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西周

第三十五章 周原陶文及其研究

　　1979-1980年春，周原考古隊在發掘清理岐山風雛村西周甲組建築基址的東水溝和扶風如陳村西周建築基址及其東壕村，出土了不少有刻劃符號和文字的器物片、瓦片，經初步統計，計約八十四片（件）。這些陶文的發現有不少是清洗陶片時發現的，少部分是在發掘出土時發現的，因為剛出土的陶片一般都被黃土粘染，有些文字、符號也都被黃土填實了筆道不清洗 是看不出來的。

　　這些陶片、瓦片上的文字、符號確屬不多見的，特別是西周時期有這麽多，這在以往的西周考古中也是少有的。以往發現較多的大多在東周春秋戰國，後來秦代考古中發現就更多了，像陝西鹹陽秦都宮殿和秦始兵馬俑出土的陶文就更多了，所以陶文的曆史，是一部很好的古代文字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西周出土的陶文、刻劃符號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經我們整理，有文字或刻劃符號的器物陶片，共有三十一片（件），主要出土於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的4、5、6號探方，和扶風召陳村西周中期建築基址及其東壕溝內。尤其在一件三足器上有言和（五）字，其五字在前者的上部。同時在該房基即3號房基的北邊五米處的一個灰坑內，出土的殘陶簋圈足上端有一周陶文，共七個字，左往右行，為“器出成為王”環繞殘陶簋的圈足上端刻了一圈，像這樣多字的陶文，在西周更屬少見。

　　在瓦片上的文字或刻劃符號共有五十三片，（件），其中岐山鳳雛村西周早期建築基址的3號探方的15號灰坑內出土三十片，4號探方出土十一片，5號探方出土二片。扶風召陳村西周中期建築基址3號房基出土十片（件）。

　　不管是陶器殘片抑或是瓦片上的文字和符號，其基本內容大體可分為二大類，即文字類、符號類，而在文字類中又可分為數字，象形、形聲等幾類。內容十分豐富，有不少值得研究的課題。譬如說，這些陶文是不是屬於文字的範疇，其意義是什麽，每個字的函義能否解釋清楚以及它和甲骨文、金文的關係等問題。

　　關於以上問題學術界早有不同的意見，至於陶文屬於文字的範疇問題，大部分人的意見是明的，認為應該屬於文字，因為耕成文字的要素是由“形”、“音”、“義”組成，隻要具備這些要素了，就應該是字。郭沫若先生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半坡出土的陶文符號是字，所以他把我國文字起源史推斷到新時器時代。後來唐蘭先生在香港講學時，正式提出山東大口陶器上的陶文是字，再次明確提出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應有六千多年的曆史。後來於省吾先生又把西安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的陶文“”、“+”、“｜”、“‖”、“┬”、“豐”、“↑”、“↓”、“”，分別考釋為五、七、十、二十、示、玉、矛、、阜等，同時他把山東莒縣出土的成龍山文化灰陶尊外部所刻劃的“”作“旦”，他說：“距今約四千年前後相當於夏代的龍山文化，已經出現了用三個偏旁構成的會意字，由此可以設想，當時已經有了由更早的單體字演化成的複體字”。這說明單體字的淵源就更早了，應追溯到半坡仰韶時期或此以前了。

　　從已出土的陶器文字或刻劃符號，迄今為止最早的材料當是仰韶期的西安半坡、臨潼薑寨、山東大口文化（早於龍山文化，距今約五千年左右）的陶尊上的“炅”、“戌”、“斤”等字。

　　其次在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出土了陶器刻劃符號。在河南偃師二裏頭夏商之間的陶文，也不少。這種陶文到商代有鄭州二裏和南關外出土的數字符號，有“一”、“二”、“三”、“五”、“七”、“九”等。絕大部分刻在大口尊口沿裏邊，少數也有刻在其他器物口沿上的。在河北槁城台西商代遺址中出土了十二片陶器殘片上的刻劃文字，而這些文字是在燒製陶器前京就在坯子上了，有人認為“台西時期的文字正是殷墟文字的前行階段”。

　　殷墟遺址中出土的陶文，據不完全統計約八十件陶件、陶器刻有文字，其中有七十件是單字，大部出土於小屯，有一件出土於大司空村外。此外在江西清江具吳城商代遺址中也出土了三十八件有刻劃符號的陶器和石範。

　　到西周以後的春秋戰國，這種陶器文字和符號更為流行了。1977年以來，河南省博物館登封工作站、中國曆史博物館考古調查組和登封縣文管所共同在告鹹鎮東北調查試掘後，發現了春秋、戰國至漢代的陽城遺址，並出土了有鈐而或刻劃的文字、籌碼、符號總計約五十九個字。其數一到四個不等。這些陶文出現在豆、甕、碗、量、釜和筒瓦等多類器物上，以豆上的文字為最多。內容有印、私印，和籌碼、符號等，而鈐印居多。發現的刻劃符號也很多，主要有、、、、、、‖、（四）（六）、十（七）、（八）、、、、、、、、、等。刻文大多出現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是在入窯前刻劃在陶器上的，大多是上邊舉例的符號，到戰國中期後印文居多了。以後到齊國陶文字數大增，最多達十二字，燕國陶文之最多達十七字（7）。1949年以來，在河南鄭州商我城區內出土東周陶文達100多件其中有十六個單字，多為地名（張鬆林、《鄭州商城區域內出土的東周陶文》《文物》1985年第3期）。

　　從以上列舉出的先後材料來看，陶文是我國古文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最早的字源所在，它的發展曆史是一脈相承，從未間斷過。戰國以後，陶文大盛，直至秦漢，像秦鹹陽宮的大量市亭陶文，秦兵馬俑的陶文等。

　　總之，陶文的出現比甲骨文還要早，最初大部分屬於象形符號，以後逐漸發展為文字，到商周時，它成為我國古文字的二大係統的一個方麵，它的字體基本與甲金文相似，不過字體顯得草率而已，這當與這些字出於工匠之手有關。

　　經各方麵研究，出現在周原陶片、瓦片上的這些陶文，內容和函義也是十分清楚的，當然極個別的符號另當別論。這些陶文我以前均作了考釋，隨著大量陶文的出土，一定會引起越來越多的文字研究者的關注，有些不識之“符號”，很有可能像考釋甲、金文那樣逐漸被破譯出來。