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的一個清晨,菲力普親王到達了采訪現場,破例地接受我的采訪,此刻他的心情不佳。他與他妻子,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不同,他並不同意這種觀點,即王室成員有義務去隱藏起自己的不悅之情。他是個個性十足的男人,他也會發發脾氣,毫不掩飾。我和NBC的電視攝像人員在華爾道夫飯店的總統套房裏等待接見(總統套房其實並不像聽起來的那般豪華),我十分確信我知道親王為何情緒不佳。正如我所猜想的那樣,趁回國前的短暫時間接受采訪,他覺得不可思議,因為訪問日程過緊,再加上旅途疲勞,不大一會就要乘飛機飛回倫敦,自然使他更加煩惱。
對於這點,我能想像出這一幕情景:昨夜,他的助手有點遲疑地告訴他,他無論如何得接受一個女主持人對他的電視采訪,親王頓時哭喪著臉,在如此情形之下,親王嘀咕著難聽的話,在室內跺著腳,他真不明白為什麽非得同意這發瘋的舉動。幾分鍾之後,我見到菲力普親王的時候,他身穿運動裝,緊繃著臉,看起來比我想像中的他,身材更高,臉色更蒼白。
實際上,我並不是要求他接受這次采訪的人——這人是美國總統本人。在前一天下午,我到白宮去對他的女兒翠西婭·尼克鬆進行電視采訪,很幸運地遇見了總統本人。我告訴他,我剛讀到這樣一條新聞,總統先生舉行了款待菲力普親王的晚餐會,與會者是清一色的男士。我帶著不悅的神情說道:“這是一個歧視婦女的典型例證。”
總統打趣道,華盛頓的每一位妻子聽到這條新聞都驚慌失措,又向我保證道,我有足夠的機會在《今天秀》中采訪菲力普親王。我告訴他我們的采訪邀請被拒絕了,對方的解釋是親王殿下在訪問期間隻接受一個節目的專訪,這個節目就是《新聞焦點》。尼克鬆總統說他聽了非常抱歉,他覺得《今天秀》的輕鬆格調非常適合菲力普親王。他要我趕快再向英國大使館申請一下,他當天晚上會向親王本人提出請求。
英國大使館再一次禮貌地答複說這事難以辦到,特別是親王計劃明天清晨回國。但千萬別低估了總統的能量。這天晚上,午夜時分,英國大使館打電話通知身在紐約的我,菲力普親王完全同意接受采訪,地點就定在他下榻的華爾道夫飯店的總統套間,時間是他飛回國之前的短暫一刻。我急忙問道如何正確無誤地稱呼他,我考慮在采訪一位王室成員之前得進行必要的準備,對方告訴我稱“殿下”,“菲力普親王”,或“爵士”均可,但一定不能稱他“大公”。我還詢問親王願意討論什麽特別的話題,可以向他提些什麽問題。
所以第二天清晨,我就麵對著職業生涯中又一個最難招架的采訪,心情十分緊張,盡管我對菲力普親王的衝天怨氣是滿臉的同情,但無助於消除我的緊張情緒。一進套房,他就對周圍的一切:燈光、椅子、攝像機以及任何東西,都看不顧眼。當我以不安的心情問他有否什麽特別話題時,他隻生硬地回答說:“沒有。”我鎮靜了一下,接著告訴他有關他兒子被封為威爾斯王子的夏季敘爵式已經報道,美國人民也在電視上欣然觀看了這個曆史性的盛會。他無動於衷地盯著我,說:“我們能不能不談這個?”
我想使他心情好轉,這時攝像機已經準備好開拍,我就同他談了尼克鬆總統的一項建議,總統告訴我英國舉行了一次民意測驗,據報道,如果英國國民可以選舉總統的話,他們將會選擇菲力普親王本人,我認為這是采訪的良好開端,因為這樣一來,既可以提到尼克鬆總統的關注,同時又能反映出親王在國民中間頗孚眾望。所以,我隨即問他是否喜歡當個政治家,菲力普親王冷冰冰地答道,這隻不過是個假設的問題,以他的身份是難以作答的。
我一下碰了個軟釘子,我也由此明白一個頗有收益的道理,就是同身處高位的人交談,你得注意關鍵的一點:避免提出帶假設性的問題,這類問題通常會這樣開始“假如……”然後就帶領大家進入一個帶有豐富想象力、但卻從未發生、今後也不會發生的情景之中。這類問題如果是向一個具有發明創造能力的人提出,那倒恰到好處,因為他滿腦子都是豐富的想像世界。但實際上,抱現實主義態度的人對這類問題卻是一屑不顧,他會認為這純粹是在浪費時間。
我於是將話題轉為他個人的切身問題時,我立即得到了回報,這次采訪成了我又一個最佳的傑作。我請他談談某些看法,比如他有時直言不諱,而導致外界的掀然大波,他是否會覺得灰心喪氣,他說自己倒很願意過一種“寧靜單純”的生活,也就是他向往的極其寬容的社會,但很難如意;我機智地問他,君主政體是否已經過時,他說沒有;我問起王室的孩子是否閑散無事,他認為並非如此。
我試探地詢問他在與妻子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關係中,是否居於次要地位,出乎意料,我得到了明確的答複。“殿下”,我問道,“你是個很有個性的男人。我不知道在結婚的初期,你覺得……”我在搜索著適當的外交辭令,他笑了起來,說:“是的,這是有點困難……而且是一種令人難以應付的情形。”
“可是,”我接著問,“你能習慣嗎?”親王微笑著答道:“哦,如果一切都能習慣的話,你倒會覺得驚奇了。”
這次采訪的結果,導致英國報紙用了各種大標題,報道說女王有一天可能讓位,將王位交給兒子,其時王子還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菲力普親王不得不出麵澄清,聲明女王並無讓位之意,“但是,”他又補充道:“誰能保證今後會發生什麽。”
美國報紙對這個聲明反應平靜,認為親王的回答無關緊要,但英國極界卻對此聲明大為驚駭,認為它暗示女王讓位之事今後會有可能發生。為了平息外界的種種傳聞,白金漢宮不得不發布一項特別公報,聲明女王並無讓位之意。為此,我給親王寫了一封短箋,對那次采訪給他帶來的困境深感苦惱。不久,我收到了親王一封令人倍感溫馨的回信。他在信中除了說些感謝之類的話之外,還要我不必為此擔憂,並告訴我外界謠傳的一切,在事實真相披露之後,現在已經煙消雲散了。信上,他還嘲笑那些新聞記者,說他們過於忙碌,竟沒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就瞎說一通,也太不負責任了。
親王在信上隻簡單地簽上“菲力普”,這是王室的方式——女王也隻簽上“伊麗莎白”。同樣,我後來在回信時也隻簽上“芭芭拉”。
我與一位王室最高貴的成員之間的成功接觸,證明了我的交談方式是值得信賴的,即使遇到難以對付的情形,也會化險為夷。提出假設的話題,這種錯誤我決不再犯,我問與他相關的個人問題,他也樂意回答。
後來,我對摩洛哥王後格蕾絲進行訪談,因為有了點經驗,就不至於像剛同菲力普親王會見時那樣尬尷了,葛蕾絲與許多專業演員一樣,在攝影機前沒有講稿就會很不自在,我聽說,她曾對友人透露她不太自信,但我對這種傳言不敢苟同。我想,凡是看過這期節目的人,對她的回答會今生難忘,在我問她關於作為王後的責任時,她說:“我確信我心境平和、神閑氣定。”
不過,王室的顯赫人物,即使帶一半王室血統的貴族後裔,在人世間也是屈指可數的。我們經常能夠接觸到的嘉賓,多半是些外交官、政治家、軍人,還有牧師等;同一名嘉賓相處,最佳的應對方式便是你得遵循人之常情,這便是本書所談論的全部精髓。他同常人一樣,也會身心疲憊,喜形於色,充滿幻想,有時還心煩意亂。他決非一具拉線木偶,或者一名白宮發言人,他與你同樣有喜怒哀樂,就像你的鄰人一樣。
尤其不要向他提出帶有你個人偏見的沉重話題,雖說你能很快得到回答,但這類回答都極其世故圓滑,他們在公開場合不知說了多少遍,你聽了仍覺一頭霧水,答非所問。
與方方麵麵的嘉賓們交談時,有一種嘉賓你得小心謹慎,最好講究點方式方法,如若不然,就像你在豔麗的花叢中驚奇地發現了定時炸彈一樣。
我指的是同高官們交談。我聽說過去有三種話題在賓客間切勿探討:政治,宗教,性。近幾年來,宗教方麵的話題大家已越來越感興趣,賓客之間談論起來也會相安無事。關於性方麵的話題更是頻頻提起,不可或缺了。
那麽政治性話題呢?幾年前,在任何公開場合的訪談中,無疑讓大家都昏昏欲睡。現在,政治性話題卻炙手可熱,同時也具有最大風險,一不小心,它就會極具殺傷力,不僅成為交談氛圍的殺手,也成為友誼的殺手、家庭關係的殺手,工作環境的殺手,未來前途的殺手。我們得好好控製政治性話題導致的巨大毀滅性能量,畢竟我們不需要引爆一個大炸彈。
接下來的段落,將不僅討論怎樣同大官交談,因為人人都會身著厚實的鎧甲上陣挑戰。我們著重談到的是怎樣同大官交談不致引起不愉快的爭吵,做到這一點倒是十分困難。
第一條規則就是控製好情緒別亂發脾氣。如果你狂熱地反對他所有的觀點,你一看見他走進室內就熱血沸騰,血壓急升,你得控製情緒,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在互相介紹時,對他出言不遜或是置之不理、裝聾作啞都是不可取的,你隻是需要與他保持座位的相對距離而已。如果你真的激情難捺,最好就穿上外套一走了之。
請明白這一點,我並不是把回避爭論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人,阿彌陀佛的態度並不令人覺得有趣、或可取。或許我們應當從善意的角度出發,但也別指望通過敲響真理的警鍾來使他有所改變,也別以為你善意對他了,將他引上正路就會對你感激不盡。或許你隻想將他輕輕地數落一通,你的誠實和沸騰的熱血驅使你不得不這麽做,那好,你非幹不可的話,你就徑直去幹好了——但可不關本書的事,你最好去找一本怎樣進行革命暴動的書來讀讀。我這本書要談的隻是怎樣進行友善的、有禮貌的、使人愉悅的交談。
我最擔心一點,就是開始雙方都將自己的政治信仰深藏不露,而到了激烈交鋒之際,誰敢保證會有什麽場麵發生呢。如果交談起來發現雙方的觀點一致,那麽就一團和氣,皆大歡喜了,你會說:“你可真是個能說會道的家夥。”反之,盡管他談吐詼諧,對他跛足的母親十分孝順,竭力調和雙方的分歧,但你仍將他貶得一文不值。
《今天秀》節目,因為是和新聞部門聯辦的,所以,對來賓的爭辨是盡力保持中立態度的。結果,沒有局外人真正了解我們對爭論的主題執什麽觀點。保守派人士寫信來說我們是激進派分子,而激進派人士寫信來說我們是保守派分子。我努力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這點看來我做到了。我能看著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而保持一份旁觀者的心情。但並不妨礙我形成個人的觀點,也不會對與自己觀點相左的人進行阻止,而是讓他侃侃而談。
如果你觀看了很多對官場人物或有爭議人物的采訪節目,你會注意到我們對他提問的一個技巧,我們在《今天秀》節目中屢試不爽,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運用的。你不可以這麽說:“你真是瘋了,”或者“你絕對錯了,那個提案1962年就通過了,現在已沒什麽好爭辨的。”你這種腔調簡直就像魔鬼宣言一樣。開始,應當這麽說:“據某人說,”或者更好一點的,“據某位觀察家說”,然後,接下來的話實際是你個人的觀點。這樣說就使談話的攻擊性淡化了個人色彩,讓他覺得你不是一個敵手,而是在重複你聽到的背景知識而已。
新聞記者常常采用這種技巧,讓大家看不出他的個人頃向。你可以聽見晚間新聞評論員是多麽頻繁地說著這樣的短語,諸如“據觀察家們說”——“據消息靈通人土報道”——“那些人認為”——既然這招對新聞評論員管用,想必對你也不會失靈。
那麽,如果這些招術統統不頂用,你對與高官交談,難免不感情用事,或者你在一個私人聚會上遇見了一位高官,你感覺他更喜歡談些工作之外的話題,你就可以順著他的話題,談些令他開心的事情,趁機借題發揮一下。
你可以問問他,在競選時他是如何把握失敗的風險的——我們全都拚命想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隻有競選才能如此公開地層示自己勇敢追求而不畏艱難的一麵。問問他成為公眾人物後,他的家人是否感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麵的壓力,因為千萬雙眼睛正盯著他們呢。你也可以問問他還是個小男孩時,是不是個孩子王,他在人生中獲得成功時最得益於什麽,不同政見的政界人士能否成為親密朋友。你還可以問問他,是否覺得有義務無論何時都穿著考究、發型漂亮、渾身纖塵不染,是否能抽出時間去從事業餘愛好,他心中的偶像是誰。
有一次,我同林登·約翰遜總統進行了一次令人吃驚的非正式閑聊,那時他仍在任期,結果我就同他談了一些個人興趣方麵的問題。那天,我在白宮正打算撰寫有關總統夫人的報道。她那受人尊敬的新聞秘書莉芝·卡彭特,從總統本人那兒得到了一個通知,說總統想同我順便聊一聊。
我當時真是受寵若驚,在長廊裏對莉芝不住地咕噥著,我當然不願意毫無準備地去進行這樣一次交談,猛然間我已經來到了橢圓形的大辦公室,總統正坐在搖椅上,麵對著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的肖像。(順便提一下,現在在尼克鬆總統的辦公室裏,肖像已經換成了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我在約翰遜總統旁邊的紅色沙發上坐下,他問我是否喜歡“佛萊斯可”。那時,我從未聽說過這種軟飲料,以為這是一個新的舞名,所以隻得含糊其詞地說:“好的”,然後就考慮該談點什麽才好呢。
謝天謝地,我告訴自己,我猛地記起這天是總統結婚35周年紀念日,所以我就從這個話題開始:“總統先生,你與夫人的關係甚至連共和黨人都很羨慕。我結婚才剛剛5年。說真的,您認為怎樣才能使婚姻美滿呢?”這個問題頓時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很樂意地說起了他和夫人結婚的詳細經過。並說他經常不在家時,她是如何撫養孩子的,特別是他們年輕的時候,孩子很小,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她是一個多麽了不起的伴侶。
我們之間的交談氣氛十分友善,毫無緊張感覺,我得到了足夠的勇氣,在談話結束時,我說:“總統先生,您介意一個記者可以親吻一下總統嗎?因為,”我繼續說道,“今天是您的結婚紀念日,我度過了一段絕妙的時光,我很想在您的臉頰上親吻一下。”總統有點吃驚地揚了揚眉毛,像受到傷害似地張大了嘴巴。“芭芭拉,”他說道,“這與國會那些令人討厭的提案一樣。我喜歡你的親吻舉動,但我不喜歡這些俗套”。
在同約翰遜總統會見前,我已來不及作一點準備了。盡管如此,我仍知道應該稱呼他為“總統先生”或者“閣下”。如果你也有機會去會見政界的顯要,那一定要考慮怎樣最恰當地稱呼對方。這時候你可以打電話問他的秘書,或者謹慎地詢問與他熟識的人,或翻閱有關他的參考書。我經常依賴一本由露茜·格萊佛斯·梅歐編著的《秘書手冊·書信公文》,內中一章就介紹了政界要人的適當稱呼。例如,一位內閣成員可以稱呼為部長先生或部長夫人,一位美國大使可以稱為大使先生或大使夫人;外國大使們可以稱為大使先生,大使夫人,或者閣下;美國的大主教可稱為最尊敬的閣下或者直接稱為大主教。如果你被介紹給教皇時;你可以稱他為教皇陛下。
如果你想給人留下一個好印象,讓人覺得你聰明機智而又老成持重,你就得不怕麻煩,將他的恰當稱呼弄個明白。如果這個人擔當現職,要正確稱呼他可沒什麽困難——但麻煩的是這位現在並未身踞高位。嚴格說來,他現在隻是個普普通通的“先生”,但是人類的天性就是這樣,他仍迷戀著過去高貴而威嚴的頭銜。
實際上有一套不成文的標準可資借鑒:頭銜越高貴,他就越是喜歡在一生中永遠保留它。下士在他服役期滿後就願意忘掉他們的軍銜,少校對此無所謂,而將軍則絕對不會忘掉。(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就曾要求以全副軍裝下葬,因為他生前戰功赫赫)。約瑟夫·P·肯尼迪在離職後的30年間,似一直喜歡人們稱他為大使先生,盡管他後來在加拿大的聖)旨姆斯城大法院任職。按照法律,美國總統在離開白宮後仍可保持其頭銜,而且在他生前一直可以稱為總統先生。一些曾經手握要職的人,如法官、參議員、眾議員和內閣成員,他們都習慣保持原有的頭銜。在臘斯克離開國務卿這個職位的兩個月後,我曾經問過他,當時仍然稱他為國務卿先生,他很欣然地接受了。
有時候,一位非常著名的職業政治家,很可能在一生中擔任地不少重要職位。當你難以選擇最適宜的稱呼時,明智的方法是取其最聞名的稱號。但是,這個辦法並不是永遠適用。象艾佛瑞爾·哈裏曼,例如,雖說曾經當過大使,可他仍喜歡人家稱呼其州長。
請記住,大學校長、教授,最高職位的科學家以及一些牧師,因為他們懷有專長,又都具有博士學位,在社交禮儀上更應慎重,絕不能在稱呼上把他們降格為先生,他們往往十分看重更有聲譽的頭銜。你一定要遵循這個慣例,別象相當一部分人一樣,他們稀裏糊塗地認為,凡是醫生都會治療皮膚疾病,如果你一時難以確定如何稱呼,不妨以恭敬的態度詢問:“普賽博士,您願意我稱您為博士還是先生?”不可以這樣說:“普賽先生,您願意我稱呼您為博士還是先生?”
當我寫到這兒,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已故的詹姆斯·派克,最後一次采訪他的時候,他剛剛辭去了聖公會大主教的職務。當時,我問道:“我應當稱呼您主教還是派克先生?”他回答很幹脆:“就稱‘吉姆’如何?”
看來,正確的稱呼非常重要,特別是雙方初次接觸時,給要人的第一印象相當重要,如果不清楚他來自那個城市,那個州或某個外國,你一定要坦承,不恥下問,對方也會因你的誠實而體諒你的——事實上,不懂裝懂、輕易就惱羞成怒,這種作派會遭人唾棄,使你毫無魅力可言。
還有什麽能比真正的好奇心更值得誇耀的呢?“請您告訴我,市長先生,我對您的城市知之甚少,它最著名的特征是什麽?”“在您的城市裏,最值得您驕傲的是什麽?您的城市因為什麽而如此著名?它的主導產業是什麽?”
還可以這麽說,“啊!您從坦桑尼亞來,您能告訴我,在獨立前它叫什麽呢?”不傷害黑人感情的較好回答應是,“噢,是的,坦桑尼亞——在獨立以前它叫剛果。”
斯皮羅·阿格紐夫人到《今天秀》做嘉賓時,恰逢她伴隨副總統到了遠東幾個人口稠密的國家訪問後回國不久。這是她第一次離開美國本土,令我好奇的是,古老的東方文化是如此震撼了她的心靈。她毫不掩飾地告訴我,她同一起的政界顯要相處融洽,不時地向他們問到有關建築、學校和寺廟的問題,她沒有假裝自己對這些問題十分精通。
在現今,政治家們、外交官們都是容易導致激烈爭論的對象。例如,如果你強烈地預感到會與來自某個阿拉伯國家的人(或者是南非家或者是匈牙利)進行舌戰,那麽你趕緊溜掉算了。但是你也毫無所得,因為你沒有改變他的觀念,也錯失了一次探尋他內心世界的機會。不過你如果不能做到彬彬有禮,我奉勸你還是遠離是非之人為好。
所幸大多數外交官都不是來自敵對國家,而且他們都很機智,而又圓滑世故,一般不會在交談中引起不愉快的。我曾接觸過一些外交官,可是特別喜歡休格·加拉頓爵士。他是英國駐聯合國大使。我在一次宴會上遇見他,並高興地坐在他的身邊。當時我很想同他攀談,可是考慮到他正處於兩種爭論的夾縫中,一是他自己的國家同安圭拉島(靠近美國的西印度群島中的一個島——譯者注)之間的爭執,另一個是他身為有關中東危機四強會議的代表之一,總擔心向他提問是否妥當。
但是,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中東危機十分引人關注,我首先便向加拉頓爵土問及他對中東局勢的個人分析。這對我來說是十分罕見的草率,但我對安圭拉島卻更加陌生,因而不便讓他在席間作個專題報告。而且,我對他的個人生活方麵也十分好奇,所以隻好又隨口問道:“與各國首腦和其他外交官打交道,你是如何知道自己應對得當,或者說對方是否具備外交禮儀的?”
加拉頓爵士聽到這個問題神色變得有點凝重起來。他告訴我一件事,是關於在聯合國最近投票前發生的一場風波。蘇聯代表團的一名高級官員向他保證,蘇聯將會支持英國的立場。加拉頓爵士告訴我,他很理解並出於本能地信賴這位外交官員,他在英國本土的顧問,卻對此持懷疑態度,並警告他不要輕信蘇聯的承諾。但當提案付諸投票表決時,蘇聯確實站在了英國的一邊——加拉頓爵士對此原本就深信不疑。
輪到談論其他事情時,我問大使閣下他是否需要每周都參加這樣的宴會,他每天的日程是如何安排的,我對這類問題很有興趣,同時也給了加拉頓爵士一個機會,去談談他的為人處世之道,這比他談論作為一個出色的聯合國大使有益得多。
外交官們個個都是了不起的談話交際高手,正如你能了解的那樣,但今天除了外交官們,再就要算上牧師們了。在最近的《今天秀》節目中,我們發現牧師們是最能言善辨、極富魅力的嘉賓,我記得很久以前在一次節目中,一個來做嘉賓的牧師樣子十分傲慢,言辭很短,令場麵十分沉悶,大家也弄得很不愉快。
這樣對比鮮明的變化大約是從十年前開始的,當時尊貴的詹姆斯,羅賓遜,一位英國大主教,公然聲稱“上帝死了”,教皇保羅二十三世在也對世人宣布他準備“打開一扇窗子”(openawindow)。在那之前你同一位牧師可沒有什麽好談的,除了正統派信徒,他們的教義要求他們待人處世要謙恭有禮(隻是在吃沙拉時可稍稍自由些)。在今天,大多數牧師看來都願意與人探討宗教問題,甚至是有關驚世駭俗的問題,顯然態度十分通融,一點也不疑心重重。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對本社區的貧困、種族和心理健康方麵存在的難題十分了解,甚至超過了政界人士和普通工人。
所以,你可以自由地向他們提問,很多年前你可不能這麽做到。你可以問問他,現在他的教堂發生了什麽變化,神父對避孕藥丸、墮胎、或者神父與修女結婚之類的事情是怎樣看待的;如果你也是一名到教堂做禱告的信徒可以問問,他在大家一起禱告時會發生什麽不尋常的事情,他的教堂是否發生過諸如此類的事情。他是否涉足了世俗事務;他認為教堂在人們心目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嗎?是什麽原因促使他決定將人生奉獻給宗教事業的。如果你覺得意猶未盡,你甚至可以鬥膽問他受到了什麽約束,有時考慮過離開聖壇沒有。
我就向詹姆斯·派克大主教問過下麵的問題,恰好就在他動身去以色列的前幾天,後來他在以色列悲慘死去了。我向他表明,他已經正式離開了他的教堂,而且對《舊約》和希伯萊文化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在將來,他成為一個猶太傳教士的最大障礙是什麽?他回答道,確實,他看不出有什麽多大的障礙,但實際上,他一直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信徒。
讓我們換個不同的話題吧,一個我認識的拉比,跟我談到他職業生涯中的一次冒險經曆,他的教民中有一位孤獨的女士,竟然將他的牧師,看成了世上最富有吸引力的男人。這是一種人所共知的現象,神學院的學究們就為此發出過警告。如果你與一位牧師已經建立起了很友好的關係,你也可以問問他這方麵的經曆。
最後,恕我肆意妄為,將軍人也列入顯要嘉賓之列。向他聲言戰爭危害兒童身心健康,塗炭天下生靈,這無疑是極不公正的,也是十分有害的,但我不想過分強調這點。軍人作出了生命的奉獻,還要時刻作出生命的犧牲,如果政府是獨裁專製的暴政,無疑和平同樣會危害兒童身心健康、塗炭天下生靈。你應當站在中立的角度,去與軍人交談,不要與他談得過於全麵。
這個話題實際上是強加給我的,當時我正在西柏林參加一個小型宴會,《今天秀》也在播放一周的西德專題節目,我被介紹認識了羅伯特·G·福格森少將,他是駐西柏林的美軍司令。我腦海裏閃現了一個念頭,想請他談一對越南戰爭的看法,但我克製住了,代之以問他我們的軍隊在德國的職責是什麽,他們是如何教育孩子的,生活在歐洲對他們有何影響。
我十分慶幸我沒有提到越南:我後聽說將軍的兒子戰死在越南。
如果軍人嘉賓是一位專職軍艦駕駛員,海軍陸戰隊員,或者普通士兵,可以詢問他為何選擇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是否有時會感到束縛而願意外出散散心;問問他參軍後,軍隊裏發生了什麽變化。
千萬別犯傻,以為他隻對軍事方麵的事情感興趣——我注意觀察後,發現許多軍官都有不同尋常的愛好,我自己就對業餘的消遣十分上心,比如養花種草和養隻觀賞鳥。
如果軍人嘉賓對某方麵深有感觸,你提問時也應當見機行事。男人們有時也想去體驗一下戰爭的滋味。我曾經采訪過一位出身於印第安人部落的艦長,司令官洛伊·巴切(Lloydmbucher),我極想知道他在北朝鮮的監獄裏是否變得卑躬曲膝,想請他就此詳細談一談,誰知事與願違——他急切地向我和觀眾強調不想舊事重提。我想,他會在其他場合談到他的俘虜生活的,他說出來反而對他是種解脫。
如果你的軍人嘉賓恰巧從越南前線歸來,你向他提出問題時應當察顏觀色。在多數老兵願意談到戰場經曆,但也有少數人十分厭惡地不願提到戰爭話題。如果你覺得對方猶豫不決,就馬上換個話題,談談他作為平民的日常生活。
一般來說,對戰爭經曆的輕輕觸及,就能很好地發現他是否對這段生活痛苦難忘。但如果他急切地想回憶在越南的日子,應當注意不要有意問到關於屠殺和黑市的問題,不要告訴他不知道而你很清楚的消息。他看見他的戰友躺在棺材裏回家了,他有權利相信他們的血沒有白流。
可以與他談些更廣泛的話題,比如越南的城市生活怎樣,與鄉下有什麽區別。當他離越南時,他對戰爭的態度有什麽改變。可以請他談談戰爭時期人員的更替,每天早上很多人被投送到戰場上,到了深夜再返回基地——直保持高昂的士氣是否容易做到。還可問一下,戰場上對傷員的救治是否及時。吸食大麻是否能提精養神。可以問問天氣是否炎熱難耐,濕氣逼人,居處條件如何。
當然,他也想知道你對越南戰爭的看法如何,這很公平。你不要高談闊論,也不要對他進行個人攻擊,交談應當簡潔明了。你向他提問時,自己不要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應當做到輕裝上陣。
特殊的情況:妻子們
與要人結婚的女性們已經將她們自己與丈夫看作了渾然一體,她們的丈夫光芒四射,自然大有吸引力了。但她們經過一番考慮將自己隱身於丈夫的光環背後,這實在有欠妥當。首先說來,這些女性自身就很有魅力,她們的生活非同尋常,她們擁有大量不願為人探知的隱秘故事,這也意味著,你可以通過詢問她們如何管理好家政,從而明白很多事理。
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妻子瑪咪,在我對她進行電視專訪時告訴我說,她在白宮的幾年間最感棘手的事兒就是管理三組服務人員,他們被配備在大鍾周圍。她也想讓大家知道,她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總是自掏錢包,付清辦公時的個人開銷。其他總統可不會這麽做,瑪咪很自豪地說,“但這就是我們的處世之道。”她還透露,她比其他總統的妻子更能隨遇而安,因為她早已對四處搬遷習以為常,“我隨身帶著幾卷東方式地毯,還有幾幅畫兒,”她笑著說,“我將它們帶到哪裏,哪裏就是我們的家。”
瑪麗·林賽,紐約市長的妻子,告訴我最令她頭疼的就是居住在市政府擁有的格蕾西大廈時,在競選時成千上萬的人將地毯踩得四分五裂,她得費力將這它們再拚湊整齊。
相當一部分名人的妻子都擁有自己獨特的個性,使得她們自身的點點滴滴,也象她們的丈夫一樣令眾人為之矚目。我現在特別想說的是瑪麗安·賈維茨,一位來自紐約的老共和黨參議員的妻子,她幹脆拒絕扮演自己並不了解的角色,她是一位難以理解的女人。許多高官的妻子,被一再告誡不要在公眾場合發表超越母親神聖職責之外的言論,但賈維茨夫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她被當做是一名持不見政見者,她公開承認,5年半的精神心理治療“提純淨化”了她的個性。有段時間,盛傳她丈夫會成為副總統候選人,她裝成被媒體特別關注的模樣,約我對她進行采訪時公然聲稱,她一點也不喜歡華盛頓,永遠不會在那兒居住,她說十分遺憾的是,肯尼迪中心居然位於她稱之為文化沙漠的城市之中,她說自己厭惡雞尾酒會,相信許多參議員的妻子對孩子漠不關心。那是我僅有的第一次五分鍾采訪。
我最後采訪了尼克鬆總統內閣的五位要員的妻子,我認為她們性格都很含蓄,她們令人興奮。為了給聚會添點作料,增加些色彩,誰都會更樂意談到瑪莎·米徹爾,政府要員的夫人中最受爭議的一位。
牧師的妻子,像她們的丈夫一樣,比起羞怯膽小的、臉色蒼白的傳統女性來,她們更開朗活潑,喜好社交聚會。她們不再是給一群串門的頭戴花帽的貴婦們用銀器倒茶的主婦,她們更喜好花上一下午時間,坐在社交聚會中心,和幾個孤獨的小男孩一起,喝著從大杯裏倒出的咖啡。她們有人更願意進一步深造,或幹一份全日製工作。
你可以和她們談談社區的活動,問問她們,因她們丈夫職業的原因,她們是否也覺得有義務去播散上帝的陽光雨露;近年來,人們都期望牧師的妻子們能改變個性,她們是否感到更自由灑脫一些;她們與一個打算畢身獻身於宗教事業的男人結婚,心中會有什麽顧慮;在聖壇的庇蔭下養育孩子,會遇到那些困難;她和丈夫對宗教事務的看法是否一致。
這些問題作稍許調整,對任何名人嘉賓的妻子都會適用,但軍人妻子卻有點特別之處,她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裏,有形或無形的防護柵欄將她與平民社會隔離開來。你可以問問她的生活狀況,她對暫時環境變化的調節適應能力;對在軍事環境下養育孩子的感受如何,還有軍事基地的社會生活狀況怎樣。
千萬別低估了名人的妻子。
否則你會錯失了一次了不起的交談機會。
實戰場景之一:周旋在尼克鬆總統、基辛格國務卿之間——搔到官人的癢處
芭芭拉成為白宮的尼克鬆的一位“朋友”了,這就是說她作為一位采訪者是值得信賴的——個“靠得住的女孩”,這是尼克鬆的一位老朋友羅伊·柯亨這樣稱讚她的。這個政府多疑猜忌,它有一份秘密的“黑名單”,包括了美國最重要的有嫌疑的新聞記者人名;芭芭拉是少數幾個沒有因為職業關係而列入A類名單的記者。她是尼克鬆最恩寵的記者,尼克鬆自稱——“我不是一位無賴”總統,他為自己贏得一個綽號“狡詐的狄克”(理查德·尼克鬆的呢稱——譯者注)
當尼克鬆成為總統時,芭芭拉開始努力成為一名內幕知情人,她積極尋找每一個機會以引起他的注意。尼克鬆參加在紐約舉行的教堂祈禱儀式,這儀式由諾曼·文森特·皮爾博士主持,新聞記者被故意驅趕出現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唐·拉夫搶先占領了一塊最靠近尼克鬆經過的地方。記者和攝影師蜂擁而來,拉夫拚命地保護著自己的地盤。
突然他感到“有人正用膝蓋向前爬著擠過來”,但他想不管是誰用這種“可鄙的推擠”也休想把自己從最佳的位置擠走。
“正如我所料”,拉夫回憶說,“這侵略者正蠕動著鑽過人群,象越南人貓著腰爬過叢林,最後停在我的新鞋子,站起身來。”
拉夫目瞪口呆地盯著芭芭拉·沃爾特斯。他狂怒了,他告訴她休想把他擠走,氣得不知怎麽說才好,如果你想站在這裏,想做什麽就做什麽……這不可能。她又向我擠了一點點,她做得真漂亮。當她不得不做某事時,顯得又粗魯而又有本領去攫住一切——偶爾露露崢嶸——芭芭拉知道如何使用她的女人味。
芭芭拉一邊甜言蜜語,一邊搔姿弄首,與已變得凶猛的拉夫周旋,卻並不挪動位置,把他要她離開的話當作耳旁風。當他憤怒地指責她踩壞了他的新皮鞋時,她立刻回答說,“全國廣播公司(NBC)會賠償的。”但拉夫從未得到過賠償。
拉夫得到了這種粗野的教訓,剛強好勝的他和其他的誠實的記者紛紛撤走,以示抗議,唯有芭芭拉留在現場。
這樣當尼克鬆來到時,隻有她得到了獨家新聞。
芭芭拉曾經宣稱她隻要能得到對尼克鬆的專訪,“即使送命”也再所不惜。“這能建立起我的聲望,好的和壞的都有。我被人說成太好強潑辣。要成功隻能如此。”
芭芭拉在賓夕法尼亞大街1600號(美國白宮的門牌號——譯者注)有不少能給擔保作事的好友。
比如,比爾,薩菲內是專門給尼克鬆寫演講稿的秘書。薩菲內承認如果白宮裏的人要問芭芭拉想對尼克鬆或其它政府官員進行專訪這事好不好的話,“我會說那是一件大好事,但我不能肯定一個人能否真的對尼克鬆進行訪談,那是霍爾德曼、齊格勒以及赫伯·克萊因和其他下屬喜歡幹的事”。畢竟它證實了“以往的”報道,薩菲內喜歡芭芭拉,希望她能與尼克鬆麵對麵地訪談,因為她可以信賴,“要有人問我會說那是一件好事”。
芭芭拉對尼克鬆很是迷醉,僅此就使她完全勝任此項工作。在《怎樣與任何人談好任何事》一書芭芭拉談到尼克鬆,“我發現他頗有男人的魅力——他頎長,有棕黑的皮膚……哇,他真是性感,這就足夠了。”
這話感動了尼克鬆的心,但卻讓芭芭拉的許多朋友和同僚大倒胃口。尼克鬆一生做了很多大事,但他決不性感。芭芭拉知道怎樣找到打開大門的按鈕,甚至理查德·尼克鬆的大門的按鈕她也找得到。
當芭芭拉這樣寫尼克鬆,芭芭拉的一位親密朋友說“不少人問我:‘請過來!她這人是不是虛偽透頂?尼克鬆性感?’但她的意思我清楚,以我的經驗而言,她總是尋找那些極富權勢而又嚴肅陰沉的男人——我不是指那些棕褐頭發的人,而是指性情陰森、步驟機密,城府極深,善於幕後操縱的人——她感到這類人迷人而性感:羅伊·柯亨是這類人,或許還有她的父親劉·沃爾特斯那種人。她在電視上極力推銷她的那本書,當然,每個人會問她是怎樣說尼克鬆性感,我感到抱歉,因為我明白她已說出了真相。每個人會想她在耍弄新聞的把戲,但她的意思確實如此。”
不管怎麽說,芭芭拉嘩眾取寵的效果和手法確實驚人。
芭芭拉為《今天秀》作節目,在白宮專訪尼克鬆的女兒翠西婭,她第一次結識了尼克鬆。總統出人意料地走進拍攝現場來,芭芭拉興高彩烈地問,她能否送給他一張自己的照片。讓她驚喜的是,尼克鬆邀請她到橢圓型辦公室作私人性聊天。尼克鬆給了她一個意外驚喜,他答應幫忙讓她獨家采訪菲利普親王,她一直希望菲利普親王能在《今天秀》上露麵。尼克鬆允諾去幫助——親王立即答應下來。後來芭芭拉不無得意地宣稱這次專訪可是“絕大多數人想也想不到的”。沃爾特斯問親王——他的妻子伊麗莎白女王是否會因為憐愛查爾斯王子而退位,親王很肯定地回答,不會,這次訪談在英國公眾和新聞界激起軒然大波。
芭芭拉報道了尼克鬆女兒婚禮的盛況,尼克鬆親手給她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芭芭拉,
昨天晚上我們觀看了全國廣播公司對翠西婭婚禮的報道。
我要再次告訴你,我對你在節目中那關切和莊重的評論是多麽的喜歡和欣賞。我希望收看你的節目的觀眾越來越多!
尼克鬆建議他的外交政策顧問亨利·基辛格,去進行他平生第一次的電視訪談,主持人和訪談者正是芭芭拉。基辛格這樣做了,在訪談菲利普親王之後的一個白宮國宴上,芭芭拉向總統致謝,告訴他,“讓您作為我的全權代理人我感到很幸福。”
“你希望我下一次推薦誰?”他問。“你自己怎麽樣,總統先生,”她回答道。
1971年3月,芭芭拉正準備起程和李·古博到南加州的旅遊勝地棕櫚泉去度假。這時,尼克鬆的新聞秘書羅·齊格勒打來電話。她能否來華盛頓一趟?她當然能!李·古博隻好再次單獨去度假。尼克鬆決定挑選進行一次一對一的獨家電視訪談。他是第一位這樣做的美國總統,但他如此做法並非是心地善良:根據民意測驗,他的威望正在下跌,他的顧問擔憂他在選民中間的形象。
在白宮,有幾個方案正在考慮。最終,“這就是我們的意見”,1971年3月5日白宮對外聯絡秘書德懷特·肖邦寫下上麵一段話。備忘錄交給了尼克鬆的內務總管,那位冷峻的豪·羅·霍爾德曼,“由芭芭拉·沃爾特斯作這次一對一麵對麵的訪談是最佳方案。不用說,全國廣播公司在星期天晚上進行現場直播會產生最大的影響。”
另一位方案是芭芭拉以《今天秀》節目采訪形式去進行訪談,而事情最終這樣進行的。
作為最為龐大的觀眾——美國中產階級是它的核心——《今天秀》是尼克鬆表現自己的最好傳媒。芭芭拉會問他一些問題——這位婦女認為他性感迷人——尼克鬆就此感到安全可靠。他唯一的條件是訪談必須是預先設定好的一場演出。全國廣播公司的頭頭預先設定好的一場演出。全國廣播公司的頭頭們馬上應承下來。他們想,這對芭芭拉和公司的電視網是多麽好的一筆生意啊;理查德·尼克鬆的訪談從晚上七點開始到九點,廣告的價位將打破紀錄,公司的地位將扶搖直上。尼克鬆的幕僚也眉開眼笑,總統還不知道此事,他們已秘密得到了一大筆賄賂。
在白宮舉行的訪談前的一次預演上,白宮助理馬克,古德給霍爾德曼送交了一份蓋有“機密”的備忘錄,備忘錄建議“總統和芭芭拉對話應改變服飾……他的襯衫和領帶要漂亮……以顯得生氣勃勃。我還勸告他要打扮自己。我確信沃爾特斯小姐將會化妝,如果總統先生不打扮的話,兩廂對照會顯得不協調……”
在正式備忘錄中,霍爾德曼列出了將會麵臨到一係列問題:“能讓觀眾得到最好的響應是什麽事情,快刀斬亂麻地處理敵對提問,還是謙遜而又鎮靜地解答?限製談話的主題,還是讓總統自己親自回答任何問題,那個更好?”
在一份“關於芭芭拉·沃爾特斯訪談備忘錄”中,一位白宮職員理查德·摩爾就關於談話的點子的提議。向第一夫人帕特·尼克鬆請教——在《今天秀》進行訪談的那一天是誰的生日——摩爾寫道:“尼克鬆夫人詢問了其它同事和不少個人隱私,興高采烈地提出由已故總統肯尼迪的夫人傑姬·肯尼迪和肯尼迪的孩子參觀白宮開始訪談最好。我想整個國家都會為此著迷,或許然後由帶路的芭芭拉老練地牽出談話的主題。”
另一位助手康斯坦絲·斯塔瑞德列出一份提綱,就芭芭拉可能提出的問題為總統列出了回答的要點。一個問題是,“尼克鬆夫人究竟有多大年齡?”回答是“她快五十九了,但很多人卻不相信。”另一個問題是“你相信尼克鬆夫人在場嗎?”建議尼克鬆的回答是“我稍稍有點意外。”
肖邦向古德遞交了一份他們所不知曉關於《今天秀》的觀眾統計報告的機密備忘錄。“這對寫演講稿的秘書和他們的工作將會極有助益,會使總統了解觀眾的性情進行有針對性的展示自己……也許有這份統計報告我們就能讓總統確定自己的表達方式。”
在訪談的當天,古德向總統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說,“並不‘新鮮的新聞’將會報道。”
訪談在星期四晚上八點鍾開始,也就是3月11日那一天,在白宮的藍色大廳舉行,尼克鬆的助手認為這種顏色讓總統感到舒服,錄像的播放將在下個星期一,也就是3月15日。
訪談沒有任何出彩之處。尼克鬆指責青年們的放蕩不安,破壞傳統的道德價值觀,他對自己的外貌作了一番調侃,說像一座可供許多人滑雪的雪峰,芭芭拉提出一個獨具風範的問題:
“有不少傳言,總統先生,是關於你在美國公眾中的印象和真相——請原諒,總統先生——看起來你像一個相當拘謹的人和不那麽隨和的人。你是——噢,親愛的你是否為自己的這種印象感到煩惱,總統先生?”
它是一個事先經過認可的提問,尼克鬆早已等待回答;他第一次在《今天秀》表達出來。整個創意策劃是向人們展示一個“真誠的”尼克鬆,以增加他的威望。他告訴芭芭拉他“非常、非常地堅定覺得這不能讓一個總統去到鏡子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不會改變自己的個性,我不會改變自己的形象,我正在為這個國家做一件好事”。(這番話是在爆發水門事件的十四個月以前講的,任職四年半的尼克鬆,陷入恥辱中,麵對的是責難和辭職。)
芭芭拉後來告訴《電視指南》,“當我剪輯錄像時,我覺得這個周末時間太長了。我居然稱他是一個拘謹的人?後來,我感到稱他為一個拘謹的人還是有點對頭的。”
就芭芭拉而言,對尼克鬆的訪談是她的職業生涯中繼隨傑姬·肯尼迪訪問印度,對國務卿迪恩·臘斯克的獨家專訪之後又一個裏程碑式的成就。
芭芭拉開始看起來成為尼克鬆那一幫人的知情人。她與亨利·基辛格關係最為密切,基辛格後來成為尼克鬆的國務卿。小道消息專欄作家愛爾·威爾遜在1972年10月26日,首先提出了一個不大體麵的問話“亨利基辛格和芭芭拉·沃爾特斯他倆在幹嗎?”
這段時間,這位肥胖的前會計師和教授,被人授與一個“奇愛博士”的綽號,被人描繪有著眾多情婦的花心男人,給人-個事業頗為興隆成功的印象。女演員吉爾·愛爾蘭和他拉拉扯扯,糾纏不清,還與華盛頓女主持人芭芭拉·霍娃之類的女人有暖昧關係。現在有關他與芭芭拉的羅曼諦克之事謠傳得非常猖獗。華盛頓的記者對芭芭拉總能獲得內幕消息極為嫉妒,憑空認為這是基辛格在暗中施以援手,因為他倆關係親密而暖昧。
芭芭拉第一次遇見基辛格是在霍娃舉辦的一次家庭自助餐會上。接著不久,芭芭拉的一位朋友,密勒·巴裏絲,一位引領時尚的頭麵人物,她在華盛頓頗有地位,而在她紐約的豪宅裏來往都是政界和傳媒界的從物,她經常邀請這兩方麵的人物舉辦了小型沙龍聚會。芭芭拉和基辛格在這個小型沙龍聚會又碰在一起。第二天,芭芭拉要到華盛頓,她剛好與基辛格同機飛回。兩人充分利用這種親密和友情關係;芭芭拉得到了極多的獨家新聞,基辛格則成為了一位電視熒屏的大名人。
基辛格喜歡拿他與芭芭拉的這種友情開玩笑。一次在外交場合上,他向以色列大使史密查·德勒茲逗樂,說下一次要專門給芭芭拉配備三架幻影式戰鬥機,這位大使向基辛格夾了夾眼睛,微微一笑,回答說:“應該配備六架”。
有關他倆的風流韻事的謠傳愈演愈烈,因為芭芭拉經常挽著基辛格的手臂出席紐約和華盛頓的各式各樣的宴會和典禮。芭芭拉的一位朋友——位電視撰稿人回憶他倆出席由考利·福克舉辦的一個晚會,考利·福克是《紐約》雜誌的主編。
“芭芭拉身穿一套雪白的套裙,看起來非常漂亮,和基辛格華麗堂皇地閃亮登場,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被深深地震撼了”,這位朋友說。“十分鍾以後,亨利站起來走向她,說他不得不離開。芭芭拉居然顯出一副失落恐慌的樣子。她原以為他會自己一起度過整個晚會。她原以為隨後他和自己一起共進晚宴的。我的心都為她提到嗓子眼。輝煌、精彩的氣氛隨著這位著名的人物離去而黯淡、消失了。她看起來可怕地失望和傷心。”
一次,在《今天秀》拍攝現場,芭芭拉和基辛格兩人姍姍來遲,芭芭拉用優雅而又嗲聲嗲氣地聲音向在場的每一個人說,“我帶來了一位朋友,我能帶他進來嗎?”簡·勳伯格回憶道。“她知道怎樣耍弄人際關係的手腕——不僅對《今天秀》的同事,對公司的頭頭後來說,對此印象更深”。
芭芭拉和基辛格在華盛頓的外景拍攝地進行他倆首次獨家電視訪談,比爾,莫裏奈回憶道。“有一次在全國廣播公司聚會上,芭芭拉急匆匆地跑進來,意氣風發地走到我的麵前,和勳伯格攀談起來。興高采烈地講述這次訪談是多麽地美妙。談了幾分鍾之後,她說,‘當然,我知道如果我不是一個女人,我不會得到這次訪談,但是我認為這次訪談棒極了’。我發現這為了討好簡·勳伯格而說這番話的。我想贏得如此意義重大的訪談並不完全歸因於她是一名婦女,但我認為這或許這幫助了她,她受到了優待。沒有人會為此揶揄她。這一切自然而然,合乎情理,她是屬於很受寬容的一類。”
越南實現停火後,基辛格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馬文,卡勃進行了首次獨家電視訪談,芭芑拉為此大發雷霆;因為基辛格承諾首次電視訪談是給她的。他公然對這筆交易背信棄義。尼克鬆立即打電話向芭芭拉道歉,保證基辛格從越南首都河內一回來,國內的首次訪談一定是她的;她贏得了這次訪談,分上下二期在《今天秀》上播出。
沃爾特斯——基辛格的友誼實際上隻是一種柏拉圖式的愛戀和一種職業聯盟關係,是她主動追求聯絡的成果。她的友情隻是為了工作而已;芭芭拉的職業生涯和交際生活一貫如此。有一個時期,她頻頻與伊朗大使和美洲國家組織主席約會,結果謠言滿天飛,但他們隻是友善地提供新聞而已,並非情人關係。
芭芭拉向《今天秀》的一位同事吐露心聲,“如果你讓我在電視訪談和情人幽會作一選擇的話,我會選擇電視訪談”。
《今天秀》的頭頭們對芭芭拉攪進尼克鬆的白宮事務各自看法不一。斯塔瑞得·勳伯格和東格·西塞爾特別擔心尼克鬆和他的下屬挖空心思把這個節目當成他們的旨意的傳聲簡,把芭芭拉當成了他們的喉舌。
西塞爾回憶說,“勳伯格不得不經常提醒芭芭拉,你並非湊巧獲得這些訪談,因為你要明白你是芭芭拉·沃爾特斯;你贏得這一切因為你是《今天秀》的芭芭拉·沃爾特斯——因為他們需要的東西,我們正好擁有——那就是黃金時段和優良的觀眾群。”
對尼克鬆的助手,西塞爾聲稱願意在《今天秀》上專門安排時間報道;後來,他們甚至在節目裏用半個小時的時間追蹤報道越南釋放美軍戰俘的整個事件過程,最後,又使出了一張王牌,跟隨總統進行現場訪談,贏得了觀眾和新聞界的陣陣喝彩。
勳伯格不拘不一格為《今天秀》挑選訪談者。他在一旁指導芭芭拉如何使采訪前總統的母親羅絲·肯尼迪的整個訪談變得不同凡響。
“我們在紐約最熱鬧的布魯克林作出極有創意的策劃”,西塞爾回憶說,對於這個點子,羅絲·肯尼迪說,“我喜歡對著布魯克林進行現場訪談,”芭芭拉則說,“噢,當然,我們會把它展現在你的眼前。”勳伯格知道一個秘密,他對芭芭拉說,“在訪談前,千萬不要讓羅絲看見錄音帶,因為如果她看見後會把它扔一邊去,轉身離去,那時,世界人任何人都拿她沒辦法,我可不願意出現這種麻煩。”芭芭拉回答道,“好吧,我明白了。”勳伯格告訴芭芭拉他已放心了。“在談話節目中你決不能附合任何人的意見和反對他的意見,那樣或許就談不下去了。”
芭芭拉的努力有時還是達到了勳伯格的要求,他和李文·弗蘭克,新聞部的頭頭,迫使她一而再,再而三去按照他倆的要求去做。
“第二天早上,《紐約時報》頭版刊登她的訪談節錄,芭芭拉興奮起來——‘噢,並非那麽精彩!’很明顯,她喜歡這一套,”西塞爾說。“我記得李文說過,‘當然,我也看《時報》,但我不是那麽在意我們的工作是否登在頭版的位置上,我們的目標並非是掛念全國廣播公司的新聞訪談是否會由《時報》刊載’。這才與我們的風格相稱。”
但芭芭拉愛極了大眾的注目,看到自己的名字登上報紙則快樂無比。1974年5月6日,她贏得了一項巨大的榮譽,《新聞周刊》封麵印出她的頭像,有專門的封麵事跡報道:芭芭拉,沃爾特斯——清晨之星。
“我記得她開懷大笑,因為她是活著的最幸福的女人,”西塞爾回憶說。“但她說,‘噢,主啊,《時報》也會如法炮製……如果賣得過《新聞周刊》我會感到奇怪嗎’?勳伯格搖搖頭,看著她,說,‘你真不知足’。”
芭芭拉對朋友們的反對性意見極為敏感,同事們都知道她明顯偏愛尼克鬆的白宮。“有人認為我是尼克鬆的情人,白宮的寵物,”芭芭拉對一位《紐約時報》記者說。“這就要看你怎樣看了。記住,我可是查恰奎因克事件之後第一個采訪愛德華,肯尼迪的人。”
不過,接下來的獨家訪談卻是白宮內務總管霍爾德曼,再接著下一個,中國——都是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鬆的好意。
鮑勃·霍爾德曼,為人坦率、爽朗,曾是一家大廣告公司的總裁,成為尼克鬆時代華盛頓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他是尼克鬆的一位忠心耿耿的心腹,由他的老板授意在辦公室接受芭芭拉的訪談,他倆在霍爾德曼辦公室的壁爐前坐下——拍攝了三期《今天秀》節目,芭芭拉的名字又一次登上各大報紙的頭版位置,為尼克鬆的主張贏得了大眾的關注。霍爾德曼負責總管尼克鬆的越南和平方案,其目標是“使已方變得清醒,讓敵人感到迷惑”。
芭芭拉在訪談霍爾德曼之後,接到一張致謝的便箋。
“我發現他溫和而有趣,”她後來說。“有這樣一件事可說明,他的辦公室太暖和了,我倆都出汗了。因此,當我們換裝錄像帶時,我自己在臉上重新搽粉化妝,建議他也搽一下。他一邊搽一邊大笑起來。作為一個玩笑,你相信嗎,他願意讓我故意把粉末吹進他的嘴裏!”(也就是差不多三年以後芭芭訪談霍爾德曼同一天,他因密謀阻撓調查水門事件醜聞而被判處監禁)
在芭芭拉訪談霍爾德曼後的同一周內,她從尼克鬆那裏得到了一份最大的禮物。她被選中跟隨他去作一次具有曆史意義的訪問,那就是1972年2月尼克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訪問。芭芭拉是三位隨行訪問的女記者中的一個,是唯一的一名不是常駐白宮采訪的記者曠全國廣播公司的八十七名記者隻有二名被選中,一位是鼎鼎大名的主持人、大記者約翰,錢塞勒,另一名是老資格的中國通約翰·裏奇。唐·梅耶後來被允許前往采訪。
僅就這個事實,尼克鬆——個瘋狂的反共者——決定去訪問中國這本身就是一個引人人勝的故事,芭芭拉第一個在《今天秀》上披露這一內幕,憤怒的華盛頓記者們感到不是尼克鬆就是基辛格將這一秘密泄露給芭芭拉。
當然,全國廣播公司和《今天秀》為芭芭拉受到邀請和成功而厚顏無恥地歡欣鼓舞,起碼表麵上是這樣。在內部,盡管她為此相當疑慮不安,她向好友喬·皮塞爾吐露了重重心事。
“我們一起去吃午餐,她告訴我要到中國去,”皮塞爾說,“她看起來煩惱多於快樂,憂慮多於希望。她告訴我她很擔心,因為她的世界處在一個易於傷害感情的位置;離開這麽長一段時間顯然是危險的,她感到要保護她所得到的一切。”
與此同時,芭芭拉開始把行李打包。她還是渴望這次亞洲之行,她還是關心《今天秀》的觀眾。
“我從我最熱愛的節目策劃人那裏拿過各式各樣的服裝道具,這些策劃導演是卡斯帕,密勒·巴裏絲,阿道爾夫和赫爾斯頓”,她告訴《婦女服飾日報》記者,這語氣給人印象是仿佛她率隊要到棕櫚泉旅遊勝地休假似的,而不是到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去。“我被告知長城上冷極了……(因此)我拿了一件嶄新的可正反穿的外套——外麵裹著一層棕色的帆布,裏麵是灰棕毛呢和灰棕羔羊皮——它是喬治·卡潘送的……我還帶了一雙毛皮靴子,一雙棕色鹿皮靴,阿道爾夫送了一雙毛絨絨的風帽……但後來我隻帶了幾件內衣。我每天晚上隻準備洗幾件衣物。我不會帶去發型師去,我會帶一些電卷發夾,自己做發型。”
她開始了進行一個美滿的電視之旅——了解這個國度的壯觀景象和它的現狀;中國的國旗和美利堅的國旗肩並著肩地飄揚,尼克鬆和周恩來總理坐在一起,相互敬酒幹杯,互致問候;尼克鬆在中國的長城上漫步;尼克鬆會見毛澤東主席,一個中國樂隊演奏“草原,我的家,然後又演奏起”美麗的美利堅。偉大的景象,向美國觀眾展現開來。
另二位和芭芭拉同行的女記者,一位是國際新聞聯合會的駐白宮的報道老手海倫·托馬斯,還有新聞廣播共同社的費·威爾斯。一些閑言碎語在記者中間流傳,談論芭芭拉為何被選中,“尼克鬆需要名氣;他需要像芭芭拉和沃爾特,克朗凱特這樣的大名人,”托馬斯說。
“她非常引人注目;她是一個大名人”,威爾斯點頭同意道,在八天的旅行中她們三人有三天住在同一間房。“但是我很少看見她,因為她總是和她的製片人,她的調音師、她的攝像師在外麵製作特別節目。而我卻不得不自己倒騰錄音帶、電池和其它各種材料。他們幫她拿著麥克風,一切為她準備停。製片人有專門的時刻表,將一切行程的事安排妥當。他對她說,‘四點半,下樓’。轎車等著她,帶她到這裏去,那裏去。”
當芭芭拉到中國去的時候,她和李·古博仍住在一起——但幾個月以後他們就分居了。威爾斯回憶芭芭拉一天晚上走進她的房說,“費,我真是寂寞難耐。我不會和我的丈夫談話‘。我說,’唉,你為什麽不拿起電話?我正是這樣做的,我每天晚上和我的丈夫交談。但是我猜想她從來都是別人幫她做這些事,決沒有想到應該自己拿起話筒打電話聯係。”
芭芭拉和尼克鬆政府的親密關係讓訪問團許多記者甚為鄙視和反感。原因之一,大家相信唐·梅耶是靠關係混進訪問團的。在背後,人們說他是“芭芭拉,沃爾特斯在那位壞總統身邊的大太監,芭芭拉則被說成了宮廷女官”,芭芭拉總是跟在尼克鬆夫人的身邊;她從不接近其它任何人。新聞攝影記者紛紛把廢掉的菲林扔進她的旅館房間,采表明對她的反感。
在杭州的歡迎宴會上,尼克鬆把芭芭拉介紹給周恩來總理。“這就是芭芭拉·沃爾特斯”,他一邊說一邊微笑,“我們碰巧逮住了她”。
不管一切,她要往上爬,芭芭拉成為其它記者譏笑的目標,揶揄的重點。他們在全國廣播公司的一位著名人士麵前指責芭芭拉在中國為尼克鬆塗脂抹粉。後來芭芭拉名氣更大了,1980年的一次集會上,這位著名新聞記者向人們重複那次別人說的話,說她新聞報導缺乏經驗——不過是在偷學和模仿海倫·托馬斯的辦法。托馬斯表達了相同的看法。芭芭拉的同事聲明,芭芭拉喜歡這樣做。托馬斯拿出她的筆記本,芭芭拉要了過去,從中記錄學習了不少東西。
“這就好比你坐在餐桌旁,那上麵放滿了一大堆你不知怎麽使用的餐叉,接著你看見了用餐者,第一次看見他們是怎樣使用這些家夥”。這位著名記者如是說,過了多年,當人們聽到這個故事時,仍一個個大笑不止。
實際上,芭芭拉承認在旅行中感到極為恐慌……我常常看見沃爾特·克朗凱特和約翰,錢塞勒製作節目,我心裏說‘我怎麽可能達到他們那樣的水準?他們是多麽簡潔生動——比我棒的主持人是那樣的多’。我非常抑鬱,我以前從未感到過如此無能。
我變得羞怯,感到很害怕,灰心喪氣……當我回國後,我發現他們期望毀掉、抹殺我在中國的一切傳奇經曆,包括對周恩來的獨家專訪。
芭芭拉抱怨由於緊張、壓力,四處奔波而缺吃缺睡,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體重一下居然減少了五磅。“在我離開中國之前我拚命地苦撐著,但回來後覺得如做了一場夢,感到沒什麽。不過還是留了一個後遺症,我發現對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不甚滿意,在播放後總希望重新再做一遍。”
不管她如何擔憂,芭芭拉仿佛一夜間變成了一個“中國通”了,她不過在那裏呆了八天,當然,她是一位大名人啦。她為《主婦家庭》撰寫長篇旅行見聞,受到舉世聞名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邀請而去作演講報告,而昔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關係學院山盛情邀請。
在中國訪問時期,她主要跟隨尼克鬆夫人參觀學校、人民公社。在空餘時間,芭芭拉到商店購物,“施展我的購買天才,”她說,“我將告訴你那裏的人民是如何生活。”出於好奇,她向翻譯詢問中國人是否會因為愛情而結婚。翻譯告訴她沒這麽回事;他們結婚是因為政治思想一致而已。“在中國沒有愛情故事”,芭芭拉回答說。
在新聞記者團抵達中國的那一天,每位新聞記者都分發了一本稱之為《寶典》的冊子——本精美的小心,裏麵充滿這個國度的風土人情,還有美妙的圖片和總統的旅程表。對新聞記者來說,它是一本漂亮的旅途備忘錄,一個具有曆史紀念意義的寶貝,放在書架上最合適不過了。
在即將回國的前一天晚上,芭芭拉和費·威爾斯合住在上海的一家旅館的房間裏。第二天清晨,芭芭拉提早離開去趕飛機,威爾斯離開房間時,她看到廢紙簍裏躺著苞芭拉扔在裏麵的“寶典”。
“我完全嚇呆了”,威爾斯說。“她根本沒認識到那件東西的珍貴。我想這一切對她隻是稍微有點奇特的故事而已”。
實戰場景之二:玩轉四個國家的總統、總理、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