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西周

第八十一章 周原甲骨文的研究及價值意義

　　關於周原甲骨文的研究，以前不少學者都發表過許多好的意見。

　　周原甲骨文發現以後，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密切關注，至今發表了不少有關這方麵的論文，出版了這些方麵的專著，王宇信同誌在《西周甲骨探論》一書中就這些論著作了係統的分類，把各方麵的代表作都詳細地表列出來了，但此書出版於1984年，後來他又在《甲骨學通論》中補充了這方麵的論著，在此之後學術界又出版了一些新作，如田昌五先生的《周原出土甲骨中反映的商周關係》，在1993年10月發表於《考古學研究》（三秦出版社出版）。另外台灣的朱岐祥先生的《周原甲骨研究》（專著）由台灣學生書局印行於1997年。

　　綜閱發表的各類論著，所討論的問題大體可歸納為文字考釋、甲骨族屬、斷代分期、商周關係和周與周邊民族小國的關係、周初政治、官製、地名、動物名的研究以及卦畫符號的研究等。因文字考釋量大，茲不贅述，下邊就其他各論概述如下：

　　1.關於周原甲骨文族屬問題的討論。

　　這個問題在國內外學術界是討論的最為熱烈的問題之一，並持不同意見較多。這些意見主要有四種，一是認為周原出土於宗廟龜室的甲骨文全是周人的庫存。二是認為這些甲胃文多數是殷人的是武王滅商後移到周原的。三是部分甲骨文是殷人利用周人貞卜的殷人廟祭甲骨，但文中的“王”有的是殷王，有的是周王，要具體分析。四是大部是周人的。還有部分是殷人的，是殷人“奔周”帶去的。

　　持第一種觀點的最早是我們在《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提出的，這還是1979年發表於《文物》雜誌的觀點，是以周原考古隊名義發表的。該文未經考古討論研究，因時間緊迫、稿成後就送北京了。適逢《文物》雜誌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周年，在該期開辟了《筆談建國三十年來的文物考古工作》欄目，所以我撰寫的《周初甲骨文》一文也是為配合這一活動發表的。文中強調了“周確實是殷的附屬國，但附屬國祭祀宗主國的祖宗，這在文獻記載中是沒有見過的。”

　　從發表該文以後，周原甲文陸續公布發表，對其族屬問題提出同樣觀點的同誌也不少。1981年10月，我們在四川大學參加全國古文字研討會時，帶去了《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一文和部分照片及全部摹本，後來在徐中舒、胡厚宣、伍仕謙等先生的支持下，鼓勵我發表結果於1982年5月在《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我在該文中說：“我們認為這種卜甲普遍鑿方孔，卜骨隻鑽圓孔，未見黃方孔的現象，是周人整治甲骨的特點，它體現了我國古代整治甲骨的曆史階段性，也反映了周與殷，在整治甲骨中的聯係和區別”。同時徐中舒先生在同期刊出《周原甲骨初論》一文，他進一步論證了周原甲骨的族屬問題，他說：“文王在周原建立殷王宗廟，在舊史中也有此事例、《史記·秦本紀》記秦昭王五十三年（公元前二五三年）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此時韓魏已淪為秦之屬國，委質於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此雖戰國縱橫策士之言（一見於張俯說韓王，一見於蘇秦說魏王），也是他們耳聞目睹的事實。《後漢書·南匈奴傳》說：‘匈奴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兼祠漢帝’。漢宣帝時匈奴降漢，尚在三龍祠兼祠漢帝，這和周文王在周原建立殷王宗廟，在這裏與周大臣殺牲受盟，又有什麽不同呢？”

　　持這一觀點的徐台先生說：“臣屬周祭祀宗主國先王是很自然的。至於《周禮》一書是戰國時的產物，其中有關祭祀的原則，是否能適用於周初還值得研究。此外，商王先祖與天神並列，《尚書·秦誓》中的周武王討伐商紂王的檄文，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遺其先宗廟弗祀’。也正是把商王祖與上帝神並列。周王祭祀商王的先祖，這如同祭祀上天的神靈一樣，同樣是神聖的。武王宣布商紂王罪行並加以討伐，就顯得出師有名了。故此，周人祭祀殷商的先王就不奇怪了。”

　　對涉及到周人祭告殷人祖先的甲骨文，田昌五先生是這樣解釋的，他說：“周人的甲骨文有商王的卜辭，這種矛盾現象應如何解釋呢？我認為，這幾片甲骨是周人所記商王卜辭，於商王為祭祀卜辭，於周人則為記事刻辭，乃周人記其事以告於自己的宗廟而後歸檔入庫的，周原出土的甲骨幾乎全為記事刻辭，這幾片也不例外，唯所記乃商王的卜祭而已，周人這樣作，是有來由的。”並就有關祭祀商王的甲骨結合文獻資料，從曆史的角度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對H11：1的解釋是：“武王到帝乙的宗廟裏，用妲已姐妹為牲，並將少牢之血盛在器裏，祭成湯，表示周已代商受命了，結果，斯又正，一切順利”。“這說明，武王克商之後，曾在商都舉行過受命登級的典禮。既如此，他為什麽不能獻於帝乙宗、祭告成湯、表示他已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呢？有人以為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商、周族類不同，武王不會獻祭於商王之宗廟，殊不知變革之際，當另作別論。何況，周人曾臣服於商，現在告祭於商之先王，表明自己受命革殷，有何不可呢？如果說這樣作與禮不合，則武王在商社宣布受命登級，能合於禮嗎？武王之所以違反常禮，無非是向殷民宣布，朝代已換，今後他們應心悅誠服地臣服於周罷了，否則按常禮行事，武王即使凱旋而歸，也無疑於默認為商朝繼續存在，那就談不上受天有大命了，這樣，他也就隻能王關中而不能王天下了。因此，我認為這條卜辭是武王克商後的受命之作，班師西歸後將之告知於周之先祖，而後存檔入庫的”

　　持第二種觀點，即認為周原甲骨大部分是殷人說，王玉哲先生認為周原甲骨“絕大部分是商王室的卜辭”。但他又說：“必須承認周原甲骨中也還有一小部分卜甲，確乎是屬於周人的”，“時代應略晚於商王室卜辭”。他的理由是：“商周兩族在殷商末年民族矛盾極為嚴重，他們已處在敵對的地位，《古本竹出紀年》曾記載著，周文王的父親王季被商紂王的祖父文丁所殺。紂的父親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從此，商周兩族已構成世仇。”“周原甲骨到底是出於周族人之手？還是出於商族人之手？這個問題對商周兩族的曆史關係頗為重大。認為是周族人的甲骨，就可以把商亡之前的商、周兩族關係說成是極為親密；若說是商族王室的甲骨，就可以把它說成是商周敵對物證”。假若說“周文王曾祭祀商的祖先成湯，周人求佑於殷之先王太甲，還祭祀商紂的父親帝乙等。這樣一來，商周的關係不但是密切無間，而且兩個在曆史上，不同種姓的異族，居然變成同族同宗了。但是從中國曆史傳統上看，這種現象是絕對不可能有的事”。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曆史係教授古德煒先生說：“在這種特殊的刻辭中，沒有任何跡象能夠說明這個占卜者是周人”。

　　持第三種觀點者，認為周原甲骨有些是屬於商人的，特別是那些涉及商王名的被祭者，李學勤、王宇信先生曾對此發表了不少論文和著作。其理由是：“按我國禮製，祭祀的原則是：‘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周雖然是商朝的諸侯國，也沒有必要（或可能）去祭祀商王的祖先，因為周是姬姓，商是子姓，其間沒有共同的聯係。辭中之王，居處於帝乙宗廟之中，占問致祭成湯之事，他隻能是商王。從帝乙有廟者看，這位商王又隻能是商代末一個王，即名紂的帝辛。”“這些卜辭都是在占卜後移來同原的”。王宇信先生把有爭議的涉及祭祀商王的甲骨文命名為“周原出土的廟祭甲骨”。他認為：“周原廟祭甲骨確為商人之物”。他說：“根據以上對古代禮製和宗法製度的分析，可知不僅周人不可能在周原為商王立廟並祭祀商人先王，而且周文王也不可能進入殷都的商王宗廟參與對商王的祭典並占卜。因此，我們認為，周原出土的廟祭甲骨，應是屬於商族而不是周人的”。

　　同時李學勤先生在1986年發表的《續論西周甲骨》又說：“它們的卜法是周人係統的，又有兩片提到‘方伯’，所以我們還是把它們劃為周的卜辭”

　　台灣靜宜大學朱岐祥先生持第四種觀點，他說：“這些甲骨（指涉及殷王祖先的）如認定是周人所刻，則可判斷當日周氏族的宗教信仰都受製於殷商，故不得不祭拜殷先祖的宗廟，如認為是商人的遺物，則可推斷晚商時期史官曾有‘奔周’的實況。目前看來，恐怕以後者的可能性較高。”又說：“甲骨有可能分別為商人和周人所刻，各具有特殊的習慣用語和文例。屬於商人所刻的，文詞比較完整而詳盡，屬於周人所刻的，字形刻寫輕率，文句簡省。有許多甲骨隻單刻一字，可能是周人的試刻或習刻，至少不是屬於恭謹的占卜記錄。”“屬於商人所刻的甲骨有記載祭祀商王先祖，例與殷墟卜辭相同，但屬於周人所刻的卻鮮見有祭祀周王先祖的例子。商、周之間刻寫甲骨的性質恐有不同，而商人所刻的甲骨在當時可能是作為一種範文來參考和保存”。

　　2.關於周原甲骨斷代問題的討論

　　對周原甲骨的時代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之二，至目前為止，說法雖有差異，但嚴格言之，可謂大同小異。諸家觀點都認為是殷末周初之物、這是大同之處，但具體涉及哪些是殷末、哪些是西周早、中、晚期之物，這就有分歧，這亦可說是小異。歸納諸家觀點有以下幾種：

　　首先是大的兩期說，即“這批甲骨文中，（指岐山鳳雛村H11窖穴的甲骨文），從字體和內容看，似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如H11：1文武帝2），H11：84（其又大甲）、H11：68（伐蜀）、H11：1105（征巢），似在武王克商以前。H11：45（畢公）、H11：（太保），似在武王克商以後，是否如此也有待於進一步研究。”這個觀點是我在1979年撰寫《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時表達的。以後我在1981年10月在成都參加古文字研究會時，全部發表了岐山鳳雛村H11、H31兩窖穴出土的西周甲骨文，並列表對35片甲骨文進行了斷代，則出屬文王時期和武、成康時期的兩大類，當時的想法是拋磚引玉，我在文中曾說：“以上卜辭斷代，均據其內容，結合文獻資料劃分，不一定確切。但為了供研究參考，作為一個複雜問題，提出初步看法，故列表如上，以求正於學者”。

　　徐錫以先生在他的《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見人名、官名、國名、地名淺釋》一文中也持兩期說。

　　李學勤、王宇信先生在《周原卜辭選釋》一文中進一步指出了屬於帝辛時期的卜辭。李學勤先生明確斷定“鳳雛甲骨的年代上起周文王，下及康、昭，包括了整個的西周的前期”。

　　我們根據周原扶風以往出土的青銅銘文即還指方鼎，把這批甲骨文最遲時代斷為穆王恭王時物，同意李學勤先生所說：“卜甲中還有一個人名，見於扶風出土的方鼎，同出在周原，應該是一個人。鼎的時代是穆王，故該卜甲恐不早於昭王，這很可能是H11甲骨年代的下限了”。

　　其二，認為周原甲骨“絕大部分是商王室的卜辭”，“很可能是在殷商末年商紂王時，掌握占卜的卜人投奔周人時，攜帶過去的”。認為隻有一小部分是周人的，其“時代應略晚於商王室卜辭”。

　　其三，徐中舒先生認為“周原甲骨絕大部分皆為文王時代遺物。”“武王時代的卜辭可以肯定的隻有三條”“也當有成王遺物在內”，即“畢公”、“太保”二片。

　　關於周原甲骨的年代大體分期為上邊所說三類，但從各片的具體斷代，王宇信先生所作的研究最為深入，他在《西周甲骨探論》和《甲骨學通論》兩書中作了係統的論述，他從西周甲骨中“王”字字形的變化和所載史跡及書體三方麵著手，判斷出“西周甲骨（主要是周原甲骨）基本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即文王時期（主要是鳳雛所出文王“受命”前、“受命”後，及與文王同時的帝乙、帝辛卜辭），武成康時期（包括鳳雛及洪趙坊堆村所出甲骨），昭穆時期（包括周原齊家及北京昌平白浮所出）。”“周原鳳雛出土二八九片有字甲骨，除去文字不能辨識的四九片，實際有字可識者僅二四片左右，這二四片甲骨中，根據上文三個方麵的分析，文王時期（包括同時的帝乙、帝辛時期）甲骨共有二三片（據“王”字判定一五片、據事類判定五片、據書體判定三片）其餘大部分應為武成康時代物。”他認為“王”字的變化順序是由王→王→王（文王時期）→天（武成康時期）→天（昭穆時期）的演變過程。

　　根據甲骨文中“王”變化斷代的還有台灣學者朱岐祥先生，翻閱周王宇信先生送我的《周原甲骨研究》一書的複印件中，發現朱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王’字的字形，歸納其流變分期，明顯的是由第一期卜辭的大過渡到第二期至第四期卜辭增短橫的，以迄第五期卜辭三橫一豎的王、王。這一條客觀的文字縱線鋪排出殷人對‘王’字的常態寫法，無例外的是由而而王。”“所以，王宇信先生單純說‘王’字由而的過渡方式是並不合理的。反觀以上據殷卜辭論證由而的流變，正好與下線周金文的王而王而王而王而王相連接，在整個文字縱線的發展來看，這是十分完整清楚的。”據此他推論說：“而這些作王字寫法的甲骨，其時限應與殷墟第五期卜辭相當，屬於帝辛時期，作字寫法的，則應屬於帝辛以前的甲骨。另外一批屬於周人甲骨的‘王’都作形，下一橫劃作弧形外彎，應受殷第五期卜辭王字作王的影響。此宜為早周時期周人書寫‘王’字的特征，下開周文‘王’字的風格。

　　3.關於西周甲骨中出現的數字符號的討論。對此自從陝西半西出土數字符號以來，在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討論，在此之前，李學勤先生在《談安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說：“這種記數的辭和殷代卜辭顯然不同，而使我們聯係到《周易》的‘九’‘六’。”這是學術界最早提出與周易有關的觀點，該文發表在1956年《文物參考資料》第11期。以後在1957年唐蘭先生提出“這既不是殷文字，也不是周部族先世的文字，但可能是曾經住過現灃、鎬地域的一個民族（例如古灃國之類）的文字”。李孝定先生對此提出不同意見，他說：“竊疑此乃記氏族世係之特殊標識，為一種太古民族習慣之遺留，至其為用”。

　　周原出土較多的這類數字卜骨後，又一次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和關注，1978年張政琅先生在吉林大學古文字會上演講了這種數字符號是八卦的卦畫符號。1980年張先生在《考古學報》第4期發表了《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指出奇數是陽爻、偶數是陰爻，並寫出卦名。1981年張亞初，劉雨先生在《考古》第2期發表了《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問題》一文，認為這是“占筮的八卦數字符號”，同年李學勤先生在《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一文中，更明確的論證了這種數字符號是“筮法”，他說：“卜和筮是中國古代兩種占卜吉凶的方術。卜用龜骨，依卜兆的形狀判斷吉凶；筮用蓍草，按揲筮得數排列卦爻，從而決定休咎”。“‘凡國之事，先筮而後卜’，這時為了參照，就可以將筮得的數刻記在有關卜兆旁邊，表明其間的關係。估計西周甲骨上的數字符號，都是卜前所行關於同一事項筮的結果，與卜兆有參照的聯係，卻不是由兆象得出來的。”

　　王宇信先生在《西周甲骨探論》和《甲骨學通論》兩書中對此進一步作了探討，他認為“西周甲骨上的六位數字，當為揲六次的總記錄，我們也稱之為‘筮數’。”“即使這些筮數就是陰陽爻，但距離創造出易卦以乾坤為首的六十四卦名恐怕還要有一殷距離。因為在人們頭腦中還沒有‘天、地’對立觀念的商末周初，是不可如此自覺並如此嚴格地將這些筮數稱為乾、坤等卦名的”。

　　八、西周的陶文和陶瓷文化

　　上邊講的宮室、青銅器、玉器等高級用品，都是被奴隸主貴族所占用的，讀者要問當時一般老百姓的，也就是廣大平民、奴隸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本章就這些問題加以介紹。

　　從居室說，一般平民和奴隸都住在半地穴式的簡陋房子裏，我們考古工作者在灃西的遺址中就發掘了不少這樣的房子，另外在周原扶風齊家村發掘了平民住宅區，其房子與上邊說的相似。

　　當時一般的奴隸是沒有文化的，但在一些工匠（即平民）人群中卻流行一種文字，這種文字都刻在陶器、瓦片上、所以稱陶文，是流行於民間的文字，是他們在勞動實踐中創造的，與甲骨文相輔相成。而甲骨文是上層統治階級用的。陶器、瓷器是當時平民和奴隸階層所使用及主要生活用具。這兩種文化在我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當你走進半坡博物館、陝西曆史博物館、周原博物館時，總會在不同時代的文物陳列室看到刻劃在陶器上的筆道，有人常問這是什麽啊，是文字嗎，我說是的，是字。許多問題，我在這一章詳細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