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西周

第七十三章 玉器中的西周禮儀製度和生活情趣

　　西周禮儀製度滲透於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動之中，包括穿戴、行走、飲食等等各個方麵，而玉器本來用於裝飾美化，健身等，但在西周等級森嚴的奴隸社會中，除玉器的一般用途外，更增加了一層區分等級，身份的禮儀製度。

　　據《本草》說“玉味甘，生如白頭公，服之延年。”這說明玉石本身是一種藥物，可以健身，這是其用途之一。然而玉石經過加工製作後，其用途就多種多樣了。《春秋繁露》說：“公侯贄用玉，玉潤而不汙至清潔也，故君子比之於玉，玉有瑕穢必見於外，故君子不隱所短。”從大批出土文物看，從這些玉器在遺址或墓葬中所擺置的位置，結合文獻資料記載分析大體可以窺其一斑。《禮記今注今譯》、《壓藻》說：“古代的君子，身上一定要佩玉，佩玉的目的，為的是使人行走時態度從容，快慢合拍，所以古人左右兩邊都佩玉，並且使玉聲合於徵角宮羽四聲。趨則與采齊之樂節拍相應，行則與肆夏之樂節奏相符；回身行走的時候，應該走圓形。轉向旁行的時候要走方形，前進的時候，玉佩容易飄舉，要用手斂抑住，使玉聲不急迫。逆退的時候，玉佩容易倚身不鳴，所以要把它揚起來，使它發聲，像這樣佩聲就會鏗鏘合於五音了，所以說一個君子人的行止處處都不會失節的。”“天子佩用的是白玉，玄色的組綬，諸侯佩用的是山玄色的玉，朱色的組綬，大夫士佩用的是水蒼玉，緇色的組綬，世子佩用的玉是瑜玉，雜采的組綬，士佩用的是僅次於玉的美石，用赤黃色的組綬。自世子以下、玉佩隻論玉質，不明玉色，因為他們所用的玉色並不一定，不像天子能用純色”。“平時每人都是玉不離身的，因為君子人認為玉是像征著德行，所以要長久的係在身上，無故不輕易的摘下”。

　　常見的琮、圭、璧、璜、環等玉器，一般用作祭祀禮器，也有實用和裝飾的用途。

　　圭的用途，在文獻記載中說法甚多，《周禮·考工記》注疏說，天子保存的圭叫鎮圭。一尺二寸長。供天子朝見諸侯用的玉冒，長四寸，用純玉質或純色之玉作成；桓圭是公一級用的圭，長九寸，所用冒是雜色玉；諸侯用的叫信圭，長七寸、冒是雜質色玉作成；伯用的圭叫躬圭，長七寸。其冒是雜質或雜色；子和男就不能用圭而是手執皮帛了。這些都表明圭在禮儀製度中的作用，它體現了階級社會貴族等級的差別。

　　此外，在祭天和祭祖中也必須用圭，《周禮》說：“天生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禮廟”。祭天用四圭，祭廟用裸圭。為什麽用圭祭天祭廟呢？我從大量出土物和古代神話故事考察，圭在石器時代遠古時期就是一種崇拜物的象征，而這種崇拜物即是男性生殖器，最早用土製作陶祖，以後隨著玉器工藝的出現和發展，進而由陶祖演化而成玉圭，它像征著男性的威力，古人認為“陽數奇也”，而“數起於一而立於三”（分別見《伏侯古今注》、《藝術類聚》卷引《三五曆記》）。圭本身從數來說是1的符合，而從其形狀分析，則又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故代表陽性，用以祭天祭廟。從《易經》卦爻分析，乾為天、坤為地，乾卦六個陽爻，所以祭天須用圭，這種習俗沿續到漢代乃不衰。風翔縣先秦雍城遺址曾出土過上萬件圭，西漢劉邦長陵所在地也出土了大量的圭。這都是祭祀用圭。以後隨著時代和人們思想意識的變化，圭演化為碑，先秦時像鳳翔大墓中出土的木碑，到秦以後逐漸變成石碑了。

　　有的還用圭來測量地田數，“土圭，尺有二寸，以致日，以土（度）地”。（同《周禮》還有用作嘉獎征伐的物征，作嘉獎的琬圭，“琬圭九寸，而繅（籍也）以象德。（嘉獎忠義諸侯的象征）《詩經·江漢》“厘爾圭瓚”和“《菘高》篇中的“錫爾介圭”都是以玉圭作賞賜的實證。同時《詩經·民勞》的“玉欲玉女”，即以玉比喻一個人的美德一樣。“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作為鎮壓叛逆者的符信。近來有的同誌認為圭，特別是一些幹淨的圭，有當時還用作針炙，是治病的工具，認為琰圭以除慝，就是除病魔除病痛。①見戴應新《神木石龍山文化玉器》《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5、6期璧也是考古發掘中常見的玉器。在文獻記載中，說璧以其徑的尺寸衡量，其璧孔稱好，孔外實的部分叫肉。《周禮·考工記》：“璧羨（鄭司農注，璧羨為徑也）尺度，好（即璧孔）三寸以為度。（《爾雅》日，肉倍好謂之璧）。”有的璧很大，像鳳翔縣博物館所藏的春秋戰國時期的玉璧，徑約30厘米，它的用途一方麵和璜一樣作為人們的裝飾品，隨身攜掛，另外和圭一類的玉器相配作祭祀禮器用，《周禮》說：“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疏雲：“釋日此圭璧，謂以璧為祗，旁有一圭，故雲圭其祗為璧也。”《詩經·雲漢》在描寫周宣王執政期間，經常天旱，常常祭祀日月星辰而造成“圭璧既卒”（即玉圭、玉璧都用光）的事實。在這裏用圭璧相配，意義在於圭代表陽性以祀日，而璧代表陰性，以祀月和星辰。最近在陝西鳳翔先秦雍城宗廟等建築遺址中經常出土用於祭祀日月星辰的圭。其擺放位置很有趣，在每一個璧上放一圭，有的璧上置有六圭，而後者往往多於前者，這種實物擺放法正說明了圭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代表了陽性，而璧是女性的象征，代表了陰性，用六圭當與秦人尚六和《易經》六爻有關。

　　瑗、環、的用途，主要作人們的裝飾用。根據《爾雅》記載，中心孔徑小於邊寬的叫璧，中心孔徑大於邊寬的叫瑗，中心孔徑與邊寬相等的叫環，而在周邊打了缺口的叫。瑗、環是臂飾，用作耳飾。瑗也是君子麵人的信物。

　　玉璋，可分為大璋、中璋、邊璋和牙璋四種，前三種是供天子巡守山川祭祀所用，《周禮·考工記》注雲：“三璋之勺形為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馬，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如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同時大璋又可作為諸侯的聘禮。再則牙璋和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賈公彥疏雲：“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詩經·槭樸》：“左右奉璋，奉璋峨蛾”。馬瑞辰在《毛詩傳箋通釋》說：“今按《周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白虎通議》曰：“璋以發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是璋古用以發兵。此詩下章言六師及之，則上言奉璋，當是發兵之事，故傳惟言半圭日璋，不以為祭祀所用之璋瓚耳。”從這些記載看，玉璋如同虎符一樣用於軍事，呂大徵認為：“興戈之製略同。”（見《古玉圖考》）有的同誌認為“牙璋含有尖銳、攻擊、示威的意義。”（《記廣漢出土的玉器》，《文物》1979年第2期）還有的同誌認為“牙璋取法來的基本器形加以藝術化和理想化，器身加長，作柄以便握持或加雕側飾。乃是為適應壯嚴的禮儀和瑞玉的需要使然之。”“牙璋既源於農具來，則其用途正如戈類武器形狀的瑞玉興軍旅有關一樣，它必然與農事有關。我認為是用作祈年的禮器，而且其齒牙很像破土而出的禾稼的嫩芽，長長的軀幹象征著禾苗根植於厚地耕土中，牙璋兩側齒牙狀裝飾與植物的根須又何其相似”（同見戴文）

　　玉琮，據《考工記》可分為大琮、駔琮兩類，而駔琮又可分為五寸和七寸兩大類，前者供諸侯作權用，後者供天子作權用。《周禮》說：“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譬琮以斂屍”，說明琮是祭祀土地的禮器。學術界對玉琮的起源說法甚多，有的認為源於土地經界和定居意義。有的說是日常用具“方”的模仿和擴大。又有的認為是織布機上持琮翻交者，還有的說是房屋宮室中之象征，近來劉斌同誌在《良渚文化玉琮初探》一文（《文物》1990年第2期）又有新的說法，認為像美州印第安人崇拜圖騰柱那樣“玉琮也是圖騰柱信仰的產物，在這片土地上，良渚人的祖先和他們的圖騰一起創造了玉琮”。考古界較流行的一種看法是：琮起源於手鐲，本由婦女臂飾手鐲轉化而來的，這種意見是有道理的，正因為如此，所以琮和女性自然聯係在一起，從八卦易理分析，琮代表了女性、陰性。易理八卦起源很早，《周易·係辭下傳》說：“古者包犧氏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興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生六子”，這些給我們啟示琮的形狀正好是先天八卦的形象，它本身內圓外方，或成八邊、四邊都是地理方位的體現，正如《周禮》“黃琮禮地”鄭玄注雲“八方象地”說法一樣，起到了通天通神的功能，所以遠古時期的人們用此祭祀占卜，故成為祭地的禮器。而玉璧則是由環形石斧演變而來的。在石器時代，石斧主要由男子操作，因此它代表了男性、陽性，成了祭天的禮器，即易理上的乾天坤地。

　　玉刀，是由農具收割工具演變而來的，她並不是實用器，而是用作下種和收割前的慶典用器。還有玉斧、玉锛等生產工具都具有這類性質。在古代開采玉石和製作玉器條件差，難度大，技術要求很高，加之玉石產量少，所以不可能把這些精品用於生產。

　　至於玉、玉戈等武器，是用作軍事的禮器，往往在戰爭前或戰後進行慶典的禮器，祈求神的保佑；在戰爭中似“天將天兵”，以鼓舞戰士的戰鬥氣勢。

　　環、瑗、璜、項飾和各種各樣的動物的形象的玉雕，當是人們生前所用的佩飾。

　　關於動物形象玉雕的藝術性是值得重視的一份珍貴文化遺產。這些動物形象佩飾一方麵體現了我國古代人們的審美觀和藝術欣賞境界，更重要的是充分反映了我國古代重視農牧業生產和琢玉藝人他們有極強的觀察力和豐富的想象力，並善於把所觀察的現實感和四維創作融為一體，這是這些玉雕藝術的一大特點。像寶雞出土的玉牛，反映了周人很重視養牛業的生產，這在《詩經》和其它典籍中記載頗多。《周禮·春官·牧人》：“牧人掌牧六牲。”鄭玄注：“六牲為牛、馬、羊、、犬、雞。”賈公彥疏：“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人等。”而“牛人掌養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特別是周原出土的甲古文，經常記載周人在祭祀時用牛，其數量大至一次五百頭，說明養牛業十分發達，然而牛不光用於祭祀，更重要的用於生產，它與人們有著十分親密的關係，這種社會客觀存在，豐富多彩的社會創作源泉，成了琢玉藝人生動的藝術來源。如玉牛它那彎彎的粗角，胖實的軀體，外表給人以水牛形象，細看又給人以憨厚、勤勞、忠心的印象，體現了雕琢藝術的精到和主旋律，這正是一切藝術的靈魂。又如玉兔，兩隻大大的耳朵向後仰，雙目注視前方，整體表現了小兔那種天生的膽小謹慎的收聽周圍的信息的警覺性。與玉兔的形象剛好相反，玉虎則雕琢成張牙咧嘴，四爪前撲、卷尾，異常凶猛，《逸周書·世俘篇》說周武王伐商以後“武王狩，禽（擒）虎二十有二，貓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牛有二。《詩·小雅》：“匪（彼）兕匪虎，率彼曠野。”這樣刻畫本身體現了古人對虎本身所具有的威武，勇猛有力，能去邪辟惡的崇尚。《風俗通說》：“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令人卒得病，燒皮飲之，係其衣服亦辟惡。”正如現在小孩戴虎頭帽，穿虎頭鞋，攜虎紋袋一樣，作為神威的象征而被崇拜，是像虎一樣勇敢去征服一切邪惡之觀念的反映，當然也有作為害人之獸以警戒的意思。

　　西周時代的玉蠶雕刻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雕成蠶娥，有的雕成爬蠶，姿態各式各樣，這與我國發達的養蠶業有關。我國是世界上發明蠶絲的最早古國，傳說從黃帝時代起就能繅絲織帛了，在商代甲骨文中已屢見蠶、絲、桑、帛的記載了，並以“桑”命名地名。舞蹈也有“桑林之樂”。到西周、春秋時代，我國養蠶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關中地區和黃河中下遊已普遍種桑養蠶，《詩經·彬風·七月》生動地描繪了這種事實：

　　……

　　求柔桑。（去采摘喂蠶的嫩桑）

　　春日遲遲，（春來日子天長長）。

　　采繁祈祈。（許多人們采蒿忙）。

　　女心傷悲，（姑娘們心裏正悲傷）。

　　貽及公子同歸。（怕和那公子哥兒們同行）。

　　……

　　蠶月條桑，（養蠶的季節去理桑）

　　取彼斧。（拿的斧兒亮光光）。

　　以伐遠揚，（雜長的枝條砍個光）

　　猗彼女桑，（就養矮樹身旁采摘忙）

　　七月鳴，（七月伯勞在叫唱），

　　八月載績。（八月人兒績麻忙）。

　　載玄載黃，（絲麻染的顏色有黑也有黃）。

　　我朱孔揚，（我們朱紅色的更鮮明）。

　　為公子裳。（替那公子哥兒做依裳）。

　　（據金啟華：《詩經全譯》）

　　此外在《彬風》、《小雅·南山有台》、《小雅·小弁》、《小雅·百華》、《秦風·車鄰·黃鳥》、《大雅·桑柔》等詩篇中描繪了種桑摘桑養蠶的事跡。像這用這麽多詩篇，在二千年前的時光，大頌特讚養蠶業，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第一家，所以古希臘羅馬人稱中國為絲國，這是名副其實的。

　　周代的玉雕魚，也是多種多樣的，光在《詩經》中出現的魚類就有鯊魚、魚、鯉魚、魴魚、嘉魚（武昌魚）、魚（鮮子魚）、鱒魚（紅眼魚）、魚、魚、魚、海鯊魚等十五種之多。還有各種各樣的鳥類、蟲類等，諸此豐富的藝術源泉，為我國古代玉琢藝人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總之，古代的玉雕藝術不僅內容豐富，題材多樣，而且形象感人，藝術造詣很高，每件作品均給人以很深的藝術享受。古人往往把玉比成德。由於受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把玉色分成五色，認為玉是天地之精和陽精玉純之品，吞食了可以延年益壽，甚至作為死後保護屍體不腐的保護劑。這種玉雕製品神秘化的做法，當然是糟粕不可取，但從這些玉器所反映的濃鬱的生活氣息和高超的琢玉藝術去觀察分析，她與青銅文化一樣，是我國古文明古文化的又一枝鮮豔燦爛的藝術之花，不僅是現代玉雕工藝推出新創造新工藝的源泉和基礎，也是發展現代美術工藝和現代美術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