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另類

第18章 佛光下的君王梁武帝

　　如果說漢明帝劉莊是第一個與佛結緣的中國皇帝的話，那麽，梁武帝蕭衍則是中國第一個“以佛化治國”，乃至好佛成癖的一代君王。他在位48年，活了86歲，最後敗於侯景之手，餓死在宮裏。死時還念佛不止，虔誠齋戒。

　　崇拜佛祖，一心向善，本身並不是壞事，但一味地“佞佛”，那就不妥了。馬克思說過，對君王來說，作“惡”比行“善”更為有利。

　　（一）當今但凡中年以上的四川人，可以說沒有不知道梁武帝的。梁武帝從川劇《別宮出征》中走向巴山蜀水的千家萬戶，我也正是從中首先知道他的，那是一個既愛江山又愛美人的君王。

　　但是，後來看了一些史書後，才知道這個皇帝十分古怪。他放著皇帝不好好去做，偏要一再跑到廟裏去舍身為奴。

　　史書上說，大同元年（535），京都瘟疫肆行，梁武帝便在重雲殿為萬民設“救苦齋”，以身為禱，祈福消災；後又在同泰寺沒四部“無遮大會”。他親披法衣，虔升法座，為大眾開講《涅槃經》：繼之又設“道俗大齋”，親吃缽飯，自行清淨，儼然成了一個虔誠的和尚。這是梁武帝的第一次舍身。

　　中大同元年（546），武帝再次舉行“清淨大舍”，在同泰寺宣講《金字三慧經》。不料，當晚同泰寺發生火災，佛陀似乎並不接受他的心願，或者說不想收他這個皇帝和尚，故爾以示警戒。但梁武帝並不這樣看，他以為這是天魔在作祟，有意破壞他的好事。因此立即下詔，宣告。“道高魔盛，行善障生”。再起12層高的寶塔，以此鎮之。這是武帝的第二次舍身。

　　太清元年（547），即僅隔一年之後，武帝又在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行清淨大舍，講般若經。這是他第三次舍身為奴。據說還有一次，前後共四次。

　　但每次都由不得他，他一旦跑到廟裏去當和尚，皇太子和群臣便窮追不舍，每次都用一萬億錢帛把他“贖”回來。最後他也隻好乖乖地“興駕還宮”，照樣做他的皇帝。

　　因此，使人免不了又有些懷疑：他這是在演戲給人看呢，還是真的想當和尚？皇帝，這兩個字在許多人眼中，無疑是璀璨奪目的七彩寶珠，是財富與權勢的象征。為了得到它，人們爭奪還來不及呢，哪有舍此而去當和尚的道理呢？然而，天底下的事情偏又如此古怪，居然就有不愛皇位而愛和尚的人。開創佛教的釋迦牟尼，便是放著王位不坐，偏要舍江山、舍嬌妻、舍愛子而去當和尚的第一個怪人。老佛爺開了頭，往後的安世高、菩提達摩等一大批人，便緊步佛祖的後塵，也都棄王位而步入佛門，甘願出家為僧。

　　皇帝有皇帝的光彩，和尚有和尚的風範。

　　富有與清貧；重權與樂道；圖利與淡泊……各自的選擇與歸宿，各自的追求與企盼，各自的經曆修養、人生目的和生存方式，都是有一定緣分的，勉強不得。

　　如果說梁武帝幾次三番舍身為僧，多少摻有幾分做戲的意味的話，那麽，他舍道歸佛、廣建佛寺、盛造佛像、優待僧侶、編撰佛書，乃至帶頭吃齋念佛、恪守佛門戒律等等行為，都是有史可查的。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是，梁武帝為什麽要選擇這條道路？是明智還是糊塗？梁王朝的覆滅，是否與他崇佛成癖有關？

　　（二）梁武帝蕭衍（502～549），字叔達蘭陵（今江蘇常州）人，是漢代蕭何的第24代孫。其父蕭順子曾做過丹陽的縣尹，其母好佛，後來尊為張太後。蕭氏一家與齊皇室本是同族。

　　蕭衍本人自幼讀的是儒道之書，“洞達儒玄”。年輕時曾任齊衛將軍王儉的東閣祭酒，後又做過齊雍州刺史，鎮守襄陽。當齊內亂之時，他趁機擴大勢力，最後逼齊“禪讓”而建立梁朝。

　　梁武帝篡位後，開始信奉的是道家和儒家。梁朝的國號，就是道士陶弘景用圖讖之文合成的“梁”字。但不久梁武帝便舍道歸佛了。看似突然，其實蕭衍早在稱帝之前，就在蕭子良門下接受過佛教的熏陶了。當然，他的信仰的改變，主要還與他身經戰亂、親感亡國殺身的社會動蕩有關。

　　他說：“建國君民，立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儒道之“教”，如重親長、講孝道，固不失為教，但相比之下，他更看重佛教。

　　乃至南麵，富有天下，遠方珍饈，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畢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綴，對案流泣，恨不得以溫情，朝夕供養，何以獨甘此膳！因而蔬食，不啖魚肉。這是他當皇帝之後的一次感悟，眼前之富，席上之珍，皆是從流血的戰亂中“殺”出來的。成千上萬的人死了，而今他一人“獨甘此膳”，於心不忍，不禁“對案流泣”，因此決定“不啖魚肉”，蔬食吃齋；一心向善，皈依佛門。

　　淡去戰亂的烽火狼煙，遠去曆史的鼓角錚鳴。他想用佛的法雨洗滌自己的心靈塵埃，讓禪風吹盡眼中世俗名利的煙雲，同時也想通過“以佛化治國”的途徑，將人們從對現實人生名利的關注引向彼岸和未來，以此求得生命的永恒與超脫。

　　這便是梁武帝選擇的一條皇帝而兼和尚、和尚而兼皇帝的人生道路。

　　但是，人生之路的選擇，並不完全決定於個人，還要受製於他所處的時代。

　　在梁武帝所處的南北朝時代，魏晉以來談玄之風和誌氣宏放的人格精神之美，還有相當大的影響。

　　南朝名士“妙於談玄”，並不亞於當年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賢。而“妙於淡玄”，則是“才”與“貌”的結合和升華，由此而形成才貌雙全、誌氣宏放、任性不羈、傲然獨得、神情超邁的人格光彩。

　　南北朝時代，不僅男士“以任放為達”，而且女性也可以“任情而動”。男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相當豪放、自由，無不表現出對美的大膽追求與享樂。他們根本不把儒家的“四教”放在眼裏。山陰公主竟然擁有30個“麵首”，而且還是她的皇帝哥哥為她挑選的。上之所倡，下必效尤。人們盡可說這是“淫泆之過”，但這未嚐不是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所造成的惡果！也就是說，自魏晉以來，人們逐漸發覺了儒教是扼殺個性和心靈的東西。“妙於談玄”的任放之風，乍然一看仿佛是邪氣漫延，世風不古，但仔細一想，這恰是久為儒教思想束縛的人們借此而表現出來的一種個性解脫與追求。也可說是一種報複和必然結果。因此，與其說是對儒教的背叛，不如說是對獨尊儒術的強烈不滿和反抗。這是前進中的變化，變化中的進步。

　　“獨尊儒術”，既尊了儒家也害了儒家。

　　梁武帝正處於儒家倒黴、玄風猶在的時代。儒家一蹶不振，道家玄學已趨於末流，所以梁式帝選中了佛家。但他畢竟是個皇帝，深知儒家對治國安邦的重要意義，因此一直想把儒佛結合起來，或者說他弘佛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弘儒。所以他精心研究佛學，表現出對佛家的最大虔誠，故被佛界譽為中國的“聖主”。

　　在佛教傳至中國的初期，一個中國皇帝如此大膽而熱心地推崇佛教，這使人們想起了印度阿育王對佛教的提倡。

　　但是，中國不是印度，他也不是阿育王。他想將儒、佛結合起來，又集皇帝與和尚於一身，這就不免給他帶來不少麻煩與尷尬，乃至苦澀與悲涼。

　　（三）梁武帝既然想以皇帝之身而做和尚，那麽他碰到的第一個難題，便是“王侯之位”與“方外之賓”的抵牾。也就是說，到底是皇帝高於一切呢，還是和尚大於一切？換句話說，是皇帝向和尚磕頭，還是和尚向皇帝跪拜？梁武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兩難的尷尬境地，他想繞過這種難堪的處境，實在太難了。

　　因為中國是一個王權至上的國家，決不容許任何其他的社會勢力淩駕於王權之上。

　　東晉時的慧遠法師曾寫過一篇《沙門不敬王者論》的文章，他認為“出家人是方外之賓”，雖“不處王侯之位”，但“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因此不應改敬王者，“不得與世典同禮”。他想與當時的執政者桓玄分庭抗禮，其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老師道安法師對他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佛教在中國的存亡興廢，一般地說，並不取決於上層統治階級，而取決於下層人民。但是，離開了王權的庇護與支持，則又寸步難行，乃至難逃覆滅的命運。

　　梁武帝就是抱著“君權至上”的傳統觀念而與和尚打交道的。倘是隻當皇帝而不做和尚，那倒無所謂，但他偏要受戒為僧，拜和尚為師，這就不能不碰到拜與不拜的難題了。

　　普通元年（520），武帝在宮中築壇，欲稟受菩薩戒，授戒的師——父便是當時德高望重的惠約禪師。

　　授戒大典在正覺殿舉行，觀者如雲，盛況空前，大家都想觀看皇帝如何受戒行禮。臨到受戒頂禮時，武帝始終放不下皇帝的架予，又想行禮卻又不便行禮，好不為難也。惠約禪師倒也能體諒他的難處，心想：皇帝可以什麽都不拜，但天地是必拜的。於是神功突發，合掌隱入淨瓶之中，忽又飛出瓶口，化作五彩雲朵，結跏趺坐於空中。武帝會意，這才倒身下拜。但拜後又悄悄地對禪師說：“弟子頂禮，請勿為外人知曉。”禪師也對他說：“貧僧化身人瓶之事，也請陛下勿為外人知之。”因為佛法是不許僧人隨便顯示“神通”異能的。

　　就這樣，皇帝與和尚，雙方終於擺平了。他們從對立走向妥協，最後取得了共識，找到互相都有利可圖的交匯點。

　　梁武帝盡管過了這一關，但事情並未到此為止，麻煩又接踵而來。

　　梁武帝請他的老師寶誌禪師為他講《金剛經》，寶誌禪師便推薦傅大士去講。

　　傅大士，名翕，又叫傅弘，法名善慧，浙江義烏縣人，居住在雲黃山上。他在山上栽了兩棵樹，借釋迦牟尼滅度於娑羅雙樹間的典故，命名為“雙林”，又自稱為“當來善慧大士”。時人則稱他為“傅大士”。

　　善慧禪師同寶誌禪師一樣，都是禪門的先驅人物。他曾寫了一偈：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

　　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非常推崇此偈，認為它道出了“禪”的奧秘，揭示了“禪”的真諦，因而將它譯成英文，傳遍世界。可以想見，善慧禪師的境界是不低的，因此赫赫有名的寶誌禪師才把他推薦給梁武帝。

　　不料，當梁武帝到了法堂之後，在場的所有人都站起來恭候聖駕，唯獨善慧禪師端坐在講台上，一動也不動。

　　梁武帝一看，又是一場尷尬。

　　侍衛近臣忙上去質問善慧禪師：“聖駕在此，為何不起？”

　　善慧禪師不理不睬地說：“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又道：“出家人功如王者，不敬君王。”

　　梁武帝已有和惠約禪師取得默契的經驗，便喝退侍衛近臣，又巧妙地與善慧禪師寒暄一陣，這才坐下來請善慧禪師宣講經文。

　　孰料，善慧禪師將手中的尺子一揮，然後就走下講台，再也不說話了。

　　梁武帝愕然，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隻呆呆地坐在那裏，不知善慧禪師在搞什麽名堂。

　　這時，寶誌禪師才問他：“陛下領會麽？”

　　梁武帝反問他：“領會什麽？經尚未講，領會何來？”

　　寶誌禪師說：“傅大士已經講經完畢了。”

　　梁武帝詫異地說：“不曾說一字，怎麽就說完畢了呢？”出來的不是禪。

　　釋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說一字，惟心會而已。梁武帝執著於講經說法，他哪裏知道禪的奧妙，全在於不說之說，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

　　這也難怪，當皇帝與做和尚，這是兩個迥然不同的行當。日理萬機的皇帝何來空閑參禪呢？他又不善於將禪道運用在政務和日常生活之中，老是把皇帝與和尚執著地分隔開來。因此，善慧禪師想點化他一下。

　　一天，善慧禪師披上百衲衣，頭戴冠帽、拖著布鞋去朝見梁武帝。

　　梁武帝見他這樣打扮，便問：“大士是僧人否？”他指著頭上的冠帽，梁武帝又問：“那你是道人嗎？”他又指著拖鞋，梁武帝再問：“莫非是俗人？”他又指著身上的百衲衣，梁武帝傻眼了，他猜不透禪師的用意，禪師也直搖頭。

　　尷尬，十分尷尬。

　　善慧禪師的意思是，僧即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這叫僧俗不二，凡聖同一。他本想以此要他領悟：自己既是皇帝，又是和尚。皇帝與和尚，統一於一身，合二為一，了然不殊。這樣，許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但梁武帝早已習慣於非此即彼、非紅即黑的思維模式了。他在處理政務時，官員的升降，朝令的興廢，都是出自他的一句話。說升便升，說降便降，說興便興，說廢便廢。他不知這是一種思維誤區，更不知自己雖然想一身而兼二任，把皇帝與和尚集於一身，但往往又將兩者對立起來，嚴加區分。這就使得他不能不處於人格分裂之中，不能締造一個統一的文化人格。因此，矛盾衝突、尷尬難堪，也就不可避免了。

　　那麽，問題的症結在哪裏呢？（五）普通元年（520），廣州刺史蕭昂表奏朝廷，說有個名叫菩提達摩的天竺僧人，泛海來到廣州，現暫住於王園寺（即光孝寺）。此僧像貌非凡頗通禪法，問見還是不見。

　　梁武帝遣使迎往建康（今南京），不日接見了菩提達摩。但及至一看，是一個濃眉大眼的絡腮胡子，不是他想像中的慈眉笑眼的僧人，心裏便有些不快。因此，他也不客套兒句，劈頭就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

　　說的都是事實，功德可謂大矣。但此話從身兼皇帝與和尚於一體的梁武帝口中吐出來，就不妥當了，因為佛家倡導的是“大恩不言報”，做了善事，自己並不知道，一切都出自本心的自然流露，並不是為做善事而做善事，更不是為了出名和圖報。

　　這就說明，梁武帝造寺度僧也好，吃齋念佛也好，乃至舍身為奴、想當和尚也好，這一切都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他拚命地去完成這些功德，目的無非是想獲得更多的酬報。對他個人的報答，也就是強化他的統治地位。他狂熱地推崇佛教，不排除為了人格上的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的目的，但他也同任何一個皇帝一樣，都想利用佛的靈光來為自己增添更多誘人的光彩。說白了，還是利用。因此他才以功自居，並要別人承認他的功勞。

　　達摩一聽便知，這位皇帝徒有信佛的虛名，而骨子裏卻懷有私心。因此他當即冷冷地頂了回去，說：“並無功德”。

　　梁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他顯然是不服氣，故爾追問。但愈是如此，求報之心愈加暴露無遺。

　　達摩耐著性子解釋說：“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達摩所說的“人天果”，指的是未脫三界（色界、欲界、無色界）、尚處於六道（地獄、餓鬼、畜牲、阿修羅、人、天）輪回中的小果品位；“有漏因”，指的是處於三界中的輪回果報。意為你學佛也好，度僧修廟也好，都是為求福報的有為、有漏之功。

　　這些如同竹影掃階一樣，是虛非實。功德再大再多，都是過眼雲煙，雖有實無。

　　梁武帝又問：“如何才是真功德？”

　　達摩大師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達摩說的“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這八個字，兒乎囊括了佛教文化的全部精髓，涵蓋麵相當深廣。簡而言之，學道成佛的使命，無非是以佛文化的人格精神和純情圓熟的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生命潛能），既完成自我、淨化自我，又淨化他人，普度眾生。這樣的功德，不是靠世俗為求福報的造寺寫經那些有為之功能代替的。

　　說得雖然含蓄，但意思還是明白的。梁武帝聽了，也覺驚訝，真是聞所未聞，難道經書上是這樣說的嗎？所以他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你說的合乎佛經的最高旨意嗎？達摩說：“廓然無聖。”你說的那種“聖諦”，普天下都不存在，沒有這種“聖道”的境界。

　　梁武帝說：“對朕者誰？”既然沒有，不存在聖諦第一義，那麽你又為什麽老遠跑來中國傳道呢？而且現在就坐在我的麵前，還講了什麽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這番話呢？難道你說的都是假的不成？這還算動了點腦筋，畢竟問出一點道理來了。

　　但達摩回答得更妙，僅說了兩個字：“不識！”不知道。你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意為佛法禪旨隻能靠自證自悟。一旦說出，就不是第一義。而是第二義了。這就叫說出來的不是法，講出來的的不是禪。善慧大士和他的老師寶誌禪師早就給他說過這番道理了，但梁武帝始終難入悟境。達摩見他底蘊不足，慧根太淺，好生失望，隻好搖頭而去，決然渡江北上。

　　梁武帝也感到話不投機，大為掃興。他的老師寶誌禪師見他悶悶不樂，便問他為了何事。梁武帝隻好將他和達摩的對話，一五一十地向他說了。寶誌禪師一聽。頓時一迭連聲地說：“此乃千載難逢的禪師矣！陛下卻把他放跑啦！”

　　梁武帝也覺得很後悔，要馬上派人去把達摩追回來。但寶誌禪師阻止了他，說像達摩這樣的禪師，就是派全國的人去追也是追不回來的。又說這也是機緣不契，非人力可為也。

　　其實，問題還是出在梁武帝身上。為求福報而立功，為安帝位而學佛，這便是問題的症結所在。慕虛名而不求實際，尚浮華而好事喜功，則更給他帶來了人生悲劇、亡國之痛。

　　（六）前人對南唐後主李煜曾作過這樣的評語：“作個詞人真絕代，可憐命薄作君王。”這裏，不妨套用一下。縱觀梁武帝一生，不禁令人歎息：作個和尚真絕代，偏又終戀作君王。

　　我很讚同唐人魏徵對梁武帝所作的評語，他評梁武帝“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夜不寐，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遣榮，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這是一語中的。

　　梁武帝狀貌奇偉，虎目龍顏，天縱奇才，幼而好學，允文允武，六藝皆通。乘齊亂而奪位，治亂世而愛民，都表明他是一個成熟的君王，一個博古通今的皇帝。

　　隻是到了晚年，卻顯得目光短淺，急功近利。在沒有充分的準備時，貿然北伐，結果一敗塗地。當侯景叛亂時，他又顯得軟弱無能，優柔寡斷。

　　江陵有個名叫陸法和的隱士高人，曾聚集上千弟子，把侯景擊敗了。他想擴大兵力，幫助武帝平息這場叛亂。但武帝怕他勢大之後興風作浪，終不肯答應他的請求。氣得陸法和憤然而去，說“貧道！學佛者，尚不希釋梵坐處，況人王之位乎”？

　　梁武帝失此良機，任憑侯景猖獗，終致於打到建康台城，威逼武帝。這時粱武帝更顯得迂腐，他對侯景說：“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叫人將他引就三公榻，想以高官來籠絡他。他不知道，這時的侯景豈是“三公榻”能滿足得了的？

　　果然，侯景自封為丞相，而且旨在奪位。梁武帝憂憤成疾，徒喚奈何。但他仍然齋戒不衰，念佛不止。這時，他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他在位48年，幾近半個世紀，最後卻在陣陣悲歎中駕崩於淨居殿。

　　這不單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皇帝與和尚的糅合與衝撞而產生的悲劇。

　　皇帝與和尚，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行當和不同的文化人格。兩者不是不可以糅合，也不是不可以身兼二任，問題是怎樣糅合？怎樣將兩者統一起來？這是很難的。隻有非常之人，才能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