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悲歌——文明毀劫錄

第五章曆代文字獄

　　所謂文字獄，或者叫筆禍，都是因文觸禍，被論罪者，並沒有相應的可以治罪的行為，不過是，或因為已著的文字，或因保留了他人的文字而已。這些依以治罪的文字，一部分，對統治者確有觸忤，而相當部分，則是被當權者尋文摘句，羅織罪名。

　　中國最早的文字獄，始於魯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那一年，齊莊公因與大夫崔杼的妻子棠薑私通，而被崔杼殺掉，國人大亂。齊國的太史把此事如實記錄下來，書曰：“崔杼弑其君”。“弑”是春秋筆法，以下殺上曰弑。崔杼對這個記錄當然不滿，要求修改，太史忠實於事實，乃殺之，其弟嗣書，又殺之，另一弟又書之，崔杼才“舍之”。當時有位南史氏聽說太史著者盡死，熱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如果說發生於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的文字獄，確有對統治者觸怒的因素，那麽漢宣帝時的另一次文字獄，即楊惲被殺案則有所不同。楊惲是太史公的外孫，家世貴盛，宣帝時因誅霍氏有功，封為平通，但為人苛刻，又好發人陰私，受到猜忌，免為庶人。但他不肯汲取教訓，反而大治產業，招搖過市。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勸他，既然罷官了，就應閉門思過，勿要張揚，以免招禍。楊惲卻不以為然，反而作書張揚，據說宣帝見而惡之，終以大逆罪將其腰斬。楊惲在答書裏究竟有何叛逆之罪，張晏為《漢書》作注，分析道：“山高在阻，人君之象。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家也。言豆者真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也。”楊惲的本意是否如此，已死無對證，張晏的根據是什麽，也不得而知，但這種分析方法，為後世製造文字獄提供了一個羅織成罪的極好先例。這一手法為曹魏繼承光大。據《三國誌？魏書？崔琰傳》載：“(崔)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琰嚐薦钜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以禮群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讚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殺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嗬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怒謗者，太祖怒曰：‘諺曰：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奴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虯須直視，若有所。’遂賜琰死。”在這裏，曹操把“事佳耳”(用今天的話說是“好事罷了”)同“生女耳”(即生個女兒罷了)的“耳”字等同，據這個“耳”字來定罪。崔琰說的“會有變時”不過是說楊訓為人譏笑，其處境會有所變化，並不涉及軍國大事，曹操卻曲解為“意指不遜”，從而將崔琰殺掉，這純粹是深入周綱，無中生有。據說對崔琰的死，毛頗為不服，有人密告曹操說：天長期不下雨，是因為崔琰和他的家人(沒為官奴婢)受到冤枉。曹操大怒，將毛收入獄中，派大理鍾繇審問，鍾繇說：黥麵和沒家人為奴，乃古聖帝明王之法，曹操對崔琰一家的處置並不過分。根據天人相應的關係，刑法嚴酷，天氣寒苦，刑法寬緩，天氣才亢旱。現在氣候亢旱，難道是刑法嚴酷了嗎？並要毛交待發牢騷的時間、地點、場所、對象。毛否認，要求對質。曹操無法，然終將毛免黜。鍾繇在這裏審訊駁詰，步步進逼，令人汗下，作為辯論文章，可謂絕妙，故為《三國誌》全文收錄。可惜終為人爪牙，而為後人所鄙。

　　如果說曹操殺崔琰、斥毛，大興文字獄，主要是為了殺人立威，帶有突發的偶然色彩，那麽殺孔融則純粹因二人不和而有意為之。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孫，初為北海令，後歸附曹操，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屠鄴城，曹丕私納袁紹子袁熙之妻，孔融深為不滿，給曹操寫了一封信，說“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曹操以為孔融學問淵博言出有典，便問：“出於何典？”孔融對說：“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曹操因此非常惱怒。但孔融卻不識時務，以後又對曹操屢有觸逆。如當時戰爭頻仍，糧食匱乏，曹操下令禁酒，嗜酒的孔融對此不滿，寫信嘲謔說：“酒之為德久矣，您說飲酒亡國，那麽桀紂以色亡國，為什麽今天不禁止結婚呢？對此，曹操外雖寬容，而內則不平。禦史大夫郗慮知道曹操的心事，以法免除孔融的官職，一年後又拜太中大夫。孔融雖失勢居家，但常常賓客盈門，愛其才而樂其酒。孔融常歎道：“坐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中有貌似蔡邕者，融每每酒酣，引與同坐，說：“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曹操愈加憤怒。一次，孔融與郗慮在朝廷上爭吵起來，互相攻訐。曹操知道此事後，致書孔融說：

　　“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意思是說，我曹某雖不能安都治國，但殺幾個浮華文人還是綽綽有餘的。這分明已露出殺機。孔融這才慌了，趕忙寫信檢討，但為時已晚。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終於借口說孔融對東吳使者發牢騷而將其棄市，並株連其子。據說“時二子年八歲，融被收，端座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遂被殺害。

　　因為孔融是海內名流，曹操又以愛才自詡，所以殺他，還是很費了些周折，但仍怕世人不服，乃指使軍謀祭酒路粹編織罪名。第一條罪名是：“融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為劉字的繁體，這實際是指斥孔融有謀反之意。第二條罪狀是：“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中微行，唐禿宮掖。”即指責孔融蔑視朝廷法度。第三條罪狀是：“又與白衣彌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讚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複生。”即指責孔融有非聖之意。

　　謀反、蔑視朝廷法度、非聖，哪一條罪狀也足將孔融置於死地，何況三條。最為可悲的是，融以孔聖之後，竟被治以非聖之罪。由此可見深文周納、無限上綱的治罪方法在曹魏時期有多麽鋒。據說‘融誅之後，人睹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曹操剛將此文布於天下，又下令說：

　　“則太中大夫孔融既伏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狂詐，不複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彌衡受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情，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

　　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椽屬，使皆聞見。

　　這在孔融身上又羅織了一條罪狀，即“違反天道，敗倫亂理。”因此“雖肆市朝，猶恨其晚。”由此可見孔融在當時的影響和曹操的又恨又懼的心態，及深文周納、無限上綱的羅織罪名的手法。晉代魏後，依然繼承了這種手法，當時因文字遭禍的人數不勝數，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魏晉之交的嵇康之禍和北魏崔浩《國書》之獄。

　　曹魏之際，司馬懿父子當權，大將軍曹營爽被殺後，“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篡魏已成必然之情。“竹林七賢”中，山濤、王戎等六人已先後歸從司馬氏，接受了官職，隻有嵇康不附司馬氏。因此被殺。據《晉書？嵇康傳》等書記載，嵇康當年貧居，以鍛鐵維持生計，曾與向秀共鍛於柳樹下。貴公子鍾會盛服求見，嵇康埋頭掄錘，沒有理會來客。鍾會難堪了半天，駕車怏怏離去。臨行，嵇康卻停下活計用嘲諷的口氣問鍾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不懷好意地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已埋下了報複的種子。嵇康的朋友呂安之兄呂巽將呂安的妻子奸汙，為了掩蓋自己的醜行，反誣呂安不孝，呂安因此下獄。呂安為了辯白冤枉，引嵇康作證，嵇康仗義執言，結果也被誣入獄。鍾會此時為司隸校尉，受司馬昭寵遇，便進讒言說：“前幾年毋丘儉起兵造反，嵇康曾經想響應，幸虧山濤阻止。嵇康是個危險人物，留著是個禍害。如今他和呂安言語放蕩，詆毀聖人教旨，帝王所不能容忍。應該象當年太公誅華士、孔子誅少正卯那樣將其殺掉，使風俗歸於純正”。司馬昭早就對嵇康不滿，鍾會的提議正合他的心意，於是把嵇康和呂安殺掉。說嵇康想謀反，可能是誣毀，說嵇康言論放蕩，可能是指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山濤(字巨源)依附司馬昭，任選曹郎，升官離任時推薦嵇康接替他的原職，但嵇康不願依附司馬氏，於是作《絕交書》表示要和山濤絕交。這篇《絕交書》與其說是給山濤看，不如說是寫給司馬昭看的。他在信中表白自己的人生態度：

　　“(康)加少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複疏懶，筋駑肉緩，頭麵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以教製，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滔湯火，雖飾以金鑣，餉以嘉肴，逾思長林而誌在豐草也。

　　阮別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複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書，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嗚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其俗，七不堪也，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這封長信痛快淋漓地陳述了自己不願做官的原因，可謂有自知之明。可惜他隻顧自己說得痛快，沒有考慮到將會產生什麽後果，因為在司馬昭看來，無論嵇康怎麽解釋，無非是不與自己合作，與山濤絕交也就是與司馬昭集團絕交，而且越把自己說的清高，就越顯出官吏的庸俗、卑汙，無異於諷刺司馬昭集團。所以鍾會一進讒言，司馬昭便乘機將嵇康除掉。嵇康臨死前，太學生三千人請求赦免他，要拜他為師。司馬昭不許。嵇康善彈琴，臨刑前，他望著西沉的太陽，回頭看看身影，若有所戀，他要了一張琴，從容奏完隻有他自己能彈的異曲《廣陵散》，悵歎道：“《廣陵散》從此絕傳了。”時為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

　　崔浩字伯淵，北魏清河東武城人，家族顯盛，自魏晉以來便代有名臣。崔浩的父親崔宏效力於道武帝、明元帝。崔浩出身名門，熟悉典製，又通曉天文、地理，懂兵法、多智謀，深得明元帝、太武帝的賞識、倚重，官至司徒，襲爵白馬公。崔浩門第高貴，才智出眾、官高爵顯，加上為人耿直，遇事好爭，所以嫉妒、忌恨他的大有人在，經常在太武帝麵前說他的壞話。

　　早在道武帝時，秘書郎鄧淵受命編了一部十多卷的《國紀》，到明元帝時，這項事情被中斷擱置下來，沒有繼續進行。太武帝神二年(429年)，修史之事重被提起，命司徒崔浩和他弟弟崔覽以及高允、高讜、張偉、鄧穎等一群文官續修，指定由崔浩負責，並要他“務從實錄”。結果不費多大功夫便編成一部三十卷的編年體《國書》，其中道武帝部分仍取鄧淵舊文。事情到此本該結束，可偏有兩個參與修史的著作令史閔堪和穀阝標出來畫蛇添足，他們為了巴結崔浩，請求朝廷把《國書》全文刻石立碑，以表彰崔浩的“直筆”，並把崔浩所注的“五經”也一同刻石立碑。當時北方人最重碑刻，把自己的著作刻在石碑上“永垂不朽”，何樂而不為，崔浩當然讚成閔、穀阝的建議。主持政務的皇太子也很讚成，事情便這麽定下來。於是在都城(今山西大同)郊外大路邊選了一塊百步見方的地盤建立史碑、經碑，崔浩是著名書法家，碑文大概也是自己丹書，也不知刻了多少塊石碑，總之用了三百萬工，終於大功告成。

　　儒家經典和私人著作刻石立碑的以前有過，唯獨沒有史碑，且又立在大路旁，來往行人免不了圍著看稀罕。人們看過史碑難免對其內容進行議論，《國書》所記北魏統治者的“家醜”秘事也隨之傳揚開來。權貴們本來就對崔浩沒有好感，如今見崔浩修史立碑“暴揚國惡”，便怒不可遏，紛紛向太武帝告狀，對崔浩詆毀中傷的也不僅僅限於修刻史石。太武帝平素雖極寵崔浩，但是個容易衝動的人，盛怒之下命將崔浩逮捕治罪。審理中，辦案人員從崔浩所薦引的數百名秘書郎和長曆生那裏取得了他受賄的證詞，崔浩本人也予承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崔浩被誅，崔氏家族及與其通婚的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諸家族同時被誅滅，參與修史的官員胥吏一百二十八人也被處死。案發後崔浩在暴怒的太武帝麵前嚇得雙腿發抖，連話都說不出來。同時得禍的高允在太武帝麵前竟麵不改色心不跳，勇於承擔責任，太武帝要把參與修史事的一百二十八人都夷滅三族，高允據理反對，太武帝竟依了他，連他本人也被免罪。崔浩《國書》之獄從個人方麵來說，他最大的失算是輕信人言，把國史刻成史碑。因此，與其說是修史之禍，不如說是立碑之禍。至於人們說他修《國書》“備而不典”；“暴揚國惡”，無非是如實記錄了北魏統治集團一些不大光彩的事跡，既然敢於立碑，想必不至過分，況且太武帝先有“務從實錄”的指示。事發後，崔浩被殺，所修《國書》卻沒有被毀，後來不斷有人續修，最後由北齊魏收修成《魏書》。因此，崔浩《國書》之獄的發生，修史僅是導火線，更深層的原因是北魏統治者想借此機會打擊北方的士族，這一點，從士族牽連得禍的情況也可以看出來。

　　隋朝雖然短祚，但也製造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文字獄。據唐朝柳公權在《小說舊聞》中記述了這樣一段掌故；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薛道衡是隋朝著名詩人，曆任文、煬兩帝，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他的《人日思歸》“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據說當時不脛而走，傳到南方後便引起了文士們的騷動。而他因此獲罪的“空梁落雁泥”更是膾炙人口的佳句，原詩題為《昔昔鹽》，全詩是：“垂柳複金堤，蘼蕪葉複齊。水溢蕪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綿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矣，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雁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煬帝也是隋代著名詩人，尤其是邊塞諸作，鏗然獨異，但一句“空梁落雁泥”使他妒火中燒，最後竟要殺人。當然要殺薛道衡這樣的人，還是得有適當的理由。大業五年(609年)，年已七旬的薛道衡請求致仕，寫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頌》，被煬帝指為有“漁藻之義”(《漁藻》出於《詩經？小雅》，是諷刺周厲王的一首小詩)，於是將其絞死。

　　中國曆史上文字獄數不勝數，各種各樣，但象煬帝這樣，因妒才而製造事端殺人者，卻不算太多。

　　唐代文士的命運是開朗充盈，令人歆羨的。“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書。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有這樣的經濟基礎，政治氣候又寬鬆開放，使唐代文士的精神大都光明燦爛，偶然觸上文網，也不會招來前輩那樣的災難。唐初四傑之一的王勃，寫過一篇《檄英王雞》，其時，流行鬥雞，宮中亦然，《檄英王雞》便是一篇“討伐”英王雞的遊戲之作。高宗看了很不以為然，認為這樣會挑唆王子間的矛盾，但也並未深究，隻是將王勃從王子們的身邊逐走而已。也是唐初四傑之一的駱賓王寫的《討武檄》，直斥武則天狐眉惑主，但武則天讀後隻是嘻笑。埋怨大臣們沒有眼光，沒有將這樣的人羅織在身邊。高宗征高麗時，有個叫萬元頃的人“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寫了一篇征討高麗的檄文，放言大論，卻提醒高麗人要固守鴨綠江天險，結果高宗的將士們無功而返。對此事，高宗也未深究，僅將其流放嶺外充軍，且不久又召回來，封為著作郎。德宗時代，牛李黨爭，李德裕的門人衛，以牛增孺的名義寫了一篇傳奇小說―――《周秦行紀》，偽造僧孺未舉之時遇到了蔣太後、王昭君、楊貴妃等人的鬼魂，借貴妃之名，呼德宗為沈婆兒(德宗亡母稱為沈婆，沈婆兒即沈婆的兒子)，李德裕借機陷害說這是“無禮其君甚矣！懷異誌於圖讖明矣！”到了開成年間，又為憲司舉覆，此時文宗已然禦極，看了一笑置之，說“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於是事寢。一場蓄謀已久的文字獄，便在笑聲中煙消雲散了。可惜，這樣的笑聲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裏，過於短暫、過於稀少了。繼之而起的宋，雖稱文治，文字獄的魔影卻愈益陰沉了。

　　入宋以後，文字獄往往與禁書連帶在一起，如烏台詩案、李光私史案、梅花詩公案等，這些文字獄在《禁書》一章中將作詳細論述，這裏僅著重介紹一下車蓋亭詩案。

　　王安石執政期間提攜一批“新人”中，不乏投機奸邪之徒。蔡確便是其中之一。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因王安石的推薦，受到重用，元豐間位至宰相。蔡確為人陰險刻毒，善觀風色，當他注意到神宗對王安石的態度時，便彈劾王安石，又曾彈劾沈括，謂其“見朝廷法令未便，不公言之而私語執政，意王安石既去，新法可搖耳。”挑起神宗怒火，將沈貶往宣州。神宗病重期間，蔡確及其同黨邢恕曾經謀議讓神宗的弟弟雍王趙顥或曹王趙君頁嗣位。但神宗死後，繼位的還是太子趙煦(即哲宗)。哲宗即位後，蔡確心不自安，為保住相位竟與邢恕、章等人散布言論，說自己有定策輔立哲宗，讚助“更化”的大功，並誣說高太後原想廢趙煦，立趙顥。高太後當然也不客氣，於元佑元年(1086年)罷免蔡確的相位，讓他以觀文殿學士的頭銜出知陳州，繼而改知亳州。次年，以弟蔡碩貪贓事，罷學士，改知安州，後又改知鄧州。在安州期間，蔡確亻宅傺無聊，一日遊覽當地名勝車蓋亭，乘興寫了《夏日登車蓋亭詩》十首絕句，詩中似有怨謗情緒，傳出後為知漢陽軍吳處厚獲悉。吳處厚當年曾教過蔡確作賦，蔡確拜相後吳求提撥，蔡不予理會。兩人從此結怨。後蔡確知安州時，有批徒卒按規定應遣戍漢陽，蔡確卻堅持不遣。吳處厚認為是藐視自己，盛怒之下，便把蔡確那十首詩箋釋後呈奏朝廷。並指出其中所含怨謗之處，如蔡詩第二首：“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覺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吳處厚注第三句雲：“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笑何事”，第六首：“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鬧，波問逐隊小魚忙。”吳處厚注第三、四句雲“譏新進用事之人；”第八首：“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雲間。古人不見清風在，歎息思公俯碧灣。”吳注雲：“郝處俊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遜位天後，處俊上疏諫，此事正在上元三年。今皇太後垂簾，遵用章獻明肅故事，確指武後以比太後”。第十首：“喧六月浩無津，行見沙州束西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淪海會揚塵。”吳注第四句雲：“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奏上後，左右諫議大夫梁燾、範祖禹，左右司諫吳安詩、王岩叟及左右正言劉安世等人接連上疏請求嚴懲蔡確，中書舍人彭汝礪、侍禦史盛陶等人則上疏反對，認為如果聽信吳處厚之言，將助長告訐和羅織之風。最後高太後將蔡確降官，分司南京。梁燾、劉安世等人認為處分過輕，並上密疏開具了蔡確與王安石的親信、朋黨名單，企圖將元豐黨人一網打盡，對蔡確則流放嶺南。但遭到右仆射範純仁、尚書左丞王存等人的反對，認為蔡確已經罷官，黨羽也多失勢，如果發起“清黨”，將使人心不安；況嶺南一路自仁宗初年丁渭貶崖州後，六十餘年沒有宰輔大臣走過，如果重新開辟為大臣罪謫之路，影響不好。但高太後最後還是將蔡確流往嶺南，貶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範純仁、王存、盛陶、彭汝礪等人分別受到貶官處分。

　　不過，兩宋時期文字獄雖然頻仍，但由於宋人立國精神，對士人相對優容；無論文字獄多麽殘酷，一般都沒有殺頭之禍，相對於秦皇、魏武、隋煬等帝，動輒殺人，不能說不是不幸之萬幸了。

　　入元以後，蒙古貴族對禁書雖極注重，但文網倒不甚太密，其間雖也有誅殺、流放的重案，但事件不多，影響不大。可以說是兩宋和明清兩大文字獄高峰間的低穀。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在異族統治下，廣大知識分子不敢借文譏世，二是蒙古統治者對文字吹毛求疵的一套做法不熟習。

　　與宋人文治政第相反，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是以“猛”治國。所謂猛，就是屠殺。對功臣是這樣，對贓官是這樣，對讀書人也是這樣，其中尤以對讀書人為殘暴，這與太祖自身的經曆有關。朱元璋自幼家貧，並曾在皇覺寺出家。參加農民起義，特別是稱帝建國後，他非常注意征儒辟士，求才納賢，即位以前便已招聚了一群士人為自己效力，即位後又連頒詔旨，征辟大批士人興禮樂，定製度，充實各級政權機構，但由於自己的出生和經曆，使他在士大夫麵前不免覺得矮一截，心靈深處被無法擺脫的自卑感所壓抑。據說他曾想認朱熹為祖先，無意中被人提醒而已。士大夫們對這位出生貧寒當過和尚做過“強盜”的“新貴”皇帝，有相當多的人從心底不敬服，不承認他是得天命的君主，懷疑新王朝的前途，加上對新王朝嚴刑峻法的恐懼，所以明初士大夫多不願出仕。當時征辟士人如捕罪犯，由地方官監押上路，有的征而不仕，有的至而不仕。朱元璋對於這些抗征拒化的頑固士人概不客氣，如大名府士人秦裕伯避亂寡居上海，兩次征招不出，太祖親筆寫信說：“海濱居民好鬥，裕伯身為智謀之士而堅留其地，將來恐有後悔，”秦裕伯不得已應征赴京。臨海縣文士陶凱獲知使者將至，隱避不出，太祖對使者說：“陶凱如果不來，把他九族以內親黨的腦袋割來。”陶凱隻得乖乖上路。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為了避征，各自截去左姆指，蘇州文人姚潤、王漠被征推托不至，結果都被斬首示眾，家產籍沒。為了對付這些“不召之臣”，太祖還特別在《大誥》中規定：“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則“誅其身而沒其家。”

　　太祖與士人的這種隔閡，是明初文字獄繁興的重要原因。其次，勳貴對士大夫的嫌忌與排斥，對當時文字獄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明初太祖銳意文治，重用士人，勳貴、武臣難免不滿，而當時勳貴、武臣多係淮北人，士夫多係江浙人。鄉籍觀念促成了宗派集團。淮北集團的排文情緒對太祖不無影響，有人乘機在太祖麵前說“文人益於譏訕，往往使人受了譏訕還不知道。張九四讓身邊的文人給他起個雅名，於是取名士誠。他哪裏知道這個名號是從《孟子》“士，誠小人也’這句話截取來的，可笑他被人罵了一輩子還蒙在鼓裏。”太祖檢讀《孟子》，果然不錯，從此多了一個心眼，特別注意推敲臣下的各類文字，從中尋找“譏訕”字句，猜疑興獄。

　　在明初的文字獄中，死得最冤枉的是一批賀表謝箋的作者。明初定製：凡遇正旦(歲首)、冬至、萬壽聖節(皇帝生日)等節日，以及為皇太後、太皇太後上尊號和冊立太子等慶典，官府必須上表箋祝賀，此外，遇有恩典賞賜依例須上謝恩表。在地方官府，這兩類表照例由教官執筆撰擬。這本是禮節性的官樣文章，朱元璋卻用異樣的眼光逐字逐句認真閱讀。由於他讀書不多，對字音字義，文理文脈，用典藻飾等有關知識半懂不懂，本來正常的頌揚文字句被他胡嚼蠻啃，妄作附會，結果都被認為含譏帶誚，作者接二連三做了屈死鬼。據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統計，當時表箋案主要有；

　　浙江某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長官作《謝增俸表》，內有“作則(與“賊”音近而附會，下同)垂憲”之句而被誅。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賀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之句，被誅。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王景為按察使作《賀冬節表》，內有“儀則天下”，被誅。

　　桂林府訓導蔣質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賀表》，內有“建中作則”，被誅。

　　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生”附會為“僧”)知”，被誅。

　　灃州州學學正孟清為本州作《賀冬節表》，內有“聖德作則”，被誅。

　　陳州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賀表》，內有“壽域千秋(“壽”與“獸”音近；“域”疑被誤讀為“或”，與“禍”音近)，被誅。

　　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內有“遙瞻帝扉”(“帝扉”附會為“帝非”)，被誅。

　　祥府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內有“取法象魏”(“取法”與“去發”音近，附會為當和尚剃光頭；“象魏”又有比況曹操之嫌)，被誅。

　　亳州州學訓導林雲為本州作《謝東宮賜宴箋》，內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式君父”被附會為“弑君父”。朱元璋當年曾令部下將故言韓林兒沉殺於瓜步江中而心虛)，被誅。

　　慰氏縣學教諭許元為本縣作《萬壽賀表》，內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法坤”與“發髡”音近，“藻飾太平”與“早失太平”音近，朱元璋可能是用方言鄉音去讀這類字句)，被誅。

　　德安府學訓導吳寬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內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門”等句(“道”被附會為“盜”，“青門”借指東宮，被附會為寺廟)，被誅。

　　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作賀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句，被誅。

　　以上僅僅是有明確記載的、比較明顯的十三例。當時因表箋禍而死的不知有多少，幸免於難的據說隻有蒲州學正張某一人。張依例作賀表，內有“天下有道，”“萬壽無疆”等句，朱元璋把“道”讀作“盜，”“無疆”則認為是咒他亡國，不由大怒，傳命送到京師，親自審問，張正麵申辯說：“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必出自經典。‘天下有道；是孔子說的’，‘萬壽無疆’出自《詩經》，說巨謗證，不過如此。”朱元璋隻好把他釋放。朱元璋的這種做法，使臣僚們十分恐懼，

　　叩請朝廷頒發先經擬定的表箋成式，使臣民有所遵守，朱元璋便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等人製定一份《慶賀、謝恩表箋成式》，於洪武二十九頒行天下。

　　表箋有了模式，教官們有章可循，或者可以幸免，而以其他文字形式，無心中觸發了朱元璋忌諱而被誅殺的，也還不少。有個和尚寫了一首謝恩詩，呈獻給朱元璋，其中吟道：“金盤蘇合來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下賜，自慚無德頌陶唐。”本意是拍馬感恩，誰知朱元璋讀後卻勃然大怒，謂“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

　　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還有一位叫止庵的和尚寫了一首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池溏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得未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窗戶不殺香。晚風隻有溪南柳，又畏蟬聲鬧夕陽。”朱元璋讀後大為憤怒，咆哮道：“汝詩熱時無處乘涼，

　　以我刑法太嚴耶？頻掃地，不殺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卻不肯為善耶？”這位和尚最後不得善終。

　　明初最為引人注目的文字獄是高啟之獄。高啟字香迪，號槎軒，長明(今江蘇蘇州)人。博學善吟，詩與楊基、張羽、徐賁齊名，有“吳中四傑”之譽。張士誠據吳稱王時，廣召士人，高啟不受籠絡，避居吳淞江邊的青丘，號青丘子。洪武初，高啟應薦與修《元史》，授翰林編修，

　　高啟在朝時寫過宮體詩，即《題宮女圖》；“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夢有誰來。”因是諷刺宮禁私情，太祖在當時忍而未發。洪武三年(1370年)擬擢高為戶部右侍郎，高卻以年少不堪重任為由，堅辭不就，回青丘教書度日。這種不合作態度，朱元璋也均記在心中。洪武五年(1372年)，高啟友人魏觀出任蘇州知府，把高啟接進府裏朝夕聚談歡酌。張士城當年在蘇州稱王，改府治為王宮，而把府治遷到地勢低窪、麵積狹小的都水行司衙門內，朱元璋平吳後平毀張氏王宮，蘇州府治卻未動，魏觀上任後便自作主張在舊址重建府衙，

　　按照風俗舉行上梁儀式，特請高啟寫了一篇《上梁文》，文內有“虎踞龍蟠”等套話。魏觀仇家得知，便誣稱魏觀有做張士誠第二的野心。朱元璋命禦史張度查明題參，魏觀因此被誅，高啟坐罪腰斬，屍體大卸八塊，時年僅三十九歲。同時被殺的還有王彝。

　　明初因宮體詩得禍的還有監察禦史張尚禮。他作了一首《宮怨》詩：“庭院沉沉盡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詩意不含諷刺，但因描寫宮禁而激怒朱元璋，終被下蠶室死。禮部侍郎朱同則因給某宮女題詩，後來這宮女非正常死亡，查出朱同題詩事，賜朱同自殺，凡與這宮女有文字瓜葛的都被處死。

　　明初的詩文之獄，並不限於譏訕詩和宮體詩，有些人簡直是莫名其妙的被處死了。當時有位僉事陳養浩感於戰亂，作詩吊時，內有“城南有婦，夜夜哭征夫”之句。朱元璋得知把陳養浩拘到湖廣，投在水中淹死。洪武九年(1376年)，“吳中四傑”之一的徐賁奉使山西、河北，廉訪官風民情。朱元璋料想他此行一定詩興大發，真情表露，待徐賁回家後派人檢查其行李，見隻有幾首平平淡淡的紀行詩，這才放心，授於給事中之職。徐賁固然很聰明，逃過了這一劫，但未能善終。洪武二十九年(1393年)，涼國公藍玉坐謀反罪被誅，案件株連甚廣，凡有片言隻語關聯者都不得逃脫幹係，徐賁因曾為藍玉的一幅畫題過詩，因此被處死，臨刑口誦五代短詩一首：

　　“鼉鼓之聲急，西山日又敘。黃泉無客舍，當夜宿誰家。”事後朱元璋問監刑官，徐賁死時有何話說，監刑官如實匯報，朱元璋誤認為詩是徐賁作的，發怒道：“他有這樣的好詩，你為什麽不及時報告把他殺了？”惱怒之中便殺了監刑官。這位監刑官就這樣莫名其妙地作了冤死鬼。甚至連皇子的老師們也難以幸免。洪武末年，翰林修撰張信奉命教朱鬆(朱元璋第二十子)讀書，取杜甫《絕句六首》中的一首為習字的字式。其詩雲：“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朱元璋知道後，認為張信是有意取荒敗景象諷刺當今盛世，於是找了個機會將張信處死。老臣宋濂曾為王子們的老師，因他的孫子宋慎被告發是胡黨，宋濂也受到株連要處以死刑。馬皇後知道後替宋濂求情，說民間百姓為子弟請老師，寧肯自己餓著肚子，也要好好款待，何況皇家師傅。朱元璋不聽，馬皇後不吃肉，不喝酒，朱元璋感到奇怪，馬皇後說：為宋先生修福。這才免掉一死，安置茂州。

　　在這樣胡攪蠻纏式的文字獄麵前，讀書人大都不願做官。浙江人楊維貞，以詩名壇，被朱元璋征召，維貞到南京不久，便請求還鄉。廬陵張昱也被強迫為官，昱婉辭，朱元璋看他年事已高，沒什麽用，便讓其還鄉，說“可閑矣”。從此，張昱自號可閑老人，小心謹慎，絕口不談時事。他做的一首詩，極好地描繪了他的心態：“洪武初年自日許還家老貧賤。池館盡會當時人，惟有筆硯伴閑身。劉伶鬥內葡萄酒，西子湖頭揚柳春。見人昔斤輪隻袖手，聽人談天隻箝口。”反映了那時讀書人的普遍心曲。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孫朱允火文嗣位，次年改元建文。建文四年(1402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以“靖難”為名稱兵起事。攻入南京，建文自焚而死(或雲出亡)，朱棣篡位，並對建文帝的輔佐大臣進行了血腥的屠殺。其中最為悲壯的是方孝孺之死。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洪武間應征出仕，建文時任侍讀學士，是建文帝的心腹謀臣之一。他是名儒宋濂的弟子，博學、端方，文章極佳，醇深雄邁。據說朱棣南下時，其謀士姚廣孝曾對他說：城下之日，孝孺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到南京後，孝孺果真不降。朱棣投之於獄，並讓他起草即位詔書，孝孺隻是放聲痛哭，朱棣勸尉他：“先生毋自苦，予人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質問：“成王安在？”朱棣說：“彼自焚死”，又問：“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答曰：“國賴長君。”又問：“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又說：“此朕家事”，即命授以筆劄，孝孺投筆於地，且笑且罵道：“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大惱，以誅九族相威脅，孝孺毫無懼色，厲聲道：“十族又能奈我何！”將孝孺磔殺於市，又將其九族，加上門生故舊，以湊足十族之數，株連處死。因孝孺而被殺的達八百七十三人。族誅之刑自商周以來便有，秦漢時一般誅三族(如李斯、韓信)，而有誅七族的(如荊軻)成祖竟有十族之誅。

　　同時被屠殺的大臣中，練子、胡閏、高翔和景清也死得極為慘烈。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親淦人，建文時為副都禦史，朱棣攻入南京後，被綁見成祖，大罵不屈，舌頭被割下後又以舌血大書“成王安在”四字，最後被淩遲處死。宗族一百五十一人也都被處死。胡閏，字鬆友，江西鄱陽人，時任大理少卿，被召見時不僅不降，且大罵不止，成祖命鑿去牙齒，後連其子一同縊殺，屍體剝皮，縫為人形，充入幹草，懸掛武功坊，家族誅滅，二百一十七人被殺。高翔，陝西朝邑人，時任監察禦史，被成祖召見時身穿喪服，成祖要其歸順，高出言不遜，最後遇害族誅，親戚戍邊，祖墳被刨毀。成祖還下令給資助過高翔的人家增加永久性賦稅，說要讓高翔世世受人唾罵。景清，陝西真寧人，時為禦史大夫。初偽降，上朝時身藏尖刀，擬為故主複仇，被成祖察覺，家族誅滅，鄉鄰也被抄殺，村裏為墟，謂之“瓜蔓抄”。

　　方、練等人死後，其文字著作也遭到嚴厲禁止，私藏者罪至於死，這項政策終永樂、宣德之世不變。

　　成祖以後，文字獄的恐怖氣象，略為寬鬆一些，但朱元璋與朱棣所製造的名種形式的文字獄還是被其子孫們賡續下來，而且隨著時代的變化又有所發展。表現在表箋方麵，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六科給事中張思靜，因元旦賀表失抬萬壽字被杖責四十。表現在詩文方麵，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禦史張楷因作除夕詩為禮科給事中王詔彈劾，坐罪免職；嘉靖時河南巡撫胡纘緒以迎駕詩有“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句被視為不恭，幾興大獄，尋將其革職，杖四十。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稱疾乞休，帝慰留，在複辭中因引白居易、張詠詩句觸帝怒，以怨望無人臣禮勒致仕。在思想意識方麵，嘉靖、萬曆時顏鈞、何心隱、李贄的文字獄，其中以後者在晚明影響最大。

　　李贄號卓吾，又號溫陵居士，福建泉州人，舉人出身。做過幾任小官，期滿後告別官場，流寓湖廣黃安、麻城等地，專力著書講學。李贄深受王學影響，對佛教、道家乃至西方某些哲學觀點也有沾濡，與程朱理學和諸多傳統意識、世俗觀念格格不入，所著《焚書》、《藏書》有許多離經叛道、驚世駭俗的言論。萬曆十二年(1584年)，他在黃安寄居的契友耿定理去世，李贄攜家離開黃安。他派人把家眷送回福建老家，自己獨身住進麻城龍湖芝佛院，後索性落發為僧，在佛院著書講學，附近男男女女都慕名前來聽講。當地守節女士梅澹然常與他談道論法，為此招致許多流言蜚語。由於他攻擊假道學的許多言論是為耿定理之兄耿定向而發的，身為刑部尚書的耿定向尋隙報複。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耿定向的門生某禦史巡撫麻城，將以“大壞風化”的罪名加罪李贄，李贄被迫離開麻城，先後漂泊兩京，最後又回到湖廣，住在鄰近麻城的黃檗山。麻城官府以“宣淫”的罪名，煽動人們將其趕出黃檗山，搗毀其住房和預造的藏骨塔。李贄不得已北赴京師，滯居通州。萬曆三十年(1602年)閏二月，禮科給事中張向達根據傳聞上疏參劾七十五歲高齡的李贄，謂其所著諸書荒誕不經，蠱惑人心。誣蔑李贄在麻城與浪遊子弟同遊庵院，

　　挾帶妓女白天同室洗澡，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有的甚至攜帶被枕與李贄同住庵中，結果把麻城鬧得“一境如狂。”疏中最後建議把李贄解回原籍治罪，所著書全部燒毀。神宗當即準奏，通州官府奉命逮捕李贄。同年三月十五日，李贄在獄中乘理發之機用剃刀自刎，以死作了最後一次抗爭。李贄死後，其著作屢遭禁毀，但越禁越流行，甚至傳到了朝鮮、日本，所以顧炎武曾哀歎道：“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

　　隨著滿洲的鐵騎進入山海關，更大的災難降臨到知識分子頭上。滿洲貴族進入中原，遇到了漢民族、特別是漢族知識分子的頑強抵抗。為了鎮壓這些反抗鬥爭，清朝統治者一方麵使用武力，不惜殺人盈城，一方麵大興文字獄，殘酷殺害知識分子。據有人統計，在清王朝統治的二百六十八年中，共發生一百六十餘起文字獄，幾乎一年半一次。這些文字獄，主要集中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其中又以乾隆朝最多。在乾隆在位的六十三年中，文字獄竟達一百三十多起，一年兩次還要多。乾隆以後，嘉慶、道光朝的文字獄較為少見，到光緒末年，文字獄又有抬頭之勢，但由於清王朝的迅速滅亡而作罷。

　　具體來說，清代的文字獄始於順治四年(1647年)的釋函可私史案。函可字祖心，號剩人，

　　俗姓韓，名宗馬來，廣東博馬人，其父韓日纘明末任禮部尚書，父死後家道中落，宗馬來遂出家。明亡後，函可不忘故國之思，在江寧著《變紀》一書，載錄了抗清死難烈士的事跡和清軍的暴行。

　　順治四年出城時為滿洲士兵查獲，遂投入獄。次年以犯忌諱罪流放沈陽。順治十六年(1659年)

　　病死於戍地，遺詩被弟子編為《千山詩集》，乾隆時曾被列為禁書。函可一案開啟了清人對漢族知識分子反清意識的敏感與防範。隨後發生的黃毓祺案、馮舒以案及莊廷钅龍私史案都是這一指導思想的產物。其中以莊廷钅龍私史案持續時間最長，牽及的人也最多。早在明天啟年間，告病回鄉的內閣首輔朱國楨曾編寫一部《皇明史概》一書刊行、《列朝諸臣傳》則專刊。明亡後，朱家家道中落，後人將《列朝諸臣傳》稿本賣給鎮上富戶莊廷钅龍。業已失明的廷钅龍有意編一部史書傳世，便請當地名士茅元銘、吳之銘等十餘人把買來的稿本潤色，加上天啟、崇禎兩朝史科，輯成一部《明史輯略》，署上自己的名字。為提高知名度，廷钅龍請前禮部侍郎李令皙寫了序言，並在書前開列了一大串“參訂”名氏，其實有些人並未參與其事。廷钅龍死後，由其父雇工刻印，於順治十年冬(1660年)印裝完畢，開始發賣。列名“參訂”的查繼佐、範驤、陸圻三人與莊氏父子素昧平生，根本未參與其事。為避免麻煩，三人於同年出具呈文，申請備案，但地方官不予受理。由於莊家有財，許多人便企圖借此來敲詐，其中有成功者，有不成功者，最後遭到碰壁的前歸安縣令竟於康熙元年(1662年)冬赴京師，到刑部控告莊家撰造“逆書”，清廷立即派人到湖州調取書板，捉拿人犯，到康熙二年定獄。其中除已死的莊氏父子被戮屍外，其他重辟者七十餘人，牽連被捕入獄者達三千餘人。康熙年間，文字獄不僅不見少，反有日趨加多之勢，如康熙三年(1664年)便發生了孫奇峰、吳宗潛案，六年(1667年)發生沈天甫偽造詩集誣陷案，七年發生黃天培詩案，十三年(1674年)發生鄒漪案，二十一年(1682年)發生朱方旦案，二十二年發生何之傑案，三十三年(1694年)發後熊賜瓚案，五十一年發生陳鵬年案，五十二年發後戴名世案，五十三年發生徐轉案。在這些文字獄中，以戴名世《南山集》案影響最大。戴名世，字田有，號藥身，出身桐城名宦家庭。名世不僅擅長古文，而且重史，曾立誓修一部明史，為此，多方搜集有關資料。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其門人尤雲鄂、方正玉出資為他刻印一部《南山集偶抄》，係匯集尤雲鄂平時收藏的近百餘篇文章，其中有的涉及到南明政權和清朝曆史，如其中的《與餘生書》則討論了修史體例，他認為清朝大一統的曆史應從康熙元年算起，因世祖雖入關，而南明政權未平，比照三國之例，順治一朝不能算正統。此外，集中文章還直書南明各朝年號、帝號，為殉明的忠臣義士作傳，並記錄了清初強迫漢人剃發和殺害假太子的經過。這些文字都是致命的禍根，但作者及作序者竟無察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近花甲的戴名世突然文星發旺，取中會試第一名(俗稱會元)，殿試一甲第二名(俗稱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兩年後，左都禦史趙申喬據《南山集偶抄》中的《與餘生書》等篇參劾戴名世“狂妄不謹”。所刻文集“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一些平時忌恨戴名世的人乘機落井下石，戴名世被捕入獄。鐫刻《南山集偶抄》及為書作序的人，《滇黔紀聞》作者方孝標及戴名世兩家親族等一並捕去。刑官依“謀逆”律擬將戴名世淩遲處死，已死的方孝標開棺戮屍；兩家祖父以內的親族男性年紀在十六以上者處斬，十六歲以下男性及所有婦女配給功臣之家為奴；刻書、作序的尤雲鶚、方玉正、方苞、汪灝等人擬絞。與戴名世講學論文關係密切的朝官三十餘人予以貶謫，以上共擬處罪三百餘人。後康熙因擬刑過重，株連太廣，幾次頒旨減刑，僅將戴名世處斬，家屬(包括方孝標家屬)流入黑龍江，尤雲鶚、方苞等人編入旗籍，其餘朝官免議。繼康熙的雍正一朝，曆時雖短，文字獄卻非常繁煩，重大案件前後相接。雍正以其特有的敏感和刻意的用心，幾乎對每一宗案件都極盡發蹤指示、別出心裁之能事，使得雍正一朝的文字獄別具特色。終雍正一朝，比較重大的文字獄有雍正三年(1725年)的汪景祺《讀書堂西征隨筆》案，四年的錢名世案，查嗣庭案，謝濟世、陸生楠案，六年的曾靜、呂留良案，八年的徐駿詩文案，十一年的吳茂育著書案，十二年的沈倫詩案等。其中以汪景祺《讀書堂西征隨筆》案、錢名世案、查嗣庭案和曾靜、呂留良案最為引人注目。汪景祺，字無已，號星堂，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他潦倒文場近四十年，雖然也是個舉人，總與富貴無緣。雍正初年，汪前往陝西探訪故友、時任陝西布政使的胡期恒，並乘機投書幹謁川陝總督年羹堯，做了年的臨時幕僚。汪景祺這次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收藏。雍正三年，年羹堯獲罪，被雍正抄家，於其處得《隨筆》一書。雍正帝讀後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雲：“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查該書除對年羹堯的？頌之辭外，並沒有多少觸諱文字，但雍正為了處理年羹堯，故意吹求。最後將汪景祺斬首示重，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州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戚凡在官者均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人多，汪氏僑居的平湖縣傳出“屠城”謠言，居民驚慌逃竄，後經地方官曉諭才安定下來。

　　錢名世字亮工，號庵，江蘇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升侍讀。因與年羹堯同年，當權勢赫赫的年羹堯於雍正二年進京覲見時，錢名世曾贈詩？頌。年羹堯受誅後，雍正帝給錢名世加以“曲盡陷媚，頌揚奸惡”，“詩語悖逆”的罪名，將其革職逐回原籍。同時禦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以使錢氏無臉做人，而且使其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雍正帝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兩日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如未懸掛則呈報督撫奏明治罪。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帝一一過目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輯，集名就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給全國的學校，

　　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好的予以表揚，不夠味的予以處分。據說錢名世品行不端，參與修《明史》時曾將萬斯同寫的幾篇傳稿據為已有，身為翰林清望官，作詩討好跋扈的邊將也確有失身份，但雍正帝的作法，畢竟太過份了，他在諭旨中說：“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

　　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學士，後授禮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鄉試正考官，被人告發試題“怨望、譏刺”。九月，查氏剛返抵京師即被投入獄中，尋病死獄中。所謂試題“怨望、譏刺”，指《論語》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孟子》題：“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但猜忌的雍正帝進一步懷疑查所出《易經》第二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第三題：“其旨遠，其辭文”及《詩經》第四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包含更隱秘的諷刺。照他的理解，題中“正”、“止”二字是咒罵雍正年號的，“其旨遠，其辭文”二句則暗示兩道題目中的“正”、“止”二字有呼應關係。這純係附會。案發後，查氏赴贛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均被徹底搜查，雍正帝從搜得的日記中找出許多“極意謗訕”康熙政治的言論。此外，據說查氏所著《維止錄》首頁有災異出現和雍正即位的記載。有人認為這是其得禍的真正原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查嗣庭戮屍梟首，兒子或定斬監候、或外流，其兄流放陝西，家產抄沒，折銀充浙江海塘工程費用。其他有關人員或革職或降職調用。

　　呂留良，字用晦，號晚村，浙江石門人。服膺程朱理學，是明末清初評點時文的大家，倡明夷夏之辨，有多種著作遺世。歿後四十年，因曾靜而被戮屍。曾靜，湖南永縣人，號蒲潭先生。

　　據他自己供稱，因讀呂留良的著作而深慕其人，乃派弟子到留良家中訪求遺書，得以結識其子呂葆中，門生嚴鴻逵、沈在寬，過從甚密而賦詩酬答。雍正六年(1728年)，曾靜派弟子張熙化名張倬，去川陝總督嶽鍾祺處，謂其為宋嶽飛後，又握重兵，應為宋明兩朝複仇，遊說嶽抗清，卻為其所賣。案發後，雍正極其震怒，對呂氏家族及其牽連在內的兒子進行了抄斬或流放，其中呂留良、呂葆中、嚴鴻逵雖已亡故，也不予放過，予以戮屍梟首。呂毅中、沈在寬斬立決，桐城人孫學顏因曾為呂留良書作過序而被棄市。留良的孫輩，則流放到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而對主犯曾靜卻給予“出奇料理”。即不予殺害，而由雍正與他辯論，雙方辯詞匯為《大義覺迷錄》，頒行海內。

　　由上可知，雍正在處理文字獄中，不僅心毒手辣，而且每每別出心裁，令人不寒而栗。

　　乾隆朝的文字獄，達一百三十餘例，並主要集中在乾隆中期，即乾隆十六年(175年)到四十八年(1783年)間。這三十年間又出現兩個高峰，且一峰高過一峰。第一個高峰始於孫嘉淦偽稿案。嘉淦，山西太原人，字錫公，號懿齋，康熙時進士，官至吏部、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也做過直隸、湖廣總督，以敢言直諫恭行為本而極有聲望。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西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合謀以孫嘉淦為名編選奏稿，指摘乾隆，試圖阻止乾隆南巡，於是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場追查偽奏稿的活動。這件事對乾隆觸動很大，由此決心對思想領域整肅。從此時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十五年中見於記載的文字獄就達七十起上下，從而形成乾隆朝第一個文字獄高峰。其間較大的文字獄有：乾隆十六年(1751年)王肇基案，十七年楊煙昭案，十八年丁文彬案，世臣案、李冠春案，二十年胡中藻案、劉震宇案、劉裕後案、程案、楊淮震案，二十一年朱思藻案、劉德照案、劉朝幹案、左必臣案、施爾信案，二十二年彭家屏案、段昌緒案、陳邦彥案、周瑞案、陳安兆案，二十四年沈大章案、鮑體權案，二十六年(1761年)林誌功案、閆大鏞案、餘滕蛟案、李雍和案、王獻璧案、章知鄴案，二十八年林時元案、楊錦案、劉三元案、郭良肱案、王宗訓案，二十九年鄧文亮案、朱文呈案，三十年胡作梅案、張明炫案、周煌案、文韜案、徐獻朝案，三十二年蔡顯案、張廷用案、齊周華案，三十三年柴世進、李紱、徐鼎、張延瑞、李浩、席守業、王道定案，三十四年李堅仁案、李超海案、安能敬案、丁元甲案，三十六年遊光輝、戎英案，三十九徐萬九、王王旬、屈大均案，四十年陸顯仁、王作粱、秦功德、釋澹歸案，四十一年嚴訁曾、張毅、梁曉善、沈德潛案。這一時期的文字獄的主要對象與內容是時人時事，但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段昌緒私藏吳三桂偽檄案爆發後，又呈現了某種程度潮流的轉變。乾隆朝文字獄的第二個高峰出現在四十二年(1777年)至四十八年。在這短短的七年中，見於記載的文字獄即達五十幾起。這是清代文字獄、乃至中國古代文字獄的空前高峰，也是最後一個高峰。這一高峰出現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在全國雷厲風行開展的查辦禁書運動。這一時期以查繳禁書為主旋律的文字獄，較為顯著的有：乾隆四十二年王錫候《字貫》案，四十三年的王促智案、王爾楊案、劉翱案、黎大本案、袁繼鹹案、徐述夔案、殷寶山案、金從善案、韋玉振案、範起風案、劉峨案、龍風祥案、陶煊、張燦案，四十四年黎元寬、李馬、陳希聖、黃檢、馮王孫、智天豹、沈大綬、程樹榴、王大藩、俞益謨、石卓槐、祝庭諍案、四十五年王鐵山、魏塾、戴移孝、艾家鑒、吳英、劉遴案，四十六年梁三川案、尹嘉銓案、王仲孺案、焦祿案、釋明學案、吳碧峰案、周鏗聲案、程明湮案、張士傑案，四十七年卓長齡案、蕭萬載案、高治清案、方國泰案、海富潤案、趙文言案、毛奇齡案，四十八年喬廷英案、馮起炎案、胡元傑案、樓繩案，四十九又發生了吳文世案，五十年孔繼汾案、劉愚奇案、郭大至案、釋元采案，五十一年駱愉案，五十三年賀世盛案，五十四年馬晏清案、五十五年(1788年)仲繩案，總共九起，作為乾隆朝文字獄的餘聲。綜觀乾隆朝第二時期的文字獄，主要是為了禁書，亦即從根本上殄滅漢民族思想深處的種族意識。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乾隆不惜翻百數十年以前的曆史舊賬，追窮其反清思想，甚至罪及枯骨，而一些搞得聲勢浩大的文字獄，所謂罪證，如徐述夔《一柱樓詩》案，隻不過從《詠鶴》詩中摘引“明朝期振鶴、一舉去清都”而已。基於這一主導觀念，乾隆朝的文字獄，突破了舊時的文士階層，而擴展到民間細民，從而成為一種震蕩全國的全民性的運動了。乾隆時期一百三十餘起較大的文字獄中，主要案犯：官員三十人，舉人二人，貢生三人，監生八人，稟生一人，又生員三十一人，武舉一人。共七十三人。民間細民；裱褙老板、酒店老板、經鋪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書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農一人、邦工兩人、轎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縫一人、無業遊民一人、和尚五人、職業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名種職業的瘋漢十八人、總計六十五人，約占全部案犯的百分之四十七，這在乾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字獄所未發生過的。不僅如此，乾隆還將文字獄由正常的精神範疇擴大到精神病患者非正常的領域內，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浙江上虞縣民人丁文彬忽至山東曲阜衍聖公府，口稱親戚，由是案發，搜出所作《文武記》一書，極其荒誕。署山東巡撫楊應琚經過審判，明知是個精神病人，但仍不肯放過，而且要趕在斃命之前淩遲處死。王肇基、馮起炎等案與此相似。乾隆朝文字獄的殘酷性不僅表現在這些方麵，而且表現在對犯者家屬的牽連上。乾隆朝文字獄的主要案犯，被處以大逆律論擬的便有四十七例，這樣的律法對生者是淩遲，對死者是戮屍，對親屬是緣坐。凡緣坐者。男性十五歲以上斬決，十五歲以下者及女性親屬發給功臣為奴。據《文獻叢編》公布的一份比照大逆律論擬的緣坐人犯名單，共有文字獄正犯親屬一百五十人，除江景祺一案的犯屬三人外，一百四十七人都是被文字獄株連的無辜者。當然這僅僅是不完全的統計。但由此足可看到乾隆文字獄的殘酷性。

　　乾隆朝以後的一百多年間，由於腐朽的清王朝已沒有多少精力在思想專製方麵做文章，即使偶而發生一些文字獄也不被世人注意，沒有產生多大影響。當時影響最大的文字獄，是光緒二十年(1903年)的《蘇報》案。《蘇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原為一家商業性的小報，後來逐漸有排滿傾向。二十九年，擔任主筆的章士釗刊登了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為《革命軍》一書所寫的序言。清廷極為震驚，密電嚴拿章太炎及《革命軍》的作者鄒容。但《蘇報》館設在租界，章、鄒也住在上海租界，租界當局為了維護其治外法權，不允許清政府到租界抓人。清廷無奈隻得令上海道委托律師向租界會審公署遞狀紙，控告章太炎、鄒容和《蘇報》館，“心懷叵測，謀為不軌，”

　　“欲使國民仇視今朝，痛恨政府。”此案結果雖然將章炳麟與鄒容分別判處三年、二年的監禁，卻未能禁止《革命軍》的傳播，反而擴大了《革命軍》的影響。不過八年，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最終退出了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