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西周

第八十三章 西周陶瓷文化的曆史地位

　　我國的陶器製造業有著十分悠久的曆史，遠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已經萌發、發展，曆經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夏、商各階段的發展，到西周時已很成熟。在製陶的種類和數量、質量和燒造技術以及使用的製陶工具等方麵都有了明顯的變化和進步，整個製陶工藝日趨規範化了。我國早期的瓷器工藝也在商代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真正形成了陶瓷文化，成為周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標誌著一個時代的進步，在周文化中占有極具重要的地位。

　　史前時期的半坡人已善用、堆、塑、劃、刻、畫等多種手法對各類彩陶進行藝術加工，如魚蚊、蛙紋、人麵魚紋、指紋和附加堆紋等，已能隨心所欲的使用粘土，糅和成各種形狀的器形，尖底瓶、人頭壺、動物形器形相繼出現，這充分說明我國陶器文化由來已久。

　　它的出現和發展也確實體現了一個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是時代文明的亮點。莫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製陶術的發明或其使用，從各方麵講，或可選用為區劃野蠻時代與開化時代之間的境界線的最有效和最確實的標準。”由此看來，對待周文化的研究不能單純地隻看到青銅文化，對陶瓷文化的研究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到周代在陶器製作技術上有了明顯的進步，同時印紋硬陶和瓷器的生產明顯增多，而各種產品的製作，都要在專門管理人員的監管下，按照規定的標準要求進行生產，毋容置疑這是陶瓷生產規範化的雛形。《周禮，考工記》載：“陶人為，實二，厚半寸，寸。盆實二，厚半寸，寸。甑實二，厚半寸，寸，七穿。鬲實五觳（即斛），厚半寸，寸。庚實二觳，厚半寸，寸。”這說明陶器生產在當時很講究度量標準和器物本身大小、厚薄的標準了，這是規範化的主要體現。

　　西周時期的印紋硬陶在北方地區堆有出土，但數量不多，如陝西豐鎬和周厚，河南地區的洛陽、浚縣等地的西周墓葬中都出土不多，而在長江流域和江南地區較多。

　　這時期的原始瓷器，從全國各地出土情況看，較商代更為普遍，出土數量也增多了，而質量也更精致了，其分布範圍南到廣東，北至北京，東到海濱，西到陝西甘肅等大部分國土範圍內都有出土，逐步成為上層人物使用的用具品種之一了。為1976年在周原遺址和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器有瓷豆和瓷器兩種，其中瓷豆有三種，有的在口沿外有三個凸飾，把口沿分成三等分，有的在肩上飾一組弦紋，它們的柄都短矮與圈連成一體，呈喇叭形，這是西周早期豆的特征。在器物內外施黃褐色的薄釉，晶瑩光澤，扣之有聲且清脆。圖H6另外瓷出土也具同類情況，有的出土於遺址，有的出土於墓中。出土於岐山風雛村西周甲組宮室（宗廟）墓址中的瓷，高33厘米，廣戶、鼓腹、平底戶部有二係用於係繩，器身飾錦印方格紋，器物內外均施青灰色釉，質地與瓷豆同（見拙著《周原與周文化》88-90頁，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瓷器和陶器雖有區分，但其燒造技術在工藝上均源於製陶，基本相同，最大區別在於火候高低，是否施釉，胎土不同等方麵。因是原始瓷器，所以我們仍把它與陶器一起敘述。不過即使是原始瓷器但仍可充分說明我國的瓷器史早在三千年前的商周就已誕生了。以前我們隻知道宋代有五大名窯，明清有鬥彩，其實這些名窯名瓷是有其曆史淵源的，難怪西方人把我國稱為“瓷國”這說明我國的瓷器在世界各國影響之大事實上至今世界各國的瓷器都是從中國學去的。這種榮譽當與創造瓷器的周人是分不開的。

　　陶器生產也反映了時代特征，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陶器的生產技術，品種，類型、花紋、和燒造溫度以及窯爐結構等都不同，所以陶器是鑒別時代的標準出土物之一，也是我們從事考古調查和選點發掘的重要依據之一，同時也是反映當時社會生活和文化水平、科學技術的特征。

　　西周的陶器製造方法可歸納為輪製、模製和手製三種（包括泥條盤築法）。

　　西周時期的陶器質地仍以泥質灰陶和砂灰陶居多，少有夾砂紅陶和泥質紅陶。

　　西周的陶器種類，炊器主要有鬲、、甑。食器主要有簋和豆。盛器主要有器、罐、甕、盆、盂。另有少量的陶鼎、陶尊、陶爵等。

　　這時期陶器表麵所飾花紋，大部分是繩紋、也有劃紋、紋、弦紋、三角紋。還有拍印的雲雷紋、回紋、重環紋和S形紋等。

　　然而在長江中下遊流行印紋硬陶，器皿如甕、潭等器，體形高大，有的分段飾有拍印的雲雷紋、方格紋、回紋、曲折紋、菱形紋、波浪紋和紋等，有的一器身上布了幾種不同的花紋。（同上注）這種印紋硬陶在北方地區較少，目前隻在河南洛陽西周墓中發現少量的硬陶甕和罐。而北方黃河流域除流行青銅器外，陶器製作在繼承殷人的工藝技術基礎上，周人在原來自身固有的特點上，兼收並蓄發展了它。尤其在器形變化 上具有明鮮的特征，這往往是考古學家重要的鑒定標準器。如陶鬲的演變，早周亦即光周的陶鬲器形多為袋足分褊襠鬲，又稱分襠、隔襠鬲。這種鬲襠部較高有夾角，足尖似乳頭狀，一般飾繩紋。圖H11但到西周中後期，這種鬲的足部逐漸變短，直至銷與底稍平，成了以後的鍋。還有一些陶鬲與銅製的銅鬲相同，帶有痱棱，足的襠部和足近平底形了。再為陶豆，早周時期的陶豆，足為矮圈足，有的在圈足上有十字形的鏤孔，而圈足與豆柄相連呈喇叭形，豆柄很短，豆盤亦呈喇叭形，但到西周中後期，豆柄越來越長了，而上柄的細腰處往往有凸越的一圈棱。陶籃在西周流行不多，到後期完全消失。而陶盂是西周後期出現的。同時由於廣地區不同，而製造的陶器也有地方特色，這也是要注意的。還有一個特點是陶爵、陶、陶觚、陶壺等在西周時期發現很少。

　　除掉生活器具用陶製作外，在西周時期已發明了建築用陶，如1976年在周原岐山鳳雛村—號宮室（宗廟）建築基址中出土的陶瓦、陶水罐已十分精致周到了，其陶水罐共六節，一頭大，一頭小，小頭套在大頭內，整齊有序地埋在該建築基址的東門房基址底部，把中院的水引進罐道排向南院，非常科學合理。這時的瓦數量不多，估計是在屋頂的天溝外放置的，大部還是“茅茨土”，但到西周中期已大量施瓦，扶風召陳村的西周中期偏晚的宗廟基址已證明，當時的屋頂已全部用瓦覆蓋了，這裏出土的瓦有筒瓦、板瓦和瓦當。有的瓦的仰麵和溝麵還飾有瓦釘、瓦環、用於固定在屋頂，有的瓦身釘有繩紋，三角紋等（見拙著：《周原與周文化》49-6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

　　西周時期陶製品的質量提高和廣泛燒造，與當時的製陶技術密不可分，下麵從陶窯和製陶工具加以分析。

　　西周時期的陶窯結構較商代有明顯的改進，從已知的考古材料看可以分為二類。一是陝西灃東洛水村發掘的陶窯，共十幾座集中在一起，明顯是窯場所在地，窯的結構由窯室、窯萆、火膛和火門組成，屬於圓形饅頭類型，在萆上有五個萆孔，煙囪建於窯頂中部。在遺址出土物中，除有鬲、簋、豆陶器外，還有板瓦、筒瓦碎片，說明這個窯場既燒製生活用品，又兼燒建築用的陶製品了。

　　二是在南京北陰陽營發掘二座西周陶窯，形製為長方形，火膛徑1.1-2.1米，殘高0.6米，窯壁呈黑紅色。

　　由於西周時期的窯室和火膛都比商代的大，這對於提高質量和燒造溫度是一種革新。

　　西周時期製造陶器的工具，除陶拍外，其他發現較少，但從器物結構和紋飾看，應有轉盤、木製器、竹器等（參考江寧生：《傣族的原始製陶術》載《民族考古學論集》202-210頁，文物出版社出版，1989年）。

　　特別要指出的是西周時期的製陶工藝藝術除用花紋裝飾外，已較多的在陶器上刻劃文字符號了，如卦畫符號，數字等，甚至有的刻成句的陶文，這些上章已述，茲略這些都是研究當時經濟文化的最有說服力的好材料。

　　也許有的讀者會問，西周時的陶瓷文化中有沒有陶俑呢？回答是肯定的，當然包括陶俑在內。

　　至於我國的陶俑的產生和發展，和陶器的曆史進程類似，它出現於史前時期，盛行於秦漢、隋唐，而衰微於元、明、到清基本絕跡，它比陶器的壽命要短。本來陶俑是我國古代人死後用於陪葬用的明（冪）器，是一種生態的象征，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曆史產物，它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習俗和陪葬物的變化情況，反映了社會生產的進步和雕塑藝術的發達概貌。

　　商周是我國曆史上的奴隸社會階段，這種社會的基本特征就是奴隸主占有一切，包括奴隸，而奴隸僅是會說話的工具，任奴隸主隨意使喚，這種社會特征決定了奴隸可以被奴隸主買賣，甚至處死。奴隸主死了還要用大量奴隸殉葬，不需要用大量的陶俑來替代，這也是這個時期陶俑不多的原因。然而從考古出土物和文獻資料分析，在史前階段和商周時期確有陶俑出現了，也有作為陪葬物的，不僅有陶俑，而且還有石俑、玉俑等，如殷墟婦好墓中就出土了不少玉人、石人，不過這些玉、石人都是作為裝飾品陪葬的，與殉葬的陶俑還有功能上的區別。真正陪葬意義的陶俑的出現，史無明確記載，但從下邊幾段古文獻資料亦可推知一二，孔子認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這裏的芻靈即是束草人埋之。《孟子·梁惠王》說：“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朱熹：《孟子集注》說：“俑、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麵目機發而太似人頭，故孔子惡其不仁。”《禮記·檀弓下》也說：“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從這些資料推考，孔子是極力反對用陶俑殉葬，認為其形象與人無異，等於用人殉葬，他主張用草人代之為好，足見用俑殉葬在孔子以前當已產生，才引起了孔子的反對。然而大量用陶俑取代人殉始於春秋，以後逐代變革，秦始皇用和真人真馬一樣體量的陶俑陪葬，至漢代陶俑體量縮小，以後各代逐步縮小，到了明末清初已變成用紙人代替。

　　總之，西周有陶俑，但數量少，以俑代人殉葬應是春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