義的重大事件。他對諸葛亮自陳心跡，既表達了“欲信大義於天下”之“誌”，又傾訴了“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之苦，明確地求問“計將安出”。自認“智術短淺”，問以“計將安出”，表明困躓新野的劉備經過反思，已經找到自己既往二十多年“猖獗”不已的症結所在，當是一個了不起的自我突破。而諸葛亮對症下藥強調的關鍵，也正是克敵製勝，以弱為強，“非唯天時，抑亦人謀”。無論古往今來，這八個字一概適用，而在當時那個“豪傑並起”的亂世當中，“人謀”尤其起著決定性作用。諸葛亮分析形勢，從政治、軍事、外交、內政四個方麵，替劉備謀劃“霸業可成”之“計”。政治上主張，充分利用“帝室之胄”的正統牌，打出“興複漢室”的旗幟以號召天下。軍事上建言，“跨有荊、益，保其岩阻”以為戰略根據地，待今後“天下有變”再行兩路北伐。外交上和內政上，則提出了“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的總方針。若能這樣做，劉備便有了與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相對立的政治綱領，更方便樹立自己的正統形象，以爭取人心，也能夠實現戰略大轉移，退出中原逐鹿的“爭鋒”，求得屬於自己的安身立命、建功立業之地。劉備如魚得水，欣然采納，從而實現了戰略思想和行動路線的根本性突破。後來蜀漢政權建立起來了，雖有反複，也一直以之為基本國策。

　　把認識上的突破轉化為事實上的突破，對劉備來說，還有一個曲折甚至痛苦的過程。首當其衝的一大考驗，就是要不要從劉姓宗親的手裏，順勢奪取荊州？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親自率軍南下，“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劉備率眾逃跑經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還有人建議，劫持劉琮及荊州吏士，一起南到江陵。劉備卻不忍心這樣做，他說：“劉荊州臨亡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麵目以見劉荊州乎？”硬是放棄了一次可以一試的機會。非但如此，他還收容了眾多荊州人士，帶領著他們一起南逃。“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裏”。左右又有人說，拖累這麽重，“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他仍然堅持道：“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及至曹操率精騎五千，急追到當陽長阪，他才“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

　　這兩個舉動，曆來被譽為“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習鑿齒語），當作大仁大德的詮注。但窮本溯源，固然沒有根據說他純全是假仁假義，也難以否認屬於婦人之仁。既忠於劉表之托，那麽，從已降曹的劉琮手裏奪回荊州，就是伸張了忠人之托的仁者之義。順勢奪得荊州，踐行諸葛亮隆中對策，更是政治家們通行的王者之義，霸業之舉。劉備當時未必就絕無此心，但較之於初出茅廬，尚未曾與曹操較量過的諸葛亮，他顯然更唯實，明白單憑自己掌握的那點軍隊（後來與周瑜會合時隻有兩千人，當時也不會多出多少），縱然從劉琮手裏白揀到了荊州這塊從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也吃不進嘴裏，很容易就被曹操奪去。倒不如避實就虛，敵不過先跑，盡可能地保存實力，順便作些仁德秀，沽取一點美譽還要實惠些。這從他在當陽長阪被曹軍追上，棄眾逃生連妻子都不顧了，以及後來從劉璋手裏奪得益州，可以得到間接的證實。

　　劉備敢於放棄那種勝算太小、風險太大的機會，卻善於抓住突然而至、失不再來、真正有利於自己的機會。逃到夏口（今湖北武昌）後，適逢孫權派魯肅來給劉表吊喪，魯肅建議劉備與孫權“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他立即接受了這個求之不得的建議，“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這在劉備一生中，確是一個少有的明智決斷，表現出了政治智慧。由此衍生出孫、劉結盟，赤壁一戰，造成時勢大逆轉，劉備不僅絕處逢生，而且成了三方瓜分荊州的最大贏家，占有了荊州七郡中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並在劉琦死後被擁立為荊州牧。

　　這一次，再也不像昔日在徐州那樣輕躁妄動，而是施展出了政治太極功夫，著力地營建鞏固勢力圈。最出色的莫過三手。一是做出謙恭的姿態，於建安十五年（210）親自到京口（今江蘇鎮江）拜見孫權，表達“綢繆恩紀”的意思“借”得荊州。他還完成了一次政治聯姻，時年五十歲的老男人劉備，做了時年二十九歲的少壯派孫權的妹夫，雙方都假借婚姻紐帶“固好”，維持一段相安無事。

　　加之曹操赤壁戰後主攻方向在西線，劉備集團就得到了站穩腳跟，擴充實力，以圖發展的難得機遇。二是采納殷觀的意見，以“新據諸郡，未可興動”為由，婉拒孫權“欲共取蜀”的要求，實際上單方準備盡將蜀地據為己有。這一“進退之計”，使得劉備集團坐“收吳、蜀之利”，將主動權拿到手裏。三是趁機廣納人才。龐統、黃忠、伊籍、馬良、陳震、廖立、劉封、魏延、楊儀、霍竣、向朗等一班謀士武將，都是在荊州期間歸附於劉備的。繼諸葛亮之後，眾多傑出人才集聚到劉備營壘當中，從根本上扭轉了劉備中原逐鹿數年，輔佐力量隻有關羽、張飛、趙雲等勇將，一手較硬一手特軟的不利局麵。在那個“人謀”常起決定作用，“人謀”出自人才，實力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競爭的亂世當中，這一個扭轉，對於劉備的政治功業無疑具有裏程碑價值。

　　又一大機遇出在建安十六年（211）。那一年，曹操派鍾繇等人率軍進攻漢中討伐張魯，益州牧劉璋聞訊相當恐懼，聽信別駕從事張鬆的說辭，邀請劉備入蜀討張魯。劉璋派軍議校尉法正率四千人到荊州去迎接劉備，先後送給劉備的軍資“以巨億計”。他不知道，張鬆和法正已暗通劉備，正幹著賣主求榮的勾當。劉備自然不放過這一天賜良機，迅即留下諸葛亮、關羽駐守荊州，親自帶領龐統率卒數萬人入益州，溯長江、嘉陵江而上到達涪城（今四川綿陽），與劉璋相會。法正、龐統勸劉備趁著歡會襲取劉璋，劉備說“此大事也，未可倉卒”。二劉歡宴百餘日，劉璋給劉備“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把自己的白水軍撥給劉備指揮，讓劉備擁兵三萬餘人，自己才回成都。殊不知劉備並不進討漢中，軍到葭萌（今四川廣元）就駐紮下來，“厚樹恩德，以收眾心”。

　　第二年，曹操進攻孫權，孫權向劉備求援，劉備便以必須救援孫權為借口，要求劉璋再給他“萬兵及資實”。劉璋隻給了他四千兵，其餘給其半。碰巧張鬆暗通劉備的事暴露了，劉璋收斬張鬆，並下令關戌諸將文書不再“關通”（通報）劉備。於是劉備“大怒”，撕破了先前歡會笑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回師南下，攻破涪城、綿竹（今四川德陽），進圍雒城（今四川廣漢）。與之同時，諸葛亮、張飛、趙雲也率軍西進，溯長江而上攻占白帝（今重慶奉節）、江州（今重慶渝中）、江陽（今四川瀘州），進逼成都。戰事相持一年多，至建安十九年（214）夏，劉璋終於出城投降。劉備把劉璋遷往南郡公安（今屬湖北），自領益州牧。從此，劉備占據了益州以及荊州大部（原有四郡，加上從孫吳“借”得的南郡），儼然成為與曹操、孫權分峙鼎立的“三足”之一。在與劉璋周旋的三年多中，他的老謀深算，軟硬兼施，恩威並用，直至取而代之而後快，幾近出神入化。綜觀其一生，蠶食鯨吞益州堪稱得意之作，當年曹操引他為英雄同儕終於得到了驗證。劉璋投降之日，是否對自己引狼入室痛心疾首，追悔莫及，史書上從來諱莫如深，但今之視古猶如後之視今，並不難作出判斷。

　　從進入益州，到主宰益州，劉備在政治上所恪守的綱領便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所謂“眾心”，固然包含著“民心”，但主要是“官心”或“士心”。封建集權專製體製在漢代已經相當完備，官僚士大夫已經成為這一體製最恒常的支撐力量，所以，帝王、君主或獨裁者都懂得要“收”官僚士大夫之“心”，連董卓都要強迫蔡邕心甘情願地為他服務，劉備自然更有一套。剛占領成都，他就“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讓他們分享勝利果實。接著便分封官職，“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陳壽列名舉述，大體如實地概括出了封官情況，但也掩蓋了一個易被忽視的關節。那就是，述之有名者凡15人，其中關羽、張飛、糜竺、簡雍都是早在劉備起家初期即已追隨左右的親信元老，馬超獨為出身軍閥世家的新歸附者，荊州舊部隻有諸葛亮一人，另外九個“顯任”者均屬益州新臣。諸葛亮擔任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前一職務相當於今之總參謀長，是在荊州就有的；後一職務的“署××××事”例為攝官，即代理、試充某種官職，“左將軍”本為劉備在許都時所受官職，“署左將軍府事”相當於今之中央辦公廳主任，雖然重要卻不是最高。而法正“為蜀郡太守，揚威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才是劉備最“信愛”的人，諸葛亮對之常避忌三分。許靖則憑著資格老，虛譽高，擔任左將軍長史（相當於今之中央秘書長）、領鎮軍將軍，常“清談不倦”，“諸葛亮皆為之拜”。建安二十二年（217）劉備出征漢中，出主意的是法正，“從行”的也是法正。二十四年（219）劉備進位漢中王，領銜上表的是馬超和許靖，諸葛亮名列第五；兩年後劉備稱帝，領銜勸進的是許靖和糜竺，諸葛亮名列第三。在曆來的封建集權專製體製中，官僚的排位次序神聖不可侵犯，這兩個位序足以表明，當時的諸葛亮一直位在許靖之後。

　　劉備在成都所重用的權勢群體是以法正、許靖為代表的益州新臣，充分說明他這“強龍”就是要靠“地頭蛇”，就是要“收”買“地頭蛇”的“官心”、“士心”為己用。他在成都第二次政治聯姻，也是聽法正的話，將劉姓宗室兄弟、劉焉之子劉瑁的寡妻（其父吳壹也是益州新臣之一）納為夫人，後為王後和皇後，亦即身後與他“合葬惠陵”的穆皇後。如此這般地用“地頭蛇”和納新夫人，在政治上旗幟鮮明地把依靠重心向著益州新臣傾斜，使這位占領者迅速樹立起了“恩德”形象，換取到了蜀中官僚士大夫的集群式“歸心”，對平穩過渡提供了保證。但對荊州舊部的相對冷落，也導致了新、舊之間的潛在矛盾（後來諸葛亮與李嚴的權力之爭即為其顯例），趙雲、廖立等舊臣長期得不到重用，以至蜀漢後期缺乏傑出人才，“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行”。劉備奉行的實用主義用人政策雖有其合理性，從長遠看有得有失，但得小於失。

　　在軍事上和外交上，稱王稱帝前後的劉備也是有得有失，但得小於失，並且失嚴重地大於得。建安二十年（215），孫權遣使向劉備討還荊州，劉備回答“須（等到）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氣得孫權斥為“猾虜乃敢挾詐”。一怒之下，孫權派呂蒙襲取了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雙方聯合後第一次開啟戰端。劉備立即還以顏色，引兵五萬下公安，欲奪回三郡。適逢曹操攻取了漢中，劉備擔心曹軍趁機進攻益州，隻得換一張麵孔，重新“與權連和”。經過談判達成協議：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三郡東屬孫權，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則西屬劉備。這一次外交失信耍賴，暴露了劉備多年以來成功掩飾住的“猾虜”“挾詐”劣性，孫劉聯盟脆而不堅他應承擔主要責任。繼之以武力相爭，也未能保全荊州江南三郡，臉也丟了，地也失了，到頭來還得裝笑以求和。脆弱的聯盟固然勉強維持下來，但裂隙既經撕開，注定無法彌補，為後來關羽盡失荊州埋下了禍根。

　　東線的這一失地損失，劉備當作苦酒吞了，建安二十二年（218）才從北線找補回來。當年采納法正的建議，向漢中進兵。次年春從陽平關南渡沔水，黃忠在定軍山斬夏侯淵，一戰而大破曹軍。曹操親自引軍來戰，劉備“斂眾據險，終不交鋒”。相持到夏天，曹軍攻不能克，“亡者日多”，隻好選擇了撤退北還，劉備“遂有漢中”。全部占據巴蜀、漢中之地，再加上荊州三郡，基本實現了十二年前隆中對策所規劃的“跨有荊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的功業路線圖終於呈現在劉備眼前，劉備恍若登臨頂峰。那一年，他五十八歲，誌得意滿地進位漢中王，圓了少兒時期“乘羽葆蓋車”的英雄美夢。可憐他並沒有意識到，由於他給關羽埋下了敗亡的禍根，他的政治功業很快便會從頂峰向低穀墜落。

　　就在劉備當上漢中王的那一年，剛拜為前將軍、假節鉞的關羽丟失了荊州，而且喪身傳首。劉備“忿孫權之襲關羽”，拒聽趙雲等人的諫阻，決定東征報仇。蜀漢章武元年（221）秋七月，剛登上皇帝寶座不久的劉備親自率部東征，不讚成他這樣做的諸葛亮、趙雲等人一概留置不用。孫權遣使請和，他也盛怒不許，當年鞭督郵那個劉備重新現身了。蜀漢軍隊將近八萬人，聲勢雖然浩大，行動卻很遲緩，前後遷延五個月，章武二年（222）正月才抵達秭歸（今屬湖北）。孫吳軍隊隻有五萬人，在陸遜指揮下，主動實施戰略後撤，一口氣退了五六百裏，在“國之關限”的夷陵（今湖北宜昌東）重兵布防，把“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軸轤千裏，前驅不過百艦”的三峽崎嶇地帶讓給了蜀軍。劉備連營七百裏，行軍縱隊拉成了長條，水、陸南北分割，主力到三月才進至猇亭（今湖北宜都北）。陸遜堅壁不戰，雙方相持對壘。拖到閏六月，被阻於山林中的蜀軍受酷熱煎熬，將士疲勞沮喪，陸遜乘機施行火攻，連破蜀軍四十多座營寨，蜀軍大將張南、馮習等陣亡，杜路、劉寧等投降。劉備乘夜色倉皇逃跑，從秭歸一直逃到魚複（今重慶奉節東），才得到趙雲、馬忠接應安頓下來。這一戰，蜀軍折損大半，“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飄流，塞江而下”，元氣大傷，荊州完全落入了孫吳之手。幸虧同年十二月曹魏攻吳，孫權擔心兩麵受敵，遣使來講和，中斷三年的孫劉聯盟才得以修複。這場決定三國鼎立最終形成的夷陵之戰，以孫吳大獲全勝告終，也宣告了劉備其人以空前慘敗結束軍事生涯。

　　劉備遭此慘敗，心理和生理全麵崩潰，他將魚複改名為永安，窩在永安度過最後一段時光。章武二年（222）八月，他把輔漢將軍李嚴召到永安城，拜為尚書令，著手安排後事。次年春染上痢疾，既而轉染他症，遂一病不起。苟延殘喘到章武三年（223）二月，又將丞相諸葛亮召來，並於四月向諸葛亮、李嚴托孤，完成了生平最後的一樁政治大事；其間的本末，我將在《一片疑雲留永安》當中詳述和考辨，這裏姑不展開。夏四月癸巳，亦即四月二十四日，劉備病逝於永安宮中，時年六十三歲。《三國誌·蜀書·先主傳》記載：“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惠陵今存成都武侯祠側的南郊公園，規模不算大，前無門闕、石製之類，寢殿頗為簡仄，墓碑刻於“大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經過後人培修無疑。

　　一千多年來，人們都相信劉備以及甘夫人、穆皇後都合葬在惠陵，不像曹操墓有“疑塚”之說。但自從1961年郭沫若在奉節考察時提出，劉備死時正值酷暑，當時沒有甲醛、水晶冰棺之類的設備，屍體無法完好地運回成都，惠陵當是一個衣冠塚以後，劉備實葬奉節之說便出來了。20世紀60年代，奉節修縣委辦公樓時，工地曾經挖出一個大洞，修出城公路時又在那裏挖出了一條一米寬的土槽，一些文物界人士推測就是劉備墓的墓道。1982年安徽物理探測所應邀前往探測，測出縣委辦公樓附近夔州賓館的地下有十八米深的地洞，並且有金屬反應，推測可能是鐵墓門或金屬隨葬品。還有一本奉節縣的“劉氏族譜”，指認劉備墓的確在奉節。因此，劉備是葬在成都，還是葬在奉節，兩說之爭各有其依據，相關資料在奉節縣白帝城博物館辟有專室加以陳列。文物界內外不少的人建議，趁三峽工程之機，對上述地址作考古發掘，以便探明真相。非常遺憾，2006年9月25日，奉節老縣城基本被全淹，所謂“劉備墓遺址”自茲將沉入水底，真正成為了千古之謎。

　　陳壽評劉備，拿他同兩個人進行了比較，從中引出褒貶。一是同劉邦相比，說他“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在兩漢、三國的劉姓帝王中，劉備確實與劉邦在待人接物上近乎出於同一模具，最有高祖之風。但也有不同，四百年前的劉邦頗多市井流氓之氣，四百年後的劉備則更具政客權詐之氣。呂布死到臨頭才看透他“最叵信”，孫權一再被他耍賴才斥為“猾虜”，更多的古今人注意不到他的權詐之氣，正說明他精於掩詐，大偽似真，千古一絕。魯迅批評《三國演義》“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其實是冤枉了羅貫中，忽略了羅貫中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陳壽保持著高度一致，《三國誌》裏的劉備，原本就是那麽一個“似偽”而且真偽、大偽的角色。陳壽推崇備至的“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一事，恰好就是劉備“似偽”而且真偽、大偽的樣板。即便對隆中對策，他也是在困阨之際當作一根救命的稻草，表示全盤接受，全力施行；一旦兼並了益州，地盤大了，底氣足了之後，他就不再恪守“結好孫權”的既定方針，對諸葛亮也不再是如魚得水、言聽計從了。這其間，既包含權詐之氣，又表現出實用主義價值取向，所以隆中對策的既定目標隻能夠部分實現。由茲決定了第二個比較，同曹操相比，陳壽說他“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十分公正允當。最精到的是八個字：“折而不撓，終不為下。”這才是劉備最可貴的政治品質和人格魅力，雖百代而下，無論是叱吒風雲、旋轉乾坤的時代英雄，還是寄身平凡、銳意進取的基層眾生，都可以從中汲取到精神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