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曾國藩三論——做人做事做官
> 第三節 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
第三節 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
故凡仆之所誌，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
——曾國藩
二十歲前的曾國藩，其實胸中並沒有遠大的誌向。隻是在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竹亭覺得自己的才質不及兒子，自己所知的盡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陽汪覺庵先生處學習了一年。此後，曾國藩眼界大開，助長了一些銳意進取的精神，特別是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就讀時，得到師長劉元堂先生的欣賞，在劉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國藩痛下決心，毅然將原字伯涵改為滌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滌”就是“滌其舊汙之染”，“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別舊我，走向新生之意。
他又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像雲中展翅翱翔的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引起九洲的震動；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樣，有朝一日會成為國家的棟梁。
在寫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更是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圖大誌，他寫道：君子立誌，有為大眾謀求幸福、內聖外王的事業，然後，不愧對父母親養育之恩，不愧為天地間一完美無缺的聖人。故而君子的憂慮是什麽呢？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憂慮，是因自己的道德沒進步，學問沒長進而憂慮。如此，他會為頑固不化的小民固執不知改變而憂慮，會為野蠻的夷族擾亂華夏而憂慮，會為小人得誌，封閉了有才有德的人上進的道路而憂慮，會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關注而憂慮，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這才是君子所應當憂慮的。至於個人的得失、家人的溫飽、世俗的榮辱貴賤、流言蜚語，君子是沒有功夫想到這些的。六弟科舉不順，就抱怨命苦，我私下以為，他所憂慮的事情太小了。
在寫給好友劉蓉的信中，曾國藩說：“故凡仆之所誌，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
在民族思想消沉，朝政腐敗，吏治貪汙，軍事廢弛的社會之杌隉的時代時，曾國藩作為封建勢力的代表，尚敢於立此之宏圖大誌。
立誌是一個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業，就必須要先立誌。正如曾國藩在《五箴》中的《立誌箴》裏說：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譯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曾國藩的誌願，是和他的治學目的論緊密相關的。每個人治學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躋身仕途，或想發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娛，或想著書立說以警後人。正如“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官位進而得以升遷的，但他對箝製心智、殘害性情的科舉製度卻貶損有加，他主張治學的目的應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叫作進德與修業。
在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汞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述，以圖自衛其身。”
當然，這裏的讀書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閱讀衝動，而是上升為一種理念上的行為控製，是治學意義上的讀書了。
一方麵，曾氏繼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長知識才幹，使自己成為“賢士”、“君子”以至“聖人”。一方麵秉承宋朝朱熹之學說，主張讀書要“明天理”。從孔子到朱熹，都反對為個人消遣和利祿名譽讀書。但另一方麵，曾氏又不囿於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談，而繼宋朝陳亮“經世致用”及北朝顏之推“謀生”之說，認為讀書大可報國為民，小可修業謀生，以自衛其身。因此，可以說在為什麽讀書的問題上，曾氏是在繼承古代各種觀點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較為客觀、切合實際的新的讀書觀。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讀書不是為榮辱得失，而“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衛身謀食是人最起碼的生理需要，它與追求功名利祿有著本質的不同。曾氏是反對為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饑飽而讀書的，因此，他認為讀書又以報國為民為最終目的：“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然而，時至今日，也還不乏讀書為混文憑之人，讀書為混官做之人，讀書為時髦、為裝飾之人，總之，是為一體之屈伸。
為一體之屈伸而讀書者，雖有所成，但隻會小成；為報國為民而讀書者，雖路途遠，但必將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們想到周恩來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壯語。周恩來有一心為國、鞠躬盡瘁的美名於世，足以讓後人世代瞻仰，因而成為一代偉人。
在大多數今人眼裏，曾國藩不是偉人，由於時代的局限，他作為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國與已的選擇中更多傾向於後者。他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夠提出讀書的最遠目的是報國為民，已實屬不易。
曾國藩雖然以成己成物為治學的中心，但是，對為人為己的區別卻是很嚴格的。受《論語·憲問》中“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影響，從而提出治學有為人與為己兩種目的。
在曾國藩所處的那個時代不乏學問廣博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可以稱得上是鴻儒碩士，但其中為別人做學問的人多，為自己做學問的人少。例如曾國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記》裏就說：“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鴻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察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暢茂者也。”
曾國藩所說的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堅守，執著而不存他念，雖然功效不明顯，但是在日益長進。所說的為人，就是曲就學問而阿諛世故，追逐大家都好，雖然看似明確，而實際上每天都有損失。因此，有誌於治學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達。
關於為己與為人的區別，曾國藩在《送別劉君椒南歸序》中說得十分詳盡。他說：每個人都是五官俱備、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頭治學問，為人而學者，不去實踐聖人的做法，而總是追逐大眾的喜好，他的疲於奔命的一生隻不過是為了一些庸人的毀譽，竟然為此死而不悔，這種人可稱得上是最愚蠢和沒有靈氣的人！
曾國藩的這段論述說得何其激昂暢快，願世上那些盲從附和的人聽聽，那些沽名釣譽的人也聽聽。不然的話，“群數十百人蟻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氣”，一旦風氣一轉變，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會的東西，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自己。
為他人而讀書，即使有些心得體會，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為自己而讀書，才會更真切地體會到“甘苦寸心知”之含義，一點一滴的收獲都是自己用汗水澆灌出來的，才會備加珍惜。為自己而讀書的人，考慮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價值，這種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獨創性，而不會被別人的好惡所左右，不會被流俗的見解所羈絆。其標準或尺度完全在於自己，這就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一個自由人，而這是一切發明創造最基本的前提。
讀書人用功學習，完全是一件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著大張旗鼓。那些喜歡熱鬧的人，喜歡表現的人，喜歡投機的人，根本無視這一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事實，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與別人並沒有關係。這種現象在當代學者，當代作家中比比皆是。無非是自吹自擂、嘩眾取寵而已。為取悅他人而讀書，或者為獲得他人的尊敬而讀書。為符合他人的標準而讀書，這難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嗎？再說讀書、治學是一種十分清苦、十分孤獨的事情，古人不是說“學海無涯苦作舟”嗎？讀書治學的人就應該在不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種桃得桃，種杏得杏。
所以，對於有心向學的人，曾國藩會勸你首先得劃清為他人而讀書，與為自己而讀書的界限；然後再下一番苦功夫，實實在在地為自己而讀書，拋開一切雜念、花招和世俗的觀念，心淨氣正，無拘無束。
曾國藩曾經一直說讀書應當“治大人之學”，他所說的“大人之學”是指什麽樣的呢？——以周公、孔子為儒家的中堅人物為例，以前的學者稱他們為聖人，他們的學說，可以稱得上是“大人之學”，然而，他們之所以成為聖人，成為大人，又是因為什麽？追根究底，不過是“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職”而已；不過是“行為合乎仁義之則”而已；不過是“盡人性、盡物性”而已。其實，中間並沒有什麽秘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所說的“治大人之學”，不過是使得五官百骸都發揮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為合乎仁義而已，同時又是盡人性、盡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治學目標，不外乎進德修業，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謂“內聖”；成就外物，就是濟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內聖”即學探本源，“外正”即經世文章。曾國藩認為，一個人必須立“內聖外王”之誌，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由於學問探到了本源，所以立誌不凡；由於立誌不凡，所以，他對當時幾乎人人用心的科舉仕宦，大不以為然。
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功名富貴，悉由天定，絲毫不能勉強。因而反複勸誡，科名有無遲早，都要坦然處之。他還說：這東西誤人終身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進去，最終成為無學無用之人。信中叮嚀：靠得住的隻有進德、修業。認為“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
人生的意義決不在於科名仕宦，尤其在社會轉型時期，時代需要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以科名仕宦之有無來定賢肖的話，那麽，李林甫之流也是賢肖之人了。
由於時代的急劇變化打破了既定的資格、資曆、門第、出身等種種限製，使有才能的人脫穎而出，因此，像左宗棠等人隻是個舉人，但出山後官至浙江巡撫，位至二品大員，席未暇暖，又升任閩浙總督，這主要得益於他的能力。有一段時間，左宗棠以自己未中進士心灰意冷，甚至人生都變得消極起來，鹹豐皇帝知道後，通過郭嵩泰給左宗棠傳旨：“趁此年力尚強，可以一出任事，莫自己糟踏。”當鹹豐聽郭說四十七歲的左宗棠仍想參加會試，欲取得進士後說：“左宗棠何必以進士為榮！文章報國與建功立業所得孰多？他有如許才，也須一出辦事為好。”可見，在鹹豐帝心目中，建功立業也是第一位的，為打消左參加會試的念頭，鹹豐特許左不再參加會試，加封“大學士”頭銜，“賜同進士出身”。
從時代發展的高度，曾國藩提出要將科名富貴看透。“若不能看透此層，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國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
曾國藩是一個進取心很強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談科名與人生，並不是阻止他們參加科舉，而是讓他們了解，科場裏麵有許多虛幻不實的東西，人生的意義大於科舉，應當盡心於進德修業，努力做天地間“內聖外王”的完人，這樣才不虛此生，不負社會。
“內聖外王”的理想，貫穿了曾國藩的一生。
立世大智慧
由此可見，曾國藩進德修業的目的，在於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說是成己成物。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認為讀書對於國家，對於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報國為民，所謂“有民胞物興之理”；小可以修身養性，衛身謀食立足社會。兩者相輔相成，並不矛盾。
——曾國藩
二十歲前的曾國藩，其實胸中並沒有遠大的誌向。隻是在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竹亭覺得自己的才質不及兒子，自己所知的盡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陽汪覺庵先生處學習了一年。此後，曾國藩眼界大開，助長了一些銳意進取的精神，特別是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就讀時，得到師長劉元堂先生的欣賞，在劉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國藩痛下決心，毅然將原字伯涵改為滌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滌”就是“滌其舊汙之染”，“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別舊我，走向新生之意。
他又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像雲中展翅翱翔的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引起九洲的震動；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樣，有朝一日會成為國家的棟梁。
在寫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更是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圖大誌，他寫道：君子立誌，有為大眾謀求幸福、內聖外王的事業，然後，不愧對父母親養育之恩，不愧為天地間一完美無缺的聖人。故而君子的憂慮是什麽呢？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憂慮，是因自己的道德沒進步，學問沒長進而憂慮。如此，他會為頑固不化的小民固執不知改變而憂慮，會為野蠻的夷族擾亂華夏而憂慮，會為小人得誌，封閉了有才有德的人上進的道路而憂慮，會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關注而憂慮，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這才是君子所應當憂慮的。至於個人的得失、家人的溫飽、世俗的榮辱貴賤、流言蜚語，君子是沒有功夫想到這些的。六弟科舉不順，就抱怨命苦，我私下以為，他所憂慮的事情太小了。
在寫給好友劉蓉的信中，曾國藩說：“故凡仆之所誌，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
在民族思想消沉，朝政腐敗，吏治貪汙，軍事廢弛的社會之杌隉的時代時，曾國藩作為封建勢力的代表，尚敢於立此之宏圖大誌。
立誌是一個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業，就必須要先立誌。正如曾國藩在《五箴》中的《立誌箴》裏說：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譯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曾國藩的誌願，是和他的治學目的論緊密相關的。每個人治學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躋身仕途，或想發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娛，或想著書立說以警後人。正如“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官位進而得以升遷的，但他對箝製心智、殘害性情的科舉製度卻貶損有加，他主張治學的目的應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叫作進德與修業。
在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汞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述，以圖自衛其身。”
當然，這裏的讀書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閱讀衝動，而是上升為一種理念上的行為控製，是治學意義上的讀書了。
一方麵，曾氏繼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長知識才幹，使自己成為“賢士”、“君子”以至“聖人”。一方麵秉承宋朝朱熹之學說，主張讀書要“明天理”。從孔子到朱熹，都反對為個人消遣和利祿名譽讀書。但另一方麵，曾氏又不囿於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談，而繼宋朝陳亮“經世致用”及北朝顏之推“謀生”之說，認為讀書大可報國為民，小可修業謀生，以自衛其身。因此，可以說在為什麽讀書的問題上，曾氏是在繼承古代各種觀點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較為客觀、切合實際的新的讀書觀。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讀書不是為榮辱得失，而“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衛身謀食是人最起碼的生理需要，它與追求功名利祿有著本質的不同。曾氏是反對為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饑飽而讀書的，因此，他認為讀書又以報國為民為最終目的：“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然而，時至今日，也還不乏讀書為混文憑之人，讀書為混官做之人，讀書為時髦、為裝飾之人，總之，是為一體之屈伸。
為一體之屈伸而讀書者，雖有所成，但隻會小成；為報國為民而讀書者，雖路途遠，但必將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們想到周恩來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壯語。周恩來有一心為國、鞠躬盡瘁的美名於世，足以讓後人世代瞻仰，因而成為一代偉人。
在大多數今人眼裏，曾國藩不是偉人，由於時代的局限，他作為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國與已的選擇中更多傾向於後者。他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夠提出讀書的最遠目的是報國為民，已實屬不易。
曾國藩雖然以成己成物為治學的中心，但是，對為人為己的區別卻是很嚴格的。受《論語·憲問》中“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影響，從而提出治學有為人與為己兩種目的。
在曾國藩所處的那個時代不乏學問廣博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可以稱得上是鴻儒碩士，但其中為別人做學問的人多，為自己做學問的人少。例如曾國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記》裏就說：“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鴻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察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暢茂者也。”
曾國藩所說的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堅守，執著而不存他念，雖然功效不明顯，但是在日益長進。所說的為人，就是曲就學問而阿諛世故，追逐大家都好，雖然看似明確，而實際上每天都有損失。因此，有誌於治學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達。
關於為己與為人的區別，曾國藩在《送別劉君椒南歸序》中說得十分詳盡。他說：每個人都是五官俱備、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頭治學問，為人而學者，不去實踐聖人的做法，而總是追逐大眾的喜好，他的疲於奔命的一生隻不過是為了一些庸人的毀譽，竟然為此死而不悔，這種人可稱得上是最愚蠢和沒有靈氣的人！
曾國藩的這段論述說得何其激昂暢快，願世上那些盲從附和的人聽聽，那些沽名釣譽的人也聽聽。不然的話，“群數十百人蟻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氣”，一旦風氣一轉變，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會的東西，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自己。
為他人而讀書，即使有些心得體會，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為自己而讀書，才會更真切地體會到“甘苦寸心知”之含義，一點一滴的收獲都是自己用汗水澆灌出來的，才會備加珍惜。為自己而讀書的人，考慮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價值，這種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獨創性，而不會被別人的好惡所左右，不會被流俗的見解所羈絆。其標準或尺度完全在於自己，這就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一個自由人，而這是一切發明創造最基本的前提。
讀書人用功學習，完全是一件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著大張旗鼓。那些喜歡熱鬧的人，喜歡表現的人，喜歡投機的人，根本無視這一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事實，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與別人並沒有關係。這種現象在當代學者，當代作家中比比皆是。無非是自吹自擂、嘩眾取寵而已。為取悅他人而讀書，或者為獲得他人的尊敬而讀書。為符合他人的標準而讀書，這難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嗎？再說讀書、治學是一種十分清苦、十分孤獨的事情，古人不是說“學海無涯苦作舟”嗎？讀書治學的人就應該在不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種桃得桃，種杏得杏。
所以，對於有心向學的人，曾國藩會勸你首先得劃清為他人而讀書，與為自己而讀書的界限；然後再下一番苦功夫，實實在在地為自己而讀書，拋開一切雜念、花招和世俗的觀念，心淨氣正，無拘無束。
曾國藩曾經一直說讀書應當“治大人之學”，他所說的“大人之學”是指什麽樣的呢？——以周公、孔子為儒家的中堅人物為例，以前的學者稱他們為聖人，他們的學說，可以稱得上是“大人之學”，然而，他們之所以成為聖人，成為大人，又是因為什麽？追根究底，不過是“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職”而已；不過是“行為合乎仁義之則”而已；不過是“盡人性、盡物性”而已。其實，中間並沒有什麽秘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所說的“治大人之學”，不過是使得五官百骸都發揮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為合乎仁義而已，同時又是盡人性、盡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治學目標，不外乎進德修業，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謂“內聖”；成就外物，就是濟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內聖”即學探本源，“外正”即經世文章。曾國藩認為，一個人必須立“內聖外王”之誌，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由於學問探到了本源，所以立誌不凡；由於立誌不凡，所以，他對當時幾乎人人用心的科舉仕宦，大不以為然。
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功名富貴，悉由天定，絲毫不能勉強。因而反複勸誡，科名有無遲早，都要坦然處之。他還說：這東西誤人終身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進去，最終成為無學無用之人。信中叮嚀：靠得住的隻有進德、修業。認為“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
人生的意義決不在於科名仕宦，尤其在社會轉型時期，時代需要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以科名仕宦之有無來定賢肖的話，那麽，李林甫之流也是賢肖之人了。
由於時代的急劇變化打破了既定的資格、資曆、門第、出身等種種限製，使有才能的人脫穎而出，因此，像左宗棠等人隻是個舉人，但出山後官至浙江巡撫，位至二品大員，席未暇暖，又升任閩浙總督，這主要得益於他的能力。有一段時間，左宗棠以自己未中進士心灰意冷，甚至人生都變得消極起來，鹹豐皇帝知道後，通過郭嵩泰給左宗棠傳旨：“趁此年力尚強，可以一出任事，莫自己糟踏。”當鹹豐聽郭說四十七歲的左宗棠仍想參加會試，欲取得進士後說：“左宗棠何必以進士為榮！文章報國與建功立業所得孰多？他有如許才，也須一出辦事為好。”可見，在鹹豐帝心目中，建功立業也是第一位的，為打消左參加會試的念頭，鹹豐特許左不再參加會試，加封“大學士”頭銜，“賜同進士出身”。
從時代發展的高度，曾國藩提出要將科名富貴看透。“若不能看透此層，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國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
曾國藩是一個進取心很強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談科名與人生，並不是阻止他們參加科舉，而是讓他們了解，科場裏麵有許多虛幻不實的東西，人生的意義大於科舉，應當盡心於進德修業，努力做天地間“內聖外王”的完人，這樣才不虛此生，不負社會。
“內聖外王”的理想，貫穿了曾國藩的一生。
立世大智慧
由此可見，曾國藩進德修業的目的，在於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說是成己成物。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認為讀書對於國家，對於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報國為民，所謂“有民胞物興之理”；小可以修身養性，衛身謀食立足社會。兩者相輔相成，並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