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南亞

第八章 極邊第一城

　　一

　　騰衝，古城騰越。據文史工作者考證，“騰越”一名，追源應到“騰（藤）越國”。 藤(騰)國”一名見於《玉溪編事》，其書中載南詔王隆舜（生於公元857年，卒於公元897年）的詩作，其中詩句有：“避風鄯闡台，極目見藤越。”原注說：藤越，鄰國名也。由此可知，當時有騰(藤)越國，是南詔的鄰國。眾所周知，高黎貢山以西部分屬南詔國永昌節度轄下，既然尚有騰(藤)越國之名，可見騰(藤)越國乃南詔的屬國。

　　這個說法沒有別的史料進行證實，但是，它的來源可靠，可信度極高。唐中後期，南詔國已流行漢文化，王族中尤為流行。隆舜精熟漢文，能作詩詞，欲與唐和親成為唐之附馬。為此，邕州節度使曾幾次遣使到南詔。南詔《玉溪編事》中的驃信詩，為唐幹符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前後在善闡所作，唐使徐雲虔將之載入此行所著的《南詔錄》中，於是得以流傳，至後來《玉溪編事》一書的編者得以收錄。（見方國瑜《漢文學的傳播》）

　　在唐·南詔時的各種史料中，沒有與藤(騰)越國相衝突的說法。《新唐書》和《舊唐書》中多處提及騰衝（藤充）這個地名，但都是以地名的形式出現，不與藤(騰)越國相衝突。

　　在研究唐時雲南的最權威史籍《雲南誌》裏，騰衝也隻是一個小地名，與申賧、越賧、藤彎、越禮城、湯浪等均為並列地名，其中，藤彎城受越禮城管轄，越禮城受南詔國永昌節度使管轄。因此，騰越國是南詔的屬國，由永昌節度使管轄。

　　從西漢時的乘象國“滇越”可知，滇西地帶本為越人的國家；至三國時代亦有“盤越國亦名漢越” 之說（《三國誌·魏書》）。可以推測，藤(騰越)國可能是“盤越國”的繼承者，與“滇越”國淵源十分明顯，均為以越人為主體的國家。到元時，“騰越州”、“騰越府”及“騰越縣”與藤(騰)越國相呼應，顯得一脈相傳，絕對合乎邏輯。

　　“藤”乃因高黎貢山及其以西地方盛產藤篾，居民“高麗貢人”（唐·樊綽《雲南誌》）善用藤篾架藤橋和做各種藤器——一個“藤”字既有特產含意也有用者含意，即既可表藤篾又可表“高麗貢人”；“越”乃民族名，是今傣族的先人——藤（騰）越國，即盛產藤篾之地上，由善用藤篾的“高麗貢人”與“越”人為主體的國家。

　　東晉時的《華陽國誌》說，永昌郡“南移永壽，去故郡千裏”，即永昌郡離開現在的保山城，到南方千裏之外的地方“永壽”去了，說明當時是有另外的國家在擴張。因此，藤(騰)越國建國時代不僅與三國時的“盤越國”一脈相承，而且就在此次擴張前所建立。

　　《南齊誌》說永昌郡“有名無民，曰空荒不立”，足見滇西極邊之地當時（南朝）確實各自為政，此亦為後來南詔征服滇西極邊及緬北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鋪墊。南詔閣羅鳳西征，將藤(騰)越國收為屬國，置於永昌節度轄下，從此藤(騰)越國名實近亡；至大理國後期改設騰衝府，由高泰運領轄，至此時名實俱亡。但正因此元滅大理國後不久，才會在騰衝府駐地改設“騰越州”等。此非元人要創新名，“騰越”乃是“藤越”的翻版，聽起來能懷舊，且不像“騰衝”那樣力度充足，不馴服的味道極濃。（參見楊永明《地方史：確認騰越國》）

　　公元1639年的初夏，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沿著古代南方絲綢之路，興致勃勃地翻越高黎貢山，走進了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騰越。這是他平生遊曆的最邊遠，也是使他最流連忘返的地方。這位舉世公譽的“千古奇人”遊曆騰越40天，寫下了三萬多字的遊記，成為《徐霞客遊記》這部千古奇書中最精彩的篇章。時年已54歲的徐霞客，不顧萬裏跋涉的勞頓，在騰越大地冒險探奇，冒雨考察，對騰越的山川地貌、風土人情、曆史遺跡進行了翔實的考察記述，在“極邊第一城”騰越的曆史上，留下了厚重而閃光的一頁。

　　翻越高黎貢山的古道共有三條，一條過北齋公房至馬麵關，一條經南齋公房至曲石鄉的江苴，一條從潞江壩經大蒿坪至上營鄉的橋街。徐霞客所走的是第三條通道，是當時進行騰越的官馬大道。他在遊記中對這條大道的走向、裏程及一路見聞記述甚詳。如對磨盤石一帶的描寫：“峽底無餘隙，惟聞水聲潺潺在深箐中。峽深山亦甚峻，藤木蒙蔽，猿鼯晝號不絕。”寫高黎貢山主峰：“由此西望，一尖峰當西複起，其西北高脊排空，始為南渡大脊。”寫在高黎貢山頂上行走的情景：“兩旁削崖夾起，中墜成路，路由夾崖中曲折上升，兩岸高木蟠空，根糾垂崖外，其上竹樹茸密，覆陰排幕，從其上行，不複知在萬山之頂，但如唐人所詠‘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情與景合也。”

　　高黎貢山古道沿途，都有行人歇腳之所。如蒲滿哨、分水關、新安哨、太平鋪、小歇廠、竹笆鋪等。其中分水關、新安哨、太平鋪地處山梁之上，皆有村廬人家，而現在已無人居住。分水關為山脊正中的古代哨卡，當地人稱為城門洞。古書記載稱“諸葛城”，傳說此城為“一夜築成”。徐霞客在遊記中寫道：“磚砌鞏門，跨度脊上。其關甚古，頂已中頹。”城的遺跡至今尚存。越過山脊，進入騰越境內，徐霞客在竹笆鋪吃到了第一頓午餐，是火燒鹿肉。進入騰越後，徐霞客分南、北兩線進行考察。先是從北線考察。其考察路線為：騰越城—疊水河瀑布—寶豐寺—打鷹山火山—固東—雲峰山—臘幸溫泉、滇灘—明光、雲岩寺—界頭、瓦甸—曲石、龍江沿岸—騰衝城。南線為：綺羅—清水—楊廣哨—竹寨—熱海—返綺羅。

　　徐霞客對騰越的山脈水派的來龍去脈及風光景致進行了係統的考察和準確生動的記述，特別是對今天已成為騰衝重要旅遊景區的火山、熱海、疊水河瀑布、雲峰山等地遊興頗濃，描述十分詳盡。

　　徐霞客是考察和記述騰越火山的第一人。他考察的是打鷹山火山。打鷹山海拔2600多米，是騰越最高、最年輕的火山。在不見路的情況下，他仍“躡棘披礫”，向上攀登。他根據當地人的傳言，在遊記裏錄下了打鷹山上發生的一樁怪事：“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無隙，中有龍潭四，深莫能測，足聲至而湧波而起，人莫敢近。後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斃羊五六百及牧者數人，連日夜火，大樹深篁，燎無孑遺，而潭亦成陸……”有人據此推測，這可能是一次小型的火山噴發。關於打鷹山上的火山石，他寫道：“山頂之石，色赭而質輕浮，狀如蜂房，為浮沫結成者，雖大至合抱，而兩指可攜，然其質仍堅，真劫灰之餘也。”在打鷹山上，徐霞客遇到了正在那裏建寺的直隸僧人寶藏，受到了熱情款待，並一定要留他住個晚上。當時興建的寺即現在的宏恩寺，寶藏是開山之人，到徐霞客造訪時，已曆兩年。由此推之，宏恩寺的曆史已整整364年。在宏恩寺，徐霞客還驚喜地遇到了他的一位老鄉——江蘇張涇橋的蕭道時。他是位行腳僧，已被寶藏收留。兩人一見如故，自不待說。

　　在騰越期間，徐霞客共考察過三處地熱泉群，即臘幸熱泉、熱海和大洞溫泉。其中所記熱海，尤為詳盡精彩。當時正值雨天，徐霞客持傘冒雨而行。遠望熱海，一幅壯觀的圖景映入眼簾：“峽中蒸騰之氣，東西數處，鬱然勃發，如濃煙卷霧，東瀕大溪，西貫山峽。”走進熱海，他先是觀看大滾鍋下麵的熱泉。當時，那裏有一個四五畝大的熱池，水色渾白，沸騰滾湧，“沸泡大如彈丸，百枚齊躍有聲。”熱水泡噴出地麵竟達一尺多高。而徐霞客眼前的大滾鍋，更是奇觀妙景：“……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橐鼓風煽焰於下……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或躍時風從中卷，水輒旁射，攬人於數尺外，飛沫猶爍人麵也。”他還在遊記中，記下了熱海的泉華地貌：“其崖皆堆雲駢瓣，嶺岈嵌空，或下陷上連，或旁通側裂，人從其上行，熱氣從下出。”

　　當年徐霞客所看到的疊水河瀑布，遠比現在壯觀。他在遊記中寫道：“其水從左峽中空平墜而下，崖深十八丈，三麵環壁。水分三派飛騰，中闊丈五，左駢崖齊湧者，闊四尺，右嵌崖分趨者，闊尺五，蓋中如簾，左如布，右如柱，勢極雄壯……飛沫倒卷，屑玉騰珠，遙灑人衣麵，白日間真如雨花雪片。”當地人將疊水河畔飛沫滿天的情景形容為“久雨不晴”，徐霞客將之改為“久旱不晴”，一字之改，形神活現。從中我們不難想象，300多年前的疊水河是何等清澈明淨，何等氣勢磅礴！

　　作為“蜀身毒道”通往緬甸、印度的最後出口，自古以來，騰越就是中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碰撞交匯的地方。騰越境內寺觀廟宇林立，為雲南全省之最。徐霞客在騰越考察記述過的寺觀有上營的甘露寺，綺羅的水映寺，城郊的寶峰寺、毗廬寺，瑞滇的雲峰寺，明光的雲岩寺，還有宏恩寺、萬壽寺、觀音寺等。他所接觸的僧人中，有的不遠萬裏來自河北、四川、江蘇等地，可見當時騰越的宗教文化之盛。

　　徐霞客在寶峰山瀏覽，為時四天半。可謂流連忘返。此地“日麗山幽”，“怪樹奇株，鬱蔥蒙密”。白天，他攀岩入箐，遊覽各處殿閣；晚上，他虛亭眺月，拭桌作記。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寶峰山一帶，雖近州城，但生態環境仍保持原始狀態。

　　在雲峰山，徐霞客考察了兩天多時間。雲峰山的環境，更是引人入勝，是處“巨木參霄緯藤蒙塢，遂極幽峭之勢……高崖滴翠，深木篩金，陰晴弄影……惟聞猿聲千百，唱合其間……”在雲峰山，徐霞客訪“仙床”，探“仙洞”，摘“木膽”，憑高眺望茫茫雲海，真乃賞心悅目。徐霞客對明光雲岩寺的巧妙布局也大為讚賞，發出了“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構”和“恨不攜囊托宿其內”的感歎。

　　徐霞客兩次進入騰越城。第一次是四月十三日，從滿邑（當時名土鍋村）入城，第二次為五月一日，即騰北線之遊結束後從北門入城。當時的騰越州城集市中心，已由古城內移至城南，在城外新的十字大街，居民建築、集市貿易已具有相當規模，遠比城內熱鬧繁華，為“城中所無”。騰越古城，當時為政治、軍事中心。古城建於公元1448年，明正統年間，徐霞客到騰越時，已屹立了191年。該城是一座堅固的石城，據傳仿南京城建造，氣勢雄偉，徐霞客在遊記裏稱為“迤西所無”。

　　曆史上騰越被譽為“極邊第一城”，長期作為滇西的軍事重鎮、商貿中心和政治中心。先後設騰衝府、騰越衛、騰越州、騰越鎮、騰越道等，幾度管轄現今保山、德宏及緬北的大片地區。徐霞客對國家邊事十分關心。他遊騰北線回來後，受到參將吳藎臣的盛情接待，並送來《騰越州誌》。徐霞客又向吳要了“八關”和“三宣六慰”圖，在店中“一一錄之，數日無暇刻，遂不知在寓中並在雨中也。”他在遊記裏，除有意識地提到州城附近的一些古關如分水關、鎮彝關、芭蕉關、馬麵關、古勇關、滇灘關外，還詳盡地記錄了當時的“八關”及“三宣”、“六慰”的地理位置、出境信道等邊境情況。隨著明王朝國勢衰微，對邊地的控製日漸鞭長莫及。他在遊記裏寫道：“昔蠻莫、孟密俱中國地，自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立此八關，於是關外諸彝，俱為阿瓦所有矣……三宣猶屬關內，而六慰所屬，俱置關外矣”。“巔塘（滇灘關）之外為茶山長官司，舊屬中國，今屬阿瓦”。字裏行間，透出國衰失地的隱憂和感慨。

　　徐霞客考察滇灘關時，已是“關廢而田蕪，寂為狐兔之穴矣”。而邊境通道上，仍有邊民往來互市。緬甸山民負茶、蠟、紅藤、鬆子、黑魚到鬆山、固東等地交換鹽、布等生活必需品。徐霞客沒有料到，三百多年後，荒涼冷落的滇灘竟發展成一個十分繁華的邊貿集市。

　　當時，騰越的翡翠交易已頗有名氣，成為民間交易的重要行業。官府設立專門機構，派員征購翡翠原石和成品，或充府庫，或進貢上級官員和皇室，或中飽私囊。徐霞客與一位姓潘的生意人交情甚好。潘生常走緬甸，從事翡翠及其它緬貨生意。官府經常向他逼索好玉石，因而他常常閉門躲避，不敢讓人們見到他的貨。徐霞客臨行時，潘生送給他兩塊翡翠，到保山後加工製成懷、硯等。由此觀之，當時的翡翠加工已達到相當的水平。

　　二

　　千百年來，騰衝這座古絲道上的重鎮，伴隨著這條古老商道的浮現、興盛、衰亡而經曆了幾度的燦爛輝煌、幾度的重瘡衰落。而騰衝曆史上的燦爛輝煌卻是千千萬萬匹騾馬和萬萬千千的馬鍋頭（趕馬人）用心血和汗水，用不畏艱險、勇於開拓的“馬鍋頭”精神馱出來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騰衝的馬隊、商邦馱出了一個晶瑩剔透的“翡翠城”，馱出了名揚四海的“僑鄉”、“小香港”、“小上海”，馱出了騰越辛亥革命領袖張文光、民國代總理李根源、哲學家艾思奇；馱出了翡翠大王張寶廷和著名的永茂和、洪盛祥、茂恒等商號……

　　騰衝的翡翠開發，始於明朝中葉，全國最早，盛於明末清初。由於政治、經濟、地理、交通上的條件，騰衝不僅是翡翠的集散地，也成為翡翠玉雕業的發祥地。

　　500多年來，富有開拓精神和冒險精神的騰衝人不斷走出國門，進行翡翠珠寶的經營，因而騰衝有“十人八九緬經商”的說法，成為雲南第一僑鄉。在緬甸古都阿摩羅補羅古廟裏的一塊石碑上，鐫刻著5000多個騰衝翡翠珠寶商人的名字。隨著翡翠貿易的發展，一批又一批從事翡翠珠寶經營的跨國商號相繼湧現。這些商號以騰衝或緬甸為大本營，其分支機構遍及國內的昆明、重慶、上海、廣州、香港、拉薩等地，遍及緬甸的仰光、瓦城、臘戌、密支那等城市，遠至印度的加爾各答、葛倫堡等地。至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以騰衝為集散中心的翡翠珠寶貿易已輻射到五大洲30多個國家。在大起大落的翡翠經營中，很多騰衝人表現出大智大勇大計大謀，成為飲譽海內外的“翡翠大王”。有“翡翠大王”之稱的張寶廷、寸尊福、李生澤、毛應德、劉錦華、段盛才、許坤益等人。其中，寸尊福是第一個將翡翠從海上絲綢之路運往世界各地的雲南人。他為支援廣州起義、河口起義、騰越起義多次慷慨解囊，並加入同盟會。孫中山曾先後題贈匾額：“中外垂名”、“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是騰衝翡翠經營和加工業的極盛時期。當時騰衝翡翠商行有40多家，翡翠加工遍及城鄉，加工作坊300多個，玉雕工匠3000多人。19世紀30年代，英國人美特福在《中緬之交》一書中，真實地記錄了騰衝翡翠貿易加工的盛況：“……其人設肆，遍及滇省諸大城邑，遠及緬甸各都市，而終於印度加爾各答……某長街為玉行所集，玉石晝夜琢研不輟，餘等深夜過之，猶聞踏輪轉床，聲聲達於百葉窗外……”因翡翠的開發，騰衝的八保街被易名為“百寶街”。翡翠城騰衝，以翡翠為龍頭的商業在雲南獨領風騷，成為雲南工商業的發祥地。各種產業相繼興起，使騰衝繁華一時，成為不夜城，人稱“小上海”。形成了“昔日繁華百寶街，雄商大賈攜貲來”、“林寶石家海內聞，名商大賈集若雲”的商貿名城風景。

　　數百年的翡翠加工貿易，在騰衝形成了獨具魅力的翡翠文化。公元1882年，精明的騰衝玉石商家，將春秋戰國時代的卞和從瀟汀洞庭不遠萬裏請到騰衝，設祖師殿供奉膜拜。每年農曆六月初十為祖誕辰，玉石商家及玉雕工匠雲集，請專業戲班唱戲3天。這座全國獨有的祖師殿，香火旺盛。然而，時至1942年，騰衝翡翠行業隨著日寇的入侵而萬花紛謝，這座著名的翡翠城在戰火中變成焦土，玉石俱焚。

　　隨後，翡翠集散中心從距翡翠產地僅二百多公裏的中國騰衝轉移到泰國的清邁，而清邁距翡翠產地卻有1000多公裏之遙。騰衝的白玉祖師殿經曆了半個世紀的塵封寂寞。這是一段令人難於忘懷痛心疾首發人深省的曆史。

　　騰衝作為省級曆史文化名城和國家級對外開放口岸，自古是我國西南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千百年來，這條商道上，幾乎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商人組成的商隊，趕著馱運絲綢、寶石和各種貨物的馬幫，往返於四川、大理、保山、騰衝、緬甸、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形成了一條中國連通東南亞、南亞、中亞的最近的陸上貿易通道。一千多年的驛道商貿和文化交往，尤其是元明以來，古商道上珠寶玉石貿易大規模興起，處於南絲古道陸上碼頭位置的騰衝，便成為這條古道上的重鎮和珠寶玉石的聚散地。

　　到了清代，邊境貿易贏得了更大的發展。據緬英商務官布賽爾1826年的統計，僅棉花每年入騰就達635萬公斤，價值22.8萬英磅。而鴉片戰爭前夕的1837年，從當時惟一正式開放通道商口岸的廣州入境的英國貨也才價值90萬英磅，其中鴉片又占大半，正當商品不過三四十萬英磅。於是騰衝成了雲南邊境地區通往緬甸的經濟中心。

　　清末，騰衝進出口貿易規模進一步擴大，常年有七八千匹騾馬載貨往來於騰衝、八莫、密支那的商道上。有時貨運量大，還要加用馱牛。據《騰越州誌》記載：“今商客之賈於騰越者，上則珠寶，次則棉花，寶以璞來，棉以包載，騾馱馬運，充路塞道，今省會解玉坊甚多，磨砂之聲，晝夜不停，皆騰越者。”這足以說明當時商隊的龐大和商道的繁華。這些龐大的馬隊商幫，促進了滇緬貿易的繁榮，從而湧現了洪盛祥、永茂和、茂恒等10多個跨國商號。其分號遍及川滇諸邑和拉薩、上海、廣州、香港等地，以及緬甸各城市，並遠達印度孟買、加爾各答、葛倫堡和新加坡。僅騰衝洞山董紹洪先生創辦的洪盛祥商號，1915~1936年間分支機構有幾十個，國內有保山、龍陵、下關、昆明、嘉定、重慶、廣州、上海、香港、西藏；國外有緬甸的仰光、瓦城、洞已、猛拱、錫箔、臘戍、八莫和印度的加爾各答、葛倫堡等地。經營商品有石磺、繭絲、茶葉、玉石、棉紗、棉花等幾十種，年利潤在龍元100萬元之間。1935年資產有1000萬龍元左右（龍元為民國年間流通貨幣名稱）的洪盛祥，先後在國內外購置大量地產，成為當時著名的富豪。騰衝民間有“東董、西董、彎樓子是富商”之說，東董指的就是洪盛祥，西董指茂恒，彎樓子指永茂和商號。

　　西南絲綢商道的開通，驛路上馬幫商隊的壯大和繁榮，邊境貿易的開拓和發展，促進騰衝人、財、物的大流動，刺激了騰衝工商業、加工業的快速發展，使騰衝成了雲南近代工商業發祥地之一。經濟的繁榮，為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商貿的大交流，促進了人員的大交流、文化的大融會。

　　伴隨著商業貿易、僑務外事的頻繁往來，英國人於1899年在騰衝成立領事館，1902年又成立騰越海關。1920~1929年，騰衝的商品出口額占雲南外貿總額的30.5%；1930~1939年的10年間，騰衝的外貿規模達到了最高峰時期。據海關統計，年平均進出口關平銀達500餘萬兩，最高的是1939年，竟高達700餘萬兩。經騰衝向緬甸、印度輸出的大宗商品種類不下80種。從緬甸進入騰衝的商品來自五大洲30多個國家，品種不下160種。僅1942年騰衝被日軍侵占前夕，年進口棉花約4萬馱，棉紗4萬馱，棉布約2萬匹，石磺2萬馱，經營棉布較大的商號有31家。進口玉石最高年即1917年達801擔。大量的物資交流，不僅促進了商貿繁榮，也刺激了商品生產。個體手工業、手工業作坊遍及城鄉各地，騰衝市場異常活躍繁榮，1912~1942年是其鼎盛時期。據民國《騰衝縣誌稿》載，1937年縣城及主要集鎮有商業行會18個，858戶；還有大量的小商販及半農商戶；各鄉有初級市場48個；民間手工加工業遍及城鄉，僅玉石加工一項正規作坊就有173家，工匠3000人左右。騰衝距緬甸北部的玉石場地猛拱僅150多公裏，人馬行走隻需八九天。所以20世紀50年代以前，緬甸出產的玉石幾乎全部運往騰衝加工集散，占了世界玉石交易額的90%。鑒賞玉石的知識幾乎普及民間，湧現了張寶廷、寸如東等一批蜚聲海內外的“翡翠大王”。於是騰衝成了當時世界是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翡翠城”也由此名揚天下。

　　1942年騰衝淪陷前，這個西南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具有興旺發達的進出口貿易，獨特的珠寶玉石交易，品種繁多的手工業品。常年在這條古商道上運行著七八千匹騾馬，熙熙攘攘，一派繁榮景象。當時的騰衝城可謂“內外商人雲集，大小店鋪林立”。

　　富裕起來的騰衝人把剩餘資本開始投向工業生產。紡織、印染、礦業、冶煉、製革、印刷、水電、化工、食品加工等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同時，在商貿的發展過程中，騰衝引進了世界先進技術設備。1925年，寸嗣伯從日本購進鉛字機、石印機開設了印刷局；李曰爽留日學紡織回騰衝開辦了紡織公司；1930年，王紹武從香港購買了卷煙機，來騰創辦了“名揚煙草公司”；1932年張南溟到仰光學習火柴生產技術歸來合資開辦了火柴廠；1925年張德輝留日學醫歸來，開辦了東方醫院，首創騰衝第一所西醫醫院……

　　工商業的繁榮，又帶來了金融業的興起，1926~1945年間，雲南富滇銀行、雲南興文銀行、國民黨中央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以及雲南地方的礦業銀行、實業銀行、僑民銀行等金融機構亦紛紛到騰衝設立分支機構，所謂“昔日繁華百寶街、雄商大賈挾貲來”就是當時騰衝市場繁榮景象的真實寫照。於是當時已擁有30萬人口的騰衝又成了雲南近代工商業的發祥地之一和邊陲金融重鎮，群商匯集，產業興旺，被人們稱為“小上海”、“小香港”。

　　經濟的繁榮，為教育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興文辦教之風日盛，人才輩出。由於騰衝商人長期的國內外貿易活動，使一些人迅速富裕起來，每年向緬、印輸出勞務不下萬人。當時印度、緬甸均為英國殖民地，貿易往來使騰衝成了與英國人直接交往的前沿，成為近代東西方文化的交會點。於是文化、教育空前繁榮，1889~1948年，騰衝巨商、先達、有識之士先後興資創辦了“明德女子學堂”、“騰越中學”、“騰越女子中學”、“簡易師範”、“益群中學”等10多所中小學；創辦“和順圖書館”、“綺羅圖書館”、“木欣圖書館”、《騰越日報》，傳播近代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文化人才如群星湧現，出縣、出省求學，出國留學者日增。清末，騰衝出現了一個進士，6位舉人。清末民初先後有167人到今北京、上海、昆明、大理等地的高等院校讀書，有39人東渡日本留學，出現了騰越辛亥革命領袖張文光，朱德的老師李根源，毛澤東的哲學顧問艾思奇等一批優秀人物。

　　三

　　極邊第一城除了翡翠、玉石和商號，頗負盛名的還有被稱為“雲南第一僑鄉”的和順。

　　和順位於騰衝縣城南4公裏，方圓不足10公裏，但其聲名卻早已遠播海內外。？

　　根據有關史料載，至遲在明代中期，和順人已前往緬甸經商，並有少數開始在緬甸寓居。《騰越州誌》雲：“昔日之貨殖者，富家以財，貧人以軀，輸中華之產，運異域之邦，易其方物，利資養家。”和順鄉民為明初軍屯者的後裔，屯製廢除後，耕讀傳家，或舌耕守闕，或效子貢、陶朱之術，行商座賈，謀利營生。農諺說：“楸木開花，出門歸家”；“過了霜降，各找方向”；“窮走夷方，急走廠”。這反映了僑鄉老百姓因尋找生活出路，而往緬甸謀生的狀況。

　　由於人多地少，加之在古驛道上，和順人便一代一代地向外拓展，創造了和順悠久的貿易曆史，商貿曾幾度輝煌迭起，商號遍及東南亞及國內主要商埠。乾隆征緬之際，和順僑民尹士汾、李萬全是恩瓦地區華僑會長。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3月17日，八莫市區的華僑為和順華僑尹士琳送喪，執紼親友和頭包白巾的華人即有數百，由此可見和順人在緬甸之繁盛。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緬甸舊都南城阿摩羅補地區洞繆觀音寺被火毀後，新修擴建的功德碑上阿瓦富商捐款者即有：謙和號、正興號、茂生號、萬順號、元盛號、太和號、德盛號、美順號、立昌號、璽順號、茂盛號、福裕號、和盛號、正泰號、建昌號、三成號，另有總理修繕提高人李本恕、尹必選、李芳廷，司賬書記尹大璠，承辦管理李大年、寸崢輝、李嵌、尹大顯、楊成升、鄒錦成，買辦雜物員張立品的題名，碑末並署有“騰賧庠生李開良必先氏興平敬撰並書”。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和順到緬甸猛拱玉石廠挖玉的勞工共計480人左右。玉石廠所出玉件，都要報官上崗，按其價值納稅（崗銀）。采玉辦法有多種，合資者雇用勞工，以每人每天工資夥食供給，得玉後按其市價分給勞方若幹；或以生產費用、夥食費全由資方負責，所得玉件由勞資雙方均分。這種極為人樂從的辦法，也是對那些“窮走夷方，急走廠”者的最大誘惑。和順經營玉石生易者甚多，有張定廷、寸尊福、張蘭亭等，均被稱為“翡翠大王”。

　　進入19世紀，中緬商業貿易有了很大發展。中國進口貨物有棉花、紗線、玉石、琥珀、象牙、虎骨、蟒膽和西歐鑄件、日用生活品、勞動工具等，輸出有黃絲、茶葉、綢緞、白銀及土特產品以及修路、挖礦的廉價勞工等。在緬甸的和順人，除有部分是商賈和老板外，更多的還是當小夥計或從事普通工作，如“夫妻店”即是洗衣縫紉由女人負責，理發勞作由男人兼任。此外，還在僑校教書，舌耕謀生者。

　　緬甸伊洛瓦底江上遊的八莫，自古就是中緬交通貿易的水陸集散地，江對岸的格沙是著名的江頭城，其中有繁華的大明街。這裏是和順華僑入緬的棲身之所，也是大多數僑民致富的起點。

　　大凡國內政治動亂、經濟不景氣、生活艱難之時，就是僑鄉出國人多、華僑更知艱苦奮發、自圖生計之時。自光緒初年至辛亥革命以至20世紀20年代的60年中，和順華僑茹苦含辛，從苦鬥中開創出一個經濟、文化的複興、繁榮局麵。

　　1878年緬甸開始建築鐵路，1890年曼德裏至密支那的鐵路通車，1902年英國在騰衝設領事館，1903年曼德裏至臘戌的鐵路通車，滇緬交通便利，貿易完全開放，出入自由，與緬人感情更為親近，關係更為密切，彼此支持正義事業，如緬王尊和順尹蓉（字為裳，監生）為師，並對其臣民說：“上有佛神仙，下有伍老尹。”尹蓉曾為緬王設計、督建曼德裏皇城。

　　尹文琴在《建都百年話瓦城》（載1959年11月5日《新仰光報》第一版）一文中說：“皇城之建築形式，外城絕類雲南騰衝城，所不同的是緬甸皇城以磚石製造，騰衝城則以石條砌成。皇城是雲南騰衝姓尹的一位華僑所督造，有文可考。我的這一位本家在一百年前是不是一個工程師不得而知，但從皇城的整個工程看來，是符合建築學規律的。”這實在是中緬友好的佳話。

　　清光緒初年，以和順華僑為主的旅緬騰衝華僑，開始有擴建騰衝會館之動議，緬王慷慨劃地並欣然說：“你們喜歡哪裏就送哪裏。”結果擴建的騰越會館就蓋於緬京中心地通衢大街。會館的正廳建築，完全是中國民族形式，酷似國內的和順中天寺皇殿。這使人在異國如置身祖國，如見家鄉。當年曾有人題會館大門一聯：“蒼山東峙，回首鄉情；黑水南來，同心共濟。”後來，會館改名為雲南會館。這充分說明中緬友好是源遠流長的，華僑是愛國愛鄉、團結互助的。另外，像洞謬觀音寺，八莫關帝廟，猛拱關帝廟等華僑公共建築先後建成，各地華僑墳山也有計劃的辟出。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又有和順華僑李枝榮，奉緬王命，以通事陪緬使臣直也奪已（直也，緬語秘書官之意）等3人，攜金葉表文及馴象5隻，大象牙1對以及各種方物赴中國京城。直到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英帝國主義侵占緬京城曼德裏，尚有和順華僑，作為通事隨緬甸使臣在赴京道上。和順華僑許名寬任緬王總理大臣兼警衛隊長。

　　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許培英撰《得眾（名寬）許老府君墓誌銘》雲：“先生年五十矣，在緬久，誠信孚人，官長、客商皆以重資托為經營，而緬王龐信，凡我中華聘問及商旅事務，欽賜總理大臣，並蒙賞賜鑾駕，入出不禁，漢緬鹹賴之領袖焉。又十年……授例晉銜司馬並請三代封典……”此外，還有一位老華僑寸建柱曾任緬王禦廚師，於緬甸亡國後從和順不遠千裏，去印度洋遮打波兒島（在斯裏蘭卡附近）看望被流放在那裏的錫卜王，兩人談到英帝國入侵舊事，相對垂淚。緬王錫卜之侄疆括（老緬王曼同之孫）於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逃奔我國，先後在騰衝舊屬遮島和縣城居住，請求清廷助緬反英。包括和順歸僑在內的騰衝人民，積極支持他在茅草地的反英起義，疆括於1922年上舊省府、國府書，反英愛國之思，激昂悲憤。其中說：“無日不腐心切齒，繼淚以血，以宗社邱墟人民如虜之奇恥一日未雪，則無以戴麵目於人間，見祖宗於地下。”當時為疆括寫此書的係劉明德。疆括與和順李曰垓及其長子生莊交情甚厚。李曰垓任督辦時間，給疆括定期補助，以作為生活費及反英宣傳費。緬甸穩助司伍甕多，因不幹心於英帝統治，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冬奔來騰衝，寓居地也選在和順寸宅，為他作翻譯的是前清舉人張成濂。和順華僑深切同情緬甸的反英鬥爭，譴責緬王腐敗淫亂，媚外降敵。

　　在這段時間，和順青年有了自己的進步社團。一是光緒年間成立，活躍於辛亥革命前後的“鹹新社”，推寸輔清為社長。社員中有結識孫中山、黃興的，有與陳獨秀深交的。“鹹興社”購置了大量圖書，如嚴複譯的《天演論》及其著《原強》，林紓譯的《賣花女軼事》，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鍾》，等等，遠在家鄉和緬華社會中起到了啟蒙作用。二是成立於五四運動之後、一直活躍到1942年日寇侵占緬甸竄入騰衝時的和順崇新會。1924年，和順青年會在家鄉成立；1925年，緬甸瓦城和順青年會與緬北密支那一帶的促進會合並，成為統一的組織—和順崇新會。它以改革家鄉的政治、思想為己任，公開宣稱“崇新會所代表的是一種廣泛的啟蒙運動”。總會設在瓦城，一切決議付諸家鄉實施。會員還著意發展家鄉文化教育，培養人才，公費送學生到昆明升學，到外國留學。此外，由寸仲猷、李祖華、李敬軒、李鏡天等在緬甸主編出版《和順崇新會會刊》、《和順鄉》雜誌；由寸樹聲與張天放在日本主編《曙滇》（後由張耀參、張德輝、李生莊在上海出版）；李生萱在昆明主編《滇潮》；李生莊在騰衝主編《晨暾》。這些刊物，揭露了舊中國，特別是軍閥統治下的雲南的腐朽黑暗和各種流弊，呼籲改造雲南社會，要求各界重視邊疆政治經濟文化建設。與此同時，他們用實際行動，於歸國後拉偶象，開宗祠辦學校，戒煙土；還於1926年，在曼德裏設立和順書報社駐緬經理處，為家鄉募捐經費訂購書報。經過崇新會會員的努力和充分準備，於1928年又將始辦於1923年的書報社擴建為和順圖書館，這對和順普及文化、科學、教育，培養僑鄉人才有著深遠意義。

　　從20世紀30年代至1949年，和順僑商經濟有進有退，總的趨勢是一天天蕭條凋零。其主要原因是：國內政治日趨腐敗沒落，人民群眾身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九·一八”、“七·七”等事變的發生，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緬甸，竄入滇西，國家多事，民族多難，華僑遭殃，人民群眾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中緬人民身受日寇的奴役和蹂躪，華僑財產大多損失，他們滇沛流離，死裏逃生。同時，世界上出現經濟危機，嚴重影響華僑資本，有的麵臨破產。在家鄉有情況是，一些人複古守舊，尊孔讀經，把從國外得來的僑匯收入揮霍在討親嫁女、朝鬥、打保境等方麵。一些有遠見卓識的人則要求繼續革新、前進。

　　和順圖書館新館於1938年正式落成，並在館內安置了收音機，出版《每日要訊》，此為騰衝有新聞出版事業之時。同時，出版了《和順圖書館十周年紀念刊》，艾思奇在延安為此寫了《一封家信》。圖書館不但有益於和順，而且有益於整個騰衝及滇西。

　　和順崇新會會員和所有華僑，於1939年又籌建益群中學。這是雲南第一所也是惟一一所僑辦學校。先是由和順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李仁傑向華僑募捐籌備基金。鄉人即推李根源任董事長，推舉寸樹聲為校長。寸校長把創辦益群中學比作“建設了一所智慧的果園”。他當時對教育所持的理論和認識是：“我以為斯巴達式的嚴格訓練，對於背負著幾千年的因襲的中國青年是必要而有益的”，“鄉村學校的目的，應該是培養在教室裏、在圖書館裏是優秀的知識學習者，而出了教室、圖書館是優秀的生產者——一種新型的人才”。益群中學形成了艱苦樸素、發奮自強的良好校風。學生學習成績大都優良。部分校友赴昆明考入大中學校，成績名列前茅；少數校友考入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的有名大學；幾位校友留學美國、加拿大、英國、緬甸，獲得博士學位及教授、副教授職銜。益群中學學生，在搞好品德和學業的同時，還親手辟操場、挖遊泳池，打掃全鄉街道巷裏，維持公共衛生。在曆來不種小春、不事冬耕的騰衝，試種成功豆、麥、油菜。寸校長與農民親密合作，學校協助農民興修水利，疏導小河，開辟新河道，修建新橋，改善了灌溉條件，防止了河水泛濫，又幫助農民發展漁業、家禽副業，進行科學飼養。師生植樹造林，綠化全鄉，美化環境。總之，益群中學主要辦好教育，又兼做僑鄉社會建設工作，深受僑胞和農民的讚許和歡迎。解放後任雲南省教育廳長的徐家瑞在為寸樹聲《兩年半的鄉村工作》所作的序言中稱譽益群中學說：“教育與社會打成一片，生活與教育打成一片。”

　　華僑素有愛國、愛鄉、熱心公益的傳統。他們在家鄉不斷修橋築路，建造公共屋宇，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寸樹聲在《兩年半的鄉村工作》中說：“緬甸是他們的商業事務所，而和順鄉是他們的住宅區，……長期的商業上的積蓄，使他們建築了整齊的住宅（全鄉沒有一所草房）、寺院、街道、橋梁，發達了他們的文化。”又如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州牧周澍介修和順老橋碑坊，光緒年間建新橋，1939年建新牌坊；光緒年間知事陳宗海倡修、尹其懋捐資督修騰衝、保老橋碑坊，光緒年間建新橋，1939年建新牌坊；光緒年間知事陳宗海倡修、尹其懋捐資督修騰衝、保山間潞江橋。此外，各巷修築的欄杆、月台、石坊、洗衣亭，無一不是華僑捐獻經費。

　　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重修中天寺玉皇閣，碑記雲：“住持僧正親往老廠、紅廠、戛鳩、阿瓦、新街共募得六百一十二兩。”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重修財神廟，記雲：“緬共收銀叁佰貳拾叁兩玖錢捌分。”鹹豐四年（公元1854年）重修觀音寺碑記：“新街、瓦城銀貳佰玖拾捌倆伍錢伍分。”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重修魁閣，序曰：“一人瓦功德洋銀捌千壹佰拾叁元。”

　　這些寺觀、宗祠，雖是舊習俗的產物，但到辛亥之後，化舊為新，改為學堂，各得其所用。1904年和順寸輔清留日歸國，創立永昌師範學校，開滇西新學之先聲；1911年李景山創立和順兩等學堂；1915年寸輔清又創立騰越中學；以後李啟慈創辦騰越縣立女子師範，李生莊創辦越騰簡易學校。

　　和順華僑在發展文化教育方麵是有建樹的。後來新建和順圖書館，盡心盡力出錢者都是旅緬崇新會成員。創辦益群中學的捐款者共522戶，其中國外華僑414戶，家鄉歸僑僑眷108戶。

　　20世紀20年代末，李曰垓等曾在騰衝設紡織公司。1939年，騰衝縣立中學改為省立中學，和順華僑和全縣華僑捐資擴建校舍。李根源《雪生錄續編》雲：“……惟校舍缺如，騰人在緬經商者頗眾，決定五兒希泌偕騰衝省中校長熊怡琴前往緬甸，用餘名義向僑緬騰商募捐，……曆三月，始歸，共募捐得緬幣10萬盾，建築騰衝省中校舍，費用綽綽有餘。”（此係手稿，藏北京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室。）

　　其它方麵，如騰衝的印刷術設置，也是和順華僑引進、經營的。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寸嗣伯經緬赴日留學，畢業歸國時隨身攜帶鉛印機、石印機各一部至騰，開設印刷局，20世紀40年代又由和順張家繼續營業，是今天騰衝印刷廠的前身。騰衝另一部印刷機，則是1935年前後，由劉楚湘、李生莊等與緬甸的寸仲猷、李鏡天等建議，請旅緬騰衝華僑捐獻的，後運抵騰衝，最先由縣民眾教育館使用，接著由《騰越日報》使用。老華僑釧文瑞弟兄，不但給益群中學、省立騰衝中學捐了大量資金，還創辦了文輝女子中學。高花園是老華僑寸緬春義送益群中學的。

　　今天和順之所以有這樣巍峨的中西合璧的建築，之所以能建成優美的風景區，之所以能成為中外聞名的文化之鄉，都是華僑愛國愛鄉的心血結晶。雲南女作家馮永祺陪老作家艾蕪參觀和順圖書館時，敏銳地捕捉了華僑的心靈，忠實地記錄了華僑的語言，熱情地津津樂道僑鄉的每一本書、每一盆花、每一個建築，曰：“這是華僑送的！”“那也是華僑送的！”“都是華僑買了送來的！”（《邊疆文藝》1981年7月號《記艾蕪同誌第三次南行之二》）

　　四

　　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猶如摧枯拉朽、物換星移，在創造新事物的同時，也必將踐踏和埋葬許多被稱之為舊的事物。

　　曆史正是在這樣一陣伴隨著陣痛和歡欣的過程中一路顛簸向前的。

　　1939年1月10日伴隨著滇緬公路的正式通車，滇西古商道上的馬幫開始逐漸減少，那條有幽幽長長的古道慢慢衰落了。沒過幾年，發生於20世紀40年代的滇西抗戰，又把這個神秘美麗的“翡翠商城”夷為平地，成了一片焦土，留下了難以愈合的累累瘡傷。

　　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此後的幾十年間，中國經曆了複雜的政治動蕩和社會變遷。特殊的時代環境和高黎貢山的雲遮霧罩，幾乎把地處祖國西南邊陲的騰衝隔在了“天界”以外，從而也徹底地塵封了驛路商道帶來的文明與輝煌。以後的若幹年，騰衝這座依偎在古絲道身旁的被稱為“極邊第一城”的神秘的翡翠商城，就這樣一場戰火和後來複雜的曆史環境中衰落、毀滅了。輝煌的曆史在這裏產生了斷裂。

　　1990年代初葉，騰衝的發展速度位居全區五縣（市）第四位，人均地方財政收入159元，位居全省127個縣（市）第75位。而且各種矛盾和問題都顯現出來：一是農業人口的比重過大，勞動效率低。1998年，全縣農業人口占91.9%，比全國的69.6%高出22.3個百分點，比全省的81.8%高出10.1個百分點；在社會勞動力中農業與非農業勞動力之比為78：22；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占50%左右；農產品商品率僅達46.5；近三分之一的農村人口處於自給不能自足、自產難以交換的生產生活狀態。二是教育科技滯後於經濟發展，人才流向不合理。1998年，全縣擁有各類專業人才7803人，占總人口的1.35%，低於全省平均水平。1998年，全縣89.23%的大中專畢業生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隻有10.77%在經濟建設第一線。三是城鄉發展不平衡，人民生活總體水平低。1998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160元，全省為1387元，而騰衝僅為1223元，比全國、全省低。四是經濟結構不合理，企業效益差。工業、商業、企業虧損麵大，虧損額逐年增加。1998年全縣有工商企業25戶，虧損16戶，虧損麵達64%……

　　經濟的衰退，使這個曾經是滇西重要商埠的“極邊第一城”的知名度越來越低，影響力也越來越弱。1935年，胡煥庸教授根據發達與不發達的狀況，曾經將中國分為東西兩部，將騰衝歸為發達的東部，並將騰衝作為劃分的標誌線，即：“從東北的璦輝到西南的騰衝”。而到了1996年，北京經濟信息研究所所長何軼群以“從東北的漠河到西南的瑞麗”為標誌線，分中國為東西兩部，將騰衝歸為了不發達的西部。

　　就這樣，騰衝從文商立縣的國際商埠城，變為雲南省的貧困縣了。

　　199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新的曆史拐點上。在經曆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標誌，新一屆的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啟動了市場經濟的步伐。

　　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成敗與否，將直接著決定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以及它在未來幾十年間的世界格局能否占據一個重要的位置。

　　這既是一種挑戰，又是一個機遇。

　　這種挑戰和機遇讓人不由想起半個多世紀以前，抗戰時期中國所麵臨的那種困境。

　　如果說當年雲南省主席龍雲審時度勢，以滇緬路為契機，將處於蠻荒之地的雲南和滇西帶進了風起雲湧的抗戰洪流，並且順勢而為，使雲南和滇西的社會經濟呈現出勃勃的生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那麽現在，當新一輪曆史變革迫近到眼前時，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該如何應對？

　　包括騰衝在內的滇西人民，麵臨著嚴峻的考驗和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