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南亞

第三章 公路上的靈魂

　　一

　　1937年11月12日，雲南省主席龍雲正式簽署通令，限令滇緬公路12月開始征工趕修，1938年3月之前完成土路工程。

　　按照雲南省政府給滇緬公路西段各縣（局）下達的每天應出工人數是：

　　大理縣：5000人

　　風儀縣：4000人

　　順寧縣：5000人

　　蒙化縣：8000人

　　漾濞縣：6000人

　　昌寧縣：7000人

　　永平縣：8000人

　　雲龍縣：10000人

　　保山縣：28000人

　　龍陵縣：7000人

　　騰衝縣：8000人

　　鎮康縣：5000人

　　路西設治局：1000人

　　瑞麗設治局：1000人

　　還不包括另雇的石工、鐵工、木工和重要橋梁承包工。

　　每天大約有10多萬人的各族民工，沿線的漢、彝、白、傣、回、景頗、阿昌、德昂、苗、傈僳等十多個民族，匯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工程隊伍。

　　二

　　滇緬公路要跨越兩條大河，一條是被稱為東方多瑙河的瀾滄江，另外一條便是怒江。怒江流經高黎貢山一段，因水流急、落差大，而成為世界聞名的第二大峽穀。要想在怒江上架設公路橋在當時的條件下談何容易，工程人員幾經勘測後，確定把龍陵縣境內怒江上唯一的一座人馬吊橋改為公路橋，這就是惠通橋。

　　龍陵在曆史上就是一個重要的交通要道，是古西南絲綢之路的一個很重要的通道，在清代乾隆時期，民瑞征緬就駐軍在龍陵，到了後來，因為有怒江隔著，把內地隔開了，交通非常不便。直到清朝光緒十五年（1889年），在龍陵縣與施甸縣相鄰的怒江上，建成了一座隻能通行人和馬匹的鐵鏈橋。但因橋身過低，第二年就被大風毀壞了。直到1935年，愛國華僑梁金山出資修建了一座鋼索吊橋。這就是怒江上的第一座鐵索橋。當時它主要還是一座供人背馬馱行走的橋，還不考慮公路、汽車運輸，但當時能夠修這樣的一座橋，對兩岸的人民已經是極其重要了。當時人們建議把這個橋叫做金山橋，梁金山自己不同意，他說我做這個事是應該的，我要報效家鄉，要服務桑梓。我架這座橋為了實惠於兩岸人民，能夠把它溝通起來，所以就叫它惠通橋吧。

　　1937年，修建滇緬公路的時候，決定把它改為公路橋。省裏麵給一點資金，縣裏麵也籌了一些資金，但是工程浩大，資金不足，技術也有問題，技術力量也跟不上。

　　此時，新任縣長王錫光找到華僑梁金山，梁金山再次慷慨解囊，承擔了惠通橋工程的不足費用，同時聘請了國外的工程師來設計。時間緊迫，方案確定後，在派人前往緬甸訂購材料的同時，江邊就開始施工了。兩邊修橋墩要把水抽幹以後放上石頭和水泥。

　　墩子砌起來以後要慢慢等它幹，就要休息一個星期，水泥那時候叫拂遝土，把它涼幹以後才開始撐楞子，撐上去。

　　修建惠通橋所需的鋼材、水泥、鋼梁和每一個零件都要到緬甸仰光去購買，因為沒有公路，漫長的運輸全靠人背馬馱。

　　在這段世界上最崎嶇的山穀裏，穿越500餘公裏的深山密林已十分艱難。14根長達兩百餘米的主鋼索就更難了，既不能截斷也不能彎卷，800多個民工分成50人一組，曆經兩個多月，像耍龍一樣翻越高山峽穀，沿羊腸小道從緬甸一直馱到怒江邊。

　　由於惠通橋在龍陵縣境內的峽穀中，連接惠通橋的公路盤繞在怒江兩岸的山間，以至滇緬公路在龍陵縣境內竟有100多公裏，占滇緬公路西段的四分之一，沿途大多又是懸崖峭壁，工程異常艱難。龍陵縣僅有的4萬多人口就有1萬多人拚搏在工地上，其中包括不少婦女和兒童。

　　74歲的龍陵縣居民田九穀回憶說：“當時修這條公路，你們(琢)磨都(琢)磨不通，不要講你們沒有見過，想都不敢想象，一點機械沒有，完全是用手、鋤頭、肩膀。當時一家人，就按你家有多少人口，分給你這一小段，你家自己去挖也可以，你雇工去挖也可以，那麽我們家就是自己去挖的，因為家庭比較貧寒，也出不起錢請工去挖。那時候我們還是小孩子，就去挖公路了，那個時候連我母親小腳都參加去挖。”

　　滇緬公路的修建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挖出毛路，然後再鋪砂石碾壓。勞工們用最古老的工具搬來能采集的石料，附近河裏能搬動的石頭幾乎被撈光。其中每一塊公分石都是用雙手一塊一塊敲出來的。

　　當時年僅十歲的王啟鵬老人回憶說，我們每天早上包著飯到公路上去敲石頭，敲了以後，數量足了，監工員來驗收以後，任務就完成了。不說挖路的難度，就說這個碾壓用的石碾子，在這大山深處，到哪裏去尋找，又怎麽運來呢？ 這些石碾子，不是說每個地方都有石碾子，要到一些有石頭的地方去采集，采集加工之後把這個石碾子拉到公路上，就非常困難。比如說上山，幾百個人推那個石碾子，推到坡上去，但是下來的時候，由於沒有一個東西可以製動它，石碾子就滾著下來；滾著下來的時候，有時候滾到溝裏頭就丟了，丟了又得重新去搞。

　　由於怒江沿岸的路段坡大彎急、地質複雜，大多是堅硬的石灰岩，勞工們僅憑雙手來開鑿，難度太大，加之氣候炎熱，瘴氣時有發作。勞工們流血流汗，吃盡了苦頭。

　　當地官員也不輕鬆。龍陵縣長王錫光接到省府的雞毛信後，帶著全縣的那些人，在怒江兩岸跑上跑下，到最後他自己的眼睛急瞎了一隻，他的兩個隨從都是在工地上累死的。

　　龍雲的催促令讓許多地方官膽戰心驚。王錫光的女兒王文錦至今記憶猶新。當時王錫光為了要趕工期，把當地的一個土司頭子找來。這個傣族土司名叫線光天，他所管的路段就在怒江沿岸，工程難、進展慢。這天，王錫光找到線光天之後，就拉著線光天，也不講一句話，來到怒江邊一個懸崖峭壁的邊上站著，然後把一封省政府的急件——雞毛信和裝有手銬的木盒子遞給線光天。王錫光跟他講：“你是土官，我是流官，現在滇緬公路關係到國家的存亡大事，如果不按期完工，你我都擔待不起，根據省裏麵這個信的意思，到時候我是沒有臉麵，戴著手銬還要到省城去接受處置，我是不會去的，怎麽辦，到時候隻有拉著你，我們兩個就從這個地方一起跳下去。就是說至死也要完成這條路，都要完成這個路！”

　　線光天一聽這個問題，感覺比較嚴重，於是回去以後就組織各個村寨發動、動員傣族人民群眾，趕快行動起來。線光天是一個愛國土司，在抗日戰爭當中也是非常有名的。從那以後加班加點，很快就把這個工程趕上來了。

　　1938年8月，惠通橋建成。它由14根長二百多米的主鋼索，82根吊索和41根橫梁及工字鋼組成。橋的跨度達90餘米，寬5米，載重量10噸。這便是怒江天塹上的第一座汽車吊橋，也是滇緬公路的咽喉。

　　20多萬民工，十幾個民族，群眾參與，自帶幹糧，不顧工具簡陋，炸岩石的危險，還有瘴氣，饑餓，一天晚上要死五六個、七八個人，有的在路邊死了以後慘到什麽呢？連席子都不包了，拿塊竹笆抬著，挖個坑就埋。最後共有幾千人命喪滇緬路，所以有人說滇緬公路是一條血肉築成的路，當時有人就把它稱為“血路”。

　　王錫光為此還寫了一首歌。

　　修公路，

　　大建樹，

　　鑿山坡，

　　就坦途。

　　造橋梁，

　　利濟渡。

　　裹糧攜鋤潞江邊，

　　龍陵出工日一萬，

　　有如螞蟻搬泰山。

　　襤褸凍餓苦群黎，

　　死病相尋受顛連。

　　飛沙走石轟石切，

　　力已竭盡汗已幹，

　　偉大工程三百裏，

　　數月完成憑苦幹。

　　民眾力量真魁偉，

　　前方流血後方汗。

　　不是公路是血路，

　　堅定信念興民族。

　　王錫光的女兒王文錦回憶說，“我的父親後來把這首歌作為我們家裏麵教育子女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掛在家裏麵的牆上，然後叫我們四姊妹反複地背這個歌。”

　　直到今天，她還一直保留著這張歌詞的拓片原稿，以紀念那段難以忘懷的歲月。

　　而對於那幾千條如同草芥一樣默默無聞地死於滇緬路工地上的生命，人們也有自己的紀念方式。至今，在保山附近的蒲縹，還流傳著一首《死歌》：

　　這濕漉漉的坡坡頭

　　裝著一個冰冷冷的死呢！

　　你瞧這條路上哪個石頭是你鋪的？

　　就按個指頭印給我瞧嘛！

　　山溝溝裏死了個夥子人，

　　這顆心就永遠走不回家門裏了，

　　夥子人你這口氣就咽下了麽？

　　咋不變成個枝頭唱著的雀子呢？

　　當地人說，以前滇緬公路兩旁的森林裏飛翔著不少不知名的雀子。它們嘰嘰喳喳地唱著歌。

　　這些雀子，就是那些葬身於滇緬路上的勞工的靈魂。

　　三

　　對於滇緬公路的修築，英國和美國最初都抱著懷疑態度，搖頭觀望，因為世界上許多工程專家都曾預言，要穿過橫斷山脈修築滇緬路，需要六年，至少也得三年。而中國人僅用9個月就使這條公路通車，不能不說是世界公路史的一個奇跡。盡管初生的滇緬公路在橫斷山脈的大山大穀裏顯得有些柔弱，但它一落地就顯現了頑強的生命力，被英國報紙譽為“象中國萬裏長城一樣的奇跡”。美國報紙則把滇緬公路與巴拿馬運河工程相媲美。

　　對這樣一條堪稱偉大的公路，從他開挖之初到完工的整個過程，就自始至終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不僅新聞記者，而且當時不少作家和詩人也紛紛走進了采訪的行列，用手中之筆寫下了一篇篇感人的作品，其中如詩人杜運燮的長詩《血肉築成的滇緬公路》。 在這裏，請允許我全文引用這首早已被今天的讀者和文學史遺忘了的作品吧：

　　不要說這隻是簡單的普通現實，

　　試想沒有血脈的軀體，沒有油管的

　　機器。這是不平凡的路，更不平凡的人：

　　就是他們，冒著饑寒與瘧蚊的襲擊，

　　（營養不足，半裸體，掙紮在死亡的邊緣）

　　每天不讓太陽占先，從倉促搭蓋的

　　土穴草窠裏出來，揮動起原始的

　　鍬鎬，不惜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為民族爭取平坦，爭取自由的呼喚。

　　放聲歌唱吧，接近勝利的人民，

　　新的路給我們新的希望，而就是他們，

　　（還帶著沉重的枷鎖任人播弄）

　　給我們明朗的信念，光明閃爍在前。

　　我們都記得無知而勇敢的犧牲，

　　永在陰謀剝削而支持享受的一群，

　　與一種新聲音在響，一個新世界在到來，

　　如同不會忘記時代是怎樣無情，

　　一個浪頭，一個齒輪都是清楚的教訓。

　　看，那就是，那就是他們不朽的化身：

　　穿過高壽的森林，經過萬千年風霜

　　與期待的山嶺，蠻橫如野獸的激流，

　　神迷入地獄的瘧蚊大本營，……

　　就用勇敢而善良的血汗與忍耐

　　踩過一切阻礙，走出來，走出來，

　　給戰鬥疲倦的中國送鮮美的海風，

　　送熱烈的鼓勵，送血，送一切，於是

　　這堅韌的民族更英勇，開始拍手：

　　“我起來了，我起來了，我就要自由！”

　　路永遠使我們興奮，想縱情歌唱。

　　這是重要的時刻，勝利就在前方。

　　看它，風一樣有力，掠過綠色的原野，

　　蛇一樣輕靈，從茂密的草木間

　　攀上高山的背脊，飄行在雲流中，

　　儼然在飛機座艙裏，發現新的世界，

　　而又鷹一樣敏捷，畫幾個優美的圓弧，

　　降落到箕形的溪穀，傾聽村落裏

　　安息前歡愉的匆促，輕煙的朦朧中

　　洋溢著親密的呼喚，家庭的溫暖，

　　然後藍山地，沿著水流緩緩走向城市。

　　就在粗糙的寒夜裏，荒冷

　　而空洞，也一樣負著全民族的

　　食糧：載重卡車的亮眼滿地搜索，

　　搜索著跑向人民的渴望

　　沉重的膠皮輪不絕滾動著

　　人民興奮的脈搏，每一塊石子

　　一樣覺得為勝利盡忠而驕傲：

　　微笑了，在滿意地默默注視的星月下麵，

　　微笑了，在熱鬧的凱旋日子的好夢裏。

　　征服了黑暗就是光明，它曉得：

　　大家都看見，黎明的紅色消息已寫在

　　每一片雲彩上，攢湧著多少興奮的麵龐，

　　七色的光在忙碌調整布景的效果，

　　星子的奔走，鳥兒在轉身睜眼，

　　遠處沿著山頂閃著新彈的棉花，

　　滇緬公路得到萬物朝氣的鼓勵，

　　狂歡地運載著遠方來的物質，

　　上峰頂著霧，看山坡上的日出，

　　修路工人在草露上打著欠伸：“好早啊！”

　　早啊，好早啊！路上的塵土還沒有

　　大群地起來追逐，辛勤的農民

　　因為太疲倦，肌肉還需要鬆弛，

　　牧羊的小孩正在春節的忘卻中

　　城裏人還在重複他們枯燥的舊夢，

　　而它，就引著成群各種形狀的影子，

　　在荒廢多年的森林草叢間飛奔：

　　一切在飛奔，不準許任何人停留，

　　遠方的星球被轉下地平線，

　　擁擠著房屋的城市已到麵前，

　　可是它，不許停，這是光榮的時代，

　　整個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負載。

　　即使在今天，這首詩也稱得上是一部藝術和思想上趨近完美的傑作。

　　而著名戰地記者和作家蕭乾經過實地采訪後寫下的特寫《血肉築成的滇緬路》，更是為我們記錄下了一段摻雜著“曆史的原料”的真切感受——

　　有誰還記得幼時涉足“羅漢堂”的經驗嗎？高聳的石級，崇麗的堂宇，乳鴿雛燕在陰森黑暗的殿頂展翅盤旋，而四壁泥塑的“雲層”上排列著一百零八尊；盤膝而坐的，庭然而立的，瞪眼嗔怒的，莊嚴、肅穆，卻又詼諧，一種無名的沉鬱壓在呼吸器官上。

　　旅行在嶄新的滇緬路上，我重溫了這種感覺。不同的是，我屏息，我顫抖，然而那不是由於沉甸，而是為那偉大工程所感動。正如蜿蜒山脊的萬裏長城使現代人驚愕得倒吸一口涼氣，總有一天我們的子孫也將抱肘高黎貢山麓，感慨萬千地問：是可能的嗎？973公裏的汽車路，370座橋梁，140萬立方尺的石砌工程，近2，000萬立方尺的土方，未曾沾過一架機器的光，未曾動員巨款，隻憑2，500萬民工的搶築：鋪土，鋪石，也鋪血肉，下關至畹町那一段1937年1月動工，三月分段施工，5月便全路通車。

　　你不信，然而車沿怒（潞）江岸，沿海子箐駛過，築路的羅漢們卻還在曲著腰，在熾熱的太陽下操作。車駛到腳前他們才閃開，立在那陡岩絕壁的新缺口。三是巉峭森凜得怕人，亞熱帶古怪的藤蔓植物盤纏在碩大的木棉蜂桐上宛如梁柱。汽車爬坡時，喘噓也正如幼時登羅漢點石級那樣吃力。千千萬萬築路羅漢們：禿瘡腦袋上梳著小辮的，赤背戴草笠的，頭上包巾、頸下拖著葫蘆性癭瘤的，捧著水煙筒的，盤坐捉虱的，扶著鍬鎬的，以一個個站在路邊，或蹲在山腳，定睛地望著。（嘿，懸崖上竟跑起汽車來了，他們比坐車的還高興！）羅漢們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歲，沒牙的老媼，花褲腳的閨女。當洋人的娃娃正在拍沙土玩耍時，這些小羅漢們卻赤了小腳板，滴著汗粒，吃力地抱了隻簸箕在這些國防大道的公路上“添土”哪。那些羞怯的小眼睛仰頭望到我時，真像是在說：”你別嫌我歲數小，在這段曆史上，我也撮了一把土呢！”

　　縱情謳歌和記錄這條世人矚目的國際公路的除了當時中國文壇上的這些名作家，還有一位滇西土生土長的本土作家，他的名字叫白平階。

　　1935年，白平階還是一位不到20歲的青年小學教師，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早已在這位青年心裏播下了敏感正直的種子，而對魯迅、鬱達夫和沈從文作品的喜愛，更催生了他立誌當一名作家的理想。 因此，當滇緬公路於1937開始動工時，不僅吸引了一切富有愛國熱忱的人的關注，也將年輕的白平階的目光深深地吸引過去了。

　　不久，白平階創作完成了一篇正麵反映滇緬公路的小說《跨過橫斷山脈》。小說既寫了雲南各族人民響應抗戰救國號召、義務出工、修築滇緬公路，也揭露了有人竟“在民工的鋤頭下發國難財”，最終被工程領導人懲治的陰暗事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還通過一位參加施工的學生之口，鼓吹“要向蘇聯學習，開展斯達哈諾夫式的勞動競賽”。

　　小說在1938年“七七”抗戰紀念特刊《我們抗戰這一年》發出後，旋即引起了國內外的強烈關注。不僅南洋的各埠華人報刊爭相轉載，國內的新文藝出版社還先後有三個版本選入了《跨過橫斷山脈》。與此同時，著名作家和翻譯家也軍艦將這篇小說翻譯成英文，在倫敦《新作品》雜誌上發表，譯文的題目改為《在滇緬路上》，商務印書館編輯的《中國戰時短篇小說集》也破例收入了這篇由無名作者創作的作品。這表明，白平階一下子成為了引人注目的文壇新星。

　　而此時，二十多歲的白平階還在家鄉騰衝小城的街道上踽踽獨行，麵對失業後的饑餓，繼續構思反映修築滇緬公路的新作。

　　那時候，白平階顯然還不知道，發表他這篇小說的編輯就是當時已經在文壇上頗有聲望的作家蕭乾。據說，蕭乾編發完《跨越橫斷山脈》，馬上給剛隨西南聯大遷至昆明的沈從文去信，向他打聽作者白平階的情況。不久，沈從文在昆明見到了白平階，在此之前，沈從文還以為作者是一位年過不惑的老者，因此，當一個麵容清臒、年近23歲的回族青年出現在麵前時，他驚訝之餘，感歎道：“沒想到，你還這麽年輕！”

　　1939年1月，蕭乾到了雲南，對剛竣工不久的滇緬公路進行實地采訪，很快寫出了後人熟知的報告文學《血肉築成的滇緬公路》。

　　而被沈從文、蕭乾兩位文壇前輩寄予厚望的白平階也沒有就此放下筆，而是繼續寫“這條抗戰路的修築、寫修築這條路的人們，和這條路上所發生的一切……”先後又發表了《風箱》、《金壇子》《神女》、《驛運》和《騰衝驪駒行》等一係列滇緬公路題材的小說。不久，這些小說被沈從文推薦給另一位文壇名宿巴金先生，收入他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七集第二冊，1942年由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還幾次給白平階來信，對這位雲南邊地作家給予了熱情的鼓勵和鞭策。

　　2007年夏天，筆者在騰衝縣著名的僑鄉和順古鎮，見到一本描寫滇緬公路的書《血線》。就是在這部厚厚的紀實文學作品中，我第一次知道到了白平階的名字和經曆。而這部書的作者白山，就是白平階的女兒，也是我在前麵提到過的那位女作家。

　　父女倆在相隔半個多世紀的時光裏，為同一條公路而揮灑才華，縱情謳歌，在這文學史上恐怕也是罕見的。

　　而白山女士在後記中的一段話尤其令我為之動容：

　　童年，在滇西小縣城一隻溫暖的小火爐邊，母親用純淨的鄉音，給我們讀父親的小說。

　　那一夜，我第一次走進故土的曆史，走進父輩的往昔，走進滇緬公路那一段由白骨與熱血譜寫的曆史之中。

　　這條路和它那一段不尋常的曆史曾經在世界上顯足了風頭，後來，它冷落了一個時候。然而，在我們這樣一個滇西知識分子家庭裏，這條路，那段曆史，從來未曾被冷落。

　　父親白平階是最早向世界介紹滇緬公路的作家。這條路上的所有白骨和熱血，是以一種奇異的方式被我所理解的。

　　對這些往事的回憶，使我們這個清貧的家庭變得很富足——精神上、心理上的富足。雲南，雲南人，這是我們引以為自豪的稱呼。

　　十年動亂期間，一個清冷的早晨，造反派們闖進我家，將父親的小說集和英譯本當作“罪證”沒收，將多年致力於邊地教育事業的父親五花大綁地帶走了。

　　母親也被帶走。哥哥姐姐已當知青下了鄉，家中隻剩下正在讀小學的我和兩個更小的妹妹。

　　然而，就是在造反派們舉著父親那幾本書說：“這是白平階的罪證！”時我突然體會到一種全新的莊嚴，全新的燃燒。我突然強烈地意識到：終有一天，我也要寫這條路，寫這樣的書！

　　父親的信念，就是這樣奇異地在我的血液中得到了響應的。

　　後來，我得知，兩個年幼的妹妹，竟也在那一瞬間體會到這樣的召喚。從那時起，我就知道，在父親的兒女中，終會有一個人，來接這樣一根接力棒。

　　四

　　一條路、一個家庭、兩代人，被當作一種事業繼承下來，奇妙地貫穿在時間的長河裏，代代相傳，生生不息。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力量？

　　時間流逝了半個多世紀，我們再也無法回到血跡斑斑的曆史現場，但我們仍然能夠通過一行行由血性和心性構成的文字，取觸摸那個業已消融在歲月背後的民族的體溫，這種體溫不是抽象的，而是與那個時代，那塊土地上所有人犧牲和夢想息息相關。

　　這也是我在這裏不厭其煩地介紹那些用作品記錄過滇緬公路的作家和作品的原因。

　　對此，《血線》的作者白山女士顯然比我有更真切的感受。她在那本書中講述了這樣一段經曆——

　　一位老人對我說：“你猜猜，作為一個當年的築路人，，當我半個世紀之後再往那條路上去，最深的感觸是什麽？

　　這位一直在省外交通部門供職的老人，他帶著一種懷舊的心情，重遊滇緬公路。

　　後來，他告訴我，在此次舊地重遊之前，他總也忘不了那條路上沿途都是路工墳墓的情景。當年，路工這麽大量的死去，路邊都擠滿了紅土堆，那些墳頭前，有的用塊木板，有的用根竹片，寫上“築路民工×××”等字樣。後來人死得多了，木板、逐篇都難得找到了，就草草挖個坑，把死者埋了……他記得，當年他路過水平附近時，曾在幾位道工的工棚裏借宿，這個很大的工棚裏一共住有七位道工，沒記下是何方人氏。但記得那些老少不等的民工很熱情，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路工，用一張宣紙裱了個“國”字風箏，他說，隻要再有一根棉線，就可以把這隻風箏放到天上去。然而，就在那一年，那個可怕的雨季之後，當這位工程技術人員重新路過這段正在修築的路，在想到這個屹立在山丫口的窩棚借宿時，隻見人去物留，一個破敗空寂的窩棚裏，靠裏的撐木柱上，掛了那隻還沒有線，還沒能飛到天上去的“國”字風箏……

　　窩棚外，有七座墳堆。最靠前的一座上，已長了幾寸長的草了。

　　半個世紀的光陰，有著怎樣奇妙的魔力！如今，在這條路上，你簡直找不到那樣一處散亂的路工墳塋了。

　　青山依依，芳草瑩瑩，那鬱鬱蔥蔥的老古樹和鬱鬱蔥蔥的新生樹並肩而立，哪一個比一個更繁榮的滇西城鎮，那一些在這條路上奔跑著的各類汽車、行走著的高原人，那一條被拉直了、被改造著的國道，這條路上的一切，在半個世紀以後，以一種嶄新的麵目迎接著故人。

　　這位老人說：也許，人世間真有轉世、輪回。那些死了的、消失了的人，其實又投生到這條路上來，就在我們身邊。

　　“這條路上，像是有一個不滅的靈魂。”他說。

　　他走了，高興地，走了。

　　他的笑容，啟迪了我；在這條用白骨鋪築的路上，死亡也絕不是主旋律，不，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