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成長故事

第二十六章 通過苦難，走向歡樂貝多芬

　　路德維希·凡·貝多芬，於1770年12月16日誕生於德國波恩。父親是該地宮廷唱詩班的男高音歌手，喜怒無常、嗜酒如命；母親是一個廚師，心地善良、性情溫柔。艱辛的生活剝奪了貝多芬上學的權利，他自幼表現出的音樂天賦，使他的父親產生了要他成為音樂神童的願望，成為他的搖錢樹。

　　貝多芬的祖父與父親都是宮廷歌手。在大部分時間裏，他的父親都喝得大醉，沒有對家庭和氣過一點，甚至連家人們是否有足夠的吃穿都從未過問。起初，善良的祖父還能使這個家庭免受太多的苦；反過來，他最大的孫子的音樂才能也使老人感到莫大的欣慰。但是當小貝多芬隻有四歲時，祖父就去世了。貝多芬的父親常把孩子拽到鍵盤前，讓他在那裏艱苦地練上許多小時，每當彈錯的時候就打他的耳光。鄰居們常常聽見這個小孩子由於疲倦和疼痛而抽泣著睡去。不久，一個沒什麽水平的旅行音樂家法伊弗爾來到這個市鎮，被帶到貝多芬家裏。他和老貝多芬常常在外麵一個小酒館裏喝酒到半夜，然後回家把小路德維希拖下床開始上課，這一課有時要上到天亮才算完。為了使他看上去象一個神童，父親謊報了他的年齡，在他八歲時，把他帶出去當做六歲的孩子開音樂會。但是天下哪有後天培養出來的神童，盡管費了很多事，老貝多芬始終沒有能夠把他的兒子造就成另一個年輕的莫紮特。與莫紮特相比，貝多芬的童年太不幸了。莫紮特在童年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練功時間是愉快而安靜的，有著一個慈愛的父親和一個被鍾愛的姐姐；而貝多芬則不然，雖然他的演奏贏得了家鄉人的尊敬，但世界性的旅行演出卻遠未象莫紮特那樣引起世人的驚歎。

　　父親把這個男孩帶到一個又一個老師那裏，讓他學習不同的樂器和作曲的藝術。這些老師中沒有一個可稱為好的，直到他落到宮廷琴師和波恩劇院的經理尼費（Neefe）的手裏。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音樂教師，友善、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這對貝多芬來說實在是一個幸運。因為雖然波恩城裏有最好的學校——連善良的老巴赫都會高興地送他的許多孩子們去學習的那種學校——但是貝多芬的父親從來也不認為值得送貝多芬去那裏學習哪怕是兩三個月，在他眼裏讀書遠不如學音樂那樣能掙錢。年輕的貝多芬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上課是愉快的。尼費先生對他很慈愛，不僅教音樂，而且還教他世界上許多別的事情。為了付他的學費，當尼費先生很忙或離開市鎮的時候，貝多芬就代替老師做風琴師。於是當他剛滿十四歲的時候，他就被任命為劇場的助理宮廷風琴師和古鋼琴師。那可恨而又不幸的父親看到他兒子的音樂終於掙了一些錢的時候，他是多麽得意啊！

　　貝多芬大約在這個時候，他生平第一次訪問維也納，為他最崇拜的偶像莫紮特演奏。莫紮特認為這個孩子隻是在演奏一首為這種場合練過很久的賣弄技巧的展品，出於客氣，隻好禮貌而冷淡地稱讚他一下。小貝多芬生氣了，要求莫紮特給他一個主題，然後他在它上麵用了那麽多的感情和天才加以即興變奏。莫紮特驚訝不已，馬上跑到隔壁房間門口，“注意這位年輕人，”他向裏麵一群正在聚會的朋友大喊道，“有一天全世界都會聽到他的聲音！”

　　貝多芬終於明白，他在家鄉是不可能有更大進展的，於是決定再到維也納去尋求他的幸運。此時莫紮特已經去世了，但是海頓剛剛獲得他第一次在倫敦的勝利，正處於盛名的高峰。在經過波恩的時候，海頓已經聽過並且大加讚賞貝多芬的大合唱之一，因此貝多芬決定首先轉向海頓學習。海頓這時早已過了他的青年時代，並且在創作和指揮自己最偉大的作品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勤奮。難怪他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改卷子。而且他要求學生們每一堂課隻交兩毛錢，他大概覺得自己也沒有必要花太多時間在練習稿紙上。於是貝多芬常常發現他的練習中有些未改正的錯誤，他很生氣。當那年老的教師出發到倫敦進行第二次訪問時，貝多芬轉向一位天才較低但很嚴格的教師學習。後來他常常大聲宣告他從海頓那裏什麽也沒學到。不過，不久後，他一定會逐漸覺得，假如他沒有從改正練習方麵得到什麽的話，他卻從海頓那裏獲得了靈感，因為他把他最初的幾首鋼琴奏鳴曲獻給了海頓。而且當海頓為他的《創世紀》的演出最後一次在台上露麵，被他的幾個仆人扶出去的時候，貝多芬彎下腰來親切地吻了這位衰弱的老人。

　　貝多芬不願做一個客廳裏的寵兒，他寧願在自己的住所，能夠隨己意進進出出、起床、穿衣和吃東西。他喜歡按照自己的興趣為房間裏的瑣事瞎忙。有一次，為了空氣流通和看清窗外的景物，他竟特意把窗戶砍掉一塊。他總是同房東們發生糾葛，總是不斷地搬家。每當他處於創作高潮時，他總是把一盆又一盆的水潑到自己頭上來使它冷卻，直到水浸透到樓下的房間——我們可以想象那房東和其他房客的情緒會怎樣！有時他搬家搬得是這樣的頻繁，以致他甚至不願操心把鋼琴的腿支上，幹脆就坐在地板上彈奏它。由於他每次租新房時必須簽署一張租契，指明租期，他就往往同時為四個公寓付房租。這大概就是為什麽他雖然掙了不少錢，可總是沒有多少積蓄的原因吧！

　　當他真切地感覺到自己的耳朵越來越聾時，他幾乎絕望了。人生似乎不值得活下去了：對一個音樂家來說，還有比聽不見他喜歡聽而且靠它生活的甜美聲音更不幸的事情嗎！起初，隻有威格勒醫生和斯蒂芬，馮。勃羅伊寧等幾個老朋友知道他的不幸。他放棄到各王宮去聽他如此喜愛的歡快的音樂會，他怕人們注意到他的耳聾，以為一個聽不見聲音的音樂家是寫不出好作品來的。不！他想起他想寫的一切音樂，“我要扼住命運的喉嚨！”也許對他來說，在耳聾的時候創作音樂並沒有別的音樂家那麽難。在他看來，音樂不僅是用迷人的聲音安排各種主題或音型，它也是表現最深刻的思想的一種語言。

　　沒有一個音樂家像他那樣，在一生中有那麽多的成功和那麽少的幸福的日子。他的朋友們是善良而忠誠的，但是他的該詛咒的耳聾把他同他們隔離開了。甚至他的助聽器也往往使他失望，因此他和他們保持接觸的唯一方法就是他經常帶在身邊的“會話本”和鉛筆。他看見他們互相談話，以為他們總是談論他，說他的壞話，陰謀害他。有一天他這樣寫道：“再也不要在我跟前露麵！你是一條卑鄙的狗，一個不老實的家夥！”第二天，當他發現自己的疑心是錯的而他的朋友是真誠的時候，他又寫了另外一個便條：“親愛的朋友，你是一個誠實的人，你是對的。我現在明白了。所以今天下午來我這裏，接受你的貝多芬的愛吧。”而他的朋友們——他們是多麽好的人啊——總是原諒他那粗暴的吵嘴，並且和他相伴到最後。他的家庭生活自始至終都是悲慘的：他從來也沒有結過婚。當他頭一次到維也納的時候，他向一個從他自己家鄉來的歌唱家瑪格戴林娜·威爾曼（Magdalene Willman）求婚，但是她拒絕了，因為貝多芬“太醜了”。從那以後，他曾先後愛上過好幾位貴族女子——有著可愛的名字的可愛的女子——他用音樂向她們傾訴，但她們接受了他的音樂，而拒絕了他的愛！

　　貝多芬的心中充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他是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熱烈擁護者。1798年，柏納多特將軍（1763～1844）出任法國駐維也納大使，貝多芬常到他的家裏，並和他周圍的人有密切的交往。1802年，貝多芬在柏納多特的提意下，動手寫作獻給拿破侖的《第三交響曲》。在他的心目中，拿破侖是摧毀專製製度、實現共和理想的英雄。1804年，貝多芬完成了《第三交響曲》。正當他準備獻給拿破侖時，拿破侖稱帝的消息傳到了維也納。貝多芬從學生李斯（1784～1838）那裏得知這個消息時，怒氣衝衝地吼道：“他也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現在他也要踐踏人權，以逞其個人的野心了。他將騎在眾人頭上，成為一個暴君！”說著，走向桌子，把寫給拿破侖的獻詞撕個粉碎，扔在地板上，不許別人把它拾起來。過了許多日子，貝多芬的氣憤才漸漸的平息，並允許把這部作品公之於世。1804年12月，這部交響曲在維也納羅布科維茲親王的宮廷裏首次演出。1805年4月在維也納劇院的第一次公開演出，是由貝多芬親自指揮的，節目單上寫著：“一部新的大交響曲，升D大調，路德維希·凡·貝多芬先生作，獻給羅布科維茲親王殿下。”奇怪的是，貝多芬不說是降E大調，而說是升D大調。1806年10月總譜出版時，標題頁上印著：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偉人而作從此，《第三交響曲》就被稱為“英雄交響曲”。

　　貝多芬的《c小調交響曲》（作品67號）開始的四個音符，剛勁沉重，仿佛命運敲門的聲音。這部作品因此被稱作《命運交響曲》。《命運交響曲》作於1805至1808年。貝多芬在1808年11月寫給他的朋友韋格勒（1765～1848）的信中，就已經說出：“我要卡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把我完全壓倒！”“命運敲門的聲音”在1798年所作《c小調鋼琴奏鳴曲》（作品10之1）第三樂章中就已經出現過，以後又出現於《D大調弦樂四重奏》（作品18之3）第三樂章、《熱情奏鳴曲》（作品57號）第一樂章、第三《列奧諾拉》序曲（作品72號）、《降E大調弦樂四重奏》（作品74號）等一係列作品中。可見，通過鬥爭戰勝命運，是貝多芬一貫的創作思想。《命運交響曲》所表現的如火如荼的鬥爭熱情，具有強大的感染力。西班牙女低音歌唱家馬麗勃蘭第一次聽《命運交響曲》時，嚇得心驚肉跳，不得不退席而去。拿破侖一個舊日的衛兵，聽了第四樂章開頭的主題，禁不住跳起來喊道：“這就是皇上！”柏遼茲把《命運交響曲》中驚心動魄的鬥爭場景，看作是“奧賽羅聽信埃古的讒言，誤認黛絲德蒙娜與人私通時的可怕的暴怒。”舒曼認為：“盡管你時常聽到這部交響曲，但它對你總是有一股不變的威力——正象自然界的現象雖然時時發生，卻總教人感到驚恐一樣。”1830年五、六月間，門德爾鬆在魏瑪逗留了兩星期，和歌德作最後一次會晤，在鋼琴上為他演奏了古今著名的作品。歌德聽了《命運交響曲》的第一樂章後大為激動，他說：“這是壯麗宏偉、驚心動魄的，簡直要把房子震坍了。如果許多人一起演奏，還不知道會怎麽樣呢。”1841年3月，恩格斯聽了《命運交響曲》的演出。他在寫給妹妹的信中讚美這部作品說：“如果你不知道這奇妙的東西，那麽你一生就算什麽也沒有聽見。”他說，他在第一樂章裏聽到了“那種完全的絕望的悲哀，那種憂傷的痛苦”；在第二樂章裏聽到了“那種愛情的溫柔的憂思”；而第三、第四樂章裏“用小號表達出來的強勁有力、年輕的、自由的歡樂”，又是那麽鼓舞人心。恩格斯用短短的幾句話，揭示了《命運交響曲》的精髓。

　　“一百多年前，德國有個音樂家叫貝多芬，他譜寫了許多名曲。其中有一首著名的鋼琴曲叫《月光曲》，傳說是這樣譜成的：有一年秋天，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來到萊茵河邊的一個小鎮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靜的小路上散步，聽到斷斷續續的鋼琴聲從一間茅屋裏傳出來，彈的正是他的曲子。貝多芬走近茅屋，琴聲忽然停了，屋子裏有人在交談。一個姑娘說：‘這首曲子多難彈啊！我隻聽別人彈過幾遍，總是記不住該怎樣彈；要是能聽一聽貝多芬自己是怎麽彈的，那有多好啊！’一個男子說：‘是啊，可是音樂會的入場券太貴了，咱們又太窮。’姑娘連忙說：‘哥哥，你別難過，我隻不過隨便說說罷了。’貝多芬聽到這裏，就推開門，輕輕地走了進去。茅屋裏點著一支蠟燭，在微弱的燭光下，男子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舊鋼琴，前麵坐著個十六、七歲的姑娘，臉很清秀，可是眼睛瞎了。皮鞋匠看見進來個陌生人，站起來問：‘先生，您找誰？走錯門了吧？’貝多芬說：‘不，我是來彈一首曲子給這位姑娘聽的。’姑娘連忙站起來讓座。貝多芬坐在鋼琴前彈起盲姑娘剛剛才彈的那首曲子來。盲姑娘聽得入了神，一曲完了，她激動地說：‘彈得多純熟啊！感情多深哪！您，您就是貝多芬先生吧？’貝多芬沒有回答，他問盲姑娘：‘您愛聽嗎？我再給您彈一首吧。’一陣風把蠟燭吹滅了。月光照進窗子來，茅屋裏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銀紗。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窮兄妹倆，借著清幽的月光，按起琴鍵來。皮鞋匠靜靜地聽著。他好像麵對著大海，月亮正從水天相接處升起，微波粼粼的海麵上，一時間灑遍了銀光。月亮越升越高，穿過一縷一縷輕紗似的微雲。忽然，海麵上刮起了風，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個連一個朝著岸邊湧過來……皮鞋匠看看他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寧靜的臉上，照著她睜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從來沒有看到的景象，在月光照耀下的波濤洶湧的大海。兄妹倆被美妙的琴聲陶醉了。等他們醒來時，貝多芬早已離開了茅屋。他飛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工夫，把剛才即興彈的‘月光曲’記錄了下來。”這是我國小學語文課本第七冊裏的一篇文章，講的是貝多芬為盲姑娘演奏《月光曲》的故事。

　　這的確是一個美麗的傳說。貝多芬的這個曲子（作品27之2——《c小調鋼琴奏鳴曲》）描寫的是海上月光的說法，源出於德國音樂批評家雷爾施塔布（1799～1860）。俄國鋼琴家安東·魯賓斯坦（1829～1894）非常反對用“月光”來解釋這個曲子。他說：“月光在音樂描寫裏應該是暝想、沉思、安靜的，總之，是柔和光明的情緒。《c小調奏鳴曲》第一樂章從第一個音符到最後一個音符，完全是悲劇性的（用小調來暗示），是布滿雲彩的天空，是陰鬱的情緒。末樂章是狂暴的、熱情的，表現的正是和溫柔的明月完全相反的東西。隻有短短的第二樂章可以說是一瞬間的月光。”在德國，也有人稱此曲為“園亭”奏鳴曲。園亭是建築在樹蔭下的涼亭，顯然這標題對於這首奏鳴曲也同樣是不確切的。看來，這首曲子所表現的決不是一幅明淨的風景畫，而是一種內在的陰鬱情緒。《貝多芬傳》的作者泰厄（1817～1897）說第一樂章是“少女為生病的父親祈禱”，這無論如何要比“月光”和“園亭”恰當一些。貝多芬的這首曲子作於1801年，當時他正和朱麗法塔·貴恰爾第（1784～1856）相愛，這個曲子是獻給她的。這一年的十一月十六日貝多芬寫給韋格勒的信中提到她時還說：“她愛我，我也愛她。”但到1802年初，她已另外愛上了羅伯爾·哈倫堡伯爵，並於1803年和他結了婚。羅曼·羅蘭把此曲和貝多芬的失戀聯係起來，說“幻想維持得不久，奏鳴曲裏的痛苦和悲憤已經多於愛情了。”羅蘭把第一樂章解釋為憂鬱、哀訴和痛哭。俄國音樂學家奧立比舍夫（1794～1858）認為第一樂章是失戀的“沉痛的悲哀”，好比“垂滅之火”。但1801年正是貝多芬和貴恰爾第熱戀的時候，說這個作品是寫失戀的痛苦，也許和事實不符。對於這個作品的解釋，也許俄國藝術批評家斯塔索夫（1824～1906）的見解是比較合理的。他在回憶了聽李斯特在彼得堡的演奏後，認為這首奏鳴曲是一出完整的悲劇，第一樂章是暝想的柔情和有時充滿陰暗預感的精神狀態。他在聽安東·魯賓斯坦的演奏時也有類似的印象：“……從遠處、遠處，好像從望不見的靈魂深處忽然升起靜穆的聲音。有一些聲音是憂鬱的，充滿了無限的愁思；另一些是沉思的，紛至遝來的回憶，陰暗的預兆……”《c小調奏鳴曲》因“月光”的標題和傳說而特別出名。貝多芬有一次說過：“人們常常談論《c小調奏鳴曲》，但我曾寫過比這更好的東西，象《F大調奏鳴曲》（作品78號）就是一例。”可見貝多芬自己對《月光曲》是並不十分滿意的。

　　興德勒有一次向貝多芬問起《d小調奏鳴曲》（作品31之2）和《f小調奏鳴曲》（作品57號）的內容時，貝多芬的回答是：“請讀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因此前者被稱為《暴風雨奏鳴曲》，而後者則由漢堡樂譜出版商克蘭茨（1789～1870）加上了《熱情奏鳴曲》的標題。（另一說，“熱情”的標題是由德國鋼琴家、小提琴家、作曲家和指揮家賴內刻（1824～1910）所加，這似乎是沒有根據的。）“熱情”的標題沒有貝多芬的認可，但用於這部英雄豪邁、氣勢磅礴的作品，是相當恰切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有一次在莫斯科聽到俄國作曲家和指揮家多勃洛文（1894～1953）演奏這首奏鳴曲後，說道：“我不知道還有比《熱情奏鳴曲》更好的東西，我願每天都聽一聽。這是絕妙的、前所未有的音樂。我總帶著也許是幼稚的誇耀想：人們能夠創造怎樣的奇跡啊！”1870年十月三十日，巴黎在普法戰爭中已經被普魯士軍隊包圍三個多月了。設在凡爾賽的普魯士國王威廉的大本營裏，鐵血宰相俾斯麥正同法國資產階級政府首腦梯也爾談判停戰條件。這天晚上，曾任德國駐意大利大使的格台爾，在凡爾寒的一架破舊不堪的鋼琴上，為俾斯麥演奏了《熱情奏鳴曲》。俾斯麥聽了最後一個樂章後說：“這是整個一代人鬥爭的嚎哭。”他是從一個嗜血成性的野心家立場來領會貝多芬的“熱情”的。他曾說過：“要是我能常聽這個曲子，我的勇氣將不會枯竭”，因為“貝多芬最適合我的神經”。貝多芬在1801年六月二十九日說過：“我的藝術用以改善可憐的人們的命運。”貝多芬如果地下有知，聽說他的音樂為俾斯麥利用，他一定是死不暝目的。

　　美爾策爾（1772～1838），以發明和製造機械樂器著稱於世。1813年秋，貝多芬為美爾策爾發明的萬能琴（即機械樂隊）寫作了一部戰爭交響曲，題為《威靈頓的勝利》或《維多利亞之戰》，描寫同年6月21日英將威靈頓在西班牙北部城市維多利亞大敗拿破侖的場景。美爾策爾曾經在溫克爾（1776～1826）發明的基礎上，創製了今天通用的拍節機。貝多芬首先采用，並按照它每分鍾所打的拍數來標明自己作品的速度。貝多芬的助聽器，也是1810年左右美爾策爾為他製作的。有一次，貝多芬在送美爾策爾出行時，寫了首富於風趣的卡農，來歌頌拍節機的創製者。這首象征貝多芬和美爾策爾之間友誼的卡農，後來被貝多芬選進了他的第八交響曲（作品93號），成為第二樂章的主題。

　　瓦格納稱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作品92號）為“舞蹈的極致”、“最高形式的舞蹈”、“按照理想形式的身體運動的最妙的體現”。據說他曾設想在李斯特的鋼琴伴奏下，用舞蹈來表現《第七交響曲》。瓦格納的理想，後來由俄國舞劇編導馬辛實現了。1938年，他把這部交響曲編成了芭蕾舞，用來表現一個寓言式的故事情節——世界的創造和毀滅：第一樂章：創造——在創造精神的指引下，混沌世界變成了植物和動物的有秩序的住所。出現了男人和女人，還有危險的蛇。第二樂章：大地——地球上出現了憎恨和強暴。一群男人和女人哀悼著被謀殺的少年。第三樂章：天空——天空中的神和女神對大地上的騷亂無動於衷，依然盡情歡樂。第四樂章：酒色和毀滅——人們沉湎於酒色。神看見他們惡劣地模仿上界的歡樂，因為憤怒而用火毀滅了世界。1938年5月，這出舞劇由巴西爾的俄國芭蕾舞團在摩納哥的蒙特卡洛作了第一次演出。

　　1793年1月，德國詩人席勒的朋友、波恩大學法學教授菲舍尼希寫信給席勒夫人夏洛蒂說：“有一位青年……抱著偉大而崇高的誌向，要把席勒的《歡樂頌》一節一節地譜成音樂。”這個青年就是貝多芬，當時他住在波恩，隻有23歲。貝多芬在1798年和1812年，都曾為《歡樂頌》的音樂起過稿。在1812年寫的《歡樂頌》主題，後來用於1814年10月完成的《C大調命名日節慶序曲》（作品115號）。貝多芬在1795年的前後為畢爾格的詩所作的歌曲《互愛》和《合唱交響曲》末樂章中《歡樂頌》的主題，在音調上有密切的聯係，可以說是《歡樂頌》主題的前身。後來貝多芬在1808年的《c小調鋼琴合唱幻想曲》（作品80號）中又借用這個曲調作為主題，演唱庫夫納歌頌音樂魅力的詩。《鋼琴合唱幻想曲》的合唱部分，是為寫作《合唱交響曲》的終曲而作的一次嚐試。1824年3月，貝多芬在寫給普洛勃斯特的信裏說過：“《合唱交響曲》的終曲，是按照《鋼琴合唱幻想曲》的格調寫的，但規模則遠較宏大。”由此可見，貝多芬為《歡樂頌》譜曲的意圖，從1793年開始，前後琢磨了30年，才最後在《合唱交響曲》中得以完成。《合唱交響曲》完成於卡爾斯巴德決議後一切自由思想和民主運動都遭到殘酷鎮壓的反動時期。1824年5月在維也納刻倫特納托爾戲院初次演出時，聽眾反映的熱烈是空前的。貝多芬出場時，受到聽眾五次的鼓掌歡呼，以致警察不得不出麵幹涉。但站在樂隊中背對著聽眾的貝多芬什麽也聽不見，幸而女低音歌手翁格爾牽著他的手轉過身，才“看到”了聽眾的歡呼。從初演所引起的異乎尋常的情緒可以看出，歌唱歡樂，也就是歌唱自由，在當時有著何等深切的現實意義。

　　一天，貝多芬來到一家飯館用餐。點過菜後，他突然來了靈感，便順手抄起餐桌上的菜譜，在菜譜的背麵作起曲來。不一會兒，他就完全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之中了。侍者看到貝多芬那十分投入的樣子，便不敢去打擾他，而打算等一會兒再給他上菜。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侍者終於來到貝多芬身邊：“先生，上菜嗎？”貝多芬如同剛從夢中驚醒一般，立刻掏錢結帳。侍者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先生，您還沒吃飯呢！”“不！我確信我已經吃過了。”貝多芬根本聽不進侍者的一再解釋，他照菜單上的定價付款之後，抓起寫滿音符的菜譜，衝出了飯館。

　　晚年的貝多芬有一次聽到一位朋友彈奏他的《c小調三十二變奏曲》。聽了一會兒，他問道：“這是誰的作品？”“你的。”朋友回答說。“我的？這麽笨拙的曲子會是我寫的？”然後又補充了一句：“啊，當年的貝多芬簡直是個傻瓜！”歌德評論席勒的話，完全適用於貝多芬：“他每星期都在變化，在成長。我每次看到他時，總覺得他的知識、學問和見解比上一次進步了。”有一時期，貝多芬甚至想毀掉他青年時期所作的歌曲《阿黛萊苔》和《降E大調七重奏》（作品20號）。這決不是偶然的，象貝多芬這樣，真可以說是“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了。

　　貝多芬在18歲時（1788年）和波恩的勃勞寧一家交上了朋友，這一家的女兒埃雷奧諾勒（1772～1841）和兒子羅倫茨（1777～1798）跟貝多芬學習鋼琴。1792年11月，貝多芬離開波恩去維也納。由於離別前發生了一場爭吵，貝多芬到了維也納以後有一年沒有和埃雷奧諾勒通過信。1793年，他把在維也納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其中一部分是在波恩寫的）題獻給了埃雷奧諾勒。這部作品就是以莫紮特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第一幕中費加羅的詠歎調為主題的小提琴和鋼琴變奏曲。1793年11月2日，貝多芬寫給埃雷奧諾勒的信裏，在談到尾聲中鋼琴部分技術艱難的顫音時說：“維也納有些人在晚上聽了我的即興演奏後，第二天就會把我的風格上有某些特色的東西記錄下來，算作他們自己的東西而沾沾自喜。要是我沒有看穿他們的這種行徑，我是不會寫這類曲子的。我知道他們的曲譜很快就要出版，所以我決定先發製人。但我還有另一個理由：我想難倒那些維也納鋼琴家，其中有幾個是我的死敵。我要用這個來回敬他們，因為我料到，我的變奏曲將會到處和那些所謂的先生們狹路相逢，使他們顯出一副狼狽相。”不久以後，貝多芬在大庭廣眾之下演奏了這個曲子，顯示了他那高超的鋼琴技巧。

　　門德爾鬆曾將貝多芬的一份手稿公之於眾。在這張稿紙上，有一處改了又改，竟貼上了十二層小紙片。門德爾鬆將這些小紙片一一揭開，發現最裏麵的那個音符（即最初的構想）竟然與最外麵的那個音符（第十二次改寫的）完全一樣。想當初，我國北宋文學家王安石，曾為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煞費苦心，也曾設想過幾十種方案才最終定稿。正是由於古今中外的傑出藝術家們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創作精神，才使後人欣賞到如此動人的藝術精品。作曲對於貝多芬而言，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他寫作歌劇《費德裏奧》時，為其中的一首合唱曲先後擬定過十種開頭。人們熟悉的《命運交響曲》第一樂章的主題動機，也曾在他的草稿中找到過十幾種不同的構想。貝多芬常常揣著筆記本，在散步時也從不忘記將突發的靈感記錄下來。這一點又極像我國唐朝詩人李賀。

　　“交響樂之父”海頓曾是貝多芬的恩師，但這對師生之間由於見解不同，常常發生不和。海頓十分欣賞貝多芬的才華，但無法容忍貝多芬那種大膽的創新精神和桀驁不馴的性格。因此，兩人的分手是遲早的事情。德國大文豪歌德與貝多芬於1812年在波西米亞相會，共同度過了一個月的時光。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並未建立起友誼。貝多芬熱烈佩服著歌德的天才，可對歌德的某些做法卻不能容忍。一天，他們一同出去散步。在路上遠遠看到了奧地利皇後率領著一群皇室成員與他們相向而行，歌德不顧貝多芬的一再勸阻，立刻恭恭敬敬地站到了路邊。貝多芬對歌德說：“您大可不必這樣做。貴族們的派頭是愚蠢的，隻能顯示出他們的庸碌無能……他們可以把勳章別在任何一個人的胸前，但這人決不會因此變得更優秀些。他們也許能使一個人成為七品或三品文官，但在任何時候也造就不出歌德或貝多芬來……”然而歌德不僅仍拘謹地立在路邊，而且麵部開始顯現出謙卑的微笑。貝多芬意識到，無論他再說什麽都是徒勞的。於是，他抬頭挺胸繼續向前走去。結果奧地利的皇後和皇太子認出貝多芬後，反倒率先向貝多芬打招呼、脫帽致敬。當他們經過歌德身邊時，歌德卻早已脫帽鞠躬，連頭都不敢抬一下。事後，貝多芬痛心地對歌德說：“……您對於他們過分尊敬了。”即便如此，貝多芬對歌德仍是十分崇敬的。人們在他晚年全聾時用的談話冊中發現，他不許別人用輕蔑的口吻談論歌德；並曾對人表示：為了歌德，他情願“犧牲十次性命”。然而歌德對貝多芬卻終生不能原諒，態度冷淡，有時甚至是無情的，令人十分不解。

　　蔑視權貴是貝多芬的一貫性格。貝多芬的一位友人——利希諾夫斯基公爵曾邀請貝多芬為住在他的官邸的法國軍官們演奏，但貝多芬沒有答應。公爵終於板起麵孔，變“邀請”為“命令”。但貝多芬不僅毫不畏懼地堅持回絕，而且回家之後，他就把利希諾夫斯基公爵以前送給他的一尊胸像找出來，摔得粉碎。然後，他給這位公爵寫了一封信，信中有這樣的話：“公爵，您所以成為一個公爵，不過是由於偶然的出身罷了；而我所以成為貝多芬，則完全靠我自己。你這樣的公爵現在有的是，將來也有的是，而我貝多芬卻永遠隻有一個！”對於上層社會闊佬們的諂媚，貝多芬一樣深感厭惡。貝多芬生活的時代，歐洲盛行一種“收藏名人貼身物品”的風氣。曾有一位伯爵夫人向貝多芬索取一束頭發做為紀念，貝多芬對此十分不以為然，後來竟用紙包了一束山羊的胡子將那位貴婦打發了。而那位伯爵夫人還蒙在鼓裏，以為真的得到了寶貝。有一次，幾個貴族幸運地請到貝多芬，一起欣賞他的鋼琴演奏。起初，貝多芬的興致也還不錯，可是他在演奏中逐漸發現這些貴族們並不在意他的演奏，而隻是想在茶餘飯後“裝點裝點門麵”而已。於是貝多芬立刻蓋上琴蓋，怒氣衝衝的留下一句：“我沒有興趣對豬彈琴！”後，拂袖而去。

　　19世紀20年代，歐洲的資本主義革命進入低潮，民主共和派遭到無情的鎮壓。維也納也是如此。但貝多芬無視特務、密探們的監視，經常去小酒店與從事地下活動的共和主義者們聚會。這使他成為維也納警察局嚴密注意的對象，他的名字出現在秘密警察的“記錄名冊”之中。麵對這種狀況，貝多芬仍然敢於公開咒罵複辟回朝的奧地利皇帝：“他（指奧地利皇帝）首先應該被吊死在第一棵樹上！”

　　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進步的思想意識給他了很多啟發，從而奠定了他深信人類平等，追求正義和個性自由，憎恨封建專製的壓迫。盡管維也納古典樂派中的三位著名作曲家所處的生活年代相當接近，但是貝多芬的思想同海頓和莫紮特顯然並不屬同一個“時代”。海頓一生備受淩辱，他雖也偶爾被激怒過，但卻總是逆來順受，當時進步的文學思潮和革命情緒都很少能使他激動，他的音樂同鬥爭也是永遠絕緣的。莫紮特精神上遭受的苦難並不比海頓少，他勇敢於反抗，寧願貧困而不能忍受大主教的侮辱，但在他的音樂中，從那充滿陽光和青春活力的歡樂的背後，往往還是可以感覺得到一絲痛苦、憂鬱和傷感的情緒。隻有貝多芬，他不但憤怒地反對封建製度的專製，而且用他的音樂號召人們為自由和幸福而鬥爭。貝多芬在波恩時期（1782～1792）的創作，大都是一些小型的鋼琴曲、重奏曲和歌曲等，這一時期可以說他還隻是處於創作的準備階段。他在維也納最初十年（1792～1802）的創作，比較著名的作品也隻有《悲傷》、《月光》和《克羅采》奏鳴曲及《第三鋼琴協奏曲》等。但在這期間，他對社會與政治諸問題又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也能意識到他要努力探尋的目標。1802～1812年，他的創作進入了成熟時期，這段時間後來成為他的“英雄年代”。

　　貝多芬創作活動的成熟過程表麵看來是相當遲緩的，但實際上卻非常穩固。他三十歲時才開始寫第一部交響曲，而在象這樣年紀的莫紮特已經寫了四十部左右的交響曲了。

　　貝多芬從1796年開始便已感到聽覺日漸衰弱，但是直到1801年，當他確信自己的耳疾無法醫治時，才把這件事情告訴給他的朋友。但是，他對藝術的愛和對生活的愛戰勝了他個人的苦痛和絕望——苦難變成了他的創作力量的源泉。在這樣一個精神危機發展到頂峰的時候，他開始創作他的樂觀主義的《英雄交響曲》。《英雄交響曲》標誌著貝多芬的精神的轉機，同時也標誌著他創作的“英雄年代”的開始。

　　貝多芬在維也納的後一階段，由於歐洲正經曆著嚴重的政治反動時期，即梅特涅的反動統治特別的猖獗的時期，他的創作也暫時呈現頹勢（1813～1817）。從1818年起，在貝多芬一生的最後十年當中（1818～1827），他在耳朵全聾、健康情況惡化和生活貧困，精神上受到折磨的情況下，仍以巨人般的毅力創作了《第九（合唱）交響曲》，總結了他光輝的、史詩般的一生並展現了人類的美好願望。

　　貝多芬於1827年3月26日在維也納辭世。死時沒有一個親人在他身旁，但是在同月29日下葬時卻形成了群眾性的一個浪潮。

　　貝多芬是世界藝術史上的偉大作曲家之一，他的創作集中體現了他那巨人般的性格，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進步思想，它的革命英雄主義形象可以用“通過苦難——走向歡樂；通過鬥爭——獲得勝利”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