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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史詩
1863年2月，索菲婭在給妹妹的信中提到，“列夫開始寫新的長篇小說”。同年10月底，托爾斯泰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稱，他從秋天開始就全身心地致力於創作一部“取材於19世紀20年代的長篇小說”。這些話盡管不甚明確，但卻是關於《戰爭與和平》這部巨著的最早的記錄。
《戰爭與和平》的創作過程，首先是與托爾斯泰沒有完成的那部名為《十二月黨人》的小說聯係在一起的。1856年，沙皇政府允許十二月黨人從流放地返回的文告，曾觸發了托爾斯泰寫作一部反映十二月黨人命運的小說的念頭。
1860年底和1861年初，托爾斯泰在國外動筆寫了三章，盡管屠格涅夫很欣賞這開頭的幾章，但是作者本人卻對把主人公寫成“一個熱心人、神秘論者和基督徒”是否適當和合時而感到疑惑。為此，他還特意寫信征求赫爾岑的意見。很快，他就意識到隻寫十二月黨人流放歸來後的生活和精神麵貌，顯然與當時高漲的社會情緒不相吻合，於是，他毅然放棄了已寫的部分。托爾斯泰準備直接從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年代寫起，但是“寫了個開頭又擱筆了”，因為“我的主人公在1825年已經是有家室的成年人了。為了了解他，我得轉向他的青年時代，而他的青年時代正是俄國曆史上光榮的1812年時代”。那年，拿破侖曾率法軍大舉入侵俄國，甚至占領了莫斯科，但是在俄國人民和軍隊的奮勇抗擊下，侵略者損失慘重，拿破侖率了三萬殘兵逃出俄國。然而，在寫了個開頭以後，托爾斯泰再次停了下來。他覺得：“如果隻寫我們同拿破侖及法國兵戎相見的勝利，而不寫我們受到的挫折和恥辱，於心有愧。在閱讀1812年衛國戰爭的有關著作時，有誰沒有體驗過那種隱秘的，而又羞怯與疑惑的不快活的情緒呢？如果說我們勝利的原因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紮根於俄羅斯人民和軍隊本來的天性之中，那麽，這種本來的天性就應當更加鮮明地表現在失利和潰敗之中。”
因而，托爾斯泰又追溯到1805年，那年俄奧聯軍在奧斯特裏茨戰役中被拿破侖率領的法軍第一次擊敗。就這樣，《戰爭與和平》實際包括的年代已是1805年到1820年，即19世紀初俄軍失利的前後到十二月黨人運動的醞釀時期。盡管這已是全新的內容，但是《十二月黨人》一作的構思無疑成了《戰爭與和平》創作的前奏。
《戰爭與和平》的創作經曆了七個年頭，作家付出了艱辛的勞動，至今保留下來的手稿就達5.200多頁。為了做到“直到最微小的細節都忠於現實”，托爾斯泰閱讀了難以數計的曆史資料和有關著作，走訪了許多參與過有關事件的人們，並親自到1812年發生過鮑羅金諾戰役的現場考察。在此基礎上，托爾斯泰又進行了艱難的藝術構思。使托爾斯泰舉棋不定的是：
“擔心我寫作的語言跟別人的不一樣，擔心我寫出來的作品不倫不類：既不像長篇和中篇，也不像史詩，又不像曆史；我擔心由於要描寫1812年的人物，我不得不以曆史文件為依據，而不是以真實為準繩。”
在創作的頭一年裏，托爾斯泰“開始了無數次，又放棄了無數次”。如今，在作家的檔案裏還能見到15種小說開頭的異文。
創作終於有了進展，特別是當他在阿克薩柯夫和爾費裏耶夫家朗讀了小說開頭幾章，受到大家熱烈的稱讚以後，托爾斯泰信心大增。他決心拋棄所有的顧慮，“就寫我想要講的東西”。他閉門索居，每天埋頭工作，舍不得浪費一點時間，家裏人走過他的書房時也都躡手躡腳，唯恐打擾他，托爾斯泰的妻弟斯切潘回憶說：
“他整天寫作，有時寫到深夜。看來，他不期待靈感，而且不承認靈感。妻子一再勸他休息，他也不是經常聽從她的勸告。即使在最誠摯的勞動者身上，我也沒見到像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對待自己那樣。”
索菲婭也給了丈夫有力的支持。她不僅把家務事安排得井井有條，而且每天入夜，她總是坐在樓上會客室的桌邊，用清秀的筆跡把托爾斯泰白天寫得十分淩亂的草稿謄寫清楚。第二天早上，當托爾斯泰走進書房時，抄寫整齊的稿子已經放在他案頭了。當然這些稿子往往又被托爾斯泰改得麵目全非。於是，索菲婭又再抄一遍。整部作品被抄寫了7遍之多。妻子的支持大大加快了托爾斯泰創作的進度，托爾斯泰很感激她。和諧的家庭生活給了他良好的影響，他曾自白：
“由於夫妻共同生活，你變得像一棵蘋果樹，得到了土壤裏的汁液後，它向四方生長著。現在，生活給它修枝、剪枝、捆紮、扶持，以使它不受其他東西的影響，紮下根來，長成粗壯的軀幹。我就是這樣生長著，我不知道是否能結出果來，是否好吃，但我知道，我在正常地生長著。”
索菲婭也從幫助丈夫的工作中獲得極大的樂趣。她曾這樣寫道：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戰爭與和平》和其他作品的抄寫工作給了我無限的美的享受，我毫不畏難地等待夜晚的工作，我愉悅地等待著，他的作品的情節的進一步展開又給了我的新的享受，他的作品中的那種思維活動，那些婉轉和新穎之處，以及不可揣測的形形色色的樣式，使我驚讚不已。”
在構思《戰爭與和平》之初，托爾斯泰的目的主要是歌頌先進貴族在曆史上的功績。在他看來隻有這些人，“才在1825年、1848年，以及尼古拉一世的整個曆史時期，為了實現解放農民的理想而不斷派出自己的殉難者去蒙受流放和絞刑”。但是，隨著創作過程中作家對材料的分析和研究的深入，他的認識也進一步深化了。在托爾斯泰的藝術構思中，人民的地位開始上升。他說：“我的主人公已經退到次要地位，而居於首要地位的卻是那些使我們感到同等興趣的當時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了。”在《戰爭與和平》的整個創作過程中，作家對作品增刪改動之大是驚人的，由於小說主題思想的深化，原來構思中的一部家庭曆史小說，到定稿時變成了一部反映俄國在曆史轉折時期的命運和探索眾多社會哲理問題的長篇巨著。1865年1月小說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十八章以《一八〇五年》為題在《俄國導報》上刊出，而全部作品完稿和刊出已是1869年末了。
托爾斯泰曾經表示：“在《戰爭與和平》裏我喜歡人民的思想。”這一思想在作品得到充分的體現。在國家危急的嚴重關頭，許多來自下層的俄軍普通官兵同仇敵愾，浴血奮戰，雖然戰事一度失利，但精神上卻始終占有壓倒的優勢。老百姓也主動起來保家衛國。在人民群眾中湧現出一大批像圖申、傑尼索夫、謝爾巴狄那樣的英雄人物。俄軍統帥庫圖佐夫也因為體現了人民的意誌，才具有過人的膽略和決勝的信心。整部小說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托爾斯泰的“人民戰爭的巨棒以全部威嚴雄偉的力量”趕走了侵略者的思想。與“人民的思想”相聯係，作者在小說中也認真探索了貴族階級的曆史命運問題。小說的主要情節是圍繞著包爾康斯基、別祖霍夫、羅斯托夫、庫拉金四大貴族家庭的生活展開的。托爾斯泰對接近宮廷的上層貴族給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庫拉金之流漠視國家命運，畏敵如虎，他們關心的是尋歡作樂，積聚私產。小說中，庫拉金是官痞，兒子阿納托爾是惡少，女兒愛倫則是蕩婦。這些貴族的卑劣行徑與人民為國獻身的崇高精神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托爾斯泰認為，俄國的前途在於優秀貴族與人民的合作。他用詩意的筆觸描寫了京城以外的莊園貴族羅斯托夫一家和包爾康斯基一家，認為在這些貴族身上仍保留著淳厚的古風，他們有愛國心，與人民的精神相通。此外，小說中還涉及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如戰爭與和平問題、曆史人物的作用問題、農民問題、婦女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相互烘托，並且指向明確，使小說出現“百川匯流”式的題旨的豐富性。因此，《戰爭與和平》雖然是一部曆史題材的小說，但它反映的卻是俄國前途和人民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人民的力量決定了曆史發展的方向——當時的俄國社會正是在這一點上與小說中的曆史事件相呼應。
這部小說塑造的人物多達559人，其中有不少曆史人物，如沙皇亞曆山大一世、法國皇帝拿破侖、奧國皇帝阿列克西斯、俄軍統帥庫圖佐夫、法軍元帥繆拉、莫斯科總督拉斯托卜卿、政治家斯別蘭斯基等等。這些曆史人物不僅未脫離其基本的曆史麵貌，而且個個被刻畫得栩栩如生，成為出色的文學形象。當然，作品中大量的還是虛構的人物，貴族、官吏、將軍、士兵、遊擊隊員、商人和農民等各個階層幾乎都有代表人物出現。小說的中心主人公有三個，那就是安德烈·包爾康斯基、彼埃爾·別祖霍夫、娜塔莎·羅斯托娃。這幾個人物都是作者所喜愛的正麵形象。
安德烈是個探索型的青年貴族知識分子，他才智過人，意誌堅強，性格內向，喜歡作嚴肅的思考和自我分析，並具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他鄙視庸俗的上流社會，一度渴望在戰場上贏得榮譽和功名。在奧斯特裏茨戰役中他受了重傷，當他躺在戰場上，麵對無際的蒼穹時，便感到個人功名的渺小，他放棄了虛榮心，同時也產生了消極厭世思想。在經曆了一場嚴重的精神危機之後，安德烈又開始積極探索人生的真諦。他參加過斯別蘭斯基的改革工作，但沒有結果。1812年衛國戰爭時，他再次來到前線。祖國的苦難使他減少了貴族習氣，普通士兵的勇敢、樂觀和愛國精神又深深觸動了他。他開始明白，戰爭的勝負取決於人民。在決定性的鮑羅金諾戰役中，他又一次身負重傷，並在未婚妻娜塔莎的照料下平靜地離開了人世。安德烈鄙視貴族上流社會和積極探索人生意義的特點使他成為作家理想的貴族階級優秀分子的代表。
彼埃爾是安德烈的摯友，但在性格上兩人又恰成對照。他心直口快，易動感情，處事則往往漫不經心，他的不合時宜的言行在上流社會中顯得頗為出格。彼埃爾很快就擺脫了一度沉溺的放蕩生活，他始終痛苦地思考著生與死、善與惡等人生哲學問題。他曾迷戀拿破侖的“民權平等”思想，以及共濟會的教義，也曾真誠地想改善農民的處境。但是，這些幻想一一破滅了。1812年衛國戰爭是彼埃爾精神探索的新階段，在戰場和俘虜營裏，人民心中的愛國主義火焰也“同樣在他自己的靈魂裏燃燒起來”，他的心靈得到了洗滌，並顯示出以前少有的那種意誌力。小說尾聲處，彼埃爾已擺脫普拉東宿命論思想的影響，參加了秘密團體，勇敢地走上了用暴力反抗專製製度的道路。彼埃爾也在人民力量感召下精神上得到成長，是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的形象，也是托爾斯泰稱讚的所謂“光榮的人們”。
娜塔莎是作者詩意化了的形象，在小說近20年的時間跨度內，她的性格有明顯的發展過程。最初，她還隻是一個剛脫離孩提時代的少女，活潑、單純、幼稚。作者一再通過各種人物之口稱她為“一座真正的火山”；“哥薩克”；“非常富有詩意，生命洋溢的可愛的少女”。在氣氛莊重的命名日宴會上，娜塔莎“勇敢而聰明”的惡作劇令人啞然失笑；在明月之夜，她抱膝飛向天空的渴望，又使人感到她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旺盛和奔放。青年時代，她熱情，但有時又流於放任和輕信。安德烈曾與她熱戀，但由於父親的反對，他不得不與娜塔莎推遲一年婚期。其間，娜塔莎一度迷戀於浪子阿納托爾，並與安德烈解除婚約，這在她生活中造成了第一次大波折。這一波折使她經曆了一場嚴峻的精神危機，在艱難地度過這場危機後，她成長了，對生活的認識加深了。衛國戰爭時，她的目光從小我轉向了民族的命運。娜塔莎要求家人讓車載傷員的情景，集中表現了她的愛國情懷。小說尾聲處，她已成為賢妻良母，並理解和支持彼埃爾的事業，這已經是一個未來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的形象。與此同時，小說充分展示了娜塔莎熱烈而豐富的情感，她與人民和大自然的接近，她的民族氣質。如在奧特拉德諾耶圍獵之後，娜塔莎一行來到鄉村的“叔叔”家做客，在簡陋的村舍和農人的三弦琴聲中，她覺得那麽輕鬆和快活。作家以歡快的筆調描寫了她與“叔叔”的民間對舞，讚揚了“這個在綺羅叢中長大的”小姐卻能懂得“每個俄羅斯男女心中的一切”，懂得“那種學不來、教不會的俄羅斯精神和動作”。小說中，這一形象使人感受到蓬勃的生命活力和真善美的魅力，也使人對與之對照的一切虛假醜惡的現象產生厭惡。顯然，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表示最欣賞小說中的娜塔莎形象並非偶然。
《戰爭與和平》藝術成就卓著。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詩性的長篇小說。托爾斯泰認為：“史詩的體裁對我是最合適的。”高爾基對此還有個生動的比喻：“托爾斯泰倘使是一尾魚，他一定是在大洋裏麵遊泳，絕不會遊進內海。”確實，托爾斯泰在這部作品中找到了充分施展自己才華的藝術天地。和同時代的許多長篇小說不同，《戰爭與和平》中的生活畫麵是以囊括一個曆史時期的巨大而完整的形態出現的，作者的藝術筆觸伸向了19世紀俄國廣闊的生活領域，“近千個人物，無數的場景，國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領域，曆史、戰爭，人間一切慘劇，各種情欲，人生各個階段，從嬰兒降臨人間的啼聲到氣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後迸發，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歡樂和痛苦，各種可能的內心思緒，從竊取自己同伴的錢幣的小偷的感覺，到英雄主義的最崇高的衝動和領悟透徹的沉思——在這幅畫裏應有盡有”（斯特拉霍夫語）。
它不僅再現了整整一個曆史時代，而且為人物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例如，我們在如此多樣的生活舞台上看到了彼埃爾、宮廷女官舍雷爾的沙龍、阿納托爾鬧事的房間、別祖霍夫伯爵臨終的病榻旁、鬆林中的決鬥場、共濟會的暗室、鮑羅金諾戰役前線、火光熊熊的莫斯科、法軍的戰俘營、未來的十二月黨人的秘密團體……生活內涵的豐富使人物形象格外地豐滿起來，而人物的廣泛活動也有力地拓寬了長篇表現生活的幅度。
托爾斯泰的敏銳，他的感知力和探索精神，使他在捕捉新的生活現象方麵確實遠遠超過了一般作家。但是，駁雜的生活現象在托爾斯泰那裏並不是無節製的鋪陳和簡單的羅列。在那涵蓋整整一個曆史時期的廣闊畫麵中包含著作家嚴格的審美選擇，大如曆史進程、民族存亡、戰爭風雲、製度變革，小至家族盛衰、鄉村習俗、節慶喜宴、個人悲歡，都納入了統一的藝術結構之中，從而也才有小說既宏偉、開放，又渾然一體的藝術效果。英國作家福斯特說得好，“當交響樂奏完，而我們卻感到那些組成交響樂的音符曲調已經獲得了解放，它們在整體的節奏中已找著了它們個人的自由。《戰爭與和平》不是也曾給我們這種感覺嗎？”
“當我們閱讀時，我們難道感覺不出管弦的宏偉音響在我們身後冉冉響起？而讀完全書之後，書中的林林總總——甚至包括那些戰策的目錄——不是像已獲得一種比當時實際情況所能允許的更為偉大的存在嗎？”
確實，《戰爭與和平》正是以其開放、力度和整體原則為小說的藝術結構，為生活的“宏偉音響”提供了一種美的形態。
毫無疑問，在《戰爭與和平》中的許多人物身上，可以找到作家本人和他的親友的某些影子。如老伯爵羅斯托夫與作家的祖父、老包爾康斯基與作家的外祖父、尼古拉與作家的父親、瑪麗婭與作家的母親、娜塔莎與作家的妻妹和妻子等等。托爾斯泰說，他在創作這部作品時，為了使自己對人物的把握更加清晰，甚至常常起用真實的親友姓名，到一定的時候再加以更改。但是，作家認為，他寫的人物都是經過典型化手段處理過的，其中包括“對許許多多同類人物的觀察”，因而與生活中的原型已大相徑庭。他在談到安德烈形象時強調：“安德烈·包爾康斯基——誰也不是，正像小說作者所刻畫的所有人物一樣，既不是作者本人，也不帶有回憶錄性質。如果我的全部創作隻是在於複製肖像，打聽別人，回憶自己，我將恥於把它們發表。”
《戰爭與和平》的問世在俄國文壇激起了強烈反響。岡察洛夫稱，托爾斯泰“已成為文學界真正的雄獅”。屠格涅夫則認為：“像托爾斯泰那樣的作者我們還沒有第二個”，他在公眾的心目中已“斷然占據了首屈一指的地位”。柯羅連科說：“在我目前這種幾乎有點病態的心境下，這部偉大、真實而平靜的史詩就像大自然那樣對我產生了一種深刻的撫慰作用。誰也沒有這樣真實動人地寫作過……它寫得寬廣、自由、誠摯、真實。形象是何等驚人的豐富，使這些形象生氣勃勃的生活又是何等地洶湧起伏。”他還說：“一般的藝術家，如果能從紛繁的現象中找到一條光明的小徑就認為自己是幸福的”，“托爾斯泰的藝術領域，不是小徑，不是林間小道，也不是一條大路。這是開闊的田野，深廣地伸展著，在我們麵前顯得廣袤無垠。1879年，《戰爭與和平》的第一個外文全譯本出版，當時僑居法國的屠格涅夫將譯本分贈法國文壇的著名作家和評論家，立刻又引起了一片由衷的讚美聲。福樓拜除了對小說中關於曆史哲學的議論不感興趣外，對《戰爭與和平》備加讚賞。他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寫道：這真是一部第一流的作品，他的確是一位擅長描繪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學家啊！我在閱讀這部作品的過程中，不時拍案稱奇，讚不絕口。”羅曼·羅蘭則稱讚“《戰爭與和平》是我們時代最浩瀚的史詩，是現代的《伊裏亞特》。”小說很快在世界各國廣泛流傳，被稱為“當代文學界的驕傲”。
《戰爭與和平》的創作過程，首先是與托爾斯泰沒有完成的那部名為《十二月黨人》的小說聯係在一起的。1856年，沙皇政府允許十二月黨人從流放地返回的文告，曾觸發了托爾斯泰寫作一部反映十二月黨人命運的小說的念頭。
1860年底和1861年初，托爾斯泰在國外動筆寫了三章，盡管屠格涅夫很欣賞這開頭的幾章，但是作者本人卻對把主人公寫成“一個熱心人、神秘論者和基督徒”是否適當和合時而感到疑惑。為此，他還特意寫信征求赫爾岑的意見。很快，他就意識到隻寫十二月黨人流放歸來後的生活和精神麵貌，顯然與當時高漲的社會情緒不相吻合，於是，他毅然放棄了已寫的部分。托爾斯泰準備直接從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年代寫起，但是“寫了個開頭又擱筆了”，因為“我的主人公在1825年已經是有家室的成年人了。為了了解他，我得轉向他的青年時代，而他的青年時代正是俄國曆史上光榮的1812年時代”。那年，拿破侖曾率法軍大舉入侵俄國，甚至占領了莫斯科，但是在俄國人民和軍隊的奮勇抗擊下，侵略者損失慘重，拿破侖率了三萬殘兵逃出俄國。然而，在寫了個開頭以後，托爾斯泰再次停了下來。他覺得：“如果隻寫我們同拿破侖及法國兵戎相見的勝利，而不寫我們受到的挫折和恥辱，於心有愧。在閱讀1812年衛國戰爭的有關著作時，有誰沒有體驗過那種隱秘的，而又羞怯與疑惑的不快活的情緒呢？如果說我們勝利的原因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紮根於俄羅斯人民和軍隊本來的天性之中，那麽，這種本來的天性就應當更加鮮明地表現在失利和潰敗之中。”
因而，托爾斯泰又追溯到1805年，那年俄奧聯軍在奧斯特裏茨戰役中被拿破侖率領的法軍第一次擊敗。就這樣，《戰爭與和平》實際包括的年代已是1805年到1820年，即19世紀初俄軍失利的前後到十二月黨人運動的醞釀時期。盡管這已是全新的內容，但是《十二月黨人》一作的構思無疑成了《戰爭與和平》創作的前奏。
《戰爭與和平》的創作經曆了七個年頭，作家付出了艱辛的勞動，至今保留下來的手稿就達5.200多頁。為了做到“直到最微小的細節都忠於現實”，托爾斯泰閱讀了難以數計的曆史資料和有關著作，走訪了許多參與過有關事件的人們，並親自到1812年發生過鮑羅金諾戰役的現場考察。在此基礎上，托爾斯泰又進行了艱難的藝術構思。使托爾斯泰舉棋不定的是：
“擔心我寫作的語言跟別人的不一樣，擔心我寫出來的作品不倫不類：既不像長篇和中篇，也不像史詩，又不像曆史；我擔心由於要描寫1812年的人物，我不得不以曆史文件為依據，而不是以真實為準繩。”
在創作的頭一年裏，托爾斯泰“開始了無數次，又放棄了無數次”。如今，在作家的檔案裏還能見到15種小說開頭的異文。
創作終於有了進展，特別是當他在阿克薩柯夫和爾費裏耶夫家朗讀了小說開頭幾章，受到大家熱烈的稱讚以後，托爾斯泰信心大增。他決心拋棄所有的顧慮，“就寫我想要講的東西”。他閉門索居，每天埋頭工作，舍不得浪費一點時間，家裏人走過他的書房時也都躡手躡腳，唯恐打擾他，托爾斯泰的妻弟斯切潘回憶說：
“他整天寫作，有時寫到深夜。看來，他不期待靈感，而且不承認靈感。妻子一再勸他休息，他也不是經常聽從她的勸告。即使在最誠摯的勞動者身上，我也沒見到像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對待自己那樣。”
索菲婭也給了丈夫有力的支持。她不僅把家務事安排得井井有條，而且每天入夜，她總是坐在樓上會客室的桌邊，用清秀的筆跡把托爾斯泰白天寫得十分淩亂的草稿謄寫清楚。第二天早上，當托爾斯泰走進書房時，抄寫整齊的稿子已經放在他案頭了。當然這些稿子往往又被托爾斯泰改得麵目全非。於是，索菲婭又再抄一遍。整部作品被抄寫了7遍之多。妻子的支持大大加快了托爾斯泰創作的進度，托爾斯泰很感激她。和諧的家庭生活給了他良好的影響，他曾自白：
“由於夫妻共同生活，你變得像一棵蘋果樹，得到了土壤裏的汁液後，它向四方生長著。現在，生活給它修枝、剪枝、捆紮、扶持，以使它不受其他東西的影響，紮下根來，長成粗壯的軀幹。我就是這樣生長著，我不知道是否能結出果來，是否好吃，但我知道，我在正常地生長著。”
索菲婭也從幫助丈夫的工作中獲得極大的樂趣。她曾這樣寫道：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戰爭與和平》和其他作品的抄寫工作給了我無限的美的享受，我毫不畏難地等待夜晚的工作，我愉悅地等待著，他的作品的情節的進一步展開又給了我的新的享受，他的作品中的那種思維活動，那些婉轉和新穎之處，以及不可揣測的形形色色的樣式，使我驚讚不已。”
在構思《戰爭與和平》之初，托爾斯泰的目的主要是歌頌先進貴族在曆史上的功績。在他看來隻有這些人，“才在1825年、1848年，以及尼古拉一世的整個曆史時期，為了實現解放農民的理想而不斷派出自己的殉難者去蒙受流放和絞刑”。但是，隨著創作過程中作家對材料的分析和研究的深入，他的認識也進一步深化了。在托爾斯泰的藝術構思中，人民的地位開始上升。他說：“我的主人公已經退到次要地位，而居於首要地位的卻是那些使我們感到同等興趣的當時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了。”在《戰爭與和平》的整個創作過程中，作家對作品增刪改動之大是驚人的，由於小說主題思想的深化，原來構思中的一部家庭曆史小說，到定稿時變成了一部反映俄國在曆史轉折時期的命運和探索眾多社會哲理問題的長篇巨著。1865年1月小說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十八章以《一八〇五年》為題在《俄國導報》上刊出，而全部作品完稿和刊出已是1869年末了。
托爾斯泰曾經表示：“在《戰爭與和平》裏我喜歡人民的思想。”這一思想在作品得到充分的體現。在國家危急的嚴重關頭，許多來自下層的俄軍普通官兵同仇敵愾，浴血奮戰，雖然戰事一度失利，但精神上卻始終占有壓倒的優勢。老百姓也主動起來保家衛國。在人民群眾中湧現出一大批像圖申、傑尼索夫、謝爾巴狄那樣的英雄人物。俄軍統帥庫圖佐夫也因為體現了人民的意誌，才具有過人的膽略和決勝的信心。整部小說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托爾斯泰的“人民戰爭的巨棒以全部威嚴雄偉的力量”趕走了侵略者的思想。與“人民的思想”相聯係，作者在小說中也認真探索了貴族階級的曆史命運問題。小說的主要情節是圍繞著包爾康斯基、別祖霍夫、羅斯托夫、庫拉金四大貴族家庭的生活展開的。托爾斯泰對接近宮廷的上層貴族給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庫拉金之流漠視國家命運，畏敵如虎，他們關心的是尋歡作樂，積聚私產。小說中，庫拉金是官痞，兒子阿納托爾是惡少，女兒愛倫則是蕩婦。這些貴族的卑劣行徑與人民為國獻身的崇高精神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托爾斯泰認為，俄國的前途在於優秀貴族與人民的合作。他用詩意的筆觸描寫了京城以外的莊園貴族羅斯托夫一家和包爾康斯基一家，認為在這些貴族身上仍保留著淳厚的古風，他們有愛國心，與人民的精神相通。此外，小說中還涉及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如戰爭與和平問題、曆史人物的作用問題、農民問題、婦女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相互烘托，並且指向明確，使小說出現“百川匯流”式的題旨的豐富性。因此，《戰爭與和平》雖然是一部曆史題材的小說，但它反映的卻是俄國前途和人民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人民的力量決定了曆史發展的方向——當時的俄國社會正是在這一點上與小說中的曆史事件相呼應。
這部小說塑造的人物多達559人，其中有不少曆史人物，如沙皇亞曆山大一世、法國皇帝拿破侖、奧國皇帝阿列克西斯、俄軍統帥庫圖佐夫、法軍元帥繆拉、莫斯科總督拉斯托卜卿、政治家斯別蘭斯基等等。這些曆史人物不僅未脫離其基本的曆史麵貌，而且個個被刻畫得栩栩如生，成為出色的文學形象。當然，作品中大量的還是虛構的人物，貴族、官吏、將軍、士兵、遊擊隊員、商人和農民等各個階層幾乎都有代表人物出現。小說的中心主人公有三個，那就是安德烈·包爾康斯基、彼埃爾·別祖霍夫、娜塔莎·羅斯托娃。這幾個人物都是作者所喜愛的正麵形象。
安德烈是個探索型的青年貴族知識分子，他才智過人，意誌堅強，性格內向，喜歡作嚴肅的思考和自我分析，並具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他鄙視庸俗的上流社會，一度渴望在戰場上贏得榮譽和功名。在奧斯特裏茨戰役中他受了重傷，當他躺在戰場上，麵對無際的蒼穹時，便感到個人功名的渺小，他放棄了虛榮心，同時也產生了消極厭世思想。在經曆了一場嚴重的精神危機之後，安德烈又開始積極探索人生的真諦。他參加過斯別蘭斯基的改革工作，但沒有結果。1812年衛國戰爭時，他再次來到前線。祖國的苦難使他減少了貴族習氣，普通士兵的勇敢、樂觀和愛國精神又深深觸動了他。他開始明白，戰爭的勝負取決於人民。在決定性的鮑羅金諾戰役中，他又一次身負重傷，並在未婚妻娜塔莎的照料下平靜地離開了人世。安德烈鄙視貴族上流社會和積極探索人生意義的特點使他成為作家理想的貴族階級優秀分子的代表。
彼埃爾是安德烈的摯友，但在性格上兩人又恰成對照。他心直口快，易動感情，處事則往往漫不經心，他的不合時宜的言行在上流社會中顯得頗為出格。彼埃爾很快就擺脫了一度沉溺的放蕩生活，他始終痛苦地思考著生與死、善與惡等人生哲學問題。他曾迷戀拿破侖的“民權平等”思想，以及共濟會的教義，也曾真誠地想改善農民的處境。但是，這些幻想一一破滅了。1812年衛國戰爭是彼埃爾精神探索的新階段，在戰場和俘虜營裏，人民心中的愛國主義火焰也“同樣在他自己的靈魂裏燃燒起來”，他的心靈得到了洗滌，並顯示出以前少有的那種意誌力。小說尾聲處，彼埃爾已擺脫普拉東宿命論思想的影響，參加了秘密團體，勇敢地走上了用暴力反抗專製製度的道路。彼埃爾也在人民力量感召下精神上得到成長，是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的形象，也是托爾斯泰稱讚的所謂“光榮的人們”。
娜塔莎是作者詩意化了的形象，在小說近20年的時間跨度內，她的性格有明顯的發展過程。最初，她還隻是一個剛脫離孩提時代的少女，活潑、單純、幼稚。作者一再通過各種人物之口稱她為“一座真正的火山”；“哥薩克”；“非常富有詩意，生命洋溢的可愛的少女”。在氣氛莊重的命名日宴會上，娜塔莎“勇敢而聰明”的惡作劇令人啞然失笑；在明月之夜，她抱膝飛向天空的渴望，又使人感到她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旺盛和奔放。青年時代，她熱情，但有時又流於放任和輕信。安德烈曾與她熱戀，但由於父親的反對，他不得不與娜塔莎推遲一年婚期。其間，娜塔莎一度迷戀於浪子阿納托爾，並與安德烈解除婚約，這在她生活中造成了第一次大波折。這一波折使她經曆了一場嚴峻的精神危機，在艱難地度過這場危機後，她成長了，對生活的認識加深了。衛國戰爭時，她的目光從小我轉向了民族的命運。娜塔莎要求家人讓車載傷員的情景，集中表現了她的愛國情懷。小說尾聲處，她已成為賢妻良母，並理解和支持彼埃爾的事業，這已經是一個未來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的形象。與此同時，小說充分展示了娜塔莎熱烈而豐富的情感，她與人民和大自然的接近，她的民族氣質。如在奧特拉德諾耶圍獵之後，娜塔莎一行來到鄉村的“叔叔”家做客，在簡陋的村舍和農人的三弦琴聲中，她覺得那麽輕鬆和快活。作家以歡快的筆調描寫了她與“叔叔”的民間對舞，讚揚了“這個在綺羅叢中長大的”小姐卻能懂得“每個俄羅斯男女心中的一切”，懂得“那種學不來、教不會的俄羅斯精神和動作”。小說中，這一形象使人感受到蓬勃的生命活力和真善美的魅力，也使人對與之對照的一切虛假醜惡的現象產生厭惡。顯然，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表示最欣賞小說中的娜塔莎形象並非偶然。
《戰爭與和平》藝術成就卓著。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詩性的長篇小說。托爾斯泰認為：“史詩的體裁對我是最合適的。”高爾基對此還有個生動的比喻：“托爾斯泰倘使是一尾魚，他一定是在大洋裏麵遊泳，絕不會遊進內海。”確實，托爾斯泰在這部作品中找到了充分施展自己才華的藝術天地。和同時代的許多長篇小說不同，《戰爭與和平》中的生活畫麵是以囊括一個曆史時期的巨大而完整的形態出現的，作者的藝術筆觸伸向了19世紀俄國廣闊的生活領域，“近千個人物，無數的場景，國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領域，曆史、戰爭，人間一切慘劇，各種情欲，人生各個階段，從嬰兒降臨人間的啼聲到氣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後迸發，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歡樂和痛苦，各種可能的內心思緒，從竊取自己同伴的錢幣的小偷的感覺，到英雄主義的最崇高的衝動和領悟透徹的沉思——在這幅畫裏應有盡有”（斯特拉霍夫語）。
它不僅再現了整整一個曆史時代，而且為人物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例如，我們在如此多樣的生活舞台上看到了彼埃爾、宮廷女官舍雷爾的沙龍、阿納托爾鬧事的房間、別祖霍夫伯爵臨終的病榻旁、鬆林中的決鬥場、共濟會的暗室、鮑羅金諾戰役前線、火光熊熊的莫斯科、法軍的戰俘營、未來的十二月黨人的秘密團體……生活內涵的豐富使人物形象格外地豐滿起來，而人物的廣泛活動也有力地拓寬了長篇表現生活的幅度。
托爾斯泰的敏銳，他的感知力和探索精神，使他在捕捉新的生活現象方麵確實遠遠超過了一般作家。但是，駁雜的生活現象在托爾斯泰那裏並不是無節製的鋪陳和簡單的羅列。在那涵蓋整整一個曆史時期的廣闊畫麵中包含著作家嚴格的審美選擇，大如曆史進程、民族存亡、戰爭風雲、製度變革，小至家族盛衰、鄉村習俗、節慶喜宴、個人悲歡，都納入了統一的藝術結構之中，從而也才有小說既宏偉、開放，又渾然一體的藝術效果。英國作家福斯特說得好，“當交響樂奏完，而我們卻感到那些組成交響樂的音符曲調已經獲得了解放，它們在整體的節奏中已找著了它們個人的自由。《戰爭與和平》不是也曾給我們這種感覺嗎？”
“當我們閱讀時，我們難道感覺不出管弦的宏偉音響在我們身後冉冉響起？而讀完全書之後，書中的林林總總——甚至包括那些戰策的目錄——不是像已獲得一種比當時實際情況所能允許的更為偉大的存在嗎？”
確實，《戰爭與和平》正是以其開放、力度和整體原則為小說的藝術結構，為生活的“宏偉音響”提供了一種美的形態。
毫無疑問，在《戰爭與和平》中的許多人物身上，可以找到作家本人和他的親友的某些影子。如老伯爵羅斯托夫與作家的祖父、老包爾康斯基與作家的外祖父、尼古拉與作家的父親、瑪麗婭與作家的母親、娜塔莎與作家的妻妹和妻子等等。托爾斯泰說，他在創作這部作品時，為了使自己對人物的把握更加清晰，甚至常常起用真實的親友姓名，到一定的時候再加以更改。但是，作家認為，他寫的人物都是經過典型化手段處理過的，其中包括“對許許多多同類人物的觀察”，因而與生活中的原型已大相徑庭。他在談到安德烈形象時強調：“安德烈·包爾康斯基——誰也不是，正像小說作者所刻畫的所有人物一樣，既不是作者本人，也不帶有回憶錄性質。如果我的全部創作隻是在於複製肖像，打聽別人，回憶自己，我將恥於把它們發表。”
《戰爭與和平》的問世在俄國文壇激起了強烈反響。岡察洛夫稱，托爾斯泰“已成為文學界真正的雄獅”。屠格涅夫則認為：“像托爾斯泰那樣的作者我們還沒有第二個”，他在公眾的心目中已“斷然占據了首屈一指的地位”。柯羅連科說：“在我目前這種幾乎有點病態的心境下，這部偉大、真實而平靜的史詩就像大自然那樣對我產生了一種深刻的撫慰作用。誰也沒有這樣真實動人地寫作過……它寫得寬廣、自由、誠摯、真實。形象是何等驚人的豐富，使這些形象生氣勃勃的生活又是何等地洶湧起伏。”他還說：“一般的藝術家，如果能從紛繁的現象中找到一條光明的小徑就認為自己是幸福的”，“托爾斯泰的藝術領域，不是小徑，不是林間小道，也不是一條大路。這是開闊的田野，深廣地伸展著，在我們麵前顯得廣袤無垠。1879年，《戰爭與和平》的第一個外文全譯本出版，當時僑居法國的屠格涅夫將譯本分贈法國文壇的著名作家和評論家，立刻又引起了一片由衷的讚美聲。福樓拜除了對小說中關於曆史哲學的議論不感興趣外，對《戰爭與和平》備加讚賞。他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寫道：這真是一部第一流的作品，他的確是一位擅長描繪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學家啊！我在閱讀這部作品的過程中，不時拍案稱奇，讚不絕口。”羅曼·羅蘭則稱讚“《戰爭與和平》是我們時代最浩瀚的史詩，是現代的《伊裏亞特》。”小說很快在世界各國廣泛流傳，被稱為“當代文學界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