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悍將：呲骨豺狼

第四節 策反汪精衛

　　土肥原料理完偽滿洲國的事後，又把魔爪伸向了內地城市。在上海虹口公園東體育會路7號，有一幢兩層的小洋樓，四處洋溢著濃厚的日本氣息。這套花園別墅原是日本人六三亭立的私人別墅。上海“八一三事變”後，這裏住進了日本兵。後來，土肥原看中了這個小院子，在這裏設立了特務機關，並把那座主體建築小洋樓命名為“重光堂”，以此作為土肥原特務機關的代號。

　　為了進一步推進他在給大本營陸軍部的報告中所提出的所有謀略工作，土肥原徹底改造了日本在中國的特務係統。他保留了原來軍部和外務省在中國設立的各個分支機構，但是在這些機構之上，又設立了四大特務機關，各司其職，避免互相掣肘。這四大特務機關是：

　　專門負責對汪精衛一派策反工作的“梅機關”；

　　以兩廣為對象的“蘭機關”；

　　以華北為對象的“鬆機關”；

　　以重慶為對象的“竹機關”。

　　而對汪精衛的策反工作，則是土肥原對華謀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對於這一關係重大的特務工作，土肥原選中了參謀本部第八課即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來負責。

　　汪精衛，1885年生於廣東省，20歲時留學於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專科，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他的才華和大膽實幹受到孫中山先生的賞識。

　　辛亥革命後，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因與蔣介石的矛盾，他幾次下野外遊。“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一度出現蔣汪合作的局麵，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成為親日派當之無愧的頭麵人物。

　　1935年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汪精衛遭槍擊，不得不再次出國。

　　全麵抗戰爆發後，汪精衛竭力反對抗戰。他一直試圖影響蔣介石，在南京未陷落前，為中日和談之事給蔣介石寫信10多封，當麵也談過多次。

　　由於有汪精衛的抗戰必亡論作後台，一些民族敗類開始聚集在他的周圍，製造和談的輿論。胡適、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灣八號周佛海家的地下室中，利用防空襲的機會聚會，議論“和戰問題”，大肆散布“戰必大敗，和未大亂”等失敗主義論調。

　　現在出現了一個絕好的機會，那就是，利用中日和談的幌子另立新的中央政權。汪精衛暗想，隻要他搶在蔣介石前麵向日本方麵拋出橄欖枝，日本方麵就一定不會虧待他，新的中央政權的首腦人物就非他莫屬。

　　何況近衛首相的第二次對華聲明中還明確表示：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是要協助中國建立“真誠與帝國合作”的新興政權。這就更令汪精衛興奮了。

　　所有這一切，都沒有逃脫作為日本“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人的土肥原的眼睛。他所從事的工作要找的不正是汪精衛這樣的有頭有臉的人物嗎？

　　土肥原指示華中地區的所有特務係統，密切注視汪派的動作，一有異常，立即通報本部，以便及時采取措施，不放過每一個可能的機會。

　　收到這份指示的不僅有參謀本部和外務省在華的兩大特務係統，還有其他日本機構在華的長駐機構，比如同盟通訊社上海、南京支局，“滿鐵”駐上海、南京特派員等。

　　汪派也在加緊活動。身為國民政府副秘書長兼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的周佛海，為了打通與日本方麵的聯絡，以“必須搜集日本情報”為由，在漢口設立了一個機構，讓高宗武任主任。

　　在土肥原的幕後策劃下，一切都在秘密狀態下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這時候，高宗武也得到了蔣介石的默許，準許他以秘密身份前往日本試探中日和談的可能性。

　　土肥原認真分析了中國方麵的要求和西義顯等人轉來的其它情報。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國方麵最高領導層所堅持的是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實現對日和平，但是由於日本方麵已經拋出了近衛對華聲明，在國際國內都造成了強烈的反響，因而希望日本能夠改變近衛聲明，重新發表聲明。

　　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間，與陸軍大臣阪垣征四郎、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人進行了會談。所有的會談都由今井武夫陪同。

　　今井武夫把高在日本期間的所有談話整理出來，報告給土肥原。土肥原從中看出來一個明顯的變化，這就是，高宗武似乎不再熱心於以蔣介石為中心解決日中兩國間的事變的方案。

　　上肥原決定親自見一下高宗武。

　　這次會談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高宗武和土肥原都很興奮，這兩個人在當時的背景之下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土肥原是負責對華和平工作的首腦人物，高宗武不會不知道；高宗武既是汪派熱門人物，其訪日又得到蔣的默許，這一雙重身份土肥原更是再清楚不過了。

　　就在這時，日本在華間諜向日本政府和軍部報告說，國民黨內部已經出現嚴重分歧。這就更堅定了土肥原以汪精衛為對華工作重點的決心。

　　高宗武回國之前，土肥原托今井武夫轉告他，日本的意圖是懇求蔣介石下野，沒有改變主意的打算，目前也沒有這種可能性。這樣，高宗武離開東京後，再沒有到漢口或重慶，而是來到香港。他怕到漢口或重慶後受到蔣介石的責難。

　　但是他對蔣介石還不能沒有一個說法，正好此時他胸部舊病複發，便借口想在香港專心治病而向蔣介石告假。同時，他給周佛海寫了一份長篇報告，表明日本政府此時準備把和平運動的矛頭指向汪精衛。

　　汪精衛既高興，又有些猶豫，他最怕的不是國內影響，而是怕日本人說話不算數，最後雞飛蛋打，落個身敗名裂。

　　汪精衛召集梅思平、陳壁君等人共同商量對策。

　　陳壁君越俎代庖，替汪作了決定。她說：“隻要日本在禦前會議上承認汪先生出來領導和平運動，汪先生是願意出來的。”

　　這時候，高宗武舊病複發，且病情加重，吐血不止，以致臥床不起。

　　汪精衛和周佛海隻好決定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至香港，出麵與日本人聯係，獲取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諾，並開展進一步的談判。

　　為了迷惑蔣介石，汪精衛讓周佛海將高宗武的報告如實呈報給蔣介石。

　　蔣介石接到報告後，對於日本方麵仍舊不肯將他作為談判對手，大為不滿。他將秘書長陳布雷找來，怒氣衝衝地責問：“高宗武真是個混賬東西，是誰讓他到日本去的？”

　　汪精衛和周佛海在這時候把梅思平選為高宗武的後繼人選，自有其打算。

　　梅思平，出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當過大學教授，後任南京附近的被國民政府評為模範縣的江寧縣縣長。

　　梅思平沒有留學海外的經曆，也完全沒有與日本人和其他外國人交往的曆史，因此，由他代替高宗武，雖然多次往返於重慶、漢口、香港和上海之間，卻也沒有人注意到他是在與日本方麵進行聯絡。

　　汪精衛與日本人的暗中勾結，一時間把蔣介石蒙蔽住了。

　　梅思平在汪精衛、周佛海的授意下，來到香港，與高宗武一道，繼續與日本特務西義顯、伊藤芳男會談。

　　會談中，梅思平正式提出了汪派關於“和平運動”的試行方案。由於梅思平的堅持，會談的關鍵成了日方必須承認由汪精衛出麵主和這一前提。

　　初步談判後，經雙方幕後人物同意，決定將談判地點改在上海。

　　土肥原派出今井武夫到上海，具體負責談判工作。

　　梅思平將香港會談的情況，專程回重慶向周佛海、汪精衛作了匯報。汪精衛等商定了中方的和平基本條件並最後定稿，由梅恩平帶往上海，與日本正式代表進行會商。

　　為了保密起見，梅思平、高宗武等人都分別單獨乘船來到上海。11月12日，梅思平先於高宗武一天到達上海。

　　當晚，今井武夫就請他到六三亭花園的一家日本酒館進餐。梅思平穿著鞋子在日式榻榻米上走來走去，還坐到壁龕裏去，弄得今井等人不知所措。

　　梅思平說，這是他初次與日本人交談，也是第一次吃日本菜肴。他一麵夾著生魚片，一麵苦笑著說道：“從此我也將被人們稱做漢奸了吧？”

　　第二天，梅思平、高宗武與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進行了會談，由國民政府外交部情報司日蘇科長周隆庫擔任翻譯。

　　會談的焦點，是汪精衛既要賣國，又要名份。但是既然賣國的大政方針已定，那麽技術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對於這一點，土肥原有著充分的信心，他指示日本談判代表，一拖二壓，汪派遲早會頂不住的。果然，雙方在一些技術問題上糾纏一段時間後，終於達成妥協。

　　到11月20日，從早晨起，影佐和今井與中國方麵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進行了協商。影佐隻是在會談開始與結束時參加了一下，一切都由今井負責。到這時候，雙方實際已經沒有什麽可以討論的項目，隻是在措辭上作了一些修改，極其簡單地就結束了會談。

　　晚上7時，雙方在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上簽字蓋章。根據這一協議：

　　日本和中國共同防共，締結日華防共協定；中國承認滿洲國；日本人在中國領土上有居住權和營業自由；日華經濟合作；中國賠償日僑損失；日本發表解決時局的條件時，汪精衛立即聲明與蔣介石斷絕關係，同時俟機成立新政府。

　　11月21日，從上海返回東京的影佐禎昭和今井武夫將“重光堂會談”的結果向陸軍大臣、參謀次長、土肥原中將和有關的部、課長作了匯報。

　　第二天，阪垣征四郎陸相帶著影佐和今井二人前往首相官邸，將會談結果向“五相會議”各有關官員作了報告並征求同意。經過商定，由近衛首相以近衛第三次聲明的形式予以發表。

　　今井得到土肥原和日本內閣的答複後，於11月26日返回上海，與伊藤芳男一起呆在旅館裏，專等中國方麵的答複。

　　在香港，今井通過西義顯和參謀本部的大田梅一郎負責與中國方麵聯絡。

　　梅思平於11月25日乘飛機從香港返回重慶，與汪精衛、周佛海等人進行了協商，然後重新帶著同意的複信，於12月l日回到香港。

　　這樣，在以土肥原為首的日本間諜的策劃下，汪精衛集團的叛國投敵活動正式付諸行動。

　　土肥原不愧是東方的勞倫斯，他在為日本對華侵略中所做的工作可謂殫精竭力，雖然他的計劃一步步得逞，但其反人類反和平的行徑最終必受到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