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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強烈的進取意識
“浩浩翻江海，爭奔且未闌。古來名利客，誰不到長安。”
——曾國藩
現代心理學與成功學非常重視心態的作用，竭力主張保持積極的心態、進取的熱情。這種主張是基於一個從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個重要判斷：積極的心態是力量之源，是成功的推進器。這種說法是值得深思的。為什麽有的人條件看似極好，卻與成功總是無緣，而另一些人卻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贏得事業的成功呢？考察起來，盡管有許多其他條件，但最後總是發現，成功者總是那些積極的人，即那些抱有夢想並且不安分的人。他們或許沒有那些四平八穩者的老成，但也沒有他們的怠惰與消沉。事情就是這樣，隻有狂者能夠進取，也隻有狂者能夠成功。
曾國藩二十一歲在湘鄉漣濱書院讀書時改號“滌生”，意即滌除舊習，煥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時代就“銳意功名，意氣自豪”。立誌“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為光宗耀祖、報效朝廷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這種誌向不能不在其詩作中有所體現，譬如他在詩中寫道：“浩浩翻江海，爭奔且未闌。古來名利客，誰不到長安。”他躊躇滿誌，信心十足：“莫言書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他二十三歲考取秀才，二十四歲考取湖南鄉試舉人，然後，遠離家鄉京師會試。但兩次會試都落第了，他並不氣餒，反而更加堅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國藩在功名仕途上的進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強的意誌上的。他寫的《小池》就反映出這種思想：屋後一枯池，夜雨生波瀾。勿言一勺水，會有蛟龍蟠。物理無定資，須臾變眾竅。男兒未蓋棺，進取誰能料。
他還堅信“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子之溫良恭儉，孟子之醉麵盎背，而後為符驗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儀範，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不必如程門之遊、楊、尹、謝，朱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為響應也。凡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己，烏可幸致哉。”也就是說，人能夠“呼風喚雨”，表麵上看起來是權大勢大，眾人不得不從，實質上隻有品格自立，才能號令天下。
積極的心態和強烈的進取意識，使曾國藩在究心儒家文化，特別是程朱理學的同時，更加傾心於經世致用之學。
曾國藩所謂經世致用之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社會民生。實際上，就是治國平天下之學，與今日的經濟學相比範圍要大得多。我們由一副常見的對聯：“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便可以看出當日經濟之學，即是經世之學，亦是曾國藩的救國主義。
要學以致用，就不能讀死書、死讀書，乃至讀書死，而必須把書上的知識同現實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早年在京做官期間，曾國藩便開始究心“實學”了，例如地理知識的學習，常常左圖右書，徹底求索。從軍以後，更是熟讀兵法，並在實踐中加以驗證。
曾國藩根據自己的實踐體會到，讀書與用兵也完全是兩回事。古代有些名將，如西漢的韓信、曹參，東漢的皇甫嵩、朱雋，並沒有聽說他們著書立說；近代的戚繼光，能著書立說，但其指揮的戰事並不太大；像孫武這樣的軍事家，有實踐又有理論，畢竟少見。所以說，讀書與用兵完全是兩碼事。但一個想有所作為的將軍，就不能不讀書，尤其是兵書。
盡管這樣，曾國藩還是覺得自己做的不夠好，總覺得尚有背離了自己誌向的地方，他說：“餘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薄學也；每做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無恒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至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而隻有自己樹立了遠大誌向並為之篤行踐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出類拔萃、不流於俗的人，或成為一個有所成就的人。
儒家的優秀傳統，培養了中國人把個人命運同國家命運緊密結合起來的自覺。治國平天下的追求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箴言，已經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規範。
社會發展到今天，大概很少有人還會固步自封，與世隔絕，過著一種洋洋自得於個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變成一個窮居陋巷老死不相往來的人。麵對日趨腐朽的清王朝和遍地燃燒的農民革命烈火，曾國藩充滿了痛心疾首的感慨：“方今賊氛浸急，江波不靖，……此正誌士慷慨擊楫之秋，賢者仗策行籌之令也。”仿佛要立即投身於這大動蕩的社會之中。
帶著這種強烈的入世心態，早年的曾國藩時時刻刻都在回應時代的召喚和國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將郭子儀慷慨赴國難的人格，說：人們都說郭子儀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嚐不來，揮之未嚐不去。”“任國家驅役，不計個人榮辱進退，此是何等襟懷！”曾國藩感慨道：我今日所處，也不能不如此啊！
為了讓自己融入時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國藩對朝廷安排唯命是從。皇上要他辦團練，他就去辦團練；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滅撚軍，他就去滅撚軍。盡管有時他做得很勉強，很不情願，但他還是竭力去做。他說自己就像歐陽修那樣：“如有差事，盡心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這正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林則徐也說：“知難而退，此雖保家保身之善謀，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於當事，勇於承擔責任，就是要積極參與，不當看客。尤其是在時局危難甚或是個人鬱鬱不得誌之時，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否則人世間倒未必真的是惟有“隱”者留其名。因此，後來曾國藩在得知他的弟弟曾國荃想延長休假，暫不出山時，曾寫信說：
天下紛紛，沅弟斷不能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猝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沅信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工夫，到處皆坦途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有積極人世的人生觀，成就一番大業的機率才會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立世大智慧
從個人角度看，人的成功與否，與他對自己的期許和定位高下有著密切關係。一個自視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個誌向高遠，並能踏實肯幹的人，無疑會有更大的成功機遇。若一個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淺，做一庸人而自樂，無疑則會成為一個失敗的凡夫俗子。
——曾國藩
現代心理學與成功學非常重視心態的作用，竭力主張保持積極的心態、進取的熱情。這種主張是基於一個從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個重要判斷：積極的心態是力量之源，是成功的推進器。這種說法是值得深思的。為什麽有的人條件看似極好，卻與成功總是無緣，而另一些人卻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贏得事業的成功呢？考察起來，盡管有許多其他條件，但最後總是發現，成功者總是那些積極的人，即那些抱有夢想並且不安分的人。他們或許沒有那些四平八穩者的老成，但也沒有他們的怠惰與消沉。事情就是這樣，隻有狂者能夠進取，也隻有狂者能夠成功。
曾國藩二十一歲在湘鄉漣濱書院讀書時改號“滌生”，意即滌除舊習，煥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時代就“銳意功名，意氣自豪”。立誌“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為光宗耀祖、報效朝廷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這種誌向不能不在其詩作中有所體現，譬如他在詩中寫道：“浩浩翻江海，爭奔且未闌。古來名利客，誰不到長安。”他躊躇滿誌，信心十足：“莫言書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他二十三歲考取秀才，二十四歲考取湖南鄉試舉人，然後，遠離家鄉京師會試。但兩次會試都落第了，他並不氣餒，反而更加堅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國藩在功名仕途上的進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強的意誌上的。他寫的《小池》就反映出這種思想：屋後一枯池，夜雨生波瀾。勿言一勺水，會有蛟龍蟠。物理無定資，須臾變眾竅。男兒未蓋棺，進取誰能料。
他還堅信“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子之溫良恭儉，孟子之醉麵盎背，而後為符驗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儀範，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不必如程門之遊、楊、尹、謝，朱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為響應也。凡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己，烏可幸致哉。”也就是說，人能夠“呼風喚雨”，表麵上看起來是權大勢大，眾人不得不從，實質上隻有品格自立，才能號令天下。
積極的心態和強烈的進取意識，使曾國藩在究心儒家文化，特別是程朱理學的同時，更加傾心於經世致用之學。
曾國藩所謂經世致用之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社會民生。實際上，就是治國平天下之學，與今日的經濟學相比範圍要大得多。我們由一副常見的對聯：“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便可以看出當日經濟之學，即是經世之學，亦是曾國藩的救國主義。
要學以致用，就不能讀死書、死讀書，乃至讀書死，而必須把書上的知識同現實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早年在京做官期間，曾國藩便開始究心“實學”了，例如地理知識的學習，常常左圖右書，徹底求索。從軍以後，更是熟讀兵法，並在實踐中加以驗證。
曾國藩根據自己的實踐體會到，讀書與用兵也完全是兩回事。古代有些名將，如西漢的韓信、曹參，東漢的皇甫嵩、朱雋，並沒有聽說他們著書立說；近代的戚繼光，能著書立說，但其指揮的戰事並不太大；像孫武這樣的軍事家，有實踐又有理論，畢竟少見。所以說，讀書與用兵完全是兩碼事。但一個想有所作為的將軍，就不能不讀書，尤其是兵書。
盡管這樣，曾國藩還是覺得自己做的不夠好，總覺得尚有背離了自己誌向的地方，他說：“餘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薄學也；每做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無恒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至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而隻有自己樹立了遠大誌向並為之篤行踐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出類拔萃、不流於俗的人，或成為一個有所成就的人。
儒家的優秀傳統，培養了中國人把個人命運同國家命運緊密結合起來的自覺。治國平天下的追求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箴言，已經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規範。
社會發展到今天，大概很少有人還會固步自封，與世隔絕，過著一種洋洋自得於個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變成一個窮居陋巷老死不相往來的人。麵對日趨腐朽的清王朝和遍地燃燒的農民革命烈火，曾國藩充滿了痛心疾首的感慨：“方今賊氛浸急，江波不靖，……此正誌士慷慨擊楫之秋，賢者仗策行籌之令也。”仿佛要立即投身於這大動蕩的社會之中。
帶著這種強烈的入世心態，早年的曾國藩時時刻刻都在回應時代的召喚和國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將郭子儀慷慨赴國難的人格，說：人們都說郭子儀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嚐不來，揮之未嚐不去。”“任國家驅役，不計個人榮辱進退，此是何等襟懷！”曾國藩感慨道：我今日所處，也不能不如此啊！
為了讓自己融入時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國藩對朝廷安排唯命是從。皇上要他辦團練，他就去辦團練；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滅撚軍，他就去滅撚軍。盡管有時他做得很勉強，很不情願，但他還是竭力去做。他說自己就像歐陽修那樣：“如有差事，盡心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這正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林則徐也說：“知難而退，此雖保家保身之善謀，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於當事，勇於承擔責任，就是要積極參與，不當看客。尤其是在時局危難甚或是個人鬱鬱不得誌之時，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否則人世間倒未必真的是惟有“隱”者留其名。因此，後來曾國藩在得知他的弟弟曾國荃想延長休假，暫不出山時，曾寫信說：
天下紛紛，沅弟斷不能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猝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沅信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工夫，到處皆坦途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有積極人世的人生觀，成就一番大業的機率才會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立世大智慧
從個人角度看，人的成功與否，與他對自己的期許和定位高下有著密切關係。一個自視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個誌向高遠，並能踏實肯幹的人，無疑會有更大的成功機遇。若一個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淺，做一庸人而自樂，無疑則會成為一個失敗的凡夫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