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全譯

十四年（戊戌、38）

　　十四年（戊戌，公元38年）

　　[1]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太守。

　　[1]夏季，邛王任貴派使者呈遞三年的計簿，報告人口、賦稅、治安等情況。劉秀任命任貴當越太守。

　　[2]秋，會稽大疫。

　　[2]秋季，會稽郡瘟疫流行。

　　[3]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複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3]莎車王賢、鄯善王安都派使者進貢。西域各國被匈奴的大量征斂所苦，都願歸屬漢朝，願朝廷重新設置都護。劉秀因為中原剛剛平定，不肯應許。

　　[4]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１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防於義，以為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製，不合翻移。”統複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製百姓，於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１事寢，不報。

　　[4]太中大夫梁統上書說：“我看到，元帝初元五年，死罪減刑的有三十四件。哀帝建平元年，死罪減刑的有八十一件，其中四十二件是親手殺人，而作減死一等判決。從此以後，成為慣例，所以人們輕率犯法，官吏輕視殺人。我聽說做君主的道義，是以仁義為主。仁是愛人，義是堅持原則。愛人就要以除暴為目的，堅持原則就要以消滅禍亂為中心。設置刑罰在於適中，不能偏輕。高祖承受天命，製訂法令，確實都很恰當。文帝隻取消了肉刑和連坐法，其餘全都遵循舊製。到哀帝、平帝繼位，在位時間短，處理案子還很少。丞相王嘉輕率地穿鑿附會，刪減先輩君王的既定法律規章，幾年之間有一百餘件事，有的不合道理，有的不得民心。我謹把其中對大體為害最嚴重的，附在後邊，向您陳奏。希望陛下命令主管部門，仔細選擇好的律條，製訂一部不容更改的法典。”劉秀把梁統的奏章交給公卿討論。光祿勳杜林上奏說：“漢朝初興時，廢除苛政，四海之內歡欣鼓舞。等到以後，法令逐漸增多，連果桃、菜蔬之類的饋贈，都集中起來成為贓物。小的事不妨害大義，也要判處死刑。以至於發展到有法不禁，有令不止，上下互相掩護逃避，弊病更加嚴重。我認為應沿襲原有的法令條文，不宜於重新製訂修改。”梁統又上奏說：“我所奏請的，並不是說要有嚴刑峻法。《書經》上說：‘治理百姓，刑法要適中。’適中的意思是不輕也不重。從高祖到宣帝，天下被稱為治平，到元帝、哀帝時，盜賊漸漸增多，都是因為刑罰不適中，愚昧的人輕視犯法所造成的。由此看來，減輕刑罰的作法，反而釀成大禍。對奸詐不軌的人施恩，就是傷害善良的人。”這件事情被擱置，沒有再交付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