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展開：入侵歐非

第五節 日本法西斯的“大東亞共榮圈”

　　在德意法西斯建立歐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著手在亞太地區建立其殖民帝國，並於1940年8月將其稱為“大東亞共榮圈”，妄圖以“共存共榮”的口號美化其對外侵略和殖民掠奪。實際上，“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法西斯以軍事、政治、經濟等手段占領和奴役亞太各國和地區、實行殘暴殖民統治和瘋狂經濟掠奪的一幕醜劇。它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擴大而產生，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失敗而被掃進曆史的垃圾堆。

　　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是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和日本國內外矛盾的加劇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日本對外侵略思想的集中體現。早在19世紀末，佐藤信淵等人就從所謂“皇道主義”出發，主張日本向東南亞發展，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勢力範圍。1916年，後藤新平向寺內正毅內閣獻策：日本必須以“世界經濟財政的和平戰勝者”姿態，建立一個足以和“中歐經濟同盟”、“協約國經濟同盟”以及美國經濟相抗衡的“東亞經濟同盟”。1917年，西原龜三提出“東洋自給圈”，主張廢除日華之間的“經濟國界”，設立“日華經濟區”，並以此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亞，南至印度、澳大利亞的廣大地區都包括進來，其旗號是“王道親善”。這種思想可以說是後來“大東亞共榮圈”的雛形，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思想基礎，並隨著對外侵略的擴大而逐步充實和完善。

　　1935年夏，參謀部作戰科長石原莞爾炮製了“由軍事上看皇國之國策及國防計劃綱要”，聲稱，“皇國與盎格魯-薩克遜人之決戰，乃為統一世界文明所進行的人類最後最大之戰爭”，“當前急務則應首先實現東亞聯盟之核心——日滿華三國之協同”，“我國防方針在於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國本部歸我支配，以日滿華三國為基本範圍實行經濟自給。”這種東亞聯盟思想為後來的“東亞新秩序”聲明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奠定了理論基礎。

　　1936年8月，廣田內閣通過《國策基準》，明確提出日本的國策是“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決定采取南北並進的戰略方針，以實現其在大東亞地區的霸權。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走上了全麵征服中國的戰爭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發表具有宣戰性質的聲明，宣稱，日本“采取斷然措施”是為了“膺懲中國”，“帝國之希望在於日華提攜……並取得日滿華三國融合提攜之實效”。10月1日，首相、外相、陸相、海相拋出《中國事變處理綱要》，確認日本在華北的目標是所謂“實現日滿華三國共存共榮”。

　　1938年1月11日，禦前會議通過《處理中國事變根本方針》，把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目的美化為“在於與滿洲國及中國之合作，形成東亞和平之樞紐，並以此為核心，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11月3日，近衛內閣發表“東亞新秩序”聲明，向中國國民政府發出誘降信號。該聲明宣稱，日本的“終極目的”“在於日滿華三國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東亞新秩序是帝國堅定不移之方針”。

　　11月30日，禦前會議決定《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該方針的重點是，“要結成日滿華三國睦鄰合作關係，以此作為安定東亞的樞紐，並建立共同防禦北方的態勢。”12月22日，近衛內閣第三次發表聲明，稱“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結合起來”，並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3項原則：（1）善鄰友好。中國放棄抗日，承認“滿洲國”，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2）共同防共。中日締結防共協定，在協定有效期間，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區駐兵，內蒙作為特殊的防共區域。（3）經濟合作。中日經濟提攜，中國應承認日本公民在中國居住營業之自由，特別給予日本在華北與內蒙以開發資源之便利。此次近衛聲明是日本政府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麵擴大，為謀求建立東亞霸權而提出的軍事政治總方針。至此，被稱為“東亞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國的政治藍圖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華戰爭、物資供應和對美英關係等方麵陷入新的困境，急於尋求出路。首先，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已進入第4個年頭，然而其最終解決仍遙遙無期，多達85萬的日軍被拖在中國戰場，陷入一場長期的消耗戰。同時，日本在政治上的“策略攻勢”也未能奏效，除拚湊一個實力有限的偽“國民政府”外，遠未實現其分裂蔣介石政權並使之屈服的目的。當日本的侵華戰爭陷入僵局時，德國在歐洲卻“戰果輝煌”，使那裏的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日本統治集團認為，這是打破戰爭僵局的最好時機，希望借擴大戰爭一舉解決中國問題，以便聯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其次，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重要的軍需原料均不能自給，戰時石油自給率隻有5%～10%；鐵沙、鑄鐵、銅、鋁、棉花、鉛、錫、鋅、羊毛等自給率也很低，分別為23%、70%、59%、30%、20%、8%、29%、29%、5%。此外，如橡膠、銻和鎂，日本完全沒有或幾乎沒有。由於侵華戰爭陷入持久戰，日軍軍費空前增加，國內矛盾加劇，特別是軍需物質日益短缺，即使是盡力搜刮中國東北和其他占領區的財富，也不能滿足其龐大的戰爭消耗。日本軍國主義者認為，一旦控製了東南亞的橡膠、錫和石油等豐富的戰略資源，日軍的戰鬥力就能獲得劃時代的充實和擴大，並為實現其稱霸大東亞的野心創造條件。

　　再次，中國是日、美、英帝國主義角逐的主要對象，它們的矛盾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擴大而日益尖銳，美英不能坐視日本獨占中國。1940年1月26日，美國廢除《日美通商航行條約》，限製對日本的軍事物資出口。這對嚴重依賴美國的日本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迫使它建立自給經濟圈。另一方麵，日本對美英援助中國大為惱火，認為中國的對日攻勢由於英美的援助而得到加強。因而，日本謀求侵占東南亞，切斷援華路線，孤立中國的抗戰。此外，東南亞對英美也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美國工業所需橡膠和錫的80%來自東南亞。日本如果控製了東南亞，對英美的軍事和經濟都是沉重打擊。於是，“南進論”在日本迅速抬頭。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屆近衛內閣成立。它於7月26日拋出的《基本國策綱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國策在於“建立以日本皇國為中心，以日滿華的牢固結合為主幹的大東亞新秩序。”次日，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通過《適應世界形勢演變的時局處理綱要》等決議案，規定，“把法屬印度支那變為軍事基地及從那裏獲取資源；獲取荷屬東印度的重要資源；占領原德屬南太平洋島嶼及法屬島嶼等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迅速膨脹，其殖民大帝國的政治藍圖已不再局限於“日滿華”三國合作，而是在強化“日滿華”三國合作的基礎上，把侵略觸角伸向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妄圖打破英美等西方國家在該地區的舊殖民統治，而代之以日本軍國主義的新殖民統治，並美其名曰“新秩序”。8月1日，外相鬆岡洋右會見記者，宣稱日本的外交方針在於“建立以日滿華為其一環的大東亞共榮圈”，更加明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意圖。至此，“大東亞共榮圈”作為日本對外侵略的政略戰略目標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個中國、東南亞、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內的廣大地域範圍內建立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統治。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訂。條約規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認各自在歐洲和“大東亞”建立“新秩序”的“領導權”，“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得到德意的認可。

　　“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是“東亞新秩序”的延伸和發展，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惡性膨脹。“東亞新秩序”是日本軍政當局在麵臨中日戰爭長期化的情況下發表的政策聲明。其主要內容是，“日滿華三國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鞏固東亞和平”，實質是把被肢解的中國作為日本的附屬國，以建立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大帝國”；同時也有其策略性的一麵，意在對蔣介石國民政府實施誘降，以結束中日戰爭。“大東亞共榮圈”則是日本軍政當局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做出的極富冒險性的戰略決策，旨在推翻英美等西方國家舊殖民統治，建立日本領導下的“共存共榮”的“新秩序”，實現日本在“大東亞”地區的霸權和殖民統治。

　　哈爾濱平房地區的日本“731部隊”細菌工廠殘跡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襲擊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陸軍南方軍在馬來半島登陸，進攻菲律賓群島，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日本法西斯在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道路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12月10日，日軍大本營和日本政府聯席會議決定：此次對英美的戰爭及今後隨著形勢演變發生的戰爭，包括中國事變在內統稱“大東亞戰爭”。12日，日本內閣會議正式決定使用這一名稱，並由內閣情報局公布：“此次對美英戰爭，包括中國事變在內，稱為大東亞戰爭。這是以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為目的的戰爭，但並不意味著戰爭地域僅限於大東亞。”這就是說，日本法西斯軍政當局把1937年發動的全麵侵華戰爭和1941年12月對美英等西方國家發動的戰爭，看成是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而進行的同一場戰爭，有著相同的戰爭目的和戰略企圖。

　　1941年11月，日軍參謀部和軍令部就南進的作戰計劃達成最後協議，確定要攻占的範圍大致是：緬甸、馬來、蘇門答臘、爪哇、蘇拉威西島、婆羅洲、菲律賓、關島、威克島、香港等地區。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日本基本完成對“大東亞”的征服，控製了西起緬甸、馬來亞，東到中太平洋的吉爾伯特群島，北達阿留申群島，南抵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的亞洲太平洋廣大地區。日本法西斯關於“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正在變為現實。

　　對日本法西斯來說，殖民征服的過程也就是“大東亞共榮圈”逐步建立的過程。針對各占領區的不同特點，日本軍政當局采取不同措施進行控製，使其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員。1932年，日本在中國東北炮製偽滿洲國和1940年在中國淪陷區扶植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同年，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控製德古政權，把印度支那變成日軍在東南亞的一個重要據點和軍事基地；1941年12月，日本政府又實現對泰國的“和平”進駐，迫使簽訂同盟條約，答應給予日本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麵的全麵援助。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對南方各占領區實行軍事管製和軍政一體化，以便對戰略資源進行掠奪，加速戰爭機器的運轉。1942年6月，大本營在南方軍中設立軍管總監部，以統轄和指導各軍管區。為緩解被占領區人民的反抗，日本軍政當局基於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不同需要，對各占領區實行不同的政策。在印尼，日本采取分而治之的辦法，將原荷屬東印度分為3個不相統轄的行政單位（爪哇、蘇門答臘和由日本海軍管轄的部分地區）。在馬來亞，日本取消了英國時代的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在統治體製上的區別，將馬來亞分為8個省，均由日本人任行政長官。對菲律賓和緬甸，日本占領者在確保控製權的前提下，給予一定的自治權。1942年1月成立菲律賓政務委員會，作為中央行政機構，由日本顧問控製其大權；8月在緬甸成立以巴莫為首的緬甸“行政委員會”，但大權同樣操縱在日本顧問和日本軍事當局手裏。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利後，與盟軍展開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奪。為加強日本和被占領地區的特殊關係，完成“大東亞戰爭”，東條內閣決定建立一個特殊機構。早在1942年2月，日軍剛一占領新加坡，陸軍省興亞院和企劃院就研究了“關於規劃和實施對大東亞各國及各地區的各項政策的綜合責任官廳”的設置方案。經過半年多的準備，9月1日內閣會議通過《大東亞省設置案》，規定新省的宗旨為：“集中發揮大東亞全區的總體力量以增強戰鬥力。”11月1日，根據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東亞省，下設4個局：總務局、滿洲事務局、中國事務局和南方事務局。同時，原拓務省、興亞院、對滿事務局和外務省的東亞局、南洋局並入該省，這樣便大大限製了外務省的權限，東鄉外相曾辭職以示反對。大東亞省的設置意味著被占領區實際上成為日本的行政區，日本與被占領國不再具有普通的外交關係，“大東亞地區之外交官和領事……乃是披著外交、領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員。”所以，大東亞省的設置是日本法西斯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采取的殖民政治的重要步驟。

　　1943年2月，日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戰敗並被迫撤退，此後開始在太平洋戰場轉入戰略守勢，戰爭態勢進一步惡化。為應付盟軍的猛烈進攻，日軍大本營和政府在5月31日的禦前會議上通過了《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其中，第一條規定：“帝國為完成大東亞戰爭，集結以帝國為核心的大東亞諸國家諸民族，進一步強化和整備戰略態勢，堅持戰爭的主動性，以適應世界形勢。”第二條規定：“整備政略態勢應以強化諸國諸民族對於帝國的戰爭合作，尤以中國問題的解決為基本著眼點。”基於這種目的，日本於10月30日同江偽政權簽訂了《日華同盟條約》，並承認緬甸和菲律賓作為“以大日本帝國為盟主的大東亞共榮圈的一環”的“獨立”，其外交權和軍隊的編製與指揮權均由日本控製。這種戰略上的調整是日本為完成“大東亞戰爭”所做的極為有限的讓步，意在拉攏各傀儡政權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賣力。

　　“大東亞會議”的召開是“大東亞共榮圈”建立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舉措，其目的是使“大東亞各國領導人齊集東京，向國內外宣示堅決貫徹戰爭之決心及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據此，1943年11月5～6日在東京議會大廳召開所謂“大東亞會議”，參加會議的各“獨立國”代表有：“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汪兆銘、泰國內閣總理鑾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菲律賓共和國總統何賽·P。拉烏雷爾、緬甸國內閣總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坡的“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蘇巴斯·昌德拉·鮑斯，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議。

　　“大東亞會議”表麵上冠冕堂皇，實際上所有會務活動都由大東亞省在幕後精心安排。東條英機在開幕詞中竭力宣傳正在建設中的“大東亞新秩序”，譴責英美兩國以關心和平和正義為幌子，企圖使自己對亞洲的殖民統治永久化。會議最後通過《大東亞共同宣言》，除繼續為其發動“大東亞戰爭”進行辯解外，提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5條綱領。這些綱領隻是羅列了“共存共榮”、“大東亞親和”、“發揚大東亞文化”和“大東亞繁榮”等抽象空洞的口號而已，並無任何真實的內容。

　　“大東亞會議”企圖把各被占領國家和地區緊緊捆綁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戰車上，但因日本的失敗已見端倪，“大東亞共榮圈”內部矛盾重重，各成員國同日本主子之間也開始明爭暗鬥。原定參加會議的泰國總理鑾披汶，最後“拚著總理不幹”也不參加會議，以致日本曾決定“以實力解決”泰國問題。這充分表明“大東亞共榮圈”內部的分裂。同時，由於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抗日鬥爭的蓬勃開展，盟軍發起反攻，可以說，“大東亞共榮圈”建立之日也正是它走向崩潰之時。

　　“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理論基礎之一是“大亞細亞主義”。日本法西斯打著“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和“共存共榮”的旗號，企圖把它進行的侵略戰爭美化為民族解放戰爭。1940年7月26日，日本政府製定的《基本國策綱要》聲稱：“皇國的國是基於八紘一宇肇國之偉大精神，以導致世界和平之確立。”

　　1942年1月21日，東條英機在日本第79次帝國議會作關於“大東亞建設的設想”的演說時，進一步指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之根本方針，實淵源於肇國之偉大精神，欲使大東亞各國家和民族各得其所，確立基於以帝國為核心之道義的共存共榮之秩序。”

　　1943年的《大東亞共同宣言》再次呼籲：“大東亞各國相互提攜，完成大東亞戰爭，使大東亞從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然而，在上述華麗辭藻的背後，日本外務省大講東方的“家族規”，要求亞洲各民族必須以日本為“本家”或“宗家”，把自己當作“分家”。可見，“八紘一宇”就是要實現日本對整個大東亞的領導，“大亞細亞主義”的本質無非是由日本軍國主義取代歐美帝國主義。

　　1941年12月，日本外務省進一步明確了對南方的占領政策：“新加坡、海峽殖民地、英屬婆羅洲的沙撈越應成為日本領土，由駐新加坡的日本總督治理。除了4個北部馬來邦以外，馬來亞的其他部分應在駐新加坡總督的管轄下，成為日本的保護領地。駐新加坡的總督對文萊也行使同樣的權力。荷屬東印度群島應聯合成為一個印度尼西亞聯邦，但其外圍地區如荷屬新幾內亞、荷屬婆羅洲和帝汶的荷屬部分應在聯邦‘自治領’的名義下繼續保持在日本的直接控製之下。菲律賓應予獨立，但是它的獨立地位應服從於日本在該地的軍事和經濟特權。”

　　1942年11月，日本設立大東亞省，該省職權範圍是：“大東亞大臣負責實施有關大東亞地區（日本本土、朝鮮、台灣和南庫頁島除外）之諸般政務（純外交除外），保護帝國在該地區內對各國的商務，並管理有關在該地區各國僑民與帝國臣民有關的事務，以及關係到該地區的移民，海外拓殖事業和對外文化事業等有關事務。”日本在該地區原駐外交官，在上述事務處理的問題上應受大東亞大臣的“指揮與監督”。《大東亞省官製》第19條規定：“大東亞省應同陸海軍策應合作，執行有關大東亞地區內占領地行政事務”。大東亞省的設置，取消了日本與被占領各國的正常外交關係，把各占領區當作日本的一個行政區域。

　　“大東亞共榮圈”對日本軍國主義來說，不僅具有政治、經濟和軍事侵略的含義，而且是要在精神文化上進行奴役，即承認日本為亞洲文明和文化的領袖。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特別強調他們在亞洲的文化使命，“大東亞戰爭”即是為弘揚日本文化精神而進行的“聖戰”。在各占領區，日本都派出大批日本教師去講授日本文化，逼迫占領區人民學說日語，組織學者編寫美化日本的大東亞史，等等。日本竭力宣揚亞洲精神文化是最豐饒的文化，日本文化又是亞洲文化中最崇高的文化，是最能體現東方道德、宗教及家族主義的文化，企圖從思想意識上消除人們對日本的反抗，以維護其殖民統治。

　　綜上所述，“大東亞共榮圈”隻是日本軍國主義企圖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國”的一塊招牌，根本不是什麽“共榮圈”，乃是日本法西斯進行殘酷統治和血腥掠奪的“殖民圈”。

　　日本對“大東亞共榮圈”內被占領國家和地區的統治基本上采取兩種方式：直接統治和間接統治。直接統治區大多是戰略要地和交通樞紐，包括香港、新加坡、婆羅洲、新幾內亞、中國台灣、朝鮮等。日本在這些區域公開實行法西斯殘暴統治。

　　間接統治就是依靠扶植傀儡或維持原有政權機構來達到統治目的。傀儡政權包括以溥儀為首的偽滿洲國、以汪精衛為首的偽中華民國、1943年8月1日成立的緬甸巴莫政府、1943年11月成立的菲律賓若斯·洛雷爾政府。在泰國保留了原來的鑾披汶政府，在印度支那沒有取消原有的法國殖民機構，但日本在那裏享有許多特權，原有的法國殖民機構實際上與傀儡政府沒有多大區別，完全聽命於日本的旨意。它們都是日本的統治工具而已。

　　日本依靠暴力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也依靠暴力對其進行統治。它強化統治機構，成立各種法西斯組織，憑借武力大肆鎮壓抗日群眾，濫殺無辜人士，對占領區人民實行法西斯的恐怖專政和殖民統治，給他們帶來無窮的災難。

　　在朝鮮，日本於1937年設立“朝鮮中央情報委員會”，加強對朝鮮人民的監督和控製，同時還殘暴地鎮壓金日成領導的“祖國光複會”和遊擊隊。1940年10月，日本成立“朝鮮國民總體力量同盟”，由日本駐朝鮮總督兼任總裁，在各地建立與各級行政機關平行的基層組織，最小單位是由幾戶家庭組成的“愛國班”，每個家庭都有“愛國班員代表”，家庭的每個成員都是“愛國班員”。通過這一法西斯組織，日本進一步加強對朝鮮人民的控製。

　　日本妄圖把中國東北變成其擴大侵略戰爭的後方基地。1932年，在中國東北實行“保甲連坐法”，加強戶口調查和報告製度，發放居住證、身份證，把東北人民置於法西斯的恐怖統治之下。為“掃蕩”和鎮壓抗日武裝，日軍建立了各級“清鄉委員會”，瘋狂“討伐”東北抗日聯軍。他們把群眾趕出村莊，集中編成“集團部落”，以切斷抗日武裝同人民群眾之間的聯係。到1938年，日本強行在東北建立的“集團部落”有12565個。在建立這些“集團部落”時，日偽當局大批破壞燒毀民房，迫害、屠殺群眾。1937年至1938年2月，日偽當局在偽三江省的樺川縣南部地區燒毀村屯120多個，燒毀或拆掉民房2.4萬餘間，殺害與凍、餓死群眾1.3萬餘人，荒蕪土地2100多坰。1941年4月，日本改組了東北的法西斯組織“滿洲帝國協和會”，把它同各級行政機構合為一體，加強對東北人民的恐怖統治。日本還在中國東北建立代號為“731”部隊的細菌研究所，用中國軍民以及朝鮮、美國和荷蘭等國的反法西斯戰士作細菌實驗，共殺害1萬餘人。在華北，日本從1938年底開始推行所謂“治安肅正運動”和“治安強化運動”，在華中推行“清鄉運動”，日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實施瘋狂“掃蕩”，對抗日根據地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為加強對華北地區的法西斯統治，日本還在華北建立法西斯組織“新民學會”，它的各級組織均由偽官吏把持。1939年，“新民學會”成立了1840個分會，擁有245599名會員，到1941年9月底增至3548個分會，674057名會員。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期間，由於日本的侵略和殘暴統治，給中國人民造成3500萬人的重大傷亡。

　　在東南亞，日本把自己打扮成“亞洲人的解放者”，標榜戰爭的目的是“趕走西方殖民者”，追求大東亞的“共存共榮”。然而，事實上日本在這裏同樣實行殘暴的殖民統治。在緬甸，1942年8月1日，巴莫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權——“行政委員會”，一切群眾性的民主組織均被取締，民眾稍有不滿即受嚴刑拷打，甚至處死。“緬甸獨立軍”遭到解散，代之以“國民軍”，實則是日軍控製下的傀儡軍。日本在緬甸共設警署334個，警察15968人，警察機構得到加強。除此之外，日本還建立了間諜和告密係統。1943年8月1日，緬甸宣布“獨立”，日本顧問操縱一切，成為“太上皇”。他們駕馭於政府各部門之上，沒有他們的同意和參與，任何微小的政策和措施都通不過。在馬來亞，日本依靠當地封建勢力與統治機構的合作去鎮壓農民、洗劫城市。日軍大肆屠殺抗日民眾和無辜人士。新加坡在1942年2月的“大驗證”中，就有2.5萬人被殺於海灘上；3年之內，竟有10萬馬來亞人慘遭殺害。日軍還大肆屠殺當地華人，僅新加坡就有7萬華人被逮捕和審問，5000華人被監禁，許多華人被當作練刺殺的活靶子，駭人聽聞地遭處決。新加坡還被改名為“昭南市”，作為日本統治東南亞的政治、軍事中心。日本將荷屬東印度劃分為3部分：第16集團軍駐守爪哇和馬都拉；第25集團軍駐守蘇門答臘；其餘地區由海軍管轄。各地設軍政府進行統治，取締進步組織，禁止一切政治活動，鎮壓抗日人士。在加裏曼丹，日軍一次就處死2萬人。日本在菲律賓實行法西斯的恐怖專政，規定“任何企圖傷害日兵和日本平民的行動”，都以槍斃10個菲律賓人來報複；日本還在菲律賓加強警察製度，城鄉都建立了“鄰組製度”，“任何違反日軍利益的行為”和一切“不合作者”，都受到嚴懲。日軍統治期間，菲律賓人戰死和被屠殺者共111萬人，財富損失（包括死亡人口折合值）共160億比索，約合80億美元。

　　摧殘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是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內進行殖民統治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它較之於法西斯的恐怖專政似乎溫和一些，然而卻是日本實行殖民統治最毒辣的手段，是力圖從根本上、從長遠的目標上鞏固其對亞洲各國人民的統治。

　　日本首先在朝鮮和台灣推行“皇民化政策”，禁止使用漢語和朝鮮語，規定日語為朝鮮“國語”，強迫朝鮮人民“創氏改名”。在台灣，從1931年起就開始實施“普及日語10年計劃”。

　　日軍侵占中國東北後，曾下令所有學校一律停辦，收繳焚燒一切具有愛國思想及有關中國曆史、地理的教科書。在日本控製下，1940年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在《國本奠定詔書》中宣布其教育方針為：“我國之教育本旨，奉使國本奠定詔書之趣旨，徹底於詔書所諭示之惟神之道，涵養振作忠孝仁愛，協和奉會之精神，訓育忠良臣民，更煉成之。”一句話，就是要培養日本的順民。汪偽國民政府的教育也是灌輸反共媚日的內容，宣傳“中日滿親善”等欺人之談。

　　在印度支那，日本把封建教派——“高台教”和“和好教”聯合成“國際宗教集團”，奉日本天皇為最高領袖，使宗教為法西斯服務。

　　在泰國曼穀，日本於1943年開辦了日本文化學院，為使它“不僅是傳播日本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一個在泰國普及日語的機構”，日本政府為此撥款280萬日元。日本還主張把泰國變成世界佛教的中心，並以沙拉武裏為宗教中心。

　　在緬甸，日本禁止使用英語，大辦日語學校，到1943年底，開辦的日語學校有25所，在校學生數千人。日本在緬甸還先後成立了“緬甸振興佛教聯盟”、“緬甸僧侶大會”等組織，開展以強化“日緬親善”為主要內容的活動，利用佛教僧侶來鞏固日本的殖民統治。此外，日本還組織了“睦鄰協會”、“作家聯合會”等形形色色的親日文化組織。

　　在荷屬東印度，日本禁止使用荷蘭語和英語，將日曆也改用日本曆。1942年3月，日本在荷屬東印度建立宗教事務部。1943年10月，日本解散“印度尼西亞伊斯蘭大會”，而代之以“馬斯友美黨”（即“印度尼西亞穆斯林宣傳大會”），該組織在爪哇各州均設有支部。

　　日本軍國主義在“大東亞共榮圈”內除實行法西斯恐怖統治外，還在占領區進行瘋狂的經濟掠奪。1941年11月15日，日本藏相賀屋宣興承認：“在相當長時間內，將無暇顧及當地居民生活，暫時將不得不執行所謂榨取之方針。”1942年1月21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第79次帝國議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指導帝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大東亞戰爭的關鍵，一方麵在於確保大東亞的戰略據點，一方麵在於把重要資源地區收歸我方管理和控製之下。”一語道破了日本法西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根本目的和基本方針。

　　日本的經濟掠奪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進行。日軍每到一地便無償地直接占有該地區的財富、資源和勞動力。日本在占領區大量發行紙幣、軍用票和南方開發金庫券，以攫取人民的財富。此外，日本還設立“東洋開拓公司”、“台灣拓殖公司”、“華北開發公司”、“華中振興公司”、“滿洲重工業公司”、“南洋拓殖公司”等機構，對占領區進行間接掠奪。

　　1942年2月21日，日軍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通過《應如何使用帝國資源圈》的決定。其中稱，“為了讓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骨幹力量——即帝國的戰鬥力獲得劃時代的充實擴大”，將日本、中國和西南太平洋地區劃為“帝國資源圈”，澳洲和印度等地劃為“補給圈”，要求在15年內資源圈的年生產能力擴大到鋼鐵3000萬噸、煤（焦炭除外）2億噸、鋁60萬噸、石油2000萬噸、船舶2000萬噸（外加油輪200萬噸），力求在“大東亞”實現對上述物資以及糧食和被服原料等必需品的生產自給。其實，這是日本在“共榮圈”內不擇手段地掠奪各國的資源和財富的計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加緊了掠奪，擴大紙幣和軍用票的發行量。1941到1945年，“台灣銀行”的紙幣由2.5億日元增至23億日元，“朝鮮銀行”紙幣由7億日元增至80億日元，“滿洲中央銀行”紙幣由12億日元增至88億日元，“蒙疆銀行”紙幣由1億日元增至36億日元，“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紙幣由9億日元增至1326億日元，“中央儲備銀行”紙幣由2億元增至26972億元，“中國事變軍用票”由2億日元增至25億日元。“南方開發金庫券”由3000萬日元增至194億日元。無止境的濫發紙幣和軍用票，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以1936年批發物價指數為100，至1941年，華北上漲到450.2，上海上漲到1099.3.到1945年，上海米價比1941年上漲6300倍。1944年9月與1941年底相比，東南亞物價上漲情況是：馬尼拉140倍，巴達維亞（今雅加達）13倍，新加坡65倍，仰光58倍。日本顧慮到露骨的剝削會招致南方各國人民的更強烈反抗，乃實行一種“進口信貸製度”，即把從南方各國掠奪的物資和原料折價，記入日本海外貿易銀行設立的被凍結的清算賬戶上，這種永不償還的清算賬，到日本投降時竟高達386億日元。

　　此外，日本還采取見不得人的掠奪行為，如奪取被褥裏的棉花做紡紗原料、偷運鴉片、綁票、充當海盜等。日本統治者從1929年起就有計劃地大量生產販運鴉片以充軍費，日軍所到之處，煙毒隨即泛濫。1937年5月，國際鴉片販運委員會指出：全世界90%的非法海洛因是日本在大連、天津等地生產的。1939年，日本僅在南京一地鴉片收入每月達300萬美元，1942年的收購和銷量是700萬兩。

　　日軍設在中國某地的“慰安所”用武力征用勞動力，是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內進行經濟掠奪的又一項重要內容。

　　戰爭期間，日本將大批朝鮮和台灣的青壯年勞力送到日本從事最繁重、最危險的勞動，把大批婦女送到前線，充當“慰安婦”（即妓女）。據統計，日本征用朝鮮勞動力人數，1941年為5萬，1942年為11萬，1943年為12萬。

　　日本還從中國東北和關內強征勞工，當作奴隸使用。中國勞工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惡劣，沒有任何人身自由，生活困苦不堪。從事軍事工程勞動的勞工，一旦工程結束，為了保密起見全部被殺戮。據統計，到1944年為止，在東北強征的勞動力已達300萬人，其中被壓榨虐待致死的占總數的29%。在華北，從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關的勞工就達529萬人，還有4萬多中國勞工被抓捕運往日本，其中，僅在秋田縣花岡礦的986名勞工，就有418人死亡。

　　日本在東南亞普遍建立“勞動營”，強迫南方各國人民去修建道路和軍事戰略工程，使許多勞工死於勞累和饑餓。在菲律賓，日軍驅趕成千上萬名勞工去“勞動營”服役，又規定16～60歲者每周無償為占領者勞動一天等。日軍強迫荷屬東印度人民為日軍築路、修工事、伐木、裝卸與運輸貨物，把20～50萬的荷屬東印度民夫送到緬甸、馬來亞各地前線為日軍築路做工。這些民夫大多暴屍異國，到日本投降時，幸存下來的不過7萬人。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日本強迫戰俘及東南亞、中國等地勞工約40萬人，修築泰國-緬甸鐵路。該鐵路全長約400公裏，所經泰緬邊境的熱帶雨林區，地形險峻，氣候惡劣，瘴癘流行，勞動條件極差。40萬勞工和戰俘在日軍的刺刀和皮鞭下築路，勞動強度大，供應卻十分低劣，大部分被摧殘致死。到鐵路竣工時，4萬多名各國戰俘死亡1.2萬人以上，勞工死亡約達25萬人。其中，泰國就有15萬勞工死於築路工程中，馬來亞有4萬人死亡，緬甸的10萬多名勞工也大多暴屍荒郊。平均每修築1公裏鐵路，就有650人死亡，每10米就埋著6個半死屍。這條泰緬鐵路也因之得到了一個駭人聽聞的名字——“死亡之路”。

　　總之，日本法西斯的殘暴統治和瘋狂掠奪，給被占領區人民帶來了深重的民族災難。“共榮圈”內，工人失業，經濟衰敗，疾瘟流行，民不聊生。“共榮圈”實際上是被占領國家和地區的“共窮圈”和“共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