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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君子修己治家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

  ——曾國藩

  人們要蓋房子,必須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堅,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蓋的是高樓,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與修身的關係也是這樣,誌願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礎,造就完善的人格。這個道理,“四書”之一的《大學》說得最好:“白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國藩對這一點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他說:“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那麽,怎樣才能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礎呢?曾國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過反省自己的缺點過錯,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

  曾國藩改過遷善的事,大致有如下數端:

  一是戒多言。

  曾國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個手執羽扇、不苟言笑、沉穩木訥的君子形象。實際上,這代表了他成熟時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往來,但就是難以改過。“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他還說這種心理已深入隱微,“何時能拔此根株?”

  一次,竇蘭泉來切磋,曾國藩並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僑,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日記》中說:“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餘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隨即又到何子貞家。回家後讀了《兌卦》,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誇誕語”。當天他的《日記》中說: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平日辯論誇旋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種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

  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與小岑間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說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啊。

  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裏,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隻有岱雲敢於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於朋友,每個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小珊也前來,席間二人的語言碰撞,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親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謾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玉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

  曾國藩的父親看到曾國藩身上確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後又立即給兒子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隻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麵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屙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信對曾國藩觸動很大,但以後曾國藩仍重蹈舊轍。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於公於私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陪客時,意不屬,全無肅敬之意”。他承認“應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學,“憂悔並生”。

  曾國藩檢討自己的同時,又有走向另一極端的傾向,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呂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無味,冷而可厭,亦不足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有天性投緣與否,也由盡沒盡人力所決定。但說到底還是人能勝天,不能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自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麵日漸成熟,他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給人留麵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以後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二是戒怒。

  曾國藩早期的個人修養也並非像後來那樣寵辱不驚。相反,一遇不順就勃然大怒,脾氣性格很不穩定。在他早年的《日記》中,這方麵的事例頗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國藩的二位同年來看他,飯後,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國藩大發脾氣,忿不可遏,歇斯底裏,完全忘記自己的身份。雖經友人勸阻,仍然肆口謾罵,絕無忌憚。事後,曾國藩檢討自己,又很後悔。過了幾天,好友馮樹堂來訪雲:“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日記》曰:

  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誌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

  過幾天,曾國藩出門拜客,又因為下人不得力,屢屢動氣。說自己每日間總是“忿”字、“欲”字往複,“知而不克去,總是此誌頹放耳!可恨可恥”。三月十六日,他出門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飯後,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懲忿無功,潰決至此”。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同時,他堅持寫作《治心經》以懲戒不好的東西。他的《日記》中載,六月初五日,寫《治心經》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寫《治心經》一本。初十日,又寫《治心經》一冊。

  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與曾國藩爭辯,曾國藩又動氣,一怒之下將兩位下人一同開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記》又說:“尚為昨事心緒煩亂。”

  曾國藩性格的完善,為人處事之圓通,還是經曆多次磨難後。尤其是鹹豐八年再次出山後,性格大變,幾乎是換了一個人。這期間,曾國藩經曆了成敗勝負的多次考驗。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貪求。

  曾國藩認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過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說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類、勢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謂“人能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曾國藩說,“餘於此二者常加克治”,遺憾的是尚未能掃除淨盡。進而他認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他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

  曾國藩據自己的經驗得出:克服心理障礙應以“廣大”二字為“常用藥”。而這廣大,則應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窮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

  曾國藩改掉缺點毛病的決心之大、意誌之堅,是不多見的,對他一生性情方麵的修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關鍵在於三個字:不自欺。他認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恒,無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隻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夠堅持到底並取得實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為了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而不自欺,曾國藩采取了兩個辦法,一是給弟弟們去信,向朋友們打招呼,請他們時常指出自己的缺點,二是記日記,借以每天對自己的言行進行反省。一百多年過去了,當時朋友兄弟怎樣指出曾國藩的缺失,我們已難察考,不過,其日記中卻白紙黑字,記了很多。如:

  季師意欲餘致力於考試工夫,而餘以身弱為辭,豈欺人哉?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尚可救藥乎?(癸卯二月日記)

  竇闌泉來,言理見商,餘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矯,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何外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記)

  客來示以詩藝讚歎語不由中,餘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記)

  觀人作應製詩而談之,不忠不信,何以為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損友”,我之謂矣。(癸卯二月日記)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壬寅十一月日記)

  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真是鬼誠情狀,遑問其也?(癸卯二月日記)

  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無把握,悔之晚矣!(庚午閏十月日記)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因為這關係到一個人的忠信、廉恥,曾國藩的這些思想,實可用來救治當世之病。作為修身的必備條件,作為人本質上至純、至善、至美的生命體係,它必將隨著人類的不斷繁衍和進化,越來越多地受到人們的尊重。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經常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來保持自己的心態平衡。他總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與諸賢並論”的樊噲,他也認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長進,就越能更多地擁有別人的長處,就會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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