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生命中有些時刻,它並不用肥皂劇那樣傷感而戲劇化地腔調告訴你自己命運的坎坷。這些時刻讓你變得成熟和富有追求,而更為重大的命運還在後麵等著你呢,這時你需要事業上的一個伴侶或者一個點撥你的導師。
在這個時刻,你對別的東西沒有興趣。雞尾酒會的夫人聚餐會也正開得熱鬧,但嚴峻的局麵裏壓迫著所有的東西——特別需要鎮定。
當你害怕得要死,這反而一般來說會讓你鎮靜下來。我最好的忠告是處理這些毀滅性的恐懼的辦法是做事前預習。象一個老練的演講者把講稿背得滾瓜爛熟。一個演員不厭其煩地排練或者一個學生將曆史年代的日期整齊地抄在手掌上,備戰的最好辦法是弱化恐慌和麵對現實,讓自己變得可愛。
當你求職時,事前預習極有助益。首先,一個好主意是把你的履曆整理出來,你受過什麽教育,迄今為止你幹過什麽專業。然後你要花功夫去了解你要去的公司的情況。在你那個社交圈子裏,有些從事同一行業的人會提供一些情況。通過當地圖書館的企事業年鑒和專業檔案能了解到更為廣泛的背景材料。如果有可能,要和已在那家公司工作的人進行交談。要找在公司裏既活躍又公正的人去了解,員工之間相互團結嗎?公司的發展速度咋樣?董事長有何嗜好和禁忌?
事前預習還常常能給那些你將要會麵的傑出人士以一個深刻的印象。要事先調查他感興趣的是什麽,他討厭的是什麽。盡管我承認這是一種偷偷摸摸的行為,事前預習能幫助你給初次見麵的人或要去見麵的人一個良好的形象。如果你想贏得他對你的青睞,你就要下功夫了解他喜歡什麽、熱衷什麽。艱苦地訓練和改善自己,你會打開成功之路,起碼開始是這樣的。
主持了六年《今天秀》節目,我獲得了不少經驗,我進而總結了一套普遍的規則,當你要去找一份工作時或者當你愛戀一個人而他卻沉默寡言時,這套規則很是有用。我就是用這個方法打開了弗雷德·阿斯泰爾的話匣子。我把它們總結成象我們教給孩子的交通規則一樣的三個詞:停、看、聽。
我先說“停”:它的意思是,做你的事前預習;盡可能了解各自的情形。它還意味著你也別去鑽牛角尖,把事情弄得太複雜或者偏離題義。在《今天秀》節目,我總是在我和嘉賓進入攝像鏡頭之前,先談上幾分鍾,讓我們彼此有機會調整一下彼此的風格和節奏。除非時間太緊,我不會首先發問一個重量級的問題,這太快了,會讓客人慌張,讓他變得戒備。
兩個陌生人談些輕鬆的話題會讓彼此適應,其結果是在相同的頻率波段上,我們就能親熱地談起來。
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市的約克大學,有一位心理學家,他是威龍·塞穆特博士,他已花了四年時間去研究人與人之間是怎樣成為朋友的。他表明要花十年或十五年時間才會最終發表她的研究結果。在我們等待這結果的期間,我僅僅知道陌生人在交談接觸之前,不得不相互適應對方幾分鍾,輕鬆地談上幾句閑話顯然比相互猜度和觀察效果要好。
下一個要點是“看”,你要集中去看著對方。不要進屋時讓你的眼睛四處亂看或者向室外去看什麽。我所認識的那些最富魅力的人總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他們一直等待了許多天,就是要和你單獨說話。為了我們談話的這一時刻,沒有人和沒有其它事比這更重要。甚至好象在這人群擁擠的房間,隻有我們兩個人似的。
我的父親劉·沃爾特斯,一位知名的娛樂業老板,他多次向我埋怨,當我進行電視訪談時,他隻能看到我的側影。“你在逃避”,他慈愛地喃喃抱怨,那意思是當我發問時我應該把頭從客人身上轉過來看著鏡頭。我向父親解釋道,我在訪談時,我必須麵對嘉賓的臉才能建立起一種信賴關係。事實上也是這樣,在談話開始前,我們總是和客人相互交流,“根本不要在意燈光和攝像機和舞台監督——隻注意我們雙方,讓攝像機去偷聽我們之間的對話。”
我把我的眼睛放在客人身上,客人把他的眼睛放在我身上,這樣他就忘記了自己身在電視轉播現場。他輕鬆自在,談話也就變得容易了,在訪談過後,大部分客人說,“那並不太糟!”或者說,“它過得真快!”這個方法在社交場上同樣適用。除非屋子著火了,一定要把你的眼睛緊緊盯著你談話對象的臉上。
最後一點是“聽”。不要假裝去聽,而是要真的去聽。我們都聽到過這類笑話,談的是客人們緊張不安,或者主人們全神貫注地提出他擬好的提問而根本沒注意內容談的是什麽。他們的談話就象下麵的笑話:“我看你結婚都六年了,你妻子現在如何?”“噢,事實上,上星期我宰了她。”“很高興聽到此事!那麽孩子們怎麽樣?”
我認識一位女孩子,我問她參加那場雞尾酒會感覺如何,她發誓般愉快地說:“我快活死了。”在夜深這種情形下,任何人會問:“你好嗎?”而人們一般會含糊地回答:“還不錯”,或者“你看起來挺高興”。那女孩先是很快樂,而後變得擔心憂慮起來。
對方講話要用心去聽,這樣你就能了解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信任你的直覺:你這樣開朗或者內向,你能和他融洽親密嗎?或者你隻能和他談談一般的問題?我和弗雷德·阿斯泰爾之間有一次漂亮的談話。因為對我而言,他沒有說的比起他已說的看起來更有意味。
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內向的人,我仔細研究了他的生活經曆,準備好了一份長長的提問清單,以便他回答太簡單扼要時,我好有個準備,有個依托。
談話一開始我就懷疑那份提問單是否有用,阿斯泰爾先生的回答顯得安靜、羞怯、文雅,沒有透露任何有關他個人的情況。我斷定,他不會是一個趾高氣揚的人,我一陣衝動,扔開自己準備的提問單,宣稱他看起來完全沒有男演員的那種自大。舉個例子,他很少使用“我”這個詞。
馬上氣氛改觀了。我帶著新的興趣傾聽平時很內向的弗雷德·阿斯泰爾的獨白,“在此之前,我決不會想到這一點,但這是真的,我並不喜歡與那些理智的人和自憐的人待在一起。”稍後他繼續袒露心聲,他討厭任何人把他的敖事搬上銀幕。他解釋說,他觀看了由維萊主演的關於伊琳娜·阿斯泰爾淒豔的一生的影片,維萊的同情歪曲了事實。他決定保護自己,不想受到好萊塢偽造的生活情節的中傷。“我的生活太簡單了,”他說。“我隻結過一次婚。我愛我的妻子。她死啦。好萊塢還能大事張揚些什麽?”
因為對他的個性我運用了直覺,弗雷德·阿斯泰爾驅除了恐懼,他拋開了羞澀,說出了內心真實的感受。
但有些時候,不管你多麽敏感和富有直覺,你讓一個人敞開心扉很不容易。他羞怯或者含含糊糊,需要一點點鼓勵。國家廣播公司主持人弗蘭克·麥吉就教了我一手。他談話時對方感到遲疑或不自信時,他常用這一招。在一個談話的空隙,弗蘭克會說:“真的,我以前從未聽過這件事。”這讓對方感到弗蘭克對他說的事情極感興趣,他擁有一個很棒的話題。他之後會以更多的信心和熱情繼續他的談論,感到和弗蘭克在一起很快樂。
依我的經驗而言,我想說很少有幾個電視訪談節目主持人比大衛,弗洛斯特更善於鼓勵人談話。他決不會把眼睛從你的臉上移開,但他微笑著,點著頭,他熱情洋溢的表情讓你覺得仿佛你說的任何東西都是好的和有趣的。許多客人參加了他的節目之後會說:“在這之前,我從沒說給任何人聽。”這一切並不奇怪。
當你要和某人親密起來,稱讚是會有幫助的,但談話的整個過程需要策略。不要去泛泛地、不著邊際地稱讚,諸如“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或者,“你真了不起!”在初次見麵的場合上,這缺乏想象力,虛偽得刺耳。
讚揚的目的是讓人感到你欽佩他這個人和他做的事,稱讚須把你知道的有關細節和他與眾不同之處表露出來。
再者,我的一位友人和兒童心理學家漢姆·吉諾特斷言,錯誤的讚揚會傷人。和孩子們在一起他發現含糊的老一套的稱讚會讓孩子內疚和感到不配。舉例而言,如果你的孩子清掃了後院的落葉,不要說,“你肯定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孩子,”要說,“你清掃後院,這幹得太好了,它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幹淨。”
他的理論對批評同樣適用,很少有人能把批評玩得轉,“泛泛地批評”,吉諾特博士說,“不中用。”
我很早以前就使用一種第三人稱批評方法。你遇見一位狂熱的激進主義者,讓我說,你發現自己很欣賞他,你希望他喜歡你,但他的政治觀點讓你不安。你不要說,“你們詆毀社會,是你們沒有設身處地去思考。”你要這樣說,“有人認為”或者“有些觀察家說激進運動的麻煩是他們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你可以這樣提出你討厭的辯論,而你能聽任這人去辯解,自己卻不受到傷害。
不要在原則問題上出錯,你也能夠避免錯誤,如果你一定要改變社交形象,那就說不定了。
休·唐斯曾經談過人們給他戴上一頂純種新教徒的帽子,一位白種的盎格魯——撒克遜抗議者。“但沒人認為這是真的,”他抗議道,我不是白人,因為沒有人能鑒定。我有兩個父母,四個祖父母,八個曾祖父母。如果我一代代地追溯我的血統,那麽結論會不妙,我不是一個純種白人。
我不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我是一個凱爾特人。
我不是一個抗議者,因為我不是一個基督徒。我更傾向於佛教。
但多數人仍把我說成是一個新教徒。
當談話對你的未來很重要時,要避免冒險——去使用華麗誇張的語言。絕大多數人認為多音節字代表智力和高尚,他們對那些詞句晦澀的命令印象深刻。
我們美國大使沃爾特·赫·安年伯格到英國上任,當他拜見伊麗莎白女王時,對語言的含義過於清楚很是遺憾,女王問了一個有關他的住宿安排的小問題。他回答道:“我們是住在大使的住宅裏,作為初步的粉刷和複原的結果,這情況當然有點讓人困窘。”他的意思是,“我們剛好重新裝修,因此住宅有點淩亂。”
堅持用簡潔、實際的詞,盡可能地直接表達。這是濤人的語言,所有的人聽得懂。
當你性感或不性感的時候
當不是求職時,或是為了保住你的職位時,職業介紹所同意這樣的說法,賣弄風情不會領你走進董事長的辦公室門口而是通向公司的大門。性感要在你自己的時間去顯露,工作時間和客戶談話要求你外形“酷”,辦事“爽”,動作“帥”。
贏得職位後,最主要的問題是對工作熱情似火還是漠不關心,你對工作期望得有多厲害。老板會對熱情奮發的員工格外青睞並進行獎賞。因為他早已受夠了那種員工,他被弄得毫無食欲,他已經氣都氣飽了。這種員工是如此尊重她們的職位的,在等待五點鍾下班鈴聲響起之前,她們已在辦公室裏展示各自的服裝,她們的夜生活快開始了。
第一次求職麵談,你最擔心是你的資曆,裝作有經驗這是一種糟主意,實際上你的工作態度要緊得多。你真的對公司的工作感興趣嗎?你一門心思放在工作上嗎?你的雄心是推進公司發展嗎,如果是,哪怕什麽?
有一件具體而直接的任務。它在你的職責範圍內嗎?或者你坦承希望想從這項任務中學點東西?如果這工作讓你恐懼,也許因為你擔心自己對這項任務沒有準備。不要去做這項工作或者隻做一點點份內之事。
但這負責的事是由你做,野心不要過大。你獲得這項職務隻是人事經理跟你麵談時對你賞識的結果。如果你爭得這項工作會使他們認為你是一個真正的女強人。
當你進入公司,沒人邀請你參加派對,那麽你很難與同事親熱起來。閑聊辦公設備或客戶的衣著會有助改善氣氛,但在這樣的環境裏,不要太相信人。對諸如“你結婚了嗎?”的問題,隻簡單回答是或不是,不要去詳述你離婚的經曆。
穿著打扮要經心。要穿長統襪,不要穿長裙;這樣便於化妝和灑香水和做頭發。隻要穿得幹淨就可以了——如果你沒有時間決定穿著是否靚麗的話。
有些問題你會去問。這會增強你的信心,你會知道你那個部門的薪水高低,有何好處,公司官員有何貢獻和活動,工作效率和晉升機會。這時你去做什麽,你的前途很關鍵,大有好處。但不要花所有的時間去尋問和鑽營穩得的好處、假期和晉升的機會。
你在短時間內得到大量的讚譽,那最有效的證明了你這個人忠誠可靠,在工作中嚴格自律。提前五分鍾上班工作這是一個好方法。如果你隻是坐等晉升的機會,那麽它會姍姍來遲,不要吞吞吐吐地解釋你渴望那個職位,必須要去創造晉升的機會。含而不露是瑞士職員的把戲——在瑞士人們喜歡這類謙遜的職員,因為他們極為守舊刻板。如果你想得到這個職位,那就打電話詢問,你要相信自己。
有些麵談要顯得從容慎重,能否鎮靜將決定你是否經受得住考驗。不要惱怒,也不要焦急;耐心等待麵談的結果。如果麵試的話不要和同伴一起去,也不要完全去哄騙他或她。一個女孩丟掉工作是她渴望得太厲害,因為她感到她未來的老板真是和藹可親,告訴他已為其魅力傾倒。特別注意不要談你家庭的細節或者情緒亢奮;這將表明你這個人糟糕又危險。
不要因為麵談時間很短,就認為一天時間白費了。長時間的麵談並不意味你得到了那個職位。許多年以前,我和一個朋友到薩拉·勞倫斯學院麵試。我的朋友在辦公室待了一個小時,而我隻進去十分鍾就出來了。我“知道”我肯定被拒絕了。但我被接收入學,那位女友卻落選了。
如果你向一位女人求職,這能試出你對女老板是否懷有偏見。到艾龍塞·麥考艾爾哈龍和阿麗塔·考爾貝這樣傑出女性手下工作,我覺得一個女人往往比一個男人是一個更稱心的老板:她更喜歡考慮一些諸如此類的問題,你的發型如何或者你的寶貝孩子上台演講發揮不好。她更喜歡有條有理的人和那些有衝勁的實幹家。當事務變多之時,我的秘書聲稱女人比男人更細致。工作時,不要讓女人做得太快。
另一方麵,女老板討厭並禁止辦公室裏常見的或淺或深的T情。我要為女老板海倫·考利·布朗辯護,我認為那種辦公室桃色事件是在與毀滅接吻,這與職員身份不相配。大多數老板是已經結婚的男人,除非為了與你相親相愛,並且真的要和他妻子離婚,然後再娶你的話,剩下的唯一之路將是以辭退你而告終。
這並不意味著你不應該顯得溫柔。我是《今天秀》唯一的一名正式女職員,我被錄取僅僅隻是因為我是一個女性。我常常被問到和男人們一起工作是否有困難,我回答,真的,休·唐斯、喬·格拉吉奧拉,弗蘭克·布萊爾和我在一起真是奇妙,我們每天上午一起在現場直播的二個小時是我一天工作中最輕鬆和最愉快的時候。
為什麽?首先,我們彼此彬彬有禮和互相體諒。當清晨五點半鍾我們彼此看見時,我們總是說:“早安,你好!”我們說話都很和氣,如果某人或者我們中的一人不想說話,我們同樣尊重他。
第二點,我們彼此之間非常坦誠。不論一同去訪談嘉賓還是單獨去訪談,我們都講出我們的主意和點子。我和休共事六年多了,我們從未發生過爭吵,但這是因為我們覺得彼此尊重比相互爭吵好。我和喬也是如此。我們彼此真誠地相互讚美,它就像美滿幸福的婚姻。在節目上我們彼此相互捧場,為處於尷尬境地的另一方救場,為出言不慎的夥伴補場。休和我在一同主持時,特別有紳士風度,我們要問下一個問題時或者上台時,兩人配合默契,天衣無縫。
我們不會因為彼此的感動而嫉妒,我們都具有一種開朗大度的風範。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信念,彼此會變得更內行,變得對公眾更重要,整個節目也變得更重要。喬·格拉吉奧拉說:“這裏不會一個人好,一個人壞。”
最後一條:盡管我想象不出休和格拉吉這二個男人的任何癖好,我知道一點點他倆日常的私人或社交生活。我們談個性、新聞事件和我們的工作,但我們個人隱私實際上未受侵犯。我想我們因工作關係相互受益,那是因為拒絕在辦公室喋喋不休地談論各自的私事。
這種友好的狀況,引起了一些推測。當偶爾觀眾來信猜想我們之間的羅曼史,常常讓我笑個不停,來信任意在節目組裏傳來傳去,“我們知道,當你和休並排坐在演播桌後,你的手在桌下幹什麽”還有“這很明顯了,你們三人彼此討厭。”
我反對在辦公室裏T情,不管是在桌子下還是其它方式,但我在其它場合都差不多總是T情。我愛T情,也喜歡被別人T情。和男明星奧斯卡·沃納的對話是我最喜歡的訪談之一。實況轉播是從我們的一句閑聊開始的,我說聽人講他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他用懶洋洋的眼神凝視我片刻,然後柔和地說:“但你是怎麽知道的?我們之間決不會有事。”我快樂得都忘記了這次訪談是怎樣結束的。
作家勞倫斯·杜威爾是掛了號的老色狼,雅維斯·蒙塔德則色欲如火,男影星理查德·波頓當他脫掉上衣時,每個女人看得不眨眼。
使我感興趣的是,所有歐洲人都外表性感;我認為大多數美國男人與女人跑步時隻把她當同伴對待。而歐洲男人常常給我這樣一種印象,似乎他們舉手投足都意味深長,別有洞天。本傑明·斯波克博士描述為隻喜意淫,而無肉欲。
他寫道:“美國人與其它任何國家人相比,他們在臥室裏性功夫絕對棒極了,但這裏要探討的是更為複雜精微的東西和更難達到的境界:要一個人具備迷人的性感和浪漫的氣息——男人或女人——去作秀,他隨時都反對淫欲,他對作秀的一套得心應手,他既體貼又富魅力,但沒有更進一步的誘惑的意圖”。
或許如果美國男人稍稍T情一下,他們真的擔心會被對方當作真的。男人害怕被酒灌得昏頭昏腦,而女人們則考慮得太多。實際上一個男人或者女人“真的”尋找愛人是錯不了的。絕望地亂尋配偶的神態也是遮掩不了的。可以引用一句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名言,當他被問到何為爵士樂時,他回答道:“如果你沒見過它,我也告訴不了你什麽。”
另一方麵,真正的性感並不僅是好色而已。最優秀的性感是那種渾身洋溢著性的韻味,象幽默、幹淨、慷慨、熱情,甚至是才智。我接到這樣一封感謝的便箋,那是我在《今天秀》上訪談約書亞·羅根之後,他寫給我的,這封便箋讓我如此愉悅,它上麵是這樣的寫的,“你是一位夫人,一個性感的女人,你的性感在於你的頭腦”。在此之前,我從未知道,我有一個性感的頭腦。
我知道輕鬆T情最幸福的榜樣之一就是隨著年歲的流逝,心甘情願地嫁給一個十年前就寫信向你狂熱求婚的人。他們因二國的斷交而天各一方,他最終寫信,他已前來她的國度,他們相見在同一晚宴上。
我寫到這裏,我想起了薩根特·舒爾夫夫人講給我聽的一件趣事,那是她和法國總統查理·戴高樂調笑的情節。當她的丈夫作為美國大使出使法國,舒爾夫夫人,也就是從前的艾麗絲·肯尼迪,參加正式國宴,就坐在戴高爾總統身邊。舒爾夫夫人說她原以為戴高樂是一個嚴峻而高傲的人,他實際上熱情而風趣,這迷住了舒爾夫夫人,宴會結束之時,她說:“總統先生,我的唯一遺憾是你沒有年輕二十歲,我也沒能年輕二十歲,”
她然後又向戴高樂夫人說了一遍,沒想到,戴高樂夫人也很風趣,她說:“噢,是的,舒爾夫夫人,但請記住,這樣的話,我也會跟著年輕二十歲呀。”
當某人和你的丈夫調笑時,會提醒我這也是一種恭維。最近我就獲得了芭芭拉·霍娃慷慨的恭維,她是首都華盛頓人盡皆知的主持人和當紅的電視演員,她快活地正告我,自從她碰到我的丈夫後,她不再想要我的那個主持人的位子,她現在想要我的丈夫。當她告訴我們時,李和我二人都容光煥發。
這隻是一般的風趣而已,但你現在和今後如果碰上一個新結識的人真的要和你假戲真做的話,你該如何是好?
如果他不願意的話,那就無法可想。心理學家宣稱一個人為什麽因為另一個人對他的承諾而變得暈乎乎不知東南西北,知道這個結論是很有用的。如果他愛上了別人,他就是一堵牆,你日思夜想也沒用,你塗脂抹粉,噴灑香水也是白耗時間,罵他是薄情郎也是白費精神。
如果,實際上,他對另一個女人的愛缺少對你那樣的激情的話,你是一個有力的競爭對手。那麽首先,先退回來,考察他一下。他是一個優雅文靜的男人嗎?和他在一起最愉快嗎?或者他喜歡T情和有點花心嗎?作為一個有尊嚴的男人他如何看待自己?他有怪癖嗎?是否聰明?
不要對他無禮,侮辱他,這樣往往會因青春熱血的衝動鑄成大錯。這並不表明,要你被迫接受他的求婚,強迫自己喜歡他。這對我而言,是對婦女解放運動的背離,這些天來女人們錯誤得離譜,男人們對此感到苦惱。一位大學講師告訴我,他在講台上對現代婦女的反叛提出批評時,他聽眾裏盯年輕男人紛紛拍手歡呼,高聲喝彩,不斷跺腳,他對此驚訝萬分。我同意新女權運動者的某些言論,但我認為他們企圖改變生理性別上的角色這是行不通的,為何要去破壞所有人間的樂趣呢?
我的觀點老套得可怕,這我明白,但我覺得一個女人要想贏得一個男人,就應該承認他的優先權。她最好的賭注是專心致誌地去做他想要的那個東西。到最後,那些傻瓜和神經過敏的人會發現,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件東西會比保持快樂的心情更好了。整體來看,要去尋找清晰可見的快樂,不去尋找那些太新潮的玩意。
不要堅持說你不會去結婚,不要說“永遠”,“決不、決不”。許多女人認為這就是她們要說給男人聽的,因此她們傾訴獨身是天堂的極樂,為了的是讓男人焦慮。它反對的後果是——夫人們抗議得太厲害了。
實際上,一開始不要過多地談論自己。甚至如果你是一個老姑娘,也並不需要解釋。這些年,有些極為漂亮的女子四十歲或者甚至四十歲後才披上婚紗——格麗德萊·斯托茲,一家大公司亨利·本德的總裁,還有寶麗萊·弗裏德裏克,全國廣播公司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她們二人都是在四十歲才結婚的。許多女人根本不結婚,她們的選擇是錯誤的。
在青春初次衝動下,一個男人會娶一個女孩,她非常漂亮,因為他被她迷住了。當他變得更成熟,特別是如果他的第一次婚姻失敗了,他隻有看到女人更有持久的品質,才會結婚,那是良好的氣質,甚至個性,還有柔中有剛。
導演李·斯特羅斯堡最近再婚。他的妻子很年輕,以前是個學生。我問他是如何選擇了她,他認識眾多的女人。他一邊回答一邊微笑,“我能看清最初的表現,我是一個導演,我能猜想出什麽樣的第二個表情會討人喜歡,還有第三個。”
因此把它當作個人信條,會讓人從容不迫。它表明時間顯露真相。當二人關係非常親密之後,粉飾背後的毛病就出來了。熱情可以經營和計劃,但供應的時間不會太長。
電影《哈維》有一句很偉大的話,在此很是適用。愛爾伍德·皮,達衛德問道:“天哪,男人,你們居然一點貨真價實的憤慨也沒有?”
他回答道:“辛普利博士,我的母親常常對我說,‘在這世界上,艾爾伍德’——她總是選擇叫我艾爾伍德——她說,‘在這世界上,艾爾伍德,你必須,嗅,那麽聰明或者,噢,那麽討人喜歡。’經過了這麽多年,我變乖了。我建議你要討人喜歡。你會把我們的話當座右銘。”
我就是這樣做的。
實戰場景之一:追求他——窮追不舍,緊咬不放
隨著她職業生涯的發展,芭芭拉的個人生活也變得好起來。一九六二年,她把視線瞄準了李·古博,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和朋友合夥經營連鎖的夏季帳篷劇場,也就是大篷車馬戲團——一位象芭芭拉父親劉·沃爾特斯的娛樂業經理。
古博比芭芭拉年長九歲,為了在紐約舉辦一場音樂會他曾和兩位好友與芭芭拉有過短暫的接觸,一位朋友叫雪萊·格羅斯,高中的密友,另一位叫弗蘭克·福特,一位廣告經理,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在電台主持“脫口秀”節目。
古博有一種奇特的誘惑力,女人們常常為之傾倒。他是成功的,富有魅力,有個性,慷慨大方,帥氣而又時髦,並且體格強健。“他是一個討女人喜愛的家夥”一個認識古博的女人說,“他是一個從不用粗魯語氣和女孩子談話的家夥;一個對女人很殷勤的家夥”。一個爵士樂和戲劇的狂熱愛好者,一個精於烹調的美食家,古博把他那間鄰近古根漢姆現代美術館的單身漢臥室裝飾得美煥美侖。
李有一長排漂亮女人在期盼著他,這裏麵芭芭拉很是與眾不同。他特別喜歡那類堅毅、聰慧的女人,芭芭拉正好在此列。
李·古博生於一九二O年十一月二十日,他是費城一對猶太夫婦的機靈兒子,父親叫傑克·古博,母親叫伊麗莎白·古博,他們從祖上繼承了一家在市中心的旅館。旅館附有娛樂設施。當經濟吃緊時,老古博夫婦時常就住在旅館裏,李幫助去搬運那些雜耍表演的道具,粉墨登場表演一些低級粗俗的鬧劇,給了他娛樂業最初的滋味。
李在坦普爾大學掙得了學士學位,並參加了校拳擊隊學習拳擊。他娶了一位美麗的費城女孩,那女孩叫愛德娜·塞娜絲,他們生的第一個孩子,是男孩,叫塞維。在二次大戰期間,他成為了一名炮兵,一位女兒,卡洛爾,是在戰爭結束的一年之後出生的。
戰後,古博在市中心的第九大街和核桃樹街的交叉口上,將一位老參議員的旅館買了下來,旅館的一樓有一個設施簡陋的夜總會。
在最近的一段時間,除了接待旅客外,古博把旅館變成了一個臨時藏匿槍枝的地方——但這有一個很相稱的理由。為了贏得一九四八年的獨立,古博在為以色列自由戰士收集武器。每天晚上,猶太老兵們頭上戴著意大利貝雷帽,腰間別著德製魯格爾手槍到達旅館,每周一次他們將武器裝船運往巴勒斯坦。
古博的主要興趣還是在參議員旅館的那個夜總會上,它原先的名字叫“約會”,他把它更名叫“午夜俱樂部”,邀請大牌爵士歌手諸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比利,霍利戴、查理·帕克和愛娜·費茨傑拉德前來獻藝。俱樂部成為古博生命的一個部分,吸引了不少時髦人士和神魂顛倒的女人,她們的眼睛總盯著古博。
這裏有一位為爵士明星伴舞的金發女郎,實際她是當地一家醫院的醫生。她瘋狂地追求李,午夜以後為他做飯,並送去給他宵夜。她上身套上又緊又短的羊毛衫,下身的短褲勒得鼓鼓的,腳上蹬著一雙高跟鞋,就這個樣子陪伴古博去打高爾夫球,結果把高爾夫球場弄得一塌糊塗,比一場雷暴雨損壞還嚴重。
“這給李和愛達娜之間帶來了不小的麻煩”,弗蘭克·福特多年以後說,“實際她知道他是一個浪蕩鬼。(和他結婚)可算是倒了大黴。”
五十年代中期,愛達娜和李離了婚,她很快又再婚了。多年後,愛達娜·杜魯門夫人坦承地嫌煩李的一個又一個桃色事件並說“那是我們最後離婚的一個緣由。”
在離婚以後,李重回大學讀書,獲得了社會學碩士學位,他和福特開始為一群天才歌手,諸如羅那塔·泰貝林、安德烈·蘇格維亞、大衛·布瑞貝克和康德·貝賽管弦樂隊,籌辦音樂會。李還從那位老參議員的費城電力公司那裏得到一大筆捐助資金,盡管他拒絕施舍,但對方仍堅持要他收下,這樣在他生命中,他第一次變得經濟寬裕了。
雪萊·格魯斯為古博的這筆新錢設想了一種新的用法。他鼓動古博和他一起搞一個帳篷劇場。“雪萊”,古博說,“不要打那筆錢的主意,否則我要把你扔出去。”但古博、格魯斯和福特各拿出了五千美元,他們又攛掇了演員們和商務朋友合夥投資,共四十四人加入進來,資金上升到十萬美元。
一九五五年六月,也是芭芭拉·沃爾特斯嫁給鮑勃·凱茲的那一個月,“山穀打鐵廠”音樂會正式開張了。——頂藍白條紋相間的帳篷在費城郊外的德文小鎮撐了起來,裏麵可容納一百七十名觀眾,上演的第一出大戲是《惡棍和傻美人》,聘請一位當地人叫愛德·麥克漢文的人作主持人。接著第二出戲《南太平洋》也上演了。到夏季過去之時,他們賺得了五萬美元,這下,他們可真是上路了。
當芭芭拉遇見古博時,他正主管著戲劇製作業務。他們在長島的有一個“西部洞穴”劇場,又在新澤西州的考姆墩縣、巴爾的摩的畫家磨坊鎮,還有靠近華盛頓市的綠蔭蘋果園鎮支起了一頂又一頂藍白相間的帳篷。
一幫搭檔選擇了一個黃金時間黃金地點顯示他們的力量——他們在百老匯大劇院上演他們的音樂喜劇,其劇目為《康康舞》、《和小袋鼠跳舞》、《吻我吧,凱特》,觀眾購票踴躍,場麵火爆。格羅斯負責具體經營,他常常向負責廣告和宣傳的福特開玩笑地抱怨:“古博可是輕鬆快活,你總是和那些有趣的人談談笑笑,我不得不在攤子上守著。”
古博喜歡稱音樂會是“平民音樂劇”,因為他們是為大眾製作的,他們決沒有機會上百老匯聽音樂。
芭芭拉和李的約會時斷時續,因為一九六二年把精力用在他的公司、音樂事業上,有十萬觀眾觀看了他們的演出,每張票價隻五美元。
因為生意興隆,弗蘭克·福特決定結束在費城電台的“脫口秀”主持人生涯,幫助為開演前的觀眾提供牛肉三明治和甜點。在他結束電台主持人生涯的前一個晚上,古博把芭芭拉第一次介紹給福特。
“李在此之前,對她並不熱心”,福特說。“他告訴我,他在和《今天秀》裏一個寫稿子的女孩約會。”
在他們最初的見麵,福特發現芭芭拉光彩奪目,魅人逼人並且很富好奇心。在咖啡館裏,芭芭拉對福特放棄他主持得很成功的脫口秀節目感到困惑,芭芭拉不大明白居然會有人願意放棄成功。“這很無禮嗎,弗蘭克?”她問道。弗蘭克不得不向她解釋,他,李,還有雪萊他們是合夥人,他們負有重擔,因此他不得不致力於商務活動。
“我認為她那種極為野心勃勃而又充滿幹勁的女人,我這並沒有輕視的意思”。福特評價道。
我印象深刻,因為對我們的事情,她提問非常敏銳。她要知道明星們誰能吸引觀眾,誰不能吸引觀眾;她要知道我們請來的名人各自的個性——真的和舞台後場的一樣嗎。
李不用費神就能讓女人們為了他瘋狂,在夜總會裏,女人們總是圍著他轉。他可不是那些明星的陪襯。芭芭拉和那些女人不同。我們見到的女演員可謂多矣。她們不停地談的是她們自己。芭芭拉不這樣,她向其他人發問,她搜尋消息。她總是在聽。
隨後,他們在加利福尼亞的桔縣旅行,去實地考察。福特看到芭芭拉是如何想迷住古博,古博又是如何搖擺不定。
“她每天晚上給他打電話”,福特說。“李放下電話之後,對我說:‘老哥,我不知道做什麽。她真的咬上了我。她要結婚,而我曾經有一個糟透了的婚姻。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娶她,我不知道我是否願意’。我記得自己對他說:‘孩子,如果你不知道,就別去做。你曾經有過一個可怕的經曆。’這話他聽進去了,她卻窮追不舍,她盯住了他,她這一方是主動者。”
古博在費城沒有留下什麽東西,他在市中心有一套公寓,他常常周末回去看他的孩子、父母親和朋友。他把婚姻的疑慮扔到一邊,芭芭拉成了他的固定夥伴了,常常陪他回家。
一次,古博帶芭芭拉去費城市郊他前妻的家裏去看賽維和卡洛爾。
“他隻帶了她來”,愛達娜,杜魯門說。“我絕對弄不清這是為什麽。這很尷尬,我們都在場。一場突然襲擊式的訪問。我猜想他來這裏是想把她展示一番。她很羞怯,很文靜。我不想打憂她(因我的在場)。”
在費城另一次聚會上,芭芭拉顯得冷漠和疏遠。古博一位好友的妻子專門為芭芭拉舉辦了一次社交宴會,把古博在費城的一些朋友介紹給她。但晚會讓每個人都懊悔不已,芭芭拉晚上大部分時間坐在一個角落,翻閱瀏覽雜誌。
“她非常冷漠,對每個人很冷酷,她的態度沒有友好的意味”,弗蘭克·福特回憶道。一位賓客說:“這女人給這次宴會)是一個大大地冒犯和深深地傷害。她把一個好好的宴會攪黃了,芭芭拉看起來對整個事情厭煩得要死,對李的費城朋友沒有任何感情”。女主人叫道:‘我再也不會請她了!’我覺得芭芭拉是勢利小人。她對‘小人物’或不重要的人毫無感覺,她不會對任何人都和藹可親。
實戰場景之二:得到他!——眼觀六路,審慎行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正午過後,整個世界在一聲尖銳刺耳的叫喊中停了下來。
在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一位名叫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的前海軍陸戰隊員開槍並殺死了國家的第三十五任總統,·約翰·菲次傑拉德·肯尼迪。全國廣播公司象其他廣播網一樣,開始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報道這一大事。《今天秀)報道廣泛,一口氣連續報道三十多個小時。事件報道大部分來自華盛頓,芭芭拉被派到那裏去連續報道肯尼迪的葬禮和評述整個事件。
愛爾,摩根認為這次暗殺事件對芭芭拉而言是一次“大演習”。“我發現使用她的次數越來越多。皮特·方坦娜,《今天秀》女主持人可沒有這麽厚的底子”。
不到二年的時間,肯尼迪家族第二次成了芭芭拉關注的焦點,(第一次是芭芭拉隨傑奎琳·肯尼迪出訪印度——譯者注),盡管這次是悲劇。
芭芭拉在報道中經常報道風起雲湧的女權運動和以此製作專題節目,采用的是大眾感興趣的觀點來製作的——她製作這類節目完全沉著鎮定,必要時也流露感情,但不落俗套,或者也不陷於傾訴。
“我們所有人對她的職業作風印象極深”,休·唐斯說,他當時在華盛頓主持《今天秀》的節目。
芭芭拉被指派到國會大廈的中央大廳去采訪,那裏傑奎琳·肯尼迪和被殺害的總統的兩個弟弟愛德華和羅伯特正跪在靈樞旁祈禱。“在這漫長的時間,我們等待著白宮官員的出現,芭芭拉在這悲傷的場合裏顯得很消沉。”唐斯說。
“芭芭拉真是一流的采訪好手,”摩根表示。“在國會大廈我們進行了五個小時的現場直播,芭芭拉和唐斯做得一樣多,在她這個年齡,在這一天,她做得太棒了。”
但當皮特·方坦娜幾個月辭職離開《今天秀》時,摩根又一次拒絕了芭芭拉要求頂替這一位置的請求,另外又挑了一位女演員。
達拉斯的悲劇事件——沒有給婚姻塗上多少浪漫色彩——這指的是芭芭拉嫁給李·古博。
“肯尼迪被刺一個月之後,我們仍顫栗不已,我們要在這時代大風暴裏緊緊偎依在一起。”
芭芭拉如此說,那腔調象又回到薩拉,勞倫斯學院的戲劇係的舞台上。
芭芭拉和李幾次計劃舉行婚禮,但最後她又動搖了,盡管事實上是她在追求他。可能,她猶豫不決的原因是李看上了別的女人。芭芭拉甚至向大學的老同學求救,聽聽她們的忠告,她是否應該和李拴在一起。
“她不幸和男人們有那麽多的牽連,我想她極善於保護自己。”安娜·威廉·福格遜說。“我接受她的邀請到紐約來玩,到餐桌上與李進行交談。她說:‘唉,你在想什麽?我應該,或者我不應該?你會怎樣回答一下這個問題?我不清楚李很棒。我們是餐桌上的夫妻,我發現他這人真麻木’。我說:芭芭拉,這個決斷隻能你自己下,我無能為力。當芭芭拉自己生活中遇到這件事,她就果斷不起來了。她向自己提問,向其它人提問。她靜不下心來。
芭芭拉把李引薦給《今天秀》的朋友們,大多數人認為他是一個“正派人”。但她的夥伴約翰·洛德則不這樣看。他聽說過古博玩女人的不少事,但他決定什麽也不說。
“當古博和芭芭拉關係親密並訂了婚之後,他斷絕了與眾多女人的來往”,洛德說。“我記得我還是不安心,因為他是風月老手。雖然這是在他倆結婚之前,但我真的不太信任他”。
本·卡薩羅,古博的妹夫坦承在芭芭拉和李結婚之前,“兩人時分時合——多數時間還是合——兩人嚐試分居。但他倆發現這不行,不得不又合在一起。”
八年以前,她在嫁給鮑勃·凱茲之前,就有相似的矛盾心情。在她嫁給第三個丈夫時,她又經受了同樣的煎熬。
“漂亮、自信,受人歡迎的芭芭拉·沃爾特斯一次又一次解除了與馬戲團大亨李·古博的婚約(原話如此)。終於將在下個星期天舉行婚禮,成為古博的‘山姆雙鷹’的家族的一員。”
赫斯特報業集團的專欄作家傑克·奧白安如此報道芭芭拉的婚禮,他在六十年和七十年代任(日報消息)的花邊新聞專欄作家,一九八O年,他成為了芭芭拉的私人秘書。
盡管實際上她還不是一個那麽出名的電視人物,但她還是迫切希望能在紐約出版的《日間美國》登載婚禮的消息,奧白安在上麵主持一個《正在播報》的專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日,它如約登出來了。
奧白安這篇關於芭芭拉消息的文章隻是他為起步階段的芭芭拉所寫的眾多文章中的一篇。這些花花綠綠的趣聞,是她一手為自己和《今天秀》炮製和策劃的,它們總體看起來既讓人驚愕又讓人高興,給全國廣播公司的高層人物留了極深的印象。奧白安的文章,因此對她的職業生涯有著巨大的推進作用。
芭芭拉好象並沒有因為奧白安是約瑟夫·麥卡錫的支持者而感到不安,他的保守主義觀點為自由派新聞記者所痛恨。芭芭拉的朋友為她與奧白安的親密夥伴關係弄得惶恐不安,目瞪口呆,就象她們見到芭芭拉與羅伊·柯亨的那種關係一樣驚駭不已。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朱迪斯·克裏斯特,愛爾·摩根很早雇用她為《今天秀》寫作電影和戲劇評論,當她聽到芭芭拉與柯亨的親密關係,她說“要嘔吐了”,她這次又為芭芭拉與奧白安的“非同尋常的親密”感到不安,因此從她自由派的觀點看,奧白安是個“下三濫”。
這種憤怒有一個原因是源於奧白安在專欄中對唐·霍蘭貝克的惡評。霍蘭貝克是哥倫比亞電視新聞評論員——一個愛德華·默羅的支持者。霍蘭貝克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鑽進他在紐約旅館公寓的廚房中的烤爐中自殺,時年四十九歲。
慘案發生後,奧白安在專欄文章裏寫道:“自殺也不能抹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放縱的左傾冒進的曆史記錄,霍蘭貝克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記者的典型。他一直堅持激進路線。”默羅的悼詞可不一樣,他把霍蘭貝克描述為‘一個真誠的朋友,一個不公正的偏狹勢力的敵人……’奧白安指責默羅為“書呆子默羅”。
朱迪斯·克裏斯特回憶她和她丈夫,還有芭芭拉和古博在劇場碰見了奧白安,芭芭拉盛情地歡迎她與奧白安的不期之遇。
因為我們是迫於無奈才與奧白安談話,我問芭芭拉:‘你是怎樣認識他的?’芭芭拉說:‘噢,通過他的妻子’,看得出他和芭芭拉的關係非常親密。我記得李說了這麽一句話:‘我肯定不會和傑克談得這麽熱乎’。那是因為我對李說:‘你能容忍這一切嗎?’(但)這些(奧白安的花邊新聞)對(她)幫助確實太大了。
當我是一名記者,而羅伊·柯亨是個助理律師時,我曾經報道過他,但我輕視他,討厭他,斷定他是一個惡棍。任何一個正直的人都會這樣看。芭芭拉在性愛上和政治上都非常天真,我想芭芭拉是個很有限的自由主義者,她總有自己的打算,我們是自由主義者的同路人才交上朋友的。這是我們交往的基礎,我無法想象她曾和羅伊·柯亨有過‘羅曼史’。我想這是一個女學生做出的事。她還不懂什麽叫做惡棍。
古博極其嫌惡柯亨和奧白安,還有芭芭拉和他們的友情,引得李與芭芭拉之間戰火頻起。古博認為喬·麥卡錫是個·法西斯“柯亨是個”人渣“芭芭拉居然和他們混在一起做朋友。古博的一個好友,喜劇作家羅萊·格拉漢姆寫出了極多的極為刻薄的政治笑話,嘲笑麥麥卡分子。”李是個強烈的自由主義者,特別喜歡向麥卡錫那樣的人挑戰“弗蘭克·福特說,”芭芭拉居然與象柯亨那樣的家夥打得火熱,這很有趣。當然,話又說過來,他是個有勢力的家夥,各方麵關係可不少。
關於芭芭拉和奧白安的友誼,芭芭拉常常是為自己盤算的。她對她的這位朋友最大興趣是他在公開場合宣傳她所帶來的好處。這背後的一切,她要建立起自己的職業威望,而不是去拯救世界。
在芭芭拉嫁給古博的那個晚上,羅伊·柯亨不斷地見她,打電話給她,要她重新考慮他的求婚請求。“我現在她家的附近”,柯亨說,“和她通了一個小時的電話。我告訴她我已娶了她。她說她不能嫁給我,因為她與古博現在已經結婚。”
在柯亨死後的靈前,芭芭拉無情地否認她曾和柯亨有過婚約。但多樂絲·蘇科斯基,保守的赫斯特報業集團作家喬治·蘇科斯基的遺孀,聲稱柯亨肯定說過他倆是相愛的,在芭芭拉嫁給古博的一年半以前,柯亨就給芭芭拉訂婚戒指。
“我們一起出來,芭芭拉向我展示了一枚訂婚戒指,(蘇科斯基夫人聲稱)。我說:‘噢,你們訂婚了?’她說是的。羅伊也坐在那裏。我們向她道賀。那是一九六二年六月,我們的女兒在華道爾夫大飯店舉行婚禮,芭芭拉和羅伊一同前往,但她的手上卻不能戴上那枚戒指,因為羅伊的母親也在那裏。她把戒指穿在項鏈上,然後掛在脖子上。芭芭拉告訴我,它是羅伊的戒指,這我知道。她告訴我當他母親在這裏她不能戴上”。
柯亨的母親多拉極其不喜歡芭芭拉,她總是說“那個女孩!”她對芭芭拉想成為她兒子羅伊這位“猶太王子”的“小王妃”的企圖,極為憎恨和反感芭芭拉,她譏笑道“一個夜總會老板的丫頭”——意思對她兒子這個猶太王族不大合適。
“她的態度很是敵視芭芭拉,如果羅伊晚上出去,沒有回來吃晚飯,如果他與‘那個女孩’在一起的話,她馬上打電話給我,要我把羅伊從‘那個女孩’那裏找回來”,多樂絲·蘇科斯基說。“他的母親不想和芭芭拉有任何關係,如果他娶了芭芭拉,他倆的前景不妙”。
在芭芭拉和羅伊打算結婚時,蘇科斯基相信柯亨並沒有卷入同性戀的醜聞中,但他的性愛給的不是芭芭拉。
約翰·洛德形容芭芭拉和柯亨的關係是“強烈的”,認為她“懷疑柯亨”是個同性戀,“但我不認為她想得很細。一個人不能對同性戀想得太多了。我懷疑芭芭拉是否知道同性戀是做什麽的(彼此之間)。”
多瑞斯·林耶,一位前紐約(郵報)的專欄作家,回憶六十年代他和羅伊、芭芭拉在一家夜總會裏去玩,當時還有一位“非常好看”的年輕男孩和他們在一起,他是來幫助羅伊修理家裏的電視。林耶引用芭芭拉的話,“我這人並不是那樣喜歡觀察別人做什麽,也沒有什麽偏見,但我很驚奇他為什麽總是和這些家夥單獨悶在一起。”
柯亨對芭芭拉的意見很是惶恐,曾向他的一位密友紐約法律學校的教授羅伯特·貝勒克求教。柯亨在市內東六十八大街上購買了一幢住宅,他要芭芭拉看看這房子怎麽樣。她從頂樓上的閣樓一直檢查到地下室。在芭芭拉點頭讚許之後,柯亨為自己的購房水準很是得意。
拒絕了柯亨的最後求婚,芭芭拉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星期天正式成為李·古博夫人,他們租了紐約東區的一套公寓,這是一位高中同學的住房,她叫瑪麗耶·海斯科維茨。這住房是她第一次婚姻的產物,她不喜歡聯合廣場那喧鬧的市聲。婚禮上僅有幾個芭芭拉親密的朋友,李目睹了芭芭拉許願的全過程,看見她的父親劉·沃爾特斯第二次把女兒交給前來迎親的男人。
當證婚人在山姆雙鷹標誌下宣布:“我現在表示你們已是夫妻了。”芭芭拉看起來自豪多於幸福。她說了三個字——“得到他”。
實戰場景之三:離棄他——事業第一,婚姻第二
芭芭拉的巨大成功——她抓新聞的手腕,她的獨家訪談,她的超級暢銷書,她主持的節目,她在《今天秀》日益強大的影響力——卻不能挽救她的婚姻的解體。當她和李·古博分居時,她宣稱是她異常繁忙的職業弄得她無瑕顧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因為我不得不一大清早就起床上班……我不能怪罪《今天秀》或者說是我的職業……我想你的生活中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會影響到你的婚姻,”她談給《電視指南》的記者聽。她的事業第一,每一個人,特別是李·古博,很清楚這一點。
李的親弟弟本·柯塞羅多年以後聲稱,“芭芭拉經常在世界各地奔波。一次,她帶著李的一句抱怨和尼克鬆總統到中國去,李說‘我不需要一個月隻有一天在家的妻子’,他需要二十九天在家的妻子。她幾乎走遍了世界各地——這對他刺激不小。她是那個時代很重事業的婦女,她願意服從她那一行的原則,她喜歡跟著自己的感覺走。”
白天感到孤獨,感到被人拋棄,夜晚感到空虛、無聊,這樣的日子對他真是難過,古博的愛心開始轉向別處了,朋友們認為李“如此忍耐,他不是一個天使就是一個聖徒。”
而在芭芭拉那一邊,她倒是輕鬆快樂,她認定自己已遠遠地超過了李;她正在向巔峰衝刺,而他卻在倒退。他辜負了她的期望,她原本企望二人成為一對人人羨慕的有權有勢的成功夫婦。芭芭拉開始在最親密的朋友圈中抱怨,她嫁給李是一個錯誤。她最好的密友愛麗娜·薩琳告訴另一位朋友,“芭芭拉說她瞧不上李。假如他倆離婚,我可不會驚訝。她正在贏得更多的權勢和更多的自信。開始時,李是她最好的靠山。在很多方麵,他簡直是她另一個慈父。”對他們的許多朋友而言,傑奎琳是把芭芭拉和李聯結在一起的紐帶。但這隻是有點迷人的假象而已。李感到芭芭拉是想要一個孩子,卻不願意悉心照料。弗蘭克·福特回憶有一次他到紐約探望古博本人,聽到李的語調是如此的惱火,抱怨芭芭拉居然公開宣稱自己不工作的時候,就與小夥子消磨時間。“小傑奎琳有個保姆”,芭芭拉告訴《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記者,“但星期六和星期天,她就完完全全全地由我照料。”
福特看到的和聽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場景:
“李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把嬰兒放進嬰兒車裏,推著小傑奎琳在中央公園散步,邊走邊說,‘這是我的老年時光,我推著一輛嬰兒車!’我的印象中李是一個忠實的父親,但他覺得帶著嬰兒應該是母親做的事或者是父母親一起去做才對。但芭芭拉此時正抓緊時間美美地睡上一覺。那是古博告訴我——‘她需要周末抓緊時間睡覺或休息。’我看到芭芭拉是一個善於掩飾包裝的芭芭拉·沃爾特斯。”
一九七二年六月,慶祝傑奎琳四歲生日之後,李平靜地搬出公寓,住進一個有點遠的旅館裏麵。“李和我都分享了對孩子的摯愛,”芭芭拉在兩人分居之後這樣說。“我們老實地告訴你。許多媽咪和爹地不生活在一起往往更幸福快樂,但我們都非常愛她,我們仍互相喜歡對方。”
芭芭拉和李兩人對分居一事都守口如瓶,以致於很多最親密的朋友毫無察覺,直到一個月後街頭小報專版刊載此事,大家才知曉此事。一位是鄰居又是好友的作家傑奎琳·蘇珊(她寫過一本《玩具娃娃的山穀》的書),和她的丈夫伊文·曼斯費爾德,碰巧察覺了他倆分居的秘密。古博和曼斯費爾德兩家約定一起吃飯,曼斯費爾斯在街上碰見了李,提起即將舉行的晚宴。“我想你最好另搞一次晚宴吧,伊文,”李告訴曼斯費爾德。“芭芭拉和我已經分居了,各住各的。”
《紐約郵報》專欄作家艾瑞·威爾遜和《新聞日報》記者蘇策——艾倫·米哈爾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同時披露了這件事,“有些問題我們無法回答”,芭芭拉告訴威爾遜——這些問題談起來,芭芭拉形容道:“太難受”。李則認為“這些是個性和事業的問題……有些事情是她引起的,有些事情是我引起的。我們不得不正視每個人自己。”
分居的真實原因實際上是芭芭拉發現李有了一個情婦。這“另一個女人”比芭芭拉小七歲,一位離過婚的婦女,她偶爾以服裝設計師的身份出去做一下事,但常常被一些富裕的男人包養起來。黑亮的頭發,棕褐色的眼睛,一位猶太女子,有著一種奇異的風姿,舉止甜美而又熱情,在上流社會的男人中大名鼎鼎,因為她“床上功夫棒極了”,古博特意掏錢把她的臥室裝飾一新,又購買了整套家俱,把整個房間弄成桃紅色的浪漫情調,以與女友的這種身份顯得協調融洽。
“她實際上很早就與李關係密切了。在古博和芭芭拉結婚時,就有染了,隻是這種關係非常小心,非常隱密而已”,說這話的朋友,是一位作家,他也與這位女士有牽連。“他倆常常在這位女人的公寓裏幽會,古博把她的臥室裝修一新,弄得非常溫馨、浪漫,裝飾得非常富麗堂皇。”尼克·古博,這位女士生於費城,她的父親擁有一家熟食店。在古博和芭芭拉分居之前,就在這位女士患上了霍吉金氏病的那一年,古博就拋棄了她,這位女人死於一九七六年,這一年,芭芭拉和古博正式離婚。
愛達娜·塞娜斯·杜魯門,古博的第一任妻子,她說她聽到芭芭拉“已把李扔了出去——我對自己說,‘好樣的’。我感到他最終得到了報應。”
後來古博說他對芭芭拉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她是自卡羅納·巴頓以來最偉大的婦女。”
“離婚時,芭芭拉得到了除他之外的所有財產,”杜魯門說。“她得到了那麽多錢,她幾乎把他刮幹了。我是從我孩子那裏聽來的,他們和芭芭拉關係很好。當然,在報紙新聞裏芭芭拉聲稱她決不會要什麽撫養費”。
古博的一位多年的女友說,古博自打和芭芭拉分居之後,他看起來比以前快樂多了。“李的人緣很是不錯。他總是喜歡參加各種社交宴會。他娶了她之後,我想不起他參加過什麽聚會,但分居之後,他每個星期天晚上在他的新居中舉辦‘光棍派對’,李非常善於操持家務,烹飪手藝極為高超。他弄出一大桌子自助餐,邀請一大幫老朋友聚會。”
古博還結識了風度翩翩的上流社會的林恩·列維遜,他把古博引薦給費城的朋友們,對古博和芭芭拉兩人的結合進行了一番嘲弄。但一九八二年五月,他又一次結婚,步上了紅地毯,第三任妻子叫路易絲·韋賽,一位廣告公司經理和作家。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古博死於腦癌,那一年,他六十七歲。在他死前的一些日子,芭芭拉定期去看望他,“她為人真是不錯,弗蘭克·福特在古博的葬禮上致悼詞,”從最好的方麵來講,讓我感到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