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悲歌——文明毀劫錄

第一章文化典籍的厄運

　　以文字寫成的典籍，是各個民族(有文字的民族)發展繼承自己文明的重要載體。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文字，文明將如何發展。古埃及的許多曆史能夠為我們今天所熟悉，就是因為我們破譯了古埃及的文字。而北美洲瑪雅人的文明，我們今天卻難以知曉，就因為我們無法讀懂瑪雅人遺留下來的文字。而懂得瑪雅文字的印第安巫師早已被西方殖民者殺得精光，文明也被他們破壞得麵目全非。

　　中國最早的文字典籍皆與占卜有關。遠古時代的巫史乃是文字的實際發明者。為了占斷日常生活中的各種事情，為了將占卜的結果記錄下來、他們逐漸發明出文字。在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已經發現了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原始文字遺存。到殷商時代，中國的文字已具備相當完整的規模，這就是殷墟文字。因為這些文字是刻在牛肩骨、龜板等上麵，後人稱之為“甲骨文”。甲骨文是我國目前已知的體係最完整、內容最為豐富的文字，其單個字已達到五千以上。至今發現的甲骨文約有十五萬片以上，全部是殷商王室的占卜紀錄。它為我們研究商代曆史文化提供了最寶貴的資料。

　　商代之後，是西周王朝。因當時條件簡陋，商代乃至西周時期絕大部分的王室大事記錄都已散佚，隻保留下部分當時王室的文告，後人將其收集整理成書，就是流傳到今天的《尚書》。古時候王室都設有史官，其職責是對王每天的言行和決策作記錄，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但這些記錄隻有很少一部分保存了下來。如春秋時期三百年的曆史，如果不是有魯國史官作的《春秋》經孔子刪定，又經後人作《傳》(注釋，即今之《左傳》等)，則今天的人們幾乎無法知道春秋時期的曆史狀況。當時楚國、齊國、晉國、宋國等大諸侯國都有自己的曆史、或稱“春秋”、或稱“杌”，但到後來都亡佚了，隻有《左傳》和《國語》流傳下來。

　　戰國以後，“百家爭鳴”，私家著述之風盛行，《老子》、《莊子》、《孟子》、《商君書》、《慎子》、《晏子》、《荀子》、《韓非子》等私家著述紛然雜出。對曆史的記載也更為詳備。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文藝繁榮昌盛的時代，也是真正奠定中國文化基礎的時代。

　　然而，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統一之後，中國的文化典籍便遭到第一次大劫難。為了維護自己的專製統治，箝製人民的思想，秦始皇實行愚民政策，聽從丞相李斯的惡劣建議，下令在全國焚書，曆史類除了記載秦國的曆史書籍、醫卜類和法律文書以及種植等書不燒之外，其餘國家的曆史記載和諸子百家語之藏於民間者，要統統燒毀。違抗命令則處以重罰。無數先秦時期的經典著作就這樣化為灰燼。許多人為了保護書籍，不得不將書埋藏起來、或帶著書籍逃亡山林。如孔子之後孔鮒，便是冒殺頭之罪將書籍埋藏，後來陳勝吳廣起義時，他攜帶著書籍投靠了起義軍為陳勝的博士，後來死在陳下。但經此一燒，許多書籍就此散亡，給中國文化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秦始皇雖然在全國焚書，但秦朝中央政府的宮廷中還收藏有不少圖書以供當時的博士們使用。公元前206年春，劉邦率軍入鹹陽，蕭何先去查封秦朝宮廷中的圖書和圖籍。但不久，項羽引軍入關。為發泄憤怒，項羽下令將秦代的宮殿全部燒毀，這些圖書就這樣化為灰煙。

　　公元前202年，劉邦擊敗項羽，統一天下。西漢初年，在文化上幾乎是一片荒漠。劉邦本人是個文盲，從不讀書，偏偏無賴就可以當皇帝。他自己不讀書，也不喜歡別人讀書。他的謀士陸賈勸他學一些書上的治國之道，劉邦說：“老子在馬上得的天下，哪裏用得著什麽儒生？”陸賈說：“由馬上得天下，卻不能在馬上治天下。”便寫了一部叫《新語》的書念給劉邦聽，劉邦才有所感悟。但西漢初年，仍然實行秦王朝頒布的“挾書律”，不準民間百姓私人藏書。過了許多年這個法令才廢除。

　　漢朝雖然建立了，但沒有書讀，成了當時文化上的最大難題。由於天下平定，儒生們紛紛開始整理自己埋藏的書籍。但過了許多年之後，又有許多書亡佚了。儒家最重要的幾部經典：《周易》、《詩》、《尚書》、《春秋》等，都成了斷簡殘編。如《尚書》，漢初能懂得的人隻有濟南一個叫伏生的老人，曾經跟先秦大儒荀子學習過。西漢初，伏生還活著，還能背誦其中的一些篇章。漢文帝時，伏生已經九十歲了。為了保存《尚書》，漢文帝時派太子家令晁錯去向伏生學習，並將伏生的背誦抄錄下來。但伏生因年紀太大、口齒不清，加上方言等原因，背出來的《尚書》幾乎令人無法讀懂，發生了許多謬誤。再如《詩經》，因為詩是入樂的，又合轍押韻，便於背誦，所以經過秦朝焚書之後，《詩》三百篇保存得還比較完好。但同樣因為西漢建立後儒生們隻能背誦，將腦子裏背的東西記錄下來，因此《詩》三百篇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各地儒生們對詩的解釋也不盡相同。於是西漢初年，《詩》三百篇的研究就出現了齊、魯、韓三個流派，互相排斥，都說對方錯誤，自己正確。到武帝時，又出現了《毛詩》，是用先秦的古文寫成，比齊、魯、韓三家都正確，於是三家代表又合力攻擊《毛詩》，說它是後人偽造，不讓官方正式承認它。其他的許多書也有類似的情形。如《左傳》，秦到西漢末年，一百多年裏沒有人知道這本書。直到西漢末劉歆在校理皇家從民間各地收上來的藏書時，才發現這部用先秦古文寫成的書。他向朝廷推薦，朝中的博士們為保自己的利祿，群起而攻擊，說這部書是劉歆所偽造，不值一讀。劉歆十分氣憤，寫了一封書信回敬他們，這便是有名的《答太常博士書》。學術界也因此而鬧出一個今文經學派(其經書主要用漢代通行的文字寫成)，一個古文經派(其所依據的經書皆為先秦古文，較為可靠)，鬧得不可開交，而且沸沸揚揚鬧了二千年。直到清朝末年，今文派的學者康有為還著書立說，說《左傳》等古文全是劉歆等所偽造。

　　但無論如何，西漢要比秦朝寬鬆得多。於是，西漢初年以後，民間的各種藏書便紛紛出現了。到漢武帝時，又下詔廣開獻書之路，鼓勵民間將自己收藏的書獻給朝廷，朝廷派人專門抄寫，以廣流傳。一些諸侯王也因喜歡書而大力收藏，如河間獻王便對中國的史籍保存做出過巨大貢獻。他當時所收藏的書籍僅次於朝廷，而且有許多朝廷所沒有的書。如《毛詩》便是他獻給朝廷的。到漢成帝時，因為有許多書籍散亡，成帝派謁者(官名)陳農為使者，到天下各地去搜集遺書。成帝又下詔讓著名學者、光祿大夫劉向負責校理皇家藏書，總理其事。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類；步兵校尉任寵校兵書，太史令尹鹹負責校術數類；侍醫李柱國負責校方技類圖書。每校好一本書，劉向都要將該書的書名和內容梗概寫下來，上奏給成帝。不久劉向去世，工作尚未完成，漢哀帝便命劉向的兒子劉歆繼承父親的事業。劉歆於是將所有的圖書都作了區分，分成七大類，各自寫成提要，名為《七略》：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等。班固著《漢書？藝文誌》，就是在劉歆《七略》的基礎上加工而成。

　　到西漢末，天下圖書的數量已經非常可觀。據《漢書？藝文誌》記載，當時所有的書籍共有：

　　《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尚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詩經》六家，共四百一十六卷《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樂》六家，一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以上六藝類凡一百零三家，共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又儒家著作：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道家著作：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陰陽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法家：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名家：七家，三十六篇墨家：六家，八十六篇縱橫家：十二家，一百零七篇雜家：九家，一百一十四篇農家：九家，一午三百八十篇小說家：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以上凡諸子百家共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又賦：四十六家，四百二十篇。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陰陽家(鬼神)，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兵技巧：十三家，一百九十九篇。

　　以上兵書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又：

　　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曆譜：十八家，六百零六卷。

　　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形法：六家，一百二十二卷。

　　以上術數類凡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入卷。又：

　　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房中：八家，一百八十六卷神仙：十家，二百零五卷以上方技類、凡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漢書？藝文誌》所收圖書，共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百六十九卷。這是東漢初年的圖書規模。東漢一代，我國的文化事業繼續發展，產生的書籍也越來越多。東漢政府建立的石室、蘭台兩個主要圖書庫，都堆滿了書籍。裝不下，又在都城洛陽宮中的東觀和仁壽閣二個地方存放新書，並讓班固和傅毅等人負責管理，極一時之盛。

　　然而東漢末年，災難又一次降臨。公元192年，董卓逼迫漢獻帝遷都長安，皇家圖書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圖書是寫在縑帛之上，董卓的士兵將它們取來任意撕扯，做成口袋以裝搶來的東西。經過一番洗劫後，還剩下七十多車被運往長安。剩下的全被焚毀。等李催、郭汜亂長安，這七十餘車圖書無一幸免。許多漢代以前的著作就此亡佚。

　　曹魏代漢以後，因曹操父子都喜歡讀書，便又開始搜輯佚亡之書，收藏在秘書中、外的三個閣中。魏秘書郎鄭默將這些圖書進行整理，寫成《中經》一書。秘書監荀勖又在《中經》的基礎上寫成《新薄》一書，將閣中所有圖書分成四大部以總括群書。一曰甲部，包括六藝及小學等方麵的書。二曰乙部，包括古代的諸子百家，近代(當時的近代)諸子家、兵書、兵家、術數等；三曰丙部，包括史記、舊事、皇覽薄、雜事等；四曰丁部，包括詩賦、圖讚、《汲塚書》(即竹書紀年)等。這四部圖書共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荀勖所著的《新薄》一書。隻是抄錄了各書的標題，並未論辨著作的得失。而西晉末年，“八王之亂”過後，中原又陷入混亂，京師洛陽成為戰場。不久，劉淵的叛軍攻破洛陽，這些藏書又都掃地以盡，所剩無幾。

　　東晉建立後，散佚的圖書又漸漸聚集起來。東晉著作郎李充按照荀勖所記錄的圖書進行校對，發現近三萬卷圖書當時隻剩下三千零一十四卷，即原來的十分之一。李充隻是將這些圖書按甲乙編次而已，並未作認真的整理。而且在很長時期內都因循這個體製，無所變革。南北朝後，許多圖書隨著江北士族的南遷又流向江左三吳地區。劉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宋秘書監、著名詩人謝靈運造製《四部目錄》，總共搜集到圖書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這包括東漢以後新出的書籍，特別是大量的佛教和道教書籍。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宋秘書丞王儉又造製了《目錄》一書，共收書一萬五千七百零四卷。王儉又別撰了《七誌》：一曰《經典誌》，包括六藝、小學、史記、雜傳等。二曰《諸子誌》、包括古今諸子；三曰《文翰誌》，包括詩賦；四曰《軍書誌》，錄兵書著作；五曰《陰陽誌》，收錄陰陽圖緯等書；六曰《術藝誌》，收錄方技之書；七曰《圖謙誌》，紀地域及圖書。加上道家書籍與佛教書籍，合為九條。但王儉和李充一樣，也不述作者之意，隻是在書名之下，各立一傳，而又作了九篇條例，編在首卷之中；而且文義淺近，不夠精練。南齊永明年間(483―493)秘書丞王亮、秘書監謝月出，又造了《四部書目》，共一萬八千零一十卷。南齊末年，因爭奪帝位而發生內亂，戰火延燒秘閣，經籍散佚，損失無數。南朝梁初年，秘書監任親自搜羅散佚的圖書，在京師建康城中的文德殿內列藏眾書，又將佛教方麵的書籍集中在華林園中，共有二萬三千一百零六卷。梁代的有關著作有秘書監任月出和殷均所著的《四部目錄》、《文德殿目錄》。術數類書籍別立一部，使奉朝請祖日恒撰其名。所以梁代實際上有五部目錄，普通年間(520―――526)，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所有的書，參校官方目錄，更著《七錄》：一曰《經典錄》、二曰《記傳錄》，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術數；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布題目，頗有次序。但又割析辭義，淺薄而不經。梁武帝在位期間，因梁武帝當皇帝之前就是有名的文士，當了皇帝後又篤好詩書，所以化行全國，許多人家家中都藏有文史之書。梁朝皇家的藏書也相當可觀。侯景之亂中，這些書籍毀壞了一部分。平定侯景後，梁元帝盡收建康城中的藏書歸於江陵，共有圖書七萬餘卷，加上江陵舊藏，共十四萬卷。然而這些圖書又麵臨一場更大的實難。梁元帝承聖三年(554年)十月，西魏宇文泰派大將於謹、宇文護、楊忠等率軍五萬進攻江陵，城破，梁元帝走投無路，憤而入東閣竹殿，將這十四萬卷古今圖書一把火燒了個精光。別人問他：“為什麽要焚書？”他回答說：“我讀了上萬卷書，猶有今日，所以燒掉它們。”南朝陳代，圖書又漸漸聚集，但考其篇日，遺缺尚多。

　　在中國北方，當時成了各民族競技的大獵場，戰爭不斷，幹戈相尋。重視文教的，隻有前秦的苻堅和後秦的姚興。南朝宋武帝劉裕北伐進入長安，滅掉後秦，收後秦的圖籍，府藏所有，總共才四千卷，而且是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可見北方文化事業的落後。北魏初期，雖統一北方，粗收經史，但未能全部收具。孝文帝遷都於洛陽之後，曾向南朝齊借書以充實秘府。但不久發生爾朱榮之亂，這些圖書又散落到民間。北齊遷都於鄴城，頗下了一番力氣搜集圖書，直到天統、武平年間，尚且校寫不輟。而北周隻以戎馬為事，保定年間(561―564)，藏書隻有八千卷。稍後有所增加，才達到一萬卷。周武帝滅北齊時，先查封北齊的書府，也隻增加了五千卷書。

　　隋開皇三年(583年)，秘書監牛弘上表請求分遣眾人，到各地去搜訪異本圖書。每得一卷書，便賞絹一匹。校寫好後，舊本還給原主。於是民間所藏異書，一時紛紛並出。等平滅陳朝，又繳獲大批圖書，朝廷之經籍才稍具規模。因所得之書紙墨不精，書法也差，朝遷便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人韋霈、南陽人杜君頁等在秘書之內補續殘缺，寫為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都存在秘書府內外閣中，共有書三萬多卷。隋煬帝即位後，下詔將秘閣所藏之書，每種抄五十個副本，並將其分為三品，分別建房屋以藏之。又收集曹魏以來的名畫古跡，在皇宮中修起妙楷台和寶跡台以分別存放。又在內道場收集道教和佛教經典，別撰目錄。

　　唐武德五年，平王世充，盡收隋代藏於東都洛陽的圖書和古代書畫名跡，命門農少卿宋遵貴以船沿黃河逆流而上，運往長安。結果船到砥柱之險(今河南三門峽北)，有些船被撞毀漂沒，隻剩下十分之一二。目錄也被水浸濕，時有殘缺。魏征等在撰寫《隋書？經籍誌》時，將當時見到的所有圖書目錄進行整理，分為四部，共有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此目錄現全部存於《隋書？經籍誌》中。

　　大業末年，全國又一次發生農民大起義，這些書籍又有許多因戰火而散佚。

　　唐朝建立後，比較重視文化事業。貞觀年間，令狐德、魏征相繼為秘書監，上書談曆代經籍的亡佚，請唐太宗下令由國家出資購買民間之藏書以集於朝延，並推薦了一些學士對這些書籍進行校定。一時之間，書籍增加，又恢複到了隋代的規模。唐高宗時，繼續奉行此策，對書籍的保存起到了好作用。

　　解縉等召集一百四十七人，匆匆編纂，第二年(即永樂二年)的十一月就編成了《文獻大成》。明成祖覽後，認為“所纂尚多未備”，過於簡單，不符合他的原意。於是在永樂三年(1405年)再命姚廣孝、鄭賜、劉季篪、解縉等人重新修纂，並召集了朝臣文士、四方宿學老儒達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分別擔任編輯、校訂、繪圖、圈點等工作。

　　《永樂大典》修纂時，製訂了凡例，全書依照《洪武正韻》的韻目，“用韻以統字，用字以係事”的編輯方法，將自古以來書籍中的有關資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入。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輯入的圖書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北劇、南戲、平話、工技、農藝、醫學、誌乘等達七、八千種。永樂五年(1407年)《大典》定稿，姚廣孝撰寫了《永樂大典表》進呈明成祖。明成祖閱後非常滿意，並親自撰寫了序言，讚揚《大典》“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匯聚群書，著為奧典”，正式定名為《永樂大典》。於是向全國各地征集了一大批各色善書人，開始清鈔。到第二年冬天便正式完成了。全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分裝成一萬零九十五冊，約三億七千萬字。

　　《永樂大典》與以前曆代修纂的各種類書相比較，有三方麵的特點。

　　第一，在編纂方法上，《永樂大典》采取按韻與分類兩者相結合的“用韻以統字，用字以係事”的編纂方法，也就是依照《洪武正韻》的韻目，按每韻下分列單字，在每一單字下詳注該字音韻、訓釋和它的篆、隸、楷、草各種書體，再依次把有關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異見、詩文詞曲等隨字收載。明成祖稱讚這種編輯方法是“揭其綱而目畢張，振其始而末具舉”。查索者隻要“因韻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鵠，開卷無所隱”，檢索非常方便。

　　其次，《永樂大典》收輯各類典籍之宏富，也是其他類書無能望其項背的。唐代的《藝術類聚》收書一千四百三十一種，宋代的《太平禦覽》比《藝文類聚》龐大得多，亦僅收一千六百九十種。《永樂大典》收書達七、八千種之多，等於以前大型類書的五、六倍。在收輯典籍的內容上，它一反過去類書偏重儒家經典、史傳文集的傳統做法，收輯的典籍極為廣博，上自唐虞，下至明初的經史子集百家之言以及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等等，真是包羅古今，無不搜述無遺。

　　第三、《永樂大典》在裝幀上也別具一格。全書采用上等白宣紙，印有朱絲欄，每半頁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鈔成雙行，行二十八字，用極為端正的楷書抄寫，墨色黝黑，微發古香。對於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等皆繪有圖形。所繪之圖，全用白描手法，形態逼真，精麗工致，是古代書籍插圖中的佳品。凡征引書名和圈點，全用朱筆，相當醒目。版心亦為朱色，上魚尾內標有“永樂大典卷××”，下魚尾內記每卷頁碼。每冊高營造尺一尺五寸六分，寬九寸三分。書麵硬裱，用粗黃布連腦包過，顯得格外莊重樸實。每冊三十至五十餘頁不等，有一卷一冊的，亦有二卷或三卷一冊的，但以二卷一冊者居多。每冊外封左上有一長方框，內題“永樂大典”四字，其下用雙行小字注明卷幾至卷幾。右上角有一小方格，題該冊所屬韻目，又低一字再注明這一冊又是該韻目之第幾冊。這樣“考索之便”，真如“探囊取物”了。

　　《永樂大典》不僅是我國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而且就其書籍本身，也是一件珍貴的曆史文物。

　　《永樂大典》修纂時的組織機構的最高負責人是監修，由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侍讀解縉擔任。以下是副監修，也是三人，為刑部侍郎劉季篪、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讚善梁潛、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剛。監修以下設有都總裁、總裁、副總裁，其次為纂修、編寫人、繕錄及圈點生等。整個編輯機構分工由監修、總裁總其大成，都總裁一人由陳濟擔任，負責調節和溝通監修與總裁、副總載之間的情況。副總裁除參與總的計劃工作外，大致還兼管一個部門的實際任務，領導若幹纂修人員，從事搜集和加工本部的圖書資料。如果副總裁所主管的部門範圍較廣的話，再分成若幹小組，修纂人員按照所分工的範圍搜集資料，然後將所有資料由編寫人依韻目編排和連綴起來，再由校對人員負責核實資料，最後是繕寫工作，此外還設有“催纂”五人，監視編輯工作的進度。整個編纂機構雖然龐大但並不臃腫，人手眾多卻沒有造成雜亂。由於組織嚴密，分工細致，保證了整個工作的順利展開。

　　《永樂大典》是部百科全書，涉及範圍極廣，必須發掘和匯集各種學科的優秀專業人材。為此，永樂三年和四年曾各征召過一次纂修人。由在朝的官吏或地方的官吏薦舉人選，經過考核，予以錄用。這次征召來的修纂人員中，大部分是地方府、縣的訓導教諭，有的甚至是布衣諸生，他們雖來自民間，卻有不少是學識淵博，賦有專長的。姚廣孝等也善於識別人才，破格任用。

　　永樂五年《大典》定稿後，又征召了一批繕寫人員和畫師，進行清鈔。這些人員中，有不少人是技藝高超，擅長篆隸楷草的書法家和工於繪畫的藝術家。

　　我們可以這樣說，修纂《永樂大典》薈萃了全國各方麵的優秀人材，故當時有人以“天下文藝之英，濟濟乎鹹集於京師”來形容這種盛況。

　　《永樂大典》是在南京文淵閣纂修的，文淵閣又是明朝皇家藏書的地方，所以修成後就貯藏在文淵閣的東閣裏。永樂十九年(1421年)北京新宮建成，遷都北京，暫時收貯在左順門的北廊下，直到正統六年(1441年)才移入北京的文淵閣。《永樂大典》大概是同時從南京運來北京的，由於特別重視，運到北京以後就貯藏在文樓。

　　永樂七年十月《永樂大曲》清鈔完畢後，有人提議過刊刻，明萬曆間南京國子祭酒陸可教又建議交各省督撫分批刊刻，都因“工費浩繁”，隻好作罷，隻是重錄過一部。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宮中發生了一次大火，三殿被燒毀，文樓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由於搶救及時，《大典》得以保全。明世宗是非常喜歡《大典》的，案頭常備置數十冊，經常翻閱。為了防止不測之虞，明世宗很想重錄一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正式決定重錄，任命禮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瞿景淳為總校官，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張居正，翰林院修撰林火廉、丁士善、徐時行、翰林院編修呂、王希烈、張四維、陶大臨，檢討吳可行、馬自強等擔任。為了物色善書人，吏、禮兩部主持了“糊名考試”，招收儒生程道南等一百零九人，並為重錄工作增置了服務設施和人員，如：內府禦用監調撥了畫匠、砑(yà)光匠、紙匠等，順天府提供硯台、水罐、筆墨，惜薪司供應取暖的木炭，光祿寺負責酒飯，翰林院支付書寫人員“月米”，此外還配備了警衛人員。

　　重錄時還訂有規章製度，規定繕寫人員晨入晚出，每次領取《大典》必須登記，不許私自攜帶外出雇人代寫。每人每日鈔寫三頁，“如遇差錯，發與另寫，不拘一次二次，隻算一頁”，發現有混報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冊《大典》重錄完畢後，於冊後注明該冊重錄總校官、分校官、寫書官及圈點員姓名，以示各人職責。我們今天查閱《大典》，沒有發現絲毫挖改塗補的痕跡，可見當時是嚴格執行了規章製度的。

　　重錄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四月方才完成。重錄副本與永樂正本的格式裝幀完全一致。

　　重錄之後，《永樂大典》有了兩個鈔本，一般人稱重錄本為“嘉靖鈔本”或“副本”，永樂間修纂本為“永樂鈔本”或“正本”。正本大概仍歸藏文樓或文淵閣，副本貯藏在新建的皇史。

　　《永樂大典》的命運，象災難深重的舊中國一樣，受盡種種磨難和摧殘。雖然有正副二部，但都沒有完整地流傳下來。

　　先說正本的失蹤。

　　晚上仍帶包袱而去，絲毫不起疑心。日積月累，象文廷式之流一人就盜走一百多本。《大典》逐漸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國主義分子的覬覦，用每本十兩銀子的高價暗中收購，以致《大典》亡佚日多。光緒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門時，清點《大典》已不到五千冊，至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龠禾入翰林院檢查，竟隻存八百冊了，亡佚之快，簡直驚人。由於清政府的腐敗，對《永樂大典》保管不善，以致《大典》又遭到第二次人為的破壞。

　　《永樂大典》最大的厄運，還是帝國主義兩次對中國的侵略。鹹豐年間，英法帝國主義謀求擴大侵華特權未果，便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侵占北京，大肆燒殺擄掠，攫奪珍貴文物，稱為“萬園之園”的清代皇家宮苑―――圓明園，也被侵略者焚之一炬，化為灰燼。翰林院中的許多珍貴典籍，侵略軍也肆意焚燒拿取，任意糟蹋，《四庫全書》文源閣本在這次劫亂中被焚毀，《永樂大典》也難以幸免。當時相傳英人劫走的《大典》最多，故後來黃公度出使英法時，王頌蔚臨別贈詩說：“《大典》圖書淵，漁獵資來學。歲久漸淪蕪，往往山岸伏。頗聞倫敦城，稿尚盈兩屋。願君勤搜訪，寄我采遺目。”王頌蔚說倫敦藏有《大典》“稿尚盈兩屋”，希望黃公度出使英法期間，能搜求《大典》回國。

　　事隔四十年，《永樂大典》又遭受了另一場更為慘重的浩劫。英、美、德、法、俄、日、

　　意、奧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鎮壓義和團運動，陰謀瓜分中國，借口清政府“排外”，聯合組成八國侵華聯軍，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入侵北京。翰林院座落在東交民巷，與使館區相接，該地淪為戰場，存放《永樂大典》的敬一亭被毀，該書絕大部分為兵火所焚，其餘也散落在瓦礫中，遍地皆是。帝國主義侵略軍竟用《永樂大典》來代替磚塊，構築工事和鋪路，甚至做成馬槽，肆意糟蹋。一些稍微懂得此書價值的侵略者，又乘機搶劫。英國使館與翰林院毗鄰，可謂“近水樓台”，劫走最多。英使館官員翟理斯在《使館被圍日記》中記道，當硝煙餘燼尚未完全熄止的時候，他從翰林院的廢墟中拾來一些《永樂大典》，其中卷一三三四五這一冊，作為“戰利品，”後來交給他父親收藏，另一個叫威爾的，在《庚子使館被圍記》中記錄得極詳盡。他寫道，翰林院裏的藏書“排積成行”，“一望無盡”，“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鈔本，凡數千萬卷”，這些典籍“有與黃金等價者”，在猛烈的槍聲中，有人用火具拋入翰林院，“無價之文字，亦多被焚。龍式池及井中，均書函狼藉，為人所拋棄。有綢麵華麗之書，皆手訂者；又有善書人所書之字，皆被人隨意搬移。其在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者，見寶貴之書如此之多，皆在平時所決不能見者，心不能忍，皆欲揀選抱歸。自火光中覓一路，抱之而奔”。威爾、翟理斯等人，當然也是屬於在火光中恣意“揀選”，抱之而奔者。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哄搶完畢後，還裝模作樣地到總理衙門報信，真是賊喊捉賊。他們還恬不知恥地誇耀：“將來中國遺失之文字，或在歐洲出現，

　　亦一異事也。”

　　事後，在廢墟堆中，還有不少人撿到《永樂大典》，譯學館官員劉可毅在侵略軍的馬槽下就揀到《大典》數十冊。

　　經過這次浩劫，《永樂大典》的殘存本被分割散裂在世界各國的圖書館或私人手裏，成為他們象征東方文化的陳列品或高價待沽的商品。有的甚至出現在舊書店或拍賣行裏。戲字韻的一冊，就是葉恭綽在1920年從倫敦買回的。

　　一些帝國主義分子趁火打劫，意猶未已，還各方百計地從中國私人手中攫奪。東洋文庫便是一例。東洋文庫的前身是莫利遜文庫，為英人莫利遜創辦，他在庚子事變中掠得《大典》六冊。

　　莫利遜死後，東洋文庫從他的妻子手裏接收了六冊《大典》，同時委托北京等地書肆，如有出賣《永樂大典》，希望首先告訴他們，因此又購得多冊。1943年春，東洋文庫得悉吳興嘉業堂所藏的四十九冊要出售，便勾結大連滿鐵圖書館的鬆岡洋右去搶先購買，因此，這一大批《大典》為滿鐵圖書館占有了。一些官吏和書商，為貪圖暴利，也隨便將《大典》售於外人。民國三年(1914年)有個叫董康的官吏，攜帶十七冊《大典》東渡日本販賣。又如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美國還通過其在燕京大學的代理人，從該校圖書館取走該館僅藏的一冊《永樂大典》。帝國主義分子掠奪我國珍貴文物的罪行是不勝枚舉的，掠奪《永樂大典》正是其中的一樁而已。

　　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動統治者的腐敗，《永樂大典》在暗偷明搶、巧取豪奪之下，幾乎喪失殆盡。殘存的少量《大典》，有一些也遠離了她的祖國，流散到異域遠邦。這部出類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運，沒有人不為之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