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與任何人談好任何事

第六章 怎樣擺脫困窘

　　所謂困窘是這樣的：當你身穿靚麗鮮豔的雙麵針織毛衣，抵達傍晚舉行的婚宴上，卻發現其它所有客人都穿著深色的長禮服，外套著進餐用的短上衣。

　　所謂困窘是這樣的：當你拿起一件精美可愛的工藝品，詢問女主人這東西的來曆時，她回答說：“它是老祖母留給我的寶貝。”而這時，你卻不小心把它掉落在地上，跌成碎片。

　　所謂困窘還指這樣的事：當你偷偷地告訴在場的一群人，說你昨天晚上碰見了史密斯瑞特先生和他的太太，史密斯瑞特夫人長得真是太漂亮了，這時，一個矮胖、邋遢的女人站起來，說：“那真奇怪。我就是史密斯瑞特太太，我昨天晚上一直待在家裏。”

　　你可以裝聾賣傻，但這隻是權宜之計。你可以比這做得更好，你應該敏捷地應付過去。在第一種情況下，我會告訴新娘的母親，來此之前，你不得不參與另一件事務，發現更換服飾已來不及了，因此你隻好這個樣子過來了。在第二種情況下，你要向女主人賠罪，讓她知道你感到是多麽地糟糕，然後第二天要到商店四處尋找，直到你找到一些你中意的裝飾品。把這些工藝品送給她，並附上一封便箋，說你知道這些小玩意代替不了那個打碎了的寶貝，但你希望她喜歡這些小玩意。

　　至於第三種情況，你可以告訴史密斯瑞特太太你肯定是碰到了另一位史密斯瑞特——因為那位女人的丈夫是二十六歲，滿臉大胡子，是不是因車禍而拄著一副拐杖？不是嗎？噢，好了，完全不是。如果這一切太遲了，如果你已確定是他而不能裝作一副天真無邪的模樣的話，你就說你記起來了那個騷女人早巳嫁給別人了。然後過不久，把史密斯瑞特太太拖到其它地方去。這或許不能讓人相信，但至少拯救了史密斯瑞特太太的自尊心。

　　有些人性格乖戾，難以接觸，就象人在意外事故弄斷了胳膊和腿因而變得怪癖起來一樣。他們是這樣一類人，當他們談到一個臃腫、難看的人的時候，馬上會從他們嘴裏蹦出“少吃點”、“二噸半”、“肥豬”之類的詞兒來，潛意識的惡意？也許吧。

　　羞怯拘謹的人經受著另一種困境。坐在人群中他們不知道怎樣才好，他們喪失自信，他們看到這房裏就他一個人缺乏機智，沒有風度。絕望籠罩了他們，他們動作呆滯、麻木。他們走路踉踉蹌蹌，啜飲吞咽滾燙的咖啡，慌得連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都記不起來。

　　不幸的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對這兩種困境都深有感受。我們談話都太匆忙急促，都嚐過自己扇自己耳光的滋味，我們都感到無可救藥。

　　偶然的過錯，讓人喪失勇氣，不敢再去嚐試。或許你會走運，現場有人機智地為你打圓場，這可是一份價值千金的禮物。這裏有一個著名的榜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女主人，當她的一位客人弄翻了自己的葡萄酒杯，感到手足無措，她應該幫他收拾幾分鍾，然後弄倒自己的酒杯。

　　瑪麗安·賈維茨，一位參議員的妻子，她讓約翰尼·卡遜從困境中擺脫出來。當時，我們大家聚在一起開晚宴，他倆坐在一起，約翰尼是個異常拘謹和羞怯的人，在上第一道萊時就把湯弄翻了，後來又把一些肉汁濺在自己的領帶上。此時，裝作不知的話，不會減輕約翰尼的困窘，而因此焦急會讓他感封更加難堪，瑪麗安適時地就此事“講”了個笑話，約翰尼變得輕鬆了，兩人結果相互說笑起來。

　　當東西潑了出來，一些物品被弄斷，肇事者往往嚇呆了。他們象孩子一樣手足無措，羞愧難言，痛恨自己。作為一位女主人的職責是，即時的、盡可能使這人輕鬆起來。讓他感覺到打碎的物品並不重要。女主人應大笑道：“謝天謝地，這討厭的東西終於打碎了。我已經嫌煩它多年了！”盡快而又隨便掃除它，重新拾起被它打斷的話頭。

　　如果麻煩是你惹出來的，是你打碎了物品而又能償還的話，那麽不久之後要盡快償還。如果這物品隻濺上了一些汙點，或許你能第二天把它清洗幹淨。如果這些辦法覺得不妥的話，那麽就送上一束花或一些禮品，並附上一封道歉的便箋。

　　另一種困境就是失言，我曾在《今天秀》幾百萬觀眾前觸犯了一些美好善良的東西。不久以前，一位嘉賓談到了阿爾伯特·史懷哲，我快活地問老博士史懷哲現在過的咋樣。這位客人詫異地盯著我，說，“可是，他已經去世了。”當時，我準備用一個老生常談的俏皮話，彌補這個疏忽，“我甚至不知道他生病了”，這句話在我的頭腦裏一閃而過。但我知道我必須得放棄這個“笑彈”。我坦白地承認：“我太窘了，我真是笨頭笨腦。當然，我應該記得前些時候，他去世了。”這之後，我問下一個問題。

　　我估計嘲弄的信件會象雪崩一樣湧來，但事實上沒有一封信提及我的這個大錯誤。我想大部分觀眾是寬容的，能體諒人的，或許他們也曾犯過類似的錯誤，也許是他們欣賞我的誠實。

　　有一點我要指出：不要去欺騙。除非碰上象史密斯瑞特太太的情況，即他人感到自己被扯了進去。要馬上承認自己做了個錯事。這並不使你丟臉，反而贏得一些尊敬——在今天能說“我錯了”的人是非常難得了。

　　不要詢問丈夫或者妻子為何未來，這樣可以減少尷尬的危險，當然你對這人相當了解則另當別論。“我們已經離婚”，這話很難說得出口。如果別人如此回答你的疑問時，解釋他的婚姻已經破裂，不要說你感到遺憾——也許，他很輕鬆愉快。要說：“請原諒，我不知道”，然後改變話題。

　　一位我認識的女人為自己惹出的麻煩不安好久。她湊巧被介紹給一對夫婦，比爾和南茜，她迫不及待地告訴南茜她倆有一個共同的朋友。那就是南茜以前的同一寢室的一位女友。南茜一時間不知所措地看著她，然後解釋說：“我很遺憾，你肯定想的是我的丈夫的第一個妻子。她也叫南茜。”

　　我的朋友冷靜地說：“噢，今晚我失言了。”迅速地詢問比爾和南茜現住什麽地方，是否喜歡那裏。

　　這種無心之過容易理解，但許多後果卻難以原諒。一位婦女嘲笑一些事務如此簡單，聲稱：“就是白癡也能做，”後來知道當時有兩位客人正好是一個白癡孩子的父母親。當然，決不應該拿生理缺陷開玩笑。傑裏·李維斯模仿麵部痙攣的舉動嚇住了我，盡管我知道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並且骨瘦如柴，我希望他不要利用這個特點弄得大夥哄堂大笑。

　　如果你惹了大麻煩，要道歉賠罪。告訴人們你毫無疑問已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訓。他們會明白你受到了痛苦的煎熬；有時候有些深厚的友情正是從種種大麻煩中建立起來的。

　　你誇誇其談發表如下評論，“我正好看了你也看過的那篇臭不可聞的垃圾，那就是弗雷特·富勒的專欄文章。”人群中一個陌生人叫道：“我就是弗雷特·富勒，你指的是哪一篇？”當你的話獲得回應，要告訴他這是一種人身攻擊，或者告訴他你是全國最沒文學修養的家夥，或者告訴他你很高興請他順道到酒吧喝一杯，因為你已在自己的酒杯裏放滿了砒霜。

　　我碰見一位嘴上抹了蜜的人，他告訴我他每天清晨都在收看《今天秀》，愉快地看到我懷孕的肚子一天一天地大起來，直到我宣告生下了我們的小寶寶，才鬆了一口氣。我那些在場的朋友都變得緊張不安，他們知道我們的女兒是抱養的，但我絲毫不怪罪此人。我認識到這人隻是想表明他的關心，當他知道自己的錯誤時，顯得惶惶不安。我反而為他擔憂不已。

　　事實上，被冒犯的人比冒犯他的人處境要好一些。受傷害者隻是片刻受到衝擊，然後可以顯示自己的寬大和善良，而冒犯者始終陷於追悔莫及的境地。我注意到犯了錯的人常常需要溫暖和熱情，傷害他隻會讓他自暴自棄。

　　如果你在交際上惹了禍，要坦率地賠罪，希望他人寬宏大量，然後閉口不語。不要浪費晚上休息時間去講述自己做的臭事，不要公開懺悔，因為內疚而弄得筋疲力盡。應在沉默中反省自己的錯誤；你最終會挽回損失的一切，也許會做得更棒。

　　最大的尷尬是到達一個正式典禮的聚會，卻身著不合禮儀的便裝，或者正好相反，不過現在差不多沒什麽禁忌也沒有了。頭戴大禮帽不再是女人們義不容辭的任務了，甚至在葬禮和婚禮上也是如此，隻有在一些小鎮上，戴著上等羊羔皮的雪白手套才算是一位真正的女士，才榮耀無比，大多數社交聚會隻是迷你裙、旗袍，拖地長裙的一鍋燴，你甚至可以穿著睡袍走來走去，但沒人會大驚小怪。

　　奇裝異服現在是人們追求的時尚，他們對三件套的夾克敬而遠之，穿著高領套頭毛線衣，居然係上一條領帶，在一些場合，下身穿著鹿皮褲，上身穿著法蘭絨夾克，肩頭早已磨成光板一條，居然一副滿不在乎的模樣，但通常，大多數人穿著並不喜歡招搖，喜歡和別人一起待在屋子裏。

　　我聽到我的朋友康斯坦絲·霍普，一位紐約的頂級的公共關係顧問和一位極為出色的女主人，漂亮地讓一位前來赴宴的客人擺脫掉尷尬，隻有他穿著夜禮服，打著合乎禮儀的黑領帶。康斯坦絲向他致意，關心他的困窘，她緊握他的手，嘟噥著：“你好。我告訴每個人，要他們係上黑領帶，但他們全都忘了。你是唯一做得正確的人。”

　　如果你感到穿著不對而很不自在的話，告訴女主人你還要去辦另一件事（這樣可以解釋為何如此打扮），然後盡早離開。

　　生病是社交中的另一種困窘。我決不會忘記年前我的丈夫和我舉辦的一次結婚周年紀念，那段時間紐約流行性感冒橫行肆虐。聚會的那天，電話機響個不停，我真是窮於應付。不是妻子打電話說她丈夫患了流感，就是丈夫說妻子生病了。宴會隻好縮小規模，我離開宴會地點，重新更換節目單。

　　趕過來的客人擠在餐桌中間，全國廣播公司的本·格諾離開桌子。我量了一下他的體溫，老天，40度！在一些客人相互擠在一起取暖之後，其它一些人則攤手攤腳地躺在床上、沙發上。我們邀請了二十個人，但最後隻來了十一個人。我開始感到我們正在做一件糟透了的事。

　　在此緊要關頭，顯而易見的是，女主人的首要任務是悉心照料她那些痛苦的客人們。你要馬上騰出一間安靜的臥室，好讓客人躺一躺。如果感冒超過了頭痛腦熱的程度，他會考慮還是離開的好，派車送他回去就可以了。第二天早上，要打電話問候一下，感覺是否好一些。

　　但避免大驚小怪的情形出現，也是感覺身體不適的客人的責任。如果你能熬得住的話，就要說沒問題，並且一直待下去。如果你感到實在撐不住了，就要悄悄地向女主人解釋，不用向其它客人打招呼而悄悄離開。第二天送一封便箋過去，表示提前離開這樣一次盛會真是又抱歉又遺憾。

　　如果在宴會之前你已感到病了，那麽打電話女主人，告訴他，“我們現在不能過來了”。不要說，“我到不了了”，也不要說，“喬治病了，他不能來參加你的宴會，”因為這兩種話都讓人感到身體健康的人希望單獨前來。如果餐桌位置好安排或者她已安排好聚會，女主人會要你赴宴。不過後二種話的好處在於，你可以進退自如，隨機應變，決定自己去，或者是不去。

　　另一種可能的麻煩是社交中的辯論。但我常常想我們對論辯太過擔憂了。我認為一場好的辯論對辯論者和觀眾都精彩而有趣。在《今天秀》上我們常常安排辯論。比如說，當極端自由主義者本傑明·斯波克到我們節目裏宣傳他的新書《一本正經和猥褻不堪》時，我們同時邀請極端保守主義者威廉·貝克萊與他對壘惡戰。

　　當兩個人為一個問題論辯起來，不要覺得你必須讓他們停下來，要觀察和估計。主要還是為那群客人們帶來的、鬥得一鍋粥的小家夥們費心，看是否有那一個會有傷害舉動。如果論辯熱烈而不乏理智，讓他們吵去，不要參與，不要袒護哪一方；說到底，他們是一群大孩子。

　　如果你被扯進爭論，評頭論足。你能控製住自己？對方能嗎？當一方屢戰屢勝，或者一方節節敗退，情緒難免就失控。

　　如果論辯情形惡化，演變成人身攻擊和荒唐胡鬧之時，要馬上製止。“嗨，夥計們”，你要用善良而又嚴厲的女教師的口吻說，“這離題太遠了。你們吵得我們都受不了，現在讓我們把討論擱在一邊吧。”

　　差不多更糟的困窘是一群人坐在一起誰也不作聲。屋子裏的氣氛沉悶窒息，人們坐立不安，瞪著他們的飲料杯。有人小聲地說這天氣真夠悶的，有些人回應，嗬不是，“你說的對，“確實悶得很。“接下來又是長時間的沉默，這可憐的靜默之後又有人最後評論道，”我上個星期在圖爾薩城，天氣也是如此糟糕。這之後徹底無聲無息了，大家都在傾聽冷飲杯中小冰塊融化爆裂的聲音。

　　打破沉默的最好希望是提出一個趣聞軼事的話頭。它起碼讓人們活潑興奮起來，讓大家變得相互信任和熱情。告訴他們你從電視裏聽到的最新時事，問每個人是否關心此事。談一些你讀到的有關教育、電腦或者暴行的事情，詢問對他的看法。也可以談談有關你的家庭一些日常瑣事，把它引導到對大問題的討論——例如，“我那讀高中的孩子今天回家了，你們猜猜她問我什麽來著，我結婚前是否是個處女。你們想想這該怎麽回答？”我經常這麽做。

　　喜劇演員使用同樣的技巧來暖場。他這樣開頭，“來戲院的路上我碰見了一件讓人捧腹大笑的事情……”從這個插曲他能迅速進入他所選擇的任何話題。你也能運用相似的辦法讓冷場的局麵變得活躍熱烈：提出一個有趣的話題，誘使每個人都參與回答。

　　這一招很是能顯示女主人的機敏，特別是相互不相識的人聚在一起時更是有效，對當前時局或者本地事件趨勢的預測能夠激發大家交談。不要等冷場到了極點再使用這招——一開始就用詼諧的話談論圖爾薩市的天氣來活躍氣氛。

　　偶爾你會發現有人談話在撒謊。那問你：你應該告訴他編造的那個曲折有趣的故事中主人公就是你的鄰居？你知曉這一切，或者你會為他的謊言而坐在一旁氣得七竅生煙？作為這個問題的回答，我請我把注意力轉到沃爾特·克朗凱特身上。

　　作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電視新聞主持人的克朗凱特，讓前總統林登·約翰遜很是欽佩。不過他還這樣評論過克朗凱特，“他在觀察文人再造曆史時，會有一種玻璃鏡般的表情。”

　　我說沃爾特·克朗凱特好樣的，我佩服他的力量，他毫不容情直斥人們的虛妄。當謊言損害了別人的名譽或者這謊言深深地把你牽扯進去，你應該反擊。如果這隻是無意的消遣遊戲，那麽大多數人隻會笑笑而已，不以為忤。作家約翰·斯坦貝克從不把一種奇聞怪事用同一種方式講述兩次，他喜歡添枝加葉，總在最精彩的部分添油加醋。他的目的是讓人快樂；一位偉大的作家是難得為真實操心的。

　　有些社交上的困境是沒法補救的。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得解決，隻能無可奈何，聽之任之。

　　我年輕時曾鬧了一次笑話，當時我為NBC報道約翰遜總統的女兒——露茜·本絲·約翰遜的婚禮，沒有一位記者被允許進教堂去報道。當賓客們從教堂退場出來，我衝上前拉住走出來的第一批客人。我將話筒伸到一位儀態威嚴的紳士麵前，說：“我是國家廣播公司的一位新聞記者。您願意告訴我，您對婚禮有何看法？”

　　“我倒沒什麽”，他回答，“我是弗蘭克·斯坦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總裁。”

　　這與我的一位好友的經曆相比就算不上什麽了。當時她與一位大人物在聚會上談話，為了想使談話變得活潑歡快起來，於是百無聊賴地說道：“瞧，那個身披圓點花衣的狐狸精，她是多麽地糟糕。”而對方卻說：“那是我的妻子。”

　　這位朋友問我，在如此情況下應該咋辦。我回答道：“你自殺吧！”

　　實戰場景之一：與名流夫婦打得火熱——咬緊牙關，堅持就是勝利

　　“和他們挑選的任何人在一起做事，這我都能行”，芭芭拉在麥吉去世三個月之後說這番話。“這樣說並不武斷——即使他們真的挑了一個我很痛恨的人，我相信他們讓他來並非想掐我的脖子”。

　　如果說弗蘭克·麥吉從芭芭拉職業生涯中已經煙消雲散了，那麽吉姆·海茲開始進入芭芭拉的視野。這人脾氣溫和，隨遇而安，無論外貌和品行看起來都像一位天使，1974年7月，他被確定為芭芭拉的聯合主持人，讓騷動不安的《今天秀》安靜下來。麥吉和芭芭拉那種緊張對立的關係不複存在了，芭芭拉和海茲這對新搭檔讓觀眾也覺得心平氣和，但收視率也變得“心平氣和”了，這是始料未及之事，美國廣播公司模仿《今天秀》的一個節目《早安，美國》也開播了。

　　海茲是一位34歲的俄克拉何馬人，一直受到麥吉的裁培；麥吉是讓他又敬又畏的導師。如同麥吉，他也有曾任分支機構電視記者的經曆和底子——他們稱他為“圖爾薩的老虎”——很快以能幹、正派而受賞識。和麥吉一起，一起被調回任電視台總部。他追隨麥吉一起，報道同類新聞。在麥吉主管《今天秀》時候，他偶爾替換一下弗蘭克·布萊爾的角色。

　　但和麥吉不一樣，海茲這人性格溫和，並且也喜歡芭芭拉。

　　“吉姆這人很甜，芭芭拉對他沒什麽異議”，簡，勳伯格說。

　　“至於芭芭拉和麥吉的對抗或許有過”，海茲說；芭芭拉和我現在成為搭檔卻不會有很大的競爭興趣。我要在《今天秀》上去做的東西，她不會予以指責和哼些不成調的歌子去嘲弄。我喜歡走出去做些東西。我做的一個新聞是關於挪威漁民在紐芬蘭的浮冰上獵取海豹——芭芭拉不會有這個耐心，穿上笨重厚實的大棉襖，然後在零下三十度的戶外去像我這樣做節目。

　　在慶祝建國二百周年期間，我喜歡出國，做些這樣的節目。她不會特別關心二百周年。她絕對不會去做這樣的旅行。我喜歡以這種方式慶祝建國二百周年。芭芭拉則對基辛格之類的那些魅力四射的名流大腕更感興趣。

　　那些扣人心弦的訪談現在成了芭芭拉的專利了。1975年5月，她與具有世界影響的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進行訪談，把這個人帶到龐大的美國電視觀眾麵前。“芭芭拉在哪裏？”當陪同參議員喬治·麥戈文一起訪問的十四人記者代表團到達時，這位領導人如此詢問。芭芭拉又一次贏得了一個獨家新聞，她和這個大胡子獨裁者一起坐著吉普車在鄉間四處穿行。它製造了一次壯觀的電視畫麵。

　　現在芭芭拉已是聯合主持人了，她感到缺乏激情和壓力，對節目製作有點厭倦，決定暫時去度假。約翰，洛德觀察到芭芭拉抑鬱寡歡，度假也是如此。“這是一種壓抑”，他說，“它就停在這裏”。沒有其他人覺察，芭芭拉明白它在哪裏，她說，“這是我生活中的一個問題，也許唯一的一個問題，追求任何快樂我都會感到自責。我不得不學會偶爾強迫自己去快樂”。

　　芭芭拉這樣去了海地，她到那裏是想忘掉一切，忘掉憂慮，忘掉煩惱。

　　芭芭拉決定到“寶貝博士海灘”去，這是斯塔瑞特和簡·勳伯格最喜愛的地方，芭芭拉手下的政治記者南希，洛烏還有不少人隨行。他們住在奧爾弗森的格蘭特賓館，這賓館裝飾得很是豪華，就座落在首都太子港一個較為僻靜的地方，這座七十層的大廈中部是各種名人和有趣角色聚會的好去處。這個賓館是勳伯格的好友愛爾和蘇·塞茨的產業，他們居然把它說成是“原始人的露營地”，這地方實際上充滿了魅力和奢華；人們為它的優美風景而留連忘返，並非為了高規格的服務設施。這裏氣侯宜人，擦汗的毛巾是派不上用處的。塞茨的口頭禪是“我們的）客人總是極為耐心”。

　　不過芭芭拉討厭這個國家和這個賓館卻不讓任何人感到驚訝。簡·勳伯格說，“這裏人民貧窮，社會黑暗，生活艱辛，一個野蠻的國度，不是芭芭拉呆的地方。”

　　從她一到達奧爾弗森，芭芭拉就開始抱怨種種不適：房間裏沒服務員，沒有電話，沒有漂亮的商店，沒有桑拿按摩，沒有落地穿衣鏡。當她發現根本沒有什麽大名人在此居住，她站在門廊上大聲叫道，“好哇，人在哪裏？有人來這裏嗎？”

　　愛爾，塞茨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沒想到她居然是這樣一個討厭的傻瓜。她瞧不起最好的房間，她討厭海地的所有的地方，我們帶她赴宴的地方，她都認為下賤俗氣。那可都是些味道做得好極了的餐廳。吃完後連聲該死的謝謝都不說。”

　　蘇·塞茨從芭芭拉到海地的第一個夜晚時就對她反感。那天晚上，塞茨夫婦，勳伯格夫婦，還有洛烏，帶芭芭拉到一個新的豪華旅館，他們住進房間。

　　“這才是我呆的地方”。芭芭拉熱心地告訴蘇·塞茨。談到他倆在奧爾弗森那幢著名的大廈，芭芭拉說，“現在你明白，那個地方我不會帶人去，我希望你不會介意。”

　　蘇·塞茨聽到芭芭拉這種話，幾乎跳了起來，她說，“真的不想這樣做，我們一個客人怎麽會這樣，我想真是完全不懂禮貌”。

　　芭芭拉完全不理睬塞茨，繼續說，“我認為我說是一個事實”。

　　“這種話極不友善，但她居然講了出來。”塞茨說。“她喜歡自顧自的誇張，她不會想是對他人的冒犯，因為她從來如此。”

　　後來芭芭拉忙碌起來，她喜歡東跑西逛到處進商店購物。太子港是購物者的天堂，到處是價廉物美、色彩豔麗的海地工藝品，服裝的款式多種多樣。塞茨經營一家叫“小貝殼”的小禮品店，就靠在賓館附近，她和一個搭檔經營的這家店鋪很是紅火，買的都是手工做的小玩意。

　　盡管價錢如此低廉，“芭芭拉買我們的東西仍殺價殺到底，弄得無利可言”，塞茨說，“我親手作的一件長袍簡直就是白送，她非常喜歡那長袍中間繡著一個小小的猶太女人。在不少方麵，盡管買賣是雙方的，結果成了她說怎樣就怎樣了”。

　　芭芭拉從不否認自己小氣吝嗇——甚至還自吹自擂，自鳴得意——她有時說她從錄製現場回家不去“打的”而寧願坐公汽回家。“我是一個節儉的人”，她有一次說。“我總是擔心超支”。她向一位朋友抱怨紐約的環境真是夠嗆，這位朋友建議她去買輛大奔馳，但芭芭拉告訴她這太費錢了，她養不起。盡管她的父親在生意場上是膽大妄為的賭棍。當他贏了的時候，花錢如流水，不過她成家立業後一直很節儉。

　　簡·勳伯格說，芭芭拉常常讓秘書“拿著她的外套參加聚會。秘書到那裏去不是一個客人而是一個服務員。她總這樣幹，她總是用公司的轎車去商店購物和派人派車把私人用品帶來帶去，好像這一切都是她的”。

　　這容易讓人笑話芭芭拉這人真摳門，這種糟糕的情況實際上是芭芭拉自我怎麽也控製不住的不安全感。當她還是一個小孩和少女時，她父親作為一個生意人和賭棍，弄得家庭收入總是顛簸不定，上下起伏。這並不讓人驚訝，如果她的血汗錢稍微有點危險時，她連忙要攥得緊緊的。即使她買一件極為昂貴的衣服時，她幾乎從不給小費。芭芭拉有次為了討好那些社會名流——花費了二萬八千五佰美元——此事一直讓她耿耿於懷，結果還弄出逃稅和騙稅的事。

　　芭芭拉和全國廣播公司訂立的新合同——《今天秀》聯合主持人的工作——她可以決定節目的形式和安排：為了做好《今天秀》，她決定減少在《不僅僅為了婦女》節目中的出場次數，她在這個節目的地位開始下降了，芭芭拉感到她在這個節目獲得的好處已足夠了。她為了發揮自己的天才現在需要一個更大更好的談話舞台。1975年6月，芭芭拉說服她的朋友休·唐斯重返電視舞台，成為《今天秀》的替換主持人，這樣她能抽身去做別的事和搶製特別節目。最後使她能放心大膽地離開去旅行。

　　就在這一年，芭芭拉和湯姆·賽耶德聯合主持了一場三小時的大型節目，這場節目叫《女人和男人》，是有關婦女解放運動的。這台節目辦得有聲有色，芭芭拉在三個小時節目中換了一套又一套長袍——從猩紅的到帶花紋的深黑——在電視裏從各個方麵評論大男子主義，指責新聞界缺乏女性頭麵人物，指出這台節目是她第一次參與社會政黨團後活動。（她顯然忘記她在北方鯡魚保護協會舉辦的大型活動上露麵，她主持這台特別節目。）《紐約時報》評論員約翰·奧康納稱這台節目“觸及的東西太膚淺……淺薄的咒罵貫穿了三個小時”。

　　第二年，芭芭拉接受公司的對頭美國廣播公司的主持人霍華德·柯賽爾的邀請，作為嘉賓參加他主持的周末晚間節目，這檔子節目叫（周末之夜——和霍華德·柯塞爾一起度過》。她在對頭電視台中露麵弄得謠言滿天飛，從電視界到觀眾都認為她是一位女強人。

　　但她最大的目的，是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她又新設立了一個節目。但這節目招來的隻是批評，至少公司內部是這樣。

　　這個節目在1975年9月25下午一點半開播，這個節目叫《芭芭拉·沃爾特斯和名流夫妻聊天》。從好的一麵說，這是後來她在美國廣播公司主持的那個極為成功的《芭芭拉·沃爾特斯脫口秀》的先聲和雛型；從糟的方麵來說，它是那個醜惡而又風魔至今的《名利雙收》的先驅，它由一位前街頭小報記者羅賓·裏奇主持。

　　芭芭拉這個九十分鍾的節目是全國廣播公司孤注一擲的大投入。不僅是投資巨大的冒險——在歐洲拍攝的成本是每一刻鍾就是一百萬元美元——而且一開始電視台就有兩個月一個在黃金時段討好大眾，然後是賺錢——一個小時的小欄目是《我們的生活》，半個小時的小欄目是《導師》。

　　節目的賣點在於——大肆炫耀奧爾良公爵夫人和一個“混混”他們那富麗堂皇而又賣弄花哨的生活方式，那個混混冒充國王，登上了法王的寶座，還有丹麥女王馬格麗特和她的丈夫，亨利克親王——這期望打破《今天秀》的收視率的紀錄，芭芭拉還要報道由查爾斯王子出席的安妮公主的婚禮，還有伊朗國王舉行的珀塞波利斯宮殿落成2500年的龐大慶典。

　　當芭芭拉看到如此多的人觀看這些節目，她心花怒放、地希望再跟著創設一個新節目《芭芭拉·沃爾特斯看世界》，一個結合表演和新聞的節目。

　　“我清楚”，她說，“人們需要魔法和傳說，但還需要加上一點點真實的東西。因此隨時需要一位公司最高頭頭和我一起發瘋，他會問我又要弄些什麽古怪的事，我會很樂意地談起來。”

　　最後，全國廣播公司總經理林·波倫和董事長鮑勃·霍華德聽取了芭芭拉的意見，“為了打開局麵，同意這樣去做。”

　　挑選艾美獎獲得者製片人露茜·雅維斯擔綱作總導演。從一開始，就需要協調這一小團體的一個關鍵人物，在兩個女人之間既有緊密的默契也有小心眼的妒忌她們的主要衝突來自對節目的內容的看法不一。

　　伊夫·聖洛朗為芭芭拉製作一件寶藍雪紡綢的禮服；她上鏡卻用了紅玉色禮服和卡蒂埃公司提供的鑽石項鏈，她在鏡子麵前打扮自己，象個公爵夫人，說起話來喜歡說“我親愛的，那真可怕”。伴隨著小提琴家演奏的小夜曲，攝像機鏡頭對準芭芭拉和她的朋友愛曆愛克斯·林奇與那個“混混”和公爵夫人用餐；慶祝舞會在凡爾賽宮舉行，法國總統瓦萊裏·吉斯卡爾·德斯坦給這皇家生活方式致了開場白；芭芭拉向電視觀眾展現了皇後瑪麗·安東瓦內特的“真實的”臥室——“錢啊！金子啊！綾羅綢緞啊！”她熱奔放地傾訴，“孩子，等芝麻，芝麻開門吧，我的母親就會看到我大包小包的搬回家。”

　　唐老鴨也許會熱愛這玩意，可評論家們可不樂意。

　　約翰·奧康納在《紐約時報》上說這檔子節目星“這一季難得的荒唐寶貝……沃爾特斯小姐所謂‘高雅生活’的魔法和財富故事的即興隨筆，她發現‘它不太費力就可體驗一下’。”

　　《紐約時報》駐洛杉磯電視評論家瑪麗·莫芬這樣評論；“製片人讓沃爾特斯從凡爾賽宮的一個窗子又一個窗子伸進頭去加入一出法國鬧劇中。需要指出的是當你祈求節目快快完蛋時，我們這些人會寬恕芭芭拉裝模作樣的所造成的不快。問題是這幫製片人如此草率地就把芭芭拉推上寶座，而歐洲當代皇家生活方式，我們了解不多，影響更談不上。沃爾特斯是美國最有威望的女新聞主持人，居然讓她到歐洲去訪談那些王族，而她呢也變成一個喜歡咕咕亂叫、大驚小怪的女高中生。這是芭芭拉漫遊奇境記”。

　　甚至連關係要好的《每日新聞》的坎·嘉德納也驚愕不已，稱這檔節目“虛偽、自負”，觀察到觀眾“對那夥相互親嘴的王族無動於衷”。

　　一位觀眾向嘉德納提出這麽一個問題，在穿過聖洛朗的長袍、戴過卡蒂埃的鑽石項鏈、和王族共進午餐之後，芭芭拉能否回到《今天秀》那日複一日的例行公事呢？嘉德納自然也回答不了，他也沒有先見之明。

　　斯塔瑞特·勳伯格感到海茲“給《今天秀》帶來了溫暖、明智、穩定和祥和。”可這對新搭檔每天嘟在失去觀眾。海茲這個人太平庸了；他和芭芭拉之間碰撞不出耀眼奪目的火花。對於這件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總裁理查德·瓦爾德多次訓導海茲，“告訴他站起采，要駕馭場上的氣氛，要把握著話筒的手貼近下巴，然後再湊近攝像機前”。弗蘭克·布萊爾說。

　　此外，美國廣播公司的《早安，美國》來勢洶洶，比起《今天秀》，他們更為新鮮，更為花。肖，主持人顯得更為從容自如。其結果是《今天秀》的收視率不斷滑坡，不過這種情況麥吉死之前已經開始了，但現在下降速度越來越快。最終，下跌了30%。

　　“我們正在穿越一個讓人手忙腳亂、麵紅耳赤的時光遂道，”海茲說，“我不知道收視率究竟出了什麽麻煩，沒有一個人有一個痛快的答案。公司亂成一團。斯塔瑞特更是累得慌。他呆在辦公室，自言自語，他已筋疲力盡了，但他還得做些其它的事”。

　　1975年3月，弗蘭克·布萊爾離開了《今天秀》，然後承認他已成為一個“不可救藥”的酒鬼。幾乎每天早上，他都在撰寫回憶錄，“我討厭吃飯，我以喝（酒）代吃（飯）”。

　　在演播現場，芭芭拉——當她正式成為海茲的聯合主持人——是她一個人在指揮。她現在常常第一個提問，輪換著開始和結束節目。她還首先播報重大新聞。以前這部是麥吉幹的事，勳伯格並不同意她去幹這事，說她缺乏威望，她說話有點輕微口吃，這不大合適。

　　當芭芭拉正在為收視率的跌落焦慮不安，也回天無力的時候，她的星運卻在上升。她贏得了艾美大獎的脫口秀節目的獎杯，國際廣播協會和電視協會的年度獎，《時代》周刊也對她青睞有加，另眼相看，將她列進現在美國一百個最有影響的頭麵人物之中。

　　這個得意洋洋的時期，隻有一塊烏雲籠罩，那就是弗蘭克·西那特拉嘲弄了她，他向所有新聞界人士噴毒。他稱芭芭拉是·電視裏最醜陋不堪的浪蕩女人。“她聽到此話呆若木雞，黯然神傷，她對《唱片》雜誌說，”我總是以為我們關係挺好。我的父親對弗蘭克很是友善。我真是弄不明白“過去了許多年，芭芭拉在《老藍眼》又提及此事。他稱她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汪汪哇哇……一頭口齒不清的傻驢，並且還要她多上幾堂如何學會發音的課程。

　　1975年聖誕節，她的合同離期滿不到一年了，芭芭拉開始極為秘密地私下與全國廣播公司的總裁就自己在公司的前途作了接觸。這種聊天氣氛友好，含義暖昧，口吻都很當真。當李·斯蒂文斯向公司總裁表達這個電視皇後的合同要求後，讓在場的人驚呆了。

　　芭芭拉提出了一個電視新聞界前所未有的價碼，合同簽七年，年薪一百萬美元；主管《今天秀》；有權不經公司認可自己製片的權利；家庭招待宴會發補貼，為私人雇用評論家、發型師，為私人轎車司機發放工資。這價碼讓公司頭頭驚跳起來，對是否答應條件猶豫不定，不過其它要求侵害了新聞部的權利和《今天秀》製片人的權利，這顯然不能答應。對增加薪水這倒無人表示反對。每個人覺得她作為《今天秀》聯合主持人應該很不錯了。可實際上她想要的是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聯合主持人的頂級寶座。

　　全國廣播公司的人們覺得談判的回旋的全地很大，不能首先讓步。李·斯蒂文斯說那好哇，然後讓他們知道，他打算“檢驗一下市場，看看別的電視台對芭芭拉的有何想法”。

　　實戰場景之二：找個梯子下台階——且戰且退，臉麵有光

　　芭芭拉和哈裏初次上鏡不足半年內，ABC新聞部的頭頭們知道他們絕對已陷入了麻煩和災難之中，但沒有一個人願意收拾這個爛攤子。這牽扯了太多的人員和名角；大錯業已釀成，沒有人再敢動第二次大手術。他們想或許隨著時間的流逝，難題會自然消失，芭芭拉和哈裏會象簡和瓦德·克利福一樣變得融洽起來。比起哈裏·裏森納的冷嘲熱諷來，芭芭拉的聯合主持人的合同顯得更為苛刻。在評論家眼裏，芭芭拉和哈裏已經成為人盡皆知的“金錢和傲慢”的“黃金”搭檔了。

　　一九七七年上半年，芭芭拉被她要卷鋪蓋走路的小道消息四麵包圍了，處於四麵楚歌的境地。《電視指南》發表前所未有的社論，勸告她辭職下台。“問題就在於她不適合這一角色”，雜誌說，建議她應該回到訪談的位置上。

　　“把芭芭瓦瓦（對芭芭拉名字的滑稽模仿——譯注者）扔了出去，讓環繞城市上空的聲音變得靚起來。”《村夫之聲》雜誌的專欄作家咆哮著。棕櫚灘的《時代郵報》對此表示讚賞：“男人們吼叫著，稱她是一枚臭彈……女人們咒罵她的播報的聲音就象刮瓦缸般的糟糕，她的上唇簡直結冰了，一動不動，他們忍受不了她的黑眼圈或者她的耳環……（到處流傳）芭芭瓦瓦和喉嚨裏嗯呃咕嚕的笑話”。

　　在這糟糕的時期，芭芭拉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長期臥病之後，劉·沃爾特斯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於邁阿密去世。（後來，她姐姐傑姬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去世，她母親一九八八年六月去世。）

　　嘲弄芭芭拉聲音缺陷的笑話來自於一家叫《萬歲！》的婦女雜誌，上麵一篇短文是這樣描述芭芭拉的，“她口舌不清，一副高中生與紐約的布朗克斯街區猶太人腔調，她或許不會把發型侍弄得漂亮點，那看起來仿佛頭上頂著一摞紙片似的，她的下唇突出來了，說起話來，活象橡皮抖個不停。在電視上，她穿的那套行頭難看極了，就象早被熨鬥燙焦了，就象一本翻翹邊的花名冊。”後來作者聲稱他從未寫過上述文字，那是編輯們的胡亂加工。

　　芭芭拉仿佛變成了一個專橫粗暴的美國潑婦，甚至被醜化成了一個長著公牛眼的野心勃勃的男人了。她成了電視界每一件錯誤的替罪羊。如此嚇人的局麵，令她專門雇請保鏢去保護她的女兒。

　　謠言聲稱ABC想把芭芭拉派到華盛頓，那裏她繼續做聯合主持人，裏森納則留在紐約，二百五十英裏的距離好象能讓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我們相處得非常好”，芭芭拉就此事回答“這些傳說的口氣倒象說如此做法可防止你揍扁你的老婆”。裏森納對另一位記者說：“我們可不是酒桌上的哥們姐們。”

　　就在比爾·希恩告訴一名記者他不會反對芭芭拉工作在華盛頓以外的地方幾小時後，芭芭拉打電話給他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隨後舉行新聞發布會，宣稱芭芭拉願意留在紐約。

　　此時，裏森納自有一套計劃，並獲得可實行的保證，但此事對芭芭拉卻保密。

　　“我和哈裏有一筆交易，如果一年半內仍無起色的話”，希恩坦承道。他將自由地離開。

　　這是他要的東西和期限，‘好吧，如這段時間內還不行的話，我們將另想辦法。’

　　在騷動的漩渦中，芭芭拉仍象以前那樣拚命工作。她製作了她的第一個特別節目，她采訪了菲德爾·卡斯特羅並贏得了行家的高度讚賞，她麵對麵主持福特和卡特二人總統競選的電視辯論訪談；她報道了伊麗莎白女王銀婚紀念，還有不少高度引人注目的節目。

　　結局的收場是從一九七八年一月開始的。

　　差不多七個月以前，幹練的ABC體育部老總魯尼·阿利奇提升為新聞部的頭頭，希恩的位置已被取而代之了，希恩馬上辭職走人。裏森納後來說阿利奇是來“打撈弗雷德·皮爾士弄沉的船的殘骸的”。在希恩辭職的同一時間，瑪麗娜·桑德斯去了CBS。

　　在芭芭拉拚命工作之時，領導層正進行權力爭逐。裏森納說：“我們這對搭檔在騷動中垮台了。”

　　阿利奇的任務是扭轉《晚間新聞》的局麵，他加快節目的改進步伐，雇傭更多的職員，大量使用電子設備。芭芭拉更多地被派去到外地和攝影棚製作訪談節目和事件追蹤報道——這樣她就從哈裏分開出去了。

　　在一月份以前，阿利奇從裏森納嘴裏聽到他和希恩的口頭協議。這讓阿利奇別無選擇，裏森納決定重返CBS，從一月一日正式離開ABC。他已在這裏擔任主持人快八個年頭了，這讓他戀戀難舍。

　　交易還提到了如何解決芭芭拉難題，阿利奇設想出一套實際上沒有主持人的新聞廣播方式，這樣就避免芭芭拉陷於窘境，並且也沒有違反與芭芭拉簽定的合同。新的節目叫《今晚世界新聞》，有三張桌子，三個板塊——一個是外國新聞，由彼得·詹寧斯在倫敦播報，一個國內新聞，由馬克斯·羅賓遜在芝加哥播報，另一張桌子放在華盛頓，由弗蘭克·魯德斯主持，他是“馬戲團”的領班。

　　芭芭拉在紐約總部，她的新職務是明星采訪記者，專門追蹤訪談大牌人物，但不去讀和介紹新聞。實際上她由世界級的新聞播報員降級為世界級的女采訪記者。裏森納稱新的安排方式叫“阿利奇龍舟競賽”，還再加上一句，“他或多或少地成功地讓芭芭拉從主持人的位置消失了。”

　　但芭芭拉馬上支持這渾身發光的阿利奇，她快樂地宣稱：“從我到這裏來，這正是我想做的事。從我接受任職的那一天，我就要求不要把我放在播報的位置上。”

　　“芭芭拉擁有的優勢，保證了她的行動，”比爾·希恩說。“魯尼喜歡她，保持她的參與，保證她掌握重大新聞采訪權。我們決沒有浪擲一百萬美元的感覺。這不用驚奇，她處於巔峰狀態，因為她工作極為刻苦。她不會消遙自在，也不會停下來，她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女人。”

　　不到一年內，芭芭拉在晚間新聞裏從每周露麵三次到每周一次，到最後，隻在重大新聞才露麵。她的特別節目和聯合主持的《20/20》給她帶來巨大聲譽和威望。

　　裏森納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自傳《彩色消失之前》的書中，堅持聘請芭芭拉是一個“糟糕的主意——並非因為她是一個女主持人，並非芭芭拉這個人糟糕，這個主意糟就糟在，想試一試她是不是靈丹妙藥，把她理解為靈丹妙藥。”

　　實戰場景之三：抓住卡特總統，大影星史翠珊不放——充耳不聞，排除萬難

　　在一九七六年的喧嘩與騷動中，ABC宣布芭芭拉主持四個黃金時段的特別節目正在運行。有些媒體重提往事說起她在NBC主持的《夫妻名流》特別節目的失敗，因此所有評論家或者電視專欄作家都不對新安排的特別節目抱很大希望，斷定了這回ABC要當冤大頭了，還有芭芭拉的下場，十二月將會播放第一個電視特別節目，大家都拭目以待。

　　還是很早以前，弗雷德·皮爾士就深切地感到《芭芭拉·沃爾特斯特別節目》就象一隻不斷地圍著他轉、搖晃著尾巴的狗。

　　“當時每個人都對這個特別節目不看好”，皮爾士十年後說。“他們認為這隻是安慰一下芭芭拉。但當時我知道，這些節目會有許多價值——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公司形象上的。這些節目為ABC立下了汗馬功勞。聘用芭芭拉恰好避免了公司走下坡路的危險”。

　　但實際在芭芭拉簽寫合同之前，這些節目都很有保證的。

　　“在芭芭拉來到之前，這四個節目就很有賣點，很受大眾歡迎——利潤付給了她的薪水和節目組和其它東西，”馬丁·魯賓斯坦披露說。“從成就這個角度看，它是皮爾士方式的象征”。

　　當芭芭拉知道節目的廣告時段已賣出去，“她興奮極了”，魯賓斯坦回憶說。“她為有人購買她主持的黃金時間的廣告時段高興得發狂”。

　　在芭芭拉成為ABC聯合主持人之前，也就是去年夏天，第一個特別節目的工作已經開始籌備了，芭芭拉並不在乎《夫妻名流》的教訓，任命露茜·賈維茨為第一個特別節目的製片人，因為“彼此各有優勢並且彼此佩服”，節目組的一個成員說。但這次變了——在拍攝和剪輯期間，芭芭拉和賈維茨發生了劇烈的摩擦。第一次特別節目，芭芭拉決定采訪她的一個偶像芭芭拉·史翠珊和她的美容師情人揚·彼得斯（芭芭拉知道怎樣成為史翠珊的優秀弟子）；另一個則是采訪總統侯選人吉米·卡特和他的妻子羅塞琳，他們住在喬治亞州的普萊斯市，芭芭拉從曼哈頓的公寓坐飛機過去。

　　在洛杉磯市，拍攝史翠珊，問題立刻暴露了。“這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位置”，導演約翰·戴斯蒙德說，“挑剔的芭芭拉·史翠珊擁有片子的最後決定權”，而史翠珊和芭芭拉一樣，是個完美主義者，為拍攝過程和片子的每一個細節都擔憂不已。史翠珊一個有權力的手下，塞·梅格斯按她的要求負責監督。

　　在錄像期間，芭芭拉向史翠珊問了一些私人性質的問題，這顯然不符合她們之間的協定，史翠珊對最後的剪輯工作很是擔憂。“賽·梅格斯對此極為憤怒，一直跟在芭芭拉身後，但她卻不為瑣事煩惱，”這位導演說，“芭芭拉對他說：‘不，當然，我告訴芭芭拉，我們不會使用這些材料的’。梅格斯完全被芭芭拉戲弄了。史翠珊則弄得很是難堪。”

　　芭芭拉在節奏瘋狂、事務繁多的巨大壓力下，去完成她的節目，因此她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工作上，忽視——但不忘記——私人之間的爆發的衝突。大眾歡迎什麽，她對此很是敏銳，第一次特別節目的播放時間安排一年中廣告的最佳黃金時間——聖誕節前夕。她要求整個節目沒有瑕疵。芭芭拉因為她那天價的年薪和晚間新聞聯合主持人的位置，牛皮吹得夠足了。

　　在普萊斯，卡特夫婦毫無準備地受到好萊塢風格的訪談襲擊——音響和燈光技師們，攝像師們，導演，製片人，助理導演，化妝師，還有好像幾英裏的長的電纜扯得地板上到處都是。屋外麵，工作人員放置了發電機，還停滿了控製攝像運作的拖車。卡特夫婦習慣於對雙方的新聞工作人員頤指氣使，但怎麽也比不上芭芭拉·沃爾特斯到達那樣氣派。“我們下來了，”製片人耀安戈德堡說，“那口氣簡直象成吉思汗。”

　　在普萊斯飛進飛出既艱難又危險，天氣不好時，芭芭拉和同事使用一架單引擎飛機。在訪談的前一天晚上，飛回紐約去播報晚間新聞。第二次清晨四點鍾又不可思議地飛回來，因飛機起降的空地上還籠罩著霧。“我要進化妝室”，戴斯蒙德說，“去看她怎樣了。她說，‘不要問，不要問，我馬上好了，馬上好了。’她總是滿不在乎。”

　　在芭芭拉訪談期間，她的節目攝製組完全侵占了卡特的家庭，總統侯選人的各種事務都攪和在一起。“當有什麽重要事務時，我們走出屋外，好讓他打電話，走回化妝室，以便他能進行內閣秘密會議”，戈德堡回憶道。“他不能從我們中間離開。他總是尋找一個角落，去處理政務。”

　　回到紐約，最後一部還拍攝了芭芭拉的公寓。這是芭芭拉的馬基雅維裏式狡詐權謀。為以後的特別節目考慮，為贏得名人們繼續邀請她到家裏去訪談的艱難的第一步，她決定將自己的公寓展示在鏡頭前出來以便獲得一個融洽對等的關係，通過這樣辦法，她覺得，她不會去問名人一些連她也不願回答的問題：

　　在錄像剪輯時，麻煩又來了。美國作家協會大廈，芭芭拉的節目組有一間辦公室，史翠珊派來的人檢測剪輯的過程；“我們從史翠珊的錄像帶上剪輯成成品”。導演說，“常常是她這個人非常難得通融”。因為幾個鏡頭拍攝，很難合成。“按照芭芭拉·史翠珊的指令，我們已沒特點可言了。”

　　一位職員回憶有天夜裏他正在家剪輯史翠珊的錄像，接到一個電話說：“芭芭拉·史翠珊告訴我，我們有責任去拍攝她屋子前的一盆秋海棠”。這位職員說：“我想這是在開玩笑，但我並不害怕單獨前往，因此我打電話給史翠珊，這主意（真是）她的。”

　　多年以後，芭芭拉公開聲稱史翠珊“擔心所有的事——我說的是我問的每一個問題，她使用的每一個詞。”

　　在剪輯期間，芭芭拉和賈維茨發生了爭吵。芭芭拉對賈維茨所處理的片頭不滿意，戴斯蒙德說，他看見她們爭得不可開交，距首次播放特別節目的十二年以後，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她的第五十個特別節目開幕式上，她還特別強調片頭“可怕”。

　　“她們唇槍舌劍，你來我往，摩擦不斷，聲音高亢起來，喪失了鎮定”，戴斯蒙德說，“我走了進去，叫：‘都住嘴！’夫人們順從了。芭芭拉走了出去，我責備了露茜，她們都保衛著自己的版圖，芭芭拉對她的第一個特別節目極為擔憂，露茜認為這是她的作品”。

　　《芭芭拉·沃爾特斯特別節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晚十點鍾向全國播放，有幾百萬美國觀眾收看了這個節目。已不再是聯合主持人的裏森納，聲稱“外出喝酒去了”。大部分評論家猛烈抨擊這台節目。《雜耍》雜誌說：“通篇都是陳腔濫調……如果這是未來沃爾特斯特別節目的小試牛刀的話……那麽她簡直無可救藥了，她喪失了新聞記者的敏銳了……隻有一件事會很容易，她會象史翠珊那樣成為媒體明星，但對新總統的提問簡直太粗魯了”。

　　但評論家們知道些什麽？芭芭拉贏得了電視觀眾的百分之三十六的收視率——這是黃金時間的一個收視率的最高紀錄，節目成功了。

　　與此同時，芭芭拉欣喜欲狂，和她獲得創紀錄的年薪和聯合主持人一樣激動。因為她提出的一個重磅炸彈的問題和總統侯選人的問答，在全國激起巨大反響。評論家們驚得目瞪口呆，觀察家們猶如被電擊了一下。當芭芭拉說：“我不知道怎樣去問這個問題，因此我將提出它……你們是睡雙人床還是兩張單人床？”總統侯選人看著他的妻子，哈哈地笑起來，說：“雙人床。總是這樣。偶爾我們擠在單人床上。但它沒有雙人床舒服”。但緊接著向總統侯選人的第二個問題引起的更多是憤怒了。她激情高昂，她要卡特“對我們聰明一些，州長，對我們好一些。”

　　在私下場合裏，ABC的新聞部的頭頭們都驚駭不已。你會嘔吐的，馬麗娜·桑德斯回憶她的當時的反應。

　　叫得最響要算CBS的默裏·薩菲，他主持《默裏·薩菲新聞》，全國有270個廣播電台聯播他的節目，他報道：“她可是第一個美國女長老向新紅衣主教祝福”。薩菲宣稱芭芭拉“已從新聞報導的同行裏撤走了”，她現在出現了馬戲團場上，她的工作已變成了一種“明目張膽的馬戲表演賽”。

　　“訪談卡特州長真正地斷送了沃爾特斯小姐的短暫的記者生涯，把自己緊緊地捆在下賤的……什麽行當？和默文·格裏菲斯、約翰尼·卡遜一類？為什麽一定要‘對我們聰明一點，對我們好一點？’為什麽不對我們凶一點，對我們怪怪的一點，或者甚至對我們滑稽一點……這好像卡特先生變成了路易十四了，沒有教皇芭芭拉的祝福，他會愚弄我們，瞧不起我們。”

　　對芭芭拉展示她的公寓，他譏笑道：也許是經濟優裕的表示，以表明她的祝福是夠格的。一塊夾在卡特夫婦的精白麵包和史翠珊粗糠麵包的三明治肉餡，我們可以把沃爾特斯小姐自己當那塊五香熏牛肉片。

　　在這段時間內，芭芭拉拒絕去反擊。“他有品頭論足的權利”。她還說和卡特訪談很愉快，因為“向那些不熟悉新總統的人們，表達了他的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十二年之後，芭芭拉說：“我從來還未聽到過有人把那事忘了。”

　　在特別節目播發不到二個月，新聞界已知道芭芭拉和露茜，賈維茨的嚴重爭執，但沒必要弄清究竟為什麽。

　　理查德，多利，一位紐約律師，聲稱賈維茨告訴他，她掌握著原始的錄像帶，準備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剪輯。

　　多利說，他是在花邊專欄作家辛迪·亞當斯和她的丈夫簡耶的二十五周年婚慶上，第一次碰見賈維茨的，那是在羅伊，柯亨的家裏，那時芭芭拉特別節目剛播不久。多利建議賈維茨為他的朋友阿麗娜·米海爾製作一個特別節目。

　　在他們交談過程中，多利說：“露茜告訴我她掌握原始錄像帶，到巴黎去，在裏茲飯店工作了兩個星期，重新按她的方式剪輯。這是那兩個電視自大狂中更為瘋狂的一位。”

　　這開始的特別節目，損害芭芭拉的名聲。在隨後的年代裏，芭芭拉請進名人的家裏並不容易。實際上，最初幾年，登堂人室采訪名人很困難，因為很多名人擔心芭芭拉對他們粗魯無禮，他們擔心落得騎虎難下的境地。

　　芭芭拉和她的職員四處推銷她們的節目，告訴未來的賓客們，特別節目是一個軟性媒體，展示的是他們光明美好的一麵，回答爭論，或反擊責難。這會實實在在地抓住觀眾的注意力。但沒有一個人願意放棄最後修改剪輯的權利或者控製內容的權利，賓客要求芭芭拉承諾不去發問超過他們劃定的談話範圍。

　　但在搖動的攝像機前，芭芭拉常常高興地發現名人慢慢會從自我限製的談話範圍中解脫出來，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因為最主要的是，芭芭拉有本事讓他們信任；她在新聞中露麵，她是一位受到理查德·尼克鬆和中東領導人信任的婦女，還有那些重量級的喜劇明星、搖滾歌手，或男演員信任她。

　　這結果是新聞名氣推動了特別節目，反過說也是一樣：芭芭拉發現重大新聞人物多數對她的訪談要求欣然同意，他們看到她有能力帶來巨大的觀眾群。

　　一九八二年春季，盡管特別節目聲譽日隆和收視率極高，沒有重要雜誌或報紙對特別節目作一個深入地的評論，那是芭芭拉內心渴求的東西。新聞界僅僅隻對它的四個節目的形式發表了一些評論，大多數媒體仍持否定態度。

　　“新聞界對特別節目完全沒有真正的注意，”耀安·戈登堡說：“絕對沒有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沒有人想了解它，沒有人詢問它的發展情況。”

　　當芭芭拉找到一個新聞事件，她對新聞界很是顧慮，她擔心腳本的寫作碰上一個羊皮狼心的新聞記者。在芭芭拉的頭腦裏，所有的新聞記者都不可靠，因此她不得不仔細挑選。

　　芭芭拉渴望在理查德·科爾曼和雪利·科爾曼的沙龍中尋求機會。科爾曼的宅邸離芭芭拉的住處555公園大街有幾個街區，那裏常常舉辦高雅的社交宴會，總是有紐約的新聞媒體、政治家、商界精英參與其間，威廉·貝克萊，大衛，哈布斯塔，亨利·基辛格，愛德加·布隆菲曼，亨利·哥瓦德，芭芭拉·沃爾特斯和其它一些小有名氣的人物。

　　理查德·科爾曼一直是《時代》周刊集團的新聞部總裁。他的妻子雪利·科爾曼則與克勞內·布斯·盧斯關係親密，-後者是美國大使，女國會議員和作家，還是《時代》周刊集團聯合創始人之一的亨利·盧斯的遺孀。雪利則任《人物》雜誌的助理編輯。這頭銜是一種假象。科爾曼實際上是《人物》雜誌的宣傳和推廣的中堅人物——使用她的實權和關係促進推廣雜誌的形象，幫它進行各種出版交易，接納各種設想，打通關係和尋找新聞線索。

　　得知芭芭拉正在為特別節目尋找新聞故事，科爾曼為她舉辦了一個小型宴會，邀請了芭芭拉和帕西亞·瑞安，他是《人物》的新執行主編。“我對芭芭拉說：‘你知道，我們能夠為你做點事。’我覺得芭芭拉這人非常有趣和迷人”，瑞安說。“我喜歡她，她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很棒的新聞故事。”

　　瑞安不能馬上得到首肯，因為芭芭拉的餘怒未消，二年前，《人物》拒絕刊登一篇有關她的故事的稿子，她對《人物》總編理查德·斯托爾怨氣衝天，他和他的記者察瑞爾·麥克科爾穿一條褲子。

　　另一個沒有馬上同意的原因是斯托爾自己就曾和芭芭拉差點有過交易。芭芭拉一直記恨他。雪利·科爾曼曾在宅邸裏為芭芭拉和斯托爾舉辦過一個小型宴會，但因為芭芭拉和另一位客人言辭上發生衝突而不歡而散，那位客人是普利策獎獲得者——新聞記者和作家大衛·海勃斯曼。

　　在科爾曼的晚宴上，芭芭拉在屋子裏工作著，她機警巧妙地向每一個賓客發問，為日益接近的訪談裏根總統的節目作準備。芭芭拉神情專注地向環繞著她的人們提問，要求他們回答。

　　當她走向海勃斯曼，他很幹脆地回答他不想回答問題。海勃斯曼作為一名記者，討厭看到芭芭拉用提問款待別人而弄出新聞，因此拒絕去玩她的提問遊戲。

　　在餐桌上，芭芭拉和海勃斯曼為以色列發生激烈爭辯。變得意氣用事和相互攻擊，芭芭拉找到了恰當的時機，辯解一下，為自己下台，要斯托爾到她的家裏去。為他們的合作尋找機會。起碼在芭芭拉頭腦裏，認為自己鬥敗了。

　　但雪利·科爾曼堅持《人物》會給她一個公正的待遇的。芭芭拉對此同意。

　　帕西亞·瑞安並不知曉芭芭拉和《人物》的宿怨，派察瑞爾·麥克科爾去采訪《芭芭拉·沃爾特斯特別節目》的專稿。

　　麥克科爾和一名攝影師跟隨芭芭拉一行前往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市采訪一名當地歌手威勒·尼爾森。麥克科爾然後跟隨芭芭拉前去洛杉磯觀看後期剪輯。《人物》報道的專稿將和芭芭拉的第二十次特別節目一同播發。這次特別節目采訪的是卡洛爾·伯內特和克林德·伊斯特伍德。

　　一進入奧斯汀市，芭芭拉和麥克科爾之間就有了麻煩。芭芭拉帶著秘書和耀安·戈登堡遊覽市區。一心一意地研究資料，由一位製片人搜集尼爾森的生活經曆的資料，芭芭拉通知最動人的生活經曆，用到麥克科爾的專稿中。撰寫這篇專稿的過程中，麥克科爾和威勒，還有他的妻子康妮變成了好朋友，跟芭芭拉相處得不太好，在奧斯汀市旅館，芭芭拉歡迎首次前來的尼爾森，她要麥克科爾他們退到幕後去。芭芭拉走上前歡迎並握手致意。但威勒看到麥克科爾站在遠處，他的臉放著光，迅速直接走到她身邊，給麥克科爾一個緊密擁抱和親吻，讓這位訪談明星，很是尷尬，她變得非常生氣，因為威勒顯然表示他看到麥克科爾比看到這位采訪他的明角更為高興。

　　在洛杉磯，芭芭拉和節目組經過嚴格檢查住進了貝弗利山莊。

　　當芭芭拉詢問麥克科爾為何不用她作的尼爾森的筆記一頁記錄時，麥克科爾解釋她計劃陪伴尼爾森和他的妻子一起參加他們的一部新片首演式，芭芭拉將那頁記錄一扔。“小姐！”芭芭拉大叫道：“如果你做錯了一件事，如果你的專稿有一丁點錯誤，我將打電話你的主編，因為你沒有專業精神。你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和我在一起。你的報導的是我，不是威勒！”

　　麥克科爾表明看了芭芭拉的所作的筆記後，她就結束了對她的采訪報導。而且叫道：“我自有判斷力！我不是你的女兒！我不是你的手下！我並不為你工作！”

　　不到三十歲的麥克科爾，認為芭芭拉完全沒有把她當作一個有經驗的記者看待。

　　這完全象一出母親和女兒的鬧劇，就好象女兒離家出走，這如何傷害了母親，要讓我感到內疚、自責。她驚人地操縱一切，她是一個迫害狂。她動用她軍火庫裏海一樣東西向我叫喊，責備我，她不向她的職員這樣，因為他們是她的部屬，她隻需命令他們。發號施令就行了。她用快而憤怒的語言對他們指手劃腳。

　　她這人傲慢自大。她對待人們粗魯無禮，就好象這些人是她的仆從。和她同樣有成就的名人她不這樣，事實上，沒有這些名人，她什麽用也沒有。她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她覺得世界在圍著她轉。她以極端利已主義的觀點看待每件事。

　　第二天早上，麥克科爾讓芭芭拉審定有關威勒·尼爾森的稿件，她剛剛離開就聽到芭芭拉為昨夜之事詛咒她。

　　“滾開！”，麥克科爾撥通了芭芭拉房間的電話後叫道，“你知道這太孩子氣了，沒有一點專業精神。”芭芭拉聽著，沒吐一個詞。最後，麥克科爾說：“我們馬上結束這一切。我建議另請高明從頭到尾再做一遍。如果你不想結束這一切，我現在馬上回紐約”。

　　芭芭拉讓步了，麥克科爾留了下來。當訪談結束，麥克科爾飛回紐約去寫她的報導。

　　當專稿編輯修改之時，帕西亞·瑞安接到《時代》周刊總編亨利·哥瓦德的電話。芭芭拉向他訴苦，聲稱整篇刊出來的專稿卑鄙下流。哥瓦德為“芭芭拉的驚駭而驚駭”，他要親自解決這個問題，瑞安說。

　　“我不記得這篇專稿有什麽特別損人之處，”專稿的資深編輯羅絲·達瑞克說，“文章中某些地方我預料芭芭拉會抗議，她的舉動我並不驚奇，她有點小小的力量，這不出我的意料。”

　　“節目組的人基本上對她很反感，她作為一名新聞記者，破壞了所有的新聞行規。”麥克科爾聲稱，她打了個此方，她解釋道：“如果我從ABC把錄像帶偷出來，展示原貌，我要給ABC頭頭們去看，芭芭拉的日子可就難過了。她訴苦，情況會更糟。她不把自己和別的記者一樣看待，她認為規則不是為她而設的。”

　　這件事由瑞安作內部處理，而《人物》其他編輯堅決反對處理麥克科爾，雪利·科爾曼把這些情況泄露給芭芭拉。

　　“在讀了那篇專稿之後，雪利說要和芭芭拉調解一下，因此她馬上打電話給芭芭拉。”科爾曼的一位好友說。“然後芭芭拉又打電話給哥瓦德，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