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南亞

第二章 救亡與機遇

　　一

　　歲月的腳步跨進了20世紀的門檻。

　　曆史已經告訴我們，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世界來說，20世紀都是一個空前動蕩和變革，充滿激烈紛爭的世紀。

　　對於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葉的中國尤其如此。

　　首先是席卷全國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入侵，使滿清王朝這座統治中國達兩百年之久的東方宮殿，從內部和外部都被劇烈地撼動了。接著是由一群知識精英發起並得到皇帝支持的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由於慈禧太後的鎮壓，在血雨腥風中宣告失敗了。

　　這一重大事件的背景理應追溯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1895年的甲午戰爭。 鴉片戰爭戰敗後，中國跟世界的關係出現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外憂內患，使清政府及一些知識份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自鹹豐、同治年間開始，清政府推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自強”，改良生產技術。各地先後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

　　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隻靠洋務運動不能根本改變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麵，包括政治體製上，實行變法維新的聲音。從國際環境上看，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製，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注意外交鬥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

　　而中國的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一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絕不願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因為中國土地大，人口多，發展起來對其它國家不利，而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

　　正是為了讓中國這個睡獅永遠也不醒來，西方對日本的改革維新大力扶持，而對清朝晚期的戊戌變法采取破壞行動。所以，從國家利益角度來說，西方抑製中華民族的發展，從東西方第一次碰撞就開始了，西方抑製中國的政策現在還在繼續，並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會持續下去。而日本土地麵積小，再怎麽發展也不會對西方構成嚴重的威脅，這也就是為什麽日本自明治維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

　　就在這種內憂外逼的困境之下，氣息奄奄的滿清帝國終於隨著武昌首義的槍炮聲被推翻了。在封建帝製中步履蹣跚行進了幾千年的中國，迎來了曆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政權——中華民國。這無疑是一場劃時代的革命。但幾千年封建製度積累下來的重負，並不能隨著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一躍跨進被視為先進製度的西方資本主義體係；相反，西方列強和國內的軍閥列強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政府實行了內外雙重的夾擊和蠶食侵吞，致使這個龐大的東方帝國在隨後的幾十年間陷入了各種勢力爭相割據、社會秩序空前混亂的局麵。在西方乃至近鄰的島國日本眼中，中國仍然是一個貧弱落後、不堪一擊的“東亞病夫”。

　　種種跡象表明，一場比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更大的民族危機即將來臨。

　　“九一八”和“七七事變”，便是這場民族危難的開始。

　　日本軍國主義大規模的入侵，再次把中國逼近了生死存亡的邊緣。

　　二

　　20世紀初葉的雲南被稱為中國“破敗的後院”。

　　的確，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到庚子賠款，西方列強無一不是從海上對中國實施入侵的，當他們以勝利者的身份站在談判席上，那些以中國人喪權辱國為代價簽訂的各類不平等條約，把天津、大連、上海等沿海港口城市和地區（包括租界區）割讓出去了。這些“藍色文明”的先驅者靠先進的艦炮強行打開了一個封閉多年的東方帝國的前院，然後以自由貿易為旗號，開始對他們垂涎已久的華夏大地上的自然資源進行肆無忌憚的掠奪。而雲南盡管蘊藏著無比豐富的資源和寶藏，但由於地處偏僻的西南邊陲，似乎像一個待字閨中的處女那樣，尚處於不無憂慮的純情狀態。

　　20世紀初葉的雲南，怎麽看都像一個與世無爭的“國中之國”，雖然共和與軍閥割據、國共內戰的政治動蕩，不時波及到這個偏居一隅的邊遠省份，但每一次它都能順利地避讓風險，依然故我地保全著那份中世紀才有的安然和從容。

　　但“七七事變”的炮聲終於把它從這種與世無爭的狀態中喚醒了。

　　1937年8月，日本軍隊大舉進攻上海，滬淞戰役開始，國民黨中央軍在上海展開了堅決的抵抗，雙方都投入大量兵力作戰，戰爭進行得異常殘酷，此時的蔣介石大概明白，上海淪陷隻是時間問題了。作為中國抗戰的最高統帥，麵對眼前這種嚴峻的情勢，他不得不開始考慮日軍攻占上海之後，順著長江沿線向中國腹地大規模進攻時應該采取的對策了。此刻困擾他的顯然不僅僅是調兵遣將的問題，而是抗戰全麵鋪開後，如何打破上海等沿海港口失陷後日軍的交通封鎖，把中國孤立在國際補養線在外的圖謀，而建立一條能夠及時向前線提供戰時物資的國際性通道，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的抗戰是否能夠堅持下去並最終戰勝日本的關鍵性因素。

　　1937年8月初的一天，一架飛機由昆明巫家壩機場起飛，前往南京。然而飛機起飛後卻飛往西北，繞道西安停留了一晚，然後才飛往南京。

　　這是當時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專機，他為什麽要繞道西安呢？ 就在一個月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侵略者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很短時間，中國北方大片國土麵臨淪陷。地處西南邊疆的雲南，此時雖然聽不到日軍的炮火聲，但是省主席龍雲的心裏並不平靜。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侵占我國的東三省，以後又不斷地南下，中國還有沒有前途，這個前途在什麽地方？ 正當龍雲對抗戰的前途迷茫無措、憂心忡忡的時候，他收到了一封南京發來的急電，讓他火速到南京去開國防會議，但是（他）沒有直接到南京，然後到了西安，就停了下來。

　　此時，西安是個頗為敏感的地方。一年以前，由於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策劃的一場兵諫，迫使正在磨刀霍霍、準備全力圍剿由江西逃往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的蔣介石，不得不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國策，響應中共及國民黨內抗日人士的呼籲，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把槍口一致對外。

　　……當飛機從西安起飛時，機艙裏麵多了三個人。 這3個人是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因為當時中共沒有飛機，龍雲的飛機繞道西安，顯然是特意來捎上他們去南京的。

　　中共代表中朱德和葉劍英，是龍雲在雲南陸軍講武堂時的同學，在此國家危亡關頭，他們戲劇性地遇到了一起。

　　一上飛機，龍雲就向朱德請教，中國抗日戰爭有沒有前途？中國會不會滅亡？當時朱德對他講，第一日本是一個小國，中國是一個大國，你這個小國要想滅亡大國這是不可能的，你蛇吞大象，你吞不進去，所以中國不會滅亡，因此亡國論是沒有道理的。第二呢，日本它又是一個強國，而中國是一個弱國，因此一個弱國要抵抗這個強國，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這個不是短時期可以奏效的，必須堅持持久戰。

　　1937年8月在南京召開的這次國防會議，有全國各省要員和各黨派人士參加。那時，朱德跟龍雲和秘書交談了以後，交換了密碼和聯絡（方法），雙方從那個時候起一直有電台的秘密聯係，一直到解放前夕。與中共代表的多次接觸，增強了龍雲的抗日意誌，在這特殊時期，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曆史定位。

　　此時的龍雲似乎已經胸有成竹了。

　　最高國防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蔣介石單獨召見了龍雲。蔣深知如果想建立一個穩固的後勤交通補養線，非得在這位“雲南王”身上打主意了。

　　龍雲1884年11月19日生於雲南省昭通縣炎山區鬆樂村下營盤，原名登雲，字誌丹，彝族。自幼習武，練得一身好拳腳。憑著一股正氣，一身精湛武功，隻身闖進綠林頭子“順江王”餘海山的老巢，一舉殺掉餘賊，為民除害，威振金沙江兩岸。1911年，龍雲與好友鄒若衡、盧漢在四川加入了魏煥章的反清部隊。1911年底，龍雲等率部百餘人投奔滇軍謝汝翼梯團（相當於旅）。從此，龍雲正式加入了滇軍，開始了他不同尋常的一生。

　　1912年5月，龍雲、盧漢等被送進雲南講武堂第四期學習。龍雲學騎兵科，盧漢學步兵科。1914年，龍雲從講武堂畢業後，分回昭通獨立營任少尉排長。1915年，龍雲被調回昆明唐繼堯身邊，任中尉副官，並迅速得到唐繼堯的喜歡和信任，當上了都督的警衛部隊的大隊長。

　　護國戰爭後，唐繼堯走上了擁兵自重的軍閥道路，妄圖占領貴州，控製四川，獨霸西南。1920年底至1921年初，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聯合葉荃的第八軍，通電請唐繼堯下野。1921年2月28日，顧品珍率部進入昆明。唐繼堯被迫辭職出走香港。

　　1921年夏，唐繼堯策動廣東廣西的滇軍返滇奪權。龍雲被委為前敵司令並任第一軍軍長。1922年3月，唐繼堯複辟成功。龍雲被任命為第5軍軍長兼滇中鎮守使，駐守昆明，成為滇軍實際上的二號人物。

　　1924年初，唐繼堯擴軍成立建國聯軍總司令部，編製14個軍，龍雲任第5軍軍長。同年底，唐繼堯勾結陳炯明，合謀出兵兩廣，陰謀推翻廣州政府，組織南方政府。1925年，唐繼堯兵分兩路入侵廣西。1925年3月下旬，局勢發生逆轉，滇軍敗退雲南。龍雲的第5軍保留較為完整。但唐繼堯擔心尾大不掉，撤消了包括龍雲在內的各軍番號，將兵權全部交給其三弟唐繼虞。龍雲等人隻領了個鎮守使空銜。

　　1926年底，雲南反唐鬥爭高漲。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四鎮守使順勢上書唐繼堯，提出改組省政府，靠攏廣州國民政府，還政於民的建議。遭唐拒絕。1927年2月6日，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等調兵逼進省城，對唐繼堯實行“兵諫”，唐繼堯被迫交出政權。史稱“二·六”政變。

　　“二·六”政變後，龍雲、胡若愚之間為爭奪雲南的統治大權，矛盾日增。1927年6月13日深夜，胡若愚派兵突襲龍雲住宅，擒獲龍雲，囚禁在五華山。盧漢等人逃出昆明，在楚雄等地集結兵力，在滇軍老將軍胡瑛的指揮下反攻昆明，營救龍雲。胡若愚指揮失誤，判斷出錯，率部撤離昆明，龍雲得救，於同年8月13日出任代理省委員會主席，與胡若愚曆經了三年的苦戰混戰，獲得了最後勝利，統一了雲南全省， 192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發布雲南省政府組織令，委任龍雲為主席。

　　從1931年起，龍雲在雲南站穩腳跟後，利用雲南相對安定穩定、遠離中原戰亂、自成一體的優勢空間，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諸方麵實行了一係列整頓和改革，建設“新雲南”，對東南亞各國采取開放政策，均收到了相當的成效，使地處邊疆的雲南成為民國時期國民黨統治區一個引人注目的省份，龍雲也被稱為 “雲南王”。

　　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龍雲擔任雲南省政府主席已經十年了。此時的雲南雖然是蔣介石中央政府管轄下的一個省，但實際上雲南省政府，大小官吏的設置任選大權都操在龍雲之手，蔣介石無法控製；經濟上，龍雲有自己獨立的財政經濟政策和金融係統，由它發行省內流通的“滇幣”。而蔣介石的“法幣”在雲南長期不能流通；軍事上，龍雲擁有一支四萬多人的獨立武裝力量“滇軍”，全部法國式武器裝備，有較強的戰鬥力。抗戰前，蔣介石對龍雲極為不滿，但因忙於反共內戰，又要對付內地各省新軍閥的反蔣戰爭，對龍雲就鞭長莫及，無能為力了。

　　而此刻，抗戰使這兩位各懷心思的政治人物不得不麵對同一副棋局，暫時將各自的小算盤收斂起來，集中精神籌劃抗戰開始後的複雜局勢了。

　　在前兩天的最高國防會議上，龍雲已經主動請戰，提出派遣自己的滇軍開進抗戰前線，他的舉動引起了在場的將領們一陣喝彩。現在，精明透頂的龍雲對蔣委員長召見他的意圖心知肚明。因此，不等蔣挑明意圖，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日本既大舉進攻上海，其南進攻勢必將很快付諸實行，南方戰區一旦蔓延開來，香港和滇越鐵路就會麵臨被扼斷的危險。因此，國際交通應當預先準備，即刻著手修築滇緬鐵路和滇緬公路，打通印度洋，建立新的戰時物質給養線。雲南可以全力協助這條國際通道的修築……”

　　龍雲的話音未落，蔣介石便拍手叫好：“好得很！誌舟兄真是深明大義，你我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想到一塊去了！我即通知鐵道部和交通部照此辦理，盡快拿出具體方案！”

　　龍雲微微一笑，藏在墨鏡後麵的眼睛卻顯得諱莫如深。

　　三

　　龍雲主動提出修築滇緬路的建議，其實有自己的一番考慮。

　　長期以來，作為雲南的最高行政長官，他一麵小心翼翼地提防著蔣介石的軍事滲透，一麵慘淡經營著這個“山之王國”，這位靠軍事政變起家的彝人之子，從被他推翻的前任唐繼堯那兒領略到了交通的重要。其實，不僅僅是唐繼堯，修路開道一直是滇人的傳統。從秦漢開始經營的蜀身毒道和南方絲路，早已融進了一代代雲南人的血液中。路，成為了他們與外部世界溝通的唯一夢想，雲南的每一代地方統治者莫不深諳這個道理，從護國大將軍蔡鍔支持修建個碧鐵路，到唐繼堯派遣高級官員到日本考察現代交通，等等，莫不如此。

　　唐繼堯主政雲南期間，特別熱心於修築鐵路和公路。1923年，在他的支持下，雲南省交通司籌劃修築滇西公路，這條從昆明達下關，全長411.6公裏的汽車路，由在香港、美國學習土木工程，並在紐約州公路局當過助理工程師，後應召返滇，擔任滇西路二處技監的李熾昌負責設計，是雲南曆史上第一條現代意義上的公路。

　　“當四輛從越南購入的福特汽車沿著剛修好的昆明至高嶠長14.9公裏的土路上駛來，當唐繼堯卿了清嗓門，站在講台上麵對路邊滾滾人群，打算為這個迫不及待的通車典禮說上幾句什麽，當這條讓人看來如此寬敞如此平展如此壯觀的14.9公裏汽車道上，‘看汽車者’人山人海、擁擠不堪的時候，雲南人對‘交通’的思考，便也從原始，走入了現代。”一位女作家如此感歎道。

　　還是這位女作家，在她的著作裏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1926年10月，芒市土司方克明率方克勝、方克嘉與部分屬官到緬甸朝山拜佛。那時候，芒市算得上是座山中孤城，既無公路通內地，又無公路通境外。

　　這夥芒市人照例是坐著轎子、騎著馬，馱馬背上還帶了整整半個月的糧、菜，在荒山野道上奔波了七、八天，這才抵達緬甸的八莫。

　　從八莫到瓦城，他們坐上了輪船；從瓦城到仰光，他們坐上了火車。

　　這些土司在自己的家門口，也算是一呼百應、為所欲為的人了，可出門一開眼界，才發現自己的天地是如此的窄。人家的天地是如此的寬。

　　幾個人站在緬甸初成網絡的公路旁，講著自己的語言，咿哩哇啦，指手畫腳。有人指著公路上奔馳著的幾個輪子的怪物說：“那個叫什麽呀？”

　　親身體會了現代交通滋味的人，再鑽進轎子，騎上馬背，便能體會到一種在時間隧道裏迷失了的感覺。土司和屬官們在馬背上、在轎子裏，沿著滇緬之間那些布滿荊棘和卵石的山路往回趕的時候，那種越走越敗落、越走越原始的感覺，使這幾位頗有“我家中國”自豪感的滇西人暗自慚愧了。

　　不需要什麽雞毛信，也不要什麽“以貽誤軍情論處”，十年前，滇西人修路，憑的隻是一腔對現代文明的向往，對來去方便的渴望。

　　那時候，測量公路的工程師是土司派人專程到瓦城尋訪的。尋訪能人的芒市人在瓦城四處奔走，托親訪友，遞送禮物饋贈，就想請這樣一位“能教我們修公路的人”。

　　這個人終於尋訪到了，是個印度人，叫賴潑。賴潑一雙腳拖了兩片舊拖鞋，神態傲慢。但他有他的優點：既會緬語，又會傣語，不存在語言障礙，還願意跟著這幾個芒市人到滇西這片大山裏來。

　　賴潑測路，非同小可。方克明指派了四個自衛隊員陪賴潑滿山裏選線、打樁。自衛隊員背著槍，還得幫賴潑背那些讓人搞不懂是什麽玩意兒的物件。賴潑說：“這是測量公路的儀器。”賴潑憑自己的眼睛“測路”，瞧著這一個山窪順眼了，就讓做“下手”的人往地上打樁，又瞧著哪一個山窪順眼了，又說：“剛才那幾個樁不算數！”

　　沒有軍情相逼、日本人相逼，那條路一修兩年。芒市到畹町沿線所有村寨的傣族群眾，全都學會了修汽車路，全都議論著將在這個年頭突然插進他們生活中來的新奇物件——汽車。

　　有時候，他們誤入了賴潑的歧路，那是賴潑測錯了，聲明“不要了”，卻又釘上了木樁的路段。‘路’算是挖出來了，卻沒有了出路，隻得退回，再往另一個山坳裏挖去。那段路上留下的所有汗水、所有傷痛，所有辛勞和不平，便也白白丟棄了。

　　1928年2月，這條從芒市到畹町的“路”正式打通了。

　　為了好好地享受一下路的滋味，土司從緬甸買來了四輛小轎車，用竹筏經水路運到遮放嘎中渡口，然後由一百個人輪流抬一輛車，就這樣抬到了公路上。

　　芒市城西的三棵樹。

　　芒市土司方克明，在這裏舉行了一個比唐繼堯哪一個“本省第一條公路的第一個通車典禮”絲毫不遜色的儀式。

　　那些把路修通了的傣家人，本已相繼離開了這條路，回到了各自的家中，這一日一大早，便急急往三棵樹趕來。他們也要看汽車。

　　當四輛轎車緩緩開到三棵樹下時，芒市人激動起來了，“好啊，好啊！”歡呼聲驚天動地。

　　麵對這一切，方克明激動地說：“過去，我們芒市人去緬甸做生意，上大山采茶和賣工的有幾千人，現在芒畹公路通車有利於中緬兩國邊民的往來，為子孫造福！”

　　然而，他第一次乘汽車出門兜風，便遇到了麻煩。這條芒市人學著修出來的路，樣子像是路了，但裏一條真正可以讓汽車行走的路，相去還很遠。

　　一輛紅色的小轎車載著遊興正濃的方克明及幾位屬官出了三棵樹，出了芒市，車子行走在鬆軟的路麵上，車輪下陷，不時打空轉。方克明連聲叫道：“嗯，嗯，不對啵？不像是走在路上，倒向是走在棉花團上！”

　　好歹走出了風平，一抬眼，路沒了！車上一位監督修路的屬官說：“咦，路呢？前幾天我還見它在這裏！”

　　那位到緬甸學會了開車的傣族司機指著坡地上的殘枝敗葉說：“這不是水走過的痕跡麽？是河水把路給衝跑了！”

　　那一天，紅色的小轎車是讓從寨子裏喚來的人抬回去的。那一群目光裏閃爍著新奇的火苗的村民們，幹脆尾著汽車走，汽車不能走時，人抬著它走；能走時，人望著它走、尾著它走。撤離的土司方克明直嚷嚷著說：“胃口全沒了！胃口全沒了！”

　　四

　　芒市人修路的這則逸聞，與其說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倒不如說是一個頗有意味的寓言。

　　它講述的其實是雲南人對未來和世界的向往和渴盼。

　　對於“雲南王”龍雲來說，也何嚐不是如此。他在南京當著蔣介石主動提出修築滇緬公路，一方麵固然緣於對抗戰局勢的戰略考慮，另一方麵或許也出於他希望借助這一不可抗拒的戰爭情勢，為雲南落後的公路交通抓住一次難得的推動和發展機遇。在蔣介石那兒，修築滇緬路也許隻是整個抗戰大局的棋盤上的一枚棋子兒，而在龍雲這兒，就不隻是一步棋，而分明包含著他對建設“新雲南”的深謀遠慮了。

　　可是，自1924年至1937年，在這塊富饒而貧瘠的山地上，勤勞勇敢而又多災多難的雲南人，群策群力、不辭勞苦，平均每年修建的公路，僅90多公裏而已。

　　即使在經濟還處於很不發達水平的20世紀初期，軍閥出身的龍雲也明白，交通的暢通與否，是決定這個偏居一隅的山地省份最終能否擺脫貧困和愚昧的關鍵。而自古以來，祖先們就世世代代傳下來一個道理：修路是“積陰德”。所以他主政雲南以來，才把那麽多精力用在公路交通及相關政策的製定上。還是在1935年6月，龍雲就曾經親自簽發了《雲南省征用義務工役大綱》。這份大綱將興建交通為首的公共事業當作是全省人民必須履行的義務。自此，在這個山地麵積達94℅的農業省份裏，路就以一種生死相依的膠著狀態，跟那些還不知道汽車為何物的山民們與影隨行了。

　　從祖先們開鑿出的那條蜀身毒道起，興也是路，廢也是路，這似乎成了山地居民們無法擺脫的一種宿命。

　　現在，民族存亡的危機，再一次將他們逼到了一條不僅關乎自己的生存，還關乎到國家興亡的公路上。

　　就在龍雲和將介石商定打通滇緬公路幾天之後，日本外務省和日本第三艦隊司令穀川清同時宣布：在長江口到潮清的中國海岸，對中國船隻實行封鎖。9月5日，日本政府再次宣布，把封鎖範圍擴大到遼寧、青島以外的全部中國海岸。

　　形勢緊迫，再沒有任何退路了。

　　蔣介石給這條“抗日運輸線”定下的修築期限是一年。

　　根據蔣介石和龍雲在南京時定下的“地方負責，中央協助”的原則，國民政府給雲南撥款三百二十萬元。

　　一年修通滇緬公路，這對於年平均進度才90公裏公路修築能力的雲南來說，簡直是個要命的期限！

　　但龍雲似乎並不以為然。他嫌的不是期限太短，而是太長！據說當他接到蔣介石的“通令”後，把煙槍一丟說：“一年？太小看我雲南了！頂多四個月，四個月修通！”

　　當時雲南省公路總局的一批官員和工程師深知這位彝人出身的“雲南王”的急性子，因此並沒有完全把他的話當真，討論施工方案時仍然按照蔣委員長的通令行事。

　　然而，決定滇緬公路成敗的關鍵還不僅僅是期限問題，至關重要的是選擇線路。

　　這個問題早已不止一次地困擾過雲南省公路部門的官員和工程師們了。

　　當年，唐繼堯修滇西路時，就曾為線路問題引發過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走“騰永線”，還是“順鎮線”？

　　騰永線的具體線路是：由下關經漾濞、永平、保山、騰衝、古永、最後大緬甸的密支那或八莫。

　　順鎮線的具體線路是：由祥雲向南經彌渡、蒙化（今巍山）、順令（今鳳慶）、鎮康到達緬甸的滾弄，再通臘戌。

　　提出“騰永線”的是騰衝殖邊督辦兼雲南省公路分局局長李曰垓。

　　李曰垓是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大眾哲學》的作者艾思奇的父親。他一生為官清廉，生活節儉、著述頗多，有《天地一庵詩文抄》5卷、《客問》、《漫汗錄》、《文牘篇》、《滇緬界務說略並圖》等。

　　李曰垓1881年生於騰衝縣和順鄉水碓村，字子暢，清庠生，北京京師大學堂畢業，授舉人，1909年加入同盟會，出任永昌中學教習。在任雲南全省沿邊士民學堂總辦期間，創始沿邊地區私塾128所。參加領導辛亥臨安起義後，曆任省軍都督府軍政部次長、民政司司長兼司法司長、滇南觀察使、西藏宣尉使、雲南第一殖民督辦兼公路局長、孫中山派駐香港代表，政績顯著，諸多建樹。1915年蔡鍔首義護國時，就任護國軍秘書長，所寫《討袁檄文》，海內外迅速響應。國學大師章太炎稱他為“滇南一支筆”。

　　龍雲主政雲南之後，李曰垓因病回到家鄉和順療養，深感自己“大學所習為文科，並偏於政法和哲學，流於空虛，做人需要有一技之長”，此後十分關注滇緬邊界及交通問題，任殖邊督辦期間，興修騰衝轄區縣境公路上千裏。抗戰爆發前，他便向龍雲上書，認為中日戰爭必不可免，一旦水道截斷，軍援運輸隻有靠西伯利亞鐵道，即長且遠，故建議修築滇緬公路，打通緬印交通。龍雲在南京時主動向蔣介石提出修築滇緬路，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李曰垓的影響。

　　為了這條線路的確定，李曰垓不顧自己已年近花甲，親自率領測量隊員爬山越嶺、勘察路線，還在騰衝舉辦了一個測量訓練班。

　　但他的一番苦心並沒有成為現實。

　　兩條線路的提出者各執己見，難以抉擇，最後隻好同時呈報到了省府。

　　其實，最後擺到省政府主席龍雲麵前的不隻兩個方案，而是三個方案。保山愛國人士張純歸又提出了一條跟騰永縣和順鎮線不同的線路：由下關至保山經龍陵、芒市出畹町，連接臘戌鐵路。

　　與前兩個方案相比，這個方案的優點在於線路較為平坦，工程量遠遠低於前兩個方案，且不需要穿越高黎貢山艱險路段。

　　麵對新老三個方案，龍雲似乎一時難以委決。但他最終還是在第三個方案上重重地畫下了一道紅線。

　　滇緬公路撇開了騰衝，這或許讓一直致力於打通滇西至印緬交通的李曰垓感到遺憾不已。那時候，他顯然不會料到，相隔半個多世紀後，騰衝人終於幫助他圓了這個未竟的夢想。

　　當然，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五

　　線路的確定，無疑隻是滇緬公路剛剛邁出了一小步。在許多人來內心裏，這條事關抗戰大局的國際通道最終能否順利建成，仍然還隻是一個未知數。

　　對此，被交通部任命為滇緬公路運輸管理局局長的譚伯英在上任之初，心裏也毫無把握。後來，他在用英文撰寫的《修築滇緬公路紀實》一書中，對這一心理過程作了頗為生動的記敘——

　　1938年9月，重慶的一個早晨，交通部長通知我，部長馬上要出發到昆明去視察這條在交通部直接負責之下的公路的修築情況，並要求我在幾個小時之內和他同去。部長沒有直接告訴我什麽，但我預感到可能會要我領導這條公路的修築。我說出了我的憂慮，因為我在大學裏最早是攻讀曆史和地理的，我不認為我有成功的可能。

　　我接受的不是一個民用公共建築工程師應該接受的教育，這就如同讓一個機械工程師去從事航海工作。而且對於中國方麵的事務我很不熟悉。不知道任何事、不知道如何聯係，也不知道什麽人可以幫助我。我來自沿海地區，我了解那裏的人民。由於中國可憐的交通狀況，沿海地區多多少少都和中國的其它地區隔絕了。因此，感到這項很陌生的工作，負責起來十分困難。長遠的更加複雜的問題是：公路計劃要穿過多種多樣的質樸的原始邊境民族、土族和部族地區，而每一種民族都有他們自己的傳統和習俗，每一種民族都需要很好的研究和特別的對待，同時還需要大量受過訓練的助手來共同完成這一類的工作。但是到哪裏去尋找他們？所有這些問題，我在到達昆明的頭幾天裏就苦苦地思考過了，但始終不得要領。

　　到達雲南省的省會昆明後，我們在省政府招待所下榻。省府官邸距離我們住地不遠，它坐落在城北的一座叫“五華山”的小山上。這個地方在辛亥革命前曾經是一所學堂，以後被改造成一幢西式的行政辦公官邸。政府行政大樓的建築是低平和簡樸的，不過院內仍然有一些非常生動和雅致的的痕跡：一個栽滿了珍貴的樹種和鮮花，並飼養著鹿和孔雀的動植物綜合花園；另外還有一個巨大的接待和宴會大廳，可以容納二百多人進餐，是一位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建築工程師設計的，它體現了法國優雅的抽象主義的現代思想。我們出席了一個官方宴會，餐桌上擺著中國食品，服務卻是西方式的。供應的酒水也是中西兼備。

　　在這裏，我結識了雲南省主席龍雲將軍。當我進去看到他時，憂慮消失了許多。他是一個樸素、剛毅的老兵，風格非常簡練，給人一種努力工作的感覺。她不僅懂得軍事事務，對管理地方行政事務也得心應手。他不說廢話，語言簡明而尖銳，能馬上接觸到事物的本質並立刻作出斷決。那時沒有談論到他完全不必知道的有關築路困難的細節問題。我感覺龍主席是很果斷的，有許多他周圍的幕僚們所不具備的能力。

　　另外使我感到吃驚的是，在昆明我有一種在家鄉的感覺。雖然我的家鄉是遠在千裏以外的南京附近的一座小城。昆明的習俗和語言對於我來說，比我的出生地百多公裏之外的地方的習俗和語言還要熟悉。這裏的人們說話的風格幾乎完全一樣；說話時速率很慢很慢，重音發得很清楚，和普通話差不多。

　　當我漫步街道時，看到了老式婚禮和葬禮的隊伍，和家鄉的婚葬習俗十分相似。我還發現了板鴨，這是一種很好吃的食品。他在南京地區是很特殊的，有很大的名氣，而在昆明也這樣。另外還有許多其它相似的東西。

　　對修築滇緬公路，我的憂慮逐漸開始變成激情。從表麵上看，麻煩事越來越多，而我的熱情卻越來越高。雖然前麵的工作充滿了艱難，但良好的合作是工作的保證，這樣，沒有什麽困難是不可以克服的。

　　一天晚上，部長叫我去，和我進行了一次談話。

　　“譚先生，”他說，“你不是一個民用工程的專業工程師，這我知道。但我從不懷疑你又承擔這項工作的能力。我要你幹好這個工程。我祝你好運。”

　　當我的朋友聽說我可能要承擔這項工作，並發現完成它非常非常困難時，就都勸告我。

　　“你這個人太天真了，”他們說，“如果你直接按你的方法幹，你會遇到許多困難而且很難解決。最好你要學會在必要時繞著走，這樣不僅可以少找麻煩達到同樣的目的，還可以節省時間。”

　　這些意見是有道理的。這些意見可以類比為修築公路的路線問題。我很討厭公路彎來彎去的曲線。如果按我的觀點，公路就該筆直的像條飛機的航線。但我們不得不和大自然妥協，為了達到目標，一條鋪設柏油的公路必須要有許許多多的U型急轉彎和又滑又陡的坡道。

　　幾天以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重慶的官方文件。這是我的任命書：交通部任命我為“滇緬公路運輸管理局局長”。

　　1938年11月16日，我走馬上任了。唯一的一間辦公室安置在一家老式照相館裏。我們就這樣開始工作了。在頭幾個星期裏，人員僅僅隻有我自己和另外一個職員。但到後來行政人員發展到數百人。這裏坐落在翠湖邊，是昆明最美麗動人的地方之一，圍繞著翠湖有許多富人的別墅和外國領事館，包括美國領事館，其中一幢最漂亮的公寓是屬於這個省前任長官唐繼堯將軍的。

　　這是一個很適合工作的地方。昆明的氣候幾乎是十全十美的，四季如春。居民對此十分得意，因為無論居住在哪一層樓房裏，一年四季都不用買扇子和烤火爐。

　　然而，我無暇欣賞周圍的美麗風光。一大堆麻煩事接踵而來。我們接受了所有工程技術人員並根據交通部承認的薪水冊的標準給他們加薪。我們盡量根據每一個人的特點安排他的工作，而從不為一些有特殊關係的人安排肥缺。人選上，不考慮他從什麽地方來，是否在美國或歐洲接受過教育，而是看它能否盡職盡責，因此給職員們留下了一個良好的印象。

　　然後，開始進行地理和地質背景方麵的培訓。一個學習階段緊接著下一個階段，逐步地進行著，這種循序漸進的方法就像不能從炎熱的夏天一下子就跳躍到寒冷的冬天，而是要逐漸經過秋天一樣。由於時間緊，我們的課程很概略，隻是無法估計到學習質量。然後就是學習盡可能地加快工程進度的方法，如何用沙礫平整路麵、如何精心完善前麵較為粗糙的工作，把一條曲線慢慢拉成直線，減少曲彎和陡坡，改良排水係統和如何修建載重量不能小於10噸的橋梁等等一些課程。

　　無數問題需要解決。要有工人，包括勞工和技術人員，還要弄到他們工作的工具；為他們發薪水；需要醫務人員和藥品；建立建築工程的機械商店、車間和車庫；開辦汽車駕駛員學校；根據日內瓦公約製作公路標牌等。

　　所有的事情必須同時盡快進行，麻煩也就出現了。我們需要大量受過訓練的人。但是我們從哪裏才能得到滿足各個部門的人員呢？

　　滇緬公路僅僅是當時中國建設現代公路和鐵路項目中的一個。在現代公路的建設方麵，中國是很年輕的。有經驗的工程技術人員的缺乏在戰前就十分突出。當中日雙方的衝突開始時，這個問題就更加尖銳了。絕大部分的人才已被其它政府部門招募去了。招募工人本來不是我們的工作，而且我們也不知道從何處下手。但是我們明白：必須自己想辦法尋找我們需要的人。

　　無數信件和電報發出去了，但希望找的人卻來得很少。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被日本人轟炸、進攻和占領的地區。他們有的必須到處逃難；有的房屋已經被摧毀了，而我們又不能知道他們的新地址；也有人在新的地方重建了新的家園，由於在那裏生活得很好而不想離開。

　　還有，人們普遍傳說的雲南邊境地區流行著“瘴氣”，傳播瘧疾的可怕景象使得全國都很害怕。許多中國人不能認識瘧疾就是由小小的蚊子帶來的。他們相信瘧疾是由“毒氣”帶來的，這種“毒氣”就是始終徘徊在撣族（即傣族）地區的水塘、沼澤和叢林上空的薄似晨霧的瘴氣。於是，滇緬公路將要從這些有“毒氣”的邊境地區經過的傳說，就成了阻礙招募工程技術人員和勞工的大問題。

　　招募工作延長了一個月的時間，看來幾乎沒有希望了。但後來他們還是放棄了舒適的生活和有利的職位，來接受這項重要而艱苦的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