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另類

第23章 這個皇帝雖然荒唐 但細按卻深有趣味

　　明武宗朱厚照，按說他已荒唐到家了，荒唐得不能再荒唐了，但歪打正著，在不經意間，他竟為人格獨立、個性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晚明人文思潮的崛起而開了一代先河。

　　曆史的碑氣有點怪，明武宗的碑氣更怪。他不想當皇帝、不得已而當了皇帝之後，便處處與皇權對著幹。他根本不把“存天理，滅人欲”的既定國策放在眼裏，並用實際行動來搗毀它。看似反常，實際上他是不想當圈養在皇宮中的皇帝，而一心想做無拘無束的自由自在之人。不過，一旦他獲得自由之後，他還是皇帝嗎？

　　成王不自在，自在不成王。

　　最高的權力，意味著最大的壓力。

　　無限的自由，意味著無窮的空虛。

　　（一）如果說李敖是根“攪屎棒”的話，那麽，明武宗朱厚照則更是一根“超極攪屎棒”，連佛祖都被他攪昏了頭，不知該把他打入地獄呢，還是該把他送上天堂？

　　正統曆史家們似乎很清醒，早就把這廝打入了十八層地獄。他們幾乎一致鎖定明武宗是中國皇帝中一個最荒唐、最無恥和最腐敗的昏君，恨不得把所有罪名和髒水都扣在他的頭上。

　　因此，明武宗可說是挨罵最多的一個皇帝，史家們罵夠了、也罵煩了，最後幹脆不屑於再提到他，說他本來就是一個大糞坑，隻能是越攪越臭。他本人就是一根“攪屎棒”，你若再去攪和，豈不更加臭氣熏天嗎？

　　然而，殊不知就憑這一點，也許就已經顯示出了這個“臭皇帝”自身特有的價值。說不準他正像出自汙泥濁水中的荷花一樣，可能還有一種芬香呢。

　　果然不出所料，當我翻閱了一些影印史料之後，這才驀然發現這位“正德”皇帝，在看似“荒唐”的地方，卻恰是他閃光的亮點。在看似極“不正經”之處，卻正是他最正經的地方。盡管他玩得很出格、很離譜、很霸道，但他卻玩出了一個時代的情緒，為晚明人文思潮的崛起而開辟了航向。玩歸玩，幹歸幹，他玩夠了，認真幹。玩得出格，幹得正經，這裏，不妨套用《紅樓夢》中的一句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

　　他遠征西北，平藩江南，鏟除劉謹，平定安化王，通曉梵語，擅長律藝……這些都是許多君王難以企及的。他幹出那些“不正經”、不合“祖製”傳統和違反“存天理，滅人欲”的言行，更是許多正統皇帝想幹而不敢幹的事情。

　　被史家們詬罵得最多的還是明武宗的生活糜爛，玩女人不分檔次，孕婦、寡婦、妓女、酒女、色目女、波斯女，見一個玩一個，玩得昏天黑地，不亦樂乎。這些都是事實，但比起那些擁有玩遍人間春色特權的皇帝來，明武宗還算是玩得最有真情實性的一個。

　　清代史家毛奇齡，曾有感於“不忍斥言人主之過”而為朱厚照寫了一本《明武宗外記》的小冊子，實錄其人其事，多少有點為他翻案的意思，至少是頗為客觀地評價了明武宗的功過。

　　我也曾想為這個被人罵得狗血淋頭的皇帝說幾句公道話，為此還擬定了一個簡單的框架，諸如：正德不正——明宮升起紅太陽；不是太子的太子；不想當皇帝，自稱是將軍；不住皇宮住豹房；不愛皇後愛民女；他把天捅了個大窟窿；他開皇店，把皇宮變成了商場……昏君不昏——除劉謹，平安化王；擒叛賊；斥群藩；征蒙古；戰“天理”，揚人欲；既有捅天皇帝，便有補天大臣（王陽明）人文悲歌——江南出了個唐伯虎，王陽明後繼有人；李卓吾橫空出世，狂簡之士愛武宗……然而，幾次提起筆來又放下了，因為在史學界思想僵化保守的情況下，我不想去趟這潭渾水。直到現在從“讀史熱”中彰顯出社會寬容度的時候，我才又想起了這位倒黴的皇帝。即便如此，我也還沒有精力像寫《人欲——奇人李卓吾》評傳那樣來寫明武宗，隻能小寫一下而已。

　　（二）人從兒時起，就有想做領袖，當皇帝的美夢，因此兒時玩的都是爭王稱霸，打江山的遊戲。尤其是皇帝，誰都想當。盡管皇帝不是每個人都可當的，但皇帝夢還是要做的。

　　然而，也有人本可以名正言順地當皇帝的，他卻不想當皇帝，偏要去做平民普通人。梁武帝雖然迫不得已當了皇帝，但幾次三番地鬧著非出家當和尚不可。宋徽宗趙佶就是當了皇帝也不安心，照樣熱衷於畫花鳥。明熹宗不想幹皇帝的苦差事，而一心去幹他的木匠活。

　　明武宗也不想當受大臣約束，為“天理”管製和傳統束縛的皇帝，而一心想做自由自在的普通人，即使不得已當了皇帝，也要把皇帝世俗化、平民化，直把皇帝不當一回事。

　　其實，這都是曆史“錯位”、機緣“失靈”，以致使這些錯生在帝王之家的人，陰差陽錯地扮演不適合他們的另一個角色。實際上，他們也是皇家祭壇上的一個犧牲品。

　　然而，由於他們不是當皇帝的料，不想也不會做皇帝，但偏又做了皇帝，這樣便自然會鬧出很多笑話來，結果必然是，不僅使他們成了犧牲品，而且也帶來了時代的災難，造成了社會的悲劇。但在不經意間，卻又料想不到地為曆史的進程留下發展的空間，也為社會的更新提供了特定的“機緣”。

　　康熙皇帝在他的臨終遺詔中說：在中國做一個皇帝，是一種多麽大的犧牲。所以他在遊金山寺時，曾感歎說：吾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入帝王家？

　　像康熙這樣風光的有為之君，尚且發出如此感歎，其他的平庸之君就更不用說了。

　　盡管當皇帝好得不得了，要風有風，要雨有雨，想殺誰就殺誰，想玩誰就玩誰，但縱有君臨天下之樂，但勢必失去做人之趣。

　　“君”與“人”，是兩個質地不同的“價位”和“品牌”。雖然各有其自身的價值與樂趣，但比較而言，“人”似乎比“君”更勝一籌。

　　皇帝雖然也是“人”，但他畢竟是政治化了的“工具”，是模式化和僵化了的“權利”符號。它更容易失去“人”的尊嚴、本性和樂趣，而成為“惡”的“另類”人物。正如馬克思說的：“對於君主，作惡比行善更有利。”

　　“不狠不惡”，就成不了君主、幹不成大事。但也因此而失去做“人”的尊嚴、本色和樂趣。

　　明武宗正好在“君權與人權”、“法性與人性”的選擇和機緣方麵出了問題。

　　他本來已做了皇帝，擁有了至高無上的“君權”，但他並不滿意，偏要固執地選擇“人性”，刻意要做一個世俗之人，爭取做“人”的權利。

　　首先，他認定自己不是皇家後裔，而是來自民間的凡人。

　　明弘治四年（1491）九月二十四日，明宮又誕生了一位皇子，他就是後來的明武宗朱厚照。朝廷上下都很高興，因為他將成為明代少見的是嫡長子身份的皇太子。

　　他本人也不負眾望，自幼讀書習藝都非常用功，又很懂得禮儀、孝順，是個乖太子。大家都說，太子將來準是一代明君聖主。

　　果然，待到他15歲即位時，一切都很正常，朝廷呈現出一派新的氣象。

　　但就在這時，早年就傳言他不是皇後所生而是宮女所生的孩子的謠言，不知為什麽複又傳揚開來。而且更加離譜，不但說他是宮女所生，而且竟傳言他根本就不是朱家的後代，而是來自民間的“野種”，是混進皇宮的“冒牌貨”。也就是說，他是一個假皇帝。

　　但事實上他已名正言順地做了皇帝，此事本來完全可以平息下去的，何必認真去追查呢？皇家的事許多都是說不清、道不明的，要是認起真來，那就沒完沒了啦！

　　然而，明武宗卻偏偏要認真、較勁，他非但不遮掩搪塞，平息風波，鞏固自己的地位，反而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殊不知，這種事情隻能是越攪越亂，不可能有結果的。要說有結果的話，那就是朝廷大臣們好不容易才把這場風波壓下去，但明武宗卻從此便留下一塊解不開、治不好的“謎團”與“心病”。

　　“我是誰”？“誰是我”？這個陰影一直籠罩著他，使他日益不得安寧，無法解脫。如果他是個聰明而成熟的政治家，那麽他一定會借助政治魔杖，玩弄權術，很快擺平自己。但明武宗卻大發神經，腦子像進了水一樣，不去裝糊塗，搞偽裝，他偏要打破虛偽的麵孔，揭下偽裝的人格麵罩，執著地和皇家與謠傳對著幹。你們說我不是朱家的人，我就承認不是朱家的人，你們說我來自民間，我就承認來自民間，但那又怎麽樣？

　　這分明是一種“逆反心理”，一種有意賭氣，也是一種變態和撒野。再進一步便是老子本不是朱家的人卻做了朱家的皇帝，憑什麽要為你賣命？倒不如借此機會，把朱家的天下搞它個人仰馬翻，以泄心頭之恨。

　　其次，他受不了“祖訓”、“祖製”和“皇權”的監護與鉗製，便執意“造反”、“對著幹”。為解決“鹽引”問題，他第一次與大臣們交鋒便敗下陣來。

　　所謂“鹽引”，就是指政府調撥給鹽商們的憑證指標，政府從中收稅，因利潤很大，故各家都在爭奪。名為“八虎”的宦官集團，為中飽私囊而屢與朝廷爭利，朝臣便以祖製和朝廷章法來加以阻攔、抗爭。

　　明武宗說，我看應該全給他們的鹽引。

　　以李東陽、劉健和謝遷為首的顧命大臣，當即頂了回去，表示不能全給，更不能放縱內官（即宦官）胡作非為，壞了鹽引法的大事。

　　明武宗一聽就發火了，他板著臉說，天下事豈是內官能壞得了的？這個道理難道諸位先生都不懂嗎？說罷拂袖而去，當晚飯也不吃，氣得他直咬牙，說我就是不準，看你們把我怎麽辦。但次日當接到三位顧命大臣集體辭呈時，他又慌了手腳，忙說這哪是那呀！於是隻好發話，說昨天聽了卿等的麵奏，今天又看了你們的奏疏，我已想通了，就按卿等的意見辦吧。

　　此事雖然解決了，但給武宗留下的卻是怨恨。心想：我剛即位伊始，你們就給我一個下馬威，用祖製法規來壓我，往後的日子還能好過嗎？從此他就懶得上朝理事，一切交由司禮監上傳下達，搞公文旅遊。執掌鍾鼓司大權（即皇帝的貼身秘書）的太監總管劉瑾，即具體負責這個差事。這樣“八虎”（馬永成、穀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劉瑾、高風）集團的勢力很快就膨脹起來，他們便慫恿明武宗與朝臣作對，又助他胡作非為。

　　於是，在這幾種原因的推動下，明武宗便率性放開手腳，執意與朝臣、祖製和皇權“對著幹”，由此而引發了一場“皇權與人權”、“法性與人性”的糾纏和貼麵衝撞的鬥爭。

　　限於篇幅，下麵姑且引述幾個例子。

　　（三）“好一棚大煙火啊”！

　　明武宗即位以來，每年在上元佳節時都要以“張燈為樂”。正德九年正月，恰逢寧王朱宸濠獻來許多可以懸在壁上和柱上的掛燈，極為奇巧。為了放煙火，又在殿簷下設氈以貯存火藥，準備施放。但由於疏忽大意，消防不力，便發生了一場大火。偌大一個乾清宮，從二更天一直燃燒到天光大亮，頓時化為灰燼。

　　當乾清宮火勢正盛時，明武宗像往常一樣，正忙著去他的“新宅”取樂。他眼睜睜地看見乾清宮成為一片火海，既不焦急，也不關心是否有人去救火。臨行時，隻回頭看看火光衝天的乾清宮，對左右的太監們笑著說：你們快看，好大一棚煙火啊！

　　仿佛那燒的不是自家的乾清宮，而是別人家的大房子，所以他才幸災樂禍地說了那句令史家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渾話”，認為他患了“神經官能症”，要不就是“發了瘋”，聊以自嘲、自慰。

　　其實，他的心態並未失衡，神經也很正常。他心裏很清楚：我是“人”，而不是什麽皇帝，更不是替朱家賣命的皇帝。所以他認為，朱家的天下是否江山永固，正像乾清宮瞬間化為灰燼一樣，都與我無關。要燒就燒，要完就完，他隻是一個看客，旁觀者，現在他欣賞的隻不過是“好大一棚煙火啊！”

　　因此，他毅然地離開了皇帝住的宮殿，而悠然地去到隻屬於他特有的“新宅”，寧肯與虎豹為伍，也不願同那班顧命大臣鬼混在一起。盡管夏皇後賢惠得體，宮妃們一個個風情萬種，美若天仙，但那都是皇家之物，所以他不想和她們呆在一起，而寧願去“豹房”和外來的色目女郎談情說愛。

　　可見，他雖然是一國之君，但“君權與人權”、“法性與人性”，他分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說，雖然沒有了君權他就會喪失一切，沒有了法性人性也就失去了依托，沒有了存在自由也就蕩然無存，但他為了“人”的尊嚴、本色與自由，他寧肯拋棄已到手的君權、祖製和法性。在無法解脫君權、祖製和法性對他的製約時，他就遠遠地躲開它，乃至拚命地作踐它、糟踏它。因此他見乾清宮著火時，才幸災樂禍地說“好大一棚煙火啊！”心裏想的是：燒吧！燒吧！讓所有的皇宮都燒起來吧！

　　其實，這也是燒他自己，燒的是他的“心”。但他愜意，他甘願受這種煎熬，更希望在烈火的煎熬中獲得“人”的覺醒與新生。

　　《紅樓夢》中的公子哥兒賈寶玉，也每每後悔為什麽生在這種大富大貴之家。為此他也花天酒地，胡作非為，同時也拚命作踐自己、打破自己、尋找自己、實現自己。正如作者說的：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盡管明武宗是一代君王，不是一般的花花公子，但在維護人的尊嚴、本色和追求人的自由方麵，他又儼然是生長在皇宮中的又一個賈寶玉。在這點上，他們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不當皇帝，寧肯當商人俗說話：“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但已經登上皇帝高位的明武宗，卻像水一樣偏往低處流。有一天，他突然心血來潮，命人到北京西城去開設了一家“花酒鋪”。即今人說的“酒吧”。賣酒的女招待，都是漂亮的女郎。明武宗既是為了賺錢，但更是為了以此來取笑搞樂。

　　更離奇的是，他叫人在紫禁城北邊的玄武門左右城牆下，開設了一條商業街，內設“寶和”、“寶延”等六店，出售各種生活用品。離此不遠的“郎下”酒家，則專門賣酒。酒是宮內自造的，店裏員工則是由宮中太監擔任，宮女既扮成老板娘，也有的扮成T情勸酒的妓女。還有各種絲竹樂器演奏，實際上就類似於今日的酒吧、歌廳和夜總會。

　　明武宗則裝扮成商人，他頭戴“瓜拉帽”，身著錦緞長衫，穿一雙圓口布鞋，手搖折扇，大搖大擺地來到這裏。他先逛寶和店，後逛寶延店，待所有的店鋪都逛完後，才哼哼哈哈地鑽進酒鋪。每到一處，他都操著市井俗語，和店員們討價還價，而且斤斤計較，寸利必爭，大有火中取栗的商人本色。但來到酒鋪見到女招待時，他一下又成了打情罵俏的老嫖客。

　　在商人地位還不高的明代中晚之季，一位至高無上的皇帝地以扮商人為樂，這在當時來說，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行動。此消息不脛而走，商人們都大受鼓舞。這對晚明時期商品浪潮的崛起，客觀上起到了推動作用。也就是說，明武宗隻不過是以扮商人為樂，但殊不知他這一樂，卻導引出稍後滾滾而來的商海洪波和一股勢不可擋的人文思潮。

　　與明武宗同時代也是他的子民的唐伯虎等江南畫家們，即受此鼓舞，也仿效皇上“閑來寫就青山賣”，開始學著做生意了。唐伯虎說：書畫詩文總不工，偶然生計寓其中。

　　肯嫌鬥粟囊錢少，也濟先生一日窮。

　　盡管說得矜持而又可憐，但總比過去羞於談錢進了一步，現在敢於公開以畫賣錢了。他把“作品”當“商品”來兜售，說明畫家們已經具有了“市場意識”。賺了錢後，繼而又激發了他們對“人欲”的更大追求和對“自由”的向往。這一社會效果，是明武宗始料不及的。他壓根兒也沒有想過，要成為引導時代潮流的開明君主，原隻不過朦朦朧朧的自我滿足而已。但對一個封建皇帝而言，這已經是難能可貴了。事實上，皇帝扮商人，明武宗確是開天辟地第一人。

　　然而，更離奇的還是他不當皇帝，突然正式下詔把自己降為將軍。

　　早在正德十二年九月間，即進軍西北前夕，為了調撥各路軍馬錢糧，明武宗就曾發布過“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的印信和稱號，當時就受到大臣們的質詢，皇帝禦駕親征就是皇帝禦駕親征，何必又自稱是什麽“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呢？這樣不倫不類的，既不合祖製規定，又不合乎朝廷法度。

　　正德十三年七月間，明朱宗在巡視北方邊防時，又舊號重提，而且這次更離譜。他在詔書聖旨中明白無誤地宣稱：今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隨帶人馬，或攻或守……詔書中所言的“朱壽”，何許人也？大臣們都猜不出他是誰。“六軍”隻有皇帝才能統率，莫非他就是皇上不成？但哪有皇上自己給自己下命的呢？再說皇上明明叫朱厚照，何時又改名為“朱壽”的呢？

　　當大臣還沒有弄清楚時，四天後又傳來了一道諭旨，而且更離奇古怪，他居然自己封自己是“公爵”（即後來自稱的“鎮國公”）。這還不算，他甚至要吏、戶二部給他發俸祿（每年支祿米5000石），這下更把大臣們搞糊塗了，也搞煩了。他們怎麽也想不通，作為皇權和禮製化身的皇帝，為什麽要帶頭破壞天經地義的朝廷法變？皇帝為什麽要自己搗毀自己的江山社稷？這不是把大明王朝連同他自己一起推在油鍋、刀叢中去滾嗎？於是，朝臣們忍無可忍，冒著殺頭的危險，公然給他列了四大罪狀：一、既為皇帝，“安得一身為君而出令，又安得一身為臣而奉令”？其理不通，名不正言不順。

　　二、既為天子，本有四海之富，何必又巧立公爵之名目而索取俸祿？有失天子身份，大損皇家之威嚴。

　　三、朱厚照之名，是按朱家祖製血緣和皇族世襲製度取的禦名稱謂，實為當代皇權的標誌，且天下臣民皆知。現在突然易名為朱壽，不僅混淆了“君與民”和“君與臣”的特定關係，而且也打破和顛覆了世襲的皇權秩序。

　　四、大將軍是“人臣職事”，如果隨意“加之人主”，那就意味著冠履不分，本末倒置，顛倒了君為臣綱的祖傳製度，也混淆了“君與民”本質的區別。

　　其實，說來說去，無非就是明武宗膽大妄為，居然把皇家的世襲製度和皇帝的威嚴視為兒戲，全然不把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權”放在眼裏。時而把“皇帝”降為“將軍”，時而把“皇帝”扮成商人，時而把“皇帝”當成漁翁（他在南下時親自下水去捕魚），時而把“皇帝”當成嫖客……這與那些為了微服私訪而扮成普通人的天子大為不同的是，他完全是以假當真，以真亂假，公然把“皇冠”踩在腳下，敢把皇帝拉下馬，然後以世俗之人來取而代之。

　　也許明武宗還沒有意識到，他的這些言行實質上正意味著他在“反皇權、反權威、反傳統”。他反對和打破“皇權模式”的目的，無非是想營造一個人性化和人欲化的空間。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特定的情緒。

　　正如歌德說的“不論你們的頭腦和心靈多麽廣闊，都應當裝滿你們時代的思想感情”。

　　幾乎與明武宗同屬於一個時代範疇的西方思想家和散文家蒙田，便傳來了一個時代信息，幾乎與明武宗的“反皇權、反權威、反傳統”的“異端”行為不謀合合，也和明武宗死後不久而生的李贄的反權威、反傳統和爭自由、揚人欲的思想不謀而合。

　　我曾在《禪的人生與藝術》一書中，寫下了以下一段話：在李贄的“是非無定質”論中，幾乎把孔孟的大哲形象的外衣一下撕了個精光，而且從他們的骨子裏還狠狠地捅了幾刀。在他的心目中，孔子除了“唯酒無量”之外，“其餘都與大眾一般”無二，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甚至在某些方麵，他還不如芸芸眾生。

　　蒙田也曾認為，所謂帝王並非龍種，隻不過是衣著華貴罷了，脫下華袞龍袍後也是條俗漢子，說不定比他的小民百姓還要低賤。在他看來，先哲大賢也和凡人一樣。比較而言，凡人更具有純潔的心靈，憨厚的個性，更富於人格和人性之美，較少那種爭權奪位的虛偽狡詐之術。他說：“即使我們坐在世界最高的寶座上，我們也還不過是我們自己而已”。又說：“帝王和鞋匠的靈魂出自同一個模子”。

　　想不到法國思想家蒙田的這一觀點，竟越過海洋在中國思想家李贄的身上表現出來。二者不謀而合，都想到一起來了。這既是他們的契機，也是曆史發展之必然。誰又能阻擋得了這股人文主義思想的社會潮流呢？再看，如果說在王陽明那裏。必須滅除“人欲”之後，才能套上“天理”的華袞外衣的話，那麽，在李贄這裏，“人欲”則大可不必滅除殆盡。“天理”也無須乎那麽純而又純，善而又善，甚至不妨允許“私欲”，即所謂“惡”的存在。因為，在他看來。“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藏書》）這就是當時著名的“人皆有私說”。

　　如果說李贄與明武宗還相距幾年的話，那麽，“心學”的創始人王陽明則是明武宗手下的一位重要大臣。寧王朱宸濠造反，就是王陽明替他擺平的。

　　這位“拿刀的哲人”在他的“心學”中，雖然同朱熹的“理學”一樣，都是為了挽救封建王朝而旨在“補天”，但由於他太突出“心”的作用，在強調儒家六經是“吾心之常道”時，客觀上就貶低了儒家經典的權威。再經王門後學的發揮，便更加“走火入禪”了。

　　既然儒家經典是“吾心之常道”，那又何必去求聖人呢？既然“心就是理”，那所謂“天理就是人心、人欲”了。再一發揮，便成了至理名言：“此般至理人人有，莫向三家紙上尋”。當時連市井小民都知道：眼前是夫子，何必求聖人呢？

　　這樣，一般洶湧澎湃的人文思潮，便從王陽明倡導的“心即理”中扒開了一道缺口，從而形成了反權威、反傳統、反理學和爭人欲、爭自由、揚人性的滔滔洪流，直接衝擊著朱家王朝業已腐朽的堤壩。而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恰是明武宗自己。

　　這看起來有點反常，作為大明王朝的一代君王，怎麽會自己拆自己的台呢？他非但不想方設法地去維護自己的江山社稷，怎麽反而去作踐自己，搗毀自己的江山呢？這不是發神經嗎？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把朱家王朝看成是自己的天下，也不想去當朱家的皇帝，他隻想做一個世俗之“人”。即使脫不下皇袍，也要把皇帝徹底“世欲化”、“平民化”，使他像一個“人”。明武宗在遠征西北的“應州戰役”中的確打了一個漂亮的勝仗。他指揮若定，從容應對，運用“口袋戰術”打跑了蒙古鐵騎，而且親自上陣揮戈殺敵，足以顯示出“威武大將軍”的神威，而決不是一個“神經官能症”。

　　明武宗遠征西北，幾次平藩，雖然不排除他也帶有“玩”的天性和玩的因素，但他的“玩政治、玩戰爭”同他“玩女人”、“玩寵物”一樣，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顯示他作為“人”的存在的價值，即人的自我實現與自我完成。同時也顯示了他人欲膨脹、人性覺醒和反權威、反傳統的“狂狷”個性與“異端”品格，而這些恰好是晚明人文思潮的核心。

　　在不經意間，被他的臣工王陽明陰差陽錯地引進在他的“心學”之中，然後又經李贄等“狂簡”之士們的疏導，便形成了晚明人文思潮的滔天巨浪，直接衝刷著朱家王朝。

　　（四）“祖製”、“祖訓”、和“皇權”，固然是明武宗與朝臣們經常貼麵衝撞的焦點，但比這更大的正麵交鋒的還是“天理與人欲”、“自由與綱紀”的衝突。

　　從朱元璋建國到正德時期（1368～1506），可說是明初最保守的階段。“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士之防閑於道域，而優遊於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儒林記》）。可見，與明初嚴密的政治統治相適應的，在思想文化領域內不是別的，而恰是“程朱理學”。所謂“非朱氏之言不尊”，就像漢武帝“獨尊儒術”一樣。明朝統治者是打定主意要恢複而且獨尊儒家道統的。至此，理學大見成效了。傳統的儒家思想，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本來就根深蒂固、盤根錯節，如今再由統治者把早已“發酵”的浸滿儒教毒汁的理學挖出來，那就更加臭氣熏天了。所謂“有質行之士，而無同異之說”的強製推行的結果，必然是理學的一統天下，即“述朱時期”。

　　上之所倡，下必趨焉，社會的價值取向最能左右時代的風尚。當時的“名儒”、“醇儒”們，“一稟宋人成說”、“恪守宋人矩”，“非朱氏之言不尊”。有的連做夢都以見到孔聖人為快，那怕在夢中給朱熹站班侍坐也是莫大的榮幸。“金雞忽報春窗曙，惆悵殘魂帶病吟”。倘若美夢被一聲雞啼打破了，反倒懊悔不迭。如果說唐詩中寫的那個少婦是因為擔心黃鶯的啼叫會影響她夢見遠在遼西的丈夫，那麽明代的儒生們則怕金雞打破了他們夢見朱熹的黃粱美夢。足見當時的名儒們，大多已成了理學的信徒和奴隸。這是朱熹生前和死後都不曾享受過的殊譽，想不到在這時卻變成了現實。

　　然而，好景不長。明代文化機製內部的深層結構，很快就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既是“國家的需要”，就不能說隻限於統治者自身主觀上的需要，而同時還要看社會對理論的選擇機製。而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如何呢？正當明代統治者承襲元朝理學而亮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利劍，儒生們正為“性即理”還是“心即理”爭吵不休的時候，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的戰艦，已先後駛進了中國的沿海諸島。接著，早已擺脫了中世紀蒙昧主義的利瑪竇、龍華民、熊三拔、畢方濟、鄧玉函等一大批傳教士，已紛紛跨進了東方這個古老的城堡。這股來自西方的海嘯，不比當年從蒙古高原上刮來的西北風那麽容易“消化”。因為它畢竟是代表當時西方文明的“海洋”文化，這是古老的農耕文化一時“同化”不了的。那些精通天文地理等科學知識的傳教士們，也遠比當年鳩摩羅什和達摩等大師要強得多。

　　明武宗當政時期，這股“海嘯”雖然還沒有刮到紫禁城，但文化思想是沒有國界的，該來的早遲都會來。即使“海嘯”未至，但國內早已風生水起了。清代思想家顧炎武的眼睛很亮，他早就看到：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其所從來。而文成（王陽明）以絕世之資，唱其新說，鼓動海內。說得明白，在“弘治、正德之際”，也就是明孝宗和明武宗父子執政時期，當時的社會“風氣”（即人文風氣的先聲），就已經“從所未有”地“鼓動海內”了。再加上王陽明心學和門徒們的鼓唱，就更加使“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朱子者，即倡導“存天理，滅人欲”的朱熹）但社會越開放，舊的保守勢力也越會加倍反擊、鎮壓。明武宗越是把“人欲”淩駕於“天理”之上的時候，那些道學的袞袞諸公們便越是用“天理”的利劍來對付他。

　　正德十三年二月間，明武宗的老祖母“慈聖康壽太皇太後”逝世時，他趁去送葬的機會，又宣布要到各處去巡幸。這時朝臣道學家們便紛紛反對，最後由新科狀元舒芬代表眾人寫了一封奏疏，亮出的“王牌”就是“天理”。他說：“陛下不以一己之哀痛，致臣民之悲號，亦天理也。但以禮論之，不知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難，有此輕身者乎？”然後認定：“可見陛下孝誠之未至，天理之未充，而人欲得以乘之也”！

　　這位新科狀元越說越大膽，越說越有理。連焦竑這樣的開明之士，也稱他是“不負大科”（見《玉堂叢語》），因為舒芬說得太“精彩”了。奇文共賞，姑將原文照錄錄於下，以飽讀者諸君眼福。

　　陛下不亟審察，則人欲之乘，無有窮極。臣恐一騎北奔之餘，目中無山陵而有宣府。雖大行梓宮，有不遑恤者矣！聖德剛明，必無此過，但人欲之攻天理，其執斷有不可者焉。萬一視陵之後，此心莫製，而遂出關。則是惟陛下荒謬淫嬉之謗，終不可白於後世。……君受謗於後世。祖宗朝廷有不羞恥，是皆一念之未充，人欲乘之故也！且人欲之乘天理，其害豈止於是，將使三綱盡淪，九法盡敬（音yi或do，敗壞，）。君子盡製於小人，中國盡入於夷狄。……伏願陛下由此奔喪一念之孝誠，充擴天理，遏絕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聽臣之言，不為此行，以判天理人欲之大分，則聖學昭茲，天下服矣。明武宗看了此奏章後，出奇的是並未光火，反倒一笑置之不理，照玩不誤。他就是要以“人欲”來侵害“天理”，對舊有的三綱九法，等級秩序和倫常道德，搞亂就搞亂，有何了不起？他對左右侍從們說了句充滿市井江湖氣息的粗話：別在老子麵前談天理，我就是天理，我就是人欲。

　　他當時既未動怒，也沒有收拾舒芬。直到次年四月，當他要南狩時，舒芬又跳了出來大喊“存天理，滅人欲”。這時，他才下令將舒芬等107人，押至午門，先“罰跪五日”，然後“詔杖六十”。猶不解恨，又將舒芬“特調外任，永不重用”。

　　當然，不能以此就認為明武宗是導引人文時代潮流的先軀，因為他畢竟不知“人文”是什麽東西，恐怕想都沒有想過。嚴格地說，這位大玩主，這根“超級攪屎棒”，根本就沒有什麽思想建樹。他除了玩女人、玩老虎、玩臣工、玩和尚、玩人生之外，別的似乎就懂得不多了。因此，他隻知道“破壞”，不知道“建設”。他一方麵在否定“權威”，一方麵又在樹立新的“權威”。他反對“皇權”，卻又離不開“皇權”。他不想當皇帝，但又始終在做皇帝。他以“異端”自詡，卻又不準別人“異端”。

　　說來說去，他終究還是一個皇帝，一個世俗化了的皇帝，一個非常有個性的皇帝。說白了，他就是一根“超級攪屎棒”。

　　不過，歪打正著，他居然陰差陽錯地“攪”到了時代的“焦點”上。除了上述的之外，下麵不能不提到他人性的另一麵。

　　這就是他在“不正經”中，也有“正經”的地方。如“玩和尚”、“玩女人”……（五）明武宗並不像史家們說的是個胸無點墨的花花天子，他從小畢竟受過宮廷的正規教育。他當太子時讀書也很勤奮，這隻要看看他與大臣楊一清唱和的12首詩和他在南京遊雨花台時寫的詩文，以及他在山西應縣木塔上題寫的“天下奇觀”四個楷書大字，即可知道他還是有一定文化功底的。

　　在音樂方麵，明武宗更是一個天才。他曾創作過樂譜《殺邊樂》，聽過的人都說好。他也很會欣賞戲劇，常在宮裏搬演雜劇。南巡時在楊一清家裏，還看過《西廂記》。他邊看邊點出“戲眼”在何處，均能說到點子上。

　　至於在佛教修養方麵，則更是無師自通，具有天然的佛性靈根，悟性極高，一點就通。所以史家稱他“上於佛梵語，無不能曉”，這並非“誇大其辭”。

　　明武宗從小就與佛結緣，對佛、法、僧這“三寶”頗感興趣。明宮向來崇奉喇嘛教，從明成祖封烏思藏為法王之後，一直到弘治、正德年間，宮廷中都供著喇嘛活佛，被封為國師的大有其人。至於禪師者，更是往來不絕，經常雲集宮中，講經說法，參禪悟道。

　　明武宗從小除了混跡於脂粉隊中外，便是與番僧為伍，聽他們念經擊缽，練功念咒，他自己也跟著學。所以，他後來主要就是與喇嘛活佛們來往，向他們學佛，為他們提供方便，或賜與金帛，或賜與封號，總之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甚至撥給房產地產，給予官爵。在這方麵，他不惜財力物力，也舍得花時間。不消說，他又遭到朝臣們的反對，但他同樣是我行我素，照樣學他的佛，參他的禪。在這方麵，各類史書中都有許多記載，不必細說。

　　這裏要說的是，他為什麽要禮佛參禪？這也是當時大臣都搞不懂的問題。是單純的“玩和尚”嗎？

　　《玉堂叢語》中載有一事說：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聞之，無徵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傳。尚書珪佯不知，執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上弗問，田亦竟止。這個尚書厲害，把明武宗說得啞口無言，結果是不了了之。這看有點像玩遊戲，更笑人的是，有一次明武宗又跑到他自稱是“家裏”的宣府去玩樂，時值迎春之際，他看罷百戲之後，便叫人準備了幾十輛彩車，又叫來許多婦女與和尚，一同混雜於車內。在每輛車蓋上懸吊著許多彩球，然後叫那些光頭和尚用頭去頂球，又讓那些婦女用嘴去含球。當車飛跑起來時，彩球晃來晃去，和尚們怎麽也頂不著，婦女們也含不著，他們都爭著去搶球。明武宗見了，大笑不止，他“以此為樂”也。

　　這當然是在“玩和尚”了。

　　不過，有時看上去又是很認真、很虔誠的。

　　“烏思藏”，不知是不是就是今天的西藏。當時，它是一個小國，常派“祝發僧人”來大明傳法修好。有一次，一個叫“我些兒”的大德法王，作為該國的使者來到明宮。明武宗熱情地供養他，並向他“誦習番經”。史書雲：上誦習番經，心皈其教，常披番服，演法內廠。綽吉我些兒並左右侍，作沙門弟子。這樣看來，仿佛又是認真的了。

　　還有一次，西宮大應宮人，有些想削發為尼。明武宗不僅準許她們出家，而且還親自當她們的“剃度師”。他一邊為她們剃發，一邊念“剃發偈”、“今以戒刀，斷汝之發，令汝塵情水滅，梵行增長。此乃曠劫多生之因緣，非今朝偶爾之僥幸……”

　　其一戒一刀，一言一行，皆中規中矩，合乎佛法禮儀。足見他在佛法修行方麵，已經有了一定功底了，並不是一味鬧著玩的。正如他說的：我與佛有緣。

　　至於禮佛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求得“解脫”，求得心靈上的安寧。這與他一心想發現自我，實現自我，完成自我，徹見自己的“本來麵目”，恐怕是一致的。

　　那些追求人欲，向往自由，反對權威和傳統的人文主義者，大多與佛結緣，向禪靠攏。從王陽明到王門信徒，從唐伯虎到李卓吾，他們幾乎一個個都是禪門居士，佛門的俗家弟子。

　　明武宗雖然不是人文主義者，但在皇權與人權、法性與人性的衝突中，他卻偏重於對人欲與自由的追求，這一點“心的火花”，不能不在佛光中燃燒起來。這也許正是他與佛結下的“機緣”。盡管最後沒有成功，但他這樣做了，盡心了，也不會有太多的遺憾。

　　因為成功並沒有統一的標準，也不可能用一個統一的尺度來衡量。隻要努力了，盡心了，即使失敗了，也是成功的一部分。

　　（六）至於“玩女人”，確是明武宗的一大“敗筆”，就是想為他開脫也很難。

　　六宮佳麗玩膩了，便跑到宮外去四處搜巡，而且每到一處都要搶人妻女，奪人所愛，鬧得地方雞飛狗跳，不得安寧。

　　他到北方一家酒店與李鳳姐打情罵俏，演了一出《遊龍戲鳳》；後又到南方揚州選美，搞得“民間洶洶，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盡”，又演了一出《拉郎配》。

　　他的“豹房”，既是他的“新家”，又是他的“愛窠”。他玩過的美女與“男色”，多得來無法統計，而且花樣也多，數不勝數。

　　其中最出格的恐怕要數玩孕婦了。正德十一年間，有一個名叫馬昂的閑職將官，趁明武宗到宣府巡幸時，他便靠老朋友江彬的引見受到明武宗的關愛。因為他早已得知馬昂的妹妹非常漂亮，雖然已知她和畢指揮結婚懷孕了，但明武宗還是不肯放過。等召來一看，果然是國色天香，且嫻熟胡樂，精通蒙語，又善於騎射。於是也不計較她是有夫之婦，懷孕在身，當即便帶回豹房。其兄馬昂也一步登天，成了國舅。

　　此事在朝廷立即引來一場軒然大波，朝臣猜測皇上已25歲了，尚無皇子，現在將一個孕婦帶進宮來，是否也想來個魚目混珠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又會上演呂不韋進孕婦而生秦始皇的鬧劇了。於是群臣反對，皇宮亂成了一鍋粥。

　　但明武宗卻置若罔聞，拒不聽諫，照樣與馬姬玩得樂翻了天。但馬姬正得寵時，卻突然遭到冷落。原來有一天，明武宗到國舅家去飲酒取樂，席間他對馬昂說，聽說你的愛妾很美，勝過你妹妹，何不喚她出來陪我玩玩呢？

　　馬昂推說愛妾有病，恕不能奉陪皇上，改日……話未說完，明武宗就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從此馬昂丟官，馬姬被遺棄了。朝臣們以為皇上幡然悔悟，誰知其中此事變故的機緣。

　　權力與美女，正如政治與金錢一樣，一旦攪合在一起時，便會播弄出人間悲劇與鬧劇，衍生出社會的畸型與怪胎。

　　明武宗的“豹房政治”與“豹房情緣”，實際上正是這樣的產物。從某種意義上看，它已超出和突破了人性、人欲和人文的“底線了”。就此而言，說他是中國最荒唐的皇帝，恐怕一點也不冤枉他。

　　然而，荒唐之事，必然出自荒唐之人，荒唐之人，必須出自荒唐之夢。正如曹雪芹居士說的：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宴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泡，古今一夢盡荒唐。

　　他說：“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那麽“細按”明武宗的“荒唐”之舉，是不是也“深有趣味”呢？

　　不必急於下結論，先看一看明武宗與劉良女的“情緣”再說不遲。

　　劉娘女並不姓劉，她的名字恐怕是後人從“娘”字中分拆出來的。她的身份也眾說紛紜，有許多版本。比較可信的還是《明武宗外紀》，稱她是“劉姬”，是大同代王府教坊中的一名歌女。她的父親劉良是一位出色的樂工，她的丈夫楊騰也是王府中的樂工。劉姬在當地很有名氣，彈得一手好琵琶，又擅長一種叫“渾不似”的樂器。歌也唱得特別好，更具有北方女郎打球走馬的特技，所以人見人愛，相當走紅。

　　明武宗到大同巡遊時，曾扮成一個青年軍官去王府教坊取樂。當時，大同是北方邊防重鎮，又是一座曆史名城。四方商賈雲集，文人匯聚，熱鬧非凡。在眾多玩客中，劉姬慧眼識金，一眼就看出這位年青軍官氣度不凡，鶴立雞群，顯得風流豪爽，英氣逼人，於是主動上前去與他打招呼。

　　明武宗一看，更是一見鍾情，恨相見太晚。他又是情場老手，加上劉姬秋波頻送，慣會打情罵俏。因此幾句話後，二人便如膠似漆，再也分不開了。他當即將劉姬帶到“家裏”，二人便逍遙於巫山雲雨的美夢之中。

　　此事早有人向代王報告，說有個軍爺把劉姬帶走了。代王一聽怒不可遏，說誰他娘的吃了豹子膽啦！竟敢在我的地盤上來撒野。他立即帶了一幫打手，四處打聽搜查。有人告訴他劉姬被一個軍爺帶走了，還說要將她帶到“豹房”中去，他料定可能是當今皇上。再一打聽，果然是皇上。心想：也隻有住在“豹房”的皇上，才有此“豹膽”。於是連忙上書請罪，說明情況，請求寬恕怠慢之罪。明武宗正在興頭上，懶得管他。隻傳話給他，說沒你的事，你隻要給我把劉姬的丈夫楊騰擺平就行了。

　　不久，明武宗便將劉姬帶回皇宮，從此形影不離。“寵冠諸女，稱美人，飲食起居必與偕，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侍，皆呼之曰：‘劉娘娘’雲”。一個小小歌女，“一朝選在君王側”，便立即身價百倍。“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在明武宗的眼裏，劉姬就是他心中的太陽、寶貝、夜明珠，口口聲聲稱她是“美人”。在眾侍從的心目中，劉姬儼然成了正宮皇後，呼之曰“劉娘娘”。自從有了劉姬之後，明武宗變得“老實”多了。

　　明武宗南巡時，他也舍不得丟下“美人”獨守豹房，決定帶她一起暢遊江南。隻因行色匆忙，一時不便同行，便先把劉姬暫時安排住在通州張家灣。

　　此地早已開設了“皇店”，是明武宗的“聚寶盆”之一。劉姬便暫住在這裏，並約好他先行一步，待安排好後就派人來迎接她。為防有人作怪，又約定憑簪走人。因此，臨分別時，劉姬從頭上取下一根金簪交與明武宗，說你派人來迎接我的時候，叫來人帶著它，我見簪即來。“非信，不敢行”。

　　商定好後，明武宗這才依依不舍地與劉姬分手。不料，在過蘆溝橋時，禦馬失驚狂奔，明武宗把金簪弄丟了，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明武宗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迭聲地說，把“美人”丟了，這可怎麽辦呢？侍衛隨臣左勸右說，好歹才把他哄走，繼續前行。及至到了臨清，明武宗才派人去迎接他的“劉美人”。

　　但劉姬見來人無簪作憑，即說“非信，不敢行”。來人隻好空手而回，將情況如實回奏。因為要忙著趕路，隨行侍衛臣工們都勸皇上，不如就此作罷，讓“劉娘娘”就住在張家灣，或回皇宮得了。皇上也不必掛念，還是趕路要緊。再說，沿途美人有的是，南京、蘇杭、揚州，都是“美人窩子”，還怕沒美人陪伴嗎？

　　明武宗不等他們說完，便衝著眾人怒斥說，你們都是一群糊塗蛋！哪裏知道美人難找啊！我是除卻巫山不是雲，非劉美人我不愛……說罷，“乃獨乘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親迎之，並載而南”。

　　當夜，“內外從官”，還一無所知。直到次日離開臨清時，大家才發現“劉美人”已被皇上星夜親自偷偷地接來了。於是臣工隨行者都竊竊私語，說都言皇上花心，見一個愛一個，老不正經，現在看來，皇上也有正經的時候，他對劉娘娘就很癡情。

　　皇家車隊到了揚州時，明武宗又野性大發，除了選美之外，還準備圍場打獵，又傳諭旨：禁止民間養豬。這簡直是胡鬧、瞎折騰了。左右誰勸說都沒用，他非要一意孤行不可。這時，劉姬發話了，她對明武宗說，皇上！你這分明是勞命傷財，騷擾百姓。這樣也太離譜了，老百姓離得開養豬嗎？再說，你也要吃豬肉的呀！民間不養豬，我們還能吃上豬肉嗎？再說了，打獵也應適可而上，要看在何時何地……一席在情在理的話，說得明武宗臉上火辣辣的，本想發火，但一看劉美人似笑非笑地嬌嗔模樣，又強忍著說，算啦算啦！我收回成命不就結了。史家曰：“賴劉姬諫而止”。

　　車駕到了南京，明武宗在接見當地官員時，每每讓劉姬同他一起共同亮相，儼然視之為皇後。凡是到各壽廟進香禮佛時，也同劉姬一起跪拜燃香祈禱。所賜各寺廟的經幢旗幡上，都寫上“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與夫人劉姬施用”，以此向佛祖表示，這是他朱壽和妻子劉姬共同所作的功德。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終都沒有承認自己是朱家的皇子皇孫“朱厚照”，也不是什麽皇帝，而是臣民中普通的一員“將軍”與“公爵”，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朱壽”，而現在的妻子叫劉姬，不是什麽別人替他娶的“夏皇後”。

　　可見，他把“皇帝”與他“自己”，始終是剝離、分開的。旨在強調他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被人玩弄的“政治工具”，不是一個為了政治需要而不得不心黑手毒卻又裝著慈善笑臉的“君王”。

　　也許悲劇與鬧劇，荒唐與不經的根源就在這裏，一個不想當皇帝的人卻偏又做了皇帝。不得已而當了皇帝後，惟一的願望就是逃離，逃不了就與朝廷對著幹。

　　因此，一味責怪、詬罵朱厚照本人，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何況從“朱壽”一生的心路和人生軌跡來看，雖然可以輕而易舉地數落他許許多多的荒唐和不正經的醜事來，但冷靜而客觀地分析一下，即不難發現，他在“不正經”中，也有“正經”的時候，（如除劉瑾、戰蒙古、平群藩等）。在他的“荒唐”中，也有“不荒唐”之處。因為他畢竟還知道，他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正有邪的“人”。所以，我給他的“定位”是：荒唐皇帝正經人或者說，他是根“超極攪屎棒”，一個罕見的“大玩主”，連佛祖都被他攪煩了、玩昏了。他很壞，但也很可愛。因為他壞得坦然、自信、壞得“虛空粉碎，始露全身”。

　　僅此而已，豈有他哉？

　　不過，最後還應當特別指出的是：當皇帝將自己還原為欲望與自由、價值與尊嚴的實體之人而連任何法律都管不住他的時候，那麽，這種欲望與自由、價值與尊嚴，便成了毫無理性的動物的貪婪與自由。其價值與尊嚴，對於社會和人來說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當皇帝用一種偏見來替代另一種偏見，用一種異端來替代另一種異端而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時候，正如社會需要像韋小寶那樣的“小混混”來“以邪壓邪”一樣，那麽這種社會秩序和精神道德就意味著必將解體與重建了。

　　但是，當把人性還原於曆史，而在當時還缺乏重大變革的社會機製和必要的時代精神時，所掀起的那股晚明人文曙光，就隻能是稍縱即逝、一閃而過。而作為一代君王的明武宗、也就成了一個沒有服裝，沒有武器和赤身裸體的花花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