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展開：入侵歐非

第三節 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正式形成

　　歐戰爆發前，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建立反法西斯集體安全體係的基礎和條件，這一體係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建立。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規模的不斷擴大，遭受法西斯國家侵略和威脅的各國終於認識到法西斯是它們共同的敵人，於是，它們從戰勝法西斯的共同目的出發，超越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逐漸走向聯合，建立起國際反法西斯聯盟。

　　租借法案簽訂後，美國與英國已事實上結成反法西斯同盟。雖然美國尚未直接參戰，但是，通過大量包括軍事裝備在內的物資援助，無疑給在西歐與法西斯德國浴血奮戰的英國以巨大鼓舞。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這個重大事件為美英等國家與社會主義蘇聯結成盟友提供了可能，因為沒有任何力量比麵臨共同的敵人更能使兩個不同類型的社會聯合起來。英國首相丘吉爾聽到蘇德戰爭爆發的消息後，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因為他認為，蘇聯參戰後“我們再也不孤單了”。此時，德意法西斯不僅占領了歐洲和北非廣大地區，而且企圖在擊敗蘇聯後回師英國；日軍侵占中國大片領土和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後，積極準備南進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英國意識到，它在亞、非與地中海的廣大殖民地和自治領，甚至其本土都受到軸心國的致命威脅。為了對付主要敵人，它急需擺脫孤軍奮戰的局麵，爭取與同其唇齒相依的美蘇等國相互支援與配合。丘吉爾在蘇德戰爭爆發當晚發表廣播演說指出：希特勒派兵“入侵俄國，隻不過是企圖入侵不列顛群島的前奏。毫無疑問，他希望這一行動可以在冬季到來之前結束，可以在美國的海空軍進行幹涉以前擊敗英國……因此，蘇聯麵臨的危險就是我們和美國麵臨的危險”。他宣布英國將給蘇聯以“我們力所能及的、對蘇聯有益的一切經濟和技術援助”。

　　蘇德戰爭前，美蘇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已有所改善，雙方在經貿領域的交往增多，1941年1月22日，美國宣布取消對蘇聯的“道義禁運”。但是，由於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隔閡，雙方在一些原則問題上仍未取得諒解。後來，國際形勢的發展使美國日益清楚地認識到，德意法西斯一旦奪取歐洲、非洲和中近東，將對美國海外利益構成極大威脅；日本擴大對中國和法屬印度支那的侵略並企圖南進，既是對美國的勢力範圍、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的嚴重挑戰，也可能導致太平洋戰爭。

　　蘇德戰爭爆發後，美國擔心蘇聯過早崩潰會使美英的處境更加不利。因而，它將蘇德戰場視為美英的第一道重要防線，並從維護本國利益的立場出發，迅速表示支持蘇聯抗擊德國的侵略。6月23日，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代表美國政府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認為，任何反希特勒主義的鬥爭，任何反希特勒主義的力量的團結，不論其來曆如何，都會加速當今德國統治者必然敗亡的進程，從而促進我國的國防和安全。今天，希特勒軍隊是美洲大陸的主要危險。”6月24日，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宣布，美國準備向蘇聯提供援助，撤消對原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價值3900萬美元的蘇聯資產的凍結。

　　麵對德國背信棄義的侵略，蘇聯也放棄原有立場，采取新的外交方針，希望與歐美國家結成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7月3日，國防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告蘇聯人民書中聲明，偉大衛國戰爭的目的不僅是要保衛蘇維埃國家的自由和獨立，而且要援助那些淪為法西斯侵略者犧牲品的其他各國人民。他還強調指出：“我們為爭取自己祖國的自由而進行的戰爭，定會與歐美各國人民爭取獨立和民主自由的鬥爭匯合在一起。這將是所有維護自由、反對希特勒法西斯軍隊奴役和奴役威脅的各國人民的統一戰線。”這樣，蘇美英三國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開始向結盟道路邁進。

　　由於英國所受的威脅遠遠大於美國，因此英國聯蘇的步子要早於和大於美國。英蘇協定就是兩國在反法西斯同盟的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

　　1941年7月初，英國駐蘇大使斯塔福德·克裏普斯先後與斯大林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進行會談，商討兩國協定的基本條款。丘吉爾獲知協定草案後致函斯大林，向其表示：“我們完全讚成你所提出的關於英蘇協議宣言的建議。”

　　7月12日，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和英國駐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裏普斯各自全權代表本國政府在莫斯科簽署了《英蘇關於對德國聯合作戰的協定》。該協定包括2項條款：“（1）兩國政府保證，在對希特勒德國作戰期間，互相給予一切援助和支持；（2）互相保證，在這次戰爭中，除非經過雙方同意，任何一方既不能談判也不能簽訂停戰協定或和約。兩國政府取得諒解，日後還得用更明細的政治和軍事協定來補充本協定。”同時，兩國開始研究開辟歐洲第二戰場問題。

　　英蘇協定表明，英蘇兩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承擔了彼此支援和戰鬥到底的義務。這一協定的簽訂，是英蘇建立盟友關係的標誌，為日後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與英國相比，美國因受尚未直接參戰的製約，聯蘇的步子邁得較小。雖然羅斯福奉行援蘇“慢慢來”的政策，但為掌握有關蘇聯實際情況的第一手材料和蘇聯在軍事援助方麵的具體要求，特派他最信任的助手、負責租借援助事務的哈裏·霍普金斯出使莫斯科。接到總統指令後，正在英國訪問的霍普金斯立即從蘇格蘭飛抵阿爾漢格爾斯克。7月28日，他抵達莫斯科。

　　霍普金斯很快受到斯大林的接見。他向斯大林轉達了羅斯福總統關於美國“願意在蘇聯對德作戰中給予援助”的願望。斯大林也坦率地向他介紹了蘇聯的危急情況和蘇軍的迫切需要，並允許霍普金斯到前線考察。通過考察，霍普金斯親眼看到蘇聯強大的軍事潛力，掌握了蘇軍在許多地方實施反突擊的詳情。同時，蘇聯軍民堅定的必勝信念和英勇鬥爭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得出結論：蘇聯不僅能經受住敵人的攻擊，而且能給敵人以沉重的回擊。因此，他向斯大林建議，迅速召開美蘇英三國會議，討論決定援助蘇聯的數量。隨後，他分別向羅斯福和丘吉爾詳細匯報了莫斯科之行，強調援助蘇聯對擊敗德國的重要性。

　　霍普金斯這次訪蘇是戰時美蘇關係的轉折點，羅斯福聽取他的匯報後，最後確定了采取實際措施援助蘇聯抗擊德國法西斯的方針，堅定了美國參加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決心和信心。8月2日，美國通知蘇聯，決定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並將美蘇貿易條約規定的有效期延長一年。10天後，美國向蘇聯派出第一支船隊。

　　在這一過程中，美英兩國愈發感到有必要修正過去的外交方針，進一步加強兩國間在各種國際問題特別是在對蘇聯關係上的戰略合作。經雙方商定，最後決定在8月舉行美英兩國首腦會議，研討戰略合作問題。

　　1941年8月9日，丘吉爾率英國海軍上將達德利·龐德爵士、陸軍上將約翰·迪爾爵士、空軍上將威爾弗裏德·弗裏曼爵士、外交部常務次官亞曆山大·卡多根爵士、徹韋爾勳爵、戰時內閣助理秘書L。霍利斯上校、湯普森海軍中校，在霍普金斯的陪同下，乘坐英國皇家海軍“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抵達紐芬蘭的普拉森舍灣的阿金夏港，受到早一天乘“奧古斯塔”號巡洋艦到達該港的羅斯福總統、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上將、海軍作戰部部長哈羅德·斯塔克海軍上將、陸軍副參謀長亨利·阿諾德中將、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等一大批軍政官員的歡迎。為保密起見，8月初，羅斯福就離開華盛頓去進行一次重要的“釣魚旅行”，在新英格蘭沿海的“波托馬克”號遊艇上當眾垂釣，然後，從那裏秘密地駛往紐芬蘭。

　　阿金夏會談為期4天，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與丘吉爾的許多會麵中的第一次。8月9日晚，羅斯福在“奧古斯塔”號巡洋艦上舉行盛大晚宴，歡迎英國朋友。

　　晚餐中，羅斯福與丘吉爾談話的主題是：日益增長的日本侵略威脅，擬議中的五點（後增至八點）聯合宣言。

　　次日清晨，羅斯福登上“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兩國首腦及軍政顧問開始正式會談。英國要求美國艦隊駛入地中海，並希望美國海軍擴大為英國船隻護航的範圍，其中包括德國潛艇大批出沒的北大西洋。但是，美國領導人不願過早直接卷入戰爭，他們反複強調：“他們的職責在於防衛西半球，因而不願討論超過亞速爾、加那利和佛德角群島、達喀爾、法屬摩洛哥和西屬摩洛哥以外的任何事情。”美國隻答應為英國海上船隻護航至冰島。這是美國做出的唯一具體的軍事承諾。直到9月份，德國潛艇在冰島附近海域襲擊美軍“格裏爾”號驅逐艦時，羅斯福才公開宣布上述承諾。

　　在對日政策上，雙方產生很大分歧。英國外交部常務次官卡多根提出：“美國應明確警告最近占領法屬印度支那南半部的日本，不許進一步侵略，如果日本進攻英國或荷蘭的東南亞屬地，美國應保證參戰。”因為擺脫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思潮的束縛需要時間與機會，因而羅斯福不同意英國的建議，隻答應與日本繼續談判，希望英國利用日美談判加強在遠東的防務。

　　關於援蘇問題，雙方很快達成共識。羅斯福原則上同意丘吉爾提出的召開莫斯科會議，與蘇聯人一起商定軍援的建議。

　　這次最高級會議最著名的成果是關於戰爭目標的八點聲明——《大西洋憲章》。該憲章由威爾斯與卡多根共同起草，8月12日會議結束時由兩國政府首腦簽署，正式公布於8月14日。其內容如下：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羅斯福和聯合王國國王陛下政府代表首相丘吉爾經過會晤，認為他們兩國國策中某些共同原則應該予以宣布。他們對於世界所抱有的一個美好未來局麵的希望是以此項政策為根據。

　　（1）兩國並不追求領土或其他方麵的擴張。

　　（2）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誌所同意的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

　　（3）尊重各民族自由選擇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權利。各民族中的主權和自治權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設法予以恢複。

　　（4）兩國將努力促使所有國家有國際貿易和獲得原料的同等機會。

　　（5）兩國希望加強世界範圍的合作，以提高勞動標準，促進經濟進步和社會安全。

　　（6）待納粹暴政被最後毀滅後，兩國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的保證。

　　（7）在上述環境中，公海上應能自由航行。

　　（8）兩國相信世界所有各國，無論為實際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須放棄使用武力。倘國際間仍有國家繼續使用陸海空軍軍備，致在邊境以外實施侵略威脅，或有此可能，則未來和平勢難保持。兩國相信，在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製度未建立之前，此等國家軍備之解除，實屬必要。同時，兩國當讚助與鼓勵其他一切實際可行的措施，以減輕愛好和平人民對於軍備的沉重負擔。”

　　在商討該文件的過程中，雙方發生了爭論，暴露了美英兩國在一些國際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例如，在討論第4條時，英國要求保護其歧視性的帝國特惠製，而美國則堅持塞進它們長期鼓吹的“機會均等”原則。雙方各不相讓，幾成僵局。最後，霍普金斯強烈地認為，憲章的宣布與會議本身消息的發表應在同一時候。他擔心曠日持久爭論下去，無益於大局，遂勸說羅斯福與丘吉爾達成妥協。在討論第8條時，英國擬製的草案有這樣的文字：“兩國所尋求的和平，不僅要永遠推翻納粹暴政，而且要通過有效的國際組織，使一切國家與民族獲得安居樂業的手段。”但是，羅斯福反對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聯盟大會。他既不願激怒國內的孤立主義者，又不願得罪狂熱的國際主義者，因而刪去丘吉爾提出的“有效的國際組織”一詞，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製度”。

　　大西洋會議期間，英美兩國政府首腦在“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上交換意見。圖中前排左起：羅斯福、丘吉爾、馬歇爾和迪爾。《大西洋憲章》是一篇反法西斯宣言，它體現出一種道義力量，符合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意願，幾乎所有反法西斯國家都立即接受了它。英國認為，“這八點中每一點都是對軸心國行為的挑戰，是它們無法作出有效回答的挑戰”。在9月24日召開的倫敦15國同盟會議上，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代表均表示忠於《大西洋憲章》提出的“共同原則”。因此，《大西洋憲章》不僅是美英兩國政治聯盟的標誌，而且是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綱領，成為後來《聯合國憲章》的基礎。

　　但是，大西洋會議和《大西洋憲章》也反映出殖民主義的痕跡，暴露了美英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爭奪。在會議期間，兩國就未來世界利益劃分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羅斯福認為，英國應該把殖民地問題交出來討論，而丘吉爾卻聲稱，“我當首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該憲章沒有明確提出反法西斯鬥爭參加者以何種方式動員一切力量進行反法西斯鬥爭，也沒有確定戰後如何保障實現所列各項人民民主權利，沒有具體說明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戰後的命運。丘吉爾事後在英國下院曾說：“在大西洋會議時，我們心中想的，主要是恢複納粹奴役下歐洲國家與民族的主權、自治與民族生活，再就是關於它們的疆界可能有必要作出任何變動的指導原則”。由此可以看出，美英畢竟是帝國主義國家，它們認識問題的出發點仍是以“歐洲為中心”，而把亞洲、非洲國家排除在它們的“原則”之外。

　　盡管如此，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大西洋憲章》仍對動員和鼓舞全世界人民結成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打敗德意日法西斯，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大西洋會議的一個重要結果是美英兩國商定援助蘇聯抗擊德國。兩國領導人在聽取曾赴莫斯科考察訪問、並會見斯大林的哈裏·霍普金斯匯報後，決定派使團前往莫斯科，把霍普金斯同斯大林進行的倉促會談繼續下去。1941年8月15日，斯大林收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的聯名電報，其主要內容是：

　　在哈裏·霍普金斯先生從莫斯科回來後，我們曾利用研究他的報告的機會，一起商量了我們兩國如何能對貴國對納粹進攻所進行的輝煌保衛戰給予最大幫助的問題。我們目前正在合作把你們最迫切需要的供應品最大限度地提供給你們。

　　現在我們必須轉而考慮一個較長期的政策，因為在能夠取得完全勝利以前，還得經曆一段漫長和艱難的路程，如果不取得完全的勝利，那麽我們的努力和犧牲都將是白費的。

　　為了使我們大家能就我們的共同資源分配問題迅速作出決定，我們建議，我們準備在莫斯科舉行一次會議，我們將派遣一些可以直接和您討論這些問題的高級代表出席。

　　我們充分認識到，蘇聯的英勇和堅決的抵抗對打敗希特勒主義有著多麽巨大的重要性，因此我們感到，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必須在製定將來分配我們共同資源的計劃這件事情上迅速立即行動起來。

　　斯大林欣然同意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建議，蘇美英三國開始積極準備有關事宜。8月28日，丘吉爾內閣決定派供應大臣烏克斯·比弗布魯克男爵為英國使團團長。因為英國援蘇物資很大一部分將要從美國援英物資中劃撥，丘吉爾指令比弗布魯克：“我想請你偕同哈裏曼先生前往莫斯科，以便安排對俄國軍隊的長期供應問題……在可能的範圍內，給予俄國人以最大的援助，即使要我們自己作出重大的犧牲，這也是我們的責任和為了我們的利益的事……。你的任務不僅是協助製訂援俄計劃，而且要確保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不致遭受過大的損耗。”

　　顯然，英國政府在援蘇問題上堅持3條原則；一是把美國援英的物資轉給蘇聯；二是真誠合作，盡力而為；三是考慮自己的承受能力。

　　美國擬讓霍普金斯擔任使團團長，後因健康方麵的原因，改派艾夫裏爾·哈裏曼執行這一使命。為向蘇聯提供有效的軍事援助，羅斯福指示陸海軍首腦；“我認為不僅在當前，而且在蘇聯繼續對軸心國作有效鬥爭的全部時日裏，為它提供一切合理的軍火援助，對美國的安全和保障是極端重要的。我確信在擬議中的莫斯科會議上……必須大量地全麵地對蘇聯承擔這種性質的義務”。從而，他闡明了蘇聯對德作戰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直接相關，由此出發，美國有義務援助蘇聯。

　　1941年9月15日，美國使團抵達倫敦。為協調雙方的政策與目標，美英兩國使團利用6天時間，“共同分析了可以提供給蘇聯的武器和原料的項目單，擬訂了《勝利綱領》的生產指標（即製訂一個在麵臨的長期戰爭中供應各條戰線的固定的生產目標）”。

　　9月22日，美英使團乘坐英國皇家海軍“倫敦”號巡洋艦由斯卡帕灣啟程，經由北極圈內的北冰洋前往蘇聯的阿爾漢格爾斯克。為保證安全，美英采取了許多欺騙措施：美軍派出2架B-24型轟炸機，搭載使團的一般成員或隨員直飛莫斯科，掩蓋使團主要成員取道海上的真相；英軍不派護衛艦護航，以減少德軍飛機的注意等等，這些措施收到了預期效果。9月23日，柏林電台就播發了美英兩國使團已安全飛抵莫斯科的消息。

　　9月27日下午，“倫敦”號巡洋艦在白海的北德維納河口拋錨，轉乘1艘蘇聯驅逐艦逆水上溯32公裏，到達阿爾漢格爾斯克，受到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的熱烈歡迎。當晚的宴會上，三方共同舉杯預祝盟國的團結和法西斯的垮台。

　　次日，美英兩國代表團成員分乘4架DC-3型飛機，在蘇聯戰鬥機編隊護航下，飛行5個小時，抵達莫斯科。他們一下飛機就立即被邀請到克裏姆林宮，在那裏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前外交人民委員馬克西姆·李維諾夫的接見。

　　會見中，斯大林首先向哈裏曼、比弗布魯克介紹了蘇聯戰場的局勢。他說：“德國優於我們的地方：在空軍實力方麵，為三與二之比，在坦克方麵，為三或四與一之比；在師的數目方麵，為320個對280個。”他最後表示最迫切需要的是坦克，其次是反坦克炮、中型轟炸機、高射炮、鋼板、戰鬥機和偵察機。關於坦克的具體數量，斯大林透露：“他每月需要2500輛，在此數中，1400輛可以在蘇聯境內製造出來。但盡管他還需要1100輛坦克，他仍然隻想每月從美國和英國取得500輛就滿足了，免得被人指責‘胃口太大’。”

　　在第一次會見中，斯大林還同美英使團就蘇英兩軍在烏克蘭協同作戰、美軍使用西伯利亞機場運送援蘇物資等問題交換了意見。哈裏曼還試探性地讓蘇聯官方保證，“蘇聯憲法第124條所說的保證全體公民享有信仰和禮拜自由的話是算數的”，暗示美國輿論對蘇聯人權狀況不滿而影響援蘇。斯大林對美國這種借援蘇之機幹涉蘇聯內政的行為非常反感，表示對此不屑一顧。

　　9月29日上午，莫洛托夫、哈裏曼、比弗布魯克舉行正式會談，決定設立航空、陸軍、海軍、運輸、原料和醫藥6個三方委員會，分別討論相關的具體事宜。

　　當日晚，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第二次會見美英使團團長。斯大林對美英提供的援蘇物資數量表示不滿，他問哈裏曼：“為什麽像美國這樣一個年產5000多萬噸鋼的國家，（每月）隻能給我1000噸供坦克裝甲用的鋼板？”他甚至責備道：“你們的少得可憐的許諾清楚地表明是想看到蘇聯被德國打敗！”當美英要求蘇聯提出需要提供軍用物資的正當理由或根據時，斯大林明確表示蘇聯政府“是不會提供這方麵的情報的”。

　　幾十年來因社會製度與意識形態的不同而產生的不信任與不理解，使會談一度陷入僵局。然而，這個僵局又一次被美英蘇的共同敵人德國打破了。

　　9月30日，德國宣傳機構根據它們獲取的情報向全世界發表如下新聞：莫斯科會議已陷入僵局並發生爭吵，英國人和美國人永遠不可能同這些“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有共同的立場。共同的敵人使美蘇英三方回到嚴峻的現實，逐漸建立起信任與理解，縮小它們之間的分歧。當日晚，斯大林在第三次會見美英使團時，提到了德國播發的上述消息，指出，“要由他們3個人來證明戈培爾是個撒謊者”。

　　第三次會談的氣氛比第二次融洽。雙方就蘇聯提出的援蘇物資清單逐一討論研究。斯大林在聽完哈裏曼關於美英兩國準備提供的軍用物資的介紹後，表示非常滿意，沒有提出異議。

　　會談行將結束時，斯大林建議將莫斯科會談的結果寫成書麵協定，在美英使團離開前加以簽署。哈裏曼和比弗布魯克顯得有些為難，因為他們未被本國政府授權簽署任何東西。根據美英政府的立場，現行的援蘇協議完全是非正式的，並不想簽一個什麽協定。但斯大林堅持己見，美英使團團長同意次日與莫洛托夫一起處理這個問題。

　　美英使團對第三次會見斯大林的結果感到滿意。哈爾曼說，“這次會見是以盡可能最友好的方式結束的。斯大林並未掩飾其熱情。我的印象是，他對大不列顛和美國的認真態度完全滿意……我離開時感到他同我們一直是坦率的，倘若我們拿出我們所答應拿出的東西，倘若我們與斯大林的個人關係保持下去，那麽蘇聯政府和我們兩國政府之間所存在的猜疑就可以完全消除。”比弗布魯克也稱讚斯大林是“一位和善的人”。

　　10月1日，哈裏曼和比弗布魯克與他們的使團成員會麵，聽取6個專門委員會的報告。然後，他們又前去拜會莫洛托夫，了解蘇聯政府要他們簽署的那個協定的內容。最後，他們提出美英兩國可以向蘇聯提供其要求的武器和物資，但不能承擔把這些武器和物資送交到蘇聯港口的義務；如果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物資清單應重新製定。蘇聯方麵表示同意他們的意見。

　　爾後，英美蘇三國使團團長分別代表本國在《英國、美國、蘇聯三國代表會議議定書》上簽字。這份被西方盟國稱之為“聖經”的文件，詳細列舉了美英援助蘇聯的70類物資，其中有：飛機、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偵察車等武器裝備；戰地電話機、海底電纜等通信器材；鋁、鎳、銅等有色金屬及其製品；坦克用裝甲板等各種鋼材；甲苯、乙烯醇等石化產品；機床、電爐等工業設備；橡膠、黃麻、皮革、羊毛、小麥等農畜產品。這70類物資每月按規定數量送交蘇方。

　　這份議定書還有3個附件。第一個附件是，1941年10月～1942年6月蘇聯海軍需要美英援助的裝備與物資清單，其中包括：軍艦、艦炮、船用柴油機和發動機和船用潛艇探索器。第二個附件是，1941年10月～1942年6月蘇聯需要美英援助的醫療器械和藥品清單，共83類。第三個附件是，英國希望從蘇聯得到的供應品，其中包括：瀝青、豬鬃、鉻礦、中國密蠟、步槍及步槍子彈、生絲或碎絲、木料和鮭魚罐頭等27類。

　　這次會議於10月1日結束，蘇英美三方都對會議結果表示滿意。當晚，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盛大宴會，與美英使團全體成員共同慶賀會議取得圓滿成功。席間，斯大林對哈裏曼說：“戰爭須由三國軍隊會師才能贏得勝利”。10月3日，斯大林分別致函丘吉爾和羅斯福，對比弗布魯克和哈裏曼的工作表示滿意，感謝美英兩國政府對蘇聯的援助。相信它們“將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來保證盡可能迅速和充分地實現莫斯科會議的決議”。盡管蘇聯認為這個議定書還有不盡人意之處，“協定規定的期限不長，這就使蘇聯指揮部難以擬定未來的作戰計劃。”但蘇聯官方仍然認為：“莫斯科會議對動員各同盟國的資源用以擊潰侵略集團，有著巨大意義”。

　　莫斯科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的重要國際會議。蘇美英三國代表為實現戰勝法西斯的共同目標，首次進行會晤。他們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社會製度的差異，捐棄前嫌，求同存異，最後達成協議，從而為建立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奠定了基礎。根據三國簽訂的議定書，自1941年10月至1942年上半年，美英向蘇聯提供無息貸款，並輸送包括4500輛坦克和3600架飛機在內的各類物資150萬噸，總值約10億美元，有力地支援了蘇聯的艱苦抗戰；蘇聯堅持對德作戰和提供大量原料，也為美英爭取時間加強戰備創造了有利條件。

　　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襲珍珠港，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引起美國朝野上下群情激憤，普遍要求政府集中力量打敗日本。在軍界，要求加強對日作戰呼聲最高、影響最大的則是遠東美軍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中將和海軍作戰部部長歐內斯特·金海軍上將。

　　麵對變化了的戰爭格局，溫斯頓·丘吉爾又喜又憂。喜的是美國終於參戰了，憂的是他“覺察到有一種重大的危險，即美國可能在太平洋進行對日本的戰爭，而讓我們在歐洲、非洲和中東對德國和意大利作戰”。他決定再次與羅斯福會談。12月9日，他致電羅斯福：“我們可能根據現實和新的事實去檢查全部戰爭計劃，以及生產與分配問題。我覺得這一切事項（其中有些正引起我的關注）在最高一級的行政階層上能夠得到最好的解決。再次同你會晤，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非常大的快樂，並且愈早愈好。”次日，他又焦急地電告羅斯福：“我覺得麵對著新的（特別是在太平洋中的）不利局勢，如果再等待1個月才決定我們的共同行動，那會造成很大的損害。我曾希望於明天夜間啟程，但將推遲航行，以待獲知你所指定的會晤地點。我對於最後勝利，從來沒有感到過有這麽大的信心，然而隻有協調一致的行動才能達到勝利。”

　　丘吉爾還對艾夫裏爾·哈裏曼說：“這場戰爭是長是短都在美國掌握之中。如果你們以戰鬥機保衛太平洋地區的每一個城鎮，那麽這場戰爭就會長，要打5年。如果你們勇敢一點——讓入侵者進來，這有啥關係？——那麽這場戰爭就能在2年內結束。”

　　可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在大西洋會議上建立的同盟受到嚴峻挑戰，是繼續堅持1941年l～3月兩國共同提出的“先歐後亞”、“歐洲第一”的戰略方針，還是把戰略重點轉向太平洋，成為反法西斯同盟能否協調一致共同對敵的關鍵。

　　12月9日，羅斯福在對日宣戰後向全國發表的“爐邊談話”中說：“德國和日本是根據一項聯合計劃來進行其陸海軍作戰行動的。這項計劃把不幫助軸心國家的一切民族和國家都當作全體和每個軸心國家的共同敵人。這就是它們簡單明確的總戰略。所以，美國人民必須認識到，隻有類似的總戰略才能夠與它抗衡……我們期望能消除日本的威脅，但是，如果我們做到了這一點，卻發現世界其他部分則由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去支配，那就對我們沒有什麽好處。”他暗示美國仍將堅持“先歐後亞”戰略，把希特勒作為頭號敵人。

　　為在新的形勢下協調和完善美英兩國的戰略方針，羅斯福認為也有必要與丘吉爾會晤。他在接到丘吉爾的呼籲後，於12月11日電邀丘吉爾赴華盛頓會麵。

　　12月12日，丘吉爾在哈裏曼陪同下，率三軍高級將領，從蘇格蘭的格裏諾克港乘坐“約克公爵”號新型戰列艦，啟程赴美參加代號為“阿卡迪亞”的兩國首腦會談。之所以選擇“阿卡迪亞”作為這次會談的代號，是因為兩國領導人希望這個詞所比喻的古希臘田園牧歌式的靜謐，將能成為他們協調一致的象征。

　　在橫渡大西洋的8天中，丘吉爾準備了3份文件作為三軍參謀長的備忘錄，這些文件闡明了他對盟國在1942年和1943年作戰計劃的設想。

　　第一份文件題為《大西洋戰場》，主要分析了歐洲、非洲和大西洋地區的軍事形勢，提出1942年的主要目標是英美軍隊占領整個非洲沿岸和從達喀爾到土耳其邊界的地中海東部海岸。第二份文件題為《太平洋戰場》，談到了1942年為恢複盟國在太平洋上的控製權所應采取的各項舉措。第三份文件題為《在1943年進行的戰役》，宣布英美軍隊將在這一年夏季在德國占領區內最適宜的地方登陸以解放歐洲。這是英國在“先歐後亞”戰略方針指導下的具體作戰行動的設想，清楚地反映了丘吉爾對“先歐後亞”戰略方針的理解，即第一步的行動重點是北非和地中海，同時設法控製太平洋局勢；第二步行動的重點是歐洲大陸。

　　因為忙於對付太平洋的危急局勢，美國方麵對會議的準備不如英國充分。12月20日，陸軍部長史汀生向羅斯福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把所有戰區劃分為兩部分。主要戰區——北大西洋戰區，其中也包括西歐戰區；其他戰區——太平洋戰區、西非戰區、中東戰區和近東戰區。關於西非戰區，備忘錄說：該戰區在兩個方麵對美國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是它能確保與埃及、波斯灣、遠東地區的空中和海上交通線；二是它能防止德國人占領達喀爾，因為他們依靠達喀爾將會封鎖通往南大西洋的海路和威脅美洲大陸。這個備忘錄是美國方麵對“先歐後亞”戰略方針的理解。但是，美國沒有提出具體戰略行動計劃。

　　12月22日黃昏，丘吉爾從弗吉尼亞的漢普頓錨地飛抵華盛頓，被接至白宮下榻。當晚，羅斯福與丘吉爾舉行會談，“一致同意打敗德國應比對日作戰更重要”。在雙方三軍參謀長的正式會議上，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上將和哈羅德·R。斯塔克海軍上將代表美國重申“先歐後亞”的戰略方針，“（1）在1941年2月美英參謀部會談中，曾一致同意德國是軸心國的首要成員，因而大西洋和歐洲戰場被認為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爭。（2）自2月以來已發生了許多事情，但盡管日本參加了戰場，我們的觀點仍舊認為德國依然是勝利的關鍵。隻要德國被打敗，意大利的崩潰和日本的失敗就必然會接踵而來”。

　　美國的“先歐後亞”立場打消了英國的顧慮。會議的主要議題由丘吉爾擔心的應否實施歐洲第一上轉到了如何實施歐洲第一問題上，雙方按照這個戰略方針開始討論製定共同的戰略行動計劃。

　　12月23日下午，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丘吉爾提出了向北愛爾蘭和冰島部署美軍的“磁鐵”計劃，和英美盟軍進攻西北非的“體育家”計劃。羅斯福對前者表示讚同，對後者則建議交給參謀人員討論後再定。但是，美國軍方卻反對“體育家”計劃，馬歇爾列舉了許多後勤方麵的問題，並擔心法國維希政府會反抗，那樣將使這一行動變得非常危險。一旦初戰失利，將對英國人的士氣產生很壞的影響。因此，反對實施“體育家”計劃。馬歇爾的得力助手萊利斯·麥克奈爾中將甚至要求戰爭計劃處的約瑟夫·史迪威將軍準備65條理由來說明不應執行“體育家”計劃，以防止按英國方案而無謂消耗軍事力量。但是，由於美國會前準備不充分，沒有一套具體戰略行動方案，所以阿卡迪亞會議隻討論和製定了共同的總作戰計劃，沒有決定在1942年實施北非登陸作戰，隻是“責成比弗布魯克和霍普金斯搜羅船隻，並在盡早的可能日期研究‘超級體育家’計劃”。

　　阿卡迪亞會議根據“先歐後亞”戰略方針，製定並通過了盟軍聯合戰略計劃，其基本原則是形成和緊縮對德國統治下領土的包圍圈。這個包圍圈的範圍大體上是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到黑海，經過安納托尼亞，再同地中海北岸和歐洲大陸的西海岸連接起來。主要目標就是加強這個包圍圈，把缺口堵起來，辦法是支撐俄羅斯戰場，武裝和支援土耳其，增強它們在中東的力量，以及占領整個北非的海岸，以防德國突然進攻波斯灣和西非海岸或其他地區。

　　阿卡迪亞會議通過的這個戰略計劃，是英國從前關於“在軸心國周圍形成一個巨大的防禦圈比進攻行動更為重要”的戰略思想的具體化，而這次會議又為美國所讚同。它表明美英兩國在軍事行動上開始協調起來。

　　在聯盟作戰中，僅有統一的戰略方針和戰略計劃是不夠的，還不能保證作戰行動的勝利。阿卡迪亞會議完成的另一重大事情就是，解決了聯盟作戰的統一指揮問題。1941年12月25日下午，馬歇爾指出：“我深深感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指揮統一問題……我認為必須由一個人來統率整個戰區——包括海、陸、空三方麵。我們不能單靠合作來用兵。人的缺點就是這樣嚴重。他往往特別不願意把自己的軍隊劃出一部分交給別人去指揮。如果我們現在製定一個統一指揮的計劃。我們的麻煩十有八九就會解決了。”馬歇爾建議，美、英、荷、澳四國在西南太平洋地區建立一個統一指揮機構，丘吉爾初時堅決反對，稱太平洋地區的盟軍過於分散，不可能由1個人進行有效的指揮。

　　羅斯福首先讚同這一建議，為征得丘吉爾的同意和支持，他力薦英國上將阿奇博爾德·韋維爾擔任從孟加拉灣到澳大利亞的ABCD戰區最高司令官，統一指揮在這一戰區作戰的美、英、荷、澳四國軍隊。邱吉爾立即改變主意，欣然表示同意。

　　統一指揮原則的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聯盟作戰的重要措施。隨著戰爭的發展，盟軍在各戰區都任命了最高指揮官，有力地協調了各盟國軍隊的作戰行動，保證了聯盟作戰的勝利。

　　阿卡迪亞會議還決定設立一個盟軍最高行政機構，負責指揮各戰區的作戰。12月29日，出席阿卡迪亞會議的美英三軍參謀長向羅斯福提交了一份指揮係統大綱，建議現存的盟國各戰區作戰指揮機構：“A、不論最高指揮官作出何種建議，他都要電告倫敦和華盛頓兩地的三軍參謀長委員會。B、倫敦的三軍參謀長委員會要馬上發電給駐華盛頓的英國代表團，表明他們是否將用電報提出意見。”

　　美英三軍參謀長的這份大綱，並未提出設立專設的聯合統帥機構。羅斯福認為，聯盟作戰需要有一個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於是在這份大綱上批示：“建議為此目的在華盛頓成立一個專設機構。A、3位美國代表、3位英國代表；B、為磋商和谘詢起見，增加1位澳大利亞代表、1位新西蘭代表和1位荷蘭代表；據此建議，上述機構應按下列方式行使職權：A、不論最高指揮官作出何種建議，他都要電告上述設在華盛頓的委員會；B、在華盛頓的委員會要馬上電告倫敦，征求他們的建議和意見。”這個機構後來定名為聯合參謀長會議，它在美英兩國首腦監督下，指導盟軍的作戰，“以2個民族從未有過的諒解和效率發揮著作用”。

　　如果說，統一指揮原則保證了各戰區的聯盟作戰順利進行，那麽這個機構的設立則保證了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整個戰場的勝利作戰。難怪“丘吉爾和馬歇爾兩人都認為這個決定是阿卡迪亞會議最有價值和最有持久意義的結果”。

　　此外，阿卡迪亞會議還決定成立軍人分配部和戰時生產部等美英聯合機構。

　　阿卡迪亞會議於1942年1月14日結束，這次會議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和美國正式參戰的形勢下召開的。在幾個戰場並存的情況下，會議統一了美英兩國關於“歐洲第一”和“德國第一”的思想，堅持和完善了“先歐後亞”戰略方針。兩國首腦從反法西斯鬥爭的全局出發，求同存異，密切配合，進一步鞏固了美英聯盟。會議決定設置的軍事機構和采取的其他措施，為盟軍的密切協同和反法西斯戰爭中轉敗為勝提供了重要保障。

　　《大西洋憲章》發表後，受到反法西斯國家和人民的歡迎和讚同。在《大西洋憲章》的基本原則鼓舞下，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逐漸積聚起來。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則直接促使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最後形成。

　　美英首腦草擬的《大西洋憲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日宣戰。德意日為協調一致行動，1941年12月11日簽定對美英共同作戰的協定，承擔在無相互全麵諒解的條件下不得與美英停戰或媾和的義務，同時德意宣布對美英開戰。美英被迫分別對德意和日本宣戰。接著，軸心國集團的其他成員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對美宣戰。而澳大利亞、荷蘭、加拿大、新西蘭、南非聯盟、哥斯達黎加、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馬、薩爾瓦多、“自由法國”民族委員會和波蘭政府向日本宣戰。中國則向德意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達到了最大規模。全世界遭受法西斯侵略及其威脅的國家和人民強烈要求組建強大的國際聯盟，共同抗擊法西斯。

　　麵對新的戰爭形勢，羅斯福考慮將所有同德意日進行戰爭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同盟，通力合作，打敗法西斯。1941年12月24日，他向丘吉爾就成立一個大同盟交換了意見。丘吉爾早在大西洋會議上就建議成立一個“有效的國際組織，使一切國家與民族獲得安居樂業的手段”，隻是由於當時美國尚未直接參戰，羅斯福不肯答應，隻同意“建立一個更廣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體係”代替“國際組織”。這次，羅斯福提出成立一個國際組織，丘吉爾欣然表示同意。他說：就這個問題“在原則上、在感情上以及確實在文字上，我們是完全一致的”。

　　大同盟的成立宣言草案是羅斯福擬定的，最初叫《協約國家宣言》。後來為有別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集團，羅斯福從拜倫《蔡爾德·哈羅德遊記》一詩中，借用了“聯合國”一詞，稱之為《聯合國家宣言》。12月25日，宣言草案正式提出，送交有關國家討論。內容如下：

　　“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加拿大自治領、澳大利亞聯邦、新西蘭自治領、南非聯邦、比利時、中國、捷克斯洛伐克、希臘、盧森堡、荷蘭、挪威、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南斯拉夫等國政府，讚同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和大不列顛首相於1941年8月14日所發布的稱為《大西洋憲章》的聯合宣言裏麵所載的宗旨和原則的共同綱領，深信所有這些政府取得徹底的全球性勝利，不但在各自的國內，而且在全世界，對保衛和維護生命、自由和獨立以及人類自由、正義和社會保障的正當潛力，都是不可缺少的；他們現在進行的鬥爭就是共同保衛一切地方的人類尊嚴，以抗擊力圖征服全世界的凶惡和野蠻的力量，茲宣布：

　　（1）每個政府保證動用它的全部資源，以抗擊軸心國的侵略力量，而且繼續動用這種資源直到最終擊敗這種力量。

　　（2）每個政府應向參加本《宣言》的其他政府保證在作戰行動和資源使用方麵進行完全合作，以對付共同的敵人。

　　（3）每個政府保證對共同的敵人或其中任何一個敵人繼續作戰，而不同他們單獨媾和。

　　凡願意加入本《宣言》的其他各國政府均特此準予加入之。”

　　草案文本擬出後，美國、英國、蘇聯三國進行了磋商研究，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見。羅斯福認為，應在“前言”中加進“宗教自由”，由於《大西洋憲章》沒有寫進“宗教自由”，他曾受到國內輿論的責難。這次他一定要把它寫進宣言中。他擔心蘇聯不會同意他的修改意見，遂約見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解釋之所以要用“宗教”這個詞，是因為這已經用在他時常向世人宣示的“四大自由”裏麵了。他說傳統的傑斐遜的宗教自由原則是有著非常廣泛的民主含義的，其中連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也包括在內——它給個人以崇拜自己所選擇的上帝的權利或不信奉上帝的權利。李維諾夫已把草案文本通電給莫斯科，聽完羅斯福的意見。李維諾夫將羅斯福的意見轉給斯大林。不料，事情並沒有像羅斯福想得那樣棘手。蘇聯從反法西斯戰爭的大局出發，把美國的更改意見“當作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接受了”。

　　蘇聯政府鑒於自己沒有參加對日本的戰爭，而且還同日本保持著和平關係，不能在一份明確寫有保證共同打敗軸心國的文件上簽字，所以建議修改宣言的一些用詞，用“戰勝希特勒主義的鬥爭”來代替戰勝軸心國的字眼。蘇聯方麵解釋道：在他們國內，“希特勒主義”包括“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美英兩國理解蘇聯政府保持蘇日和平關係的政策，接受蘇聯的意見，對宣言做了較大修改，將原來文本上的第1條：“每個政府保證動用它的全部資源，以抗擊軸心國的侵略力量，而且繼續動用這種資源直到最終擊敗這種力量”修改為：“每一政府各自保證對與各該政府作戰的三國同盟國成員及其仆從者使用其全部資源，不論軍事的或經濟的。”刪去了原文本中的第2條，把最後一段增改為：“現在或可能將在戰勝希特勒主義的鬥爭中給予物資上援助和貢獻的其他國家得加入上述宣言。”這種巧妙而靈活的修改，既照顧到了當時蘇日之間的特殊關係，又沒有損害反法西斯同盟綱領的原則。

　　英國建議在宣言中加進“當局”兩字，以便可以讓像“自由法國”這樣的組織參加到宣言中來。但是，美國開始表示反對。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還想通過某種方式同維希政權打交道，所以不同意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加入宣言。霍普金斯也認為，“眼下不應當把自由法國包括進去”。後來，丘吉爾說服了羅斯福，同意加進“當局”兩字，但是，又遭蘇聯反對。李維諾夫雖不像赫爾那樣，因反對“自由法國”加入而不同意加進“當局”兩字，但卻強調任何一個蘇聯駐外大使都無權不經本國外交部批準擅自同意在一個國際文件中做任何改動。盡管丘吉爾竭力解釋這種要加的東西無關宗旨，但是李維諾夫堅決不同意，他要待國內批準再定。由於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急於將宣言馬上發布出去，來不及打電報與蘇聯政府商量，遂放棄了加進“當局”兩字的主張。

　　關於印度能否加入宣言問題，英國內部曾發生爭論。按內閣意見，不同意印度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加入宣言。這個主張遭到了前印度總督洛德·哈裏法克斯勳爵的反對，他認為，把那個尚未被授予自治領地位的國家排除在外，將是一個錯誤。最後，英國戰時內閣作了讓步，同意印度與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其他自治領一起列為宣言簽字國。

　　宣言草案文本有關簽字國的排名先後次序是美國為首，其次是英國，接下來是英國的各自治領，跟著才是按字母先後次序排列的其他同盟國，蘇聯放在最後。霍普金斯根據各同盟國在戰爭中的作用和地位，建議修改排名先後次序，“把像中國和蘇聯這樣的國家提到同我國和聯合王國的並列地位；區別的方法可以是，那些在自己的國土上積極作戰的國家為一類，另外則是已經被軸心國征服了的國家。”

　　丘吉爾則“堅持英國各自治領必須緊接大不列顛之後，一起列入簽字國名單上”，反對因按字母次序而同英國分開。

　　但是，羅斯福接受了霍普金斯的建議，並說服丘吉爾做出讓步，最後由他親自排出簽字國的次序：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這4個國家之後的其他各國包括已經宣戰的拉丁美洲各國則按字母順序排列。

　　修改稿完成後，羅斯福和丘吉爾於12月27日分批會見了各同盟國駐華盛頓大使，向他們介紹了宣言的內容。同時，用急電把宣言發給各同盟國的政府，請這些政府正式授權它們駐華盛頓的代表簽署這項文件。

　　1942年1月1日，羅斯福、丘吉爾、李維諾夫、宋子文（中國新任外交部長）聚集在白宮羅斯福的書房內，分別代表各自國家簽署了這個莊嚴的宣言。次日，其餘22個同盟國在美國國務院按國名英文字母順序依次簽字。至此，《聯合國家宣言》誕生，全文如下：

　　聯合國家宣言

　　（1942年1月1日於華盛頓）

　　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哥斯達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希臘、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盧森堡、荷蘭、新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波蘭、南非聯邦、南斯拉夫各國的聯合宣言。

　　本宣言簽字國政府

　　對於1941年8月14日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與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首相所作聯合宣言稱為《大西洋憲章》內所載宗旨與原則的共同方案業已表示讚同，深信完全戰勝它們的敵國對於保衛生命、自由、獨立和宗教自由並對於保全其本國和其他各國的人權和正義非常重要。同時，它們現在正對力圖征服世界的野蠻和殘暴的力量從事共同的鬥爭，茲宣告：

　　（1）每一政府各自保證對與各該政府作戰的三國同盟成員國及其仆從者使用其全部資源，不論軍事的或經濟的。

　　（2）每一政府各自保證與本宣言簽字國合作，並不與敵人締結單獨停戰協定或和約。

　　現在或可能將在戰勝希特勒主義的鬥爭中給予物資上援助和貢獻的其他國家得加入上述宣言。

　　《聯合國家宣言》的簽訂是國際關係史上的劃時代事件，它極大地豐富了國際關係理論。首先，它體現了“目標原則”。26個國家之所以能夠撇開政治製度、宗教信仰的分歧簽署一個共同宣言，就是因為它們麵臨著共同的威脅，戰勝法西斯是它們的共同目標，各國參加聯盟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戰勝法西斯，而成立聯盟的目的就在於使這一目標順利實現。沒有共同的目標，則聯盟無任何基礎。

　　第二，它體現了“共存原則”。聯盟的鞏固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這個戰爭共同體的某個國家是否在戰爭中媾和。因為，引誘對方聯盟的成員國單獨媾和是政治行為者十分注意的一個戰略決策。因此，《聯合國家宣言》規定簽字國不能單獨締結停戰協定和和約。這就使當事各方對實現戰勝法西斯這一目標作出了具體保證。“由於把這項承諾寫入條約，這使這一努力獲得一定的合法性；各方才有更大可能去追求這些目標。因為聯盟的建立賦予締約國以新的地位，這使他們很難相互背信棄義，否則就會因不守信用而背上欺世盜名的惡名”。因此，“共存原則”是加強聯盟或聯合的內部力量。

　　第三，它體現了“靈活原則”。參加某一聯盟的各成員國從各自的國家利益認識問題，勢必產生矛盾與鬥爭。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說：“俄國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而英國和美國則不是，也不打算成為共產主義國家，但是這一事實並不妨礙我們為了共同的安全和正當的利益而製定出良好的計劃”。《聯合國家宣言》的倡議者與製定者為了“共同的目標”，在製定宣言過程中，采取了靈活的原則，最大限度地把反法西斯國家團結在一麵旗幟下，集中各同盟國的一切力量去戰勝德意日。

　　《聯合國家宣言》把26個不同社會製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膚色的國家集合在打敗法西斯的共同目標和旗幟下，標誌著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正式形成，實現了一切反法西斯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大聯合，大大加強了反法西斯的力量，改變了敵我力量的對比，為反法西斯國家扭轉被動局麵，進而奪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創造了條件。

　　美國國務卿赫爾認為：“《聯合國家宣言》在曆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戰努力中，把代表六大洲絕大多數居民的26個自由國家的決心和意誌聯合起來了。這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據，說明遵守法律、愛好和平的國家到了必要的時候能夠團結起來使用武力去維護自由、正義和人類的基本原則。”

　　不容置疑，除美英蘇外，中國等世界許多國家也為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不僅開辟了世界上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有力打擊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氣焰，以實際行動支援了其他國家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而且還積極倡導建立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早在德國入侵蘇聯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就著眼世界戰略全局，發出《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指示，明確指出“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鬥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國共兩黨立即做出反應，主張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並成立正式同盟，堅持抗日戰爭至完全勝利，1941年12月9日，中國領導人還致電美英蘇三國首腦，建議在重慶召開聯合軍事會議，協調各國作戰。無疑，這些舉措有力地促進了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建立。因而，中國同美英蘇一道率先在《聯合國家宣言》上簽字，既是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重要地位與作用的體現，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為建立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所作貢獻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