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全譯

元嘉元年（辛卯、151）

　　元嘉元年（辛卯，公元151年）

　　[1]春，正月朔，群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劍入剩尚書蜀郡張陵嗬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嚐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１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1]春季，正月朔（初一），群臣朝見桓帝，大將軍梁冀佩戴寶劍，進入宮中。尚書蜀郡人張陵厲聲斥責梁冀，讓他退出，並命令虎賁和羽林衛士，奪下他所佩帶的寶劍。於是，梁冀跪下向張陵認錯，張陵沒有答應，立即向桓帝上書彈劾梁冀，請求將他交給廷尉治罪。桓帝下詔，罰梁冀一年的俸祿贖罪。因此，文武百官都對張陵肅然起敬。河南尹梁不疑，曾經薦舉張陵為孝廉，於是對張陵說：“過去薦舉你，今天正好來懲罰我們梁家自己１張陵回答說：“您不認為我沒有才能，錯誤地將我提拔任用，我今天伸張朝廷法度，以報答您的私恩１梁不疑麵有愧色。

　　[2]癸酉，赦天下，改元。

　　[2]癸酉（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號。

　　[3]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蚩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3]梁不疑喜好儒家的經書，樂於接待有學問的人士，梁冀對此很是憎惡，於是調他擔任光祿勳，而任命自己的兒子梁胤為河南尹。當時，梁胤年僅十六歲，容貌非常醜陋，穿上官服以後不堪入目，道路上的行人見到他這副模樣，沒有一個不嘲笑的。梁不疑認為兄弟之間有嫌隙，對自己是一種恥辱，於是辭去官職，回到自己的宅第，和弟弟梁蒙閉門在家自守。梁冀不願意他再與外麵的賓客交往，於是暗地裏派人更換衣服，到梁不疑的大門前，記下和他交往的賓客。南郡太守馬融、江夏郡太守田明，剛被任命時，路過梁不疑家，曾經去晉見梁不疑，向他辭行。梁冀便授意有關官吏彈劾馬融在南郡貪汙，並用其他的事誣陷田明，將他們二人都處以髡刑、笞刑，放逐到朔方郡。馬融自殺未遂，田明就死在發配途中。

　　[4]夏，四月，己醜，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１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4]夏季，四月己醜（初三），桓帝秘密出行，臨幸河南尹梁胤家。當天，突刮大風，拔起樹木，白晝一片昏暗。尚書楊秉上書說：“我曾經聽說，上天不會說話，用災異譴責告誡君王。君王至為尊貴，出入皇宮都有常規。凡是出宮，前麵有人清道和警戒行人，左右有人侍衛；凡是入宮，必先派人清宮，然後才能居祝除非是到郊外祭祀天地，或者到皇廟祭祀祖宗，君王的鑾旗禦車，從不離開皇宮。所以，各國的諸侯到臣屬之家，《春秋》尚且舉出，作為鑒戒，更何況是穿著先王規定的朝服，私自外出遊玩？尊貴和卑賤混亂不分，威儀失去等級秩序，侍衛守護空宮，天子的璽印交給婦女保管，萬一發生非常的變化，出現任章一類的謀反事件，上則辜負先帝的希望，下則後悔莫及１桓帝不能采納。楊秉，即楊震的兒子。

　　[5]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5]京都洛陽發生旱災，任城、梁國發生饑荒，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6]司徒張歆罷，以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6]司徒張歆被罷官，擢升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7]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7]北匈奴呼衍王攻打伊吾，擊敗伊吾司馬毛愷，又乘勝進攻伊吾屯城。桓帝下詔，命敦煌太守馬達率軍援救，當援軍到達蒲類海時，呼衍王率兵退走。

　　[8]秋，七月，武陵蠻反。

　　[8]秋季，七月，武陵郡蠻人起兵反叛。

　　[9]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

　　[9]冬季，十月，司空胡廣辭官退休。

　　[10]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衰而不改，習亂安危，不自睹。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

　　[10]十一月辛巳（二十八日），京都洛陽發生地震。桓帝下詔，命朝廷的文武百官推薦誌節高尚，不隨俗浮沉的“獨行”人才。涿郡太守推薦崔。崔到達京都洛陽皇宮負責接待的公車衙門時，聲稱有病，沒有參加回答皇帝策問的考試。回鄉後，撰寫了一篇評論當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論》。文章說：“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於人主繼承太平盛世為時太久。風俗已經逐漸敝敗，卻仍不覺悟；政令已經逐漸衰敗，卻不知道改弦更張。以亂為治，以危為安，熟視無睹。有的沉溺於酒色，荒淫縱欲，不憂慮國事；有的聽不進任何規勸，愛聽假話而聽不進真話；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猶豫不決，不知所從；於是，親信的輔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閉口不言，隻求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祿；而疏遠的臣下，雖然敢說真話，但因為地位卑微，意見不能受到重視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麵遭到破壞，才智之士在下麵感到無可奈何，真是可悲！

　　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囂然，鹹複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製，步驟之差，各有雲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製，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暗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雲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複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

　　“自從漢王朝建立迄今，已經三百五十餘年，政令已經嚴重荒廢，上下鬆懈怠惰，百姓怨聲載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興，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時世辦法，在於把裂縫補好，把傾斜支住，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隻是要使整個天下達到安寧的境地而已。所以，聖人掌權，就會根據當時麵臨的形勢，製訂相應的製度和措施。雖然采取的步驟會有差異，設置的製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會強迫人們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會不做當前急需的事，而隻是追求遙遠空洞的思想。孔子回答葉公說，為政在於使遠處的人都來歸服；他回答魯哀公說，為政在於選用賢才；他回答齊景公說，為政在於節約財富。並不是孔子對為政本身有不同的見解，而是針對他們所麵臨的不同的要務。庸俗的人，隻知拘泥於古書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據不同的情勢，製訂不同的製度和措施的道理。隻看重從書中聽來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現實，怎麽可以和這種人討論國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屬上書奏事，雖然主上願意聆聽，但每每遭到牽製和破壞。為什麽會這樣呢？有些頑劣的人士不懂審時度勢，隻知安於所見到過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經成功，也不知快樂，何況在操心事情的開端時，就讓他同意？隻是馬馬虎虎地說，大致遵循原來的法令規章而已；有的人，雖然見識通達，但居名自負，忌妒賢能，因為計策不是出於自己而感到羞恥，於是舞文弄墨，去詆毀別人提出的計策。即便是最好的計策，因為寡不敵眾，也終於遭到擯棄，縱使後稷、子契重生，也束手無策。這就是持賢能智慧的言論的人，所以常常悲憤壓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複治亂秦之緒，幹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曆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勒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嚐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則采用嚴厲的手段，就能夠治理；采用寬縱的手段，國家就混亂。何以知道會是這樣？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統治人民的道理，知道為政的真諦，所以，采用嚴刑峻法，使為非作歹的人心膽俱裂，海內清平，天下安靜，總結他的政績，高於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許多方麵放寬了政令，終使朝政衰敗，皇帝的威勢和權力開始下降，漢王朝的大禍，在他手中奠下基矗為政之道的得失，從這裏可以明鑒。過去，孔子作《春秋》，褒獎齊桓公，誇獎晉文公，讚歎管仲。那麽，孔子難道不讚美周文王、周武王的為政之道？實在是為了通達權變、拯救時弊的道理。聖人能夠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改變製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卻苦於不知道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自己的認識，以為上古時代所采用的結繩記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紛亂如麻的秦王朝；以為舞弄紅色的盾牌和玉石製作的斧�；�；幹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漢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圍。像熊那樣攀援樹木，伸手展足，象鳥那樣飛翔高空，伸腿展翅，雖然可以延年益壽，卻治不了傷寒重玻用口不斷吐出濁氣，用鼻不斷吸進清氣，雖然可以使身體健康，卻不能連接折斷的骨骼。治理國家的方法，和養護身體相類似，平時注意營養和保護，有病時則使用藥物進行治療。刑罰是治理亂世的藥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去鏟除凶殘，就好比用美食佳肴去治療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罰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藥物去營養和保護身體，都是不合適的。可是，現在繼承曆代帝王遺留下來的弊病，又正逢艱難的時局，自最近幾代以來，政令大多寬容，如同駕馬車的人扔掉了韁繩，馬匹脫掉了銜勒，四匹牡馬橫衝直撞，前麵的道路又非常艱險，應該緊急勒馬刹車，進行拯救，怎麽還有閑暇一邊聽著車鈴的節奏聲，一邊從容不迫地往前走呢？過去，漢文帝雖然廢除了肉刑，但是，將應當砍掉右腳趾的改為斬首示眾，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漢文帝仍是用嚴而非用寬的辦法，實現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兒子。山陽郡人仲長統曾經看到了這篇文章，歎息說：“凡是君主，都應把它抄寫下來，放在座位旁邊，作為座右銘。”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誌，紀綱不立。故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臣司馬光曰：漢朝的法令已經是嚴厲的了，然而，崔還嫌它寬大，這是為什麽呢？因為衰敗之世的君王大多懦弱，平庸愚昧的輔佐之臣，隻知道姑息。所以，有權勢而得君王寵幸的臣下，即使有罪，也得不到應有的懲罰；豪強和不守法度的刁徒，即使違法，也不被誅殺；施加仁愛恩惠，隻限於眼前；使為非作歹的人得逞，綱紀不能維持。所以，崔的評論是用來矯正一時的弊端，不是百代通用的法則。孔子說：“為政太寬大，則人民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則用嚴刑峻法來糾正。施行嚴刑峻法，則人民感到暴虐，人民一旦感到暴虐，則改施寬大之政。用寬大和嚴厲兩種手段互相補充，政局才能穩定。”這是永世不變的常軌。

　　[11]閏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

　　[11]閏十二月庚午（十八日），任城節王劉崇去世，沒有子嗣，封國滅絕。

　　[12]以太常黃瓊為司空。

　　[12]擢升太常黃瓊為司空。

　　[13]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鹹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為製，不以裏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13]桓帝想要褒獎和尊崇梁冀，命朝廷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員集會討論有關禮儀。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人，都稱讚梁冀的功德，應該比擬周公，賞賜給他山川、土地、以及附屬於他的小封國。唯獨司空黃瓊提出異議說：“梁冀以前因親自迎立桓帝的功勞，已增封食邑一萬三千戶；而且，他的兒梁胤也得到了封賞。現在，諸侯的封國都是用食邑的戶、縣數為標準，而不以麵積大小為限，所以，梁冀可以比擬鄧禹，賞賜給他共合四縣的食邑。”桓帝批準。當時，有關官吏上奏：“梁冀入朝之時，可以不必小步疾行，可以帶劍穿鞋上殿，拜見皇帝時，禮賓官隻稱他的官銜，不報姓名，禮儀比照蕭何；加封定陶縣、陽成縣餘下的全部戶數，連同以前封的兩縣，使食邑增為四縣，比照鄧禹；賞賜金錢、奴婢、采色絲織物、車馬、衣服、住宅，比照霍光；以表示不同於其他的元勳。每次朝見皇帝時，梁冀不與三公同席，另設一個專席。每隔十天，入朝一次，處理尚書台事務。並把這項殊榮，布告天下，作為萬世的表率。”可是，梁冀還認為有關官吏所上奏的禮儀太輕，心裏不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