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南亞

第一章 蜀身毒道和南方絲路

　　一

　　記得上中學時，我就從課文中知道了張騫這個名字。

　　張騫是西漢時期偉大的探險家。當時，漢朝正在準備進行一場抗擊匈奴的戰爭。一個偶然的機會，漢武帝從一個匈奴俘虜口中了解到，西域有個大月氏國家，其王被匈奴單於殺死，他的頭顱還被製作成了酒器。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的奴役，便遷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又受烏孫國的攻擊，隻好再向西南遷到媯水（今阿姆河）流域。

　　漢武帝了解這些情況後，想聯合大月氏，以“斷匈右臂”，決定派使者出使大月氏。張騫以郎官身份應募，肩負出使月氏任務。

　　公元前139年，張騫由匈奴人甘父做向導，率領一百多人，浩浩蕩蕩從隴西（今甘肅一帶）出發。一路上困難重重，但他們信心堅定，不顧艱辛，冒險西行。當他們來到河西走廊一帶後，就被占據此地的匈奴騎兵發現。張騫和隨從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單於知道了張騫西行的目的之後，自然不會輕易放過。把他們分散開去放羊牧馬，並由匈奴人嚴加管製，還給張騫娶了匈奴女子為妻，一是監視他，二是誘使他投降。但是，張騫堅貞不屈，雖被軟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時機，準備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整整過了11個春秋，匈奴才放鬆了看管。一個月黑之夜，張騫一行趁匈奴不備，逃離匈奴。由於他們倉促出逃，沒有準備幹糧和飲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饑挨餓，幹渴難耐，隨時都會倒斃在荒灘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獵一些飛禽走獸，飲血解渴，食肉充饑，才躲過了死亡的威脅。

　　這樣，他們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終於越過沙漠戈壁，翻過冰凍雪封的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來到了大宛國（今費爾幹納）。大宛王早就聽說漢朝是一個富饒的大國，當聽說漢朝使者來到時，喜出望外，在國都熱情地接見了張騫。他請張騫參觀了大宛國的汗血馬。

　　在大宛王的幫助下，張騫先後到了康居（今撒馬爾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是，大月氏的國情已發生很大變化。他們遷到媯水流域後，征服了鄰國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決定在此安居樂業，不想再跟匈奴打仗。同時，月氏人還認為漢朝離自己太遠，不能聯合起來共擊匈奴。張騫未能完成與大月氏結盟夾擊匈奴的使命，卻獲得了大量有關西域各國的人文地理知識。

　　張騫在大夏等地考察了一年多，於公元前128年啟程回國。歸途中，張騫為避開匈奴控製地區，改道向南。他們翻過蔥嶺，沿昆侖山北麓而行，經莎車（今新疆莎車）、於闐（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地，進入羌人居住地區。途中又為匈奴騎兵所獲，被扣押一年多。

　　公元前126年，匈奴內亂，張騫帶著妻子和助手甘父等3人，乘機逃回漢朝。漢武帝詳細地聽取了他對西域的情況匯報後，十分高興，任命他為太中大夫，賜甘父為奉使君。

　　張騫自請出使西域，曆經艱險，前後13年，足跡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亞、西亞各地，是中原去西域諸國的第一人。

　　在大夏時，張騫看到中國邛山（今四川滎經西）的竹杖和蜀地的細布在市場上出售，很為驚奇。一問商人，才知是從身毒（即印度）買來的。身毒在大夏東南數千裏，那裏的百姓騎象打仗，臨近大海。大夏國遠離漢朝一萬餘裏，位於中國的西南方，而身毒國又位於大夏國東南幾千裏，竟有蜀地產物，可見離蜀地不遠。他估計從蜀走身毒到大夏，必是捷徑，又可免匈奴的阻擊。他建議武帝打通西南夷道。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派使者分別四路並出，打開西南通道。但是，各路使者為昆明夷所阻，未能如願。而經滇國、夜郎等使者在滇一帶活動，取得成效，為武帝征服西南夷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123年，張騫以校尉的身份隨大將軍衛青出征匈奴，因有功，被封為博望侯。公元前121年，張騫為衛尉，與李廣共擊匈奴，但因延誤軍期該當斬首，後經人說情，免去死罪，貶為平民。

　　公元前119年，漢王朝為了進一步聯絡烏孫，斷“匈奴右臂”，便派張騫再次出使西域。這次，張騫帶了三百多人，順利地到達了烏孫。此時，匈奴勢力已被逐出河西走廊，道路暢通。到達烏孫後，他請烏孫東返故地。烏孫王年老，不能做主，大臣都懼怕匈奴，又認為漢朝太遠，不想移徙。張騫派遣副使分別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於闐、彌（今新疆於田克裏雅河東）等國展開外交活動，足跡遍及中亞、西南亞各地，最遠的使者到達地中海沿岸的羅馬帝國和北非。

　　公元前115年，烏孫王配備了翻譯和向導，護送張騫回國，同行的還有數十名烏孫使者。這是西域人第一次來到中原。烏孫王送給漢武帝數十匹好馬，深得武帝歡心。武帝令張騫負責接待各國使者和賓客。第二年，張騫去世。他所派遣的副使以後也陸續帶了各國使者來到長安，漢朝和西域諸國建立了友好關係。從此，漢朝的使者不斷往來於西域諸國，多則一年十幾次，少則一年五六次，都用博望侯的名義，以獲得各國的信任。烏孫國見漢朝軍威遠播，財力雄厚，於是重視與漢朝的關係，要求和親。武帝將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公主嫁給烏孫王昆莫。細君死後，武帝又把解憂公主嫁給烏孫王岑陬，兩國長期通婚友好。漢朝“鑿空西域”，張騫創立首功。相傳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物皆為張騫從西域傳入中原。

　　莫高窟第323窟北壁西端畫的就是張騫出使西域的故事。有人曾依據此圖論證了漢武帝派張騫赴大夏國問金人（佛佗）名號，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始，但也有人持反對觀點。不管怎麽說，張騫出使西域，開拓絲綢之路的曆史功績是真實可信的。

　　二

　　有關張騫出使西域的故事，大多數中國人都耳熟能詳，但對於南方絲綢之路或蜀身毒道也許就不盡然了。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筆者對此也隻是一知半解。2007年夏天，當我應邀前往地處中國西南邊陲的騰衝采訪，才對這條在中國古代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國際商貿通道有了翔實和深入的了解。

　　蜀身毒道從滇越出中國國境後，經過緬甸東北高地叢林，到達印度，我們姑且把這一段經緬甸到印度的線路稱為蜀身毒道上的緬印道。

　　在地理上，緬甸正介於印度與中國之間，特別是其北部處於印度東北和中國雲南之間，所以它同雲南一樣是蜀身毒道必經的走廊。緬甸與雲南西部邊境接壤的地區是一片山林高地，稱撣高地。高地山巒密布，地麵起伏巨大，相對高差可達1000米左右。地勢以西南邊緣最高，向東南逐漸降低。撣高地內山脈多南北走向，但分布不零亂。尤其是與雲南接壤的西北地帶，明清時期稱為“野人山”，是中緬印邊區的一係列南北向平行山脈，屬於緬甸阿拉幹山脈的一部分，由東北向西南延伸，形成一道東西交通的屏障。但是緊靠蜀身毒道出境地騰越（今騰衝）的尖高山以西，並無高山大河阻隔，自古交通便利，民族遷徙頻繁。且在若幹地方山體中斷或下陷，造成顯著的山口，自然成為東西交通及古代民族遷徙的主要通道。由此可以進入印度的阿薩密（今印度的阿薩姆邦）平原，從阿薩密平原往西可到達印度各地，乃至中亞西亞一帶，往南能夠直下孟加拉國灣，改由海路進入波斯灣，或者穿過西亞，與地中海的大秦等國發生聯係。

　　關於蜀身毒道的緬印段線路走向，史書中沒有明確的記載。根據中緬印邊境地區的山川地理形勢看，盡管這個交界地區的撣高地山巒起伏，地勢複雜，但是那些通向印度阿薩姆平原的一個個山口，為開通中印緬之間的蜀身毒道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因此，蜀身毒道的緬印段的走向，很可能是由滇越出境後，經過撣高低的各個山口，特別是曼尼坡高地一帶，穿越帕脫開山和阿拉幹山脈之間的盆地，直接進入阿薩姆地區的。

　　2004年底，《四川日報》的一條新聞引起了全國史學界的主意：

　　邛崍市平樂鎮的騎龍山半山腰上，山民在修路時偶然發現了一條古道，正是“蜀身毒道”起始段。這無疑為以前僅存在於有限的史料記載的南方絲綢之路，提供了重要的佐證。就當地村民清理出來的情況看，古道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中間為紅色石板，石板兩旁為小型鵝卵石整齊鋪就；另一種是中間為大型鵝卵石規則排列，兩旁用小鵝卵石鋪成。之前，古道全部被埋沒在60－70厘米厚的泥土下。

　　成都市文物考古隊的隊員們正式開始了對古道的勘探發掘和走訪工作。這一走一勘就是近一個月的時間。當時正值盛夏，三名隊員和兩名當地村民組成的隊伍，行進在騎龍山上幾乎沒有人涉足過的深山裏，憑借一路上的自我判斷和詢問，用兩天的時間，成功從平樂鎮經夾關鎮，走到了雅安的中峰，為判斷古驛道走向的正確性取證。

　　隨後，考古專家開始了對古驛道的試掘工作。具體試掘地點選擇了兩處，一處位於以前平樂當地已清理出的古驛道末端；另一處位於古驛道末端往上走50米處。專家選擇這兩處，一是想證實以前對古驛道走向的判斷是否正確；二是想探尋在已掘出的古驛道下是否還有老路。令大家驚喜的是，在古驛道下10厘米處，呈現出了用小型鵝卵石鋪就的老路。它同用大鵝卵石鋪就的古驛道主路不同，老路都是用小型鵝卵石鋪就，路麵不再是魚脊背狀，而是40厘米左右的凹槽，這些凹槽又用小碎石子填平過。專家分析形成凹槽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以前主路上通過的人流量過大，路麵被踏成凹槽再鋪上小碎石子，這是為了避免下雨積水影響路況。

　　考古隊員在繼續挖掘的過程中又發現了一層紅色砂石材質的路麵。他們在首次進入挖掘現場時看到，整個發掘現場有十幾平方米，立麵解剖處在已清理出來的古驛道末端，寬約4米，長約2米。剖麵最上層，由規則的大卵石鋪就。在大卵石下方10厘米處，清晰可見一個填滿了碎石頭的凹槽，這就是老路。在老路下30厘米處，考古隊員沒有再繼續往下挖，而是清理出了截麵旁的橫麵。這些橫麵上被泥土覆蓋，泥土之下就是紅色砂石材質的路麵。路麵凹凸不平，路麵右側有同樣材質的擋牆，擋牆高約40多厘米。在擋牆表層，考古隊員更意外地挖掘出疑似五銖錢的古錢幣。

　　之後，挖掘勘探過程暫停，古錢幣被帶回成都作科學分析，古道的斷代和論證開始。

　　參加考察的研究人員認為，從以往的古書上，都無法查證到秦漢驛道裏有平樂這一站點，因此，並不能把這條古道定為秦漢驛道，但就整個發掘結果來看，它的確是在秦漢時期就有路了。

　　漢代時期，它應該是條羊腸小道，三層路麵最下麵那層紅砂石路麵，就是最早的道路，兩米寬左右。而用小型鵝卵石鋪就的呈40厘米左右的凹槽，且凹槽被小碎石子填平過的路，就是在唐宋時期經曆擴建修繕的道路。那時，它儼然已成為茶馬古道的重要部分，發揮著重要的交通作用。到了明清時期，它又再次經曆了大的修繕，一些地方甚至鋪上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石板，可見它已經被作為了官道在使用，有專門的人對它進行維護，且這時的路已經寬到四米。這些擴建和修繕，充分說明了當時的經濟繁榮，茶馬互市、貿易往來的程度，從路的情況就可以得到佐證。而且在古驛道主路周圍，還掘出了許多岔路，這些道路向四處延伸，仿佛一隻“千腳蟲”，“腳”伸向各個地方。可見當時此路上的人氣旺盛，商貿往來頻繁。古驛道“串聯”著平樂、臨濟、夾關三個重鎮，其集鎮網絡的地理位置初現出來。曆史上“一平（平樂）二固（固驛）三夾關”的美譽中，就點出了兩個古代重要的商貿重鎮。從邛崍曆史上的交通樞紐地位來看，這條古道應當屬於“蜀身毒道”的一部分。

　　漢代中央王朝對蜀身毒道的經營活動曆時三百餘年，成就輝煌，意義重大。特別是通道與置吏並舉，奠定了雲南從此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基礎，也使中央王朝全麵控製蜀身毒道，使之和西域道一樣，是一條官方經營的對外交通線，對中國與緬印乃至中亞、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而雲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曆史上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門，據曆史記載，雲南哀牢王國的永昌道(今保山)是國內外商人交易的重要場所。公元一世紀（漢明帝統治時期，公元58—75）永昌郡轄八個縣，在這個郡中居住著閩濮、越、印度人和其它民族，如鳩僚或葛僚，繁榮的商業，並出產許多商品。其中，騰衝在國內外貿易中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地方。而與騰衝相距不遠的緬甸境內的八莫和密支那，作為西方的印度和東方的中國之間的紐帶，也是相當重要的貿易中心，在地理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戰略意義。

　　從一些古代的典籍中我們知道，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中國與印度已經有非常密切的商業關係。而此時，中國的四川經濟十分繁榮，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談到巴蜀的情況是這樣描述：“巴蜀亦沃野，……棧道千裏，無所不通……一所多易所鮮。”清楚地表明當時的商業已很活躍。戰國末期和秦朝初期，有像巴寡婦清、蜀地卓氏、程鄭等富商的記載。他們過著極其奢侈的生活。秦漢時期，四川商人北至長安、南達南越(今廣西)，他們深知穿過雲南總部，到達滇越國（現在的騰衝及其周圍地區），又經滇越，可達緬甸和印度。

　　在雲南考古發掘的一些公元前器物中，有劍川出土的紅銅器巴蜀式銅鉞，有滇王墓葬群中的大量青銅器和儲貝器中的海貝、玉石器、瑪瑙、綠鬆石、琉璃珠等裝飾品，這說明當時雲南的經濟文化已達到了高度的發展水平。

　　關於滇越，《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裏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

　　對此，一位印度學者分析道：

　　“這裏有兩點應注意，如我們所想，司馬遷把野蠻主義歸之於昆明人，因為漢武帝派遣的使者被殺了。我們所獲的所有信息表明，昆明人不會因為野蠻殺死使者，而是出於對外人的敵意，這種敵意即使今日也很普遍。第二，如果他們沒有察覺到他們與鄰國滇越之間業已存在的交換貿易的威脅，他們的敵意不會如此強烈。至於蜀賈在滇越的出現，它可能以兩種方式發生：唯利是圖的商人通過布匹或鹽行賄，到達預定的市場。而且要注意到，部落民族由於世俗的興趣，正常情況下不會反對商人進入他們的領土，但是肯定會阻擋外部統治者及其武裝士兵進入他們的領域。一些商人可能也偷偷走私，否則，他們不能幸免於提心吊膽的旅行。一旦他們越過昆明族的領土，在正常情況下就沒有危險。這條道路對漢武帝可能是關閉的，但對販運蜀布邛杖的商人卻不是。這些商品也從蜀地運到中國的首都，不然張騫怎麽能認識他們？”(Haraprasad Pay著：《從中國至印度的南方絲綢之路》)

　　三

　　然而，關於南方絲綢之路的具體線路和曆史地位，史學界一直眾說紛紜，存在著各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般認為有兩條，即經由中亞細亞的內陸交通線，和唐代後因阿拉伯商人行旅販運而開辟的南方海上交通線。對於經由緬甸—雲南—四川這條所謂的“滇緬路”，似乎很少有人注意。

　　日本學者藤澤義美認為，如果現今從中國通印度的經路加以考察，在西域交通線以外就有：（一）經由西藏的；（二）經由四川—雲南—緬甸的；(三)經由交州—雲南—緬甸；（四）海上交通線等。如果從地圖上看，中國古代從長安通往印度最短的路程是從四川到雲南再轉緬甸赴印度，但這條線路一直到唐代卻沒能充分利用。究其原因，是由於這條路經過的大都是層嵐疊嶂的山嶽地帶，要涉過許多條大小河川和溪穀，自然條件極其惡劣，再加上從四川西南起一直到雲南地方以及上緬甸地帶的許多民族文化未開，所有這些都是構成交通障礙的緣故。換句話說，這是中國古代西南夷的經略很難奏效的緣故。

　　“那麽，古代的滇緬路的利用情況同由此展開的東西文化交流是怎樣進行的呢？”藤澤義美據此追問道。他認為，這條經路如果同絲路以及南方海上通路相比較，是一條並不引人注意的絲路，但並不能因此便說這條路在亞洲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沒起到任何作用。以前之所以未引起重視，主要由於這方麵的研究一直比較遲緩，缺少足夠的史料支撐，而今天，由於大南亞在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中的崛起，有關東南亞的曆史研究也已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緬甸到雲南這條經路的曆史以及以這條路為引線的東西文化藉以交融起來的曆史，便重新進入了學術決乃至公眾的視野（藤澤義美：《古代東南亞的文化交流—以滇緬路為中心》）。

　　那麽，就讓我們順著藤澤義美的思路，把目光投向雲南，這塊古代一直被稱為“化外之地”、頗有些神秘色彩的所在吧。

　　根據文獻資料，中國知道有雲南地方，起自公元前2世紀，早在戰國時期就曾和楚國有過交往。張騫出使西域歸國後，便向漢武帝建議用官方力量打通這條路，漢武帝遂派王然幹、柏始昌對這條路進行考察，可是到了雲南滇國被滇王所阻，結果沒有通過。盡管如此，但足以表明當時中國對西域和雲南的經營是同時期開始的，並被視為中國經四川、雲南、出緬甸、通達印度的一條最短路程。到了後漢時代，中國對雲南的經營更加積極地向前推進，永平2年，在雲南西部的保山新設立了永昌郡，大概從這時起，漢文化開始在雲南紮根傳播，而且使這條經由進出雲南、緬甸境內的滇緬路溝通中印兩大東方文化的接觸交往真正開始具體化起來。

　　當時最能說明印度文化經過緬甸影響雲南西部的史料，是《後漢書》中有關哀牢傳和《華陽國誌》南中誌中永昌郡的記載。其中一一舉例說明了從西方傳來的帛疊（棉布）、緬甸產的玉石以及南海的珍貴產物。而最能證明自後漢時代起，通過滇緬路使中國文化和印緬文化直接交流情況的，是撣國遣使中國一事。據《後漢書》記載：“永元九年（公元97年），撣國（緬甸）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撣國王複遣使獻樂及幻人。”關於《後漢書》中所提撣國的幻人（演魔術和雜技的演員）記有：“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

　　當時的大秦，亦即羅馬帝國，至於“幻人”究竟是不是羅馬人，即便現在沒有定論，但以緬甸為中介，使西方文化由雲南西部傳入中國的事實則是毫無疑問的。

　　後漢末期，中國實力日漸衰弱，對雲南的管轄和經營也有所鬆懈，致使郡縣的設置變得有名無實，從而使滇緬路重新回到封閉的狀態中。但在三國時，蜀漢丞相諸葛亮為了對抗雄踞中原的魏國，積極鞏固被視為大後方的南宗（當時對雲南的稱呼），不惜親自率領重兵幾度南征。作為傑出政治家的諸葛亮深知僅僅用武力征服“南蠻”是不可能達到長治久安的，所以采取了“攻心為上”的策略，於是便有了是《三國演義》中“七擒孟獲“的故事。正是由於諸葛亮以“德治主義”懷柔諸蠻夷心悅誠服，所以從南中得到了持續的軍事補給，“並出其地之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供軍國之需”，為諸葛亮富國強兵的戰略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當然，這種情形隨著諸葛亮的去世未能長期維持下去，但此間諸葛亮的個人聲望已經在西南諸地深入人心，從而使漢文化得到了有效的傳播。

　　在六朝時一度中斷的中國與西南的交往，到隋唐時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根據藤澤義美的研究，他按照唐朝經營雲南的內容和特點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唐初起到高宗的總章二年（669年）止；第二階段迄至玄宗即位前（712年）；第三階段正當玄宗時代。正是由於唐朝前半期長達一百多年的經營雲南地方因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變得相當開放是可想而知的，而其中有關交通道路的開發，堪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

　　唐朝經營雲南的起點是四川的成都府，其前方第一據點為四川西南部的西昌。第一階段高祖太宗時代的經營路線，是從西昌東南渡過金沙江（長江上遊）到達郎州（今雲南省東南部的曲靖附近）以此為最前方基地設立了都督府，然後再向昆明及大理盆地推進。但是到太宗貞觀22年（公元648年）時，西昌都督劉伯英上言為征討“鬆外諸蠻”，要開通“西洱天竺道”，以梁建方為大征討，討平了構害中原的鬆外諸蠻（局於四川南部的打衝河流域），由此開通了其成都經西昌入雲南的直線最短的所謂“建昌溪穀路”通道，由此才把大理盆地掌握在自己的統治範圍內。以後經雲南經營前方基地的郎州，由西方的姚州代替而遷移（雲南省北部的姚安附近），不久在這裏設都督府，直到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時，都督府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玄宗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又增設了保寧都督府（即雲南都督府）。

　　按照藤澤義美的研究，當時唐朝著力經營雲南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了打通長安—雲南—緬甸—印度的最短通路，然而即使在唐代，征服大理盆地的願望也不容易實現：

　　其理由一言以蔽之，此地區世代生息著的已不是單純的未開化民族。當時東昌烏蠻（藏緬族），聚居雲南，他們漸漸地從四川省西南部一帶向雲南省的金沙江，從洱海之間向東伸展著，與此相反西昌白蠻（泰族係）這種民族，在向雲南心髒地帶即昆明、大理兩大盆地的廣大地域擴展，他們已經成為以種稻為核心的農耕社會，昆明盆地中出現西昌大部酋、大理盆地有張姓大部酋，這一帶中間的姚州道是王姓大部酋，他們逐步把統治範圍擴大到形成部族國家的胚胎時期。然而這些部族早在漢代以來就化育在大漢文化中，文化程度也較高，經濟上也有相當的實力。加之大理盆地當時早已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北方有烏蠻南下和吐蕃南進，在複雜的形勢下，防禦也相當強大。這樣看來，當時的大理盆地正處在中國、印度和西藏三種文化的交接地點。另一方麵圍繞他所能支配的範圍以內的唐、吐蕃、白蠻及烏蠻（後烏蠻係的南詔），三者處於一種互相角逐的關係，更由於烏蠻和白蠻兩種族之間對抗已成為宿命的內在因素，複雜又有趣味的事互相交錯著。

　　但是，第三階段玄宗時代的經營雲南的特點，是對大理盆地方麵的關心與貪戀有所減少。與此相反的經營方向，首先是把姚州變為一大軍事化基地，同時從此向東南進構築安寧城（昆明市的西南鄰），把掌握昆明盆地的統治權做為側重點。當時這恐怕就是開發雲南、交州路的一大目的。於是仇兼瓊任劍南節度使的開元27年（公元七三九年）到天寶9年（公元750年）之間強行開發“步頭路”，同當時在此地擴大勢力的西昌部族之間引起了紛爭。這條“步頭路”，是從姚州南下安寧，再從雲南東南部的建水道到紅河（湄公河）由此乘船去交州方麵，玄宗的意圖是開通從長安經由四川雲南通交州的一大交通路。其動機在於便利南海貿易和南海諸國的朝貢，或許也考慮到與印度之間的交通等等。

　　這條交通路開發到何種程度不得而知，不久後因為南詔興起，把中斷了的地方接通了。然而有跡象表明此後這條路屢被利用，所以可以看做實際上已經為開通做了工作。（藤澤義美：《古代東南亞的文化交流—以滇緬路為中心》）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藤澤義美意味深長的指出：“早在唐代就幾乎把雲南地方包括在中國固有文明之內，同時要注意到局限性及中國文化西進到達雲南西部為止，再沒有像滇緬路以外的地區伸展。同時這種進出情況中，通常以中國強大的國家權力和武力為後盾的做法相反，從西方移植進來的印緬文化，特別是廣義的印度文化，而沒有任何來自國家方麵的幹預，不是以武力相加，而是極其順乎自然在一片寧靜的和平環境中東漸的，兩者形成了明顯的對照……”

　　四

　　考察和探究蜀身毒道和南方絲路的興廢過程本身，也是一條充滿發現和啟悟性的探險之旅、思想之旅。尤其當我們拂開曆史的累累塵埃，洞悉曆代先人們在打開這條穿越覆蓋著凶險難測的神秘霧嵐的古代通道，把中國商貿和文化的觸角延伸到中亞、南亞乃至西方的廣闊天地之中時所走過的崎嶇途程時，不得不感慨萬分，從內心深處油然生出幾分由衷的敬意。

　　很長時間以來，學術界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也形成了幾種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其中之一就是將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東方民族的生產生存形態概括為“亞細亞方式”。亞細亞方式，最早是馬克思提出來的，馬克思在1859年自己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其唯物史觀進行概括時明確指出。他以前的人類社會已經依次更替地經曆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資木主義的四種社會形態。在馬克思看來，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土地所有製的第一種形式”。馬克思認為。中國、印度、俄國都是從這種形式中發展起來的。 在馬克思看來，最令人吃驚的莫過於這種生產方式導致了社會結構的超穩定性。

　　馬克思指出，雖然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細亞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木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這種超穩定結構是通過封閉性和靜態的形式實現的。馬克思感歎道：“聽一聽英國侵華官員米契爾先生的話還是挺有意思的：中國人的習慣是這樣節儉，這樣因循守舊，以致他們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們祖先穿過的，這就是說，他們除了必不可少的東西外，不論賣給他們的東西多麽便宜，他們一概不需要。”這一生產方式的超穩定性表明，它可能在各個曆史階段都存在不會被後來的社會經濟形態取代。馬克思以印度為例，認為曆史上曾經相繼征服過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鞋靶人和莫臥爾人不久都相繼被同化了。所以，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

　　馬克思認為，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穩定性的意義必須持一個辯證的態度。既要認識到它有利穩定的一麵，也要認識它消極的一而。馬克思認為，從區域上說亞細亞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包括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和鞋靶直到亞洲高原的最高地區。都是一些比較落後的傳統國家；從性質上說，它主要是一種農村村社製度，是遠離當時先進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從內容上說，這種村社製度使得：一方麵，把農業和畜業所賴以生存的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政府去管；另一方麵，整個國家又分裂為許多結構相似或完全需同的獨立組織，從結果上說，這種製度導致了政治上的專製製度、經濟和經濟上的停滯或倒退、思想和思維方式上的保守、傳統、迷信、缺乏創造力；從結構上說，這種村社製度的自給自足的自滿足性，使這種社會經濟製度具有超穩定的性質。

　　亞細亞方式作為一種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方式，其最大的弊端是孤立性、封閉性與停滯性。針對這種落後的生產形態，上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界掀起了一股傳統文化批判熱，其中有一部電視係列片《河殤》在中央電視台熱播後，幾乎在全國上下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大討論。《河殤》將幾千年的中國文化概括為“黃河文明”，所謂“黃河文明”，實際上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另一種表述。因為按照《河殤》編導們的闡述，孤立性、封閉性與停滯性，是這一文明的主要特征，正是這樣一種被視為落後生產方式的文明，使中國社會的發展幾千年來處於一種緩慢僵硬的狀態，遠遠地落後於西方國家。而與“黃河文明”相對立的是西方國家以海洋為發展空間的“藍色文明”。所謂“藍色文明”是以積極發展商業貿易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另一種表述。按照《河殤》編導們的觀點，導致中國幾千年來封閉落後的重要原因，正是“黃河文明”拒斥“藍色文明”的惡果。

　　這樣的論述很久以來差不多支配了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中國人的頭腦。但現在看來，這種判斷多少有點簡單化了。尤其當我了解到中國自漢代以來的先人們篳路藍縷，通過絲綢之路以及蜀身毒道的開拓，積極尋求與中亞和西方世界的聯係，不遺餘力地發展商貿往來的大膽嚐試後，更為深切地認識到中國文化內部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遠遠不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和“黃色文明”所能概括的。至於為什麽這樣一種豐富的文化基因，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幾乎被完全中斷，甚至漸漸受製於單一的社會結構，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僅僅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而是要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嬗變過程中尋找答案了。

　　這當然不是筆者所能承擔的任務。我所感興趣的是，曾經一度在中國曆史上倍受統治者重視的“南方絲路”和“蜀身毒道”，在曆經歲月的重重遮蔽之後，又奇跡般獲得再生的戲劇性過程，到底昭示了什麽，或者它能夠為我們提供怎樣的啟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