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與任何人談好任何事

第五章 怎樣與有困難、難打交道的人交談

　　即使最善於應酬的人對下列情形也束手無策：（1）被一個無聊討厭的人拉著去和他一家到遙遠的黃石森林公園旅行，他一路上隻會反反複複嘮叨一件事，一整天和他在公路上趕路，或者（2）一個酒鬼眯縫著一隻眼盯著你，大吼大叫：“你以為你小子真是機靈，別跟我耍小聰明”或者是（3）一位麵容憔悴的夫人，她的丈夫已另覓新歡去了，她要你作為朋友聽她倒一肚子苦水。

　　我會給碰上這類倒黴透頂的事情的人們提一些忠告，但我不敢肯定它一定管用。到處都會有一些傷腦筋的人和一些值得同情的人，他們也許如此可惡和可憐，你簡直無話可說。在今天這個世界上，為了感情，我們越來越需要別人對自己產生同情和友情。當一個人感到完全孤立時，就最容易發生自殺這種事情。

　　此外，一旦碰上這些人和這些事時，熱情和幫助就變得尤為重要，會使我們顯得可愛和富有魅力。一個帶著好意而又足智多謀的人突然出現那些遭困厄的人麵前，他當然會成為一個讓你神魂顛倒、感激涕零的客人；他們也需要自助，盡可能地自我奮鬥。當人們陷入了顧影自憐和淒涼寂寞的境地時，畢竟會感到枯燥乏味，但他們往往不能自拔。因此現在和今後我們要做的事是，坐下來，聽，傾聽，凝神傾聽。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做了你應該做的事。

　　對新近喪親者

　　在艾森豪威爾將軍去世不久，我來到喬治亞州的奧古斯塔城，對他的遺孀瑪咪·艾森豪威爾進行訪談。當我問她要談些什麽，艾森豪感爾夫人斷然回答，“那些幸福快樂的時光”。那段時間她還忍受著咽喉炎的煎熬，她擔心人們會憐憫她，認為是她徹夜嚎哭引起來的。她不想要人們可憐她，我想這是大部分新近喪親的人的真實心態。在喪親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人的自我控製力會很脆弱。憐憫往往把喪親者的這種自製力搞垮了，弄得他們就像赤身裸體那樣困窘不堪，為喪失自製而悔恨交加。

　　埃塞爾·肯尼迪是另一位很有見識的堅強寡婦。在把丈夫的遺體從紐約運往華盛頓的長途火車過程中，她曳著拖地長裙帶著微笑四處問候，和送葬者開玩笑。她說希望大家不要和她一起悲傷——她要自己處理——這是她的意思。

　　喪禮結束不久，我帶著《今天秀》節目組去訪談羅絲，肯尼迪。她已經為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送葬，我問她是什麽能使她有勇氣這樣做。我永遠不會忘記她的回答。她這樣說，“我拒不失敗”。

　　我的朋友凱蒂，柯尼賽·哈特，是劇作家摩斯，哈特的遺孀，她同樣也有這種決不屈服的精神。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到她家作客，問她最喜歡什麽，最討厭什麽。她回答：“我最憎恨的就是象什麽她是一個寡婦之類的話題。它暗示憐憫，我憎恨憐憫——自憐或其它之類的什麽玩意。”

　　當一個朋友剛剛失去親人，而你又是第一次與他見麵，這需要慰問他。慰問應該非常簡潔和樸實，隻要對發生的不幸表示悲哀就夠了，然後希望朋友節哀即可。可以談談喪親這件事，但不要觸及容易激動的問題。問他是否要搬家，或者問喪禮中有哪些親友參加，或者問他是否準備離開一段時間。

　　如果你找不到非常適中的話題，那麽你就全部談些不相關的事情。我們的一個朋友她的至愛兄弟死了，第二天，她在街上遇見她兄弟的一位朋友。她趕緊不再啜泣，擔心這滿臉淚痕和他談話很不雅觀，很不合適，但雙方又無法避開。她兄弟的這位好友憂鬱地看了她片刻，說，“這糟透了”。然後他迅速地告訴她，他已知道怎樣解決這個社區難題的方法，讓她不再困擾。他說的話，她一句也聽不懂，但她為他的機智而很是感激。

　　你要善於運用自己的機智弄清楚這悲傷的朋友究竟需要什麽。如果你是他的知心密友，而又剛剛喪親，他就希望不談任何別的東西，注意“需要”不談任何別的東西。隻談喪親這件事，有一條猶太諺語就是有關這種“筋疲力盡”的悲歎和哭訴的——如果你不把它傾訴出去，它就會一直堵在你心裏。“傾訴吧，憂傷”，莎土比亞說，“悶在心裏的悲傷不能悄悄自語，向隅而泣，大聲地喊出來吧。”

　　哀傷並不全都是因為親人亡故引起的，有些哀傷僅僅隻是因幸福時光的回憶觸動起來的。發泄悲憤可以情不自禁地主宰一個人，但這並不應該成為他孤芳自賞、自鳴得意的資本。有一點可以指出，我連續兩次訪談艾森豪威爾夫人，我看到每當提及艾森豪威爾將軍最後的歲月時，她的眼裏總是充滿淚水。憂傷的淚水緩解了她的痛苦，我說，“讓我們回頭談談那些幸福時光吧。”“但是，芭芭拉，”她說，“那些就是幸福時光啊。畢竟，艾克（艾森豪威爾的昵稱——譯者注）活著看見我們的兒子約翰的書已經出版了，他活著看見大衛和朱麗成婚，他看見迪克當選為議員，還有最重要的是，”她補了一句，大笑起來，連淚水都從眼眶溢了出來，“他活著為我們一家子弄了個這麽一個破屋子。”

　　在經受過葬禮那種現場氣氛和極度刺激後，悲痛還將長久地、沉重地壓在心頭。這沒有辦法擺脫，隻有忍受而已。

　　當你和一個新近喪親者在一起，就不要談別的東西，你要去勸慰這個不幸的人，同情地去聽他訴說。生活是不容易的，任何談話不要帶有喜悅色彩。即使過去多年，他仍會感激的記得，在他最需要你的時候，你在同情地傾聽。

　　並非所有的哀傷都是死亡引起的。人們也會因為其它原因顯得傷心萬分——厭倦、單調、抑鬱——在他們經過外科手術，或者毫無心理準備，而婚姻破裂和剛剛失戀，或者當他們從一個生活多年、幸福快樂的地方搬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或者因此下崗失業而喪失了自尊，或破產倒閉，掃地出門。

　　要仁慈、寬厚，讓他們告訴你他們感覺自己是多麽悲慘，這個世界是多麽地糟糕。不要去說服和指出他們沒有什麽問題。對方要是十幾歲的少年，就以同情的口吻說：“是啊，是啊，清楚，我清楚”然後去幫助他們。但不要造成這樣的錯覺，讓他們認為你和他們有相似的經曆，他們為此會安慰、自滿——這樣他們不會因此減少興趣，還會，希望由你來擔當他們的許多負擔，這種想法和做法是不公平的。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關係非常敏感，很需要策略。我相信你能做得到。

　　最後，起碼對朋友而言，要讓喪親者變得心平氣和、通情達理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服喪期過了，你已經聽他講述這不幸之事有二十遍了的時候，你斷定這個朋友已過分沉浸於這病態的悲哀之時，就應該轉換話題了，但你不要顯得太冷酷了。

　　記住艾森豪威爾夫人的例子，引導談話，去談那些快樂時光，或者聊些閑話，“任何人都會經曆這一課，都會從中受到教益，你說這最深刻的教訓是什麽？”

　　還有其它的可做。在我十幾歲感到很孤獨時，一個朋友講了一個關於惡作劇般人戲弄人的故事，那時在中學高年級，我沉浸在關於女人命運的長籲短歎之中。這個故事講的是，一位富翁聽人們傳言有四個字可以揭開生活的奧秘，但這些人僅僅知道，一個非常年老的隱士知道這四個字，但沒人知道他住在哪裏。這位富翁拋棄所有財產，到各地去尋找這四個有魔力的字，最後，他攀登上西藏最為雄偉、高大的山峰，這時他已筋疲力盡，身無分文，他終於看見了那位老人。這老人吞吞吐吐地告訴生活的奧秘就是——“差不多了。”

　　對殘疾人

　　一位影視明星因為患上震顫麻痹症，不得不從舞台上引退，人們叫他為“發抖的癱子”，這使他痛苦萬分，他害怕被人看到自己是殘障人，於是整天躲在家裏閉門不出。他說：一出門是注視的眼睛，以討厭或嫌惡的心理向他側視的眼睛，充滿對一個跛子——憐憫的眼睛、無動於衷的眼睛以及瞪得圓圓的眼睛。

　　不過也有一次非常甜蜜的不期而遇，他和一位客人在英國的一條鄉村小道上蹣跚而行。他碰見一個十歲左右的學童，極為好奇地看著他。“您的腿有問題嗎？”這男孩關心地問。“是的，”這人回答道。“噢，先生”，男孩說，“我很難過。”

　　這位明星發現，這種率真的以心換心的坦誠給他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殘疾人經過一段時間可以對生理上的折磨習慣地忍受，但對由此引起的心理困窘而幾乎不堪忍受。

　　當和一個殘疾人談話時，記住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僅僅是身體上有些缺陷而已。不要主動去幫助他，除非他要求，不要心裏不安，談話不要帶著嚴肅、淒慘的語調。

　　許多殘疾人實際非常誠摯、非常友善，他們非常希望你和他在一起感到輕鬆自在。我記得哈羅德·肯尼茲，這位年輕的雙目失明的哈佛大學生，一九六九年，他在百老匯大劇院成功地主演了《浪蕩的女人真快活》一劇。我帶著《今天秀》節目組前來訪談，他火熱的激情讓我心醉神迷，為之傾倒，結果拋棄了以前所有的同情、憐憫的想法。漂亮地完成了這場訪談。

　　《今天秀》專門的美食權威羅伊·安德烈斯·德·格魯德，他是一個快樂熱情的人，烹調技藝極為高超，可偏偏碰巧他眼睛什麽也看不見。他在攝像鏡頭前示範表演烹飪時，我總是和他在一起。這樣我們之間有一個實實在在的麻煩問題。我問他平常喜歡怎樣去做：當離開座位時，他是希望拉著我的手臂，還是願意我拉著他的手臂？他寧願拉著我的手臂。他做起來更順暢自在。因為他不可能看到助手打手勢暗示他，我就觸摸他的手臂表示他還有多少時間，與節目過程合拍。在攝像機前，我對他說，“我已經把您咖啡放在您的左手邊了。”

　　這一切都那麽簡單和省事，以致於我們大部分觀眾沒想到羅伊是個盲人。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個殘疾人，也不希望大家把他當作殘疾人。而這兩個效果都達到了，對此他深感滿意。

　　也許下麵的一個訪談，是我在《今天秀》裏麵最困難的一次訪談，我的這位嘉賓，是個青年人，叫羅伯特·斯密斯達斯，他既聾又啞，但他卻是一個卓越非凡的人，他是自海倫·凱勒以來又一個獲得碩士學位的雙重殘疾人。他已更進一步，甚至已獲得了博士學位，現在正幫助教育其他那些又聾又啞的人們。

　　我們這樣進行交談，當我說話時，他把拇指貼在我的嘴唇上。他如此敏感，他能借助嘴唇的嚅動而讀懂別人的話。在訪談前，他的同事告誡我不要以困窘或憐憫的態度對待他，我先和他“聊天”，讓他感到輕鬆自在為止，然後我開始問他許多關於他的個人生活的問題，如何克服這種雙重殘障而取得非凡的成就，我發現他希望我問這些問題……希望公眾了解這一切。

　　在訪談結束時，我問他，他最希望大家了解的是什麽，他回答，“請大家明白，我們殘疾人並非怪物，要讓我們感覺是正常人就夠了。”

　　在大多數情況下，你拿不準該怎樣做，那就先看殘疾人怎樣去做。讓他引導話題。在你們關係還不熟絡時，他也許隻願談些平常瑣事，也許待他了解你了，會向你敘說他的煩惱和折磨。這由他來選擇，不要由你去選擇。

　　作為《今天秀》主持人，我曾訪談梅塞德斯·麥考布裏奇，我向觀眾介紹她，她是一位優秀的演員，過去曾是一個酒鬼。“並非過去是一個酒鬼，”她斷然地修正道，“現在還是一個酒鬼。”她開始動情地獨白起來，她講述酒精中毒，訴說自己痛苦而漫長的掙紮，我從頭到尾沒有插一句嘴。她在電視上一直講完到節目給定的七分鍾，作為收場，這時我才又一次開口說話，“謝謝你，麥考布裏奇小姐。”大量觀眾的來信證實了我的感覺，這次“訪談”是《今天秀》最讓人難忘的訪談之一。

　　最後，我給的最好忠告是對殘疾人要真誠，那意思是說你承認他有殘疾，要去適應他。但不要把殘疾看得比他本人還重要。

　　對殘疾人的親屬

　　當你遇到殘疾人的親屬，繞開有關他的殘疾女兒或殘疾丈夫以及其它任何親屬的話題，這無疑是明智的。如果他們不自己主動提起家裏的殘疾人，那麽最好避開此類話題。無論怎樣，你要是認為這樣做僅僅隻是好奇而已，沒有了不得的，那麽你這樣觸及別人的隱痛，那還是太冒昧了。

　　現在，人們已能以開明的態度對待這些問題，他們不再把家庭中的精神病患者或智力低下的人看作不能提及的話題。多少年來，人們對外貌畸異或行為奇異的親屬感到緊張、羞恥，他們把這些受害者藏進小閣樓或者塞給福利院，這樣，親屬可以假裝他們並不存在。作為一個勇敢的表率，約瑟夫·肯尼迪和羅絲·肯尼迪打破和驅散了古代的迷信和歧視，他們拒絕去掩藏他們智力遲鈍的女兒。前副總統赫伯特·漢弗萊和他的妻子不僅接納了智力遲鈍的外孫女，而且對外孫女很珍愛。

　　瑪麗爾·漢弗萊在《今天秀》節目裏向我談起這個小女孩，她並不困窘或傷心，這讓每個人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當我問起這孩子，漢弗萊夫人回答，“噢，她很好。我和她到魏佛裏去，我們和孫女一起在湖上玩耍，薇克耶去年就知道怎樣去遊泳了。她現在巳成了一個有修養的大姑娘了。她才七歲半，就會看書了。因此，她的前途不可限量。做得太好了。”

　　我欽佩她的率直是有特殊原因的，因為最近我才與人提及我那智力遲鈍的姐姐。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忌諱這個話題的。過去，如果有人問到這個話題，而我還隻是一個孩子，我回答說我有一個姐姐，如果他們想知道得更多，我就會以敷衍了事的口吻說，她和父母親住在一起，經常就這樣把這個話題繞開去。

　　我覺得自己長大成熟了，最後我能正視這個事實，我在《今天秀》上提起了我的姐姐和她的情況，在一個訪談中順便談起了她的智力遲鈍。我講敘她自己怎樣幫助教育那些有智障的少年，我們怎樣為她感到自豪。我的姐姐在家裏看到這個節目，對此甚感欣慰，或許我們幫助另一些人認識到智力有障礙的人也能為社會做些貢獻。

　　但顯而易見，談論有殘疾的親屬是需要個人自己決定的，是需要理智和膽量的。越來越多的人做出了和我一樣的決定，大家分享他們的體驗相信他們這樣能減輕一些人心底的恐懼。但仍然有許多人不能讓自己談話這些話題，這我完全能理解。

　　你自己決不要談起這類話題，如果這人在談話中提起精神不正常的母親或有智障的孩子，並不顯得忌諱，那麽你要告訴他，他如此開明地談話這事真是不錯，要鼓勵他；如果更多的人不再忌諱談論這類家庭悲劇，那麽整個社會將會有愛心些和寬鬆一點。

　　不要太過褒揚他；他並不因此會獲得一枚國會勳章。

　　對令人討厭的人

　　讓人討厭的人喜歡多愁善感。他特別愛插嘴，對無聊之事喋喋不休，他就因為這樣才令人討厭。他的妻子會跑過來，愜意地一笑，然後詢問道：“他讓您討厭嗎？”

　　如果他的確讓人討厭，這或許是你的過失。“對一個人感興趣才會讓一個人變得有趣。”艾裏希·弗洛姆博士如是說，我願意加上一句，一般說來，你的談話往往會泄露你有無興趣的神情。

　　關注、關心這個討厭的人；他交際的個性就是他希望成為一個贏家。沉默讓他尷尬，擔心沒人理他，害怕如果他的話一停下，人們就對他視而不見了。因此他就咕咕嚨嚨個不停，自己不覺討厭，而希望人們發現他是如此魅力逼人。

　　你可以以強調的口吻說他確實活潑有趣。他選擇的話題讓雙方不感興趣，那麽就果斷地換一個話題。這樣他就不會讓你厭煩，因為他不會把一個話題顛過來倒過去七十六次之多，你不去提起新話題，他是不會想到的。比如說，他會想大多數男人和女人待在一起會不愉快嗎？或者，為什麽我們的社會如此在意發型——它不是性的象征嗎？或者，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哪位老師對他幫助最大？

　　你還可以嚐試談論任何一個當前流行而讓人興奮的話題，這樣可以讓那些想占上風的人獲得滿足。比如一些年前，伊麗莎白·泰勒和理查德·波頓到處被人談論。有關名人的孩子或私生子這是連一個傻瓜都會被吸引的話題，這種話題與討厭的人討論準行。挑選這些時髦和精彩的事情，和討厭之人侃大山，他說的話會讓你生氣，但至少不會讓你無聊厭倦。

　　問題是他的講話聲特別響亮，弄得你的腦袋都要炸開了，這咋辦？那就降低你的聲音去暗示一下。對照你的溫和他會覺察自己太吵鬧。當觀眾的聲音太嘈雜時，夜總會的歌手使用的是同樣的招術——他們自己的笑鬧聲弄得聽不見歌聲，之後人們會安靜下來去聽唱歌。

　　當辦法用盡了，還控製不住那人的那張喋喋不休的嘴，那就有些絕活可用了。如果你們在一起進餐，就采用商店店員的辦法，全然不顧地自顧自地點菜吃飯，但必須吃同一種食物連續這樣吃三十天。他會吃嗎？如果大夥有臉麵的話就會問他，他願意有臉嗎？他的妻子有何臉麵？他的老板呢？如果他是一個畜生，他是怎樣的一個畜生呢？提醒他，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年》裏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是如何被分開的，因為“老大哥”發現這世界上單調是最恐怖的事。他還不會停下這單調的事嗎？

　　杜魯門·卡波特有一種天賦，讓他成為聚餐會上最受歡迎的貴賓：他總是對和他談話的人抱著極大的興趣。他始終如一地全身心地觀察和他在一起的人。我們大多數人隻注意到別人的外貌，但杜魯門卻留心握手的感覺，談話的語氣，服飾的細微之處。

　　我自己就領教過他那雙鷹眼的厲害，我在《今天秀》節目裏對他進行了一次訪談，幾個月後的一天，我在本涅特·卡菲家偶然碰見了他。我抵達這場晚宴時，杜魯門正被大家眾星捧月似的簇擁著，這很正常，這群人被他弄得神魂顛倒。他突然從人群中衝出來，快步走向我。“你還記得坦吉牌珠光口紅嗎？”他問道。我確實用過。“當我還是一名高中生時，我經常偷偷地把它帶到學校裏。”我告訴他，“我願意把它放在那裏，這樣我母親就不會知道了。我怎麽會忘記坦吉呢？”

　　“好了，你現在應該用它。”他忠告我。“我上一次看見你用暗色口紅，很漂亮，我覺得對你很合適，最後我弄到了它。它是坦吉珠光，你必須要弄一些。”（我每個星期五去到處找尋，結果找了十周時間，也沒能發現坦吉珠光口紅。我帶著畏懼的意味，佩服杜魯門為我想得這麽周到，細致，但他幹嗎不建議用瑞威龍牌呢？）

　　他這樣做的原因之一，就是杜魯門總是希望大家對他興致勃勃，他不許自己讓人厭倦。他告訴我，當他碰到了一個討厭透了的家夥，他會問自己，“我為何如此討厭？這個人是什麽地方讓我嗬欠不停？”他沉思這一切，“這人應該做的而沒做的是什麽？他欠缺什麽東西可以讓我警醒？”

　　他按照討厭之人的麵相，頭型，嗜好，說話方式予以精心分類。他揣摩想像討厭之人的自我感覺，他會有怎樣的一個妻子，他喜歡什麽，討厭什麽。他開始大聲地喊出這些問題去尋找答案，在短時間，杜魯門發現了討厭之人討厭在哪裏，他獲得了如此魅力，他從此不再會讓人討厭了。

　　對酗酒者

　　我擔心我受不了那些醉醺醺的酒鬼，那些喜歡惡作劇的人也在此列。優雅得體韻社交場合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酗酒者，他們是些憎恨女性的男人。當他們清醒理智時，他們會把怨恨埋在心底。他的妻子離開了他，他的女秘書惶惶不安，他的母親討厭他。當他酗酒時，一談到那些當紅的女人，他就火冒三丈。當他喝得麵紅耳赤時，看見宴會上人群裏隨便哪一位事業有成的女人，就會嚷嚷起來，叫她滾開。

　　他開口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哪種女人……”

　　凱蒂·柯尼塞·哈特在一個晚會上的表現，是我見過的最優雅得體的擺脫尷尬的一次交際手腕的表演。那天凱蒂突然露麵，一個喝醉的家夥用肘拐開我，擠了過去，“噢，約翰，”凱蒂春風滿麵地告訴他，“你總是那樣傷害我。你還記得那次在皮特家，當時……”她帶著他離開，巧妙地回憶別的時候和別的聚會。

　　如果碰到酒鬼無禮的情形下，又沒有一位機敏的天使替你解圍，那麽就喊一個人過來。酗酒者要麽不再滿嘴噴臭，要麽叫這過來的人為你解脫困境。要試著把談話從你的身上轉到一般日常生活事項的談話，並讓酗酒者身邊的人帶他到更多的人的地方去。你要做的事就是盡快地離開，為了夜晚睡個好覺，離開是非之地。

　　如果是另一種情況，即酗酒者對你很重要，你的老板或者一位密友，你不能要他為此道歉，那樣，你們關係就此完結了，你可以假裝身體不適離開。第二天打電話給他道歉，為提前退場向他賠罪。

　　當酗酒者是位女人時，那場麵就無聊乏味透頂了，要試著幫助一下。告訴她這聚會太嘈雜了，你希望她到樓上的一間安靜屋子。去喝杯咖啡，問她樂意和你一起上去嗎？如果她跟你去了，問她是否想睡覺，否則你隻有和她長談這一條路了。建議你找間化妝室，多談一會兒。

　　如果她不願離開，作為最後的辦法，隻有建議她身邊的男人帶她回家。男酒鬼缺乏自製力時，就要按上麵的方法由他的妻子或一位友人帶走。行事時，柔和輕鬆最好；鄙視或粗暴會觸怒酗酒者，反而把事情鬧僵。

　　對色情狂

　　首要的是，不要對他認真。除非你兩次清晨都在荒僻的第六大道上，孤身一人地碰見他——你到那裏究竟幹什麽？——你不能被強奸。我認為我們國家裏有太多諸如此類的性騷擾事件。那些風度翩翩的男人都爭著向一位性感女郎獻媚，就好象商人在搶奪一位客戶一樣。在大地的那一邊，歐洲人和一位美女說話時，則是用一種略快的調子悄悄低語，在美國這樣有格調的人則難得一見。他的眼睛明亮清澈，而眼神卻朦朧含蓄，讓你感到整個房間都輝煌明亮起來。

　　這多麽愉快浪漫。曾經有一個男人在你的窗口徘徊，這是怎樣的一種甜蜜的憂愁，他看中了你。

　　如果你碰上的是一個喝醉的色鬼，你得承認很是沒趣，不要發火，要他馬上離開，不要把事情拖到明天。那就會很麻煩了；但也不要把事情鬧大。

　　男人在談吐上最大的進步就是說話善於曲折迂回，出秀出彩、旁敲側擊贏得女孩的歡心，或者，她會不高興嗎？他已有資格參加這類冒險遊戲了。如果你不高興，真的不高興，他很可能感到驚愕和沮喪。如果你感到誘惑，或者你覺到孤單，或者你過去曾與男人發生過劇烈對抗而你又想報複，那些風流成性的家夥會獲得下意識的暗示，他能更深一步地動作。然後如果到了可以動手動腳的地步，就會嚴重到出現少女遭強暴的事情。

　　偶爾有些色鬼、色狼簡直色膽包天，居然不顧所有拒絕的表示，還不罷手。那麽我建議你就威嚇他說要去自殺。在一個夜晚的宴會上，一個色鬼不斷用腳勾我的腿，我緊緊地盯著他的眼睛，用腳狠狠地踢了他膝蓋一下，聲音低低而又愉快地叫道，“你真是棒極了。我們彼此脾氣都不大好。你為什麽不和你太太離婚，來娶我呢？”一個花心的男人，他以後一見到你就會溜到一邊去。

　　對好鬥者和出言不遜者

　　進入每個交際圈子，哎呀，某些話必須說得合體又謙虛。不是這個時候就是那個時候，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曆，碰到某人一開口就要發牢騷。他們喜歡這樣說，“那幫反戰分子這些天又在幹嗎？”或者，“你們這幫富人就想弄死我。”我的一位朋友出資讚助修建一幢大學生宿舍，她的一位客人問道：“你也想和那些長頭發怪人一起上絞架嗎？”

　　這樣的談話是不可能讓人愉快、熱情的。對這種人用不著浪費你的口舌；隻需隨便聽一下他的詆毀之言，可以很明確地告訴他，他的想法真是好東西，你對他的見解很有興趣，然後不失外交家那樣的手腕和風度離開（可以用反語逗逗他）。

　　我主持《今天秀》節目，收到不少詆毀性信件，在回複這些信件時，盡管心如刀絞，我還是使用這些溫和的手法。一位作家稱我為討厭的家夥、巫婆、共產黨和法西斯，並向支持者們散發帖子，我向他回信，“謝謝你為我組織了一場大批判。”

　　格裏·摩爾有一個更妙的回答。當詆毀者的信件署上自己的名字（這一般很少見），他回信道，“我得感激你，你應該知道這是一個瘋子寫的東西，你居然還讓我知道你的大名。”

　　畢竟，當某人侮辱你時，你就處在一種爭吵的氣氛裏了，你要實實在在地控製住自己的情緒，不失理智地為自己的見解作有力的辯護，壓倒對方，你或許不能改變他的觀點，但你自己會睡得更香。

　　對說三道四的人

　　當喜歡說三道四的人扯到名人身上時，就慣常嬉鬧般地閑言碎語起來，反正這些評頭論足的話怎麽也傳不到名人的耳朵裏，因此沒人關心名人是否真的做了那事。對我而言，有關裏茲和理查德或者傑奎琳和阿裏（亞曆士多德·奧納西斯的呢稱——譯者）的風言風語，有著不用掩飾巨大的興趣，但也許這種傳聞完全不真實。對人喜歡背後說三道四不僅道德上有問題，而且交際策略上也是個錯誤。因為差不多最後總是要傳到那個被議論的人耳朵裏。

　　當別人詆毀某人名譽時，不要保持沉默，這樣做等於欺騙自己隱瞞良心。你決不會是一個旁觀者：隻有去停止這種談話，你始終是一個參與者。用堅定的語氣改變話題；說，“我非常喜歡瓊，我確信我們中沒有任何人希望她出什麽問題。讓我們談些別的吧，象剛才那樣的事，我已經感到很是驚訝——你現在再閑聊些什麽，是男人呢，還是女人呢？”

　　我擔保因此產生的談話比開始的閑言碎語活潑有趣得多。

　　當然，當某人誹謗一個你們都熟悉的友人時，可采用同樣的手法。你驚訝地看著他，然後說，“真有趣，她總是說你這人多麽多麽地好。”我就這樣打斷喜歡說三道四的人的話頭，尤其後麵一句話是用你聽到的話在恭維那位在品頭論足的朋友。

　　另外，假如你碰到某人，並聽說他曾背後叫你潑婦，你應該還是顯得寬宏大量。我們都曾無意說過一些冷酷、不友善的話，那並非我們的本意，由於自身原因或某種情況的緊張不安而搞出些惡作劇。有時候人們閑言碎語、東扯西拉隻是他們必須弄些笑料出來和一時興之所至。

　　如果說三道四的人是你平時喜歡而又尊敬的，那就告訴她或他，你已聽到他對你的意見，你希望和他坦率地交換一下意見。也許這個誤會就此澄清了，或扡這個非難是對的，你能從中學習改正。這是一種富有教益的責難。

　　你盡管隻是一個普通人而已，但還是有時間努力顯得文明些。和瓊·裏維斯的交往，我得出了這個經驗，在我們還沒有見過對方之前，她曾讓我疑懼不安，後來我們之間變得客氣禮貌了，她成了我的一位朋友。她接受《紐約時報》訪談，記者請她就電視女明星的氣質這個問題談談。在提到粗魯女人的例子時，她譏笑地說：“我渴望把芭芭拉·沃爾特斯和傑奎琳·蘇珊放到一間屋子裏，看哪一個會被轟出去。”

　　命運喜歡捉弄人，我正好應影迷的要求向她寫信。請她和我在NBC演播室進行一場精彩的“脫口秀”，我歡迎她到電視台來作客。她收到我的邀請信剛好是那期《時報》出版發行的前夕，盡管我們從未謀麵，她還是打電話帶著極大的痛苦向我道歉。

　　我回信表示並不介意，但我後來想這是“真有趣——但——她——總是——說——你——好”的計策極好的變奏。不管怎麽說，瓊和我兩人都感到就是因為這個插曲，反而讓我倆從此成為朋友。

　　我曾經在《今天秀》節目上詢問斯皮羅·阿格鈕夫人怎樣對待責難，她丈夫遭到如此多的責難這是否讓她感到困擾和驚訝。她安詳而明智地回答：“你不可能令每個人都愛你。”

　　這樣沉著、鎮靜的人並不多。約翰·林賽夫人因其熱情而坦率擁有極高的威望。我問她，如果在宴席上有人把你安排在威廉·巴克利身邊，你是否願意坐下，此公在市長選舉中對她丈夫極盡刻薄挖苦之能事。瑪麗·林賽說：“哎呀，我先就被弄得傷風鼻塞了。”

　　對過於坦率者

　　從記者的角度看，當總統回答有關他手術的一個問題時，能拉開襯衫，展露疤痕，這是再好不過了。但是當一位熟人在雞尾酒會上告訴你，他的父親如何酗酒，或對她丈夫性無能感到擔憂，則毫無意思。

　　從你的經驗看，這應該是一個天性的流露，你應該在談話中表示同情。然後你平靜地承諾要好好地幫助她。但不要鼓勵她談這類問題，否則第二天清晨她會記恨你，因為她太過坦誠了，她會為自己的不審慎而歸咎你。

　　另外一方麵，你要轉移話題，不要假裝同情。你的不安最後會暴露心底的秘密，那樣看起來顯然假正經或厭棄她。你必須馬上調換話題，找些下麵諸如此類的話題去說，“我一直聽說你是個很勤奮的人，我想每個人都是這種看法，但我更欽佩你那麽細心照料你的家人和孩子。”或者說她忙裏忙外看不出有絲毫倦容。也可說她是多麽樂於助人，人們是多麽地尊重她。

　　如果她向你所談的秘密是有關夫妻問題或兩個朋友之間的不和，千萬不要去當裁判員。他們可以彼此講和，但他們決不會原諒你。這一點我深有體會，在我和丈夫訂婚後，我和丈夫準備解除婚約。一個朋友很熱心地祝賀他，斷定我倆並不般配。我們後來經常碰到這位朋友，但是很冷淡了。

　　告訴那位哭泣的朋友，“你們兩個人我都很喜歡，但我希望你不要告訴我這些煩惱，它也讓我頭痛不已。”要說，“我還是不當裁判的好。我要置身事外，你們應該自己解決，而我不會失去你們中的任何一個。”

　　在二本有關貝利·羅斯的傳記同時出版不久之後，兩位作者都在我們的節目上露臉。其中一本傳記的作者，是貝利的姐姐——波力·戈特利布，顯然是非常歌功頌德的；另一本則是貝利不相熟的一位作者寫的，這是本“酷評”的書，在書中稱貝利·羅斯為“藝術海洋裏的海盜船長”。兩位作者同時在我主持的《今天秀》作客，我嚐試讓他們針鋒相對地擺開各自的觀點，唇槍舌劍，論戰一場。

　　在對方對貝利進行一番特別“紮心”的酷評之後，波力哭著轉向我：“芭芭拉，你怎麽能夠讓他這樣說話！你知道貝利是愛你的，他視你為女兒！你要說一下呀。”我不能違反《今天秀》的公平慣例，我站起來，不偏不倚地說：“現在是廣告時間了。”

　　對滿嘴髒話的人

　　在社交場合裏，髒話是一種既好管閑事而又猥褻的語言。它是男人們弄出來的，但在女人中間也經常聽見。我猜想女士們大概把它視作女權運動的標誌，模仿喜劇大師列尼·布瑞斯的噱頭，但沒他那深厚的寓意。他那樣做不過是讓觀眾正視自己生活中的不雅言行，並促使大家改正。新聞界仍陷在泥坑裏，私下地仍認為它是色情的體現和革命的前兆。

　　其實，這不過是實實在在地表明大夥都是哥們姐們而已，是表示自己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一種較好的方式而已。我不在乎別人偶爾吐出的一、二句髒話——它能讓人下流。我隻是在一邊看書，這種情況在電影院中則糟多了。但要是髒話超過了十五次，我就會說，“如果你要想惹惱我，那做不到。你做得真是辛苦，盡管，你這是觸犯我。”

　　（常常我還忍不住加上一句，“真別扭。”）

　　葷笑話倒是能感染我。我常笑得喘不過氣來。我覺得這沒什麽。

　　對打電話的人

　　打電話要當機立斷，你決沒想到接一個電話會長得讓脖子痛得受不了。要清楚地報上你的名字和你所在的公司。

　　不管你打電話是打給一位朋友，還是一個對頭，或者是一個不相識的人，如果話不投機或者打錯了電話了，一當確定之後，應馬上掛斷電話。

　　如果你找到了你要通話的人，你接著要問現在通話是否方便，他打過來也可以。這樣他就能對隨後的十一分鍾的通話有個準備，或者為這個重要約會確定會見時間。你可以消除對方不大情願接電話的煩惱，因為他也許正在吊床搖晃著，也許他正吃巧克力和看電影畫報呢。

　　最忙的人總是要他的秘書接電話擋駕，這樣可以避免浪費時間，如果秘書知道你所有要求，你就不會惱火了。跟秘書通話，要盡可能的簡短。如果你作為一個客人受到邀請，或者你要送禮物或者約見他，有一個好主意是首先寫一封信給他，講明所有的細節，解釋隨後幾天你會打電話問問他的決定。

　　在你已經確定好事務後，就停止通話，避免打擾他，感謝他百忙之中接了電話，談話要盡量簡短。

　　最後，再強調一遍，要盡量簡短。

　　實戰場景之一：與搭檔弗蘭克·麥吉惡戰——針鋒相對，以牙還牙

　　當薩莉·奎英不再構成威脅，而每日都在一起工作的一位男人，卻讓她掉進了活地獄，他就是《今天秀》男主持人弗蘭克·麥吉。如果說芭芭拉曾經有一位討厭她、不把她當回事的同事，那就是麥吉。

　　當休，唐斯決定退休，麥吉也就在1971年10月接手主持《今天秀》。唐斯主持的時期是《今天秀》繁榮昌盛、欣欣向榮的時代，對芭芭拉來說也是極為成功的一段時期。“也許在《今天秀》是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她說，“和休一起……配合得天衣無縫，完美無缺，（我們）非常喜歡彼此。我們讓彼此都有麵子……彼此合力把事情做得盡善盡美。我們彼此友善”。

　　芭芭拉所說的當然不是一個那麽真實的童話，不過與麥吉那種水火不容的關係相比，芭芭拉和唐斯的關係確實象身處極樂世界。唐斯為人親切柔和，舉止殷勤得體，頗具紳士風範，唐斯讓人感覺是一個心裏很節製的人，不像芭芭拉——不顧一切要為自己獲得聲譽和大眾的注目。

　　“休相信自己是一位明星和偶像”，東格·西塞爾說。芭芭拉總能固執地做成某事，往往得益於休的隨機應變、順水推舟的風度。他和客人談話時，從不在意和擔心芭芭拉在場，‘讓我們忘記我是主持人……你不是一個聯合主持人’（在當時的《今天秀》，主角是唐斯，芭芭拉隻是配角，而聯合主持人是指主持同一個節目的二位主持人其地位完全相等，沒有主次之分——譯者注），唐斯總是這樣說，實際唐斯不過暗示在場麵上她和自己的地位並不相等。

　　休也很嚴肅認真的一麵，當他感到不快的時候，他有辦法讓芭芭拉知道。當他心中不快時，我們知道，她也清楚。休覺得場麵弄得錯亂起來——芭芭拉太要強了——他願意讓斯塔瑞特和我知曉。他會說，我要改變這情況。我要領導大夥脫離這局麵；我會華盛頓去對參議員們一個一個地訪談，我不需要芭芭拉到那裏去。

　　總的來說，唐斯還是很支持芭芭拉的。

　　麥吉可就不這樣了，他為人倔強好鬥，目中無人，是全國廣播公司極富天才和能力的記者和主持人，他偶爾也上場主持《今天秀》，那隻是頂替唐斯去度假而已，不過他那優雅和風度讓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唐斯離去時，他成了最合適的繼任者。

　　在主持《今天秀》之前，麥吉就曾經和大名鼎鼎的約翰·錢塞勒和布利克林三人聯合主持節目，三人接手主持《亨特利——布裏克林報道》，因為布裏克林的老搭檔亨特利在1970年7月退休了。這種三人聯合主持的方式弄得觀眾眼花繚亂，懵懵懂懂，結果，收視率急劇下滑。最後，錢塞勒成了唯一的節目主持人——麥吉成了芭芭拉的一個“報應”和大敵。

　　麥吉曾自嘲自己是“一個惡母狗的強兒子，一個壞小子”，他曾如此說過，“我大模大樣地闖進一間屋子，齜牙咧嘴地一笑，我期待大夥喜歡我。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我就咬他們”。

　　在電視台這個老於世故的世界裏，他是一隻性格乖戾的怪鳥。其形象優雅灑脫，慷慨大方，語調有如蜜糖，談吐沉著，極富磁力。他在俄拉何馬州諾曼城的一個貧窮的家庭長大——位油菜農的兒子。在那個時期，弗蘭克是一個熱情的社會改革者，完全沒有鄉巴佬的保守氣味。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弗蘭克常常替倒黴蛋辯護，不公正的事弄得他熱淚盈眶。讀高中時，一位朋友受到老師的嚴厲斥責，因為這位朋友居然和曆史老師為南北內戰爭執起來，弗蘭克站起來為好友辯護，提出自己的新見解，這位老師對他嗤之以鼻，他就此畢不了業，再也沒能得到高中文憑。

　　在陸軍服役時，他從上士降為下士，因為他指責一位青年軍官。駐紮伯克利城時，他的軍人補助金被剝奪，因為他居然和教官吵鬧起來。在電視這一行，麥吉終於找對了地方，在這裏，他可以表達他的見解，並受到雇主們的歡迎。他被派駐圖爾薩城報道新聞，很快受到上司的賞識，在現場報道和采訪，他風度翩翩，思維敏捷、言詞犀利。

　　弗蘭克受到全國廣播公司的注意，電視台雇請他去報道國內剛剛開始掀起的民權運動；他是首批報道這個運動的記者——包括最早報道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和他的兒子，還有羅薩·帕克斯，那位向亞那巴馬州蒙哥馬利城法律挑戰的黑人，這條法律規定：“黑人必須坐在巴士的後半部”。後來，他指定去采訪各種社會重大新聞——從暗殺到發射太空飛船。

　　接著他來到《今天秀》，麥吉是全國廣播公司新聞部那些聲名顯赫的記者群中最為閃亮的大明星之一。芭芭拉也很快成了另一位大明星——經過完全不同的道路——每天上午7點至9點的節目中兩位大明星碰在一起，自然是火星飛濺。

　　在麥吉成為頭號主持人不久，他俏皮地向一個訪談者暗示了這種磕磕碰碰，“朋友們問我，‘你什麽時候把芭芭拉·沃爾特斯弄上手？’我的回答是‘從來沒有過。’盡管把我們倆人關在一間屋子裏也不行”。但他確實沒有感到能隨心所欲，頤指氣使。

　　麥吉盡其所能——比如把他的手擋住芭芭拉的嘴——減少芭芭拉在節目上說話的時間。每天由他打手勢指示節目開始和節目結束，他向客人首先提問題，當芭芭拉向客人問話時，他常常的插嘴進來。離開了攝像機，他難得向芭芭拉搭腔，從不和她一起參加社交宴會。他常常扔給芭芭拉一句話，簡直比讓人在臉上扇一耳光還難堪：“我們還是會把你造就成一名記者，芭芭拉”，他的這種說法，弄得芭芭拉四處抱怨不已。

　　雙方臉皮撕破以後，芭芭拉故意輕視麥吉，把他當作黑板上寫的粉筆字一抹而掉——漫不經心地從他身邊走過去參加時尚的夜晚派對或者當著他的麵邀請某位大人物去赴晚宴——他則拒絕去看這一切，他的眼珠轉個不停，牙關緊咬。隨著他們的摩擦和裂痕加大，當麥吉與人談話時，她亂哼著不成調子的歌曲耍弄他，評判這首歌是應該如何押韻，在便箋胡亂地塗寫謝謝你之類的話送給朋友，然後大聲地自言自語，“我今天幹得真精彩……精彩的人兒笑個不停……精彩的人兒從不瘋言瘋語”。

　　當攝像機隻對著芭芭拉時，麥吉認為芭芭拉支撐不住局麵，同時對攝像師（一般是愛德溫·紐曼）發火，幹脆坐在那裏什麽也不管了，這自然讓芭芭拉更為憤恨。

　　“那一段極其讓人不愉快的時期”，芭芭拉多年以後承認此事。“弗蘭克在的時候，我不能參與華盛頓的任何訪談活動。他要單獨一個人做。與公司總裁一起參加一個大型宴會，我們最後才算和解。我能參與訪談了，不過要等（弗蘭克）三個提問之後，我才能加入談話。”

　　受到如此荒唐而苛刻的規定，芭芭拉走掉了，開始自己羅織訪談人物，麥吉當然不能與她分享了。這又更激惱了麥吉，麥吉猛烈斥責芭芭拉的訪談是一堆廢料。

　　“麥吉認為芭芭拉是個笨蛋，對她的東西不屑一顧，”簡·勳柏格說，弄得芭芭拉瘋狂起來。麥吉對她很是輕視。他是一個典型的大男子主義者——完全反對婦女進入思想領域。

　　如果他做得到的話，就要把芭芭拉排斥在訪談之外；他實際上想要她從《今天秀》中攆走；他要她滾出去；他不想與她談話，不想看見她。如果他那古怪的脾氣上來了，他就想方設法讓她出醜；如果他心情好的時候，就對她不理不睬。斯塔瑞特可是一個厲害的馴獅手，一個談判大師。他要讓《今天秀》運作良好，他的籠子裏關著兩頭窮凶極惡的野獸。

　　弗蘭克·布萊爾，他的職責就是每天一大清早就將新聞遞送到演播室裏，事隔多年，他回憶當年的情景，“當麥吉接管《今天秀》時，好家夥……一開始就要把芭芭拉管束起來。我想對此她肯定很不高興，她不能向麥吉耍威風。他是老板，《今天秀》的頭兒，不得不照辦，芭芭拉憎惡這一套。他則緊緊地鉗製住她”。

　　布萊爾自己也對芭芭拉有點瞧不上。“經常如此”，他說，“她向那些街頭小報的記者提問……如果是她親手指定和挑選訪談者，她會他們混在一起，打成一片，氣氛弄得很是甜蜜快活。和有權有勢的人在一起，那就更是如此了。她常常顧左右而言它，不去回答那些嚴肅問題。”朱迪絲·克裏斯特，仍在《今天秀》裏從事影視戲劇評論，從頭到尾目睹了沃爾特斯——麥吉這場龍虎鬥，覺得問題大多數“來自芭芭拉”。克裏斯特認為，麥吉感到不久某一天，芭芭拉會升上來成為和他旗鼓相當的聯合主持人，這讓他寢食難安。

　　“弗蘭克明顯地討厭她”，西塞爾說，“他不會想她會長期呆在這裏。他完全仇視她，妒忌她。他是一個爭強好勝的俄克拉何馬人，那地方的人都很固執；一個典型西部牛仔，自學成才，把一切都抓在手上，一個電視工作狂，既不容忍錯誤也不允許吹牛。芭芭拉的哪一樣都讓弗蘭克·麥吉上火——‘世界之心’——紐約城的人，高品味的拉丁街區的創立者劉·沃爾斯特的女兒。他看不慣造作、濫情和為眾人矚目的芭芭拉——一副名流作派。”

　　芭芭拉討厭討論自己是否真有名人作派。她告訴《主婦之家》的記者，“我愛極了成為名流。我酷愛人們都想見我……我相信我能得到這一切”。一個季度過去了，她又向《先驅論壇報》記者宣稱，“我想自己成不了名人”。

　　斯塔瑞特·勳伯格和麥吉一樣有大男子主義傾向，他或多或少同意麥吉的看法，芭芭拉並非他所碰到的最亮眼的記者。確實，她爭強好勝，過分沉迷於自我奮鬥，狂熱追求那些轟動效應的新聞、那些占據頭版頭條的事件。芭芭拉確信自己幾乎比任何主持人都做得更棒，勳伯格明白自己不能去斥責，抱怨，挑毛病，找缺點。

　　不過他仍覺得她欠缺或者根本沒有眼光。抓大人物訪談，搶轟動的大新聞，是她首要的目標，這他察覺得到。潛在的欲望，隱蔽的怒火，終於惹出一大家夥麻煩。

　　她的個性讓他惱火。“毫無疑問，當她幹事時或者受到挫折就變得粗鹵莽撞，自以為是。無論是在播音或者沒有主持節目，在她的信念中缺乏耐心，”他說，“我不在意她私下發怒，但對她在大庭廣眾之下，當著同事和客人的麵發怒，很是生氣”。

　　薩提菲斯回憶起芭芭拉來到勳伯格主持的評議會上的情景，她那傲慢的口氣、蠻橫的態度把勳伯格和麥吉二人都惹火了。“她大模大樣，滿不在乎”，在場的一個成員說。她不管在什麽地方都要人把她那副大吹大擂的模樣錄製下來，然後她會說現在她是多麽地缺乏時間。

　　但實際上勳伯格僅隻選取他想要的部分。她絕對沒贏得什麽東西，但她將功勞全攬到自己身上，顯得她是多麽不得了。

　　“最大的問題是，”簡·勳伯格看到了這一點，“斯塔瑞特在製造《今天秀》，芭芭拉在製造自己的事業。”

　　斯塔瑞特確是一名記者：斯塔瑞特關注社會問題，如果你是這樣的人，就會熱愛政治，熱愛新聞，學識淵博，富有教養。他發現芭芭拉，一種非常真實的感覺，她極為俗氣。她有她的事業，她有受她尊重的有權有勢的人的社交圈子，一個非常狹小的圈子。

　　斯塔瑞特不會認為她會有超凡的修養，或者知識特別豐富，他發現她非常平庸。她對科學或政治的曆史毫無興趣，對世界局勢也是如此。如果你現在很出名，她馬上就要弄清如何能找到你，你從哪裏來，你和誰睡覺，不和誰睡覺。斯塔瑞得覺得她實質上不過是一個喜歡閑言碎語的脫口秀名嘴而已。

　　當她從以色列旅行回來（也就是薩莉，奎英初次登台後的幾天；實際上芭芭拉第一次到以色列），斯塔瑞特感覺她已明白（國防部長）摩西·達揚和那幫家夥不過是在花言巧語。他們在愚弄她。她和麥吉在《今天秀》上演播，麥吉故意向她詢問巴勒斯坦情況，芭芭拉知道自己不了解背景，她不知道那個地方的曆史——她大發脾氣，因為麥吉在妨礙她演播。斯塔瑞特喝住芭芭拉，再次向她提醒，她不是，按斯塔瑞特的話說，一個新聞記者。

　　斯塔瑞特沒有就成功的以色列之行向芭芭拉賀喜，他告訴《新聞周刊》記者：“芭芭拉非常看重權力和地位。她的提問難以切中要害。她不像唐·拉爾夫那樣提問嚴肅，也不像約翰·錢塞勒提起問來連珠炮那樣緊追不舍，不過她能贏得觀眾。比起無人觀看的慘狀，我當然選擇能吸引七成觀眾的人。”

　　另一位和芭芭拉一起工作的製片人也看到她缺乏洞察力，芭芭拉的興趣，這位製片人觀察到，“就是為自己那位了不起的父親和服飾在賣弄風情。”

　　“我不會認為芭芭拉願意回家，拿起一本小說去閱讀欣賞。因為她的職業不會讓她受到作家魔力的蠱惑。芭芭拉的興趣在於那些政界人物，她隻會為一個特殊的客人忙個不停”，這位製片人補充道。

　　簡·勳伯格說她的丈夫常常為芭芭拉這也不知那也不曉而驚愕不已，她居然表示毫無興趣去了解這些東西。

　　他有次被弄得愣愣怔怔，因為她對羅塞塔碑石（1799年在埃及尼羅河口羅塞塔發現的一塊石板，上麵刻有希臘文，埃及象形文字，法國天才的考古學家香波亮通過此碑石的文字解讀，終於為人類弄懂象形文字，從而解開了古埃及文明之謎——譯者注）一無所知，還大放厥詞。芭芭拉說，‘我們何必為羅塞塔石碑亂扯談？’斯塔瑞特象隻唐老鴨，氣急敗壞，唾沫飛濺，‘羅塞塔碑石，可是天意呀……’算了，算了，這種料子誰管得好？芭芭拉還會說，‘我了解人們要什麽’

　　盡管斯塔瑞特知道這種趨向會毀了電視這一行，但他還是必須讓芭芭拉站在攝像機前，因為隻有她幹得好主持人這類事。如果他想邀請某位新聞人物，他完全相信芭芭拉能弄過來。

　　“再嚴密的封鎖，她也能打開一個缺口，他完全信賴芭芭拉，”簡·勳伯格說。他認為她敏捷超群，她做得真是棒透了。

　　她讓斯塔瑞特驚歎不已。他總是問，‘這女人又嗅著了什麽？芭芭拉又要幹嘛？’回答是馬上就清楚了，芭芭拉要把一切搞定才露臉。她要成為受人器重和信賴的新聞界的高手，別人弄不到手的新聞，她立馬能搞到。搶眼，風采迷人，大眾偶像，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一個有威望的名人，這些她都想要，她也做得到。弗蘭克，麥吉已有52歲了，他到《今天秀》之前就因骨癌住院治療。他未向公司和手下透露任何病情。1974年4月17日淩晨，他死於睡夢中。

　　在麥吉死後的幾天，公司宣布正尋找選擇一個新的主持人以代替麥吉。芭芭拉聽到這個消息馬上打電話李·斯蒂文斯，她的經紀人正舒適地靠在躺椅上，他又神定氣閑地向公司總裁打電話。

　　斯蒂文斯說，“你在找一位聯合主持人吧！”

　　公司總裁目瞪口呆。“聯合主持人？聯合主持人？你說什麽，聯合主持人？”

　　斯蒂文斯接著說，“請讀芭芭拉的合同？”

　　全國廣播公司不得不重新和芭芭拉簽約，電視台沒辦法反對那位行事坦率有力的大經紀人。斯蒂文斯在以前的合約曾加上這麽一條，如果麥吉離開，自動地或者其它方式芭芭拉將晉級為聯合主持人。

　　至此，麥吉去世五天之後，唐·梅耶宣稱，“芭芭拉將成為《今天秀》聯合主持人。這是本節目第一次有了聯合主持人，這也是整個電視新聞界的節目第一個女性聯合主持人。”

　　芭芭拉贏得了這份工作，她稍後說，“非常嚴肅地躍過了弗蘭克·麥吉的遺體。”

　　實戰場景之二：與駭人聽聞的大罪犯交朋友——有理有節，好言以待

　　在1979年的7月12日，紐約市赫赫有名的黑手黨頭目卡明·加蘭特，被槍殺在布魯克林。這是一個重要的新聞事件，但ABC的《今晚世界新聞》節目的製片人並未淺嚐輒止，他們正試圖從血淋淋的現場報道中，換一個視角，挖掘出更隱密的內容來。這項調查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是《20/20》節目的製片人羅威爾·貝格曼，他對紐約市及周邊地區的犯罪組織十分熟悉，在這方麵是位受人尊敬的專業能手。貝格曼常常在全國各地為新聞雜誌類節目進行巡回采訪，案子發生的那天，他碰巧在紐約，晚間新聞的製片人指定他對加蘭特的槍殺案提出新的建議和觀點。

　　貝格曼考慮了一番後，決定從采訪加蘭特的辯護律師著手，這可是個令人感興趣的創意，這位律師名叫羅伊·柯亨，他的委托人中有大量的下層社會的平民百姓。

　　貝格曼想與這位凶殺事件的辯護律師談談“槍殺”詳情，並請他推測誰會繼承加蘭特的紐約黑社會老大的交椅，製片人覺得這真是個好主意，就請他立即著手，想方設法地去采訪到這位律師。不料這個消息傳出後，全市的很多記者也照辦不誤，柯亨的辦公室裏電話鈴聲響個不停，他的秘書告訴每一位采訪者柯亨先生有事外出，無可奉告。貝格曼使出渾身解救想去見到柯亨，但苦於手中沒有柯亨的私人聯係電話。突然，同事中有人靈機一動，柯亨最好的朋友中，有一位不就在我們之中麽，芭芭拉肯定會知道怎樣找到柯亨本人。

　　貝格曼於是急匆匆地來到大樓六樓的辦公室裏。“你手中有羅伊，柯亨的電話號碼嗎？”他氣喘籲籲地問芭芭拉。

　　“是的，”她幹脆地答道。

　　“他的一個黑手黨當事人被人殺了，我們想去采訪他。能否告訴我他的電話號碼？”

　　“不行，”芭芭拉一口回絕。

　　“為什麽不行？”貝格曼問道。

　　“因為這是私人電話號碼。”芭芭拉輕蔑地答道。貝格曼轉身來到新聞編輯室，向經理傑夫·格拉尼克大聲抱怨，誰知道這位經理大人無奈地聳聳肩道，“我也沒法幫你。”

　　之所以再提起這件往事，是因為它對許多ABC的新聞記者、製片人和撰稿人表明，芭芭拉在他們的心目中，從來就不是一名記者，而是一位在新聞和娛樂業之間搖擺不定的名人，她比每一個人，包括其餘一些新聞主持人，與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更深入廣泛的交往。

　　但當芭芭拉有求於人的時候，事情又顛倒了過來。ABC報道參議院新聞的常駐記者唐·法默回憶說，有一次他被命令取消對一位參議員的采訪，因為芭芭拉要去采訪他。

　　芭芭拉為了得到一次采訪，常常會使出渾身解數，甚至不擇手段，這令她的同事和競爭同行十分厭惡。1980年共和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芭芭拉看見克朗凱特對福特總統進行了獨家采訪，立即就急紅了眼。她衝進CBS的小型臨時投票站，在福特總統出來時攔住了總統。攝影記者戴維·肯尼勒利親眼目睹了這一幕，他回憶道：“她苦苦哀求總統答應她再做一次專訪，”噢，總統先生，你得答應我……看在原來的交情上……看在艾倫·格林斯潘的麵子上。這幾句話就像刻在了我的腦海裏。這簡直是在乞討。我真希望自己也能變成一個令人作嘔的臭娘們，因為我就缺這本事。這是一我一生中見過的最令人憎惡的記者采訪。

　　但福特給了芭芭拉這次機會。

　　就在伊朗門醜聞被曝光後，芭芭拉乘座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機從華盛頓飛到紐約，在機上她認出了律師列昂納德·加曼特，列昂納德是前國家安全職務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的律師代理人，曾在醜聞調查中露過麵。芭芭拉迅速穿過過道，來到這位律師麵前，劈裏啪啦地向加愛特提出了一連串問題。她的嗓門越來越高，引起了其他乘客的注意，大家都扭過身來看著他們。“你們以為她是芭芭拉·沃爾特斯嗎？”加曼特對著這群觀眾說道，他是希望暗示芭芭拉知趣地離開。“她隻不過是模仿芭芭拉而已。”芭芭拉的隨從也提醒姬回到座位上去，她沒加理睬。“告訴飛行員，讓他在空中盤旋三圈，”加曼特吩咐道，“因為芭芭拉·沃爾特斯正在工作。”

　　又有一次，她在同一位印度總理助手就采訪計劃的變動發生爭論，其他記者大吃一驚地看著芭芭拉衝她大聲嚷道：“在美國，我是頭號記者！我是頭號記者！”

　　在ABC，芭芭拉已被公認為一種“強權”，照她那些同事的說法，她是第一等的自以為是而又愛慕虛榮的女人。

　　到了1981年春季，芭芭拉的五年五百萬美元薪水的超級合同還差幾個月就要到期了，她傳出話來，她對ABC新聞部的待遇並不滿意，盡管她到處擺大架子，要錢有錢，要權有權，而且喝采聲不斷。

　　芭芭拉和新聞部經理們都麵臨著重大的選擇，3月21日，突發了裏根總統遇刺事件，製片人和編輯人員考慮到她正在度假，所以沒有誰願去通知她回來助報道一臂之力，但事件發生不久的當天下午，芭芭拉打來電話，馬上被分派去對傑拉爾德·福特進行跟蹤采訪，她二話不說就馬上動身了。結果她的采訪播出後，得到了一致好評。芭芭拉的經紀人李·史蒂文斯告訴阿利奇，他想要他的委托人不再續約。

　　就在局麵僵持不下時，芭芭拉四處放風說，ABC的競爭對手許諾給她如何如何好的待遇。芭芭拉對ABC的最大抱怨，就是她從晚間新聞的聯合主持人位置上被撤下來後，她就一直沒有一個固定的“家”可供方便使用：她也感到她對政府要人的訪談——這些訪談隻有她能搞定——在新聞中允許占有的時間太少。

　　到了九月，芭芭拉終於決定留在ABC，要求在電視網中主持自己的名人訪談，遭到了拒絕，但並沒影響她的最終決定。她獲得了恰如經紀人史蒂文斯的描敘的“心滿意足的增長”——5年合同中每年年薪超過了原來的一百萬美元；她主持的特別節目由每年四個減少到三個。

　　她要為新聞部製作一個突發事件的主體節目；她和休·唐斯一起定期主持《20/20》節目——這個決定使唐斯心中十分不悅。芭芭拉對這份新的合同十分高興。她對《見多識廣》雜誌記者說道：“20/20》節目擁有一個寵大的觀眾群，也正麵臨巨大的競爭與挑戰，我又有機會去做商界名人和見多知廣人物訪談節目了。”

　　《20/20》節目分配給了芭芭拉一間豪華奢侈的新辦公室，一位製片人在辦公室和芭芭拉呆了少許一會後，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得目瞪口呆。“相比之下其他的所有辦公室簡直太寒酸了，隻有牆壁是雪白的，”他說。“她的辦公室裏有一張小巧的辦公桌，並不很適用，房間的四麵鑲上了鏡子，房間裏擺放了絲絨長沙發。我不知道在ABC還有哪個新聞編輯的辦公室的牆上鑲有鏡子。我走進去時就像來到了拉斯維加斯的賓館客房。”

　　這位製片人被問及他與芭芭拉談到一起製作熱門新聞時，芭芭拉顯得很有興趣。“我看到她的辦公室四壁鑲滿了鏡子，我就自言自語道：‘我一點也不喜歡這樣，這個女人不是個記者——我才不管她接受還是不接受呢。’她外出旅行采訪時還帶著發型師，老實說，我們外出采訪時沒誰會帶上發型師。”

　　最初，休·唐斯就建議芭芭拉加入《20/20》節目，但不擔當固定的角色，唐斯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但後來他聽說是計劃讓他一起擔任聯合主持人（cohost）時，就竭力表示反對。

　　“對我來說，這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他說，“我對芭芭拉參與到節目中來一點也不反對——我們一直是好朋友……但這是一個誰也解決不了的形而上難題，聯合主持節目從來就很棘手。”

　　唐斯立即去找芭芭拉，告訴她仍想獨自一人主持節目；他也向節目經理表達了極不愉快的心情。最後，產生了一個折衷的方案，就是唐斯仍做主持人，掌握節目的開始和結束，負責場內及場外的人物及相關背景介紹，節目各個片斷的過渡與銜接。芭芭拉的工作就是與記者就各個片斷的內容進行探討，根據現場情況適時點評在結尾時和唐斯一起作總結性交談。

　　由於角色的分工，芭芭拉對擔任唐斯的第二小提琴手沒感到什麽快樂。

　　“最後，不得不捫心自問，如果聯合主持對兩個苦惱的人真的至關重要呢”唐斯說，“很顯然，如果我們找不到新的解決辦法，就會冒失去芭芭拉的風險。”

　　後來在1985年，《20/20》節目進行新的改版和人員組合，芭芭拉正式升到了聯合主持人的位置。

　　在《20/20》節目中，芭芭拉的“強敵”似乎是神氣活現的傑拉爾德·裏瓦拉。裏瓦拉認為芭芭拉是一個“性感而又仁慈的暴君。”

　　“我喜歡芭芭拉，”他說。“她是顯得咄咄逼人，但我總把她當作一個性感的貴婦人。我對芭芭拉的最大遺憾，就是我們從未熱情相處過，她的眼界比我們更高些。”他向芭芭拉套近乎，結果碰了一鼻子灰。

　　對於《20/20》不論在什麽場合，芭芭拉別無選擇，她隻能在她的獨家新聞訪談中，對重要新聞人物的爭論和處境持一種中間的立場。

　　比如在1982年4月，她抓住了對丹麥貴族克勞斯·範·布洛（ClausVonBiilow）的獨家電視訪談。一個月前，布洛被指控有罪，罪名是試圖蓄意謀殺他富有的名人妻子珊妮，給她注射胰島素，使她處於昏迷不醒的狀態（他隨後被宣告無罪釋放）。布洛被指控企圖謀殺她，以便繼承她的九百萬美金，達到和他的女管家結婚的目的。他告訴芭芭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