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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己酉、229)

  三年(己酉,公元229年)

  [1]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準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複策拜亮為丞相。

  [1]春季,蜀漢諸葛亮派遣部將陳戒攻打武都、陰平二郡,率領州刺史郭準領兵前去相救。諸葛亮親自抵達建威城,郭準退去,諸葛亮於是攻下二郡回帥,漢王又委諸葛亮為丞相。

  [2]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欲褒讚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從事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

  [2]夏季,四月,丙申(十三日),吳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號為黃龍。文武百官都來朝會,吳王把功勞歸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起板想要歌黛頌德,沒等開口說話,吳王說:“如果當初聽了張公的計議,現在已經要飯了。”張昭極為羞愧,伏在地上直流汗。吳王追尊父親孫堅為武烈皇帝,哥哥孫策為長沙桓王,立兒子孫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孫策的兒子孫紹為吳侯。

  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而謝景、範慎、羊等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逾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遊夏同科,則範慎。”羊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其後四人皆敗,如所言。

  吳王任用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而謝景、範慎、羊等都作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稱人才濟濟。太子孫登讓侍中胡綜作《賓友目》說:“英才卓越,出類拔萃,是諸葛恪;精識時勢,見解深刻,是顧譚;雄辯明達,言能釋疑,是謝景;學問深邃,可與子遊、子夏等同,是範慎。”羊私下反駁胡綜說:“諸葛恪才大然而粗疏,顧譚精明然而殘忍,謝景善辯然而浮淺,範慎精深然而狹窄。”羊終於因此言被諸葛恪等厭惡,以後這四人全都敗倒,正中羊所言。

  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於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並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鹹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並力,且誌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並、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穀關為界。

  吳王派使者到蜀國通告他已即皇帝位,提議兩國並尊二帝。蜀漢認為與吳國結交沒有益處而且名號體製不順,應該顯明正義,斷絕友好盟約。丞相諸葛亮說:“孫權有僭號篡逆之心已經很久了,我們國家所以不追究他的薄義寡情,是有求於他的犄角之援。現在如果公開斷絕關係,吳國對我們仇恨必定加深,我們勢必轉移力加強東方防衛。與吳國對抗,必須先兼並吳國國土,才能談論進取中原。可是,吳國賢能人才還很多,文武將相,團結和睦,不可能一朝平定。要是兵防守,師老兵疲,使得北敵得逞,這不是謀略之上策。以前孝文帝對匈奴出以謙卑之辭,先帝寬容大度與吳國結盟,都是權衡形勢,隨時變通,深思長遠的利益,絕非如匹無一時忿恨用事。而今議論的人都以為孫權的利益在於鼎足之勢,不能與我們合力,而且已經躊躇滿誌,沒有北伐的願望,這樣推斷,都是似是而非。為什麽?是他的智謀和實力不夠,所以以長江為界保全自己;孫權不能越江北上,猶如魏賊不能渡過漢水南下,不是力量有餘,並且有利也不去奪齲若我們大軍伐魏,孫權的上策應當先是分占魏的土地再作打算,不策當是劫掠民眾開拓疆境,在國內顯示武力,絕不會端坐不動的。即使他不動而與我們和睦相處,我們從北伐,沒有東顧之憂,魏黃河以南的部隊為了防備吳國,也不能全部向西調動,就是這一點利益,也已經夠深遠的了。孫權僭號篡逆之罪,不宜公開表明。”於是派遣衛尉陳震出使到吳,祝賀孫權稱號登極。吳王與蜀漢結盟,約定將來平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四州屬吳,兗、冀、並、涼四州屬漢,司州地區以函穀關界劃分。

  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的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群臣莫能屈,吳主漢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複自誇乎1明日,遣中從事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後、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誌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1吳主辭謝焉。

  張昭因年老多病辭去官職,交回所轄部眾,改為輔吳將軍,班位次於三公,並改封為婁侯,食邑一萬戶。張昭每次朝見,辭嚴氣盛,義形於色,曾以直言冒犯旨意,以後不肯來朝見。後來,蜀漢使節來到吳國,稱讚蜀漢的美德,然而文武眾臣都不能辯倒他。吳王歎息說:“假使張公在座,他不折不服,氣焰也會收斂,怎麽可能再自誇呢?”次日,由宮中派遣使者部侯張昭,接著親自請見。張昭離開席位請罪,吳王跪下阻止了他。張昭坐定之後,仰起頭說:“以前太後、桓王沒有把老臣托付給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給老臣,所以我是想竭盡臣節報答厚恩,然而見識膚淺,違逆陛下旨意。可是,我是一片愚拙之心為國效勞,誌在忠心效命而已!如若變心,想要為了榮華富貴巴結奉承,這是我不能做的。”吳王連連辭謝。

  [3]元城哀王禮卒。

  [3]元城哀王曹禮去世。

  [4]六月,癸卯,繁陽王穆卒。

  [4]六月,癸卯(二十一日),繁陽王曹穆去世。

  [5]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後。

  [5]戊申(二十六日),魏明帝追尊曹氏高祖漢大長秋曹騰為高皇帝,夫人吳氏為高皇後。

  [6]秋,七月,詔曰:“禮,王後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複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宏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地度,人神弗,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盯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從後之義;敢為佞邪導庚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幹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後,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1

  [6]秋季,七月,明帝頒布詔書說:“古禮規定,王後沒有兒子時,遴選庶子繼承大宗,就應當繼承正統而奉公義,怎麽能再主個人親情!漢宣帝繼承昭帝的帝位,追加生父皇號;哀帝以封國國君身分即位,而董宏等竟然引用滅亡的秦國為例,迷惑當時朝廷,既尊稱生父為恭皇,在京城建立祭廟,又寵用藩國妃妾,使她和長信宮的太皇太後並相比同。在朝廷前殿敘論親疏遠近,後宮同時並立四位太後,超越身分,毫無節製,人神都不保佑,而非難歸罪於忠正規勸的師丹,這樣就招致了丁太後、傅太後墓被王莽發掘的禍事。自此以後,繼位君王接連效法。從前魯文公違反傺祀禮議,這種逆祀之罪是由於夏父胡言誘惑;宋文公厚葬過度,大臣華元受到指責。現在我下令公、卿、主官,深刻地以前代所行之事為戒,皇室後裔中萬一有由諸侯身分繼承帝位的,就應當明白入嗣繼承的大義。有誰膽敢用佞邪之詞誘惑庚媚當時君主,圖為已死的父母建立非正統尊號,幹犯正統,稱已死的父親為皇,稱已死的母親為後,那麽你們這些國家重臣,要對那些佞臣誅殺不赦。這份詔書要用金寫在簡冊上,藏在宗廟之中,載入國家法典。”

  [7]九月,吳主遷都建業,皆因會,不複增改,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並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

  [7]九月,吳王遷都建業,全部承用原有的宮室王府,不再增設改建,留下太子孫登及尚書九卿在武昌,讓大將軍陸遜輔佐太子,並掌管荊州及豫章三郡事務,監督全國的軍政大事。

  南陽劉嚐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嗬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1

  南陽人劉曾經著《先刑後禮論》,同郡人高等景向陸遜稱讚這部書,陸遜嗬斥說:“禮儀為首,先於刑法,已很久了,劉用繁瑣的辯解違背先聖的教化,你現在在太子宮中任職,理應遵照仁義之禮以宣揚恩德之音,象劉那樣的言論,沒必要講1

  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啟誨,騭於是條於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故賢人所在,折衝萬裏,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1

  太子孫登給西陵都步騭寫信,請求指教。步騭於是把當時荊州界內情況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報告,並上書鼓勵規勸說:“我聽說君王不親臨小事,而是讓各級官吏盡忠職守,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賢人,自己不用再操心,不出廟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所以賢人所在之地,能抵禦萬裏之外的敵人,他們實在是國家的傑出人才,興哀的關鍵。願使太子明曉重視,深加留意,這就是天下的大幸運了1

  張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留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鹹欲修德政以比隆重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廖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1吳主省書,為之流涕。

  張回吳郡迎接家眷,中途病死去。臨終時,將寫好的遺表交給兒子。遺表說:“自到來主持國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與太平盛世相媲美。至於治理的結果,多不能實現,不是沒有忠臣賢能輔佐,而是由於主上不能克製自己的私情,不能任用他們。人之常情都是畏懼艱難,趨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見,厭惡不同意見,這與治國之道正好相反。古書上說,‘從善如同登山,從惡如同山崩’,是比喻為善多麽因難。君王承襲祖先累世的基業,據有至尊的自然之勢,有掌握天下八種權柄的威嚴,喜好容易受到讚同帶來的歡快,無需聽取采納別人意見,而忠義之臣提出難以采納的方案,說出逆耳的言語,與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當如此嗎!君王與忠臣疏遠就會出現襲痕,花言巧語之人借機離間,君王被這點所謂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迷戀於個人私恩錯愛,使得賢明和愚下混在一起,罷免和進用都失去標準,這種情形由來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聖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訪賢能如饑似渴,接受規勸而不厭煩,抑製私情,損減私俗,出於大義割舍私恩,那麽上麵沒有偏頗錯廖的任用,下麵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吳王讀著這封遺書,感動得流出熱淚。

  [8]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情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初,魏文師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又詔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製《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8]冬季,十月,魏改平望觀為聽訟觀。明帝常說:“刑獄之事,關係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決重要刑事案件,經常到聽訟觀臨聽。以前,魏文侯老師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接受了其中的思想以輔佐秦國,蕭何製定《漢律》,增加到九篇,以後逐漸增到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零六卷。世代都有增加和減光,錯雜無常。後代人又各自逐章逐句作注,有馬融、鄭玄等儒學大師十餘家,以至到了魏,能夠適用的總計有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閱讀愈加困難。明帝於是詔,隻采用鄭氏注。尚書衛覬上奏說:“刑法,對於國家非常寶貴重要,但卻被人們私下議論時所輕視;監獄官吏,掌握著百姓性命,但卻被任用者所鄙屑。國家敗壞,未必不是由於這一緣故。請設置法律博士。”明帝睬納了他的意見。又下詔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等修改漢朝法規,製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計一百八十餘篇,雖然比蕭何《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其它附屬法令精減了。

  [9]十一月,洛陽廟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於鄴。

  [9]十一月,洛陽皇家宗廟建成,從鄴城迎來高帝、太帝、武帝、文帝四位先祖的靈位供奉。

  [10]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東阿。

  [10]十二月,雍丘王曹植被遷徙,封於東阿。

  [11]漢丞相帝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東城於成固。

  [11]漢丞相諸葛亮把相府、軍營遷移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陽縣修建漢城,在成固縣修建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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