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世界的百位名人

第六十四章 一位齎誌而沒的“救世主”——威爾遜

　　伍德羅·威爾遜（1856—1924），是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從1913年到1921年任職。他任職的8年是美國和世界曆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大屠殺——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在這一時期發生的；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際強權分贓會議——巴黎和會也是在這一時期舉行的。威爾遜是這兩次事件的主角之一。

　　威爾遜於南北戰爭前的5年生於美國南部的弗吉尼亞州。祖父是北愛爾蘭的移民，外祖父是蘇格蘭移民。英國的家庭淵源使他對英國有深厚感情。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威爾遜出生時，父親是一位長老會教堂牧師。這種宗教背景使威爾遜的童年在嚴肅的宗教氣氛中度過，並為威爾遜日後的“救世主”思想和理想主義政治哲學起了啟蒙作用。16歲時，威爾遜進入長老會嚴格控製的北卡羅來納州戴維森學院，在這個學院裏，英國曆史和當代的著名政治家成了師生們的楷模，威爾遜尊崇的是英國自由黨領袖、三度出任英國首相的格萊斯頓，他是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主張自由貿易和對外擴張政策，與地主貴族集團有矛盾，他的辯才在當時享有盛譽，更為威爾遜所折服。

　　1875年，威爾遜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對英國政治家的研究更為深入，表現出對政治和政治家的強烈興趣。作為當時美國大學學生，能夠引起人們注意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在辯論中出人頭地。威爾遜積極利用普林斯頓的各種辯論會來創造自己的辯論風格，詞藻華麗，不時引用《聖經》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力圖給人以格萊斯頓式的“政治家風度”。當他的演說才能在大學師生中引起注意後，他認為自己具有當政治家的條件，他寫信給父親，說明自己無意遵照父命當一名神職人員，而決心當一名政治家。多少年以後，父親還為威爾遜感到遺憾，因為他的兒子竟熱衷於政治，而對為上帝服務感到冷淡。

　　1879年，威爾遜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又到弗吉尼亞大學學習法律；1883年從弗吉尼亞大學畢業後，又進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攻政治學和曆史學，這已是他8年中進的第三所大學，到29歲時，威爾遜獲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一共受了13年的高等教育，並撰寫了一些不錯的學術論文。這樣的學曆使他日後成為美國學曆最高的一位總統。

　　但是，威爾遜並不以他的學術成就為滿足，因為他自承他的“內心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雄心和目的——一個政治家的事業”。

　　當一名政治家，絕不是較高學曆和幾篇學術論文就能辦到的，要靠機遇，要積累從政資本，他告訴他妻子愛倫·阿克森（這是他第一個妻子，1885年結婚）說：“政界的道路要從教育界進入。”頗有“學而優則仕”的味道。這條路子在現代美國是一條通道，可是在當時美國尚乏先例。

　　1886年威爾遜博士開始從事教學工作，先是在賓夕法尼亞州布林·瑪爾學院擔任曆史學和政治學副教授；1888年轉到康涅狄格州韋斯萊揚大學任教。威爾遜熱切希望能到母校普林斯頓這所名牌大學從事教學，這一願望在1890年9月得到實現，被聘為法律學和政治經濟學教授，1896年普林斯頓大學建校150周年慶祝大會上，威爾遜得到了發表演說的機會，演說的主旨是：普林斯頓大學必須為國服務，為國服務要有宗教熱情。這次演說，大受普林斯頓董事會和有保守觀點的校友們的讚揚。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12年中，他完成了許多項研究，出版了幾本受到學術界重視的著作，1902年出版的五卷本《美國人民史》被認為是威爾遜在學術上的頂點。也就在這一年，在普林斯頓大學董事、美國大資本家克利夫蘭·道奇的大力推薦下，董事會任命威爾遜出任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威爾遜的就職典禮（1902年10月25日）被稱為“美國大學曆史上群賢畢至、冠蓋雲集的一次空前盛會”。特別引人注意的貴賓是約翰·皮爾龐特·摩根（老摩根），他從紐約專程前來參加盛典。這位華爾街的巨擘前來捧場，被當時輿論著實渲染了一陣，因為，這可以被看作是威爾遜10年後進入白宮道路上的一個起點。

　　威爾遜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任期內，對這所以保守思想聞名的大學進行了一些重大改革，比如嚴格考試製度，整頓學校紀律，實行導師製和使學生中貧富子弟能共同生活的“生活區”計劃等。可是他的改革中的某些方麵觸怒了一些有權勢的學生家長，在捐款上壓威爾遜，威爾遜在1910年辭去校長職務。辭去校長，看似失敗，實為勝利，因為威爾遜在全國範圍內贏得了不屈的改革家的名聲，而這是民主黨在與共和黨競爭中所迫切需要的。1910年，威爾遜被民主黨提名競選新澤西州州長並獲得成功；1912年，又被民主黨提名參加總統競選。在共和黨內部鬧分裂的情況下，威爾遜當選為寶座旁落16年後的第一個民主黨總統。

　　威爾遜擔任總統後進行了一係列改革，這些改革是打著反對壟斷的“新自由”旗號進行的，包括改革稅率，建立聯邦儲備銀行體係，製定反托拉斯立法，製定限製使用童工等勞工法律。這些改革有積極的一麵，但從根本意義上來說，是適應和促進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的。

　　威爾遜的對外政策體現為一種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和現實條件下的追逐霸權的矛盾結合。在西半球政策上，威爾遜就職後的第一個外交政策聲明就是對拉丁美洲政策的聲明，他發誓“美國今後決不再以征服的方法來增加尺寸領土”，以“培植友誼和博得我們中南美洲姊妹國家的信任”。但實際上，在他任期中（1913—1917）美國對西半球國家的幹涉也創造了空前紀錄。他的西半球政策的根本考慮，就是要建立美國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以及巴拿馬運河的絕對控製權。

　　再拿對華政策來說，從華盛頓到胡佛的140多年間。美國經曆了30位總統，其中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的就是威爾遜。威爾遜對華政策的根本原則還是“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競爭的主要對手是日本。威爾遜與日本之間，時而鬥爭，時而妥協，但是在更多情況下是以犧牲中國利益而求得與日本妥協，以緩和日美矛盾。在對待“二十一條”問題上是如此；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也是如此；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把中國作為強權政治祭壇上的犧牲品，當做他在巴黎的一場巨大的國際政治賭博中的一個籌碼，更是充分暴露了威爾遜對華政策的實質——口頭上的友誼、正義，行動上的極端利己主義。

　　威爾遜一生政治生涯的輝煌頂點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他的政治生命的悲劇式的終結也始於巴黎和會。1914年歐戰爆發後，威爾遜提出“讓美國置身戰爭之外”的口號來迎合美國社會的孤立主義情緒。在交戰雙方互相廝殺兩年九個月之後，威爾遜經過精心策劃、動員輿論，於1917年4月把美國帶進了這場帝國主義大戰。威爾遜使美國參戰從而加強了在爭奪世界霸權中的地位。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在美國國會發表了被稱為“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這個以冠冕堂皇的詞句寫成的十四條政治原則，是概括威爾遜個人的理想主義與美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相結合的“傑作”。協約國經過激烈爭論勉強接受以“十四點”作為向德國提出的停戰條件的基礎。1918年11月11日，戰敗國德國在停戰條約上簽字。1919年1月18日舉行巴黎和會。威爾遜堅持親自到巴黎去參加會議而不是派與其他與會者地位對等的國務卿去。威爾遜在和會開會前三個星期就遠涉重洋抵達法國，並到歐洲各國首都和著名城市作了長達20天的訪問，宣揚他的和平福音，受到像歡迎“救世主”一般的歡迎，歡迎者絕大多數是普通老百姓。他們飽受戰爭之苦，聽著威爾遜口中娓娓動聽的和平經，得到很大安慰並寄以莫大期望。

　　但是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受到老牌帝國主義分子如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列蒙梭等的抵製和戲弄，使他頭上的“救世主”光環很快就黯然無光。他的“十四點”，一點一點被變成帝國主義列強討價還價的對象，巴黎和會變成了分贓會議，弱小民族被肢解，中國也算是“戰勝國”，可是成了另一戰勝國日本刀俎上的魚肉，威爾遜竟成了幫凶。威爾遜看作是和約靈魂的“十四點”中的最後一點“組織國際聯合組織”，雖然在和會上得到確認，但是在美國國內遭到共和黨控製的國會以及有孤立主義情緒的廣大公眾的反對，國會拒絕按照威爾遜的要求接受國際聯盟盟約。威爾遜的身體和精神崩潰了。緊接著在1920年舉行的總統選舉中，選民們拋棄了民主黨。1921年3月4日，威爾遜黯然離開白宮，1924年2月3日病逝於華盛頓，終年68歲。

　　威爾遜是屬於為數並不多的對曆史產生影響的美國總統之一，盡管他的政治生命是在失敗的氣氛中結束的，但是他在國內實行的改革以及他在外交政策上所宣揚的理想主義，仍得到後世美國人民的敬仰。1962年美國《紐約時報雜誌》舉辦的曆史學家評選美國總統的投票活動中，威爾遜的得票在林肯、華盛頓和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後居第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