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十八扯

第3章 非常之人，超世之傑

　　三國群雄競起，無人能及曹操，由後事尋繹便一目了然。曹操本人在生之日並沒有稱帝，而是如現代史學家翦伯讚描述的那樣，把黃袍當成襯衫穿在裏麵，名為一人之下，實據九五之尊。魏武帝之稱，乃是曹丕代漢以後，於黃初元年（220）十一月所上的尊號。其先其後的改朝換代，開國帝王都要對祖、考追奉尊號，被追尊帝號的人代不乏人，唯獨曹操能以尊號魏武帝名世，連當今中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也遣詞緬懷“魏武揮鞭”，足見他的政治功業罕與倫比。曹操又是一個卓越軍事家，在軍事理論和軍事實踐上，無不位居當世第一。春秋晚期著名軍事家孫武所著《孫子兵法》十三篇，曆經戰國、秦漢後人的增益，東漢初年已達八十二篇之雜。曹操加以梳理、整合，重新編為十三篇，為其作注和作序，成為現在《孫子十家注》（宋人吉天保編）的重要內容。他生平指揮大小戰役近五十次，勝多而敗少，經典戰例彪炳史傳。決定三國鼎立局麵的三大戰役，除他身後的夷陵之戰而外，官渡之戰和赤壁之戰都是他唱的主角。盡管未能敉平割據，建立一個大一統帝國，畢竟統一了北方廣大地區，替後來西晉一統天下開辟了道路，文治武功引領三國一代風騷，較之唐宗宋祖並不稍遜多少。而文采方麵，則非但秦皇漢武，抑且曆代帝王無人可望項背。泱泱中華文學史上，前有“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後有“三蘇”父子（蘇洵、蘇軾、蘇轍），蔚為美談。曹操個人的詩歌成就容或不及他的兩個兒子，也不好與“三蘇”作縱向比較，然而，開建安詩風，立建安風骨，那種領袖群倫的導引作用別的人無法代替。在中國，文學的繁榮從來就離不開最高權力者的重視，秦漢以降應推曹操開了先河。

　　在書法、音樂、圍棋領域，曹操的水平也頗不俗，堪稱多才多藝。後世的戲曲給他塗上滿臉白粉，再加一對三角眼，委實既醜化又矮化了他。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瞞，漢末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桓帝永壽元年（155）生。其父曹嵩是宦官曹騰的養子。曹騰曆事順、衝、質、桓四帝，靈帝時位至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好進達賢能，名士虞放、邊韶、延固、張溫、張奐等人都靠他引薦而位至公卿。曹嵩本為夏侯氏之子，在本門中是曹操後來部將夏侯惇的叔父，過繼才改姓曹。憑著曹騰養子的身份進入官場，初為司隸校尉，靈帝時擢任大司農、大鴻臚，又花一億錢買官，代崔烈為太尉。宦官一般是被官僚士大夫看不起的，但曹騰的作派有別於多數宦官，曹嵩又躋身“三公”之列，曹家的地位比較特殊，勢力也相當大。曹操生長在這樣一個依附於宦官勢力的新興大官僚、大地主豪強大族的家庭裏麵，從小就養成了機警，有權術，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不受禮俗約束的習性。他叔父見他酷嗜飛鷹走狗，遊蕩無度，擔心他不能光耀曹氏家業，爭列名門，多次提醒曹嵩注意。曹操討厭他叔父告狀，一次在路上遇見叔父，故意裝作中了惡風。他叔父去對曹嵩說了，曹嵩急呼曹操來見，曹操卻口貌如常。曹嵩問：“叔父言汝中風，已差（痊愈）乎？”曹操說：“初（原本）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誣告）耳！”從此曹嵩不再相信他叔父的話，曹操得計，就更加恣意妄為。這樣的人品行狀，用當今的話說，簡直就是一個豪門出身的不良少年。然而，宦官之孫加公卿之子，又是當時社會“血統”天然高貴，仕途自然亨通的“高幹子弟”，曹操年二十就順理成章地“舉孝廉為郎”，任洛陽北部尉（相當於現今首都北城區公安局長）。不久又“遷頓丘令，征拜議郎”，成為了當時的縣處級政府官員。

　　不過，這隻是一麵，曹操還有另一麵，對於他後來成為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另一麵。一是他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之為《接要》。後來他會打仗，並且能注《孫子兵法》，直接得益於這種博學多識，融會貫通。二是他勤學武藝，才武絕人，達到莫之能害的高超境界。據《異同雜語》記述，年輕的時候，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張讓家室，被張讓發現後，“乃舞手戟於庭，逾垣而出”。後來他在軍旅生涯中，多次親冒矢石，身臨險境，都能夠臨危不懼，化險為夷，無不以此作為根基。這兩樣，都說明曹操雖為“高幹子弟”，惡習甚多，卻有別於那些華而不實、脆而不堅的紈絝子弟，確有真才識，真本事。由之進到三，曹操一旦當了官，還敢於把自己的真才識和真本事派上用場。他一就任洛陽北部尉，就在衙門左右懸掛了十幾根五色棒，明令宣稱凡是違犯禁令者，一律要用五色棒打死，豪強權貴概莫能外。宦官蹇碩的叔父不信曹操真敢如此，違禁夜行，結果真被棒殺了，於是殺一儆百，“京師斂跡，莫敢犯者”。此外猶有四，按照東漢末年的風氣，名士品評十分重要，曹操也注意與名士交往。許多名士仍然瞧不起曹操，唯有梁國橋玄、南陽何顒賞識他，橋玄甚至於當麵對他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表示“願以妻子為托”。又把他介紹給另一名士許劭。許劭每個月初一要對一些人物進行評價，時人稱為“月旦評”，誰得到許劭讚賞誰就會提高聲望。曹操問許劭“我何如人”，許劭不答，既而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聞言大笑。這一笑表明曹操認可了，他的一生也證明，許劭確實有知人之明。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說者容易，做者艱難。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已經消滅了呂布、袁術、袁紹、劉表等地方割據軍閥勢力，基本平定了北方地區，他頒了一通《讓縣自明本誌令》。那一年他五十五歲，從舉孝廉到做丞相已走過了三十五度人生春秋，他將這三十五年分劃出三個階段，大略回顧，表明心誌。第一階段為青年時期，誌向就是“欲作一郡守，好作政教”。為此他結交名士，“建立名譽”，在洛陽北部尉和濟南相任上做了一些“除殘去穢，平心選舉”的事情。因之而“為豪強所忿”，告病去官，“於譙東五十裏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而“泥水自蔽”，相當不“如意”。第二階段從擔任典軍校尉開始，由青及壯，“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最大心願就是“封侯，作征西將軍”，博得身後墓碑上能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所以他參加聯軍討董，先後兩次募兵都不過數千而已，體現出了“本誌有限”。第三階段從初平三年（192）領兗州牧，破青州黃巾軍起，經曆了消滅二袁、吞並荊州、“遂平天下”的係列勝利，是他最為輝煌的中年時期。用他自己的話說，“身為宰相，人臣之望已極，意望已過矣”。倘若加上他人生最後十年，亦即自命“周文王”，而把取代劉姓漢室的最後一道工序留給次子曹丕的十年，他的政治簡曆和自我鑒定便真實而清晰地展示出來了。他毫不諱言，“今孤言此，若為自大”，其實就是要把話說透，讓別的人再也無從嚼舌根。秦漢以下的兩千餘年，曆代有作為、有氣量的封建政治家並不太少，其間不畏流言、不憚自剖的非凡人物亦難盡數，但在我的印象中，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這樣襟懷坦蕩，無所避飾。唯其如此，就連他隨之而道出的“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憑借無可辯駁之真威勢逼人。

　　這通《讓縣自明本誌令》，當然有其現實針對性，那就是有人在背後議論他“有不遜之誌”。當時的曹操，是不是已經存心代漢自立，難以一言遽定。一方麵，“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疑似董卓第二並非空穴來風。另一方麵，無論怎樣把獻帝劉協玩弄於股掌間，曹操畢竟沒有走出篡逆的一步，甚至延後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孫權上書稱臣，對他“稱說天命”，他還認定“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曆史未然之事不宜強加於人。他最終的態度是，“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那麽，早於這一表態近十年，曹操一口否認自己“有不遜之誌”，未必就是虛偽。一切政治野心家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伴隨實力、權勢的增長，逐步地聚生、膨脹起來的，對曹操也當如是觀。他舉出齊桓、晉文“兵勢強大，猶能奉事周室”，樂毅、蒙恬盡管受冤仍不敢背叛，周公“金滕”藏書以自明心跡等五樁前事，表明了自己也要“以大事小”，“見信”於人。沒有史料足以證明，曹操這些話純屬自我粉飾，而不是他的“肝鬲之要”。與此相一致，他又明確地表示，決不能夠交出兵權，退就侯國。為什麽？他一語道破：“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用當今的話演繹，就是他深知“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政治鐵則，決不會徒“慕虛名而處實禍”，“為子孫計”，為“國家傾危”計，他都必須牢牢地掌握住“槍杆子”，依仗軍事實力而立於不敗之地。他甘願讓還封給他的陽夏、柘、苦三縣二萬戶食邑，隻留武平一縣萬戶食邑“以分損謗議”，但“江湖未靜，不可讓位”，這一條底線決不退讓。

　　把曹操置於三國分峙確立前的亂世總體格局當中，用政治眼光進行考量，應該坦率地承認，他的所言所行非但沒有錯，而且相當難能可貴。比起曆代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虛偽政治家來，誠信與卑瑣真有雲泥之別。

　　曹操也有政治家們難免的通病，在《讓縣自明本誌令》裏，也說了些冠冕堂皇的套話，言不由衷的假話。他概括描述既往功業，說是“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大體上合乎實際。可是又說“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就太無根基了。漢室小皇帝早就不過傀儡而已，在董卓手裏是玩，在曹操手裏也是玩，哪有什麽“主命”需要他去“不辱”？漢室的“蒼天”早就“死”了，還有什麽“天”在“助漢室”？如果把“天”解釋為客觀條件，或者政治機遇，倒是對曹操確有所助。其中最為關鍵的一個政治機遇，就是建安元年（196）獻帝劉協在董承、楊奉、徐晃等人護送之下逃回故都洛陽，需要尋求一個具備軍事實力的人物給予輔佐。當其逃往河東時，袁紹的謀士沮授就曾提出建議：“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袁紹卻聽了郭圖、淳於瓊等人的話，認為“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當下正是自強以逞的好時機，“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錯失了這一天賜良機。袁紹錯失了，曹操卻抓住了，他通過好友議郎董昭給楊奉帶信，表示願意“有無相通，長短相濟”。

　　楊奉上表獻帝，當年六月封曹操為建德將軍，不久又遷為鎮東將軍，襲父爵為費亭侯。董承也拉攏曹操，同年七月暗中召曹操“至洛陽，衛京都”，獻帝任命曹操為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開始參與朝政。到九月，曹操把獻帝遷到許縣，以許（後改許昌）為都，改元建安，自己受任大將軍，晉爵武平侯，揭開了總攬朝政的序幕。但機遇之類的“天”隻是客觀因素，從根本上說，靠的還是主觀因素，不是“非人力也”。主觀因素既包括曹操個人的雄才大略，文韜武略，又包括曹操集團的人才雲集，“各因其器”，戰略得當，政策得宜。撇開套話、假話的浮沫，澄清出原史，果真如陳壽所評價他的“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唯其明略最優也”。

　　這一切，都要追溯到初平三年（192），曹操代劉岱任兗州牧之時。東漢所置的兗州，轄陳留、東郡、任城、泰山、濟北、山陽、濟陰、東平八郡，治在昌邑（今山東金鄉縣西北），曹操已擁有割據一方的鞏固的根據地。名士毛玠接受征辟，出任治中從事，建言提出：

　　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誌，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曹操敬納其言。從此，“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兩大政略，成為曹操始終不渝的“經遠之慮”，也可以說是他“樹基建本”，以成“霸王之業”的總路線、總方針。早在當年底，他便通過董昭向控製長安的李傕、郭氾“致殷勤”，表示“心存王室”。四年後終於天成人願，獻帝東還，他立即采納謀士荀彧的意見，“奉主上以從民望”，“秉至公以服雄傑”，演出了趕赴洛陽、奉迎天子、改都許縣、改元建安的曆史連續劇，搶得了在政治上假借天子發號司令的主動權，而為袁紹之流所望塵莫及。定都許縣伊始，他便下達《置屯田令》，強調提出：“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效法秦始皇、漢武帝，雷厲風行地推行屯田製，任命棗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軍中郎將，負責經辦屯田事宜。屯田分民屯和軍屯兩種，前者始於建安元年（196），後者則始於建安十八年（213）。民屯把連年戰亂所造成的大量流民和黃巾餘眾按照軍事組織形式加以編製，每五六十人為一屯，由屯田司馬直接管理。屯田民稱為屯田客，使用官牛耕種的收成六四分成，使用私牛耕種的收成五五分成。流民的生計問題得以解決，對中原地區恢複和發展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曹操集團更獲得了“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的大好處。後來推演到軍屯，主要置於鄰近吳、蜀的前沿地帶，田兵“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晉書·安平獻王傳》），“戎甲未卷”而“且耕且守”，也使曹操集團前沿軍糧豐足，供給方便。較之於“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裏蕭條”，勝利的天平自然傾向曹操。

　　曹操既重物，更重人，廣延人才以為己用。早在聯軍討董時，袁紹問他：“若事不輯，則方麵何所可據”，他就明確地說過“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的話。最初倚仗的主要將領，除了族弟曹仁、曹洪，同鄉遠祖本家兄弟夏侯惇、夏侯淵而外，還從豪強地主武裝中召募到了李典、典韋、呂虔、許禇等一幹猛將，從降卒、士兵中提拔起了於禁、樂進等力戰勇將。以後曆次征進中，又從敵對陣營吸納了徐晃、張遼、臧霸、張郃、文聘、龐德等眾多將帥人才，大多智勇雙全，能夠獨當一麵。帳下智囊團尤其了得，從初平二年（191）荀彧來歸，次年程昱應辟，同任為軍司馬起，到建安四年（199）劉曄、賈詡投入止，這四人加上荀攸、鍾繇、董昭、郭嘉共八人形成了曹操的智囊團核心。此外，毛玠、華歆、王朗、蔣濟、何夔、徐奕、趙儼、袁渙、涼茂、司馬朗等智計之士，也在這一階段加入了曹操集團。延至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受封魏公，設置公國掾屬，先後效力於曹操集團的智計之士多達80餘人，不僅是袁紹集團、劉表集團，而且連劉備集團、孫權集團也都不可向邇。在赤壁之戰前夕，曹操已經做到了天下土地三分有其二，天下人才三分有其二。其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實行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用人方針，堅持搞“明揚仄陋，唯才是舉”。他曾三次頒發《求賢令》，公開表明不僅要用“放在民間”的“至德之人”，而且要用“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計”的能人。就連先前在袁紹帳下，替袁紹撰檄罵過曹操祖宗三代的陳琳，曹操也“愛其才而不咎”，辟之為司空軍謀祭酒，使其得以成為“建安七子”之一。“建安七子”的另一重要人物王粲曾經頌揚曹操：“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這些話雖有麵諛之嫌，但用以評價曹操，實在並不過分。

　　具備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的優勢，又有眾多人才輔助，到建安五年（200），曹操已消滅呂布、袁術，收降張繡，趕走了劉備，占據了黃河以南大片地區，成為與黃河以北的袁紹相抗衡的唯一重要力量。而袁紹也已消滅了公孫瓚，占據了青、冀、幽、並四州，做起了皇帝夢。兩相比較，河北的袁紹地廣人眾，兵多糧足，軍事態勢上處於上風。曹操十分明白，袁紹必“將進軍攻許”，此前一年便問計於荀彧、郭嘉。荀彧、郭嘉分析對比了袁紹五短，曹操五長，堅定了曹操對抗決心。他鼓勵部屬說：“吾知紹之為人，誌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頭一年即在官渡（今河南中牟西北）布軍設防，勢欲“扼其喉而不得進”。建安五年二月至十月，袁、曹官渡之戰持續了九個月，基本進程果不出曹操所料。第一階段展開於二至六月之間，曹軍主動收縮退卻，在運動當中尋機殲敵。袁軍先鋒顏良與劉備所部二月渡河，圍攻白馬（今河南滑縣東）；四月，曹軍佯兵延津（今河南延津北），曹操親領徐晃、張遼、關羽等輕騎奔襲白馬，關羽斬殺顏良。其後袁軍大將文醜與劉備追擊曹軍，文醜又在白馬山中計被斬。至六月，於禁、樂進西渡黃河襲擊袁軍後方，焚其堡聚二十餘屯。第二階段展開於七至九月之間，雙方相持於官渡一帶，互有勝負。其間曹操曾打算退軍，聽了荀彧的“用奇”之說，賈詡的“決機”之說，才勉強穩住陣腳。相持到十月，進入決戰的第三階段，袁紹仍然有取勝的可能。但他拒不采納謀士沮授、許攸的合理建設，又一次喪失大好時機。許攸改投曹操，勸曹操偷襲烏巢，燒毀袁軍的糧營，曹操立即照計行事，大獲成功。袁軍上下軍心動搖，大將張郃、高覽投降了曹操，曹軍乘勢全麵反攻，一舉消滅了袁軍主力七萬多人。袁紹慘敗後，隻帶了八百餘人倉皇逃回河北，從此一蹶不振，積鬱成疾，於建安七年（202）五月吐血而死。其子袁譚、袁尚互相攻殺，被曹操各個擊破。曹操於建安十年（205）殺掉袁譚，十一年（206）滅掉高幹，十二年（207）又遠征三郡烏桓，逼使遼東公孫康殺死袁紹另外二子袁尚、袁熙，徹底清除了袁氏殘餘勢力，完全兼並了青、冀、幽、並四州，從而宣告北方基本蔽覆在了他的旗幟之下。三國當中最大的一國，從此奠定基本格局，官渡之戰對之具有決定性作用。這次戰役中，曹操及其智囊所采取的誘敵深入，後發製人，聲東擊西，運動殲敵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所創造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決勝戰例，已經成為中國古代軍事史上一段華彩的樂章。

　　官渡之戰中，曹操嗜殺的殘忍本性展現無餘。袁紹、袁譚父子慘敗後，隻帶了八百餘人渡過黃河逃往老巢。曹軍追趕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袁部餘眾投降者，曹操下令全部坑殺，前後達七萬餘人。這種慘無人道的殺降暴行，與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秦將白起坑殺趙國降卒40萬人，漢高祖元年（前206）楚人項羽坑殺秦軍降卒20餘萬人，雖有人數多少的差別，在視人命如蟻螻上卻相承一脈，別無二致。曹操較之於他的前輩，非唯有行，抑且訴之於法令規定。大約早在初平四年（193）征討陶謙的時候，他就號令軍中：“圍而後降者不赦。”當時曹操據有兗州，其父曹嵩先前在琅邪避難，他要把曹嵩迎到兗州。曹嵩財寶甚豐，隨行輜重車達百餘輛，徐州牧陶謙派遣都尉張闓率二百騎護送。殊不知張闓見利忘義，途中殺人劫財，然後逃命到淮南去了。曹操遷怒於陶謙，興兵替父報仇，從初平四年到興平元年（194），連破彭城、傅陽、取慮、睢陵、夏丘五城，“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不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複行跡”（《後漢書·陶謙傳》）。陶謙為之憂恚而死，死前遺命，將州牧職位托讓給劉備。陶謙部將曹豹與劉備屯兵郯東，曹操又引軍擊破，“所過多所殘戮”。建安三年（198）東征呂布，也如法炮製，縱兵“屠彭城”。以後曹仁屠宛，於禁殺降，西征關中隴右屠興國、枹罕、河池，都是按照曹操這個“圍而後降者不赦”法令辦的。直到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馬超期間，田銀、蘇伯等在河間造反，將軍賈信率兵討平，又要援“舊法”殺降，輔佐曹丕留守許都的程昱才出麵諫阻：“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曹丕轉達於曹操，曹操接受了，這一執行了十九年的法令才壽終正寢。無論在政治、軍事功業上曹操如何出類拔萃，如何推進了蕩平割據，趨向統一，這樣踐踏人性良知，肆意濫殺無辜，都是一大不容避諱和不可寬宥的惡濫汙跡。如何看待和對待人的生命，特別是無辜民眾的生命，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都決然不是一件小事，再大的功勳也不能掩抑暴虐罪過。

　　在官渡之戰以後八年，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引軍南下東進，爭奪荊州，進逼東吳，引發了赤壁之戰。此前一年春二月，曹操頒布丁酉令說：“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於是大封功臣，獎勵陣亡將士遺孤，在鄴城人工開鑿玄武湖訓練水師，從政治上、軍事上為平定江南作動員和準備。至當年七月，曹操采納荀彧“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之計，親率三十萬大軍進攻荊州，劉表次子劉琮歸降。當時依附劉表的劉備從新野（今屬河南）退到樊城（今湖北襄樊），又逃往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在當陽（今屬湖北）長阪坡被曹軍打得妻離子散，隻好帶領著殘部東奔江夏（今湖北武昌西北）投奔劉表長子劉琦，劉琦將他安置在樊口（今湖北鄂州）駐紮。曹操收編了荊州水軍，即致書孫權，威脅“今致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意欲逼迫時年二十六歲的孫權也步劉琮的後塵。

　　但孫權無愧孫堅之子，他拒絕了張昭等人畏敵投降的建議，而采納了魯肅一人聯合劉備“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方略。東吳名將周瑜也麵見孫權，力陳曹軍盡管號稱八十萬，實際不足三十萬，且“以疲病之卒，禦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製之”，更加堅定了孫權聯劉抗曹的決心。適逢劉備派遣諸葛亮來吳，表達了聯合抗曹意向，一個聯合戰線迅即組合起來。孫權“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公”，與劉備、關羽、張飛所部約二千人在江夏會合。周瑜揮師西進，與曹軍一部遭遇，“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從十月開始，周瑜的水軍列營於江南赤壁（在今湖北蒲圻），曹操的水軍集中在江北烏林（今湖北洪湖縣），形成了對峙局麵。曹軍中北方人多，不習水戰，遂將戰船連起來減少顛簸，卻給吳軍提供了可乘之機。十二月吳將黃蓋詐降，趁曹軍不備施行火攻，火勢從水寨漫延到陸營，曹軍一片大亂。周瑜乘勢大舉進攻，曹操帶領著殘兵敗將，經華容（今湖北監利東北）逃向江陵（今屬湖北）。周瑜與劉備會合，水陸並進，一直追擊到南郡。曹操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樂進守襄陽，自己則回歸北方去了。至此，比官渡之戰更為曆代國人所熟悉的赤壁之戰遂告結束，曹操南下東進以實現統一的“悉定”天下之誌也遭到了嚴重挫折。

　　就作戰規模、持續時間和死傷人數而言，赤壁之戰遠不及官渡之戰，但值得曆史記述之處卻遠在其上。最直觀的一點，就是同樣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曹操一方由官渡之戰的勝利者變成了赤壁之戰的失敗者。其所以會發生這樣的勝敗易勢，按照周瑜當初麵見孫權作的分析，主要在於有四條“用兵之患”，“操皆冒行之”。周瑜指出的“用兵之患”是：①北土尚未平定，曹操在關西尚有馬超、韓遂等後患；②“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北方將士之所長，人數的優勢暗藏戰力的劣勢；③“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戰線拉得太長，供應跟不上；④北方將士“不習水土，必生疾病”。後來作戰態勢的消長，無不逐一驗證，說明曹操的失敗戰前即已積聚諸多內外因素。但決定性的內部因素，並不是這四條，而是曹操本人的戰略失誤。如明末清初著名學者王夫之在《讀通鑒論》當中所總結的那樣，既往的角逐征伐中，曹操挾天子而粉碎四麵之敵，決勝的要道就在善於利用群雄互相誅滅，不能團結。而這一次，勁敵隻剩孫權、劉備兩家了，如果讓他們自尋幹戈，那麽他們不是內部崩潰，就是為曹所滅，曹操卻讓他們合了起來，與己爭鋒。

　　王夫之所說是有依據的。孫權原本已經在作爭奪荊州的準備，劉備則如同喪家之犬，缺少一塊立足之地，曹操如果利用他們之間對於荊州各懷鬼胎的固有矛盾，先分化瓦解，再各個擊破，平定江南的目標未必注定達不到。然而，還沒有消滅劉備，就忙著威脅孫權，客觀上促成孫、劉的聯合，給自己招來致敗的禍根。恰似諸葛亮預期的那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勢強，鼎足之形成矣”，赤壁之戰成為確立三國分峙的決定之戰。如今從後人角度加以反思，曹操之所以會發生那樣的戰略失誤，源於他基本統一北方之後，既驕傲自大了，又過分急於事功。驕傲自大則盲目輕敵，急於事功則輕躁冒進，結果遭到懲罰，不僅直接導致了赤壁鏖兵的大敗虧輸，而且嚴重阻滯了悉定天下的宏圖大業。對於曹操個人來說，這無疑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挫折，而對於中華大一統民族國家的發展來說，也應當視為一個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

　　赤壁之戰結束後不久，曹操又給孫權寫過一封信，公然說“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獲此虛名”。當時曹操軍中確實疫病大起，決定了一敗之後，全麵退軍，但說成“燒船自退”，終究是在自我解嘲。另一方麵，這封信也透露出一點消息，那就是曹操集團並未因為赤壁之敗大傷元氣；相反地，曹操從中汲取了血的教訓，及時作出戰略調整，重新實行區別對待，各個擊破。在東線，從建安十四年（209）七月開始，他就派水軍入駐淮南，委張遼、樂進、李典鎮守合肥（今屬安徽），並在苟陂、茄陂屯田。在建安十七年（212）至二十四年（219）的八年間，曹、孫兩方在合肥、廬江（今安徽廬山西南）、濡須口（今安徽無為）一帶六次作戰，曹方取得五勝一負的戰績。在南線，曹操自赤壁潰退之初，便派族弟曹仁鎮守襄陽、樊城。原先劉表治下荊州所轄的七郡，曹操占據南陽郡和南郡北部，孫權占據江夏郡和南郡南部，其餘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名義上是劉備向孫權“借”的，實際上由劉備所占據，形成了三分對峙局麵。

　　曹操把主要的突破口放到了西線，於建安十六年（211）派鍾繇、夏侯淵率軍討伐漢中張魯。曹軍入漢中必經關中，關中的馬超、韓遂等人聯兵反叛，十部人馬齊集潼關，曹操又派曹仁督軍西征。當年七月，曹操親臨潼關前線作戰。至九月，曹操取得了渭南大捷，關中大部分地區都歸到了他的旗幟下。戰事幾經反複，到建安十九年（214）十月，曹軍夏侯淵、張郃等部已經蕩平河西地區，韓遂兵敗被部下所殺，馬超逃到益州投降了劉備。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親率大軍征討漢中張魯，七月抵達陽平關（今陝西勉縣西北），十一月張魯歸降。曹軍張郃乘勝攻擊到三巴，在岩渠（今四川渠縣東北）被蜀將張飛擊退。這之前的七月間，時任丞相主薄的司馬懿曾進言曹操，不失時機地進兵益州，消滅劉備集團。曹操說：“人苦未足，既得隴，複望蜀邪？”沒有采納這個建議。已得隴而不望蜀，表明了他重視劉備這一個敵手，不願意重蹈昔日輕敵冒進的覆轍，是否因而錯失了滅劉良機，很難說。不過從戰略成果上看，蕩平河西和占據漢中，曹操又一次品嚐了勝利。到建安二十四年（219），盤踞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張掖、武威）的地方割據勢力都向曹操送“質”歸附，終於實現了當時中國北方地區的渾然一統，較之四分五裂是個明顯改觀。曹操於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擔任丞相，十八年（213）五月受封魏公，二十一年（216）晉爵魏王，二十五年（220）正月病逝於洛陽，終年六十六歲。臨終留下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明確宣示要喪事從簡，體現出他一以貫之的“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據裴注所引《魏書》記載，他為公為王以後，後宮裏一直堅持實行宮人衣不錦繡，侍禦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了就補納再用，茵蓐之物備取溫而已，無有緣飾。曆次征戰中，攻城拔邑掠得的靡麗之物，悉數賞賜給有功人員，功績宜賞的不吝千金，無功望施的分毫不給，各地進獻的財寶也與群下共享之。

　　他認為“送終之製，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預先備製了終亡衣服，合計不過“四篋而已”。又據《傅子》和《曹瞞傳》說，漢末王公“以幅巾為雅”，袁紹之徒“皆著縑巾”，而曹操則“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不趕這個排場，別出心裁地仿照古代男子田獵戰伐所戴的一種叫做“皮弁”的戎裝便帽，減少其四角，另外創製出一種稱為“帢”的簡易便帽。日常接待賓客，他就隻戴帢帽，每每在“戲弄言誦，盡無所隱”之際，歡悅大笑而忘乎其形，將頭俯到了杯盤碗盞當中，讓肴膳湯汁沾汙了帢帽巾幘。從日常聚會到生老病死，曹操都這樣“簡易隨時”，既反映出他這一個政治家對於尚儉特別重視和身體力行，決不是刻意作秀，又折射出他這一個政治家還是個性情中人，決不因地位顯赫而掩抑自己通脫、佻易的個人天性。

　　綜觀曹操的一生行狀，他的多重性格組合顯示為優劣交相錯構，正反對比強烈。他講情義，但又翻臉不認人，自我標榜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前者表現在不忘橋玄賞識之恩，建安七年（202）遣使以太牢祭祀橋玄，為死難將士親戚之後授田給牛，置學設教，對畢諶、魏種等一度背叛者原情寬宥，量才重用，對劉備、關羽都放過一馬，殺陳宮前許諾照應其家室老小等事情上。後者則見於誤殺呂伯奢全家，非但不悔，反而說出那樣天理難容的話。以後他的權勢越來越大了，以“我”劃線，凶殘好殺的邪惡本質也越來越宣泄出來，無論是政敵、異己，還是不再順心順眼者，剝奪生命從來都不心慈手軟。建安五年（200）殺董承，董承之女為獻帝貴人，時有身孕，他也逼索誅殺不貸。當時伏後看不過，給其父伏完寫信“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到建安十九年（214）此事泄露出來，曹操又殺伏後及其所生二皇子，並且株連殺死其兄弟、宗族一百餘人，驚得獻帝也對臣下哀歎“我亦不知命在何時”。荀彧曾是他的智囊核心之一，僅止由於對他加九錫不滿，就被他逼死。孔融、楊修、崔琰、邊讓等人的言論觸犯了他，同樣招致了殺身、滅族之禍。至於為報父仇而屠城，發展為明令屠城、殺降，雖然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三國時期也不限於他與董卓，但就殺人之多、曆時之久而言，曹操堪稱三國時期屠夫之冠。

　　百代以下回頭看曹操嗜殺成性，固然可以說，曆朝曆代各式各樣以“我”為中心，不擇手段地誅殺政敵、誅殺異己、誅殺不再順心順眼者，甚至於濫殺無辜的政治權勢者其實無不奉行“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法則，隻不過曹操既敢行之也敢言之罷了，也不能因之而無視和小視曹操這些惡行劣跡。更何況，曹操的殺人，還在持法峻刻的前提下，與他個人特有的詐偽奸險結合起來，有時還具某種欺騙性。所謂割發代首，即是一個顯例。借倉官人頭以“厭眾”，假棒殺寵姬以警眾，也是兩出騙人把戲。後世貪瀆濫汙的權貴顯宦，多會以妻妾、小蜜、秘書、下屬作掩罪的代用品，如果不是無師自通，就是從曹操這裏取得了詐偽“真經”。曹操之所以在後世的戲曲舞台上和民眾心目中成為一個大偽的不二典型，除了政治上“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之外，更加深長的文化根須，正在這些行狀當中。

　　曆史地評價曹操其人，同評價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一樣，有必要區分其曆史作用和個人品行。這二者密切關聯，互相滲透，隻講其一不講其二是不行的。但二者畢竟不是同一層級上的兩個範疇，作為政治家，其在曆史進退上所起的推進作用或阻退作用是第一位的，在發揮作用的過程中所示現的道德品質無論優劣高下，都隻能是第二位的，這個第一、第二既不能顛倒次序，也不能混淆性質。對政治家作曆史評價，不管個人好惡如何，都必須把第一位的放在第一位，把第二位的放在第二位，才可能做到八九不離十。據此考察陳壽所評：

　　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應該承認，對曹操的汙行劣跡雖有所隱諱，但認定他在三國群雄中的“明略最優”，堪稱“非常之人，超世之傑”，既是到位的，也是中肯的。現代中國的文化巨人魯迅，對於中國曆史上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評價可謂苛嚴，但他斷然肯定“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無疑正是著眼於曹操置身於三國亂世所表現出來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而不是連他的汙行劣跡都一並包容了。政治功業、個人才幹與政治道德、個人品行嚴重悖反，聚集一身，古往今來他決非獨自一人，然而的確是極具代表性。評價這種人，適宜各算各，不必強行作“七三開”或“六四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