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遺產——國寶大觀

第四節 采繪樂舞雜技俑

　　迄今為止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樂、舞、雜技同台演出的場麵，當推1969年山東濟南市無影山西漢早期墓中出土的這組彩繪陶塑的樂舞雜技俑，它是兩漢時代興起的“百戲”藝術的舞台縮影，也是一件十分成功的造型藝術品。因而一直被看作是中國曆史博物館藏品中的稀世珍品。

　　擺在我們前麵的舞台是一個長67厘米，寬47.5厘米的陶盤，難以令人相信的是，在這小小的舞台上竟有二十多個彩繪藝人竟相獻技。舞台是演出的中心，台前為首的一人身穿大紅衣，腰束寬帶，向前伸張雙臂，似是戲班的導演，又象節目主持人，正在熱情洋溢地向觀眾介紹演出的節目及其演員。由“導演”引出三組內容各異的舞蹈、雜技、柔術表演已拉開了序幕：導演身後為第一組，由身著一紅、一白文彩舞衣的兩位女子，擺動長袖相向起舞。這大概是漢代傅毅《舞賦》中描寫的“羅衣從風，長袖交橫”的長袖舞，因為這種舞蹈自戰國西漢以來一直深受歡迎，風行朝野；導演右側前方的第二組，由兩個頭戴尖頂赭色帽，身穿緊身及膝短衣的青年男子作舉手倒立的“拿大頂”表演。這是我國雜技傳統功夫——“頂”的基本動作。導演者右側後方第三組是另兩個衣著相仿的青年男子在作柔術表演，一人作難度較大的反後腰動作，另一人似是這個動作的繼續，全身倒翻，雙足分置在頭上的兩側、雙手握住足脛，極似現代雜技的“叼花”動作。舞者動作輕飄，高難的雜技軟功，柔術演出者的神態自若，構成了一幅熱烈精彩的場麵。配合這三組演出的還有後台的管弦樂（笙、瑟）、打擊樂（鼓、鍾）組成的樂隊，從左到右，我們可以欣賞到吹笙、鼓瑟、捶鼓、敲鍾、擊缶等各種有節奏的表演，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右後角最後一個捶擊大型“建鼓”者，麵向全體伎樂俑，可能是兼作樂隊指揮。為了宣染這場表演的氣氛，舞台兩側分別站有兩組圍觀的人群，為演出助興喝彩。左側四人頭飾環形高髻，右側三人頭戴有束帶的冕形冠。東西兩組皆長衣廣服，束腰拱手相向而立。這件舞台模型告訴我們：舞蹈、雜技在古代有時不僅同台演出，而且是配以音樂來表演的，有導演，有指揮，當然更有助興者。西漢泥塑藝人在一個長度不到1米，寬度不到半米這一極其有限的舞台上，塑造了如此眾多各有特點的人物群像，並使人物主次分明，布局井然有序，確是頗費匠心的。作者運用人物的動、靜對比，襯托出樂、舞、雜技、柔術的動態，發揮了作品的藝術效果。塑造的人物形象雖然古拙，但很傳神，加上俑身都用朱、黃、粉、紫、赭等色塗繪，現增添了藝術形象的生動性。

　　“百戲”是我國古代樂、舞、雜技藝術的總稱。《太平禦覽》稱：“百戲起於秦漢”，其實，遠在春秋戰國之際，樂舞已有“雅舞”、“雜舞”之分，這時奴隸製度已經麵臨“禮崩樂壞”，民間興起的樂、舞、雜技以新鮮活潑的形式向僵化的廟堂歌舞衝擊和挑戰，給社會以耳目一新之感。其結果是陽春白雪的“雅舞”衰落，世俗之樂的“雜舞”開創了新的局麵，到了漢代，“雜舞”大盛，它匯集了角力、竟技、馴獸、幻術、樂舞、雜技等民間藝術，組成了繽紛多彩的“百戲”。

　　“百戲”在《漢書》和張衡的《西京賦》以及東漢磚刻、畫像石等資料中均有詳細記載和反映。《西京賦》中對“百戲”演出的描寫十分生動，提到的節目豐富多彩。當時的“百戲”規模宏大，場麵壯觀，轟動中外。著名的山東沂南漢代畫像石的“百戲角圖”，刻有樂、舞、“百戲”的生動場麵，內容包括跳丸、跳劍、戴竿、七盤舞、走索、馬戲、車戲等表演和樂師演奏各種樂器等；河南密縣打虎亭一號漢墓，墓壁繪有彩色的百戲圖，均可作為《西京賦》的圖解。但是作為“百戲”中的樂、舞、雜技的立體形象，無影山西漢墓出土的彩繪樂舞、雜技俑群及其平麵布局的舞台模型，則是絕無僅有的，它對於研究西漢時期的音樂、舞蹈、雜技藝術具有頭等重要的觀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