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全譯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丁酉，禦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右扶風鄭弘為禦史大夫。

　　2二月五日，禦史大夫韋玄成當宰相；右扶風鄭弘當禦史大夫。

　　3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三月一日，日食。

　　4夏，六月，赦天下。

　　4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5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製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5皇上問給事中匡衡，詢問地震日食等天地變化的緣故，衡匡上書說：“陛下親自身體力行，為國家開辟太平道路，憐憫愚昧的官吏人民，誤觸法網，連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過自新的機會，這是國家之福！不過，據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後，作奸犯科的人並沒有減少，今作奸犯科的行為並沒有停止。今天剛剛釋放出獄，明日卻又犯法，重新坐牢，這是由於疏導他們的工作沒有抓住重點。現在的社會風氣，貪圖錢財，輕視道義，喜愛追逐聲色犬馬，把豪華奢侈當作目標，親族的關係日漸淡薄，而婚姻的關係卻十分密切，苟且結合，用身家來博取財富；萬變不離這種傾向，即使一年之內有數次赦免，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認為改正之道，在於大刀闊斧，改變社會風氣。朝廷對於國家，就像築牆時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員如果怒目相對，那麽下麵的人就會產生爭鬥的禍患；在上位的人如果專權弄事，那麽下麵的人就會產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傷害，那麽下麵的人就會產生殺機；在上位的如果有貪圖錢財的大臣，那麽下麵就會有偷盜搶竊的人民；這是因為牆版是牆的根本。治理國家的人，最應該謹慎的，是提倡什麽。禮教的推行，用不著逐家拜訪，也用不著見人就去勸說；隻要賢能的人在位，能幹的人盡忠職守，朝廷尊重禮儀，文武官員相敬互讓，道德的行為，從內心發展到體外，從最近的人開始，然後人民才知道誰作為榜樣，努力效法，不知不覺中，善行日益增加。《詩經》說：‘商王朝首都的風俗禮儀高貴大方，是天下人的標準，誰都要模仿。’而今，在漢王朝首都長安，天子親自推行聖王朝的教化，可是社會風氣跟遠方並沒有差異，各郡、各封國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學習什麽，最後卻學會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養社會風氣最重要的地方，應該最先著手。我曾經聽說，天上跟人間的分際，精氣互相激蕩，善惡互相推展，下麵有所動時，在上麵可以看出跡象，太陰變化，則靜的東西會動（指地震），太陽變化則光明會被掩蓋（指日食），水災旱災，類似的災禍會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隻有憐憫天下人民，節省龐大開支，建立國家製度，接近忠良，疏遠奸佞，提倡大仁大義，矯正敗壞的風俗習慣，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發揚光大，美好的聲譽，傳播到國境之外，然後廣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禮儀謙讓的美德，可以複興。”劉奭欣賞匡衡的意見，升匡衡當光祿大夫。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奸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群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荀悅評論說：對於囚犯的赦免，隻是一種權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範。漢朝的興盛，恰在秦王朝戰亂之後，幾乎每個人都身負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辦理，挨家逐戶，都應誅殺。所以劉邦約法三章，頒發大赦命令，洗刷社會上的罪惡汙穢，使人民從頭開始一種新的生活。當時局勢，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後世，大家承襲了這個製度，不知道改革，已經失去時代意義。在惠帝、文帝時，根本沒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時，發生七國之亂，人心浮動，奸詐百出，到了武敵末年，賦稅沉重，差役頻繁，盜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劉據事件，巫蠱大禍，天下驚惶，人民生活困難，無依無靠。等到劉秀上台，平息災難，用來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當。

　　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製遠蠻，臣願帥師討之１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禦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之。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複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而還。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